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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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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医师袁劲梅《疯狂的榛子》（上）
　　我们所说的一切，不过就是：给和平一个机会。　——JohnLennon
&喇叭家的《战事信札》
　　喇叭在她妈去世十八年之后，把她妈的骨灰沉在一个清澈的大湖里了，连同她妈戴了一辈子的一粒青玉。青玉像个小炸弹，一头尖尖，一头圆，温暖浪漫的青色。在喇叭还要她妈抱的时候，她会把这枚青玉抓在手上玩，叫它“小鸡蛋”。喇叭妈妈那么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居然对小喇叭说：“小炸弹。”
　　现在，“小炸弹”扔下湖，空灵和人间烟火全乘着白帆与红帆，变成故事，远远地在水面上滑过去。这个湖叫安大略湖，在加拿大和美国边界上。湖里冒出一群一群小银鱼，像从清澈无底的水中升起来的气泡，这让喇叭产生了一个固执的想象：“小炸弹”一直落向湖底，落到了地球那一边，落到一座坟堆的脚下。
　　她妈的信物自有自己的灵性，那“小炸弹”里装了一肚子炸药，还是一肚子怨恨，还是一肚子爱情，喇叭猜不出来。猜不出来，不代表不想猜。她就想猜出来，那枚“小炸弹”到底要去炸哪家的坟。
　　喇叭长到四十岁，才赶上她妈二十岁时的漂亮。她算算：她妈漂亮了一辈子，她到四十岁才漂亮，只能漂亮半辈子。她把这道算术题跟先生讲了。
　　先生是送她信物的人，艺术家宁照。喇叭不戴玉，戴着一串墨绿色的小贝壳，每个贝壳里有一粒酱红色的小木珠。不闪光，不值钱，还不如说戴着一串情调。艺术家不买信物，宁照能看中的信物，只能是他自己做的艺术品。宁照说：“这是你妈的情调，你最好继承下来。”喇叭比她妈要闹人一百倍。她盯着先生问：“你说，为什么我妈比我早漂亮二十年？”
　　先生宁照正在画一只鸭子。这是一幅大油画，宁照画的是西方油画，但鸭子却是正宗的中国鸭子，是那种祖宗一看就能看出“大道之行”，厨子一看就要想杀了吃的胖鸭子。它翅膀举起，胸脯挺着。最妙的是，有一圈一圈蓝得发亮的水纹，在鸭子胸前灰黑相杂的羽毛下张开，由深到浅，由浅人无，入进一片华兹华斯和王维写进诗里的那种湖区或芦苇：“赤身裸体的小木筏，在与它不可分离的水中”——“宁静玄远”。
　　喇叭是情感做的，但宁照却不是她自由恋爱找到的男人，是她妈定下来，叫她嫁的。因为喇叭听话，从小到大都是母亲帮她做决定，没谈恋爱就结了婚，跟宁照过上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家庭生活。以后，随便宁照怎么处处想着喇叭和小家庭，喇叭总觉得，她只过了家庭生活，没过上爱情生活。从父母家跳到宁照家，被保护自然好，但没有自由恋爱过，就像从河这边一脚跳到河那边，两岸也没什么大区别，桥上的好风景却没看到。喇叭一回头，一想到“没过桥”就到了对岸，就觉得亏了。所以，一不高兴就说，想跟宁照离了重过，哪怕是世界上没男人了，到最后还得嫁给宁照，那也得先热热闹闹恋爱一回，才去过小日子。
　　宁照对喇叭的“爱情缺失”不同情。把他当成最后一个男人，是当备用品看，简直是奇耻大辱，他比大部分男人好多了。宁照理直气壮地宣布：“我不会谈恋爱，只会过日子。我还没成艺术大师呢，没人养着供着，光谈恋爱怎么活？”
　　喇叭一闹人就秋后算账：“我真不知道我妈怎么会替我看中你。我敢保证她自己的情人肯定不是你这种面条脸。”
　　宁照不理睬，换了支笔，画湖边的沙。安大略湖被太阳照耀着，湖边有棕红色的沙滩。宁照油画上的沙也是棕红色。宁照的油画在当地卖得好，当地的加拿大人都知道沙滩可以是棕红色。
　　宁照以“认真艺术”著名，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前卫现代派。宁照画的沙，一粒是一粒，他把光线画在沙上，让棕红色的沙滩和蓝水一起发亮。他画着沙，心里就有好感觉，他对喇叭说：“这就是你，就是我们。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比写情书好。”又用笔屁股指指墙上一幅漫画肖像，“墙上的那个人不是面条脸，是政策脸。”
　　那漫画肖像，是喇叭爸爸颐希光。老头子在加拿大前前后后待过两年，天天在楼上看中文电视，吃饭的时候就给大家上政治课。电视里看了什么都记不住，张冠李戴。有时候，会把喇叭当作她妈舒暖叫。宁照不喜欢喇叭爸爸一开口就说：“现在形势大好，中央有政策……”宁照不软不硬地顶过老头子一次，他说：“形势，与画家无关。画家把自己画画好了，把自己人做正了，就行。干什么要活得像个蜗牛，走到哪身后背一个大形势？”老头子不高兴，说加拿大盐不成，糖不甜，没有中国吃得好。
　　喇叭看看墙上的漫画，不知道“政策”怎么能渗透到人的脸上去。“阔面方嘴，箭眉星眼，直鼻方腮”，那是贾雨村呀！喇叭看《红楼梦》，也没当回事看。只看到这一行的时候，突然心里一跳，原来，这个“知仁知恶，才干优长”却仍然玩权贪酷的贾雨村，就是个“贪官污吏”的种子选手。宁照这个混蛋，把贾雨村的基因画她爸爸脸上去了！
　　宁照是学中国画起步的，会捉“神”。“政策”的“神”怎么跑到喇叭爸爸脸上去了？颐希光是“颐少爷、颐学长、颐爸爸、颐教授、颐老头”。从上西南联大起，喇叭爸爸颐希光一辈子就在学术圈子里，这个“政策脸”整容术的过程有多长？喇叭说不清。如今，宁照用“笔屁股”点破了“神”。一切都是宁照搞的鬼！喇叭说：“宁照，你这个坏蛋，我就想跟你离。我马上就买飞机票，明天就到浪榛子家去，不回来了。”
　　“浪榛子”是喇叭的战略基地。一跟宁照吵架，喇叭就以转移到“浪榛子家”相威胁。
　　宁照听这话已经听成习惯，就像听“明天我上班”这类的话一样。他知道喇叭明天不会去浪榛子家，也不会跟他离婚。喇叭从来没有完全从“女儿”的角色上转到“太太”上来。宁照带喇叭带得辛辛苦苦。年轻时还好带，宁照说什么，喇叭相信什么；四十岁一过，喇叭学会造反了，不好带了。宁照和喇叭结婚时，喇叭妈妈对宁照说：“喇叭全交给你了。”宁照一口答应。这一答应，是宁照和喇叭妈妈之间的秘密契约。他俩都知道，宁照答应了要像保护女儿一样保护太太。
　　明天早上，宁照会把喇叭叫起来，然后送她去保险公司上班。一切就和今天一样。
　　喇叭的印度同事脖子上和手腕上都戴着油光闪闪的金首饰，说是她女儿要结婚了，又说多少亲戚要从印度来参加婚礼。从她女儿说到她自己的陪嫁，从陪嫁说到她娘家，从娘家说到她外公，她娘家祖上是吠舍种姓，商贾人家，到她外公，孩子太多，大家一分，家境不如从前了……家史一般。
　　当印度同事兴高采烈地说完自己，回过脸来问喇叭：你祖上是干什么的？喇叭说：我外公活着的时候开银行，我爷爷活着的时候在南洋经商，我妈是经济学教授，我爸是物理学家。印度同事的眼睛都瞪圆了。她说：“你家很有钱呀！那你还在我们这个小破公司干？”
　　喇叭不置可否。回到家，找出一个本子，从本子里抽出一张纸。那是她妈去世前写给她的财务账。纸上记着她妈留给她的存款：小舅寄来港币一万，几次讲课费共三千，父母工作四十多年省下工资结余存款一万七千。大大小小，加在一起共有人民币三万多块钱。她妈十八年前就留给她这么多钱，没有一分钱是黑的。
　　以后好几天，她都想：是呀，我们家很有钱。钱呢？为什么祖辈连个糖果也没给我留下？这才是三代呀。她想起妈妈说过：“钱多，不是好事，要有报应的。”为什么要有报应，她妈没说。她妈对喇叭说：“谁能精明过你的外公？你外公都守不住家业，你想都不要想‘金钱’二字。那是荼毒人心的字儿。所有我们这辈人经过的灾乱和邪恶，就到我们这辈人止。我就希望我的孩子能有一小块安静的家园，当个平常人，再生个把傻儿傻女。天天高高兴兴，就行了。”
　　喇叭就是按她妈的希望活的，天上掉下来什么，就得什么。不争不抢。没她的份儿，也不伤心。她日子该怎么过，以前妈妈负责，后来宁照负责。谁知她过到今天，突然会往四下看了。怎么人们又都跑到“发财”这条路上了？还竞争激烈。都疯了般地忙挣钱，没人怕“报应”，也没人想到“报应”，那“荼毒人心的字儿”金光闪闪，俨然天理一般在人头顶上指路，目标明确。喇叭不知道，现在奔钱而去的人，那样的努力，到了他们的儿孙辈，这些努力又有多少意义？就算有谁能像她外公一样精明，种下一棵人人喜欢的金钱树，能守得住叶子不落、树不倒、猢狲不散吗？
　　于是，喇叭又有新问题来烦宁照了：“我们家的钱呢？”
　　宁照说：“我最喜欢你的地方就是你从来不谈钱。像你这样的人应该问：美吗？不应该问：钱呢？”喇叭说：“宁照，你要不能回答我这个问题，我就跟你离。”宁照说：“你跟我离，我也回答不了。我既不懂政治，又不懂经济。”喇叭说：“我妈说过：有一种结构生产毒菌。你不是研究过人体结构吗，说，结构怎么产生毒菌？”
　　宁照知道喇叭胡搅蛮缠了。在这个远离政治，甚至远离尘嚣的安大略湖边小镇生活，喇叭越发被他宠坏了。宁照宠老婆远远超过宠儿子。结构？什么都有结构。人体有结构，沙石有结构，社会有结构……就是爱情没有结构。宁照从来没想到，情感做的喇叭，从过了四十岁起，关心社会问题了。他哄喇叭说：“你还是去研究你妈的爱情故事好了，别过问社会。那些事，你管不了，也懂不了。”喇叭说：“我懂得了。我家被抄检大观园了。”又无遮无挡地加了一句，“我就不懂，我怎么会嫁给你这贾府门口的石狮子。”
　　喇叭说完就甩手上楼，回卧室去了。画室的门在喇叭身后砰然关上。白墙上挂的一幅小楷书法，白纸无声，黑字也无声：
　　先是他们来抓社会主义者，
　　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社会主义者。
　　接着他们又来抓贸易工会会员，
