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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欺善怕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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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黎鸣
　　读者会问，重视做人与重视做事不必矛盾呀，为什么中国人不重视做事呢？的确，
做人与做事本来是不必矛盾。但读者须知，儒家教人做的人是假人、伪人。他们无视人
性的原欲和原恶，反而要人们相信人性本善，一味要人向内求善，格物、致知、诚意、
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全然是先正己后正人的一套，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
做实事可以说是毫无瓜葛。在孟子看来，做实事是“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
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①中国的文人们从来都是只动脑筋向内求做“善”人，而决不用手向外求做实事的。儒
家经典也丝毫没有教人做实事的内容，相反，鄙视做实事的人的言论倒是相当鲜明的。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
哉！樊须也！”
②在孔子看来，只须“上好礼”、“上好义”、“上好信”，“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
而至矣，焉用稼？”
③由于儒家的只教做人不教做事的传统，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劳心者”与“劳力者”的
严重母盍选＠托恼咧晃裥檠裕刹涣耸凳拢焕土φ吣芨墒凳拢淳∈俏拿ぁＵ庵稚缁?的手和脑的严重割裂的传统一直贯穿中国整个2000多年的中世纪，直到西方人用手脑合
作造成的“船坚炮锐”打开中国封闭的大门，中国人这才逐渐觉悟到中国文化手脑割裂
的大祸害。废除科举，设立新式学校，引进西方人的科学技术知识(当时误称之“格致”
)，成了维新人士首先考虑的事情。
　　经过100多年的努力，手脑严重割裂的传统陋习已被打破，大量引进了西方自然科学
技术知识的学校教材，西方人的真求知精神终于在部分中国年轻的学生们的心中扎下了
根，播下了反传统的火种。然而，由于中国官场化社会传统的迟迟不肯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传统的伪信仰、伪知识还依旧在权力上层阴魂不散。迄今为止，新儒家们还在变着
花样迎合怀念旧极权形式的人们的心态，试图再次成为新世纪中国人的思想向导。西方
人全面的求知精神在中国文化的社会、人文领域始终难以深入，传统的伪精神竭尽全力
抵制顽抗。无论在台湾、在大陆，这两种精神的对抗都是明显可见的。西方人的求知精
神与做实事是密切关联的。
　　在中国的理工科学生身上，这种做实事的新风尚显然比在中国文科学生身上表现得
更突出。尤其在社会、人文文化领域，由于中国旧传统的伪精神依然保持了强大的顽抗
力，因此，重做人而不重做事的传统陋习在相当一部分文化人中仍旧大有市场，尤其在
从政、从教(尤其是从事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方面的教育)的中国文人中表现显著。这些
人孜孜追求的仍旧是如下的种种外壳：单位身份(科级、处级、局级、部级)和职务身份
(科长、处长、局长、部长……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编审、副编审、总工
程师、高级工程师、工程师……)，而很少是实际的事业成就。
　　一位行将就木的人会因为听到他终于被批准加入了某组织，被授予了某职称、某荣
誉而顿时激动得嚎啕大哭，然后是兴奋得数夜不能成寐，甚至不幸一命呜呼。而这种东
西无非是一张纸，与他实际的成就不相干。中国人竟可以为这种浮名虚誉使出平生学就
的做人工夫，却丝毫不为自己做实事的无能感到羞耻。在中国当教授、当研究员的人们
到处是，然而真正有思想独创性的论文和著作的人却极为鲜见。至于当官，就更没谱，
能有用的几乎完全在于做人的工夫。在中国历史上，最能当官的人应是最有做人功夫的
人，做人最终固然是做伪人，但功夫到家的人能把伪人做得跟真人一般。要改变中国人
重做人而不重做事的陋习，关键在于把权力的价值从人生价值中心的位置上排挤下来，
而代之以金钱的价值(像西方的市场化社会那样)和情感(信仰、知识、爱)的价值，后者
在人类的未来或许有可能。人类努力吧！在中国历史上，最能当官的人应是最有做人功
夫的人，做人最终固然是做伪人，但功夫到家的人能把伪人做得跟真人一般。
　　阿谀强者，欺凌弱者，或按通常所说欺软怕硬、欺善怕恶，这无疑应是人类中最卑
鄙、最下贱、最无耻、最丧失人格自尊的品性了。马克思在回答他的女儿的问题时就曾
毫不假思索地说，他最厌恶的就是阿谀奉承。令人痛苦的是，我深感到，在我的同胞中
，在我们中国人中，这种最丧失人格自尊的品性却极容易见到。看中国著名古典小说《
水浒》、《三国》，最让人兴奋的是什么呢？是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武松醉打蒋门神，
猛张飞怒鞭督邮。为什么？因为镇关西、蒋门神、督邮正是仗势欺人、倚强凌弱的卑鄙
恶徒。武松自称专打世上不明道德的硬汉。这种嫉恶如仇的傲岸性格使他成了《水浒传
》中少有的几位令读者最喜爱的人物之一。
　　为什么？因为这种人世上难见。就像中国人喜欢看清官戏一样，同样，反映了中国
人内心的一种普遍的渴望。相反的是，世上贪官污吏多，世上倚强凌弱、欺善怕恶的多
。只有现实中的匮乏才会引起人们心灵中的渴望。书中清官、武侠的除暴安良与世上贪
官、恶徒的仗势欺人恰成尖锐鲜明的对照。遗憾的是，书中为虚，世上为实。有良心、
有思想的作家不写虚的，他们不愿为可悲可鄙的人生大量制造暂时安慰人们痛苦的缓解
药。在这点上，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位作家能超过鲁迅。他创造的阿Q形象地把中国人写活
了。本身就无处不受人欺侮的阿Q，偏偏也同样以欺侮小尼姑为乐趣。可见鲁迅看中国人
人格的深刻，以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内心激愤之情。
　　远在历史上的、小说故事中所描写的欺善怕恶的事例实在多得无法枚举，也不必枚
举，因为人人心里都有一个记忆犹新的人生遭遇录。中国近半个世纪经历了无数次的政
治运动，尤其“文化大革命”，多少叫人难以忘怀的场面可以令人深刻地感到中国人人
格中阿Q的阴魂。人们为什么要对被批判者那样凶狠呢？人们为什么要动手鞭打无辜者呢
