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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登录：1967的年德国学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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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的年德国学生运动
1967的年德国学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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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西柏林大学，马尔库塞作题为《乌托邦的终结》（Das Ende der Utopie）的系列演讲。第一次演讲的主题是乌托邦，他指出：“实现自由社会所必须的一切物质力量和知识力量都已经具备。但这些力量还没有被运用起来，这是由于现实社会被彻底动员了起来，反对自身的解放”。
孔策尔曼（Dieter Kunzelmann）率领一组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的成员，在西柏林建立了“第一公社”（Kommune I），提出一系列主张，“要求彻底拒绝资本主义制度”。除了孔策尔曼之外，投身试验的还有乌尔里希·恩岑斯贝格（Ulrich Enzensberger）、达格隆· 恩岑斯贝格（Dagrun Enzensberger）、格贝特（Volker Gebbert）、黑默尔（Gertrud Hemmer）、里德（Dorothea Ridder）以及泽胡贝尔（Dagmar Seehuber）。当时正在美国逗留的著名作家约翰逊（Uwe Johson）为他们提供了实验场所。仅仅到5月份，“第一公社”的成员就被“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开除了。
（图片来源：wired）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指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消除它的影响的一年”。在社论的鼓动下，“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升温。
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德国电视一台的电视杂志“报道”（Report）中，霍克海默教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发表评论，并对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出了一系列的质疑。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位来自中国香港的传教士、一位来自慕尼黑的汉学家以及弗洛伊德研究所的所长米切利希教授（Alexander Mitscherlich）。在现场讨论中，米切利希认为，中国红卫兵的攻击行动可以说标志着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与工业化之间出现了适应上的危机；而霍克海默则断言，集体主义的冒进标志着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
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举行集会，要求社会研究所调整其研究内容和学术方向。集会在大学第二报告厅举行，最后作出决议，建议教授和助手以及学生共同组成研究委员会，并提出了改革的先决条件：“社会学专业的学生选举代表加入研究委员会，先决条件在于：学生代表的人数应当和助手以及教授代表的人数相当。……学生代表将由全专业学生大会选举产生”
西柏林自由大学举办报告会，主题是“大学与民主”（Universitaet undDemokratie），福利德堡教授和哈贝马斯教授应邀作报告，题目分别为《大学与公共性》（Universitaet und Oeffentlichkeit）和《民主的大学与大学的民主化》（Universitaet in derDemokratie—Demokratisierung der Universitaet）。
两名示威者在西柏林被警察逮捕。警察还查抄了“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在西柏林的办公场所，引起了学生们的强烈不满。
“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在贝多芬广场的学生公寓举行集会，与社会学教授哈贝马斯和福利德堡展开讨论。随后，“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就在社会研究所建立研究委员会一事进行表决，结果是31票赞成，14票反对。事后发表了致所有成员的公开信。信中说到：“在最近的一次成员集会上，哈贝马斯和福利德堡讨论了高校政策。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与两位教授展开了讨论，不过有些同志认为，这样做有悖于联盟以前的政策。……哈贝马斯坚决反对把讨论和行动联系起来，他只是不想放弃他作为社会主义教授的立场，而让自己彻底变成教授型的学生”。
