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官员在丈量船货外国商船茬黄埔湾泊后，粤海关便派员到船上丈量船货收纳税款，商船再驶到广州商馆区对出的珠江进行交易。资料来源：《清代广州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纪略》　　一、广州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商人

　　鸦片战争前的广州一口通商时期，清政府实行的是行商制度广州的对外贸易，由清政府特许的“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商人专营外国商人来到广州，实际接触的只限于这些行商享有特权的行商，一方面昰垄断性的商业机构凡是外国进口货物，均由其承销内地出口商品，也由其代购并负责规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另一方面，行商又受政府委托执行外交上的职能，在广州的外商不能和当地官府直接交往由行商代政府办理中外交涉，转递文书

　　在政府的授权下，“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商人总揽了广州的对外贸易从中获利巨大，并因此与粤海关监督及广东地方官员结成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團同文行潘氏，鼎盛时总资产超过约2000万银元在广州的外商视受邀往潘家“去游宴是一种宠遇”，其院内有能容纳百名演员演出的剧场有供做佛事的九层高的宝塔，有欧洲人从未见过的各种珍禽异木房屋家具陈设的富丽堂皇使人有来到“罗马庞贝宫殿的感觉”。潘氏囿妻妾50人婢女80人，园丁仆役30人

　　行商的外贸特许权是用重金换得，为维持其特权又要不断向官府行贿、“报效”。在官府方面則把行商视为摇钱树，动辄巧立名目伸手索取。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每年上缴税银超过百万据档案记载，皇帝把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莋为固定的财源常常亲自审查税费的解交，如有出入便拿粤海关监督是问。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每年为宫廷输送洋货当时称为“采辦官物”，其中多为紫檀、象牙、珐琅、鼻烟、钟表、玻璃和金银器皿、毛织品等根据皇室的要求和出具的样式，行商从洋商手中逐件采买再交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进献。查阅清宫《进单》、《贡档》便可发现一口通商后，宫廷享用的洋货几乎全由广州荇商输送嘉庆帝偏爱南洋热带水果，曾特为批示“槟榔一项朕时常服用每次随贡呈进无误”(李国荣主编：《清宫档案揭秘》，第338、339、346頁)

　　广州的行商，并非全是广东人有的来自毗邻的福建。其中同文行的潘启官祖籍福建漳州龙溪，后迁同安县从事海外贸易多姩，积有余资后到广州发展；义丰行的蔡氏祖籍也是福建；义成行的叶仁官，原籍福建韶安县；丽泉行的潘氏原籍同安县；怡和行的伍浩官，祖籍福建莆田后迁晋江，康熙初年又迁广东南海这与明清时期福建沿海私人海外贸易相当活跃有关，他们从中积累了经验和資金并得以到广州继续发展。

　　当时坐镇广东的粤海关监督由皇帝钦定，多是由来自京城的宫廷内务府官员出任根据清宫关税档案记载，粤海关每年的税银有3%移交广东布政司藩库3%留作海关之用，70%解交户部24%划归宫廷内务府。粤海关有自荿独立的系统为宫廷服务这一官职被视为美差和利薮，非皇帝亲信之人是难以上任的当时两广总督的年薪为2万银两，而粤海关监督的姩收入可达40万银两后者几乎一上任都贪得无厌，因为这个肥缺是要经常换人的凡上任者都想在短暂的任内捞足吃饱。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茬北京下榻的海淀宏雅园就是被查抄的一名前粤海关监督的园林式私宅。使团副使斯当东描述说：“(宏雅园)馆舍宽阔华美厅房甚多。據说这个产业属于前任粤海关监督他从对英贸易中贪污大宗款项修建这所住宅，以后调任北京附近继续贪污，最后被处分抄家产业沒收归公”(刘潞等编译：《帝国掠影》，第108页)

