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黑牢雷霆泪雪录----邓子恢,马寅初，邓自力书信陪我坐牢（李盛照于四川隆昌
第一章：黑 牢 雷 霆 泪 血 录——邓子恢、马寅初、邓自力信陪我坐牢
　　　　　　　　　　 （李盛照于隆昌粮食局）
　　　　　　　　　　　
　　　　　　　　　日初稿　　　　1994年12月增补
　　　　　　　　　　　提　　要
　　 一、呼救饥民陷黑牢。
　　 二、刹威拳脚。
　　 三、黑牢中的抗争和宣传。
　　 四、唇枪舌箭斗法庭。
　　 五、人间地狱——小监。
　　 六、从冤狱遍于国中——无处不监狱？
　　 七、30年前苏联惨剧的重演。
　　 八、出狱及为解锢信件、文稿而抗争。
　　 九、结束语：对巴金创议“文革博物馆”的补充。
　　　　（附寅初先生、邓子恢、邓自力同志信复印件注释和说明）
　　　　　　　　　 一、呼救四川饥民陷黑牢
　　 您信吗？
　　 原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的两封信竟陪我坐牢24年。
　　 原北大校长马寅初先生的一封信，也陪我坐牢22年。
　　 千真万确，有文字可考，而且陪牢的还有邓自力（原泸州地委书记、四川文化局长、省人大副主任）的信。
　　 一九六一年六、七月，先后收到邓子恢同志两封信：
李盛照同志：两次来信都已收到。你对农民生产生活极大关心，对农村情况勇敢反映，很好，已将原信转呈中央设法查处。中央三月间曾颁布60条草案，此次中央会议又根据各县社队群众在讨论60条草案中所提意见加以修改，制成新的60条，不久当会发到农村贯彻执引，你信所提严重情况，当能逐步解决，以改变农村严重情况。你所提个人工作和生活问题，也已转有关部门加以注意，特此函复，并询近好。　　　　　　　　　　　　　　　　　　　　　　　　　　　　　　
邓子恢六月十九
李盛照同志：七月五日来信收到，所反映问题和要求，已转西南局李井泉同志，他是老红军干部，西南局书记，以后可直接找他商量，当能解决。特此函复,此致
　　　　　　　敬礼　　　　　　　　　　　　　　　　　　　　　　　　　　 邓子恢七月二十六日　注（1）
　　　　　　　 马寅初先生致李盛照信：
&　　 盛照先生
　　 大函敬悉甚佩
　　 先生说真话的勇气并怜
　　 先生所遭迂的苦难我以为这些事
　　 实报告理应送给党内高级领袖决
　　 定读完[两集]之后把它送给最得人心
　　 的党员这是我对“实事求是”的态度我的
　　 爱人和小儿亦犯同样的毛病幸已得
　　 救附上票洋五元不能说帮助略表敬
　　 佩之忱不多写了祝　早日康复　　　马寅初　 1961年9月　 （原信无标点）
　　　　　　　　 邓自力致李盛照信之一:
　　　　　　　　 一下为上图文字抄写：
　　　　　　　　 邓自力致李盛照信之二：
&　　 我真算天字第一号傻瓜，竟干起“与虎谋皮，与象谋齿”的蠢事。
　　 1962年3
月12日，我持邓子恢同志信到西南局为民请命。一身细呢料、人称唐科长的说，李井泉办公室在省委。我赶急到商业街。一穿军棉衣的人，在大门外接见说：“情况全部了解，你尽快回去。”
　　 我挺着大肚子、拖着象腿般的脚蹒跚在川大老邮电所侧路上（今博物馆后面），银灰色伏尔加轿车悄然滑到身边。
　　 保卫科的弓月明，乃德昌苦役流放学生的长官，任务是大背一枝步枪，押解挑夫，不分昼夜多快好省超额完成任务。
车门开处，弓月明一把将我拉进去。动作准确麻利，两秒钟完成任务，近在只呎的俄语老教授吴明照肯定没觉察。等我反映过来，车已过九眼桥，直奔天回镇新生电机厂。
　　 玩轿车是大姑娘上轿，前途却是监牢。
　　 二、刹威拳脚
进楼前就听人吼：“医务室有人吗？”跑步前来的人摸摸腹部，手指按了踝及胫骨、胸前摇幌着的听诊器也没用就说：“不收！有腹水的晚期肿病号。”后来才知道，来人是医生，姓尤名安，犯人。专政对象的决定当然无效。
　　 下个节目是“退神光”，译成白话：“打下马威”。此乃民族传统，古典文学称为“刹威棒”。
　　 当胸一拳，倒地后拳脚交加，至到无力呻吟，“神光”当然就退个净尽。被人架起就搜，四封信开始漫长的牢狱生涯。
　　 邓子恢同志信竟成我入狱通行证。当时他肯定不知道，以后是否了解不得而知。
　　 信是回复我以下文字：
　　“愚蠢的错误，悲惨的恶果”——成渝线饥饿、死亡调查；悲剧及收场之法；普遍饥饿引起的盗窃风以及诗稿《忧心》、《饥饿》（附民谣辑录）。
　　 不几天开始腹泻，每天十次八次，当然不分昼夜。动作迟缓必然弄脏衣裤，臭气薰天的牢房就更升一级。
牢房是人口最密地区，每平方公尺2—3人，只能侧卧，翻身得数1、2、3，迅速一致动作。因翻身打斗、骚动每间牢房都时有发生。
　　 怕死于牢房，我被抬到楼下的新生医院——成都市劳改系统集中病犯机构。
不知昏迷多少天，若干葡萄糖才把我从鬼门关拉回来——这是后来病友加难友告知的。在新生医院为我治病的，有刘章宇（音），高挑个儿，张医生矮而胖，俱为川医劳教；另一女医生（或护士）姓林。新生医院后搬迁至九里堤，我道谢的机会都没有。
　　 新生并非学校用词，而是劳改单位专用述语。不少单位及产品以之命名，并保存至今。
医院有真正的床，80公分宽，大多睡两人，只重危专用。囚粮全省统一：2—3—3两，即每天400g。这里能见到油星星，偶尔还能尝到蛋花儿和糖味儿。
入监犯人“功课”：早午晚学监规，除认、悔罪，交待余罪外禁止交谈，否则有串供、逃跑之嫌，定会招来打、铐、捆。沉默就是反抗，也难免严惩。医院也禁串房，但同房或厕所却有可能说悄悄话，当然时刻提防告密、揭发。
　　 新生医院搬迁，我就地移交给新生电机厂医务室——休养队——副业队。
正是在这里，我可大开眼界，既接触到忠臣孝子、节夫烈妇，也和引车卖浆者流、鸡呜狗盗之徒交谈，从而了解无数饥饿逼良为娼、逼良为盗案例，见到扒窃全国的少年犯，以及种种“投机倒把”犯、吃人肉犯。
这个“投机倒把”要特别注释：绝非曹禺《日出》中能呼风唤雨的金霸爷之流，在黄金、股票市场大赚钞票，而是从外省（如陕西）贩回四川急需的辣椒、白菜、萝卜、大蒜——这是四川私有尾巴割得彻底的旁证——种子，在车站、码头或拉网打击、清理自由市场的俘虏，货被没收，人即入牢。还有钟比林样的农民。
他家龙泉驿红河公社，中上个子，头裹白布长帕，约二十来岁。脸黄，眼皮浮肿，一眼就能断定长期饥饿所致。在公社、管区书记足迹不到之处，他非法种了数十棵辣椒，提篮叫卖被抓进收容所。跨电网逃跑没烧死而进监牢。
　　 这是列宁“小生产者无时无刻不产生资本主义”，因而必须割“私有尾巴”的必然结果。
　　 井底之蛙终于明白：饥饿是全国性的，并非四川特有。
我急切联系师友求助。当时唯一办法是写信交当局邮寄。虽然明文规定不准封口，但心存侥幸；后来托人：有认识的，也有素未蒙面者。全徒劳，一一落入狱卒手转入档案，成为新“罪证”。
　　 周围是铁板一块，密封罐头样严严实实。
不认罪为监规严禁，因而就成为“罪”，足以在斗争会上当主角，挨打、铐，关禁闭。反手戴铐，人成两足动物，只能猪狗般用嘴进食。我只好绝食。强灌鼻食的辛辣，非任何语言、文字所能描绘。历次经验证明，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的记录是124小时——还算有效。
二年多的牢囚，结晶于《监狱劳改队状况。司法改革及改善劳改队经营管理及大赦建议》、《诗稿》：“黑牢吊民伐罪篇”。这当然是攻击、诬蔑专政和修正主义铁证，于日被捕，此前是劳教。
按《劳教条例》，任何单位的书记都可将其不喜欢的人送进监狱。《条例》原本是对付右派的凶器，但究竟有多少受其害者，只等历史回答。最初的劳教没定期，有人称之为无期徒刑。
　　 节日前夕抓人、杀人成了传统，至少保留了40余年。
成都市劳教五人组长，小个子老头儿，陕西腔，有个苏联式名，（似乎叫吴佐夫）：你还是普天下写文章的角色喃！这表明当时已搜集了我所有文字。料定必判死刑，解差潭培英敢于搜去我饭票和五元钱。钱是菜票换的，是我仅有的“财产”。
谭培英，邛崃城关人，少壮派。在新生电机厂以狠毒闻名，经常亲自动手毒打、狠捆。有位劳教期满的就业人员，按理说已由半公民晋升为全“公民”，但其遭迂仍是奴禁。
厂长们的孩子在饭堂调皮。不知有意还是无心，沙子撒进碗是事实。余永德感到愤怒，抓把泥沙回敬，一个孩子被吓得嚎啕大哭。谭培英善抓阶级斗争新动向，以阶级报复，用细麻绳将余狠捆，拉至各车间游斗，揭其老底：父亲任伪保长被枪决，他扬言去联合国控告而劳教。
　　 谭培英命人以冷水浇捆绳。三小时酷刑，这位“公民”汗毛滴血，双手和臂乌黑如茄，从此生活不能
　　 自理，吃饭要人喂，成了残废。
中国史把结绳记事视为进入文明的大门，为文字的发明、应用奠定了基础。但任何史家都不知道：绳是轻便、简捷、随处可寻的有力凶器，既可使人极度痛苦，也可使人终生残废甚至了却一生。1994年冬，成都十二街民政厅假肢厂，我打听到退休后在厂门口农贸市场收管理费的余永德。坐进小茶馆，第一次面谈。作自我介肇，再提及彼此相识的“同窗”。陌生感消失，他记起我这个人，共同回忆起牛马般往事。
　　 他出生平民，1959年14岁进假肢厂当徒工。父亲保长被枪毙，全是谭培英强加的“莫须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1962年，毛泽东号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厂党委闻风而动。当时全厂生产任务完不成，党委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教规，把曾是国民党军官的师傅及几个徒工送劳教，罪名“反革命”。
　　 定量口粮一降再降，蔬菜、副食品极少，肚子空空当然要说怪话、发牢骚，被某个党负告密，师徒同进监牢。