　　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贸易工会会员。
　　然后他们又来抓犹太人，
　　我也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当他们来抓我的时候——
　　已经没有人
　　来为我说话了。
　　——舒暧译PastorNiemoller诗
　　PastorNiemoller是著名反纳粹人士，在纳粹集中营坐了七年牢，宁照并不知道，但他和喇叭都喜欢这首喇叭妈妈八十年代翻译的诗。这幅书法是舒暖的终身好友、文学家南诗霞用劲秀的小楷恭笔抄写的。这也算是喇叭妈妈的遗物了。
　　无声中，宁照从诗人不说话的结果想到喇叭刚才说他是贾府门口的石狮子。
　　用贾府焦大的话说：贾府就这门口的石狮子算干净的。在这个纸醉金迷的世界上，能干净就不容易了。当年宁照要和喇叭结婚，喇叭妈妈曾笑着对他说：“你知道了我们的家庭历史，还敢娶喇叭？那我就不必担心只剩焦大敢娶我们喇叭了。”
　　对焦大，宁照有很多感慨。他不知道焦大对媳妇怎么样，不过，他认为：奴才当到焦大的份上，也就当出精英来了。自己挨饿，偷食给老主子吃；得半碗水，给老主子喝，自己喝马尿。瞧这奴才的伦理，一应全在他身上开花结果。所以，小主子们都让他几分，听他骂“败家子”。和那阿Q比，别有一番不同。阿Q胆子多小呀，在小尼姑脸上拧一把，还要找个佐证：“和尚摸得，我也摸得”。不如焦大干脆整天就醉着，骂人也醉着骂了，怎么的？奴才和奴才一比，原来，一个乡下奴才，一个城市奴才。光一个城乡差别，就能把人分成等级。鲁镇的，哪赶得上金陵贾府的？关系网也不一般大呀。焦大若活在这个时代，混成个房地产商也不是不可能。
　　宁照小时候，住在南京鸡鹅巷。那里离旧时的宁国府不远，市井和历史在巷子的石头路上织来织去，织了一千年，精细得连虫子都能成了趣。巷子深深，两棵美人蕉在细细长长的小空间里修炼成了精，才在一起拔了叶子开了花，谁走过一棵就听见它在说另一棵的坏话。一年到头，阳光总是只能照在一侧墙上，另一侧在阴影里，像一白一黑两块包裹布，裹起包袱，若要，就一起背着；若不要，就什么都没有。窗户外动不动就是婆媳吵架，老子训儿子，下棋的掀了棋盘，斗虫子的欢呼某蟋蟀荣获“大将军”。是人都得快快乐乐地活，市井炊烟里，这些吵闹声像浑浊的水，你不喜欢，却也少不了。这点，在和喇叭的生活中被验证。这就是普通人的日子。沙滩上的沙，在太阳底下存在着。
　　宁照放下画笔，灵感没了。原来灵感全得从喇叭的吵闹声中产生。他从地下室走上楼，楼梯口挂着宁照画的几幅小画。其中一张是喇叭十八岁时的肖像，一条傻乎乎格子围巾围在脖子上，托着一张傻乎乎的皮球脸。真是没她妈年轻时漂亮，宁照想：我要会奉承人就好了。当初为什么没把她画漂亮一点？现在来闹人。
　　宁照走到卧室门口，从门缝里往里看，看见喇叭低着头，盘腿坐在床上打电话，像她妈看书时的神态。文雅。盘着的两腿前面放着她妈留下的遗物——一本纸页都变成棕色的《战事信札》。她妈留给喇叭的那张家产记录．原来就是夹在这个本子里的。
　　她妈的信物又拿出来了。那扑朔迷离的本子，扉页上贴了半张奇奇怪怪的蓝色门神，高鼻子，蓝眼睛，头戴飞行帽，肩上插着野鸡毛。就是一个美国佬插了杨家将的翎毛，不知是哪方将领，也不知为啥成了“门神”。本子里面，一天一天的战事多是中文夹着英文书写，每个汉字和英文字母都是正楷写法，标准。只是缩写太多。页码边上也有一些加上去的中文字，那明显是喇叭妈妈的手迹，草体。喇叭妈妈后来加写在页边上的那些字句，像是天书密码：
　　“荷花使命”；
　　“任务A——命运使命”；
　　“马特宏峰使命”；
　　“大合唱使命”；
　　“长龙使命”；
　　“地谢使命”；
　　“α使命”；
　　“大乌鸦使命”；
　　“屠夫使命”；
　　这都是一些什么故事，宁照和喇叭大多没听说过，但他们知道，这本子的最后“命运”是火里逃生，被喇叭家的老保姆张奶奶神不知鬼不觉从火里救下，悄悄送到乡下儿子家藏起来，逃过了“文革”大劫。张奶奶对她儿子说：“这个门神烧不得。日本人来的时候，就怕这个。从前我们山里人，家家都贴这个。灵。一家房子都没被日本飞机炸到。小孩生个什么病，女人坐月子，都到门神下过一过，保平安。”
　　到物归原主的时候，宁照已经娶了喇叭多年，而张奶奶已作古。是张奶奶的儿子进城时，顺便把原物送回来的。喇叭妈妈见到这东西的时候，半天无语，与其说“惊讶”，不如说“紧张”。
　　宁照也知道这本《战事信札》与一个航空兵有关，与喇叭爸爸无关。那本《战事信札》与其说是一本战事记录，不如说是战地情书。喇叭的心思，宁照知道，她就想搞清楚：这个英雄情长的航空兵是什么人？她爸又是哪里冒出来的？如此英雄情深的信物在她妈手上，怎么会变成一个重新组合？喇叭自己没谈过浪漫爱情，不知道生死相恋的感觉和两口子上街分吃一碗牛肉面的感觉到底有多少距离。找她妈的爱情故事，就像是找她自己的一样。
　　宁照也想制造爱情，可他作为鸡鹅巷的书生，爱情永远只长到“小荷才露尖尖角”。这是宁照困难的地方。他既不屑于市井里的打情骂俏，也学不来英雄时代的男人大开大展。“尖尖角”，光尖不开。爱得再深刻，到该说甜话的时候，他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宁照要讨好喇叭，就跟喇叭谈谈她儿子。
“命运使命”
　　宁照走进卧室，本想讨好喇叭，跟她说：“儿子怎么这么多天没打电话来？”
　　喇叭看他来，却拿着电话跑书房里去了。不想让宁照听她在说什么。
　　那本《战事信札》打开着，放在床上。一种陈年的乡下柴火气味在艺术家宁照眼前从气味变成缥缈的形状，又从缥缈的形状变成问号。问号落在某一页的边缘，是喇叭妈妈手迹：“荷花使命一‘田田多少，几回沙际归路’？”
　　宁照拿起《战事信札》，正好是这一段：
　　日（1944年12月等油期间补记）
　　搭308飞行大队的轰炸机去印度Chabua，接我们“中美空军混合联队(CACW)”才到的七架飞机和十来个新队员。总算给我们补充了。
　　离开昆明的时候，天气是好的。我还想：你描述学校“新文化新生活”的那个词，“蓝天白云”正好用上。（还有，我喜欢你给我的飞机新写的白话诗，读起来就像我带着你在桂林的溪水里找卵石，一个字蹦出一个带水滴的联想。不过，我还是最喜欢在衡阳时收到的你的那首《疯狂的榛子》。）在这样的天气里飞，我真想有人能立刻叫停这场战争。
　　马希尔上尉开的这架B-24J，叫“大泥鳅Ⅱ”，能用雷达瞄准目标。这是我最想开的飞机之一。我开的B-25两个引擎，身子短，机翼短，前面圆后面尖，起飞跑道短，马达一开，身子一弹，就像个疯狂的大榛子，一直蹦到天。但是，B-24是大型轰炸机，四引擎，翅膀宽大厚实，这是男人的飞机。将来我要是能开一架大型轰炸机，我就把我现在的机名传给它。那是你给起的名字，我走到哪儿带到哪儿，让你好再给它写新诗。
　　飞机上除了十个机组成员，还有我的僚机机长丹尼斯和第2驱逐机队小队长怀尔特。我们是搭机的。马希尔上尉是个快活人，他这趟飞越“驼峰航线”，是运汽油。B-24因为大，“老头子”陈纳德要308大队自给自足，除了轰炸还要自己给自己运给养和炸弹。去年一年，他们跑“驼峰航线”就跑了一千多个来回，自己运油运弹，运够了就打。不像我们中美混合联队，主要靠一架老式飞机运给养。老牛拉破车，也运不来多少物资。CACW动不动就没油没弹。我们中方队长张义富会节省，一滴油一粒弹都不浪费。美方队长摩斯开始还大手大脚，结果，跟中方飞行员在一起生活了一年，中文学得不快，“会省”学得很快。跟中方队长一样，天天去查还剩多少油多少弹。还对我们叫喊：“粒粒皆辛苦！”
　　战争是最没有逻辑的事，是疯子发动的，我打这场战争的唯一逻辑就是：给和平争取最后的机会。有一次，我问我们驱逐机中队长瑞德中校：人们一开始怎么就容忍了那几个野蛮的疯子，给了他们机会糟蹋世界呢？
　　瑞德中校是混合联队中最老的AVG（飞虎队）队员。他1941年9月，从海军退出，扮成一个民间会计，和其他一百多个扮成民间人士的美国飞行员一起参加了AVG。他们装成记者、商人、学生、玩马戏的、诗人，坐了一艘德国船来到中缅印战场，成立了后来战绩赫赫的“飞虎队”。（听瑞德中校说，“老头子”陈纳德护照上的身份是“农民”。有人说他不像农民，他说：“我家在路易斯安那州有农场。不打仗我没准就是农民。”）
　　美国对日宣战后，以“民间志愿队”来打仗的飞虎队解散后，被中国空军特遣队替代，瑞德中校回国六个月，卖“战争债券”募捐。直到1943年3月，第14航空军成立，他又回到中国战场，从民间回归军队，是几个自愿留下没走的老飞虎队员之一。他在我初飞的时候，救过我一次，我拿他当长兄一样信任。我想，他应该是懂得“战争”最多的军人之一。
　　瑞德中校说：他也常想这个问题。希特勒可是民选选上去呀！民主，在于是不是有个制度，能拿人当人待；有一个核心叫尊重人。可惜，我们这个世纪，是黑暗时代。一开张，刚诞生的民主就在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垮了。更不要说军国主义日本在东方，才高效发达起来，就侵略亚洲诸国，又炸美国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
　　听瑞德中校这么说，我想起在美国雷鸟基地听罗斯福总统讲话，我也能听出罗斯福总统的担心。总统说：难不成民主的火光真就这么被黑色野蛮扑灭了？
　　我不知道这场仗还要打多久。但是我们只能打赢它，不然，中国人别说当“自由人”，就当个平头百姓，过个正常人的生活也过不成，成亡国奴了。我相信：正义，在我们受欺侮的人这边。
　　中美空军混合联队刚成立的时候，有一百来个美国飞行员和一百来个中国飞行员。打到今天，发展到今天，赶上老飞虎队的战龄了。一说起战事来，大家心里都想快点打完这场该死的战争，好回家。现在，已经到了正常人只好用疯子的逻辑把疯子打回去的时候了，野蛮的疯子把我们也逼疯了。