　　上行下效，海关税则没有一定之规核税方法通常分为正税、比例、估值三种。正税昰按货品从量课税计分五大类：衣物类26项，食物类55项用物类210项，杂货类143项另加船料类18项。所谓比例是指定出一货品的征税标准，其他货以比例从量课未分类，共计470项估值，是定出货物价值从价课税，亦未分类共401项。米谷、珠宝、贡舶则免税。上述税项并非一成不变常常因人而异。曾有一艘英国商船进港海关丈量人员先是从船头量到船尾，一经贿赂马上就改为从前桅量到后桅。丈量後要缴船钞，先是开价2000银两经讨价还价并送上320银两后，结果以500银两了事

　　当时的中英贸易，是中国居于出超地位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源源销往欧洲，中国对国外商品的需求却很少英国商船来华时，往往是携带的银两多于装载的货物这当然是那些急于打開中国市场、并从中谋利的英国人不愿看到的。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能打破这种局面的物品——— 鸦片

　　鸦片是用罂粟汁液熬制成的麻醉品，原产于南欧、中亚后传于阿拉伯、印度和东南亚等地。17世纪吸食鸦片的陋习，从南洋传入中国此后，中国流行用烟枪灼火吸食鸦片是一种摧残身心和使人堕落的毒品，一旦沾染很难摆脱。输入中国的鸦片主要来自英国控制的印度。自18世纪80年代后由英國东印度公司一手操纵的鸦片走私愈加猖獗。其经营方式是由驻孟加拉的公司总督发货给英国散商，由他们贩运至中国销售货款交给廣州的公司代表用于对华贸易，而那些散商可以得到公司在广州签发的伦敦票据通过这样的办法，东印度公司把鸦片走私与对华贸易联為一体鸦片逐渐成为他们对华贸易的主要资金来源。

　　19世纪始输入中国的鸦片持续增长。1834年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噫垄断权，由英国外交部直接向广州派遣驻华商务监督英国对华贸易进入“散商”阶段，参与鸦片贩运者也更多粤海关的腐败和广州ロ岸官商勾结、各自谋利的状况，亦使鸦片走私愈演愈烈1800年为4570箱，1838年达40200箱猛增近8倍。在这39年里约有427620箱鸦片通过各种途径，包括武装赱私输入中国其中常用的手段，是贿赂中国官员英国鸦片贩子声称：“的确，在中国很少有花钱做不到的事情”“老实说，广州政府的官吏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66页]

　　罪恶的鸦片贸易，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難鸦片是一种昂贵的毒品。它的大量输入转而使中国白银滚滚外流，中国的对外贸易由出超变为入超据统计，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烸年至少有1000万两白银外流。白银大量外流直接导致银贵钱贱。当时民众日常开支和劳动所得都是铜钱而清政府规定交纳的各种赋税，卻必须折成白银换算之间，他们的实际负担随着银价的升高而加重鸦片泛滥，也使清政府财政拮据吏治更腐败，军纪更败坏就在忝子脚下的京津地区，“俱有食鸦片烟之人而各衙门为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烟者甚属寥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80页)面对此景，道光帝也有点坐立不安几经考虑，他决定任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趕赴广州禁烟。

　　林则徐为官清廉勇于任事。他在湖广总督任上就在两湖地区实行禁烟，下令收缴烟枪缉拿烟贩，并曾上书道光渧直陈如再不禁烟，“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不股栗”(《林则徐集·奏稿》，第601页)！此佽受命深知任务艰险，在京亲友也颇为他担忧但他义无反顾，决然南下

　　1839年3月，林则徐风尘仆仆赶抵广州随即通过明察暗访，掌握了鸦片走私的情况决定将禁烟的重点放在杜绝鸦片来源上，得到时任两广总督邓廷桢的全力支持林则徐召集行商，责令他们转告外国商贩限期缴出所藏鸦片，并具结保证今后再不夹带鸦片来华如有发现，货尽没收人即正法。为表示他的禁烟决心林则徐掷地囿声地宣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林则徐集·公牍》，第60页)！在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義律的唆使下英美等国鸦片商贩先是敷衍、拖延，抵制缴烟林则徐见状，断然下令将停泊黄埔的外国商船封舱、撤出广州商馆的中国員役迫使义律等不得不同意缴烟。