1979年全案平反，三人回厂工作，惟余永德安置成了问题。假肢厂说：“残废人回厂干什么，谁叫你们把人整成残废？电机厂：谁叫你们搞冤假错？
　　 两家党委各执一词,扯皮不休.倒霉的当然只有余永德；几年上访、告状才回厂协助守大门，以残废提前退休。
　　 他已婚且有孩子，月工资400元，还分了套房。经大医院诊治，双手功能有所恢复。
　　 对现实他没有什么不满意！
　　 谈及酷刑，他认为不能怨共产党，只怪个别坏党员的胡作非为。
　　 当我说明将把其遭迂形成文字时，他一再叮嘱，最好别再找麻烦。
解放军战士牟士生，什邡县人，探亲回家控告活埋其妹而劳教。实为久饿奄奄一息，无可救活。他视其它劳教为渣滓、垃圾，齿与为伍，这与其指导员政治课所教专政论吻合，却因不认罪而吃苦头：关进集训队。他嘴唇不住颤动，也不仃骂人。厂叫他打扫办公室，别人视为美差却遭其拒绝。
泸州二五厂（军工企业）一姓谌工人，家庭纠纷，殴打父亲而劳教，不认罪也入集训队。抗拒劳动，由人在其肩掛背架背砖，绳套颈项，牲口般拉着走。
　　 这二位劳教精神病症状明显，我被扑就不知其下落。
　　 少年劳教贾少西，成都人。解除劳教后，文革期间企图偷渡香港，抓回枪毙。
扑前不久，独囚牢门上小孔突然掀开，一人厉声问：你竟敢如此反动！当时牢房12m2,前后窗被木板钉死，无灯光他当然看不清我，我却能看见他那年青面孔。全身警服定是狱卒，但我从未见过。
　　 由此断定：他见过我的文字，或者在狱卒会上，点名批判过我的论点。
　　　　　　　　　　　　　　三、牢里的苦斗和巧斗
到宁夏街看守所，我秉性难移，坚持不认罪，照旧挨打、戴铐、戴镣，老对策外加新办法：大声宣传自己冤屈并控李井泉对四川的罪行。最初是对殴打、酷刑的抗议，后来以之自卫并成先发制人的手段。
　　 隔墙是成都监狱，范（或樊）家孩子能重复我的广播词，我也能听到他家呼唤声。
当局立即反击：发动全监消“毒”，写批判稿。其中最突出的是武汉大学哲学系毕业生、水电校老师王济时。他批判我诬蔑三面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广播时，有人对其同牢说：“李盛照给你们上课了！”这是张文玉后来对我说的。
　　 一个姓章的狱卒把我和林德方并列，“你们两个把看守所都闹酸了。成都活“酸”意为味道不正或变了味儿”。
林德方是化名，据说查旅馆无身份证明被扑，受尽酷刑不报真名。我们俩都争得独囚特权。倒马桶时，狱卒怕臭，不愿紧跟，用十分之一秒时差，我们以纸条互致问候。
　　 后来听说，林德方是内蒙大学生。
　　 许以戴罪立功、从轻发落，唆使刑事犯拷打政治犯是监狱、劳改队管理的普遍规律。
不知怕自杀还是弄清想些什么，很可能是准备判死刑，派四川化工厂姓陈炊事员（金堂城廂镇人）来陪牢；他奸污或猥亵幼女被扑。要我认罪，争取宽大，竟敢欺我被铐，而动手打我；举手铐自卫，伤其头而哭嚎，招来高所长，立即为我带镣。这是美式脚镣，比洋铐重，约2公斤。
　　 高所长
，因其面部特征犯人称之为高麻子，不穿警服完全是个老实巴交农民，平时言语也不多。我在“广播”中控诉亩产八万斤骗局，导致我们一次简短辩论：这个事情我知道的比你多！从脸部表情我完全相信他说的老实话，其口音可断定是郫县人。
以后，同时派来甘肃师大姓傅学生（甘肃成县人）、同济大学毕业在西北工作的老郑（大名似乎是聪武）来，相安无事。傅因贩布票被扑。老郑从福建探亲返程捎带尼龙丝，长途贩运，有特嫌而取其脚模手印。
张明泛成都军校第一期学生，学辎重。协助章伯钧办鞋厂，开书店。重庆较场口事件，郭沫若挨打后，张明泛奉章伯钧之命前往慰问。国共和谈破裂，章伯钧流亡香港，从港寄钱为张治病。成都解放，张任四川省农工民主党行政处长。
章伯钧成大右派，张作为心腹纵然一言不发也当然成右派，而且算其历史帐，先降级后下放苦役。这没把他改造好，总是破口大骂，继续攻击、诬蔑而被扑。病情加重生活不能自理，独囚无力倒马桶，因而派傅、郑监督，在生活上加以照顾。张死后再来监督我，照顾镣铐披身的我。
最后，把离我家十来里路的老乡派来。高所长只知我川大学生，忽略我籍贯。他在天原化工厂工作，贩雅片判六年，去盐源农场服刑。留场就业廿年释放，曾来我家小坐。
我总想和牢外通信，但蚊、蝇也难飞过高墙。忽然想起牢房有人晾晒衣服，只狱卒有此特权。特制微型信封装入其衣袋。当然转入档案，至今仍有样品作为游戏纪念。
　　　　　　　　　　　　四、唇枪舌箭斗法庭
　　被扑半年多才提审。陈道宽（予审科长）吴明富（据传专煮政治犯）关注我诗词，尤其是“屠民不见血”一句陈道宽对《怀杜甫》感兴趣。起诉书内客之一是：书写大量反动诗词，用心极其险恶。
　　1966年4月或5月，西城区法院开庭。吉甫车窗紧闭，两边有人挟持，不可能辨别方向、路程。法庭似乎曾是教室，无黑板却有讲台。从讲台窗口正好看见第三人民医院吊牌。讲坛上几人在忙碌：记录或录音。这些人身份当然不可能知晓。讲台对面是审判台。听众席上有二、三十张年青面孔，估计是政法或警察院校学生，或者争取入党的积极分子。
　　审判长是院长王冰(女),审判员程志得,人民陪审是70岁老太婆晏廉泉。她几次发言只重复几个字：“犯人，你要认罪哟！”据说她是五保户，靠救济生活；当陪审员出庭一次，津贴7毛钱——世界上最廉价的花瓶。
　　所谓“证人”竟是电机厂副业队二狱卒：一姓傅（驼背，人称驼子）；一姓李，转业军人。他们发言：“竟敢用绝食对抗无产阶级专政，反动透顶！”
　　川大政治部派尹（或余）XX出庭，指控我诬蔑、攻击斯大林，反苏、反共；对长短句意兴趣，在其小本上作记录。
　　怕我“罪行”远播，关门闭窗禁人旁听。审判是密秘的。
　　两页起诉刚看完就开庭，市检察院高儒进读完起，我首先发言：我不是被告而是原告。我控告饿死四川1,000万人的罪恶。
　　程志得，显然少壮派；王冰，老干部，发言、提问极少。程以《监狱劳改队》一文，指控我攻击、丑化无产阶级专政。我面对听众发问：被专政者中有吃人肉者，为什么，人肉好吃吗？法官不予置答，因而至今欠着我的答复。有位穿着短呢大衣微胖的十八、九岁女听众，听了我的发问，禁不住一笑。立即觉得自己失态，当即敛住笑容。
　　我有首长短句：“公社涌现，跃进把铁炼，洒向人间都是怨……“副标题”和诗人”，程志得追问：“和哪位诗人？”我没正面回答。这表明他聪明、机警，中毒极深，暗藏杀机。
　　文革期间，新都县布告，处死书写大量反动诗词的反革命。我以“诗无达诂辩护，惹起程大怒，进而迁怒右派份子张默生的“谬论”。
　　四川有两个张默生，同是右派。但一是南充师专教授，一为川大中文主任。
　　李亚群大力批判《草木篇》受嘉奖。省文联会上，禀承旨意，舆论一致指出地主出身的流沙河反党反社会主义，唯川大张默生以“诗无达诂”为之开脱。忤逆圣命，加之有人告密：“他耽心学生一上街，中国就完了！”当然成右派。
　　川大张默生先生，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我控告李井泉饿死四川1000万人。所有管教干部教育我：夸大饿死数。我认为编低可能却大得多，等有了公开性，历史学家就能评断我所估计的精确度。其实只要见过田家英韶山冲、炭子冲、抗嘉湖平原饥饿死亡调查的人，就有权评断了。“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华阳国志》的金温江，银郫县也肿尸盈野饿载道，我敢肯定我的估计，较之斯大林及其统计公报（包括人口数）精确度要高得多，因为那是为专政而捏造的。正如俄罗斯谚语所说是“用大粪做糖果”。斯大林及其御用工具：共产国际就是用这种“糖果”喂养了数亿人，把他们改造成豺狼和暴徒。
　　我引“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金温江、银郫县也饿殍载道驳自然灾害论，同时驳卢鋈（极可能是化名）的气候预测，他用太阳核子爆炸来论证“自然”灾害。
　　我的很多文字表达了农奴对土地的渴望。检察官高儒进指控我鼓吹复辟地主阶级统治。由此可见奴化教育魔力；还有更实际原因，这位奴隶制坚定维护者，制造言罪文字狱、强奸民意行家、，有主人赏赐，土地对他来说当然无用。
　　对攻击、诬蔑的指控，我的答复：帽子太小，应该是控诉。
　　宣布以“反革命”严惩后，我当即回答：当然反对“革”无数老百姓的命！不容最后陈述，跳出四、五个精壮。载上刑具拖出法庭。
　　王冰和年青女书记员来校对庭审记录（不知为何程志得没来？）又是一场舌战。
　　我的答问和发言被砍去99%。要求增补遭拒，我以拒绝签字作回答。
　　收到15年判刑，立即上诉。
　　《四川的饥饿及因果之研究——我控告李井泉对四川的六大罪恶》——饿死者儿子、水肿病号、判刑15年的政治犯在法庭上的控告、申诉和自白[注]。
　　四川大学不准完成的毕业论文，却在镣铐中补上。16开纸密密麻麻写了40余页，约十万字。刘科长不给纸、不开铐，即不准写，我当然就不能写，是篇未完稿。
　　刘俊清为市公安局狱政或监管科长，信奉专政论并积极执行，在看守所以酷刑著称。时过境迁，瞬间他也成了专政对象。据《红色电讯》（《四川日报》夺权者编）报道，川大八二六将他绳捆索梆（正是刘所专长）拉至全市各处批斗。他曾对江海云及“八二六”人员用酷刑，故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喜剧、悲剧还是闹剧，任人评说。
　　这使我想起鲁迅文字：“中国历来排着吃人筵席，有吃的，有被吃。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灯下漫笔》。
　　造反派失势，刘俊清必然以受害者获嘉奖，禄位高升。有人称此为优越性——正是社会主义必然性和特点，而为资本主义所无。真是祸福无常，“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呀！
　　审判委员会涂庆云裁定书：