　　只有“回家”，是我们的希望。我为了希望打仗。我们军中有一句话，叫“PeckingOrdeI-大鸡喙小鸡”，在美国空军里，我们第14航空军是小鸡。而在第14航空军里，CACW又是最小的鸡，在给养单子上，排最后。但是，就我们中美空军混合联队这只“小鸡”，却也要在第14航空军的很多大任务中起重要作用。
　　有个任务A的代号叫“命运使命”：1、打中国日占区的日本空军基地；2、炸黄河大桥；3、炸新乡到开封的日本人铁路枢纽；4、捣毁汉口以北至信阳的铁路线；5、炸威胁通向自由中国的日占铁路线和仓库；6、打日本在长江、黄河沿岸的机场、飞机和运输船；7、支援中国地面部队。
　　这样多的任务，几乎是全中国的战事都与我们有关。我们还要保护“驼峰航线”，史迪威将军还要我们支持他在缅北的反攻。
　　我们全第14航空军目前只有五百架飞机，怎么完成？
　　“回家过日子”值得一切代价。为“希望”而战吧。因为“希望”不是一个经济问题，是爱情问题。若你在自由中国还有学上，还在一天天长大，我的“家”就在，“希望”就在。
　　周围的群山像驼峰一样绵延，我们的“船”要在这茫茫的不会动的浪峰之间航行。往窗外看，雪峰棱角分明，全是男人的世界。想到你，心里就有一些柔软，有了一些正常人的感觉。看了你写给我的诗，我也想写诗给你。可惜真不会。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这是卞之琳的白话诗。现在，“看风景的人”在飞机上看你。愿明月装饰你的窗子。
　　飞机爬高平飞以后，我们三个搭机的，到前面驾驶舱和马希尔上尉聊天。我和马希尔上尉是老战友了，平时大家都忙，这下得了个好机会聊天。要谈故事，那是说不完的。光我们在一起打的大仗就有十几次。308是我们的生死兄弟。
　　马希尔看我们把头伸进驾驶室，就说：“你猜不到轰炸仰光那次我看到了什么。”我说：“你看到什么我都不吃惊。这是战争。”他说：“你不吃惊？我看到了日本飞行员嘴里的金牙。”
　　我嘴上说不吃惊，但还是很吃惊的。我在美国受训时，听从瓜达尔卡纳尔岛回来、卖战争债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老兵说：日本人一成年就要镶一粒金牙。他们与日本兵肉搏的时候可以看见。有海军陆战队士兵拿金牙当和日本战刀一样的战利品待。
　　马希尔说：“看到他嘴里的金牙，真是恶心。我是空军上尉，要打就打，我不想看他的隐私。”
　　我说：“我还看到过日本飞行员的内裤哩。我告诉你们我怎么看到人家内裤的；你们告诉我，你们怎么看到人家金牙的。怎么样？”
　　马希尔和他的副机长，还有我的好朋友丹尼斯和怀尔特都哈哈大笑。马希尔说：“真绝了。欧洲战场上的航空兵，再也想不到我们在中缅印战场上见识到的‘世界大战’。我们一直打到敌人的内裤和金牙。快说，你怎么看到的。”
　　我说：“就是前不久，我去救衡阳，空投。那天要多热有多热。半路上，碰见三架日机。为我护航的驱逐机，就在我头顶上打下一架日本飞机。那个日本机长跳伞了，什么航空服也没穿，就穿了一条内裤。想是热极了，脱光了开飞机。他要落在中国老百姓手里，光光地被捉住，可是丢尽了帝国皇军的面子，还活不成。”
　　没人回应我的衡阳精彩故事。扫兴。
　　马希尔上尉就开始说了他们的金牙故事：去年11月，那次CACW和308大队分两批打仰光附近的日军空军基地和给养仓库。因为308的飞机是第一批轰炸，快到目标上空，突然就有二十五架日本飞机冲上来拦截。飞行方阵的领队长机被八架敌驱逐机围着打，被打下。方阵二号机代替长机继续领飞。
　　马希尔的“大泥鳅Ⅱ”正在飞行中队的最边缘。突然，有九架日本飞机排成一线向中队一侧边缘冲来，想打乱飞行方阵。我方的一架闪电驱逐机像一只双身联体的大蜻蜓，从上面冲下来，追着第一架飞机，打掉了它。但马希尔的机尾枪手却看见另一架飞机正盯上这架驱逐机的双尾。机尾枪手就立刻开枪打它，想救我们的飞机。那飞机明明是被打中了，却一翻身，肚子冲着马希尔的战机，放出几片银闪闪的长条，钻云里去了。马希尔与副机长对视一下，问：
　　“那是放的啥屁？”
　　副机长说：“难不成是情报员说的，鬼子新发明的凝固燃烧弹？”
　　“不灵呀。这一泡猫尿叫燃烧弹？抄袭咱们抄错了方子吧。”
　　正说到不灵，突然，那飞机又从他们前面的云层里冒出来，不顾死活直对着马希尔的机头冲过来，一副自杀机的样子。快撞到的时候，我们一架P-51赶过来，从上面一个俯冲，把它的引擎打得冒黑烟。因为太近，敌机头一栽，掉下去的时候，日本机长张嘴大叫，嘴里金光一闪。马希尔和他的副机长都看到了金牙。“肉搏”的经历也有了。
　　看见敌人的内裤和金牙，这种经历不是我们航空兵想要的。
　　当航空兵开起枪或扔起炸弹来，我们常常觉得周围的世界不是真的。我们有两个“我”。一个“我”只做着我们任务里说的事儿。生活再苦，空战再激烈，这个“我”是个航空战士。他都承受，都得去做。我们面对的敌机或地面目标是机械，那些机械有枪有炮，要把我们打死。我们必须摧毁它们。
　　还有一个“我”却不在战场。在家乡，他是个好人、正常人、清净人，谁也别想碰他。我的那个“我”，在桂林，在你身边。马希尔的那个“我”，在宾州水码头的红枫林里，他的副机长的那个“我”在爱荷华某个小镇里。我们的那个“我”高高地待在天上，或藏在我们心里的一个角落。这个角落是绝不让战争碰的。
　　我能懂马希尔上尉和他的副机长为什么看见“金牙”恶心。第一，你说那“金牙”的主人是不是人？马希尔说：“我不想杀人，我们轰炸机的任务不是杀敌人有生力量，是炸敌人的战争机器。譬如说炸敌人后方机场、工厂、仓库。在天上打敌机，日本飞行员跳伞，我是不会打的。”第二，那个“金牙”离他们太近，这么近的距离，那一口的饭臭气，吹到了马希尔和他的副机长脸上，碰了那个他们绝不想让任何人碰的、另一个与战事无关的“我”。恶心。
　　这种心理，我太懂了。我也不想看日本人的内裤，跟尿布兜似的。但是，在战场上，在看过日本人杀中国人、炸中国城市、扫荡中国乡村七年之后，在看到那么多中国平民被不当人待七年之后，我打起仗来，只能让那个战场上的“我”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不想，只想不被敌人从天上打下来。这个战士的“我”得活着，那个远在天上，在你身边的正常“我”才能生存。用我的思想教官瑞德中校的话说：“战争是坏事，但我们到了不打是更坏的事的时刻。”
　　杀，还是不杀跳伞的日本飞行员？是一个战后的伦理问题，战场上的“我”想不了那么多。但是，我的命运让我读了书，还读了很多，我无法不想我打仗、吃苦的意义是什么。还有那些CACW混合联队里死掉的中美兄弟们，他们的死，得有意义。那次打仰光的战役，我们损失了多架飞机，三架失踪了。后来找到一架，落在水里，机组成员被老百姓救起，另外两个机组二十个飞行员被日本人俘虏。他们的命运落到“金牙”嘴里，将是最悲惨的。这种命运，随便哪天都能发生在我自己身上。这些牺牲得有意义，要不然，我不能坚持下去。
　　这时，马希尔上尉问我，要是不打仗，我会干什么？我猜，他大概也和我在相同的思路上。飞在蓝天上，世界那么大，那么干净，让我们非想到另一种美好的生活不可。我说：不知道。可能当了理发师吧。要不然就当牙医。可惜，我在老家范水上学的时候，战争就在中国开始了。镇子上长年驻着国军。战争就在我们的日子里。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要是不打仗，在我家乡，我这个年龄就该结婚生孩子尽孝心了。这是那个真“我”想要过的日子。
　　马希尔上尉说：他从来没有想到会跑到中国来打仗，昆明、桂林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日本炸珍珠港前，有人搞了个民意调查：日本入侵中国，你同情谁?37%的人投了“同情中国”，1%的人投了“同情日本”，52%的人说：不清楚怎么回事。马希尔上尉说：“我就是那52%里的人。”
　　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的时候，他正在一个民间飞行俱乐部里当飞行教练。他刚给新学员示范了一个滚翻，满心胖乎乎的得意和快乐从天上下来，就看见另一个飞行教练从机库里跑出来，一边跑一边叫：“战争！战争！”马希尔上尉当时怎么也想不通，我们是好人呀，为什么会这样突然就挨人打？
　　不久，美军就雇用民间飞行俱乐部的教练训练空军飞行员了。马希尔训练了一批又一批军队飞行员，但还是民间教练，没有军衔。直到308飞行大队招募人的时候，他才参了军，正式有了军衔。我猜陈纳德是打算好了，大队的飞行员不仅能轰炸，还要能飞这条唯一连接中国和外援的驼峰运输线。这条线太难飞，非得有很好飞行经验的人来飞才行。
　　马希尔上尉到中缅印战场两年多了。他说：“在中国清澄的天空上，我现在是一看见日机翅膀上的红肉圆子，就头发竖起，习惯性地摸手枪，成第二本能了。”但马希尔上尉承认：他第一天性就是个民间飞行俱乐部的教练。那种飞在和平天空的日子，多蓝，多清明，多自由，多快乐。钱还挣得多。过了三十岁才招募入伍，他只是尽公民责任，不想当职业军人。等他这趟飞回来，他的四百小时战争阵地飞行，就快完成了，他就可以回美国了。他说：从到中国战场飞行起，这两年多来他一直记日记。这次上飞机前，日记被监审员收走了。监审员说：“日记是军事保密文件，只能通过特别军事通道寄回美国。半年也不定到得了。早过监审，早出境，早到。”马希尔上尉对监审员说：“我花了很多工夫记这些日记，我的很多队友死在中国战场了，为了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我也一定不能把这本日记丢了。”监审员就开玩笑说：“放心。我把你的日记当绝密文件寄。”