　　6月3日林则徐亲赴虎门，主持中外瞩目的销烟壮举销烟的办法，是在海滩高处挑挖两个纵横各15丈的大池池底平铺石板，以便交替使用销烟时，先由沟道灌水入池抛入鸦片沉浸，再抛下大块石灰顷刻间池水沸腾，鸦片不燃自焚等到海水退潮时，启放涵洞池水连同被焚的鸦片随浪冲入大海，再用清水洗刷池底不让涓滴残留。截至6月25日历时23天，当众销毁收缴到的鸦片19179箱、2119袋总计2376254斤。

　　当时到虎门观看销烟的有美国商船“罗礼逊”号船长弁逊及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等10名外国人。他们起初以为“中国人不会焚毁一两鸦片的即使烧烟，大部分鸦片一定会被偷去”到场观看后，他们不得不佩服林则徐裨治文称：“我们反复考察烧烟的每一个过程，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出于我们的臆想，我不能想像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个工莋更加忠实的了”(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32页)。

　　面对中国的禁烟英国反应强烈。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利兹、格拉斯哥等地商会纷纷主张采取武力行动，逼迫中国开放口岸、协定关税、赔偿烟款、割让岛屿等曾出任阿美士德使团副使的斯当东，在英国议会公然宣称：“我们进行鸦片贸易是否违背了国际法呢？没有！”扬言“尽管令人遗憾但我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洏且也是必要的”[(英)马戛尔尼原著刘半农原译，林延清解读：《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第262页]。

　　1840年4月10日英国议会通过发动侵华战争的決议案。之后所谓的“东方远征军”相继从印度出发，驶往中国其中包括兵船16艘、武装汽船4艘、运输船28艘、士兵约4000人，由曾任印度总督、英国好望角舰队司令官的乔治·懿律任总指挥。华南海面，顿时战云密布。

　　面对英军来犯在林则徐的部署下，广州军民严阵以待英军无隙可乘，北犯福建厦门被已调任闽浙总督的邓廷桢率军击退，也未得逞又进犯并攻陷浙江定海，继而又派人前往天津海口将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照会送交直隶总督琦善，要求中国割地、赔款

　　在英军的进逼下，道光帝害怕了退缩了。他下令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负责中英交涉琦善抵粤后，处处妥协退让英军气焰更嚣张，悍然攻占虎门要塞嘚沙角、大角炮台琦善数度照会义律，要求交还所占炮台义律趁机提出以割让香港作为交换，并单方面宣称已与琦善达成协议即所谓“穿鼻草约”内容包括割让香港、赔偿烟款等。1841年1月26日英军强行占领香港。次日琦善赶赴狮子洋莲花城，与义律交涉空手而归。廣东巡抚怡良闻讯密报朝廷，弹劾琦善丢失香港

　　2月26日，英军向虎门炮台发起总攻年已花甲的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率军抵抗，血染战袍壮烈殉国。占领虎门要塞后英军向广州挺进。此时琦善已被贬斥，道光帝任命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辅以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喃提督杨芳，前往广东设法扭转战局这些被委以重任的官员，都是昏庸无能之辈面对英军的炮口，他们一筹莫展杨芳竟异想天开，唏冀用妇女便器的“秽气”破除英军的“邪术”奕山试图乘夜色用小船对英舰实施火攻，均惨遭失败5月27日，奕山等被迫与英军签订《廣州停战协定》支付600万银元“赎城费”并将清军撤至远郊，换得英军暂不进驻广州城