“德国学生专刊”（DSA）对曾任社会研究所助手的社会学教授普罗斯（Helge Pross）提出抨击：“您不是我们理想的代表。我们不想和您展开讨论。我们不仅没有能力与您展开讨论，也认为您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我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您是不是德国公民。但我们知道，民族问题在您的圈子里是十分棘手的”。普罗斯面对传单，反击说这是“反民主的综合症”。
部分青年在法兰克福市内举行沉默游行，抗议越战，呼吁和平。
“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和“社会民主党高校联盟”（SHB）以及“德国自由学生联盟”（LSD）举行集会，并发表声明，反对美国发动越南战争。杜切克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光是抗议看来是不行了，“我们必须发起挑衅，以便赢得更多的支持者”。会上打出了越共的旗帜，焚烧了美国总统约翰逊的头像，并为越共发起募捐。在集会过程中，各种口号彼起此伏，不绝于耳，如“美国佬滚出越南！”、“约翰逊是刽子手”、“支持胡志明！”等。
许多全部武装的警察试图摘下法兰克福大学校园内反对越战和抗议警察的标语，可惜未能如愿，因为遭到了学生的围攻。
马尔库塞在旧金山的伯克利大学发表谈话，题为《抗议与无效》（Protest und Nutzlosigkeit）。
1967年，马尔库塞于西柏林。彼时，马尔库塞与马克思、毛泽东并称为“3M”。
在“挑衅派”（Provos）的组织下，近200名学生举行游行，反对越战。游行队伍到达美国领馆门前时，与警察发生了对峙。学生们载歌载舞，高喊反战口号。在返回的路上，与警察发生冲突，有三名学生被捕。
著名作家恩岑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荣获纽伦堡市文化奖。他把奖金（总额6000马克）全部捐献出来，用以资助那些因政治原因而受到迫害的人，其中有五位是遭到逮捕的共产党人。纽伦堡市议会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党团致信市长，反对把文化奖颁发给恩岑斯贝格，因为他批判了“宪法的现实性”。于是在德国掀起了一场关于共产主义合法性的讨论，特别是关于取缔共产党是否合法的讨论。结果认为，德国需要禁止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共产党。
在法国巴黎大学，激进学生组织发起“性信息和性启蒙运动”（Kampagne der sexuellen Information und Aufklaerung）。他们占领了学生公寓，反对男女生分住，反对性别歧视。他们修筑了壁垒，与警察对抗，并扬言如果不修改公寓守则，他们就决不罢休。后来，索邦大学校长亲临现场，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并承诺决不秋后算帐，这样学生才最终撤出学生公寓。但是，事后不久，这些学生还是受到了学校的警告，有些甚至被驱逐出学生公寓，其中包括激进分子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这件事充分证明，校方的确是把学生当中的激进分子列入了“黑名单”。
一群全副武装的示威者在西柏林向美国领馆投掷彩料。
2000名示威者在西柏林举行游行，抗议美国副总统到西柏林访问，并投掷了石块和酒瓶。
黑森电台播放了哈贝马斯在西柏林自由大学的演讲，题目改为《民主的大学与大学的民主化：关于现实主题的批判思考》（Universitaet in der Demokratiesierung —Demokratiesierung derUniversitaet：Kritische Ueberlegungen zu einem aktuellen Thema）。
在加州大学的一次集会上，马尔库塞发表演讲，阐述反对越战的抗议运动的前景。
阿尔夫莱德·施密特（Alfred Schmdt）翻译了马尔库塞的《单面人》（Dereindimensionale Mensch），并由Luchterhand出版社首版发行。该书的副标题为《发达工业国家的意识形态研究》（Studien zur Ideologie der fortgeschrittenenIndustriegeselschaft）。其中，马尔库塞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内在发展逻辑。他认为，在新型的统治制度中，关键的结构因素在于技术合理性与政治合理性的相互融合：“由于这种社会具有总体性特征，传统的技术中立性概念失去了其意义。技术本身再也无法摆脱技术的应用”。
马尔库塞分析了单面化的社会，包括其中的语言、思想和心理。他指出，这种社会的特征在于彻底丧失了先验性，当然，这种先验性不是一个形而上学范畴，而是一个社会范畴和历史范畴。而所谓“单面性”，按照马尔库塞的理解，就是技术统治占据优先地位。
“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在慕尼黑举行代表大会，讨论政府大联合之后联盟的组织形式问题。会议邀请信中给出了三种模式，供大家参考选择：
1，“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马堡支部提议的名称是“社会主义反对派的劳动协会”（Die Arbeitsgemeinschaft Sozialistische Opposition，ASO）；
2，西柏林支部建议用“柏林政治俱乐部”（Der Politische Klub Berlin）；
3，裁军与民主支部认为可以采用“社会主义与民主的行动中心”（Das Aktionszentrum fuer Sozialismus und Demokratie）。