？人们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欺凌那些实际上早已失去了还手之力的弱者呢？最近，为什么
会发生当众公开勒索钱财、当众公开凌辱甚至奸污妇女，而有大量围观群众却无任何人
敢上前制止的事情呢？中国人的欺善怕恶实在是多么司空见惯的现象！包括过去人们一
直咒骂的“假洋鬼子”、“西崽”们对自己同胞的刻薄，对洋人的奴颜婢膝，以及衙门
里的当差对当官的唯唯诺诺的卑贱相和对普通百姓的穷凶极恶的瘟神相。这一切，难道
不值得我们深深地问一声为什么吗？
　　2000多年来，中国人的“善”实际上是被强权长期压迫出来的凝固的假相。只要一
旦强权倒塌，中国人的恶就会如同被打开的潘多拉的匣子中的魔鬼，喷涌而出，横行于
世。这既是中国长期离不开极权，也是中国人长期具有欺善怕恶的卑鄙性格的最重要的
原因。换言之，中国2000多年的极权统治与中国人的欺善怕恶的卑鄙性格是同一实体的
阴阳两面，或者说是一对一母所生的孪生怪胎，极权与卑鄙同在。问题在于这“母”究
竟是什么？我们今天一定要把这个根挖出来。不挖出来，中国人不会有未来的希望。直
到今天，一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现象不知本质的“学者”们还在一味鼓吹权威主
义，还在一味盲目地鼓吹新儒家。实际上他们是在主张饮鸩止渴，要让中国人永远走不
出自己传统的阴影，永远在缺乏思想的混沌状态中混历史，而不是创造历史。现在我们
就来分析并挖这个根。根就在2000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听从儒家圣人的教导，而且还有
道家圣人同样的鼓吹，他们共同把人类追求的“善”定格为克己、忍让、柔顺、守雌…
…我们在前面2000多年来，中国人的“善”实际上是被强权长期压迫出来的凝固的假相
　　西方古希伯来先知把“善”定格为对上帝的信仰，定格为遵守与上帝的签约，遵守
摩西十诫和圣经中种种对信徒的告诫。信徒心中的善是具体的，是人们可以主动地进行
体验的，而且善的最高的象征是永恒的至高无上的上帝。西方古希腊哲人把“善”定义
为知识，人们的不断求知即是不断地求善，善同样是具体的，是人们可以主动地进行体
验的，而且知识的善是无止境的，是任何人不能垄断的。善的终极永远超越任何个人的
能力，这个终极在柏拉图那里体现为理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则为隐得来希。希腊人的
理念、隐得来希等同于人们心中的上帝。
　　中国圣人所提倡的善，是不具体的，因为这种善是虚假的，是与人类的原恶和原欲
，尤其与原欲是完全相对抗的。什么是原欲，原欲具体为食欲、性欲、知欲。原欲是人
类生命力的基础。中国圣人把善定格为克己、忍让、柔顺、守雌，甚至无为、无知，实
质上是把消灭人类的生命力定格为善。这种善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要做也是表面上做，
实质上不可能做，因此只能是伪善。如果有人轻信圣人所言真的这样做，这种对别人的
善，恰是对自己的恶，而且会引来别人对自己更肆意的凌辱，引来更大的恶。孔夫子把
“克己复礼”看作是最高的善，也即“仁”，其实是非常不人道的。什么叫“礼”，礼
是分辨人的尊卑贵贱的制度。
　　孔子主张人们都以克己的方式来维护分辨人与人之间的不同等级的尊卑贵贱的制度
，这等同于主张以大多数人的压抑自己的原欲来满足少数人的纵欲。尽管孔子似乎主张
当权者也同样要以克己的方式来维护礼的存在，但显然这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空想，反
倒成了当权者的一件难得的骗人的外衣。这里的逻辑再明白不过了，而历史的真实记录
更明白。历史的真实情况表明，中国广大老百姓的“善”实际上是极权高压的产物，是
中国人完全违背自己的人性，扭曲自己的人性，在恐惧的高压的极权和儒教的欺骗双重
作用下的产物，然而高压是更主要、更实质性的东西。西方人的善，无论信仰还是求知
都是无止境的，都是可以不断升华、不断进步的。因为至高无上而且永恒的上帝和知识
终极的理孔子主张人们都以克己的方式来维护分辨人与人之间的不同等级的尊卑贵贱的
制度，这等同于主张以大多数人的压抑自己的原欲来满足少数人的纵欲。
　　中国人的善，如果真按照宋儒的“兴天理，灭人欲”，只能止于生命力的寂灭，而
实际上由于人们决不会自愿伤害自己的生命力，从而只能是永远停留于伪善。孔夫子的
“礼”，更具体讲“周礼”，是固死的，不变的，而且永远在极权者的权力的淫威之下
。所以，中国人的善永远得不到升华，永远不可能会有进步。中国人永远都只能戴着伪
善的假面具生活，一般的中国人戴着假面具做良民顺民，极权者戴着假面具做圣君、贤
相、清官。所谓假面具的假，主要表现在说假话、写违心的假文章、做假汇报、表假忠
心等等。西方人的善，无论古希伯来人的信仰上帝，还是古希腊人的追求知识，都实质
上体现了人性本恶的倾向。他们的主张与人性的原恶与原欲是相互吻合，方向一致的。
　　中国圣人的善为克己，忍让以及人性本善的观点显然与人性的原恶和原欲相矛盾，
相对抗，因而是反人性的主张。这种反人性的主张与反人道的礼教相结合，为极权统治
在中国的长盛不衰提供了最深远的精神之根。正是这条根生长出了中国长达2000多年漫
长的中世纪。如果没有19世纪西方人的强行打入，这个中世纪无疑还会继续延伸到不知
哪个世纪。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作了回答。回到本章的话题。中国人是在极权压
迫下不得不“克己”，不得不“忍让”，然而儒家却骗人说这是人性本善的结果，是人
们自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的产物，从而为掩盖赤裸裸的强权的
残酷性罩上了一层极能惑弄人的心理烟幕，造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此外
，人性本善也是美化极权者实际恶行为的直接有利的工具。
　　在漫长的中世纪中国老百姓的心中，坏的永远都只是地方上的贪官污吏，而皇帝却
始终是神圣的，品格高尚的。小说《水浒传》中的好汉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与中
世纪的社会现实是基本相符的。告密者从来可以升官，人间普遍高颂赞歌。极权者深居
皇宫，宫中一切卑污的勾当都被一层高高的天幕遮挡着。给百姓造成的印象自然是只有
地方上的贪官是恶人，而皇帝是好人。在漫长的中世纪中国老百姓的心中，坏的永远都
只是地方上的贪官污吏，而皇帝却始终是神圣的，品格高尚的。
　　前面曾说到中国的老百姓有怕官的传统。因为官来无好事，是强行要粮、要捐、要
人来了，老百姓明明对他们恨之入骨，表面上还不能不尽量装出驯顺。不光老百姓见官
如此，官场中小官见了中官，中官见了高官，高官见了宰相，宰相见了皇帝全都如此。
在中国的权力，实际上已变成特定个人的附属物，而且向来只有上面对下面的威慑，而
根本不存在下面对上面的制约。这就是前面曾讲过的中国人只讲礼，只讲尊卑贵贱的等
级，而根本不讲理，不讲真假是非、因果曲直的必然结果。面对根本不讲理的强权，中
国人怎么能够不怕？怕不讲理的强权即是怕恶，中国人的怕恶是长期中世纪历史的必然