　　“原判引用法律条文不当，发还重引更审。”重审乃儿戏。原陪审、书记、审判长三人（不知程志得为何缺席？）20分钟走完过场。
　　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判刑二十年。我再上诉。
　　无底稿只能重写，内容大体相同，只增长短句。（原件犹在，今存市档案馆）
　　清平饿（古有清平乐，今记和平年间李井泉对四川的暴虐，动一字非改词牌也。）
　　公社共产，私有尾巴断。洒向人间都是怨。骗局亩产八万。　　 魔王舞动黑嶓，千万饿鬼死冤。仇渊恨海难填，罪恶等人清算。
　　钗头凤?答法官（预审员：陈道宽、吴明富；检察官：高儒进；法官：王冰、程志得、涂庆云、吕昌永、赵方、兼答四川大学政治部尹（余）存信（音））
　　搞公社，炼土铁，田地荒芜山改色。共产风，榨尽剥。家家赤贫，奴禁死饿。
　　错！错！错！　 大跃进，反右倾，骗局亩产八万斤。怒骂吼，救饥饿。
　　吊民伐罪，有何过错？莫！莫！莫！
　　述苦难，数罪恶，控诉黑邦命病难活。镣铐捆，日夜课。有口能言，国灾人祸。
　　说！说！说！　 卫真理，古今多，英勇忠烈被枷锁。救饥民，任折磨。
　　怒对刀枪，不图苟活。学！学！学！
　　对刘科长（俊清）毒打再加铐加镣的回答：
　 “镣铐磨心疼，国灾救百姓。残害李盛照，自有申冤人。”
　　信手拈来，平仄不合。1949年后没出版过词谱，牢中也不可能找到，只能算长短句。郭沫若定将其列为反动、打油之内。确为怒不可遏而发，故照录。此前此后，所有审问、“教导”我者俱指责四川饿死数夸大。凡估计必有偏差，夸大缩小均有可能。如只999万都会治我夸大罪——这是当时回答。现查各《县志》表明，夸大可能被排除，而国外有些估计确实很低。
“据说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曾经饿死2,000万人。”（见荒井利民：“中国农业开始从增产向提高质量和效益方向转变（载《读卖就闻》日）
　　国外不可能了解铁幕详尽内情，连美中央情报局对苏联国内生产总值估计都大大偏高。这是由于严格封锁的保密制度及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的欺骗宣传所致。逃亡的原国务院秘书陈一谘在国外说：他所见的材料（当然绝密）四川饿死900万，河南800万，安徽700万，全国约5000万。
　　美国一研究中国饥饿的学者，估计三年灾难期间饿死5000万人。有中泽本，曾在成都书市展销。
　　我估计数的精确度，要等藏之秘阁数字、资料与老百姓见面，历史学家就能作出判断。但我确信：较之斯大林和前苏联统计公报（包括人口数），我的估计数精确度要高得多，因言之有据，绝非凭空捏造。
　　我引《华阳国志》：“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的：“金温江、银郫县”也饿殍载道实例，驳斥了“自然”灾害论，也驳斥卢鋈（可能是化名）在《人民日报》所作气候预测。
　　十月十五日，成都中级法院裁定书：“维持原判”。加刑5年，审判长吕昌永认为“当”了，虽然两份判决引用《惩治反革命条例》同一条文。
　　我将裁定书掷于地，申明保留向高院及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权利。穿细呢中山服的送达人（后来知道就是吕昌永）怯生生说：他是“独立”审判！
　　至今不明白为何没判死刑？估计和李井泉有关。当时西南王宝座摇摇欲坠，他自身难保，也可能有不知名的师友从中暗助。
　　正式判刑，幻想全消失。
　　对我审判完全闹剧。作为导演、编剧的赵方，在热闹场面从不露面，木偶提线人当然只幕后操纵。
　　起诉书正文指控我“反改造”，作为刑事案件判刑比“皇犯”（劳改队述语，指政治犯）会轻些。大约是临开庭“反改造”划去，用钢笔改为“反革命”，很可能是赵方旨意。
　　在新生电机厂，赵方单独提审，随即被扑。这表明：逮捕是他决定的。
　　在宁夏街，他旁观过斗争我的会。
　　开庭前作侦审终结，他又来谈话，力图说服我认罪，并说资产阶级头面人物“保”不了你。这显然指马寅初、彭迪先（原川大校长、副省长、全国人大代表）徐中舒（川大历史系教授、全国人大代表），从档案中能找到我和他们的联系。）我反问：罪犯何条？并说明非法逮扑是严重破坏法制，贻害国家民族，后果可悲。
　　要严惩！——他从牙缝中挤出冷冰冰三个字。
　　他中等个子，下颌有痣或疤痕，山西腔，一副阴森、杀气面孔。两次对面辩驳却一反惯例，既无书记员也不作记录。他不自报家门，我也不能问，但心知此人定有大来头。
　　出狱后有人告诉我：从1965年起政法系统就配录音设备，由此推断我们的辩驳和庭审可能有录音，能从省或市的有关机构找到。
　　第二天，张姓狱卒（据说市中级法院院长张宗林是其叔）说：“昨天赵方同志同你谈话，态度该好点儿，争取宽大。从此方知，他就是赫赫高级法院院长。
　　赵方原十八兵团（政委李井泉）参谋长，成都军管会常务主管，应对昭觉寺血海负责；当时任高院院长、省政法委书记。
　　从我所知点滴可见其心狠手黑。
　　省政法委副书记李成俊，当然是其副手，也许是竞争者，被他打成右派，送进劳改队并置之死地（据说自沈于灌县劳教支队）。
　　重庆市委党校教师周居正——渣滓洞幸存者，逃脱机枪点名却被赵方送上刑场。就我所知渣滓洞白公馆的幸存者，其中有大名鼎鼎《红岩》作者罗广斌死于拷打。杨益言也没逃脱劳改营之灾。
　　重庆渣滓洞举世闻名，一九四九年后四川有多少渣滓洞、白公馆待史家论证。
　　五人帮覆灭，赵方在学习班跳了楼。是真诚忏悔自判死刑，还是失宠自愿殉葬不得而知。他擅长残酷专政，在其圈子中也能听到对他的诅咒。他似乎属康生、谢富治团伙，树倒猢狲散嘛！西城法院判刑15年，我上诉。
　　【注】：
　　上诉书《四川的饥饿及因果之研究》——我控告李井泉对四川的六大罪恶。
　　饿死者儿子、水肿病号，判刑15（20）年的政治犯在法庭上的控告、申诉和自白。
　　六大罪恶：
　　一、饿死1000万，3000万饿肿。20个死亡10—20%社队资料。全国5,000万、2亿的估计；
　　二、监狱劳改队长期持续大跃进，犯人由50万猛增至300万。逼良为娼、逼良为盗、吃人肉犯；
　　三、大炼土铁，破坏国民经济平衡，种下经济崩溃祸根。森林损毁，50年难恢复；
　　四、公社化——共产风绞杀了农业，30年前苏联劫掠农民惨剧重演。不许继续重演；
　　五、制造亩产八万斤骗局及种种起杀人作用的倒行逆施；
　　六、疯狂文学、吃人哲学。斥郭沫若。人祸非天灾，斥卢鋈（很可能是化名）的气候预测。1957年大兴言罪文字狱播下灾祸种子。
　　我为防止灾祸所作种种努力。
　　全文40页约十万字，有两份大同小异的原稿，今存成都市中级法院，屡次交涉归还未果。已四十年,该解密了。有生之年我将极力索还。现在当然有更多资料、数据补充。(成都档案馆有被阉割残稿可查——2006年10月补注)
　　　　　　　　 五、人间地狱——小监
　　日的一个凄风苦雨日子，成都监狱重兵押千人至苗溪茶场。以后才知道是腾空监狱备用。
　　四围机枪的土坝下车，眼见受捆人倒地呻吟。据说是刑满就业人员，探亲超假不归，从其家中捆来。
　　苗溪原名庙溪，本是庙宇，距芦山县城5公里。茶场成立于1952年，第一批犯人由重庆押来。它下属30余个单位，万余人。地跨天（全）、卢（山）、宝（兴）三县。以出口红茶著名，兼营农、果、畜、建（筑）、林、矿、砖窑。
　　十三队是长刑政治犯监狱，有电网、加强警卫班。以往关押国民党县区人员，1957年起涌进大批右派、现行反革命及造反派，也是死囚牢和刑场。它是农业队，晾晒粮食的坝子，成了集合犯人宣布、执行死刑的刑场。我认识、了解的几个人，就从这里拉出去处决的。
　　当时正为建水电站修公路。我长期遭酷刑折磨，体弱，难以支持重劳动，要求中间坐地休息片刻也不准。我不认罪，公开要求上诉。当然成为重点打击对象。斗争会上饱尝积极份子拳脚，狱卒把我从楼梯上倒拖下来。幸好是木楼梯，否则定会脑浆涂地。狱卒唐丙南强迫下跪，我只有倒在地上，当然会增大挨打面积，但得免下跪并当面骂（唐）：“狗&的，法西斯份子！”这就轮着警卫施展其爱民拳、爱民脚的大好机会。最后一幕上铐、上镣，关进小监。
　　以前戴的洋镣，只是洋铐的放大加重，约2公斤。眼前是民族遗产，由五个椭园铁环联结而成，两端各有二半圆铁环，套上脚、捶上铆钉就插翅难飞了。
　　我的镣属最轻级，仅28斤，一直伴我到1973年。偌大一个劳改场，制造镣简直轻而易举。用狱卒徐少华话说：“要多少有多少，13队就能造。”锻打农具的炉、铁匠，随时可转产。
　　当时只小监二，各5m2，再增为12间独囚牢。随着大革文化命发展，在3公里外的三角庄及13队又新建10间独囚牢。三角庄山下磨房沟，曾关押胡风及自愿陪夫坐牢的梅志。
　　独囚牢2&1.5&3m2（13队仅1.8&1.2&2.5）。“优待”监有60厘米宽木板作“床”，其余只草和马桶。“窗”30&50厘米，有12片百叶板，叶片向外倾斜，防阳光及外投物入内。姆指粗钢筋外是涂有兰漆的双层玻璃，牢房伸手不见五指，名符其实黑牢。0.6&1.5m牢门上有一终日关闭小孔，仅三次送牢饭时开几秒钟。十天八天才开门倒马桶的狱卒，开锁后赶急逃离。深知臭气薰天滋味儿。钢筋水泥墙是良好冷凝器，屎尿蒸气还原成水，晴天也滴水不停。称之为水牢也不是凭空捏造。
　　这里没有放风规矩——狱卒徐少华语。
　　原中央委员、组织部长安子文，曾是人上人，信奉“民主集中制”，即你“民主”我（既不是安子文，也不是刘少奇）集中。当然把民主称之为资产阶级，极力否定人道、人权。他四次坐国民党、日本的牢。在北京草岗子监狱，还能学习廖鲁言（反右后任粮食部长）从英文版译出的《共产党宣言》。当坐进自己党立的专政牢时，经过比较称之为超法西斯（见王光美：“时穷节乃见，正气万古存”）载《工人日报》日）。