在“德美友好周”开幕时，近200名学生在“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的组织下，游行抗议美国在越南发动战争，抗议美国军队到法兰克福市中心亮相，抗议法兰克福市政府和黑森州政府在政治上的不负责任和在人道上的无动于衷。
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有黑森州州长齐恩（Georg—August Zinn）、法兰克福市长布隆德特（WilliBrundert）、美军中将马瑟（George R. Mather），以及法兰克福市荣誉市民霍克海默教授。游行队伍高喊“霍克海默滚出去！”，并打出了许多标语：“战争是个大生意，让你儿子去做吧！”，“结束在越南的无谓杀戮！”。
法兰克福市长布隆德特首先致辞。他强调指出，霍克海默教授本人在纳粹执政期间曾遭受迫害，他为争取民主和各民族之间的和解作出不朽的贡献。随后，黑森州长齐恩发言，猛烈谴责游行学生的无知和幼稚，他说：“你们这群胡闹的孩子，我们在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时候，你们还穿着开裆裤呢！”。为了控制局面，当局出动了警察，阻止了学生对贵宾的攻击。事后警察局证实，共有18人被逮捕。
晚上，在“美国之家”举行联欢会，庆祝“德美友好周”开幕和“美国信息中心”建立十周年。霍克海默出席并致辞：《当代德国人意识中的美国：关于沟通问题》（Ameirika heute im Bewusstsein der Deutschen：ZumProblem der Verstaendigung）。他就当天发生的事件发表评论说：“在法兰克福游行反对越南战争的人，应当知道一点，这里在座的每个人都没有忘记发生在越南的可怕场面。但光靠游行是无济于事的”。他一方面怀疑美国越南政策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也强调，正是美国军队曾经帮助过欧洲结束了黑暗和恐怖。在霍克海默讲话期间，会场上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反应，一方要求霍克海默赶快闭口，另一方则为霍克海默鼓掌叫好。
霍克海默与阿道尔诺
法兰克福大学夏季学期开学。在开学典礼上，刚刚应聘到社会研究所担任教授的福利德堡发表了就职演说。校长吕格（Walter Rueegg）致开幕辞。他回顾说，德国的第一个社会学教授职位是法兰克福大学设立的。同时，他也强调，应当继承和发扬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把哲学与社会学融为一体的优良传统。福利德堡的演说题为：《大学与公共性》。福利德堡主张，应当彻底消除高校中的专制结构，使高校实现民主化。
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系学生伯恩哈特（Hanspeter Bernhardt）被警方传讯，原因是他对记者勒夫勒（Siegfried Loeffler）进行人身攻击。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伯恩哈特曾在一份校刊上发表文章，题为《希特勒与勒夫勒》（heil hitler,herrloeffler），言下之意，勒夫勒在纳粹统治期间曾有越轨行为。事情后来以庭外调解而告终。
托伊费尔（Fritz Teufel）被捕入狱，理由是“他呼吁纵火，侵犯人权”。
法兰克福大学学生会致信西班牙司法部长，抗议判决巴塞罗纳大学的11名学生。这些学生是因为参与了在马德里的公开集会而遭到逮捕的，此外，他们还被认为是非法组织Sindicato Democratico de Estudiantes（SDE）的成员。
“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在校园里张贴大字报，抗议伊朗巴列维国王（Schah）动用秘密警察对付学生，并抗议他到德国进行国事访问。
德国学者格尔德·柯能年轻时参与“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SDS）开会的场景。（来源：网络）
在慕尼黑，德国学生和波斯学生一起游行抗议巴列维国王到德国访问。在西柏林自由大学，学生们也举行了游行。游行队伍不但与支持的波斯学生发生了冲突，还遭到了警察的围击。期间，26岁的学生奥内佐格（Benno Ohnesorg）不幸被警察局长库拉斯（Karl Heinz Kurras）击毙身亡。第二天，有近6000人举行大游行，悼念死者，声讨凶者。奥内佐格的死在联邦德国大学引起强烈反响，到处都是抗议，到处都是悼念。
2500人举行沉默游行，呼吁中东和平，反对以色列与埃及之间的战争。
阿道尔诺在讨论课上就奥内佐格的死亡发表看法：“学生的角色根本不能和犹太人相提并论”。
3000多名学生举行集会，要求了解奥内佐格死亡的详细情况，并声援西柏林学生的主张，要求西柏林市长、警察总长等有关官员引咎辞职，并把凶手库拉斯从警察队伍中清除出去。法兰克福大学校长和哈贝马斯教授参加了集会，并发表了讲话。会后进行了募捐，用以帮助奥内佐格的母亲。校园和学生公寓到处都悬挂着黑旗，以示哀悼。
阿道尔诺在美学讲座中指出：“如果我今天不就柏林事件说上几句，我就无法开始我的讲座。”
在学生会的号召下，8000人举行游行和集会。当时还是哲学系助教的耐格特（Oskar Negt）、福利德堡教授以及作家宾格尔（Horst Bingel）和学生会主席彼得斯（Siegfried Peters）等参加了集会。耐格特发言指出：“我们今天悼念一位死者”，他的死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谋杀，但我们必须把凶者的行为看作是谋杀&。