产物，不能不怕。在这方面中国人无法与有犹太教信仰的希伯来人比，也无法与有基督
教信仰的西方人比，他们的抗恶精神全都比中国人强。
　　心中没有对神的执著信念的中国人不可能具有强大的抗恶精神。同样，中国人也无
法与心中有真理信念的古希腊人、现代西方人比。总之，由于中国人缺乏真信仰精神和
真求知精神，中国人屈服于不讲理的极权的淫威便是不可避免的。可悲的中国人的这种
屈服过程长达2000多年。实在是太长了，甚至都令人怀疑，如此漫长的屈辱过程会不会
影响到中国人的遗传基因：中国人身上的怕恶的基因就是比西方人多。然而，欺善是怕
恶的另一种表现。一方面，欺善是对怕恶的肯定。“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大
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怕恶的人已经丧失了人格的自尊，把自己等同于动物世界的
一员，以为理所当然。所以他把自己对强权者的恐惧同样用一种恶的方式发泄在比他更
软弱的人们的身上。中国人的欺善多半属于这种。丈夫在外面受了气，回家对老婆孩子
发火。一位官员在上司面前挨了训，回到自己的官邸把下属骂一通。
　　这是经常见到的欺善怕恶现象。另一方面，欺善是对怕恶的延伸。实为在恶者的威
逼示意下对更软弱的无辜者施恶。历次政治运动中，人们不惜昧着良心顺应运动组织者
的意图，写假材料做假旁证，甚至有的人还更表现出一种反常的激进，把无辜者拼命往
死里整。历次运动的所谓“轰轰烈烈”与这种人的表现实在大有关系。这些人往往是运
动的积极分子。还有一方面，欺善是对怕恶的错位的反抗，或者索性借机报复，有的实
际上是借机泄愤、泄妒火，又可以称打死老虎，所谓“墙倒众人推”。中国人打死老虎
的狂热是相当可怕的，经常表现得极其残忍。“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被批斗的干部所受
到的种种酷刑，很大的成分是来自平常心怀怨恨的下级和群众。
　　总的来说，中国每来一次政治运动便大伤一次元气，便糟踏一些人才，对国家和民
族的利益来说是很不上算的。之所以如此，作为原因之一，中国人欺善怕恶的劣根性不
能不加以考虑。中国人要想祛除自己身上欺善怕恶的劣根性，最重要的是必须培养自己
的人格的自尊，培养的途径有二：坚定对永恒、至高无上的真理的信仰；不断追求自然
、社会等各方面的知识，尤其是关于法律方面的知识。作为一个民族社会来说，要想根
除欺善怕恶的民族性格的劣根性，最重要的是必须认识清楚，极权的高压与人格的卑鄙
的共生性。“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被批斗的干部所受到的种种酷刑，很大的成分是来自
平常心怀怨恨的下级和群众
补充内容 ( 14:47):
简单点说，中国琢磨人的多，琢磨事的少。
孔孟之道博大精深，只有毛主席能读得懂、用得上，融会贯通。他老人家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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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中国人的问题，而是某某领导的问题。
你没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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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so_e115:}太长了，没耐心看完，能不能用简单的几句话概括一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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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之道博大精深，只有毛主席能读得懂、用得上，融会贯通。他老人家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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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就是太罗嗦，自古至今都这样，就是2个字的选择，你看那些文人说多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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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长，没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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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老实人不做“两面人”
做老实人不做“两面人”
——五谈以整风精神革除问题积弊
清代小说《镜花缘》讲述了一个“两面国”的故事。那里的人长着两张截然不同的脸：一张是慈眉善目的笑脸，另一张则是凶狠阴险的恶脸。一个长安人在这里呆久了，也变成了“两面人”。荒诞不经的故事，针砭的是当时官场的丑态与积弊。
我们党和军队决不允许有“两面人”。做老实人不做“两面人”，既是党员干部应有的道德品质，也是党员干部必备的政治品格。但是，在党员干部中仍有“两面人”。有的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说一套、做一套。有的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不做，要求别人遵守的自己带头违反。有的对上对下不一致，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欺上瞒下。有的见风使舵、巧言令色，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把庸俗的市侩作风带到党内军内，还自以为得计。
王安石在《知人》中说：“贪人廉，淫人洁，佞人直。”越是贪婪的人越伪装清廉，越是荒淫的人越伪装纯洁，越是奸诈的人越伪装正直。“两面人”现象，说到底是一种政治投机主义。大奸似忠，大伪似真。徐才厚就是典型的“两面人”。他善于表演，擅长伪装，用假面具掩盖自己极其肮脏的灵魂和丑恶的行为，演出了一幕幕丑剧。“两面人”因迷惑性、欺骗性特别强，所以危害性、危险性特别大。待到东窗事发，他们往往已成为大奸巨贪，让人大吃一惊、难以置信。