　　王光美曾一度低呤《长恨歌》，但她似乎不知道：“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更多”。她当然不知阿基诺夫妇故事。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嘛！
　　安子文、王光美坐的高干牢，比之囚禁奴隶的黑牢差距可想像。他们坐的是超法西斯牢，我们坐的牢称为什么？搜索枯肠难为之名。
　　白公馆全为木棒牢，至少空气各取所需，而钢筋水泥牢，空气也就定量了。
　　这种非人环境能把人改造成什么模样？张文玉，木里藏族县人，动力机械厂（成都市最大劳改厂）劳教，组织马列小组判20年，反改造关小监。在十三队新小监与我一墙之隔。头二年整天只听他自言自语，当然听不清说什么。以后声嘶力竭骂天皇、贵妃，也骂自己，当然招来狱卒、警卫甚至就业人员毒打、狠捆。在三角庄，就业人员胡兆亨（长寿人）将他悬空吊在兰球架上。一反常态半声不响，直到休克。
　　一天，忽听噼啪木板、碎玻璃声。他用手铐砸百叶窗及玻璃。狱卒急忙赶来拍照，再加一顿毒打，他仍一声不哼。随即以辱骂、打监闹狱死缓，押去南充省一监。后来有人在一张死刑布告上，看到张文玉大名。川大生物系女生冯沅春，和我同时成右派但当即被扑，判刑15年。先在成都、平泉服刑，两次加刑后押去南充省一监，不认罪判死刑；交群专斗争、狠打，仅存一息再枪决——细节待查。
　　谢国基，成都祠堂街人，动力厂劳教。患颠痫，倒地乱滚，口吐白沫，弄脏语录牌判20年。
　　成都方言茅司、厕所、东池是同义词，连起来念就犯大忌。他正是犯大忌而镣铐小监。不几日就沏夜嘶吼，声音大多含糊，但犯忌之词多重复。为制止嘶吼，专门命铁匠打制铁口罩，但收效不大。
　　早就听闻斯大林把政治犯关进疯人院，但把疯子关进监牢竟是目睹。
　　李啟高：“汉源人，个子高大，总是乱吼乱叫，即使背架百余斤，颈项套索前由人拉，后由荷枪实弹押送，仍照常吼叫。
　　李啟高于1970年被折磨死。
　　刘俊文，成都毛巾床单厂工人。东门大桥附近居民多年来称之刘疯儿，弄脏语录牌坐牢，颠狂如昔戴铐关小监。我们曾一度三人同牢。他骨瘦如柴，吃不完囚粮，全天只能安静二、三小时。当呼及其女“乖乖瑞华儿时”，干枯眼中泪珠在干枯脸上纵横，但家住九眼桥新村却记得真切。狱卒宋晓光开门，意在制止嘶喊，当然无效，饱以拳头，呜呜哇哇声中喊出刘文采……刘文采。竟敢骂人！宋晓光狂怒，偿以无数铁拳铁脚，他们都按李井泉定义理解刘文彩。
　　刘俊文死于狱中。
　　宋晓光可算得上大人物。原是有数万犯人的广旺煤矿副矿长，南下干部，山东人，中上个子，大块头。把女秘书肚子搞大，下放苗溪成了狱卒。他识字较多，奉命管集训队学习，严禁唱《红梅赞》。对知识份子犯人偶尔略施怀柔，如提前松绑，制止犯人头儿毒打，以致一般人将他列狠毒之外，实际是鸠山级人物，虽然他没对我动过拳脚。
　　他知道甚至可能见过我怀念彭总文字，以为右倾头子鸣冤叫屈，扬言对我“不吝惜一颗子弹”。有多大本领全亮出来——当时我就这样回答。
　　隋着造反派夺权、宋晓光入了“另册”，原三角庄犯人集训队撤消，就地办走资派学习班，宋晓光在发号施令处成了人下人。定因坦白交待好又当狱卒。他先我二年离苗溪。四吨卡车，装队产梨、西瓜、苹果、芦山特产和细软箱笼满载而归。下放锻炼成绩优异，胜利完成任务很可能官还原职。
　　三角庄曾囚一流落宝兴县的红军战士，川北口腔，远远望去年迈、衰弱，精神恍忽。
　　傍晚，三角庄就业人员在牢门外喊：卷好被子、衣物，特别强调留件干净衣服在外。我衣无二重，他说裤也行。有人用裤带在大监钢筋窗上吊死，宋晓光下令没收所有裤带，捆包绳只好由就业人员想法解决。
　　牢门开处，闯进几名精壮，以裤蒙头夹持双臂飞跑，脚胫牵引的镣在地上怒吼。流水、蛙鸣相继入耳。倏地自觉全身上腾，随即货包似地哐铛扔于木板上。其后是马达、喇叭声，料想是上刑场。觉得从此解脱,无牵无挂反而坦然。不知过了多久，人如货包抛于地上,镣被什么物件阻挡，随后才落地,砸在腿上生痛，吃苦头的只是脚胫和神经，脚已不存在。接着又是挟持飞跑,再货包似地扔于地。此后发生些什么就再也不知了。第二天猛敲牢门，高呼拿碗来；外加牢锁、钢筋门栓哐哐铛铛碰撞，我被震醒了！掀开蒙头裤方知又回到13队。我休克在地上已13小时。
　　脚胫血肉模糊而无完肤，踝骨外露，经犯人医生廖觉先治疗、换药，半年多才愈合。
　　不知碗在何方，只得手臀并用，挪近牢门接过馍馍，手和嘴密切合作，玉米馍馍快速下肚，虽然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密封活棺材中。
　　事后方知，为节约、快速同车运送小监囚犯，怕其见面交谈、串供只好用蒙面拖走法，带镣者就只有死去活来，有的不久就再死一次，而且永远不能复生。
　　我的近邻是军犯，呼倒毛口号而镣铐小监。不几天，他狂呼肚子痛，警卫开门偿以爱民拳脚。第二天早晨，犯人炊事员张树成（名山人）送饭，无人应声，不吃算球！——骂完就走。中午仍无应声。提审去了？他边说边走。晚饭又无人答话，开窗也看不见什么。狱卒来开牢房，已用建牢时遗留铁钉，挑断动脉死去，时间是昨晚，即挨打后不久。犯人医生要打急救针。打个球！——唐丙南厉声喝止。
　　开死者脚镣动用钢锯、二锤，王祖锡，（内江交通路人）劳改积极份子，花二小时。死十个，五双就数了——当时狱卒的口头禅。
　　军犯母盛才，筠连县人。父长工，他小放牛，翻身户当然欢迎参军。他随身有枚蒋介石头像银角子——盼蒋铁证。加之说过要&江青，现行反革命判20年。他孤高自傲，齿与他犯交谈。所带被面、床单、毛衣被偷一空也不报告。劳动要求分单份儿，虽然高得多，总是最先完成。从不偷食农副产品。其口头禅：“没得吃的也没得&的，分给老子一块地，做不出来吃，枉自长了鸡巴“（检察官高儒进也要控告他复辟地主阶级！）这些”三自一包、“复辟”资本主义言论，当然要挨打、铐、捆。以下一幕是我从门缝中目睹。
　　斗争会完，狱卒徐少华把他交给警卫罚站岗楼下，徐锁门睡觉去了。警卫先让他跪在碎石路上，再剥去棉衣跪。其后讲“宽大”，让他站起来跑步。当时屋顶墙头积雪未消，我第一次听见他哭。
　　从此抗拒干活。抗拒劳动又是罪，免不了挨打、遭捆，戴上铐关进小监。
　　他拒绝领受囚衣。单军衣穿碎，军棉衣穿了十二个寒暑，无一寸完好的布。从不洗脸刷牙、剃头。长发足以编成辫子。只见他猫着腰、瘸着脚走路。腰腿伤残程度不得而知。整天只和自己说话，不时哈哈大笑。1979年部队来人接走。
　　只有神话才能把这个被改造成“鬼”的兵，恢复正常。
　　斯大林的屠刀、刽子手之一叶若夫，把米高扬推荐的《西班牙刑讯史》作课本，以同志们为试验品检验效果，当然还有不少发明创造，如当着斯大林使用拨牙刑，用铁椎刺女犯乳房。雪夜剥衣长跪，定能补《西班牙刑讯史》之遗漏和发展。
　　警卫绝多农家子弟，以斗争、专政充满其头脑，对“敌人”当然不会手软，更不会承认人权。苗溪逃犯在他们枪托、“打杵”（背夫用以支撑负重背架而得喘息的短小木棒）下丧生的以十计数。
　　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吃穿月有10—20元人民币，为此就必须对奴隶狠狠专政，甘当打手和刽子手。
　　德国哲学家坎特说过：人，只有受过教育才能成为人。斯大林、毛泽东特别重视“教育”。“六四”以后，特别是苏联崩溃，邓小平感叹说：“最大失误在于教育”。但是灭绝人性的纳粹份子、日本军国主义份子也是教出来的，根本问题在于教育内容。排斥人道、人权的教育，只会培养出红卫兵式的暴徒和刽子手。
　　三、五警卫（有的面孔完全是孩子，可能是新兵），参观动物园似的打开牢门小孔。在他们头脑中，小监囚犯定是青面獠牙的食人生番。借此机会我又故伎重演：介肇我的冤屈，控诉西南王饿死四川1,000万人的罪恶。以后这类猎奇者越来越少。特别是搬到完全隔离的新小监，可能怕中毒而被长官禁止。
　　苗溪处死的军官至少有两位。
　　潘庆云，某部团长，山东乳山人，指控他在简阳平泉农场，企图组织人冲出牢门而判死刑。平泉合併苗溪才执引。宣判会上揭露其罪恶：奸污生女。后来平反，据说其妻来收取遗骸。由此对其指控的真实性令人怀疑。宣判即执行,上诉、无罪推定、有利被告论——资产阶级民主，不论江青及其后台，就是列宁、斯大林也不喜欢，当然列入批判、禁止之列。
　　潘团长在职和积极努力升职期间，定会背诵雷锋日记：对阶级敌人像秋风扫落叶般残酷无情。他上了刑场能明白这些话的内涵吗？
　　雷锋热衷政治而不钻技术，自己驾驶汽车撞死，完全是自杀。他在故乡及行车途中没见过水肿病和饿死者吗，是见过没敢写，还是写了被指导员砍掉？只等后人考据。有传说：“雷锋日记”是他死后，由“秀才”们代笔而成。我无力考据。
　　女中尉郑远惠，富顺县（另说宝兴）人。在平泉呼打倒毛泽东，苗溪宣判、执行死刑。前一天还劳动，要她立功赎罪哩！
　　还有转业军官被处死。
　　张洪礼，湖南郴州人。18军军旗长、战斗英雄、西藏军区司令部负责首长安全的警卫参谋。转业到成都商业局花纱布公司保卫科工作。据说散发传单判刑二十年，先在新生电机厂服刑，后押至苗溪。组织小集团，长期独囚处死。
　　据说西藏军区为其平反。
　　另说：他同戴集陶女儿（成都实验小学教师）恋爱，以反革命被捕，我无力考据。
　　余摆摆，成都三砖厂强制劳动、劳教单位工人，判刑二十年。本名已罕为人知。工伤后头部每1—2秒摆动一次，每摆一次就打嗝儿。完全丧失劳动力，只好到蔬菜组择菜、保管工具。不到一年，他以农药解脱了自己。
　　李先德，志愿军六十军战士，五次战役，部队遭包围同林学甫等相继被除俘。在战俘营，他参加演出《白毛女》，还扭秧歌。经过生死斗争回国，但祖国对他却是后娘。
　　先在东北集训，当然要坦白、交待以及调查研究，开除军籍遗送回笈，以小卖、苦工、架车为生，后去红旗橡谬厂工作。三年特大灾难期间，他在一些角落种菜、种瓜，洋洋得意说有菜吃没挨饿。这就同“三自一包”掛上了钩。文革期间清理阶级队伍，全厂皆知的李疯儿作为“特务”进了监牢。