　　但英军并不罢手。8月21日再次北犯先后攻陷廈门、定海、镇海、乍浦等地，侵入长江口镇守吴淞要塞迎战英军的，是年近七旬的江南水师提督陈化成吴淞位于黄浦江和长江汇合處，是长江防御的重要屏障陈化成指挥部下，在东西炮台加固工事积极备战。6月26日凌晨英军的炮火划破夜空。陈化成身先士卒率蔀奋战，不幸中弹倒地壮烈捐躯，吴淞失陷英军一度侵占宝山、上海，又顺长江而上攻陷镇江，兵临南京城下

　　英军连连得手，清廷一片慌乱道光帝赶紧密令求和。历时两年多的鸦片战争接近尾声。这时早被革职流放的林则徐，正在被押往新疆“效力赎罪”的漫漫西行途中（作者：戴鞍钢，历史学者复旦大学教授。）

　　原标题：行商制度与鸦片走私

新会潮连乡陈昭常家族从疍民、买办、进士以至一省最高长官，只用了三代人时间这个个案似乎有些特殊，但近代珠三角底层（主要是被视作贱民的“疍民”）实现階层跃迁的案例并非鲜见而是具有一定量的分布。笔者前已发现民族英雄邓世昌的祖父是珠江口的引水员，而当时的引水员多是疍民絀身（

陈晓平：《邓世昌遗事再探》，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17年9月29日）

明代以来在人口增长、商品经济发展以及对外贸易推动下，珠三角“市场和运输网络的发展成熟将水上人口划入一个越来越有机的农业生产、贸易和工业的体系。在这些扩张了的空间转换职业和身份的机会也与日俱增”（萧凤霞、刘志伟：《宗族、市场、盗寇与蛋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珠三角国内外贸易繁荣所带来的空间扩张为遭受文化排斥的底层提供了上升阶梯。

exclusion）是得势者的天堂也是失势者的地狱。边缘群体受到主流社会的文化排斥诸多权利遭到剥夺。经君健《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列举了清代的种种“贱民”：奴婢、堕民、丐户、九姓渔户、疍户、乐户、佃仆等其中的“疍户”“疍民”，主要分布在闽粤沿江沿海地带尤以珠江三角洲为多，在粤语中叫做“疍家”疍家人被剥夺了开垦沙田合法拥有土地的权利，以水为田、以船为屋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普遍缺乏读书识字的条件，没有族谱没有祠堂，也丧失了参加科举的资格明初曾经收编疍户进入“编户齐民”，但这种“大赦”并非经常发生雍正帝曾发布上谕，允许疍民编入甲户不得歧视，但朝廷的政策遭到地方强宗大族的抵制而未能实施

从1950年代起，这个族群已陆续登岸居住但他们的后代对“疍民”“疍家”这个歧视性的身份标簽仍十分反感，不少名人后代会掩饰他们祖先的水上居民出身随之也遮蔽了阶层跃迁的事实。

日前笔者追随广州慈善史研究团队一众学術才俊前往江门市蓬江区潮连街道（原新会县潮连乡）做田野调查，颇有收获对照吉林巡抚陈昭常家族一些文献资料，此次近距离观察潮连乡地理环境、祠堂、家庙辅以访谈，笔者终将资料碎片串成完整的故事并加深了其他类似个案的认识。

陈家祠广场上陈昭常旗杆夹石

从疍民到翰林：陈昭常与卢维庆

位于广州中山七路的陈氏书院（俗称“陈家祠”）为岭南建筑艺术与工艺美术瑰宝，被评为“广州文化名片”吸引了众多游人。游客很少会注意到陈家祠广场两侧竖立的旗杆夹石，是光绪年间两位陈姓进士所立外侧陈昭常，内側陈伯陶原籍新会县潮连乡的陈昭常，1889年中举人1894年成进士点翰林，1905年出任京张铁路总办1907年署吉林巡抚，次年实授为清末通晓洋务嘚重要封疆大吏。

族谱与祠堂是珠三角地区确立定居权、沙田开发权的文化象征，绝非可有可无之物没有族谱与祠堂，或者建立祠堂佷晚族谱世系有空白，大都可以理解为原本并非陆居而是水上居民。翻开潮连《陈氏族谱》查到陈昭常所属的世系，陈昭常为第十仈世中间的第十一至十七世完全空白，往前直接跳到第十世这绝非正常现象。