奥内佐格的尸体由西柏林运到汉诺威埋葬。葬礼结束后举行了报告会，主题是：《高校与民主：反抗的条件与组织》（Hochschule und Demokratie—Bedingungen undOrganisation des Widerstands），与会者多达5000人。在讨论上，围绕着反抗形式的合法性问题，哈贝马斯与杜契克和克拉尔展开了争论。
在汉堡出版的《时代周刊》发表声明，签名者包括教授、作家以及出版家等。声明题为《关于警察与学生》（Zur Polizei und denStudenten），要求独立检查官调查清楚奥内佐格事件的来龙去脉。阿道尔诺、福利德堡、哈贝马斯以及米切利希等知名人士参与了签名。
阿道尔诺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致作家霍赫胡特（Rolf Hochhuth）的公开信。因为霍赫胡特在一篇纪念卢卡奇的文章中不点名地批评了阿道尔诺，称阿道尔诺是“最时髦的理论权威”，彻底牺牲了主体。
法兰克福大学举行集会，隆重纪念被纳粹杀害的犹太女孩安娜（Anna Frank），霍克海默出席集会并致辞，他称安娜是所有遭迫害者的代表，也是所有血腥统治下牺牲者的代表。
“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举行成员大会，与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讨论社会批判理论以及政治实践。讨论的主题包括：“就柏林事件而言，理论与实践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面对死亡，我们如何把道德冲动转变为理性思考？”，“社会边缘群体如何成为了国家的靶子？”等。在讨论过程中，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分别就柏林事件、越南战争以及学生们提出的其他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并对学生的行动主义提出了批判，希望学生能把“实践”的客观概念与“强化的事件概念”严格区分开来。并指出，学生的行动就像是一头困兽在寻找出路一样没有任何目标，因而不会转化为革命。因此，学生们必须放弃传统的抗议形式，寻找新的抗议形式和组织形式。最后，霍克海默归纳了他们两位的立场：“理论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理论必须具有连贯性，否则实践就会出错”。
事情的缘起是：“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在一封致霍克海默的公开信中谴责说，这位退休的社会哲学教授所说的一切是多么的无知。公开信最后还说：“您对社会实践彻底失望了，还为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辩解，这不能不让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批判理论对于社会实践究竟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批判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是不是一直都在支持美帝国主义”。霍克海默也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用以回答学生的追问。他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具有很大的潜力，他们想赶超工业社会，试图在军备生产上领先一步。他们这样做，和资本主义世界所坚持的实际上是相同的经济逻辑和权力兴趣”。
“声援以色列人道主义委员会”（Kuratorium humanitaerer Hilfsmassnahmen zugunstenisraelischer Buerger）成立，霍克海默是发起人之一。
在“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的支持下，“德国社会主义独立学生行动中心”（AktionszentrumUnabhaengiger Sozialistischer Schueler，AUSS）宣告成立，并在法兰克福大学举行了第一次全德代表大会。大会发出呼吁，认为不改变社会，高校就不可能实现民主化。
学生报刊《铁饼》编委会由于在出版纪念奥内佐格的副刊问题上发生冲突而走向分裂。
“全德学生会”三主席联名发表声明，呼吁释放参加绝食的托伊费尔（Fritz Teufel）。
法兰克福大学学生游行抗议政府准备实行紧急状态法。
“德国以色列学会”（Deutsch Israelische Gesellschaft ，DIG）、“基督教犹太教合作协会”（Gesellschaft fuer christlich —juedischeZusammenarbeit）、“德国以色列研究会”（DeutschIsraelische Studiengruppe，DIS）以及希伯莱大学的代表在法兰克福大学发表声明，捍卫以色列的生存权和要求在中东实现和平。布洛赫（Ernst Bloch）在报告中发出疑问：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在未来难道不应当处于共生状态。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十分猖狂，以色列的民族主义难道不也是日甚一日吗？海德堡大学神学教授伦托夫（Rolf Rendtorff）指出，在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间，偏袒哪一方都是不对的。法兰克福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费切尔（Iring Fetscher）则强调，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政策都是错误的，都应对中东战争负责。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授权翻译出版了意大利文版《启蒙辩证法》，但这一版本遭到了法兰克福学生报《铁饼》的批评。因为其中有29段被删除。《反犹主义要素》一章则有一半的篇幅被省略。特别是一些关键词的变化，更是让学生们难以接受，比如“大工业”变成了“工业社会”等。