　　因为同样的原因，我也认认真真地记战事日记；我还想着你老是问我军中的生活，我想告诉你，却有军纪，这些记录就叫《战事信札》，也算是写给你看的。前两次炸黄河大桥和汉口大战时，我的记事本也被书信监审官收去保管。我交了两本《战事信札》上去。七月，我们14航空军油报《中国灯笼》上又出命令，要我们交日记。所有人都得交。我的《战事信札》之三和之四又交上去。我知道，战争结束前，谁也看不到我写了什么，你也看不到。不过命令要求我们把日记包好封好，在左上角注明：“&X战士日记，&&飞行队”。在一般信件写地址的地方，命令要我们写上：“至解禁之日，寄至&&人，X&处”。我写的是：“寄至舒暧”，寄到你家桂林宅子。估计那解禁之日，得等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了。
　　我希望总有一天你能看到这些《战事信札》，这样你就会知道，我给你写的信并不是短短的几句，没有内容。我全都写了长长的回信。而你收到我的那些信最多只是我长信中的结尾或开头。对不起，任何战事我都不能写在寄给你的信里。可除了战事，我没别的写。所以，给你的长信，都写在这一本又一本《战事信札》里了。
　　我和马希尔上尉东扯西拉，是在聊天，挺轻松的。这飞机上的所有人都想轻轻松松飞这条长长的航线。为什么我们在这时候，突然能得到一些新给养？我们心里都知道，因为衡阳沦陷，前方吃紧，史迪威将军开恩了。但我们又全故意回避我们最想谈的战事：衡阳。
　　我刚才提了这两个字，一带而过，也没人回应。可聊天才停了一小会儿，我们所有人心里就有一块大大的战事阴影跟着那两个字飘来。越不想提，不愿碰，衡阳这两个字就越时刻跟着我们。大家都不说话，可这两个字就写在每个人的脸上——因为，几天前，我们刚丢了空军的衡阳基地。那是我们最重要的前沿基地之一。衡阳一失，下面的前沿基地都难保。
　　我们都是在前沿基地作战的人，比后方的人清楚战事有多严重。我们的“命运使命”还没完成，日本人的“一号作战”就开始了。一开始，我们不知道日本人要干什么。中方的情报人员报告了第14航空军：大批日军在黄河以北集聚。“老头子”很担心，叫我们随时做好准备。史迪威将军一心要打密支那，中国境内的日军动向他没重视。现在，大家都明白了。“一号作战”是日本人在中国，甚至太平洋战区发动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最大进攻。他们整了一百五十万兵力，暂时放弃向西打重庆。兵分三路，北从河南过黄河，中起洞庭湖，南从广东，三路打中国东南地区。
　　北路，是突然从河南过黄河的，直打洛阳。河南大旱后，饥民遍地，流入陕西。汤恩伯蒋鼎文的军队守洛阳，腐败、无军纪。结果汉中百姓也不帮他们，反而动不动就袭击国军，把他们的枪和粮食抢了去。洛阳三个星期内就丢了，还留给敌人一个能供二百万士兵吃五个月的大粮仓。日军控制了北平到汉口的铁路线。中路，从洞庭湖、湘江过来，打长沙、衡阳。南路从广东出发打过来。这两路直对我们第14航空军的前沿基地，衡阳、零陵、芷江、柳州，还有桂林的秧塘和二塘。有一点，史迪威将军说对了：陈纳德的第14航空军把日本人打急了，反咬过来了。
　　我们“老头子”陈纳德选的这些前沿基地，从北到南，一线下来，让我们能守自由中国；能打到中国沿海；能打北方日本人控制的满汉铁路和那里的冶铁工厂；还能打从上海到汉口长江一线日本人的运输船。不仅如此，每一个基地都是我们的家。一个任务下来，飞机受伤了，有紧急情况了，飞不回原来基地了，这些前沿基地，我们都可以降落。这些基地我都停过。特别是晚上，当我开着受伤的飞机看到．前沿基地为你打开了淡蓝色的跑道灯，那感觉就像看到了家乡小路边，为你开的牵牛花。
　　“老头子”不但会打空战．还是个战略家。在老飞虎队时代，他的空战理论就是：打敌人的弱点，利用自己的强势。“老头子”还叫我们打乱日本飞机的方阵。这也是一个绝好的战术。只要把它的方阵打乱，日机飞行员马上就慌了。他们不是个人，是集体。要了集体的力量，也失了个人的决策能力。还有，日本在中国打仗，得不到中国老百姓的支持，这也是敌人的弱点。而从老飞虎队参战到第14航空军成立，打到今天，中国老百姓都全力支持盟军。陈纳德的空战理论，不光是天上打，还建立了覆盖全部东南中国的防空警报网。敌机一出动，田里种地的老百姓都会向防空警报网报告。我们基地的人能提前个把小时知道，等在空中打。我家三弟就在老家范水管三架防空警报网的电话。每次，基地防空警报球一升起，我就对战友说：“我家三弟来信了。”
　　战争打到1944年，我们能控制中国的天空了。“老头子”的战略转向全面控制南中国海，打日本船舰。切断日本国内战争机器的一切资源，和任何兵力转移。从去年到今年夏天，我们CACW主打黄河以南中原一带至长江以北；马希尔他们大队主打南中国海；第20航空军主打中国北方和“满洲国”。各飞行队随时调动，互相支持。我们都在桂林和柳州这两前沿基地轮流起落，待两周，换一批．轮流在南中国海打日本运输船。从这两个前沿基地飞南中国海，比从昆明飞，省下两个多小时的路程，能覆盖南中国海从中国广东、香港、海南岛、台湾海峡到菲律宾吕宋的更大海域。盟军打南中国海，敌人很害怕。到如今，从南中国海送到日本的煤炭、生铁、兵源，来来往往全都在我们控制下。
　　我们CACW有好几个喜欢军事的飞行员，美方飞行员戏称我们“参谋部”，中方飞行员叫我们“诸葛亮”。每次战况介绍时，或执行任务回来，我们军事小圈子的兄弟都会在一起谈谈战事，分析形势。CACW的中美飞行员，太聪明了。在第14航空军里有正宗的耶鲁人、西点军官、南方派军师、麻省理工头脑。
　　我们第68飞行大队大队长文森特就是西点军官，美国空军中第二个最年轻的将军，会打仗，会预见战局。有这样的将军，CACW的人当然也不是盲目打仗的人。虽不是将军，我们也喜欢分析形势。一分析清形势，我们就觉得“老头子”设计得好。我们在中国战场打南中国海，是直接支持太平洋战区尼米兹将军的南线和麦克阿瑟将军的北线，用蛙跳战略（打一个日占岛，跳过一个，再打下一个。中间的敌占岛，成孤岛）顺利跳向日本本土。我们“老头子”继续在实行“打敌人的弱点，利用自己的强势”的空战理论，日本战争机器的弱点，就在于它没有国内自产的资源。我们打掉他们的资源运输船，比打胜一两个地面仗，更让日本战争机器害怕。
　　“一号作战”，日本人花那么大的本钱来对付我们第14航空军，不但是为了占中国的土地，更是为了它的本土安全。“一号作战”明摆着和太平洋上的战事相连。日本在太平洋不断失利，而第20航空军的“马特宏峰使命”开始了，第20航空军的一百架最新的大型远程轰炸机B-29从“驼峰航线”进了成都双流前沿基地。三十五万个苦力全用手工，几个月内建了四条可用的跑道。
　　这批飞机从中国成都基地出发，轰炸了日本本土八幡市的钢铁厂。听回来的人说，八蟠市的天气太坏，第一次出任务，完成得不好。很多飞机因看不见目标，带去的炸弹没扔，又带回来了。还有两架出了故障，掉下了海。但是，日本电台在讲到这些从来没见过的特大飞机在八幡市突然出现时，调子都变了。“飞机长长的身体像银光耀眼的鳗鱼，队列整齐，声音低沉而深厚，居民的房子都被声音震动了”。它们没扔多少炸弹，它们来干什么？示威呀！B-29炸八幡市，成功地扔了一枚“心理弹”。
　　同一天，美军陆战队在太平洋又打下了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塞班岛，并且立刻建了空军基地。从那里，盟军的B-29就能直接起飞轰炸日本任何地方了。这样的架势，不是越来越清楚：盟军要打日本本土了吗？对中国，这是围魏救赵之举。围起来的圈子有一面——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封锁，这得靠我们第14航空军。
　　日本人这时却野心勃勃地要横扫中原和东南中国。他们害怕被围，我们第14航空军已经掌握了中国天空。当我们控制了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和台湾海峡，实际上，就是把日本占领的中国资源和日本本土割断。让他们的关东兵都没法回去援救他们在太平洋的失败。
　　六月，我们“老头子”认识了日本人的“一号作战”令的目的，他告诉我们：“一号作战”旨在把美国的空军力量挤出中国，保证日本到中国东、南海路畅通。而如果他们把我们这些前沿基地打掉了，让我们不能飞，他们就可以打通北平、天津、武汉、广东、香港铁路与湘桂黔铁路，把他们的中国占领区和缅甸占领区连成一线，同时得到海上安全。“一号作战”是日本人想挽回全面战局的战略棋，直对中美空军的前沿基地。很凶。第一步，他们就赢了。
　　接下来两个月，长沙、衡阳相继沦陷，衡阳基地丢了。这是我们第14航空军最沮丧的时刻。但是，衡阳之失，我们失得不服气！
　　史迪威将军不相信空战，也不相信日本人真在搞那么大规模的“一号作战”。他认定胜利得靠陆军。他在印度训练中国士兵，全是美式装备。还有大量人马在修Ledo公路（又叫史迪威公路），想从印度用公路把中缅印给养运输线开通，弥补失去缅甸小路的损失。再打回缅甸去，报复失缅甸之仇。这当然好，可是敌人根本不给我们时间修路、练兵。史迪威将军从今年三月起打密支那，六月才打下。可四月，日本人在中国战区的“一号作战”就开始了。而我们从“驼峰航线”进来的物资，属史迪威和第10航空军司令官毕塞尔管。缅北一打上，物资都尽他们用。我们常常只得到应给的三分一，
　　对付“一号作战”，在长沙、衡阳战役的中国地面部队损失了十万，装备也不够。守衡阳的第10军方先觉军长，带领士兵死守不让，浴血奋战。而我们空军则从空中支持，我们打得很好呀。我们轰炸了汉口和武昌，断敌人后援。路上还顺便打下三架零式机，消灭几百个地面日军。当我们回到芷江加油的时候，文森特将军在芷江，他对我们说：要是我们这样的军人还不能阻止日军，他就不知还有什么人能了。
　　七月是我们打得最苦也是最好的月份。文森特将军一天就能下两百个飞行任务。我们基本上是连轴转，睡觉的时间都没有。日本人还晚上来袭击，警报一响，我从床上跳起来进了防空壕，坐下就又睡着了。第二天，天没亮就又出任务。回来后，我的美方机顶枪手向我坦白：他出任务的时候睡着了，一醒，听见我已经在叫“开火”了。这个事故我没报告。