邓小平曾反复强调：“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党章明确规定，“反对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和一切阴谋诡计”。党员干部只有襟怀坦荡、光明磊落，才能心里无私无愧、手中有公有廉；只有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才能赢得官兵信赖、树立党员威信。踏实、朴实，做老实人，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如果这个传统丢失、“两面人”做派盛行，必将导致军心动摇、人心涣散，使军队失去凝聚力、没有战斗力。
荀子把“口言善，身行恶”的“两面人”称为“国妖”，把“口能言之，身能行之”的人称为“国宝”，认为治国者要“敬其宝”“除其妖”。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肩负着军队建设和带兵打仗的神圣职责，理应坦坦荡荡、表里如一，当“国宝”不当“国妖”，做老实人不做“两面人”，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和道德修养，为强军兴军注入强大正能量。
（《解放军报》日 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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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HR的，应该尽量避免以下几点不足。
第一点不足：定位虚高
在一些基层和心目中，所谓管理就是管管招聘和人事档案等杂事。后来，设立了人力资源部，有了人力资源总监，招来一批斯斯文文的 &知识分子&，上来就大谈战略，说是要成为公司发展的战略伙伴。左一个战略，右一个战略。大家还没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又开始大谈特谈企业文化，说人力资 源部是公司文化的倡导者和代言人。到后来，又说要做公司的人力资源咨询顾问。再后来，又说要当基层经理的管理助理。
从战略伙伴、文化代言人，到咨询师、管理助理，业务部门的人不免心理嘀咕：&人力资源部的那些家伙到底是干什么的，简直一帮大仙啊!&
第二点不足：舞文弄墨
公司里大部分经理人员都是业务出身，缺乏基本的管理训练，大多凭经验和感觉做事，只会埋头苦干，起早贪黑，忙里忙外，连歇口气的工夫都没有，可 人力资源部的人有事没事就爱写长篇大论，三天两头地发文件，动辄十几页的大部头，谁有工夫看?一年下来，人力资源部的文件发了厚厚一大摞，可说了些什么， 员工可能看过但却一问三不知。
第三点不足：热衷作秀
有员工反映，人力资源部的领导，总爱在大会小会上谈理念、做动员，场面确实很好看、很煽情，但事后往往看不到具体行动，更看不到什么实际效果， 给人一种&雷声大、雨点小&、虚张声势、虎头蛇尾的感觉。人力资源部热衷作秀，事情虽然轰轰烈烈地开场，但如果执行不到位，贯彻不下去，员工的期望值越 高，失落感便越强。人力资源工作不能仅仅停留在煽情上，更要传情。
第四点不足：自以为是
这都是第一点不足惹的祸――既然人力资源部的定位是公司的战略伙伴、文化代言人和咨询顾问，于是自视甚高，钻进用时尚的管理理念营造的象牙塔里 不能自拔，制定措施和方案时往往脱离实际，追求理想化，自行其事。从业务经理到普通员工，谁都不买账。结果只能是自弹自唱，曲高和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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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获得2012年度南方周末新闻奖二等奖
厚积薄发，对全球紧追的最热点人物第一时间的深度专访和全息还原，突显了南方周末作为新闻周报的核心竞争力，有力地彰显了南方周末态度，为南方周末赢得了荣誉。
莫言文学馆中的《红高粱》泥塑。《红高粱》获柏林金熊奖后，高密县给一条马路取了名字叫&红高粱大街&。但现在高密已不再种植高粱，当地人觉得&太难吃，除了造酒没别的功能&。 （蒋彬/图）
莫言自称 &写乡土的作者&，而他熟悉的乡土就是他的故乡，山东高密东北乡&&夏庄镇河崖平安庄。从小饿怕了的莫言现在不但能吃饱，还在北京安了家，但他总忍不住回到家乡。
这里有他爷爷、他奶奶、他爸爸、他姑姑、他邻居&&和他们的故事。虚幻和现实、历史和当下，就在这个只有七百多人口、一百多户的小小的村庄里发酵。
2012年10月，是这个已经没有红高粱的村庄最热闹的时光。
&我太累了，从昨晚到现在，都在不停地接待人，不停地说话。&日下午，面对南方周末记者，莫言满脸疲惫，脸色蜡黄，眼睛里带着血丝。
他不停抽烟、喝茶，以保持清醒。出门参加新闻发布会前，莫言刮了刮胡子，梳理下头发，特意换了妻子为他准备的淡蓝色衬衫、军黄色裤子和新牛皮鞋。
这一天前，瑞典文学院正式公布莫言为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后，最先赶到莫言高密家里的是当地文友，他们在他楼下放起了鞭炮。接着是潍坊和高密的官员，他们手捧鲜花赶来了。当地的电视台和报纸记者熟门熟路，堵在莫言家门口，表示祝贺的同时提出了采访要求。
半个小时后，离高密市区20里远的夏庄镇河崖平安庄莫言老家，莫言92岁的父亲在红砖砌成的小院门口，点燃了当地政府送来的鞭炮和焰火。邻居们闻讯而来，一起参加庆贺，他们和在场驻守的记者们一起，激动地叫喊着、跳跃着。
莫言他爸爸（左上）、他哥哥（左下）、他姑姑（右)。&（蒋彬/图）
被遗弃的红高粱
&我现在经常做梦，跟别人抢夺食物，我这辈子最屈辱的事跟食物有关，丧失自尊；最大的幸福是在参军后，第一顿饭吃了8个馒头，也跟食物有关。&12日下午3点，莫言在凤都大酒店的休息室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从莫言和大哥管谟贤居住的高密市区出发，到莫言笔下的东北乡&&夏庄镇河崖平安庄，距离20公里，开车大约需要40分钟。莫言的父亲、二哥、姑姑一家，目前还住在莫言出生的村庄里。
从地图上看，高密属于潍坊市管辖，它东邻胶县，南临诸城，西与安丘潍河相望，北与昌邑、平度毗邻。给南方周末记者开车的司机陈师傅和莫言住同一个小区，莫言每年都会回高密住上两个月。陈师傅说，高密在行政上属于潍坊市管辖，但在地理和经济上受青岛影响更大。
这时的高密，正是丰收的季节。映入眼帘的是道路两旁黄色的土地和绿色蔬菜，地里的黄豆、麦子已经收割完毕，农夫驾着机器正在翻垦土地，无边无际的白色塑料大棚里，菠菜、大白菜、芹菜生长茂盛。公路两侧，堆满了金黄的玉米，像玉带一样不断延绵伸展开去。
莫言的老家平安庄在胶河边上，他出生的老宅在旧村的最后一排，始建于民国初年，长方形结构，一间正堂四个房间，连同前院，都是红瓦木顶，上位为砖混泥墙，石头打基。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出生在这个老宅西屋的大土炕上。老宅院子里原来有两间侧房，加一个猪圈和一个厕所。
管谟业是家里第四个孩子。大哥管谟贤1943年，姐姐管谟芬1946年，二哥管谟欣1950年，都出生在这里。老四管谟业和大哥相差12岁，都属羊。管谟业的女儿管笑笑，也在这个老宅里出生。