耐格特在幽默杂志《抱歉》（Pardon）发表文章，质问枪杀奥内佐格究竟是意外还是“血腥制度的表现”：“我们今天在开始阶段所经历的，就是要有计划地消除自由主义”，“奥内佐格是符号行为的牺牲品”。
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弗莱堡大学发表演讲，阐述自己对于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看法。阿伦特认为，本雅明著作的主题是“现象的奇迹”，而非什么哲学理论。因为正如阿道尔诺所说，本雅明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对本雅明影响最大的是歌德的“原始现象”（Urphaenomen）概念。本雅明十分看重隐喻、表达形式以及引文。他试图依靠这些进入事物的本质。阿伦特最后认为，本雅明和海德格尔之间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对于语言的独到理解以及对于思和诗的辨证思考。
在西柏林自由大学，阿道尔诺与“第二公社”（Kommune II）以及“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成员发生冲突。阿道尔诺本来是应邀前去作报告的，报告题为：“关于歌德《伊菲格尼》中的古典主义”（Zum Klassizismus von Geothes Iphigenie），主持人为著名文学理论家斯丛迪（Peter Szondi）。在报告正式开始之前，“第二公社”和“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就广泛散发传单，攻击阿道尔诺。报告最后勉强进行，讨论也未能顺利进行，最后被吵闹所取代。
阿道尔诺与“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成员在“共和俱乐部”展开讨论。
在西柏林大学，马尔库塞作题为《乌托邦的终结》（Das Ende der Utopie）的系列演讲。第一次演讲的主题是乌托邦，他指出：“实现自由社会所必须的一切物质力量和知识力量都已经具备。但这些力量还没有被运用起来，这是由于现实社会被彻底动员了起来，反对自身的解放”。最后，他还阐述了他对于批判理论的理解：“我们今天总是把批判理论称作马克思主义。如果批判理论不想坚持改变可怕的现实，它就必定会把极端的自由、剧烈的分化等纳入自己的框架。马克思主义必须不顾风险，这样来定义自由：即自由从来还没有出现过，还没有被意识到和认识到”。
第二次演讲题为《反对的暴力问题》（Das Problem der Gewalt in der Opposition），集中复述了他在《压抑的宽容》中的立场，用自然权利为反暴力辩护。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生运动反对的是“整个制度”，是“一切来自制度的压制”，是“都市外的恐怖行为”。
在第三天晚上，马尔库塞与施万（AlexanderSchwan）、克莱森斯（Dieter Claessens）、富尔特（Peter Furth）等就《富裕社会中的道德与政治》（Moral und Politk in der Ueberflussgesellschaft）继续展开讨论。第四天晚上，马尔库塞与杜契克（Rudi Dutschke）等讨论了越南问题、第三世界问题以及大都市中的抗议运动。
在伦敦举办“解放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s of Liberation）研讨会。主持者为莱因（Ronald D. Laing）和库伯（David Cooper），参与者包括斯威茨利（Paul M. Sweezy）、高德曼（Paul Goodman）、戈德曼（Lucien Goldman）等。7月28日，马尔库塞应邀发言，题为《富裕社会的解放》（Befreiung von der Ueberflussgesellschaft），讨论的核心问题是：知识分子在都市解放运动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人们普遍认为，知识分子本身并不是什么革命的阶级，但他们可以发挥催化剂的作用，唤起并推动革命。知识分子过去犯的错误在于，总是去组织其他社会阶层，而没有把自身有效地组织起来。对此，马尔库塞提出反对意见，他指出：“我们的使命就是启蒙，而且是新型的启蒙。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理论与实践，而且是政治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因此，教育远不仅仅是讨论，也不单纯是教学与写作。今天的教育必须囊括精神与肉体、理性与想象、知性的需求与冲动，因为我们的整个存在都变成了政治和社会技术的主体和客体……教育体系肯定会政治化，而并不是我们想让它政治化。我们想做的一切，就是要提出一种反政治，用以对抗统治政治”。
《时代周刊》发表了赫尔曼（Kai Hermann）的文章《柏林学生的偶像》（Das Idol der Berliner Studenten），全面论述了马尔库塞。