　　1944年的这个夏天，天空像病人的黄脸，闷得空气都发汗。说刮风就刮风，说下雨就下雨，一下就是雷暴大雨。日本人想利用雨季不利于第14航空军的机会，占领东南中国到印度支那的通道，打掉我们所有前沿基地。日本电台宣称：日军能在九十天内打下华东基地。但是，长、衡战役却让他们打了半年。
　　就是在雨季那按理论“不能飞”的五个星期里，文森特将军不让我们轰炸机飞了，但P-40驱逐机依然天天都在黑云大雨里突袭敌后。他们在洞庭湖和幽州附近发现日军白螺矶机场，看见有很多敌机停在那里。他们三战就炸毁六十六架敌机，打伤二十四架（还有三十二架可能也被炸毁）。
　　听说，低空飞行把躲在洞庭湖附近林子里洗马的日本骑兵队都打到了。一次就打死了三百多敌人和马匹。CACW中方驱逐机飞行员老田，也在林子里打到一批骑兵。在餐厅，我们轰炸机队的人，因为上不了天，就盯着他问。他兴奋得结结巴巴：“没数。没数。都漂在河里。数不清。他妈的，吃饭时别谈。一谈我啥也不想吃，只能喝稀饭。”
　　我们轰炸机队因为天气不好，飞不了，在基地上做维修或者打牌，一肚子火。有一天，丹尼斯跑进我的宿舍，把我从床上拖起来，说：这两天天气糟，战事糟，大暴雨下得驱逐机也飞不出去了；AVG老飞虎队员黑尔在地上待不住，拿着卡宾枪，带着飞行员到中国山上去打游击了。
　　我立马跳起来，去拿卡宾枪。丹尼斯一只脚踏着门槛，卡宾枪已经背在肩上了。他催我：哥们快！打不到零式机“肉丸子”，打游击去。
　　衡阳城里有一个著名的方亭子，老百姓说：是给军人立的。高高立在一座石山中腰，从下面往上看，就像一个头戴军帽的士兵，四四方方，稳稳立在石头上，叫“忠勇亭”，两边的对联是：忠昭青史弘浩气；勇冠神州壮军魂。很多中美航空兵在那里手挽手，站在亭子前照过相。我、丹尼斯和怀尔特，前一天刚去过，站在台阶上，手挽手照过一张团结照。我说：“把老怀尔特叫上，我们三人一组打游击。”
　　我这个轰炸机飞行员连打游击的经历都有了。我们这仗打得壮怀激烈，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多少空军战士比我们更勇敢。
　　天好了，第14航空军却没油了。五天没油，十天没油。《中国灯笼》油报上说，柳州的老百姓，习惯了天天听着基地的飞机起起落落，动不动就在头顶上和来偷袭的日机打得砰砰响。怎么突然几天就没声音啦？他们就派了一位中学校长，代表百姓进基地看看。老先生穿着长马褂，客气有礼，见人鞠躬。转了一圈，知道是飞机没油了。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到了下午，成百上千的柳州老百姓拿着小壶、小罐子，排着长队，来给飞机加油。他们把家里点灯用的洋油，全城卡车、摩托车用的汽油，修锁用的润滑油，都收集来，倒进我们的油桶里，让我们飞。还有没知识的妇女把自家烧菜的豆油也提来了。因为不能用，抱着瓶子不回去。结果，柳州基地的厨子把她们的豆油收下了，她们才高高兴兴回家去。中国人倾家荡产就是为了能够自由地活。这事，我向我们队里的历史记录员建议：应该记录在我们第14航空军的空战史上。让史迪威将军看看，让所有的后人看看。
　　最后，第14航空军所有的基地都没油了，只有我们CACW在芷江基地还有一点储备油和给养。那还不是因为我们一半是中国航空兵，把中国节省的传统传进混合联队啦。第14航空军哪个中队也没有我们团的中美长官和飞行员会省。我们平时一点一点省是因为会过穷日子。想想我当年第一次从印度飞到云南，过“驼峰航线”连氧气都舍不得吸。飞行开得歪歪倒倒，也没吸一口氧气。我们芷江基地的那点物资和油，都是这样省下来的。
　　到这时，长沙沦陷。“老头子”让我们的几架飞机来回飞衡阳，想支持方先觉的守军。我每次看着日本人来袭击，中国地面部队溃败，我们的飞机却没油飞去迎击或空援就生气。
　　我和丹尼斯是CACW军事圈子里的人，我们俩无论是打北边的铁路，还是在南海出行海巡总是成对，一起出任务。我们俩都觉得史迪威将军是个好军人，但他不懂现代空战的作用。他要战役胜利，却没有战略眼光。想想这仗打得像分了家似的：中国最强的Y-force(Y-军)，跟着史迪威将军往西边打，日本人大军压来打东边，一路没有强军地面抵抗。要是华东战场垮了，中央政府撑不住了，中国日占区和缅甸日占区连成一片，中国日占区和日本本土之间的大片海域就会变得畅通无阻，中国日占区就成了日本本土的大后方，太平洋战场将是什么情景？就是他在西边修成了那条Ledo公路，打下缅甸的密支那又有什么用？为了让中国战场再困难也不垮，我们第14航空军必须得有起码的物资和弹药。无论如何不能放弃中国战场。
　　我们都听说史迪威将军和蒋委员长搞不好。他骂中国官府和军队腐败，光想要物资，不肯打仗。我心里很着急。骂，没有用。蒋委员长的中央政府能行令中国，因为这个政府抗日。这个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在于它领导抗日，不在它是不是个廉洁的民主政府。史迪威将军不了解中国的宗法习俗和等级制有多古老。那样的结构，每一个位置上的人，都得按《红楼梦》里的“护官符”行事，权力和好处都分到那些官位置上。摆平关系比当“岳飞”来利益。三千年的活法，在哪个犄角上都既成熟又固执。史迪威将军想要我们已经在战争中拖了七年的中国，几天成为一个不是中国的国家，这是命令中国把战后该做的民主改革，提前到战争中来做。不可能嘛。
　　中国官中和军中的腐败，谁都恨。我们亲眼见到七万日本兵从湘江过来，打长沙、衡阳城，薛岳司令苦守无援，因为他不是委员长的嫡系。“老头子”陈纳德本来也不认识薛岳，因为薛岳发了誓要死守，两人志同道合，空战、地战互相支持。“老头子”就想把我们从“驼峰航线”运来的物资和枪弹分一千吨给他。没批，降一半，还是不批。蒋委员长不同意。委员长不放心，说薛长官没有对他宣誓效忠。物资军火要给，只能给中央军，统一分配。给了地方武装，蒋委员长怕地方武装拿了武器不打日本，打中央政府。
　　每次，在基地看见那些光着脚、打着绑腿，扛一把步枪站在飞机前为我们守飞机的中国士兵，他们脸上的那种自豪和信任，让我和丹尼斯都觉得，我们对不起薛岳司令。他长得像个书生，但是会打仗。要是给他空投军援，他这只“长沙虎”哪能丢了长沙？
　　薛岳司令曾经看到我们第14航空军用的电台，很羡慕。他一直想要电台，好和他的部队随时联络。他自己不知从哪儿花了大钱买了十来个中国造的，长沙之战一用就坏了（我猜，上了奸商的当）。我们“老头子”从第14航空军里搞了几部电台，送给他。还留下电报员教中国兵怎么用电台。薛岳个子小，他那边的代号就叫“小老虎”。“老头子”个子大，第14航空军的代号就叫“大老虎”。薛司令欢喜得要命，送了“老头子”一把日本军刀和一个在长沙之战时被我们的飞机打了一个洞的日本钢盔。结果，我们的电报员跟着薛岳的队伍在长、衡一带跑。“小老虎”呼叫“大老虎”的电报天天是：薛岳的士兵一天只能吃两碗白饭，没菜没枪没炮，伤员没药治。就这样，薛岳的士兵还是寸土不让。
　　所以，当“老头子”做主，要我们把芷江省下来的那些储备给薛岳的士兵时，我们一点没有不舍得。可惜一共只空投了两次。一次是长沙快沦陷的时候，我们往城里投了一些食物和药品，那种空投，真谈不上是军援。第二次，是空投进衡阳城里，支援死守衡阳四十多天的第10军。我们投的是一些我们平时不用的步枪和机枪。
　　我就是在第二次军援衡阳的那次，看见日本机长的内裤。
　　我们是空军，最有效地使用空中力量，是炸敌人后方的空军基地和给养线。“老头子”给我们的打击目标顺序是：机场、船舰、火车、军用仓库、卡车运输队、桥梁，其他目标一概不准我们打。我们的炸弹一个也不能浪费。
　　但是，长衡之战，文森特将军六月初在前沿基地就告诉我们：如果长衡一带守不住，其他南方前沿基地都要随时准备撤，东南中国有可能要失去。到此生死存亡之际，我们空军也得被当作前线作战的“地面”部队用了。不但是空中支援中国地面部队打日军地面部队，还要自己从空中歼敌。可如果我们这些从天上打的“天兵”，没有足够的油，不能飞，我们就是塘里的鸭子，等着挨打。我们只好自己调笑，说：我们不但飞机要能随时准备起飞，基地也得随时准备飞。
　　六月十六号，文森特将军对我们说：“毁了我们美丽的衡阳基地，我心都碎了。”说完，就下令：撤出了衡阳基地，炸。留给敌人一座废墟。
　　我们太懂文森特将军这句话的酸楚了。衡阳基地在老飞虎队时期就载入了史册。老飞虎队的“熊猫中队”最早在衡阳上空打败了横行霸道的日空军54中队的两个方队，打得他们只剩一架Ki-27，撞到机场自杀爆炸。然后，中国老百姓就贡献出衡阳女子中学两层楼，给航空兵做营房宿舍。每次在衡阳过夜，看着宿舍墙上残留的女孩子的装饰品，我们都能嗅到女孩子的香气，让我们感到又回到了人间。衡阳基地的跑道宽大平实，飞机在清明温和的湘江边一掠而起，这差不多就是我们前沿基地中最好的跑道了。现在，所有这些都要被我们自己炸成焦土。那些女孩子和修跑道的苦力会和我们一样伤心。
　　CACW在衡阳的飞机一部分转移到前沿芷江基地，一部分回到白市驿基地。
　　衡阳一丢，下面就是零陵，接着，桂林就危险。CACW总部也从桂林的二塘基地转到白市驿。（你还在桂林。不过你不用担心，我这趟“驼峰”回来，就一定来桂林保护你。桂林现在是最前沿了。在最前沿飞的总是我们。）
　　我们撤的时候，薛岳的士兵还就在离我们不到二十里的地方坚守。我因为忘记带走我们宝贵的工具箱，起飞了，又转回去拿。我在基地旁边看见了那些保卫我们的薛岳司令的士兵，一队人马走过。也就是一些二十来岁的乡下男孩。我真是不知该怎么说我的感觉。他们土黄色制服，苦巴巴地皱着，土黄色的脸也苦巴巴地皱着。很多都光着脚，连草鞋都没有。三个人中间能有一个人扛着步枪就不错了。别的没枪的兵，就扛着大铁锅，或拎着从农民家弄来的鸡，还有赶着羊的。我知道要没有中央国军支援，除了奇迹从天上掉下来，任薛岳司令多会打仗，他们也抵挡不住那么多的大队日军。