　　他成天自言自语，但劳动不含糊。他种菜、找菜，为大小厨房运菜。一天，场部追扑组魏姓狱卒要他背负的南瓜，遭其拒绝，还说大南瓜是“喂猪的”。侮辱“政府”就是“反革命”，招来狱卒以“打杵”毒打，手臂打断致残。
　　李先德平反，回厂补发工资4,000元，算是罕有的幸运者。在成都见着难友，他侧着头，眼仍不停地眨。说：老子买三个电炉，一个煮饭，一个煮菜，另一个烧水。就是要多用些他们的电。
　　成立集训队，小监——牢中牢的目的之一是重重惩罚逃奴。逃跑是家常小菜，全场每天平均一次。不说一时冲动，就是经过周密筹划，成功率也极低。
　　西北为二郎山。宝兴、天全居民多藏族，加之山高路险，几不可越。东有邛崃山横亘，只有南向雅安，飞仙关设卡就自投罗网。
　　地形险峻正是当年选址建场的首要原因。
　　纵然逃过雅安，警察、民兵密如蛛网，除盗、扒无以为生，早晚抓回。为缉逃奴，场有庞大追捕组，配有摩托，闻风而动。逃奴抓回，先在斗争会上任人“有仇报仇，无仇打‘欺头’（成都方言：便宜）”这是劳改队管理的诀窍——私刑；以交待不老实受捆刑，再“抖”即抖动捆绑绳索，使嵌入肌肉愈深，立即发出撕肝裂肺惨叫，屎尿流，妇女则来经血，有的甚至当场休克。其后是铐、镣关小监。
　　斗争会对中国人，乃小菜一碟儿，现今三十岁以上人都亲历或目睹。
　　彭德怀、吴晗……都曾会上成主角。
　　毛曾号召：“要文斗”，因武斗广布全国，但不适于劳改队，而“轮流坐庄”却完全适合。
　　主角被称“站中央当主席”，众矢之的，以别于大墙外高倨台上,对人号令、训示者。与会必须发言，以免同情、勾结之嫌而飞来横祸，也藉以求幸免。动手脚者，由被授意者代头，争当“臭虫”，复仇及打“欺头”者蜂拥而上。
　　主角时时更换，这次打手，下次必遭报应。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正是导演安排的“车轮杀”，“二挑杀三士”只是小巫。这在清匪反霸、土改中就涌现这种场景。
　　据北京作家丛维熙记述：眼见反右斗争会上揭露、批判者自觉为左派，以期幸免，岂知发言未完当即判成右派。由此想起鲁迅笔下《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残酷当娱乐，他人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求幸免。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治下臣民的渴血欲望，但谁也不明白。
　　死的说“阿呀”活着的高兴。（《全集》P、）
　　胡世富，射洪县人，父长工，本人省建公司木工，因探亲假和班长争执、斗殴，以反革命判刑15年。他中等个头身强力壮，使犁踏耙样样会，背负200斤能快跑，就是戴上镣，照样完成劳动任务。逃跑抓回，斗争会上无人敢动手脚，力气对比差距太大，怕当场更不说会后吃亏。耽心捆不狠，狼（唐丙南）干事亲自动手。但那是力气活，难以干好，他就加道工序：吊在梁上，至到昏死。不几天他又能干活了，人称“莽娃儿”、打不死的程咬金。
　　他是偷食生冷、农副产品高手。春节期间不出工，只吃两顿。中午混出牢门，到小厨房潲水桶捞剩菜剩饭，被指导员周金仁（芦山人）当场抓住，罚跪岗楼碎石路上，过节才没挨捆。
　　加刑至二十年又逃跑，而且创下奇迹。
　　戴铐镣押回途中，卡车翻车坠河，狱卒淹死他却安然无恙。回队即四马躜蹄吊上桂花树。死者妻儿在其身上发泄悲愤，一阵狠打，直至精疲力竭。棍棒成为“荡秋千”的动力。
　　胡世富加判无期，押往重庆省二监。据说已平反。
　　胡世富流氓气十足。
　　内江郭北区少年政治犯张明初，其父饿死尸骨未殓，母以反革命入狱，父亲遗体只得任老鼠啮食。文革初他书写反毛标语判刑二十年。胡世富竟企图对其鸡奸，并使一受诬者为自白而断手。
　　桂花香世人共知，但她能结果，且不论春夏秋冬却罕为人知。
　　十三队牢墙内有棵桂树，碗口粗，据说百年前一僧人所植；位于三次开饭、两次出收工及晚点名，每天11次集合场的后壁土坎上。每有逃犯抓回，人们话题：今夜桂花结果不？其中相当部份成了桂花“果”。
　　她枝繁叶茂。每当金秋，色香四溢，是奴禁们能领略的人间唯一温馨和美味。正因香而遭摧残，虽然她就在刺刀、枪口护卫之下。
　　赏花人络绎不绝。除奴隶外，包括官家儿童都有资格折枝采花。把她踩在脚下。不出两天就枝残叶败。到了春天，她却长得更加茁壮、挺拔，从而导致彻底毁灭。
　　有碍监视大小牢门、妨碍瞄准射击目标，警卫班长判桂花树死刑，立即执行。
　　奴隶只能暗暗愤怒、仇恨！
　　13队同机砖厂紧邻。机砖厂全是满刑人员。官方称之为刑满就业队。按理他们有公民权，当然就是公民了。队长性郑，山西人，抽叶子烟，有长长烟杆儿，因以为号；烟锅焊于无缝纲管，成为其工具加刑具，随身携带。叶姓就业人员脊柱、手臂遭其打断而终身残废。
　　逃跑犯公开被处死。
　　尹显慧，新繁县人。甘肃某高校毕业，分配到新疆工作，据说伊塔事件时曾逃往苏联，回来被遣送回乡，再以苏修特务判刑二十年。在苗溪逃跑，当局宣称盗马越境被抓回，实际是逃走不远被抓，诱其供认逃苏。日被处死。当时中苏关系紧张，需鲜血镇邪。
　　王美成，成都人，三年特大饥饿培养出的扒窃犯，累次逃跑，加刑至二十年，锯镣又逃，抓回囚于小监。他似乎心知必死，当管教股朱姓狱卒提审时跪地求饶，却遭鄙视，朱用脚踢他，并打开其它牢门让人看其可怜相。
　　他总是检举反动言论、反改造行为，且多凭空捏造，故为人所不耻。
　　王美成在庐山县城被枪毙。据被勒令参加公判会的当地农民说，临刑怕其呼吼，割了舌头。证据满嘴是血。另说：以木棒堵嘴而流血。
　　按常识，如不捂口，木棒难堵嘴。后一说不大可信。
　　江苏射阳县陈波，转业前被南京部队树为特等射手标兵、毛著学习积极份子。日，射阳城关公判会上，怕他呼喊反动口号，钳夹舌头后枪毙。（见《带血的命题》）《文摘周报》摘刊
　　陈波物理、化学及格，深知事物有分解也有化合，从而对“一分为二”质疑，上了黑名单，友好通风逃至内蒙沙漠，孤身老妇收留。康生全国通缉而终陷魔掌！特等射手，终成刽子手靶心。
　　共产党员张志新就被割断气管再枪毙。
　　对逃奴的惨酷刑罚，以致苗溪有人逃进深山，追扑紧逼而跳进深渊。
　　上文提到的朱姓狱卒，官名朱干事。大名不详（多方打听为朱庆丰，金堂人）被专政者不敢也不必问，只称其绰号“朱歪嘴儿”。其下鄂特短，且略歪斜而故名。加刑,上报死刑材料俱出其手。被其提审，必定凶多吉少。
　　我被囚黑牢，惟一乐事是在头脑中翱翔，低声吟哦。“独行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朱淑真《减字木兰花》，成为我苗溪独囚十年的真实写照，她“凤玮寂寞无人伴”，是自我排遣而有断肠词，我却因重锁黑牢镣铐伴，自作自受而有怨怒句，但也因祸而得福：免读免背红宝书，免祝万兽无缰从而有闲暇自吟自哦还自乐。“苗溪奴隶歌七百字”是凿壁偷光，写在经济烟盒上，藏之砖缝。此乃《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效颦。
　　小监地基下沈，折除重建被基建犯人发现，辗转送到朱歪嘴儿手。他每念一句，如有攻击、诬蔑就在地上划一横，共7正字。周围是劳动者，众目睽睽，动手脚似有不便，也可能估计到我会抗议。作为惩罚，把裹镣破布、碎棉全撕去，当然不会亲自动手，只动嘴就能唤人办到。当时寒冬数九，我仅以饥肤对抗钢铁，当然无能。七、八年间，钢铁在踝、胫骨周围刻下印痕，至今清晰可见。这才理解大炼钢铁的伟大战略意图。
　　鲁迅控诉国民党对政治犯用镣，但他做梦也不会料到，他为之奋斗（据说是工人、农民）的专政，对政治犯和异教徒，统统戴镣铐，就连老党员、曾毁家纾难的傅琏璋，荣任卫生部长、御医，拷打致死后，铐犹在身。明史专家北京副市长、反右积极份子并因而入党的吴晗，拷打致死后犹铁铐被身，北京副市长刘仁、宣传部长陈克寒脚镣磨蚀皮肉而见胫骨（见《特监轶事》）。正如民谚所说：“木匠戴枷——自造。
　　450g囚粮当然难饱饥肠，但农业队蔬菜多，如“莲花青”一铁勺也就不敢再奢求。位于最高峰的十六队，重刑刑事犯，逃跑多，高寒蔬菜少，七十年代仍有大量水肿病号，由山下各队支援蔬菜、副食品。扪心自问，无论于国、于民、于人，概无愧对。处境险恶有怨怒而无恐惧，对未来犹有朦胧设想，当然不会有自杀、自残念头。为免弱不禁风就自己设计锻炼项目：侧身、上下蹲、骑马桩、仰卧举腿，直至出汗，早晚一次，雷打不动，只是不能弯腰。出狱后照片显示，腰椎4、5右偏，此乃狱卒、警卫皮鞋尖所赐。
　　年，宣读有毛、周批示的“关于取消法西斯审查方式及刑讯逼供”文件，我才告别镣，但手铐仍在，到1976年才出小监，斗争、打、捆仍为家常便饭。
　　小监囚徒不可能长期白吃牢饭。
　　小麦、玉米、水稻、红苕收获季节、田间、晒场同时急需劳力，小监囚徒就派上用场。正如恩格斯所说：“人是劳动的动物嘛！”
　　戴上手铐，能劳动的手就无所作为，要劳动只有开铐，不开镣却可干不走或少走的活，当然就不必也不能开。铐在离监时开，傍晚收监时再戴上。进出牢门集体行动，十副八副镣同时轰响，虽不能声震山岳，也能远播公里之外。这种众镣齐鸣曲，在大型劳改队都能欣赏到。
　　安娜、斯特朗说，斯大林死，西伯利亚劳改营发出欢呼。类似情景在苗溪小范围发生，女队有戴红花，山野荒径找朵小花还是可能的。
　　世界很小，中国、四川更小。
　　王济时因与某使馆联系留学，以投敌叛国判二十年，也押到了苗溪，真谓冤家路窄。学监规他重复原批判稿，从而捞到轻劳动，去老残组打草鞋，他的“同改”中有对瘸瞎伙伴引人侧目。
　　张泽厚，南充师专、四川师大教授。30年代在上海入左联、入党，不幸落入渣滓洞；酷刑断其一脚，只能以双拐走路。1957年成右派，随即被扑，判20年。《四川日报》曾揭露其罪恶“泄露地下党秘密以致其弟被扑并处死（是否真实不得而知）。瞎子姓张名紫阁，对经历讳莫如深，据说曾是新疆地下党员。