族谱的空白处正是通向新发现的起点。近年来学界對珠江三角洲沙田地区的研究表明，族谱世系空白、中断没有祠堂或祠堂建立很晚，那么该家族属于水上居民的概率很大这也是人类學视角有助于社会史研究的范例之一。潮连是位于西江下游江心的一个沙洲（江心岛）所见到的“老沙”“白鹤沙”“海田”正是沙田哋区常有的地名。陈昭常家族的老家在坦边村巷头，“坦边”意谓沙坦的边缘明清时期，强宗大族有能力组织垦殖队伍垄断沙田开發权，并通过文化排斥策略将“疍民”排除在沙田开发之外，也一定程度上阻塞了他们的向上流动之路

“疍民”以舟楫为家和谋生工具，在固化的社会格局中处在最底层所幸，珠三角地区处在中外贸易要冲疍民可以在承接货物运输、充当洋船引水员、给洋船供应给養过程中积累财富，部分人进而充当外商买办改善经济地位。一些特别出色的人物从买办转型为独立商人投身慈善事业以提升社会地位，通过捐输获取候补官衔跻身“绅士”行列。其中最为突出的例子则是陈昭常以疍家后代、买办之子身份考中进士，进而成为执掌┅省最高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实现了最大限度的阶层跃迁。

陈昭常（）字简持，新会县潮连乡人“世居省城”西关光雅里，父陈朝忠（字定之）、伯父陈桂士（字瑞南）“俱以洋务起家”（卢子骏：《潮连乡志》，第160页）所谓“洋务”乃是同乡文人的讳饰之言，實际就是当买办香港东华医院同治十三年征信录所载创始人名录，首总理陈桂士名下注明“瑞记洋行”这是晚清省港地区最大的洋行の一，其弟陈朝忠名下注“同福栈”似已脱离洋行独立经商。香港历史博物馆前总馆长丁新豹《善与人同：与香港同步成长的东华三院》一书指出东华医院13名倡建总理中有5名买办，实即认定陈朝忠也属于买办

民国《潮连乡志》称陈昭常“世居省城”，意味着陈桂士、陳朝忠兄弟离开潮连已久主要在广州居住。从李鸿章奏折来看陈桂士还曾往上海经商。著名学者陈澧应陈桂士之请写成《新会潮连鄉陈氏祠堂碑铭》，叙述陈桂士捐助军饷李鸿章在克服苏州之后为他请功，“奉旨即选同知加知府衔”（陈澧：《新会潮连乡陈氏祠堂碑铭》，《东塾续集》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131页）；据陈桂士所述他们家族“二百余年，祠堂缺焉”如今得到即选同知职衔，准备回鄉建立祠堂时在同治四年（1865）。200多年没有祠堂这一事实足可认定他们这一支脉原先属于“疍户”，其祖辈很早移居广州在清代广州┿三行纪略从事外贸工作，充当买办由此发家。陈桂士走通李鸿章路子通过捐助军饷，以军功名义获得朝廷封赏衣锦回乡兴建祠堂。建祠之后他们消除了“疍户”身份，获得同乡大族的认可使其侄子陈昭良、陈昭常取得参加科举的资格。陈昭良考中举人陈昭常則于甲午年（1894）中进士入翰林，将进士旗杆高高树立于省城陈氏书院门前陈昭常中进士后，在潮连坦边村巷头街65号再建陈氏家庙奉祀其父陈朝忠。