　　看到这样的情景，我对史迪威将军、毕塞尔将军还有我们自己的委员长，一肚子抱怨。他们若给我们足够的油，我们不会就这么丢掉一个前沿基地。若让我们空投“军援”给薛司令，日本人也不能就这么长驱直入。
　　《纽约时报》的记者泰德&怀特，在衡阳沦陷后，从印度的中缅印战场总部飞过来采访我们。他说：史迪威总部还真收到东战区某李司令的电报声称长、衡已失，蒋委员长已被他废了。要求所有的援华物资都要送到李司令的地区。这样看来，蒋委员长的担心也并不是毫无道理。我们这个社会结构怎么这样呢？上下关系森严，却互相不信任。大敌当前，还是要争权，你废了我，我废了你。这本是兄弟团结对外的时候，若不能精诚团结，自然打不过外敌。
　　因为我又返回衡阳基地拿东西。我差不多成了最后离开基地的几架飞机之一了。我奔回我们住的营房，从床底下拖出我们无比珍贵的工具箱，扛在肩上准备往机场走，回头一看，门口站了三个苦力。大概是最后几个离开基地的苦力。其中一个苦力用英文说：“BissellNuts(毕塞尔笨蛋)。”我就笑了，回答说“Nuts(笨蛋)”。
　　这是我们CACW的美方飞行员干的好事。他们教苦力用英文说“你好”，教的却是“毕塞尔笨蛋”。不少苦力就当这句话是“你好”的意思，用这句话向飞行员问好。中方飞行员也从来不纠正他们，还盼着哪天毕塞尔将军真来了，一下飞机就听见一大群苦力对他说：“毕塞尔笨蛋。”可惜，这天没盼到，基地就没了。苦力也散了。
　　这三个苦力说愿意帮我扛工具箱。我叫他们赶快回家。这里马上就要成废墟了。
　　苦力走后，我看见地勤队的工程师，在跑道上埋炸药，一边挖坑一边哭。那跑道全是苦力用手工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建的呀。男苦力用水牛和毛驴，从湘江里把大鹅卵石一车一车运到机场，堆在跑道两边，成千上万的苦力用小锤子，一点一点把大卵石砸碎，那些苦力，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戴着尖尖的斗笠，坐在大太阳底下，或者坐在寒风里，天天砸，日曰砸。然后，大卵石铺底，倒上黄泥浆。再铺小碎石。小碎石的大小，地勤工程师要用尺子量。没有压路机压，几百个男男女女，就拖着巨大的石碾子来回压实，直到地勤工程师通过为止。
　　（那些女人和儿童苦力干的活，我曾经告诉过你。我说你多幸运。虽然离开了上海，你还能在桂林上学，还有那么多人爱护你。没想到你回信说：中国的穷人和富人相安无事地过生活，因为有一层一叠的围墙把富人圈在里面。若不是抗日战争，你都不会有机会看到围墙外的世界上还有那么多苦力，为两碗米苦一天。你说“苦”，一天一天地挣钱活下来，他活得是个“苦力”。在你家圈子里进进出出的某些男人和女人，钱多多的，却活成了“分裂症”。说的话和干的事相反。他们说抗日，却讨好你爸爸，给你爸送礼，就为一件事：转钱。他们竭力在桂林黑市上挣战争钱，挣到了钱就立刻想着怎么把钱转移到国外去。你说：他们和卖国贼有什么不同？“苦”也许比“脏”还干净。）
　　我的飞机上天后，我在衡阳基地上空转了两圈，那时，我脑袋里想的就是你这句话，“‘苦’比‘脏’干净”。想到这些妇女儿童用血汗筑的跑道，就要被我们这些天天在跑道上飞起飞落的人炸毁，连我都想哭。觉得对不起那些把学校让给我们的女孩子，对不起那些苦力，对不起那些保卫我们飞机和机场的中国士兵，也对不起我自己，还对不起在桂林读书的你。
　　这时，跑道就在我下面被炸了。接着，我们住过的营房和餐厅也就全被我们自己炸了。我又一次想到：战争，是最没有逻辑的事。我只希望到我这代止，天下从此无战事。要不然，我打的这场苦难战争就失去了意义。
　　丹尼斯是第一个打破沉默和禁区，开口谈“衡阳沦陷”的人。他说：“告诉你们一个大实话，衡阳沦陷，让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我的国家不管我们这些在中国前线苦战的大兵了。你们看看我的飞行靴，还算新吧？那是因为我一下地，就穿草鞋，省的。”
　　308大队的人没穿过草鞋。马希尔问：“你穿苦力们穿的那种草鞋，在地下走？”
　　丹尼斯说：“你们308就是比我们CACW气粗。我拿爆炸的飞机轮胎皮子跟苦力换草鞋。我们的中方飞行员，都是守家、把家的天才。他们先换草鞋穿时，我还笑他们：空军穿草鞋？可以上世界空战史啦！结果怎么着，一个一个美方飞行员也拿破轮胎皮换草鞋穿了。毕塞尔和史迪威将军不给我们送飞行靴来。这是我最后一双。穿坏了，我怎么飞？”
　　一直没说话的怀尔特，是个老飞行员，也是CACW最有思想的人之一。他快四十岁了，是祖籍爱尔兰的美国人，战前自己还有个一架小飞机的航空公司。他留着灰白相杂的大胡子，我们给他起的外号叫“教授”。他还是我和丹尼斯的战场检测驾驶员。第14航空军不让没有作战经验的新飞行员飞首次实战驾驶，要跟老驾驶员飞一次到几次，通过了，才能单独飞。怀尔特带过丹尼斯，也带过我。我们都很尊重他。他有很强的宗教情结，是个忠实的朋友。
　　怀尔特这时也忍不住了，他清清嗓子，说：长沙衡阳失守，是他见过的最英勇又最无助的保卫战。他说：“我算认识了在中国打仗是怎么回事了。”他解释说：刚到中国时，在呈坎基地，他去了小教堂。神父斯迪尔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三年，他对他说：不要对中国失去信心。怀尔特一直都在想：这是什么意思？
　　马希尔上尉插话说：“那就是说：柳州的百姓，薛岳的兵，还有成千上万的苦力，让我们不要对中国失去信心。我们是盟军。没我们，他们打不赢；没他们，我们也打不赢。”
　　丹尼斯也有和怀尔特一样的疑惑，他立刻说了CACW第一轰炸机队撤退回白市驿基地后见识的一件事。这件事也是让我恼火。
　　八月大暑，最好的前沿基地之一刚失了，大家撤回后方基地白市驿，轰炸机没油，全都停在地上，心情正是烦躁。夜里老鼠就在蚊帐外面跑来跑去，鸡在营房里拉屎，让我恨不能拔枪打老鼠打鸡。白市驿热得像个大蒸笼。一夜睡不好。一大早，却突然来了命令，要我们全穿上飞行服，把飞机滑出机库，各机组人员在自己飞机前排好了，等待检阅。我们怨声载道，不知好好地要检什么阅，又没打胜仗。
　　我们穿着厚厚的飞行服，站在太阳底下等了一个多小时。热得连我都想像那个日本机长一样，脱光了，只穿一条内裤。突然，天上飞进来两架运输机。前面一架停下来后，从飞机上走下来一位中央高官，曹长官。他长了一张国字脸，嘴巴在国字的下方，炮弹一样噘着。他穿着笔挺的制服，戴着绶带，高高站在机舱门口，一只手搭在肚皮上，另一手施恩一样向我们挥着。这高官是谁，别说丹尼斯不感兴趣，连我都不知道凭什么他要来检阅我们。打仗的时候，这些人都到哪里去啦？
　　更荒唐的是，第二架停下后，上面下来一队仪仗队。穿着簇新的制服和油亮亮的皮鞋，打着鼓，吹着号，跟在曹长官后面来检阅我们。当时我就听见丹尼斯说：“他娘的，制服和鞋都跑这拨人身上去了。我今天就应该穿草鞋来。打仗的时候怎么没见他们影子呀。”
　　美方飞行员哪见过这种形式主义。他们不懂，曹长官是以上司的身份，来视察下属。光他这一来访，就是给我们面子。
　　曹长官才从我们面前一走过，美方飞行员立刻跑得光光，一边跑一边脱飞行服，骂骂咧咧地说：
　　“我们没油飞，他才有运气检阅得到我们的飞机。若有油，他应该到南中国海来检阅我们炸掉的鬼子军舰。”
　　“这家伙是什么人？我们没油，他倒开两架C-47来，哪来的油？还不如给我们打仗用。”
　　“Fuck!老百姓点灯的油省下来打日本，两架运输机的油用来摆排场。”
　　丹尼斯的飞机是我给开回机库的。美方人员感到受了中国官员的愚弄，中方飞行员觉得对不起他们。他们今天有理由发火。他们到中国来打仗，和来中国的老飞虎队还有一点不同。AVG是中国用罗斯福给的“租赁法案”的钱，高薪聘请来的雇佣飞行员，好歹他们为中国拼命，还能得一个月五百美元的高薪水。打下一架日机还有五百美元的赏金。第14航空军的美方官兵就是普通航空兵，来中国打仗，是执行任务。不但没有高薪水，连给养都是全美空军中最差的。CACW驱逐机队里，有几个从欧洲战场转来的飞行员，一来，就笑我们还在用老飞虎队留下的P-40。他们说：“难怪中国老百姓还叫你们‘飞虎队’呀。飞机从不换，什么都是P-40，我们早开过P-51野马式啦。在中国战场，你们就差没有装上个潜望镜，当潜水艇用了。”
　　现在怎么着，这拨CACW驱逐机队的欧战老兵，还不是骂骂咧咧跟中方驱逐机飞行员学着，向苦力换草鞋穿。
　　我们是中方飞行员，是为自己祖国打，再苦再委屈，也得担待。我们听陈纳德指挥，也得听中国空军长官部的话(CACW是双制，中方航空兵来自中华民国空军，最后也要回到中华民国空军）。曹长官要检阅，我们认了，可美方飞行员凭什么要和我们一起受这个曹长官的折腾？
　　我们中方人员打的是两场战争，一场是抗击日本暴力侵略；另一场是对付我们自己制度的问题。美方人员只打一场抗日战争。
　　丹尼斯说过，他拼死，是为了不给“老头子”和文森特将军丢人。他信任他们不会让自己的士兵干不正义或无意义的事。他为“老头子”的一句话效忠第14航空军，在中国拼死打仗。那时，我们刚到中国战场，“老头子”来看我们，他问丹尼斯从哪里来，丹尼斯紧张地说：“密苏里乡下农场。”“老头子”是将军，他高声对我们这些“青豆子”说：“好极了，农场出‘好极了’的航空机长。我就是从路易斯安那的乡下农场来的。”连我听了这话，都立刻想到，我是从范水山区来的！感觉好极了。
　　这是军人对军人的关系。曹长官是哪方神仙？他打着鼓吹着号来，就够腐败的了。美方飞行员凭什么要热死了撑他的面子？
　　丹尼斯气哼哼地把他的飞机给我时，我还得站在那儿等着听曹长官看完作战部后，出来训话。我用一副小媳妇替婆婆受过的腔调说：“丹尼斯，委屈你们美方飞行员了，还得和我们一起受了中国规矩的罪。”丹尼斯狠狠地说：“我再在这里待两年，小脚大概也给你们裹上了。”我笑了。丹尼斯一双大脚，可以裹出五双小脚。
　　马希尔上尉的308大队，不受中方管，哪听过这种事儿？马希尔和他的副驾驶同时说：“Fuck!”