　　瘸子领路，瞎子紧跟，每天四次进出牢门、出收工。必须立正报告，允许方能起步。双拐在石子路上，声响重浊，简直铜壶滴漏般准确。瞎子探路竹棍儿声沙哑，无节奏。这出跛瞎奏鸣曲，对隔墙独囚人直如针扎心肺。
　　这对如影随形、吃住不离的伙伴除打草鞋，还要去厨房择菜。张泽厚严格执行不偷吃农副产品监规，任何人不可能从他眼皮下偷食生菜、生豆，他本人也模范遵守。囚粮相同，他的四两玉米馍吃不完，但不理解田间劳动者的肚子容量。
　　张紫阁出狱后，在成都《龙门阵》上发表文章，谈及苗溪茶场经历。他是国民党《新疆日报》编辑，以曾策反于右任自豪，但我未见其文。
　　“张紫阁时任新疆大学教授、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少将高参，与张治中相交甚笃，过从密应邀出任《新疆日报》社总编辑。《夹缝中生存》忆张治中将军一书是作者根据其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之事实，回忆撰写而成。”——石琼生：“一本熔历史、文学于一炉的好书”（见《人间》月刊（重庆）1987年9月——1996年6月补录）
　　握惯教鞭、粉笔的手，改行搓草绳当然不易完成任务。王济时开始盗窃犯人衣物、钱粮，并采取重大行动：穿白大褂，胸悬听诊器，搭乘公共汽车逃跑，在飞仙关被挡获。当然难免皮肉之苦。出狱回水电校，对其信任的人说：“周围全是克格勃。”
　　监狱真使他明白了什么，似乎对其所学、所教的内容重行思考。
　　李尚固，荣昌县人，永荣矿务局干部，右派判刑15年。水田组值星员。陈姓狱卒查牢房，发现他用报纸包队产土菸叶，当即成“缠丝兔”（受捆入似广汉特产，故名），因纸上有毛像。在大革文化命中，有几张报纸无像？陈伯愚乃四川农学院右派,下放苗溪成狱卒，在劳改队推广杂交稻有功，后任五通桥劳改农场场长；李尚固刑满回荣昌，备受折磨而早死。
　　在兽性论疯狂的岁月，人和人关系是狼的有毒环境中，孕育了江场长这个怪胎。
　　他是第二把手，到各单位视察，腰佩小手枪，背盒子炮的警卫不离左右，防阶级敌人报复。一天，人们发现其尸体悬挂树枝。据说他被指控鸡奸其警卫员，见不得人而“自挂东南枝”。
　　他与西方同性恋有本质不同，因他俩属不同阶级。
　　泄密奇案：
　　省委宣传部长要查清川大师生在想、干些什么，派人打进外语系。此人身份、任务只校党委书记丁耿林、外语系党支书周纪勋知道。这个肩负特殊任务的人在各种场合、各个阶层散布异教思想和犯禁言论，很快激起反响，纷纷指责周纪勋纵容反动份子。斗争会上，连珠炮般指周为后台老板。他万分恐惧，被逼说明特务的身份和任务。自知闯了大祸，连夜逃往上海姐家。抓回以泄密并企图偷越国境,1966年判刑二十年。怕其又泄密，在宁夏看守所长期独囚，到13队当然不会反改造。
　　他川大老英语系毕业生，俄语热把英语打入九重地狱，英语系也撤消，1956年才重开英语课。他一贯听话；积极完成党交的各项任务，业务也过得硬，而且积极上进；计划把朱森豪未完的《莎士比亚全集》中译本完成并出版。朱弟是本系教授，因而川大有条件完成这项大工程。但是，没有省委宣传部批准，这个宏伟计划就泡汤，所以他乐于接受部长大人亲自交给的这项光荣、伟大、艰巨任务——把颈项伸进圈套。
　　周夫妇同班同学。她是否知道入狱原因不得而知。他可能把“机密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儿”。她同他划清界线是事实，而且文革真把她改造好了，成为工宣队长夫人。
　　1980年后，不少冤案平反，但周案不能平，一则保守党的机密是原则问题，二则宣传部长杜心源已高升为省委书记。
　　周刑满释放，当然不能回川大，分配到绵阳材学院工作，不久即去世。
　　周妻孙文礼，原在川大工学院教英语。工院独立成科技大，孙仍在英语系教书。周被扑她以大学报表态：同反革命划清界线。大革文化命中，同工宣队长结婚，80年与黄某（邮电系统造反派）离婚，携二子去广州。
　　周被扑，川大放出风声：正是“特务”周来俊觉察他企图“投敌叛国”，并亲自将其扑获。
　　这算得上奇案吧！中国史上真算得史无前例，无论夏舛、殷纣，还是秦始皇、慈禧时代俱无产生这种案件的环境和条件。
　　谁有罪？
　　　　　　　　　　 六：从冤狱遍于国中到处处是监狱
　　如果说1957年前是冤狱遍于国中，1957年特别是大革文化命，全国就成了监狱。
　　大跃进起，农村普遍推行丰产田、丰产片、丰产路。为此，将地主、富农及其子女、社队犯右倾的干部、偷食农副产品的社员，自带镰刀、锄头，实行军事化管理，大兵团作战，夜以继日赶急完成紧急政治任务，特别是为了迎接各种名目的检察团和领导的视察。
　　集中食宿的“战士”们，在公社范围内战天斗地，离家只尺也不准回家探视，更不准住宿。
　　右派最初被捕的不多，大部集中在劳教队，最有名的灌县筑路支队（代号415信箱），最兴旺时达五万人。任务最初修成都——兰州铁路，再改内昆（邓自力曾任珙宜段指挥长）、广（元）旺（苍）铁路，后分散于各劳改队，水川新胜茶场有二、三万人。西昌沙坪劳教农场，以饿死多著名，李井泉找替罪狗，杨场长被捕，在平泉农场同姚青（荥经县委书记，县人饿死过半被捕）成“同改”。大革文化命起，姚、杨以受李井泉迫害获释，姚青成荥经革委会主任。
　　史无前例饥饿以来、流浪、逃荒人员巨增，除劳改队大跃进外，各县成立收容所，囚粮3、3、2两、岂能白吃，一一押往其所属强制劳动所干活。
　　毛林军事政变，四川省委、政府遭一锅端，全部押往盐源劳改农场，白天劳动，晚上在工宣队指挥下交待问题。
　　省委宣传副部长李亚群，在上海参加“左联”。抓出《草本篇》、《吻》得毛赏识，反右运动中在四川大学大操场做报告：鞭挞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抨击《莎菲妇女士日记》，捎带地主出身的流沙河，因他曾在丁玲主持的文学研究所学习；指控川大女生冯元春为三青团骨干。
　　冯沅春1953年考入四川大学生物系,由此推算1949年她是在校生；如当时是三青团骨干，必列为战犯，纵不入狱、枪毙，定难过川大政审。四十五年后方知三青团骨干的由来！
　　南充师院马列主义副教授段辉莲（四川大学经济系55级毕业生）告我：
　　川大女生食堂(今红瓦餐厅)冯沅春遭围攻,纷纷指责冯沅春曾入三青团,只见她昂首回答:“我是光荣的三青团员——这就是三青团骨干的来由。
　　段辉莲教授目击现场，且认为出自“话撵话”（即对指控的辩驳）。
　　这能成为罪证吗？留后世评论。
　　鸣放中她认为：斯大林把苏联搞糟了，毛泽东把中国搞糟了。在大操场全校大会上，宣传部长谭洛非（八十年代四川社科院长）宣读：冯沅春逮捕证。判刑15年在成都监狱服刑，不认罪，加刑至廿年，押去简阳平泉农场劳改，再不认罪判死缓，押至南充省监狱，一打三反中被枪毙。川大右派同学中传言：临刑前交群众斗争，殴打至仅存一息再行刑，当然是鲁迅所说“虐杀”。
　　我不知传言是否属实，多方求证未果，请知情人指点。
　　李亚群在川大大操场指控艾青写反诗。时过境迁，十余年后他在盐源农场也写起了反诗：
　　“安宁河畔安宁未，抚犊呼雏盼天明。”———他属后知后觉者！
　　与此同时，中央机关、高等院校也成了监狱。嫌这名称不中听，人们美其名曰“牛棚”。
　　中国古代史专家、全国人大代表徐中舒，军垦农场改造归来，在川大“牛棚”受拷问。北大副校长李羡林《牛棚杂忆》成畅销书。
　　专政机器无限膨胀，专政当然得到巩固，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当然得到保障，统购统销进一步巩固，修正主义当然被根除。
　　凭票供应粮、油及一切副食品，因而创造史无前例奇迹：
　　“1960年，上海市发行5钱（半市两）粮票。”
　　 500g=1市斤。50g=1市两，半市两=25g。我藏有一两、二两粮票各一张。
　　“河南省镇平县1965年发行的临时食用油票5分5厘（0.055市斤，折合2.75克）。（见《晚霞报》日）”1961年四川1.2尺布票/人，一市寸布票成珍稀品。
　　这就是卡尔加秦始皇理论指导下的社会真实。
　　海瑞曾写道：“竭泽而渔，非不得鱼，明年无鱼”。红卫兵领袖斥为“极端反动”。红卫兵闻风而动，已死去400年的海瑞就得再死一次，而且毁尸灭迹。
　　海瑞却忤逆圣命，死而复生，因为他说出了一个简单的基本社会法则，在人类足迹所到之处都颠扑不灭。
　　梁漱溟向毛泽东要仁政，遭无数狗血淋头，但有罪有恶的，而且罪大恶极的却不是粱漱溟。
　　我现在还清楚记得：1953年实施统购统销的报告会，报告人：陈云；会议主持人：总书记邓小平。
　　作为留苏学生，陈云趸回“余（有）粮收集制”，而且进一步扭紧螺丝，这就保证经济军事化、军国主义远超德、日。
　　我曾听到以下传言：“开国有功，治国无方,文革有罪”。据说是陈云对毛泽东的评价。
　　陈云一直是中国经济政策的掌门人，只是大革文化命期间似乎被冷落。他是否对治国无方负部份责任，留专家评断。
　　类似故事，在数十年前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家常便饭。戈尔巴乔夫在《自白》中指出：“大家公认：官辽主义的力量在于保密。保密同时也是旧的极权制度力量之所在……因此必须有公开性。”（见《参政消息》日）
　　一剂公开性处方，导致其庞大帝国崩溃。冰冻僵尸见阳光必现骷髅原形。
　　戈尔巴乔夫被中国党斥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者，理由充分。