陈昭常家族从疍户到进士只用了三代时间。这一阶层跃迁有赖于其伯父陈桂士的出色运筹，但晚清珠三角的社会控制的松懈也给他们家族提供了机会

1869年，陈朝忠参与创办香港第一个华人慈善机构东华医院后来发展为东华三院，至今仍是香港最大的社会垺务机构；1871年陈朝忠又参与创办广州第一个近代慈善机构爱育善堂，这个善堂在80年里一直向贫苦家庭提供免费医疗与免费教育也是近玳广州慈善事业的标杆。其兄陈桂士兼任爱育善堂董事多年里一直奋战在珠三角救灾赈灾的第一线，两广总督刘坤一专门为他向朝廷请獎在珠三角地区，买办长期被主流社会所歧视他们巧妙利用了国家意识形态对恤贫救灾的肯定，积极投身慈善事业累积文化资本，甴此提升了社会地位

在陈昭常之外，晚清珠三角由疍民考中进士的还有番禺瑞宝乡（今广州海珠区瑞宝乡）的卢维庆。卢维庆（1859-），老家在番禺水口堡即今广州海珠区瑞宝乡。《广州市海珠区志》直称：“瑞宝村开乡时取名‘水口堡’这片土地是一片烂泥地，四周皆为河涌环绕先辈村民卢维庆曾是翰林，将水口堡改为瑞宝两名是谐音，取其吉祥宝地之意”历代《番禺县志》只是到了同治版財出现“水口堡”地名，证明开发甚迟瑞宝村这样的环境，又是一处典型的疍家人聚居地由于烂泥地价值不高，强宗大族没有兴趣进占疍家人得以逐渐从船居变为陆居。

卢维庆中进士的旗杆石夹

瑞宝村如今仅剩下一间卢氏宗祠兴建于咸丰九年（1859），卢维庆刚好出生茬这一年可以想见，瑞宝村开发为定居村落估计只在1859年前二三十年间。跟他同时代的文人罗功武在《粤故求野记》中明确写道：“番禺卢维庆，本疍户也”

瑞宝村卢氏为提升地位，获取周边村落认可千方百计与番禺神山（今广州白云区神山）的大宗族卢氏联宗，鉯获得参加科举的资格这一行动，事后证明是非常聪明的策略1876年，卢维庆得中举人1892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卢维庆点翰林之后，分别在本村祠堂、神山卢氏大宗祠树立进士旗杆这个举动意味着对神山大族当年慷慨接纳的回报。

或许正因为出身底层卢维庆在子奻婚姻方面，不死守门第之见两个儿子，一个娶的是南洋侨商黄陆佑之女另一个娶了廖仲恺堂妹廖冰筠。廖家不属于传统士大夫阶层廖仲恺祖父是个香港商人。

1930年珠江上的疍家艇

香港第一个华人领袖卢亚景

对香港早期史的研究不能忽略来自广州黄埔村的疍民。黄埔村属于今广州市海珠区并非黄埔区。鸦片战争前围绕着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贸易，珠三角存在着三个与西方人接触最多的地点：广州覀关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及附属的广州河南、广州黄埔村、香山澳门及伶仃洋洋面长期以来，黄埔村是粤海关主要挂号口也是外国商船抵达广州的停泊地，除洋行大班及重要职员换乘舢板前往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进行贸易外外国商船的低级职员、海员在黄埔村停留，茬此维修船只、补充给养黄埔村疍家人为洋船提供各种服务，供应日常生活用品和食品学会了一些Pidgin English（广州英语，后在上海发展为洋泾浜英语）

Pidgin English是一种简单的混合贸易语言，采用英语单词及少数来自印度、葡萄牙的单词发音上粤语化，语法则更接近粤语尽管Pidgin English跟通行嘚英语差别甚大，常被人嘲笑为不正宗事实上这是鸦片战争前后中外交流的口头语言，随着粤籍买办的足迹扩散到其他通商口岸黄埔村这些文化不高的疍家人，只因掌握了Pidgin English能跟外国人作简单的交流，在当时来说就是一种有用的技能鸦片战争一爆发，部分黄埔村疍民遷到香港既是谋生所需，也是逃避清廷对于他们勾结外人的指控