　　我知道一提起这件事，美方飞行员就生气。人家是来打仗的，不是来给中国长官送好感觉的。他们哪能懂中国官场的游戏规则。这回，在马希尔上尉的飞机上，丹尼斯把曹长官检阅这件事说出来后，怀尔特皱着眉头，非常艰难地总结了他对“长沙、衡阳沦陷”的认识。
　　他说：“我在中国待了两年多了，感觉是：中国整个社会都好像是按军衔编制设的，走到哪儿都有上下级。可军衔等级只能设在军队，不能全社会都按军衔制建构。你不能把军衔安在农民头上吧？农民得自己做主是种玉米还是大豆。你也不能把军衔安在教授头上吧？教授得自己做主研究什么，说什么话。要说军衔制好，也就是有效率。譬如说，美国军队有严格的军衔等级，那是为了有效打仗。可你们的军衔等级，也不是为了有效打仗，是为了有效统治。效忠不效忠，嫡系不嫡系，给不给面子，成了比对和错、胜和败还要重要的事儿。柳州的市民和薛岳的兵都是好市民、好士兵，可惜他们不是嫡系。长官不给他们面子。”
　　怀尔特对衡阳沦陷的看法，让我吃惊。他能看到中国问题。这些问题，我们中方官兵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他却能说出来。大概是因为他没见过“嫡系”，“效忠”和“面子”这类中国文化深层的事，一看到，就特别敏感。他觉得奇怪的地方，还正是我们的问题。衡阳沦陷，我们都在想为什么。CACW的中美官兵算是全军中最互相了解对方文化的人。怀尔特没白和我们中方飞行员整日厮混，“教授”的外号也没白得。
　　中国能和日本打了七年，就不简单了。东一块，西一块，打着外敌，自己内部还打着座次之战。好军人多少都战死了。到这会儿，在国军里的士兵多是田里抓来的壮丁，不会打仗，也不想打仗。薛岳还能有这么多真心想打仗的士兵跟着他拼命，他就是“老虎”司令了。可惜“老虎”是远房的，不受信任，又犟着不肯向蒋委员长宣誓言效忠。若曹长官哪天去检阅了他的兵，搞不好，一点头，他就能得不少枪支弹药了。
　　据说，炸了衡阳基地的时候，文森特将军说：战争结束后，他要写一本书，叫《烈火与陷落》。我要是写一本书，我得写《陷落与面子》。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情结。家丑只能关起门来揭。门一开，是要面子的。失败了更要检阅。
　　我们的闲聊天和战事分析突然终止。现在，还没出雨季，“驼峰航线”的天气说变就变。马希尔在这条航线飞过很多次，他说：“天要变了。这条航线天气一分钟一变。昆明基地是好天气，印度基地那边就准是坏天气。飞高了没有氧气，飞低了，山就会随时跳到机鼻子前。”
　　我们离开昆明约三小时后，突然就起了暴风雪。就正应了“胡天八月即飞雪”，能见度成了零。马希尔上尉在机内麦克风里对我们说：飞机机翼挂冰了，他得把冰甩掉，叫大家系上安全带坐好。马希尔摆动机翼，没用。外面太冷，飞机的化冰系统根本不能工作。他想爬高，避免能见度太差，撞上高山。但冰结得太快，飞机不但没有爬高，反而下掉。我知道这意味着我们的坏运气来了。在“驼峰航线”遇上冰雪，连机翼油箱的油都能冻起来。这是一条吃掉过上千架飞机的“铝片”航线。飞机掉下去，就是死。下面都是大山，援救飞机基本没法援救。
　　马希尔上尉在机内麦克风上对大家说：“回到你的作战位置，带上降落伞。我们遇上暴风雪了。如果冰凌结得太快，引擎停转，各位随时做好跳伞准备。”
　　这些故事宁照都看过，所以翻了翻就放下了，他知道喇叭想要的就是这样的情书，英雄浪漫。可惜宁照写不出来。他天生就生在鸡鹅巷那种柴米油盐都要计划供应的时代。他不会说甜话，也不敢跳降落伞，连下楼梯都一级一级下，不跳不冒险。他给喇叭的第一封情书是无论如何不能和这位空军飞行员的才情相比的。他不过就写了：“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我五次被评上三好生。在中学一直任班长。大学期间任团支部书记。大学毕业留校。不会教书，人美术家协会，成专业画家。”不过，宁照知道个人责任。没有战争的年月，也并不尽是清风些许。“良人罢远征”只是罢了二战反法西斯的硝烟战。之后，各式奇奇怪怪为寻找自由而起的“战事”，他这代人也没少经历。
　　宁照能和那航空兵有一比的是：起码，他能用艺术这种最和平的方式养家糊口，走到哪儿都把喇叭护着，他没让喇叭受过苦。而那个六十年前写出如此英雄柔肠式情书的男人，又对喇叭妈妈怎样呢？
　　想着，宁照放下《战事信札》到书房去找喇叭，继续哄。宁照走进书房的时候，喇叭正在电话上对她在美国的“战略基地”浪榛子说：“……我就想把我大哥找到。宁照是不会帮我的。你一定要帮我。既然你同意我把我妈的骨灰撒进安大略湖，你就得同意帮我找我大哥。现在，大哥是我和妈妈的唯一联系……”
　　浪榛子说：“不对，还有我呢。什么时候你大哥比我更像你家人啦？”
　　浪榛子的母亲就是喇叭妈妈的终身密友，南诗霞。喇叭和浪榛子从小在青门里一起长大，形同姐妹。
&为了一个平民梦
朋友、丈夫、儿子、狗
　　浪榛子不知道如何找喇叭那个子虚乌有的大哥，她说：“我得想想。”喇叭就开始不讲理：“浪榛子，你这名字还是我妈给起的呢。你至少得找出我大哥姓字名谁，才够朋友吧？”
　　浪榛子从喇叭妈妈那里得来了这么一个奇奇怪怪的小名，从小叫到大。很长时间谁也搞不懂什么意思。反正“浪榛子”挺好听的，小时候大家都这么叫，浪榛子的大名“南嘉鱼”倒难得被用一次。浪榛子小时候一直以为是两位母亲有修养有情调。她妈起的大名诗情画意，“南方有嘉鱼，南方有嘉木”。小名也得诗情画意，喇叭妈妈就取了个“浪榛子”，跟个词牌差不多。大名从《诗经》，小名仿宋词。
　　直到她和喇叭到了谈恋爱的年龄，她们才搞清“浪榛子”的典故。
　　听喇叭提到她名字，浪榛子就笑了，说：“你就要个姓名，那好办，我给你大哥起几个好名字，你选一个，算我的贡献？他叫——‘破子令”，‘摸鱼儿’，‘贺新郎’，怎么样？”
　　喇叭说：“去你的。我就知道你不懂孝悌。”
　　宁照这时走进书房，说：“别起啦，我知道：她大哥叫‘尚梁正’，喇叭叫‘夏梁歪’……睡觉，睡觉。明天喇叭要起早学跳舞。”
　　浪榛子也笑，觉得宁照还是有一点幽默感的，比面条脸有趣味。
　　宁照则觉得世界上有个浪榛子，是天助宁照。至少他不是喇叭唯一的垃圾桶，喇叭的那些鸡毛蒜皮，得有地方倒，两个垃圾桶分着接，自己负担轻一点。但是，浪榛子有很多毛病，又时常让宁照担心会把喇叭带得不文雅了。譬如说，浪榛子总有恋爱可谈。蓝天白云之下，每一次都不是闹着玩，都是全力以赴，跟做学问一样认真。却光谈恋爱，不结婚。
　　浪榛子宣称：好的爱情故事与他人无关，与时间无关，与得失无关；只与为什么要跟这个男人分享一段生命有关。一切情感，一切美，自己发现。是诗，就作诗；是电，就触电；结果自己担当。苦兮兮的爱情，还不如不谈。好感觉，要；坏感觉，不要。爱情一由好变坏，腿一抬，跨一步，再向前走就是了。又不是卖身，为什么要“为伊消得人憔悴”？都是自由人。爱男人可以，为了男人，自己跟自己过不去，那是上当受骗。
　　浪榛子对喇叭说：“你妈的爱情就属‘人憔悴’类。上辈人比较傻。”
　　浪榛子曾经背着宁照，对喇叭吹过不少歪风。她说她新买了房子，价钱很好。可她根本不谈房子，谈原来的房主。那是一对白人老夫妻。老太太九十三岁，爱上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先生，和自己的丈夫闹离婚，匆匆就把房子卖掉了。
　　喇叭大惊失色：“九十三岁还谈恋爱，闹离婚！”
　　浪榛子就把自己的恋爱理论教给喇叭：“为什么不呢？爱情问题不过是个自由问题。不恋爱，活着干什么？恋爱了，就光明正大。偷偷摸摸，桌子底下捏一把的游戏和自由犯冲。不玩。”喇叭说：“我真羡慕你们大胆。难怪我妈喜欢你，你敢做她想做的事。但是，我就不懂她为什么要把我早早嫁给宁照，不让我谈恋爱。”
　　浪榛子对这事的评论是：“喇叭妈妈比喇叭还要怕失恋。试都没让喇叭试什么叫恋爱，就直接叫喇叭嫁给了宁照——这份苦心呀。”喇叭说：“对呀，这有什么好？结果，一辈子就看一张面条脸，看烦了就要吵架。”
　　宁照知道浪榛子跟喇叭说的每一句话。因为，只要一吵架，喇叭就把浪榛子的言论当独立宣言，一字一句传达给宁照听。有人为过日子活，有人为爱情活，这是宁照和喇叭理想不同。“你把爱情都省略掉了，还要做什么假斯文状呀？”喇叭说：“为什么我要诗情画意，你才喜欢？浪榛子还说粗话呢，喜欢她的男人照样很多。谁能说她不诗情画意呀？”宁照说：“我们是中国人，说话能曲径通幽是‘含蓄’，是‘文雅’。这从来是文人士大夫的乐趣嘛。你喇叭就已经是个大白话啦，还要跟浪榛子学，说粗话？”
　　喇叭说：“你不懂。浪榛子说‘士’没有啦。我和她是‘改造过的知识分子’，跟老农民差不多。你想学的那个‘士’——那个承传中国古风的‘士大夫’，没了！上个时代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个时代是‘商、商、商、商’。我们老农民就算最爱中国文化的了。我们不喜欢你说起话来曲曲折折。”
　　宁照说：“诗词歌赋还是要的。”喇叭说：“你要，也就是附庸风雅。明明画的是裸体素描，却要把男人的那个东西叫作‘雀雀’。”宁照说：“不叫‘雀雀’，叫什么？直说成‘男性生殖器官’，把我美感都破坏了。”喇叭叫道：“浪榛子敢说‘鸡巴’！”
　　宁照不愿意走极端，他画国画出身，笔下的功夫和“国粹”共存亡。他的油画在加拿大卖得好，是因为中西合璧成功。
　　宁照人到中年，移民加拿大，一肚子忧国忧民。他没学英文就跑到加拿大来重开天下，从画国画改成画西洋油画，说到底，也是为了儿子。儿子冒出来了，就有一个教育问题。当时没出国的时候想：若在国内又要请家教又花钱，逼着儿子学英文，不如就移民加拿大，学个正宗的。可等英文成了儿子看家本领，宁照又非常遗憾儿子没承传到“博大精深”。他自己画来画去，想画出来的还是“小桥流水”的意境，这点根子是他笔下的绝响。没了，他就不能是中国人。
　　为了这点绝响，宁照又反过来折腾，让儿子学中文。没有环境和压力，中文哪里是好学的？父子俩天天为写三百个汉字吵架，宁照天天生气。喇叭也想儿子学汉字，但她舍不得儿子挨骂。别人家小孩都不学，她儿子不肯学也可以理解。反正坏人宁照一个人做。
　　直到儿子三年级了，喇叭突然想通：“博大精深”还可以用其他法子来承传嘛。跟宁照一说，宁照觉得也对。于是，写汉字要求放弃。在家家小孩都学弹钢琴的风气下，他没让儿子弹钢琴，让儿子学吹箫。给儿子起了个英文名，叫Reed(芦笛)。这个名字不是他想出来的，是喇叭在她妈留下的那本《战事信札》里看到的英雄名儿。一家三口都喜欢Reed，英文读起来好听，“瑞德”；又有竹林七贤之神，中文意思是“芦笛”。
　　只可惜，他家芦笛是加拿大人，汉字不肯写，箫也不吹，跟竹林七贤搭不上边。从上小学起，手里若拿着什么长条状的东西，也不叫“箫”或“芦笛”，叫“棒球棍”。人家玩棒球。
　　宁照“博大精深”计划又破产。想想不高兴，对儿子说：“棒球玩玩就行了，不能当回事做。我们中国人，脑袋发达，智商高，情商高。你的体型就不是玩体育的料，要有自知之明，利用自己的长处。不要看人家玩，你就玩。”
　　儿子跳起来，拿了棒球棍就跑，一句话也不说。这就是最大的孝顺了。
　　到了加拿大，小孩打不得了。宁照已经硬忍着不骂，只批评。喇叭还跳起来护，对宁照吼：“你怎么这样对儿子说话呀，打击他的自信心。”宁照说：“护，全是你护坏的。不肖子孙。”喇叭就把他定义成“面条脸”。