现在屋后水泥地里翻晒玉米的薛老伯和村民们都知道了，他们小时候叫&斗儿&的孩子，靠写字拿了一个国际大奖。&斗儿&是爷爷管遵义起的，爷爷算是高学历的文化人，读过旧学私塾，家里有很多医书，写得一手好字。爷爷的意思是：别看他长得丑，他可是北斗星，长大一定成才。
管家隔壁的墙上和附近的跨河大桥护栏，都挂上了&热烈庆祝家乡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红色横幅。
莫言近千万字描述的&高密东北乡&。如今实指高密东北部的河崖、大栏两个原公社的区域，随着朝代更迭和时代变迁，明清时的旧称&高密东北乡&，先后改为河崖公社、大栏乡、河崖镇、夏庄镇、胶河疏港物流园区。莫言出生的村子平安庄，旧名&三份子&。
&我小时候，政府还没有修水堤，从屋里可以望到胶河。后来我小学失学后，还参加过胶河的水利工程，天天在河道里挖掘泥土。&莫言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
站在管家屋后，宽阔的胶河翻腾着昏黄的污水，高大的杨树一排排沿河延伸开去，高大的河堤上长满茂盛的荒草。
现在的村庄已经看不见期待中铺天盖地的红高粱，满目的黄色土地里，偶尔会有小块青绿色晚玉米沉默地站立着，凸凹站立着。
村南边的顺溪河和墨水河之间的沼泽地，当年土匪出没的芦苇湖泊，如今变成了一马平川的胶河农场。
年代，河崖、大栏一代地势低洼，河道纵横，每逢夏季，经常水涝成灾。于是当地农民只能种红高粱，以此为主粮。
&在吃不饱饭的年代，红高粱浑身是宝，高粱米磨成粉，可以做成饼和窝窝头，或者酿酒，穗可以编织成草把扫地，叶子和枝杆用来给牛当草料，或者编织成草席和门帘，根部也可以敲干净土晒干后当柴火烧。&莫言父亲管贻範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当时整个河崖公社（今天的夏庄镇），种满了高粱。一眼望去，满眼都是绿色，无穷无尽，风吹的时候，高粱不停摇晃，哗啦作响。
为治理洪涝灾害，当地政府大兴水利，挖河开渠，涝灾解除，大片的红高粱也从土地上消失。后来小麦、黄豆、玉米、蔬菜、棉花，成为了绝对的主角。同时消失的还有高粱酒、高粱饼、高粱窝头。
莫言的《红高粱》在1986年3期《人民文学》发表，被张艺谋看到，准备拍成电影，他将4个拍摄地放在了高密，分别是莫言家附近的孙家口村石板桥，高密南部的拒马河镇泊子村，西南王五水库的农户家和高密西部的峡山水库。
这时，高密农民已经多年不种高粱这种低产难吃的作物了，莫言领着张艺谋和乡亲们讨价还价，最后以每亩地300元左右的价格在酒坊外的3个外景地种植了130多亩高粱。
《红高粱》获柏林金熊奖后，高密政府给河崖至平安庄的马路取了个名字：红高粱大街。当地有商人灵机一动，推出了从莫言小说里借来的&我奶奶&的小名&九儿&，生产白酒。
正在莫言老宅屋后晾晒玉米的薛老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当地早就不种高粱了，太难吃了，除了造酒没有什么别的功能。如今，偶尔有年纪大的村民种几株红高粱，也是为了编制扫把扫地用。
1986年，管家在规划的新村盖了8间红砖瓦房，全家就搬过去。老屋用来放杂物。后来因风吹雨打，两侧房屋和厕所、猪圈都拆掉了，只保留了正屋。南方周末记者沿河继续驱车前行4分钟，抵达莫言二哥家。
二哥管谟欣一家和莫言父亲目前住在这里。他一直在镇上工作，写了一辈子材料，退休在家。因为92岁的老父亲管贻範不愿意进城，他就一直在家里照顾父亲。管谟欣长得和莫言很像，只是个子要比莫言小一号，人比较黑瘦。
两年前，地方政府见不时有慕名而来的游客，要拨经费修理老宅，莫言不同意。
&现在拿了诺贝尔奖，政府又提出要修，开发成旅游景点，我们不同意，那样太张扬了，做人要低调。&管贻範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身体很好，满面红光，就是耳朵不大好使，跟他说话要对着他耳朵大点声。
搬离老宅，莫言妻子杜芹兰和女儿管笑笑在新村住了两年。电影《红高粱》走红后，杜芹兰和管笑笑被转成了城市户口，杜芹兰还得到了一份工作。为此莫言在高密市区南关天坛路买下了26号院，盖了一个大院子。
1988年到1995年，莫言在这个自建的房子里创作了《酒国》、《丰乳肥臀》等作品。1996年，莫言和大哥一起买下了现在居住的房子。南关天坛路的26号院转卖给了朋友，再后来，朋友把房子捐给了高密市政府。
相比莫言在平安庄的故居，26号院鲜有记者造访。南方周末记者看到，如今这里已是高密凤城艺术团和高密妇女健身协会的办公地点。
莫言文学馆成立以后，馆长毛维杰把26号院里，当年莫言在这处居所中使用过的桌子、台灯、椅子，包括一台老式电脑，都搬到了如今的莫言文学馆里陈列。
我饿，我饿，我还是饿
&我父亲的脾气很暴躁，在外边不敢发作，回到家里就逮着老婆孩子撒气。我们兄妹经常挨打，大家都怕他；因为是大家庭居住，母亲凡事都让着同住在一起的叔叔和婶婶，对他们的孩子们关爱有加，对我们也很严厉。&管谟贤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
在1950年代进行的土改运动中，管家被划为&中农&，有自己的田地，靠自己劳动维生，不属于&社会主义的寄生虫&。
因为大爷爷被划为地主，儿子又去了台湾，管贻範全家受牵连，在大队当会计的管贻範终日愁眉不展，事事小心谨慎，委曲求全。在工作和生活中积累的压力，只能带回家。
&莫言小时候特别皮，上课时老是打瞌睡，还经常和同桌的同学交头接耳，中午午睡的时候跑到院子里玩。&莫言同村的小学同学李善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但从记事开始，管谟业对童年和少年的印象只有饥饿。1958年，&大跃进&开始，全民大炼钢铁，家里的锅碗瓢盆、菜刀、门把手全被充了公，一家人除了莫言和奶奶，其他人都被安排去土炉炼钢、捡铁矿石。
公共食堂很快没有干饭了，只有野菜和发霉地瓜干。1959年春天，食堂也停办了，只能跑到地里挖烂地瓜吃。家里没有锅，莫言就从炼钢炉里的材料堆里，偷了当年日本兵戴在头上的钢盔，回家刷洗干净，就用它代替锅煮菜饭用。
管谟贤回忆接下来的&三年自然灾害&：&那三年高密风调雨顺，因为炼钢，粮食烂在了地里。&
到1960年春天，平安庄开始饿死人。最多的一天，村里死了18个人。
&村里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
莫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曾经吃过茅草根、树皮、棉籽皮、芙子苗、荠荠毛。听说南洼里有种白色的土能吃，莫言和哥哥一起去挖来吃，结果吃了大便拉不下来，只能大量喝水，用手往外抠。
那年冬天，学校里拉来了一车煤，是给他们取暖用的，堆在食堂前面。一个生痨病的同学吃了一块，说煤越嚼越香。全班同学都去拿，上课的时候脸色蜡黄的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管谟业和同学们在下面吃煤，一片咯嘣咯嘣的声响。老师忍不住也咬了一小口，惊喜地说：&真的很好吃！&他们的大便也是黑色的，还能够被送进火炉里烧。