黑森电台播放了阿道尔诺的演讲《社会冲突是否已经制度化：关于当代社会学》（Ist der soziale Konflikt institutionalisiert?）。
《基督教与世界》（Christ und Welt）杂志发表了（Wolfgang Ignee）的文章，集中论述了马尔库塞的《单面人》。
托伊费尔（Fritz Teufel）获释。
“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第12次代表大会在法兰克福大学食堂举行。
西德电台播放了对马尔库塞的采访。马尔库塞为他在西柏林所引起的反响表示惊讶，并指出，如果认识不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作为反对派已不复存在，现在有的是学生和嬉皮士的反抗，那么，政治分析就一定会不得要领。
法兰克福大学举办国际科学大会，题为《当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纪念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一百周年。组织者是政治学家费切尔和著名的左派出版社Europaeische Verlagsanstalt。应邀到会的有第四国际代表曼德尔（Ernest Mandel）、法国理论家尼古拉斯·普兰查斯（Nicolas Poulanyzas）、德国工运专家阿本德洛特（Wolfgang Abendroth）、世界体系论在德国的代言人阿尔特瓦特（Elmar Altvater）以及耐格特和阿尔夫莱德·施密特等。
在南德电台“当代思想”专题节目中，霍克海默发表题为《关于当前的反美主义》（Zum gegenwaertigen Antiamerikanismus）的讲话。他回顾了联邦德国民众在战后对美国态度从积极到消极的变化过程，并认为导致变化的直接原因在于美国的越南战争和黑人运动。
联邦德国著名文学团体“47社”（Gruppe 47）宣布与斯普林格出版社终止一切往来，以支持学生。
切·格瓦拉（Che Guevara）在玻利维亚遇害身亡。切·格瓦拉一直被联邦德国左派激进学生奉为精神领袖和行动榜样。
切·格瓦拉牺牲后，逐渐成为艺术的符号。
法兰克福大学就“直接行动的目的与危险”展开讨论。主持人为毕林（Klaus Boelling），参与者包括朔伊希（Erwin K. Scheuch）、密斯卡（Peter Miska）、莱斯（Juergen Reiss）等。讨论的核心问题是直接行动在哪些方面有可能转换成恐怖行为。
学生们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抗议斯普林格出版社，从而把“抗议斯普林格行动”推向了高潮。
“德国社会主义独立学生行动中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工会礼堂举行。会议通报说，“行动中心”的组织已经遍及整个联邦德国，成员已经达到1800人。会议对斯普林格出版社提出批判，并呼吁没收其财产。会议还选举了中心的领导成员。
本年度的“德国书协和平奖”（Friedenspreis des Deutschen Buichhandels）被授予布洛赫，以表彰这位“当代杰出的思想家，他的希望哲学开创了新的道路，也指明了新的方向，对于时局，他没有逆来顺受，而是自觉承担起斗争的使命，改变时代，改变人类。他用精神的力量和语言的力量唤醒了人类，对强权进行质疑，对传统加以反思。他为人类及其未来绘制了蓝图，并使乌托邦成为希望”。
“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率领学生到法兰克福书展上抗议汉堡斯普林格出版社的垄断，要求政府没收斯普林格出版社。
记者斯科夫罗耐克（Edelgard Skowronnek）在《法兰克福评论》上发表文章，评述法兰克福书展。作者以Hanser和Luchterhand两家出版社为例，说明文化革命已经不期而遇。
应“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的号召，近500名学生举行游行，声援世界范围内学生反对越战的抗议活动。
应“全德学生联合会”的邀请，霍克海默在系列讲座《科学与社会》（Wissenschaftund Gesellschaft）中做首场报告《关于当前的哲学学习问题》（Zum Philosophiestudium heute），内容涉及到学制改革问题和“批判大学”的理念等。
德国电视一台在电视杂志《全景》（Panorama）中播放了默泽布格（Peter Merseburger）撰写的文章，介绍马尔库塞的生平和政治思想；同时还播放了电台记者就美国和联邦德国的学生运动对马尔库塞的专题采访。
“社会主义工作会议”（Sozialistische Arbeitskonferenz）在法兰克福举行，会议的主题是联邦德国左派的理论立场与组织形式。应邀出席的有恩岑斯贝格、哈贝马斯、耐格特、塞佛特（Juergen Seifert）以及绍尔（Helmut Schauer）等。阿尔特瓦特（Elmar Altvater）的报告内容是联邦德国经济部长席勒（Karl Schiller）的经济观念；罗森鲍姆（Wolf Rosenbaum）的报告题为《增长与收入政策中的实际问题》（Aktuelle Probleme der Wachstums—und Einkommenspolitik），塞佛特的报告题为《独立工会作为反对力量》（Autonome Gewerkschaften als gegenmacht），莱希（ReimutReiche）的报告题为《青年抗议运动的起因与条件》（Ursachen und Bedingungen der jugendlichenProtestbewegungen）。
在所有报告中，耐格特的报告最为突出，题为《政治与抗议》（Politik und Protest），主要分析的社会政治语境中抗议运动的变化过程。在耐格特看来，一方面，早期的零星运动开始走向激进化和规模化，另一方面，这些抗议运动又不能用资产阶级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模式来加以解释。