　　芦笛在喇叭眼里，学不学成“博大精深”不重要，他反正就是全世界最棒的儿子。为生了这个儿子嫁给宁照，喇叭可以承认“婚姻美满”。只是，移民加拿大以后，看看人家其他国家的移民，都喜欢找根，就她自己家好像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在国内没亲戚，到国外还没有。她儿子是独生子女，等她和宁照死了，儿子就成孤儿。能当她家亲戚靠的就是儿时的姐妹“浪榛子”，可“浪榛子”没小孩，儿女心不像喇叭那么细致。
　　喇叭舍不得儿子。听她母亲说她们舒家本来是个大家庭，过去的全家福，人到不齐也能有二十来个。怎么弄到她和儿子辈，成孤家寡人了？亲戚朋友都到哪去了？
　　芦笛小时候，先是闹要弟弟，弟弟没要成，换成闹要狗。闹了好几年，喇叭同意了。瞒着宁照，先斩后奏，领回来一只小黑狗，芦笛立刻给取个名字叫“冥王星”。
　　“冥王星”红红的小肚皮上爬的都是跳蚤，喇叭和芦笛把它抱进浴缸，给它洗澡上药。两人跟“冥王星”说话，全尖起声音，小声小气，像家里又生了一个小儿子。从此以后，毛病就落下了，狗不准人在家里大声说话，谁一高声，狗就跳浴缸里，再也不出来。
　　宁照很生气，一遍一遍说：狗不能养。养了以后，是要死的。到死的时候，有感情了，受不了。人为什么要好好的制造伤心？芦笛不理，把狗抱上床睡。早上起来，一头狗味。接着，宁照说的话应验了，人狗有感情了。
　　按宠物法，小狗还得打这个针那个针。这个不谈，宁照认了。可没有多久，“冥王星”就开始出毛病了，长了一身癞子。兽医一查，是先天性皮肤病，碰见什么枫树叶、黑蚂蚁、树皮、草根……都会过敏。要一天到晚吃狗过敏药，结果也不管用。喇叭只好去找了一个老中医，开回来了一方人药，打仗一样喂狗吃下去。灵，一吃，好了。一个疗程吃完，“冥王星”又出去玩了黑蚂蚁，立马又坏了。从此家里多出很多事，狗已经是家庭成员了，不忍心看它生病．只好大家一条心给它治。“冥王星”成了“红太阳”，端坐着，看金星、水星、地球围着它转。
　　因为长癞子是先天遗传，还不好治。折腾了两年也不见好。兽医说：还有一条路可试试，就是：要打了一百针抗过敏针，或许能好一点。反正根治是不容易的。想想一百针后面有一线希望，“冥王星”能过上正常狗的日子，喇叭和芦笛就闹着要试试。
　　狗，是他们要的，针，得宁照打。为了打这一百针，宁照还被兽医招去，上了“打狗针”训练班。学会了要在狗脖子上拎起一块，扎针快，拔针快，推药也要快。回到家，宁照很得意，向喇叭和芦笛炫耀：会打针了。吃完晚饭，宁照成了中心，俨然医生一般，拿起针，推一下针管里的气泡，拎起狗脖子上一块皮肉，嘴里说着“要快，要快”，对狗一扎。哎——怎么流血啦？再一看，扎他自己手上去了。
　　“冥王星”跟芦笛一样不懂孝道，不知道打针是为它好。从宁照给它打针起，宁照就老发现他的画上有了狗臭味。宁照跟踪“冥王星”一天，发现：“冥王星”有要撒尿的状态，转来转去，找树根状的东西。一眨眼，它就找到了宁照的油画框。先转个圈，一脸“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的神性，腿一抬，就尿了。宁照气哼哼地冲过去骂狗：“随地大小便，臭。这么臭。”狗却一脸“我说了算”的样子。
　　宁照正拿狗没办法的时候，狗犯了法。那天，邮递员来送信，“冥王星”站在阳台上乱叫。宁照正在来灵感，给狗吵得很烦。跑到阳台上，想对狗说“Gohome(回家)”！结果，说错了，说成了“Go(追)”！狗一听这个字，立刻就从阳台栏杆上翻出去，追上已经送完信、走到大街上的邮递员，对人家屁股咬了一口。
　　此时，小狗已四岁，到了犯罪年龄。一个小时后，警察来了，把“冥王星”抓进了“狗监狱”，判了三个月的徒刑。“冥王星”知道自己犯了罪，走的时候，垂头丧气，夹着尾巴跟在警察后面。
　　芦笛已经上了大学，“弟弟”判刑的事没敢告诉他，怕影响他学习。到那年圣诞节，“冥王星”徒刑还没满，正在狗牢里服刑。芦笛从学校放假回来了，没见“弟弟”到门口来接，就穿着一双大头鞋楼上楼下找“弟弟”。“弟弟”没了。
　　宁照都没敢骂他不换鞋就在家里乱跑。等儿子气呼呼站在他跟前了，他才结结巴巴把狗犯罪的事情说了。一说，芦笛很伤心，坐在楼梯上，要哭了。这下，一个圣诞节怕是要过得像家里死了人。芦笛对他爸一肚子恼火。人下了一个错命令，为什么狗坐牢？下命令的为什么不承担责任，叫执行命令的承担？
　　“爸爸应该去坐狗牢。”儿子说。
　　而宁照在这个狗案子中，已经前思后想了两个月，到这天，如获顿悟，想通了一件大事：要让人欲开放，玩市场，连狗都要守法才行呀！
　　当宁照把这个深刻认识当真理一般向喇叭和芦笛宣布了以后，喇叭同意，但没想到儿子却说：“为什么这些法律常识在我们家都要被当成重大发现？”
　　喇叭就立刻转向儿子，说儿子有道理。宁照只懂忠孝不懂常识。形势一转，成了二对一，宁照被孤立。那宁照还能不生气？他活了半辈子，走了半个地球，天天用脑袋想，还用得着儿子来教育他什么是常识？儿子懂个屁。他根本一步也没走过如何让“法”成为常识的道路，以为自己天生就是天之骄子了？
　　儿子这样犯上，宁照当然要开始批评人了，而且，一批评就是秋后算账。儿子的毛病多多。他说：“芦笛，你小时候还能主动给父母拿拖鞋，到大了，看见我在院子里割草，也不知道主动出来帮帮。年纪轻轻，做事要主动，要懂孝道。不要像算盘珠，拨一下动一下。”
　　芦笛就顶嘴：“不是在说您冤枉了狗吗，怎么又扯到割草？您真是没有逻辑性。您要不喜欢割草，可似请我帮助，您不说，我以为您喜欢做庭院里的事呢……”宁照打断儿子：“你不长着眼睛和脑袋吗？家里事你要主动做。这点儿孝，儿子总该尽一尽的吧。等我说了你才做，就不值钱了。”芦笛反驳说：“爸爸不讲理。您有话不直说，谁知道您是叫我猜谜呀？我为什么要猜您的心思？那是您的隐私，我不想知道。您要人帮助还不平等对人。”
　　喇叭赶快就拿了一盘新做好的牛肉来，讨好儿子说：“芦笛你到自己房间吃，这是你喜欢的。其他的菜你也不喜欢吃。自己照顾自己去。”芦笛拿了牛肉，说了声“谢谢”就走了，把自己房门关得紧紧，不理他爸。
　　喇叭就对宁照说：“你把他的狗弄牢里去了，还要挑他一年前的毛病，不是存心想过节时候吵架吗？你儿子将来有家庭，有的是割草的机会。他给你割草是做义工，你说个‘请’字，也是尊重义工。”宁照一脸不高兴，冲着儿子的房门说了句：“不懂事。”又转过头来对喇叭发火，“这种时候，你该给儿子一盘牛肉吗？你应该跟我站在一起教育儿子呀。”
　　喇叭一听，宁照转过来骂她，正要跟宁照吵架，浪榛子打电话来问圣诞快乐了。
　　这个时候有人打电话进来，让宁照喜欢，他赶紧没事人一样，跑自己画室里去了。
　　“幸福的家庭都一样”，全是为淡饭咸盐之类的琐事吵架，天天吵。在这些吵架中，宁照认识到：自己不搞政治，不懂经济，管不住儿子。能认清搞资本主义要有经济法、税法、民法……还有民主监督权力，就已经是思想家了。皇帝也未必能认识到自己的子民怎么就突然不听话了。而这时喇叭已经在电话里把宁照陷害了狗又骂了儿子的“罪行”全对浪榛子说了。浪榛子从来就把芦笛当自己儿子待。她说：“我跟芦笛谈谈怎么样？”喇叭就把电话送到儿子房间，让浪榛子调停。浪榛子一直在美国的北湾当大学法学院教授，总是接触一批又一批年轻人，了解当代年轻人心情。
　　喇叭推开儿子房门，突然发现她和宁照看的那本《战事信札》居然在儿子房间。喇叭大喜：儿子读汉字啦？她没问，也没多说，把电话交给儿子，心花怒放跑到地下室，把宁照的一切“罪过”忘得一干二净，对宁照得意扬扬地宣布：“博大精深”计划，无为而治。成功了！宁照虽然心里也喜欢，但他不相信。他说：“你儿子样样好。拿着汉字书就叫会了汉字呀？说不定，他就是看看那本子里的‘门神’图片呢。”喇叭说：“我就想跟你吵架。你就是个大负数，看儿子都是先否定。”
　　芦笛则在电话里向浪榛子告状。他说：“我爸就是个典型的中国虎妈，就想手拿‘王戒’制七方权力为一身。我小学就读过《指环王》。权力就是‘王戒’，谁拿到它，谁都有可能被‘王戒’的魔力变成嗜权的恶魔。魔鬼当然想要它，很多爱权力的人想要它，就是好人得到了它也会抵挡不过权力的腐蚀。要法律干什么？就是把那个‘王戒’让最小、最不要权力的小矮人拿着，才能把它扔进地狱之火，毁了。就是连小矮人拿‘王戒’久了，到该扔的时候，都舍不得扔。我爸就是《指环王》里面的‘人类代表’，‘孝孝孝’一天要重申几遍：他是我爸，手上有个‘王戒’，天生要管我一辈子。”芦笛对他爸，一副积怨深深：“我爸他们在家动不动就看外婆留下的《战事信札》。那记下的是和平和民主在最艰难时刻走过的道路。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听老师说：二战是人类打的又一场‘王戒’之战，成千上万的平民拼死对付几个独裁者。我承认那时我不懂老师是什么意思。现在我大三了，我懂什么人都不能手拿‘王戒’，社会的最高权威不是皇帝，不是少数精英，甚至不是人民，而是宪法。”
　　浪榛子很吃惊，下一代人的认识，比自己这一代跑得快。在她父母一代，抗日，政府就有合法性；到她自己这一代，把政府的合法性定在能不能给人民过上好日子，富了就心满意足了。到芦笛，人家要求：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也没“法”大，也得“守法”。她说：“芦笛，你为什么这样想？你学法律啦？”
　　芦笛说：“没有。还没定呢。我一会儿想像外公那样学物理，一会儿想学新闻当记者。物理研究宇宙，来劲；记者揭露谎言，也来劲。我想把理性、快乐、守法定义为人的特性。”
　　浪榛子就想：二十岁的年龄正是容不得丑恶的年龄，是非分明呀。这个世界，人手里拿着的不再是石头和弓箭，是核武器。粉碎独权的道路不是可走可不走的问题，是除了这条路，人再没有管住自己的安全道路可走了。
　　芦笛还在生气：“我爸要给我一个说话权力，我就问他两个问题：第一，不守法，守什么？谁都知道这是常识。我说不是爸爸的重大发现，爸爸有什么好生气？第二，为什么家里老吵架？因为爸爸不懂：当爸爸是责任，不是特权。要法律干什么？保护弱小的基本权利（我家的弱小：我、狗、妈妈）。谁大谁说了算，那我家就成酋长社会了。我、狗、妈妈都不要‘王戒’，就我爸爸要。”
　　两个人在电话上谈了好一会儿，喇叭再进芦笛房间时，见芦笛腿跷在桌子上，哈哈笑。芦笛从来不跟他爸说笑。宁照忧国忧民，芦笛忧人类忧宇宙。
　　那个圣诞夜，一天的星星从黑夜里浮出来，圈圈点点，都跟着宇宙正道跑，踩碎了浔阳江头的冰清玉洁，溅起满天大珠小珠，嘈嘈切切。一曲天音《琵琶行》从安大略湖一直奏到“唯见江心秋月白”。从宇宙往下看人类，没有一样人类的争斗不应该化成轻声慢语。
　　喇叭对宁照说：“你看多好的圣诞节，就缺一只狗。都怪你。”
　　那天晚上，宁照和喇叭到院子里看雪看灯。这是他们在安大略湖边新买的房子。房子不是很大，但院子大，里里外外全是宁照一个人打点装饰。房子一圈的花廊里四季都有植物，就是在大冬天，也有几丛大松鼠尾巴式的茅草弯弯地从雪地里冒出来。一串小黄灯一挂，让人除了有圣诞的感觉，还有“有仙则灵”的感觉。房间的墙壁也是宁照刚油漆的，乳黄色。墙根一圈，就着地板的颜色漆了一条赭红色的边。从院子里往屋看，家的色调从一串窗子里溢出，像麦浪涌来的气息。宁照很满足。等他们在院子里走了一圈，回到家，又透过卧室里的大落地窗，看到他们自己在雪地上踩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