管谟业的母亲偷生产队的马料吃，结果被人抓住了吊起来打。他的大祖母去西村讨饭，在一个麻风病人家里，看到方桌上有半碗剩面条，扑上去就用手挖着吃了。
后来政府打开粮仓，按照人口发救济粮，每人半斤豆饼。&我奶奶分给我杏核大小的一块，放在口里嚼着，香甜无比，舍不得往下咽。&但粮食发得太晚，管谟业的三叔已经饿死了。
管谟业隔壁家的孙爷爷太饿了，把刚分给他家两斤豆饼全吃完了，豆饼油腻劲大，他回到家里不停喝水，结果豆饼在肚子里发开，把胃胀破，死了。
为了维持生命，父亲让大女儿退学回家，专门负责在地里挖野菜，加上一点玉米面或地瓜面，熬成稀饭全家喝。长期没有营养，大人水肿，人的肚皮都是透明的，青色的肠子清晰可见。
&那时候捉到一只蚂蚱，在火上烧一烧就是美味；逮到一只老鼠用泥巴包着放在锅灶里烧熟了，奶奶或母亲就会把莫言和堂姐叫到一起，一人一半，连内脏和骨头都吃掉了。&管谟贤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
到了&文革&时期，没有再出现饿死人现象，管谟业也不用天天喝野菜红薯粥了，政府按照人头发放半年糠菜半年粮，还是吃不饱。管谟业和哥哥到玉米田里，寻找生在秸秆上的菌瘤，掰下来回家煮熟，撒上盐用大蒜泥拌着吃。
顶替父亲去供销社工作的叔叔，走后门买了一麻袋棉籽饼。莫言夜里起来撒尿，也会摸一块，蒙着头偷吃。后来听说，癞蛤蟆的肉比羊肉还要鲜美，但母亲嫌脏，不许孩子们去捉。
直到&文革&结束前，管谟业终于可以吃红薯干吃饱了。这时他对食物的要求也渐渐高了。有一年年终结算，生产队分了他家290多元钱，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村子有人卖病死的猪肉，上面都是黄豆一样大的米虫，价格便宜，村里人都围着买。看见父亲舍不得，管谟业一个劲儿哭，最后父亲下决心割了五斤肉，回到家里煮熟了每人一碗。
&我一大碗肥肉吃下去，还觉不够，母亲叹一口气，把她碗里的给了我。吃完了，嘴巴还是馋，但肚子受不了了。一股股荤油伴着没嚼碎的肉片往上涌，喉咙像被小刀子割着，难受又幸福。&莫言回忆说。
1990年代，莫言在一处仓库写作《酒国》。&（莫言文学馆 供图）
&我们家都是文科好&
&我们家都是文科好，祖上有管仲这样的齐国名相，有算命特别厉害的管路，明清两代祖上出了七个进士，都是搞文的。&管谟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还有一篇专门研究族谱的学术论文，摆在了莫言文学馆里展示。
管谟贤是管家惟一的大学生。1963年，他考上了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我语文、历史、外语都考得很好，数学只考了13分。&大姐退学后一直在家务农，管谟欣高中毕业时刚好赶上&文革&，没能考大学，靠文科功夫好，一直在公社搞宣传写材料。
莫言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自己的文学启蒙时，提到大爷爷管遵仁和爷爷管遵义。大爷爷是当地的著名中医，以妇科和儿科见长。莫言在退学回家务农后，为混个饱饭跟大爷爷学医两年，他的旧学功底，就是当时背诵《药性赋》、《频湖脉诀》等医学著作打下的。
管遵义生于1895年，1978年病故，是一个忠厚老实、勤俭持家的农民，与小说《大风》中的爷爷相近。管遵义一生务农，种田是一把好手，还会木匠手艺。虽然不认识字，但爷爷脑袋里装满了许多故事。冬日炕头里，夏日河堤上，爷爷给孩子们讲了不少民间狐仙鬼怪的故事。
小学读到五年级，管谟业就被学校劝退学回家务农了。原因是哥哥。
&我讲了上海学生造反的情况，启发了莫言到学校里宣传这些造反理论，还说学校领导教师是奴隶主，学生是奴隶，还编什么黑板报，成立什么战斗队。后来他带上几个小伙伴外出串联，到了胶县在接待站住了一晚，给人家褥子上画了一个大地图（尿炕），吓得跑回了家。&管谟贤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后来，在学校喊了几句&打倒&、&造反&的管谟业，被学校劝退回家。
管谟业从此成为了大队里年龄最小的农民，过上了早出晚归&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因为个子小，他干不了大人的体力活，只能去帮养牛队割草，种高粱、种棉花、放羊，挣一半工分。
&我们那个地方是三县交界，土地很辽阔，周围几十里没有村庄，我每天就只能跟一头牛和一只羊对话。我还经常躺在草地上，跟天上的鸟对话，鸟不理我，我就睡着了，过一会儿可能牛会把我顶醒，因为它已经吃饱了，我一看它的肚子鼓鼓的，就一块儿回家去了。&莫言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回忆说。
管谟业成为作家是受到大哥的影响。管谟贤去上海读书后，留下《吕梁英雄传》、《红日》、《红旗谱》、《林海雪原》、《烈火金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的革命文学和《聊斋志异》、《隋唐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书。
乡村一成不变的生活，饥饿和孤独，阅读成为管谟业少年时最快乐的享受。家里书看完了，他就满村借着看。为了看同学家的《封神演义》，他就帮同学家推石磨磨面，推一下午看一本。
这时候的管谟业已经有了文学梦。邻居单亦敏是山东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因为政治成分不好，在&文革运动&里被打成右派回村参加劳动改造。在和他的闲聊中，吃不饱饭的管谟业知道&有个山东作家一天吃三顿饺子&，这对一年只能吃一顿饺子的莫言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从而引发了当作家的欲望。
据管谟贤考证，正是在昌邑县参加开挖胶莱河的工程时，头一回看见人山人海、红旗飘扬的管谟业，回家后开始了一部长篇小说《胶莱河畔》的写作，第一节的标题是&元宵节支部开大会，老地主阴谋断马腿&。
这部模仿《红旗谱》的小说，大意是热恋的妇女队长和民兵连长为了挖掘胶莱河一再推迟婚期，而一个老地主为了破坏胶莱河的建设计划，砍断了生产队里的一匹马的腿。这部小说最后管谟业没有完成，只写了一章。
为逃避劳动，管谟业跟大爷爷管遵仁学了两年中医，但最终因文化程度太低，没学成。最后，在当会计的二叔介绍下，管谟业去高密棉花加工厂当地磅工，负责称重量。
&我叔叔在里面是主管会计，所以莫言进去算是走后门，就是个季节工，有活就干，没活就回家，干一天几块钱，发了钱以后交给生产队一部分买工分，剩下十几块钱交给家里，自己留个两块钱购买牙刷牙膏什么的。&管谟贤回忆说。
也是在这一时期，管谟业和来自高密陈家屋子村的杜芹兰谈起了恋爱。这时候管谟业除了负责厂里的黑板报，还开始向公社广播站和高密县广播站投稿，《潍坊日报》、《大众日报》上也能看见他的一些宣传文章了。
管谟业真正脱离土地，成为作家，解决吃饱饭的问题，是他穿上军装以后。
从18岁起，管谟业连续三年报名参军，体检合格，但每次都被&有关系有背景&的人顶替了。