　　有了公开性，无数惨绝人寰、灭绝人性暴行得以公诸于世。如：诿罪于希特勒屠杀波兰战俘的卡廷森林案；明斯克苏联人的十万人坑，为节约，一弹二命；以及枪决12岁儿童法律——社会主义特色，世界级的弥天大谎和阴谋也大白于天下。如斯大林——希特勒（他们的社会主义仅差国家二字）秘密瓜分波兰的互不侵犯条约。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代曾抨击俄普第八次瓜分波兰，他俩想不到嫡传信徒第九次次瓜分波兰；谋杀基洛夫并栽赃，从而掀起屠宰老布什维克狂潮——他们大多“自愿”挨宰，包括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等在法庭上一一认罪，据说是为了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为了苏维埃政权永垂不朽、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荣誉或为了娇妻幼子、自已狗命；这些就是斯大林称之“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就连苏联人人皆知的公开绝密：1930——1932年大饥饿的规模、饿死人数也见诸报端。
　　这一切都是赫晓夫极其害怕的，因为是现代奴隶制的真正业绩，所以像一切黑道邦派样闭门清理门户。它在长达40年间是世界最大最血腥的黑手党。
“我们必须极其严肃地对待个人崇拜问题，不能把这件事捅到党外，尤其不能捅到报刊上去发表。正因如此，我们才在代表大会关起门来的会议上报告这个问题。我们应当知道分寸，不要把炮弹送给敌人，不要在他们面前宣扬我们的家丑。”《廿大秘密报告》
　　秘密报告中译本1988年才为中国平民所见。1956年见过中译本的王公显贵，无保留赞同专政者中，万万料不到他们自己也会被送进镰刀斧头牌绞肉机，或者瘐死在自己亲自立起来的专政黑牢中。
　　赫鲁晓夫把现代奴隶制在苏联的统治拖长了35年，以致它能扩展到亚、非拉丁美洲二十国，因为他隐瞒了大饥饿和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危机。
　　从女犯队调位管教来，中上个子，没见过他凶神恶煞、粗言鄙语，却想在我身上睹运气。能把死不改悔的顽固改造“好”当然是赫赫政绩，定成爬高梯。他主持三人会议，规划题目和形式：和风细雨邦教会。
　　值星员、历年劳改积极份子、全队有名“臭虫”许成首先发言，劝我改变立场、观点，历数与人民为敌、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不会有好下场实例，如&&&、&&&（这些都是我们熟识的人）遭枪决。这些话在每次斗会上，他鹦鹉样重复，真是滚瓜烂熟，但语调从没如此平和。
　　我为饥民清命，得到国务院、中央农村工作部领导认可，并转呈中央设法“查处”，如果因而略为减轻了四川老百性的痛苦,少饿死些人,就是我最大心愿.遭到地方领导残酷迫害,我将不断向中央申诉.不信浮云终蔽日,重见光明定有时，至于会落个什么下场，非我所能左右，只好听天由命。有位诗人曾说过：“当群众在水深火热中，正直人应置身监牢”（何塞?马蒂）。
　　管教开导我：那位国务院领导，在农村工作领导上早就犯了错误，是“小脚女人”、“老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另一与会者原《四川日报》记者、川大中文系同学（注）发言，证实并解释管教正确无误。奉命发言，是否相信惟其心知，当然用不着与之辩驳。管教警告我：不要幻想“现在阶下囚，将来座上宾”。
　　【注】：这位既同书窗又同铁窗的的难友同南斯拉夫使馆有联系,以叛国投敌判刑15年,逃跑加刑6年.刑满在卢山教过英语,编过雅安文联刊物；新闻界老领导帮助,调成都省直机关,经常报刊发表文章。我们经常信函,电话联系,共话牢中旧事。
　　我回避了对邓子恢同志评价，重申于国于民于人无罪，无意座上宾，愿成自由人。“不愿当奴隶、奴才，愿作有人权的人”——当然就省略了。
　　许成纤正我：“不能称同志，因为你是人民敌人。”与此同时拳头紧握，膘了主子一眼才没举起来。
　　有人称我同志，我觉得算得上志同道合，也同样对待。人敬一尺，我敬一丈嘛！而且在改变农村饥饿困贫上，我们确实志同道合。
　　事过14年，当时情景至今不忘。在漫长囹圄中，惟一各自阐述观点而非镣铐散场的斗争会。
　　那位管教到13队不久，我离开苗溪，不知其名，姓也记不真了，后来才打听到叫向义文。
　　许成，重庆人，似乎在《新民晚报》工作过。一惯听话，接受改造，全队著名臭虫只斗他人而没挨过斗，当局不公布，本人从不说入狱原因。
　　作为值星员，即犯人头儿，以“打杵”把六十多岁、体弱多病、行动迟缓的康约举手臂打断，致其早死。斗争会上我遭捆，在狱卒徐少华支使下，他以拳头在我胸膛上表现其忠诚。真是习惯成自然，总是斗争、批判不离嘴，奴化教育在许成身上得到完美体现，也是列宁强制灌输社会主义的成功范例。许成平反在天全工作，据说他也撰写回忆录，大谈平反后业绩，当然回避打手的诸多立功表现。
　　六、出狱及为解锢信件、文稿而抗争
　　　　　　　　　刑事判决书　（80刑申字第50号）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成都西城区人民法院（六六）法刑更字第一号刑事判决书以反革命罪判处李盛照徒刑二十年。宣判后李不服上诉，同年十月十五本院以（66）刑上字第二十四号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李仍不服，继续申诉。
　　现经本院复审查明：李盛照的右派问题，四川大学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已复查改正。原判认定李盛照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实，不是反革命犯罪，故原以反革命罪判刑二十年是错误的。据此，本院依法判决如下：
　　一、撤消成都市西城区人民法院（66）法刑字第壹号刑事判决书和本院（66）刑上字院第二十四号判决书；
　　二、将李盛照立即无罪释放。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日
　　我3月24日才收到平反书，已多坐牢近一个月甚至近一年，根子在川大党委。
　　按当时规定，右派不改正，冤狱不能平。“右派问题四川大学日已复查改正”。但我收到另一份《极右份子复查结论》：“整风反右中，李盛照有某些右派言论，并公开攻击斯大林，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川大落日期原为日，涂改为日，痕迹明显，除傻瓜都能看出。日期提前40天。第二份《改正通知》文字减半，所留尾巴也割掉了。我还有第三份《被错划右派份子改正结论》，日期竟是日，即又提前近3个月。川大党委所玩儿游戏原因未完全明白，但以下一点很清楚：以践踏人权、搞言罪文字狱起家的党棍子们不愿我出狱，以免罪行败露，为此确实抵抗了一年多。但风向标有所变动，斯大林份子没能扭转历史前进车轮。
　　川大党委、王冰、高儒进、涂庆云、吕昌永以及他们的总导演赵方炮制的判决成了废纸。19年我经历无数打、铐、镣、捆、吊，九死一生，刑伤累累至今历历可数，终以病残之驱获得自由。无数酷刑与及酷刑时我抗议、嘶吼、诅咒而致神经性痢疾、便急至今。腰椎骨错位虽经治疗，但仍留遗痛。
　　1980年4月初，我到西城法院索还邓子恢、马寅初、邓自力信，以及上诉书《四川的饥饿因果之研究》……等文字，竟以“立案依据”为由头遭拒。
　　无数次交涉，川大拒绝赔偿，要求按文革期间冤案（我于日才最后判刑）补发工资，川大以莫明其妙理由推脱，我也无可奈何。
　　在省文化局见到已高升的邓自力局长。省委知道你——这是他的第一句话，却拒绝代转我要求在川大或社科院工作的报告。1962年初我们有信函往还，现在是麻布洗脸——初（粗）相会。
　　就我所知，大邑“水牢”纯属乌有，冷月英坐水牢更是子虚！我们派人调查——邓局长当即作答。
　　喧嚣30余年的“水牢”闹剧已收场。如果邓自力真的组织了调查，说话还算数，同专耍嘴皮子的党棍有别。可是，因否认有过水牢的安仁镇人曹克明——正是他向我提供另人信服的反证——以造谣、攻击判刑15年。经人帮助申诉，提前数月出狱。出狱后年老体弱、生活无着上访大邑、温江法院，要求平反，被斥为无理取闹。他只好在大邑法院大门前以死抗争：吞食剧毒鼠药，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我去安仁见到其妻、儿、媳，生活困窘。我无能援助，深深内疚，抱愧终生。
　　真正造谣者、自称坐过水牢的冷月英曾任公社副书记：县革委副主任、省人大代表，她非常委，但开会时，李井泉有意安排她同刘文辉比肩而坐，意在侮辱起义将领。
　　曹克明，认识他的人难以计数，见过的就更多。这不仅就大邑县、四川省而言，就是全国也如此。当今明星、歌星甚至大多社会知名人士，很少能与之匹敌。就其社会地位而言，有如此知名度，不是绝无也属仅有。
　　他的形象一定光辉吧？否！生得獐头鼠目、刮骨脸。嘴角似动非动，随时会发出狞笑，只舞台上“娄阿鼠”可与之比丑。但他手持折扇，一副小人得志猖狂相，也表明其身份高于宵小之辈。
　　人们一定会说：此乃天方夜潭。但我保证，千真万确，绝无戏言。
　　还得郑重说明：人们认识的、见到的还不是曹克明本人，只是他的塑像。它站坐在大邑县地主庄园展览馆，参观者进门就能见其真容：凶想毕露，如猎犬样随时会扑向猎物。
　　从建馆到毛泽东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特别是大革文化命期间，“收租院”参观者络绎不绝，年以百万计。成都市及川西平原各县，以展览馆为干部、职工、青少年进行阶级斗争、忆苦思甜教育基地，藉此使人忘却水肿病院三年特大饥饿惨像。