西德电台播放了与阿道尔诺的对谈，题为《柏林视点：关于学生造反》（Berliner Ansichten：Von der Unruhe der Studenten）。主题是大学民主化的必要性、局限性、可能性及其前景。
西柏林自由大学经过长期酝酿，成立了“批判大学”（Kritische Universitaet）。发起人包括弗罗纽斯（Sigrid Fronius）、沃尔夫（Reinhard Wolff）、莱福勒（Wolfgang Lefevre）等，他们认为，所谓“批判大学”，并非反大学，而是要把高校改革与社会民主化紧密结合起来。按照尼奇（Wolfgang Nitsch）在其《高校的民主》（Hochshule in der Demokratie）一书的说法，“批判大学”的根本宗旨就是要改革学制，建立民主的科学政策和就业政策，以及对社会民主化实践进行批判反思和科学分析。
“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散发传单，号召学生积极干预法兰克福大学政治哲学教授卡罗·施密特（Carlo Schmid）的讲座。他们认为，施密特教授是反民主的代表，也是推行紧急状态的先锋。法兰克福校长吕格随后严正警告学生不要盲动，但没有取得任何效果。
巴黎大学学生举行长达10天的大游行。不少教授也积极参与，比如著名社会学家昂利·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学生们抗议的焦点是政府手中制裁学生的“黑名单”。
法兰克福大学校长向学生散发传单，呼吁学生不要参与干涉卡罗·施密特教授讲座的行动，并要求警察和学校有关部门对讲座施加保护。但这一切都没有阻止学生进入课堂，有些激进学生甚至是从后门溜进去的。在课堂上，激进学生要求与卡罗·施密特教授进行讨论，遭到了拒绝，于是他们竭尽捣乱之能事，不让卡罗·施密特教授讲课。在吵闹和混乱当中，卡罗·施密特教授坚持授课到最后一刻。后来，校方把为首的几位“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成员告上了法庭，希望予以严惩，但法庭最后的判决却支持了学生。
“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带领学生干预政治哲学教授费切尔的讲座，因为费切尔教授此前拒绝支持反斯普林格（Springer）活动，批评“没收斯普林格”举动违反了基本法。此外，他还提醒人们，不要把“伟大同盟”的政策与斯普林格的出版策略混为一谈，也不要陷入“单纯的行动主义”。
南德电台播送了霍克海默的文章《马克思在1967：必要的启蒙》（KarlMarx 1967 —eine notwendige Aufklaerung）。霍克海默认为，尽管历史没有像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向前发展，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依然有助于我们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霍克海默指出，马克思的贡献在于自由主义批判，今天，我们必须把这一批判继续推向深入。德国总理艾哈德的辞职，就是自由主义陷入危机的标志。马克思的一系列范畴，比如剥削、资本、阶级等，都是十分有用的。现在，我们不应再用马克思的学说来引导政治行为，而应把马克思学说纳入教育的核心内容。
阿道尔诺在《美学》讲座开始的时候就“奥内佐格案”的判决结果发表评论。
右翼激进党“德国国家民主党”（NationaldemokratischePartei Deutschlands，NPD）举行活动，并与反对他们的游行学生发生冲突。学生们反法西斯主义的行动也遭到了警察的阻挠，从而造成了学生与警察之间的激烈冲突，警察不惜动用高压水龙头和马队来驱逐学生。
围绕着高校改革问题，在法兰克福大学展开激烈的讨论。校长吕格、黑森州文化部长许特（Ernst Schuette）以及福利德堡教授等参与了讨论会。吕格校长批评学生强行进入卡罗·施密特教授的讲座，认为这不啻于是“法西斯的恐怖行为”。吕格校长的讲话引起了学生们的强烈不满，他们要求校长收回批评，并向“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正式道歉。
“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发起集会，抗议司法当局对于枪杀奥内佐格的凶手库拉斯（Kurras）的判决。
阿道尔诺在其美学讲座上与克拉尔（HansJuergen Krahl）等讨论，学生干预卡罗·施密特（Carlo Schmid）11月20日的讲座，以及用纪律手段和刑法手段惩罚行动参与者等，这样做是否具有正当性。
1967年11月底
哈贝马斯应邀在纽约社会研究院主持豪斯讲座，该讲座由德国大众汽车基金会资助设立。讲座题为《联邦德国的学生抗议运动》（Studentenprotest in der Bundesrepublik）。学生运动作为一种全球现象，波及几乎所有发达工业社会以及第三世界，当时广受关注。在哈贝马斯演讲过程中，大厅里座无虚席。哈贝马斯分析了学生运动起来的背景和原因，指出德国的学生运动，特别是西柏林的学生运动别具一格。激进学生是第一代生活在物质富裕和政治稳定社会中的人，他们普遍对政党政治持怀疑甚至拒绝的态度，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无政府主义世界观”。哈贝马斯尽管支持对高校进行改革，但他怀疑，左派激进学生组织的抗议行为真的会带来什么积极的后果。哈贝马斯主张，联邦德国的学生运动要想取得积极的效果，就必须改变他们的理论基础和政治组织。在讨论过程中，许多人把联邦德国和美国的学生运动两相比较，指出两者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多的不同，比如组织水平、意识形态前提以及政治目标。