当时大学停止招生，招工、参军是农村青年改变命运的惟一机会。1976年，管谟业21岁，按照当时的规定，如果这一年走不成，再一年就超龄了。这次管谟业没有在老家报名，而是作为&表现好的临时工&从棉花加工厂报名，一个干部子弟也来帮他，前两年阻挠他的大队书记、大队长和民兵连长都在昌邑胶莱河工地上，没机会插手。不久，气呼呼的民兵连长到棉花加工厂送应征入伍通知单，把通知单丢在他面前，转身就走。
在村里人眼里，管家从此&混出头&了。管谟贤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捧上了铁饭碗，吃上了国家饭，管谟业也提干留在了军队，还破格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
&你家三儿子把我给写死了&
管谟业终于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去了离家不远的山东黄县总参某部当兵。
送儿子走的那天，母亲哭得稀里哗啦。平日严肃的管贻範对着小儿子说：&凡事谨慎，切记祸从口出，人不要张狂，否则必遭祸患。&
后来，管谟业改名莫言，也正是因为父亲的这番话。
&这一次是真正和野菜、地瓜干离了婚。&莫言刚到新兵连的第一顿饭，一笼雪白的小馒头，他一口气吃了八个。炊事班长对司务长说：&坏了，来了个大肚汉。&司务长回答：&吃上一个月就吃不动了。&果然，一个月后，莫言肚子里有了油水，同样的馒头只能吃两个了。
初到部队，莫言和所有的农村兵想法一样，好好表现，挖厕所，重活脏活啥都干，争取提干留在部队。他很快当上了副班长，还成为连队里的图书管理员。因为表现突出，自称高中文化的莫言被上级调到河北保定，当新兵连的政治教员和保密员。
小学毕业的莫言恶补大量马列著作后，也敢拿着大学教材给战士们上课了。在哥哥的往来书信指导下，他阅读了大量的古典文学，写作水平也得到质的飞跃。
在哥哥的指导下，莫言的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发在了保定的《莲池》上。
文学最终改变了莫言的命运，1982年，靠着发表的8篇小说，在领导的大力推荐下，部队留下了超龄的莫言，提升他为行政23级的排级干部，还把他调到了北京延庆总部当宣传干部，负责理论教育工作。
在莫言小说《白驹秋千架》中，第一次出现&高密东北乡&。此后，莫言所有小说故事，都围绕&高密东北乡&展开。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高密东北乡，与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和马尔克斯笔下的马贡多镇一样，成为世界文学版图上的地标。
&莫言笔下的东北乡，是以他生活的故乡河崖公社为原型虚构的，现实里的高密都是一马平川，但在他的笔下，东北乡除了平原，有森林、湖泊、高山、草原，这是典型的虚构文学世界。&莫言大哥管谟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84年7月，解放军艺术学院首次设立文学系，部队老作家徐怀中当系主任。考试只有3门课，政治、语文、史地，莫言考了216分，其中语文90分。他和钱钢、崔金生、李存葆等人成为了同学。
两年之后，军艺毕业的莫言被分配到总参政治部文化部当创作员，在北京城里安了家。接下来，莫言又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班，拿到了文学硕士学位。
在军艺的两年，让莫言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方向。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源于他的真实遭遇：12岁时他在一个离家不远的工地上，给一个铁匠拉风箱，他溜到旁边的萝卜地，偷了一个红萝卜，被人抓住，脱了他的鞋让他对着毛主席像当众认罪，回家又被父亲拿绳子抽打。
《红高粱》是莫言1985年写的，那年刚好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他想起了棉花加工厂的好友张世家讲的孙家口伏击战。
日，当时驻胶县的日军汽车队，经常从村后的石桥上经过，到平度县城去。当时高密东北乡的游击队伏击了路过的汽车队，这一战消灭日本鬼子三十多人。后来，日本军队报复，把公婆庙村当成了孙家口，一路烧杀抢掠，枪杀一百多人，烧光公婆庙村的房屋。
在真实历史基础上，莫言进行了大胆的虚构和想象，小说里的&我奶奶&人物性格直接取自莫言的奶奶。莫言的奶奶和《红高粱》里的奶奶都姓戴，是管家的大总管，一家十几口人的吃穿全由她安排。
&我奶奶胆子比爷爷大，有一年家里来了日本鬼子，鬼子在外边砸门，一脚将爷爷踢倒，刺刀对准爷爷胸口，吓得爷爷面如土色。奶奶走上前去扶起爷爷，爷爷出门想跑，那鬼子一勾枪机，子弹从爷爷耳边飞过。此后，只要听说鬼子来了，爷爷就先跑了，家里往往是奶奶留守。&
《红高粱》中的王文义是莫言的老邻居，真名实姓。王文义是个老实人，年轻时当过几天兵，他胆小，鬼子打枪，可能是擦着他的耳朵了，他一摸有血，就喊&我的头没了&，把枪扔到水沟里。连长气得骂：&没有头，你还会说话啊！&
《红高粱》在莫言村里放，王文义看到莫言把他写死了，愤怒地拄着一根拐杖找管贻範：&我还活得好好的，你家三儿子就把我给写死了。咱们几辈子的邻居了，怎么能这样子糟蹋人呢？&管贻範回说：&莫言小说里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父亲这个土匪种&，难道我是土匪种吗？我不是还活得好好的。&
后来莫言回家，买了两瓶酒给王文义送去。&我把您塑造成一个大英雄了。他说什么大英雄，有听到枪声就捂着耳朵大喊&司令司令我的头没了&的大英雄吗？我说您不是很英勇地牺牲了吗？聊到后来，大叔很宽容地说：&反正人已经被你写死了，咱爷儿俩就不计较了。这样吧，你再去给我买两瓶酒吧。&&莫言回忆说。
小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以后，莫言一炮而红。
当时，有人提议莫言应该把这个题材集中写成一部长篇小说。莫言就把《红高粱》、《高粱酒》等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结集成《红高粱家族》发表出版。
《红高粱》里，莫言写了&我爷爷&，也写&我奶奶&。在《丰乳肥臀》和短篇小说《五个饽饽》和《石磨》里，莫言写到了自己的母亲高淑娟。
高淑娟1922年出生，17岁嫁给管贻範。高淑娟在黄土地劳累了一辈子，患有哮喘、肺气肿等多种疾病。1961年春节，正是吃不饱饭的日子，她把从牙缝里抠出的几斤白面，做成饽饽放在祖宗神位前当供品，年刚过完，婆婆让儿媳妇去收回，没想到饽饽被讨饭的偷走了。这可是一大家里半个月的口粮，高淑娟背负着偷吃偷藏的嫌疑，哭了大半夜。莫言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就写了篇《五个饽饽》。
1994年，高淑娟因病去世，莫言悲痛不已，在故乡住了几十天，写了《丰乳肥臀》。《丰乳肥臀》让莫言拿到了大家文学奖的10万元奖金。后来莫言转业到了《检察日报》，在影视部为他们编写剧本。
&我母亲五十多年里，当媳妇的时间比当婆婆的时间长，一直没过上好日子，等后来过上好日子，又老生病。她活着的时候经常感叹自己命苦。&管谟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我姑姑，洗衣机