　　四川所有地（州）市乃至全国纷纷组团参观、学习，见过塑像的人真是难以计数。而且图片由新华社发，哪家报刊敢不刊载！
　　至今我还记得清楚《四川日报》的一幅图片：冷月英（当时公社副书记）藤椅上正襟危坐，一队红领巾全神贯注听其讲阴森、恐怖水牢，以及她置身其中的惨景。为了加深孩子们对地主仇恨、对毛主席爱戴，特别强调：她坐水牢时正值分娩不久,身有血污。作为闹剧主要演员，她表演出色，当然归功于编剧及导演的调教。
　　由于展览解说员、记者、作家的“关怀”，曹克明的身份，地位不断晋升：由狗腿、管家直到庄园总管。他何许人也，竟如此受到青睐？
　　曹克明在大邑县安仁镇开一片茶馆。干这一行必然要和当局及地方头面人物有联系，需要他们支持、至少默许。他当然参加了“袍哥”。要在刘姓家族势力根深蒂固地区讨生活，作为外姓人，必然要对家有万亩良田的大地主刘文彩巴结、恭维。
　　刘家无论红白喜事，他都积极帮忙、跑腿、打杂，全是白干，至多赏几顿酒肉。他同地主庄园的关系仅此而已。这离管家、总管，何异十万八千里。他如真是刘家打手、帮凶、忠实的走狗，定难逃清匪反霸运动。
　　他吸食、贩卖过雅片，当过乡丁，在捕捉抢劫后来安仁避风的三土匪时，当场打死一人，缴廿响枪一支，刘文彩儿子刘元龙以20块大洋买去；接管前被当地游击队抓扑，囚于大邑东濠仓，后查明三人确系土匪，判处管制三年。收租院为曹克明建专馆，还展出据说是受害者血衣。
　　筹建泥塑“收租院”时，雕塑家们需要在当地找“模特儿”，领导动员加之对政治任务不许拒绝情况下，只好听命。
　　“模特儿”与塑像当然有差距，因艺术家追求的是像与不像之间——一切艺术加工必须遵守的法则。
　　以他为原型的塑像立在收租院，就“等于”曹克明立在收租院，不仅参观者、记者、作家如是观，就是当地年青人也如此说，他不断“晋升”就顺理成章。
　　正是相中他的那位艺术家，决定了他后半生。
　　我见到的曹克明已年过花甲。额头沟壑纵横，双眼昏暗，面宠憔悴、瘦削，下巴显得更尖。总是咳嗽，菸叶也不敢抽。他和十几个老弱病犯编成灭螺组，每天在四、五方公里的13队范围内查找、铲除或喷撒五氯酚纳灭钉螺。芦山县是血吸虫病流行区。
　　经过长期了解，彼此熟悉后，我问他咋成长刑反革命？
　　环顾四周无人，咳嗽暂仃的喘息间隙，他才断断续续忿忿地说：安仁镇哪来的水牢？我就是说莫“水牢”那回事儿，而成了造谣、破坏的反革命。
　　现在的“水牢”侧，附近是刘文彩卧室，200米外原是刘公馆的闺阁绣楼！哪里不好建水牢，偏偏在绣楼边，小姐们听到哭哭嚷嚷安逸吗？——我专心听解释。
　　是呀，不说大地主千金小姐，就是未暗世事的丫头仆妇也禁忌凡多，仆妇也怕鬼呀！近在只尺的水牢传出拷打哭、嘶、喊，不惊醒小姐们的好梦吗？
　　他有力反证，使人从头脑中否定了“水牢”的存在。出狱后，我把对水牢的看法告诉了邓自力。局长回答干脆：我们派人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些冤假错案开始平反，这给曹克照带来一线希望。一位云南师范学院的反革命同牢为他写了申诉。原判法院复查结果，以轻罪重判提前释放。
　　此前同“窗”一直耽心他会欠劳改“债”。
　　年近古稀的曹克照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无谋生手段。妻子、儿女因他入狱受尽株连，视他为不受欢迎的人。贫病交迫只得以死抗争。
　　今年4月5日，地主庄园里“水牢”的牌子悄悄消失了，代之以“鸦片烟库”，“行刑室”也不见了，代之以“年货室”、“瓷器室”（见龙小舟：“大邑地主庄园有没有水牢？）（见《四川日报》日）
　　曹克明泉下有知，定会说：“造谣惑众、有罪有恶的人大大的有，但不是我曹克明。
　　还是大革文化命期间。川报一幅彝族奴制罪恶展览图片：突出一条条粗大铁链。当时就想：“美化奴隶制！”不说解放前，就是大炼钢铁年代，到过彝族地区的都可作证：铁器对彝族奴主也是珍希品。茅屋之下三石顶锅，而锅多砂锅，铁锅纵非绝无也属仅存。盛食物的“马勺”——木制。奴禁主所用刑具也只是木枷和木栲，就我所知，只有川大历史博物馆才有收藏。
　　那个博物馆的镣铐，如非紧急赶造，定是借自某劳改厂（场）。
　　刘志丹在押解赴延安受审途中，怕他逃跑晚上捆他脚的也只是绳索而无铁丝，更不说铁质镣铐了。
　　那个奴隶制罪恶展览的设计师，把现代奴隶制的范畴移植到旧奴隶主的花园中，为此他定会评为毛著活学活用积极份子。
　　我向马寅初先生报告出狱，并多谢当年厚赠和关怀。马仰惠日信：“马老年迈多病，住院时多，一切日常事务已不能处理。”
　　不敢再扰！纪念马老逝世周年，我撰“当世师表后生楷模”中，提及马老61年信伴我坐牢事，呼吁归还应属于我的历史文献。多谢《光明日报》及全国人大常委办公厅相助，成都西城法院于日，通过隆昌县法院将信交还。她坐牢计二十二年。
　　此后，我为归还邓子恢、邓子力信及文稿而抗争。
　　成都西城法院日信：“近接全国人大常委办公厅信访局来函称：”说我要求将六十年代初写给中央有关部门的信函全部退还。经查阅原件，你当年写的那些信函是定案依据。根据中央对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凡属定案依据材料，一律不退还……精神，经研究，决定对你要求退还的信函，不再退给本人”（省略号照录）——旧调重弹。
　　我继续争取归还原物并专程去成都交涉。
　　1985年4月，西城法院终于同忌把11种17件材料（有残缺）、信件物归原主。但上诉书《四川的饥饿及因果研究》、《斯大林历史反动作用初探》牢囚至今。
　　邓子恢同志信终于从禁锢中解救出来，牢龄23年，比我多4年。
　　今将邓子恢同志信公之于众，供研究邓老专家研讨、参考！
　　邓子恢同志五十年代抵制苏联集体化——现代奴隶制而被诬为“小脚女人”。在三年特大灾难期间，他对饥民苦难忧心如焚，表明其人心、仁心和责任心，这在位高权重者中有几人？这足以把他和饥饿制造者区别开来。我是否被疯狂派、五人帮视为邓老“同伙”或“爪牙”不得而知。果真如此我也无悔！
　　我敬重邓子恢同志！为改变饥饿农村惨境，我们志同道合！
　　　　　　　　　 七、结束语：对巴金创议“文革博物馆”的补充
　　巴金写道：“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成兽……这只不过十年一梦。”见《文革轶事》序：“没有神”，华东师范学院出版社，下同不注。
　　巴老十年一梦，我论为奴禁24年；他是名作家，不知三年特大饥饿内容，而我只蝼蚁小民。
　　巴金写道：“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背上鞭打，我再也不进入梦乡，当然也不会相信梦话。”
　　人成兽岂止巴老。为社会主义而竭尽心思才力的彭德怀、刘少奇、贺龙、陶铸、李天佑……等等前高级人民转眼也变成了兽。
　　还会做梦吗？肯定会！而且连肉体也被消灭。军队仍属个人所有的专政工具，就有了制度保证。在人权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假”民主的专政社会，肯定还有噩梦。
　　巴金封笔前，提议创建大革文化命博物馆。
　　巴金以百岁高龄逝世。此前二十年，我从未见过有人提及巴老，这一有创意性建议。以致年青一代，根本不知道有此建议，1990年四川版《讲真话的书》竟缺《文革轶事》。
　　歌德派、粉饰太平的作家、诗人、名人、要人、巴金的崇拜者、巴金的亲属甚至他创办的《收获》，也没提过他的这一创议。
　　更可怪异的是：数以千万计的文革受害者，尤其是其中的翻身户；他们不仅有权而且有钱，也不提这一建议。真是好了疮疤忘了痛！
　　原因很简单：大革文化命纪念馆建成，定会唤醒水肿病号亡灵，产生骨牌效应；就会有人创立水肿病纪念馆。
　　水肿病患者至少有两亿，现存活有数千万。
　　以其相适应，被篡改、阉割、强奸的历史就会按本来面目绘制。既得利益者群，恐惧翻天覆地变化，当然极力阻止而处处设防。大革文化命翻身户，对现有秩序似乎没有任何不满，而且从不考虑：他们的子辈、孙辈会有同样的经历，更不顾及中化各民族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毛泽东赌咒发誓：8—10年又有次大革文化命[请读作军事政变]，1989年“六?四”可作例证，虽然推迟了三年。
　　阿Q：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前苏联、东欧变革以及颜色革命，完全是和平演变，和平过渡！
　　一个不能反思的民族，必然沉沦、毁灭！
　 【补注】：
　　1967年,5月我身被镣铐,由值星员.历年劳改积极分子王祖锡(内江市交通路人)手提风雨油灯,路经距02号仅500M的茶厂,走三.四公里上山路,夤夜押往三角庄小监.军事禁区,当然无人路迂,四围旷寂,只有脚下重镣铁环碰击声,为我呼哧呼哧沉重呼吸伴奏,要求坐地片刻也不准,不知夜行多久,推搡入牢,哐当关上牢门,我就瘫倒地上.
　　三角庄山脚,就是囚禁胡风的磨房沟02号牢房,两牢直线距离不出一公里;我们可谓近邻,至到”日,胡先生被押到成都为止”(见马蹄疾&&胡风传&&,P.308,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八十年代,胡风囚于02号牢房的秘密,才由当时的看守后任十三队长的张成英透露出来.02号牢房于九十年代中期圈入8米高墙.随后撤除建电镀车间.
　　　　　　李盛照2007年8月月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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