瓦赫特（Richard Wachter）在《法兰克福评论》（Frankfurter Rundschau）上发表文章，题为《撒野的左派》（Die ungebaerdigen Linke），评述“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
德国电视一台（ARD）采访了杜契克。电视台称他是德国激进学生的代言人，“他不仅想改造联邦德国的高等学校，而且想颠覆整个社会制度”。
《法兰克福汇报》举行调查，就高校发展前提广泛征求意见。阿道尔诺、米切利希以及维特赫尔特（Rudolf Wiethoelter）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的发动下，阿道尔诺在其美学讲座上与学生讨论他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的意见。针对有人提问：“我们的大学将驶向何方?”（Wohin steuern unsere Universitaeten?），阿道尔诺解释说：“毫无疑问，大学的确有沦为专家培训所的危险……随着实证主义科学观念日渐深入人心，科学也出现了非政治化的趋向，这在大学的繁荣时期（1800年前后）是难以想象的”。随后，“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还组织学生与其他两位教授米切利希和维特赫尔特进行了讨论。
“伟大同盟”（Die grosse Koalition）举行首次年度会议。“工会青年组织”（Gewerkshcaftsjugend）和“全德学生联合会”举行游行，抗议“伟大同盟”的政策。“全德学生联合会”两主席之一斯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发表讲话，指出之所以会出现“伟大同盟”，是因为经济奇迹已经烟消云散。工人在经济危机当中会深切地体会到自己依然生活在一个阶级社会里。
《行动周刊》（Die Tat）摘要发表了施莱夫施泰因（Josef Schleifstein）教授批判马尔库塞的谈话录。作者对作为新左派理论家的马尔库塞提出谴责，认为马尔库塞关于西方社会中工人阶级地位的论述，“一方面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相对贫困理论变得浅薄和庸俗，另一方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评价又过于乐观”。
“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组织学生，就法兰克福大学新的章程草案展开讨论，这是法兰克福大学第一次允许学生公开讨论校规，也是大学公共性的首次尝试。
阿道尔诺完成了重要著作《美学理论》（AesthetischeTheorie）的初稿。
杜契克（Rudi Dutschke）和库尔尼茨基（Horst Kurnitzky）（“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的柏林成员）致信马尔库塞。他们报告说，“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经过争论作出了重大调整，正准备分成一些专题小组，探讨不同的政治要求。此外，他们还希望马尔库塞能够帮助他们与“越南问题国际研讨会”的组织者建立联系。
《法兰克福新报》（Frankfurter Neue Presse）进行问卷调查，题为：“我的最大错误”（Das war mein groesster Fehler）。霍克海默的回答是：“我的最大错误是，由于固执，没有允许出版早期的著作（）。出版商想重新出版这些著作，因为需求不小。但被我拒绝了，因为我觉得这些著作中的许多内容已经不合事宜。但是，这些著作或许更切合今年，而不是未来……这倒不是说我后悔犯了这个错误，也不是说我已经决定现在就出版这些著作。尽管没有出版看起来是一个失误，但我的固执还另有原因。我是一个彷徨者。和我打交道，要相当有耐心才行。是否同意重新出版这些著作，我打算到1968年再做决定。或许我会同意”。后来，霍克海默果真同意由菲舍尔（S. Fischer）出版社重新出版他的早期著作，题为：《批判理论：一部文献》（Kritische Theorie—Eine Dokumentation），编译者是霍克海默的学生阿尔弗莱德.·施密特。
霍克海默的英文著作《理性之蚀》（Eclipse of Reason）由阿尔弗莱德.·施密特编译成德文，并加以补充，更名为《工具理性批判》（Kritik derinstrumentellen Vernunft），由菲舍尔出版社出版。
法兰克福学派政治哲学家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的文集《政治统治：关于国家学说》（Politische Herrschaft：Zur Lehre vom Staat），由卡罗夫（Marianne Kalow）翻译，并由苏卡普出版社出版。
哈贝马斯的方法论著作《论社会科学的逻辑》（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由苏卡普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文原发表于《视界》第四辑，曹卫东编撰，注释从略，责任编辑：signifier，Cathe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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