1955年，给莫言和哥哥、姐姐接生的，是姑姑管贻兰；1981年，给莫言女儿管笑笑接生的，也是管贻兰；1986年，给莫言妻子杜芹兰做流产手术的，还是管贻兰。
在去莫言老宅的前一天，南方周末记者问莫言要管贻兰的地址和电话，莫言说：&不用电话，我姑姑是当地家喻户晓的人物，她当医生一辈子，那里的人大部分都是她接生的，都知道她。&
管贻兰住的沙口子村和莫言老家平安庄隔河相望。作为《蛙》的真实主人公，因为莫言的获奖，不时会有记者来采访她。
姑姑是莫言最喜欢的亲人。&我小时候，家里人生了病，就会把我姑姑搬来，她给我看完病就开始讲她当天遇到的事，我们就瞪着眼听。她医药箱里给人打针的那种小纸盒，是我们最好的玩具。我写小说以后，一直想以姑姑为原型写一部小说。&莫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莫言退学回家务农，不想种地，还跟父亲管遵仁学过两年中医。那时候，莫言回家已有4年，面对繁重劳作的黄土地，觉得生活没有出路，看不到未来，情绪低沉。
管遵义给莫言讲过一个故事。旧社会青岛有个老板的工厂开业，大门两侧需要挂牌，请了一些当地书法家写字。当时一个农夫在门外看见了，他光脚进门拿起笔来就写，写到最后一个字不写了，说自己手疼，一个月以后再补。老板后来一比，他的字写得最好。后来他的厂要开业前一天，老板找到农夫写了一个字，回家就对上了，一点不差。
&我父亲讲这个故事，是鼓励莫言，人一生一世一定要学好一样东西，不然被别人看不起。不能做人上人，也不能做人下人。&管贻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学医那两年，莫言在姑姑家里看了不少书，还听管遵义给他讲了很多历史上的传奇和聊斋里的故事。后来，莫言小说里出现的老人，都有管遵义的影子。包括莫言的毛笔字，也是那时受大爷爷的影响，为的是学开中医方子。
莫言小说里的人物，大部分在老家都能够找到原型，《生死疲劳》里的&蓝脸&，是20世纪推广&集体合作社&时，村里一个坚持要单干的老农民。此外，妻子杜芹兰的母亲，不愿意把自己分到的田地合并交给生产队，手拿《人民日报》去到山东济南，拿到当时省长的批示，回家后贴到大门口，以抵制上门纠缠的工作人员。
莫言的四叔管贻寿，1984年赶着牛车往40里外的县糖厂送甜菜，在途中被一个酒后无证驾驶的司机压死，当时这个司机正给一个公社书记家建房拉砖瓦。事件发生后，书记动用各种关系，上门威胁利诱，最后赔偿了500元人民币。莫言和哥哥得到消息后，准备回乡打官司，被父亲制止：&人死不能复生，宁叫一家冷，不叫两家寒。&莫言以此为基础，写了《天堂蒜薹之歌》，把惨死的管贻寿留在了小说里。
&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小说却自己逼近了政治。&莫言在写《天堂蒜薹之歌》时，伪造了这段名人名言。
《蛙》的原型、姑姑管贻兰沾了&文化&的光。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管遵义政治上被划为&地主&，加上儿子又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去了台湾。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非常关心人民的健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新生育法的培训。当时有文化的人不多，姑姑从小开药方，认识字，被当时的县卫生局选中，成为新法接生培训班的首批学员。
从18岁开始一直干到70岁，管贻兰接生的孩子差不多有两万个。在农村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管贻兰在当地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夜里不敢一个人出门，走路有人从背后用砖头砸。&莫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如今管贻兰回忆起往事：&当时的政策是&两个正好，三个多点&。农村人都想要男孩。中国人口这么多，不搞计划生育，一年高密就能生出一个乡镇。原来一个村两百多户，一年就能生六百多个孩子。地里的粮食生产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后来慢慢乡亲们也理解了。&
莫言大哥家两个儿子，二哥家一男一女；莫言姐姐连续生了三个女儿，第四胎生了个一男一女的双胞胎；莫言妻子杜芹兰怀上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户口还在农村。按政策讲，他第一个孩子是女儿，间隔几年后可以再要一个。
当莫言刚刚调到北京时，妻子怀孕了。&如果我是普通战士，是志愿兵，可以要第二个孩子，但我们总部机关特别严，不能要第二个孩子，几千干部都没有第二胎，不能因为我影响了整个单位的荣誉。&
莫言回到山东做老婆的工作。
杜芹兰流产完，县里奖给莫言一台洗衣机。
2002年春节，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跟着莫言回高密过年。大江对莫言的姑姑很感兴趣，后来在很多次演讲中都提到姑姑。
&我写《蛙》是因为报纸上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当时这个政策说要管30年，政策到期后，这几年学术界开始反思计划生育政策，广播、电视和报纸上出现许多讨论，我觉得写这个故事的时机到了。&莫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莫言写《蛙》的时候，管贻兰已经退休了，和从医院开救护车岗位退休的老伴一起给她的四个孩子带小孩。她和丈夫都是城市户口，按照政策，四个孩子都只要了一个孩子。&管笑笑是独生子女，她爱人也是独生子女，笑笑现在已经生了一个女儿，还可以按照政策再生一个，到时候一个姓管，一个姓苗。也算有了香火。&
《蛙》之后，已经当上了姥爷的莫言，和妻子平时在家给女儿带外孙女。
刚刚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现在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他已经在考虑退休后的生活了：&北京人太多了，城市太喧嚣了，我现在就盼着退休，该叶落归根，高密老家挺好的，亲人都在这里，我的书房也比北京的书房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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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淑梅大半辈子是个文盲，直到花甲开始看着戏曲频道学字。识字多了，她看了山东老乡莫言的3本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