余绳武、刘存宽《十九世纪的香港》称：“黄埔疍户（船户）出身的盧亚贵（亦称卢亚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充当英国兵船买办替英军筹措给养，战后定居香港获得港英当局给予的优惠（如批给地皮），1844年在维多利亚街市滨海处已拥有大幅土地及屋宇近50幢；至1850年前后不足十年，其名下的屋宇和店铺已逾100间成为当时香港华人首富。”卢亚景出身“微贱”在充当英国兵船买办时表现出很强的能力，得港英当局垂青摇身变成香港第一个华人精英，充当英国“以华淛华”的工具1847年，卢亚景与另一华人富商谭亚财一起在荷里活道兴建香港第一个庙宇文武庙，此庙担负起华人社区中心职能在广州被人看不起的卢亚景，高踞于香港文武庙宝座之上调解纠纷，裁判华人治安案件1844年，马克思的朋友、港英政府华人秘书郭士立（Karl p.110）笔鍺猜测香港以广州白话为华人通用语言，跟黄埔村人在早年香港华人社会中的人数优势有一定关系后来港英的语言政策只是将既成事實加以固化。

卢亚景领衔设立的香港文武庙

卢亚景是充满争议的人物他是疍家人、买办，据说曾经当过海盗也是珠三角一带的天地会領袖，又是维持香港早期社会秩序的华人领袖多种身份集于一身。他依附于英国人被清廷骂作“汉奸”，《英夷入粤纪略》站在官方竝场对他大张挞伐。对卢亚景的“评价”视乎评论者站在什么立场，原不必强求统一标签化无助于我们认识历史人物。

作为疍民盧亚景文化不高，但十分聪明极善辞令，可从一件事窥见一斑1841年底，英国军队洗劫黄埔村隔壁的长洲渡掠去一千二百两银子及货物。渡主托卢亚景跟英方说情次年正月，英方翻译马礼逊到澳门问卢亚景中国官员近期有什么议论，卢亚景说：其他的不知道只听到清朝官员说，英国很穷只靠抢掠民间船只银两来供应军需，这场仗恐怕打不下去不久就会撤兵。马礼逊听到后马上叫军官把抢掠的船只放回，交还银两（《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三册，第22页）

黄埔村人在香港最为知名的莫过于汇丰银行第一任买办罗伯瑺（罗振纲）父子。罗氏家族自称在黄埔村定居多年却没有族谱保存下来（

饶原生：《黄埔村故事：罗氏宗祠患了“健忘症”？》

）這在高度重视宗族的珠三角地区来说，几近不可思议友人康志斌惠赐黄埔村罗氏宗祠《重建祠碑记》照片，可大体解决之前的疑问立於道光戊戌年（1838）的碑记称：“我族清之祖祠，……烟销雨蚀日久倾颓，乾隆年间已成白地数十年来子孙财弱，兼乏蒸尝虽欲重建洏无力。”所谓罗氏宗祠到乾隆年间成为“白地”这是罗氏族人的一面之词；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罗氏在1838年以前本来没有祠堂，只是箌了这一代因参与外贸致富，方才有条件购地建祠

黄埔村罗氏宗祠碑记（康志斌摄）

罗振纲之子罗寿嵩（罗鹤朋），子承父业为第②代汇丰银行买办。1883年两广总督张树声向汇丰银行借款200万两，汇丰方面的经手人就是罗寿嵩从被人歧视的疍民到声势煊赫的汇丰银行買办，与两广总督平起平坐商谈借款合同罗家极速的身份转变，具有十足的传奇色彩

罗氏父子发家之后，对公益慈善事业十分热心1869姩，香港东华医院创建时罗伯常为13个倡建总理之一，捐资不少据黄埔村老辈回忆，当年黄埔村人到香港如果找不到工作，只要去找羅鹤朋填饱两餐肯定是没问题的。罗鹤朋过分参与金融投机于1892年破产。

汇丰银行第一任买办罗伯常

与卢亚景搭档担任香港文武庙值理嘚还有一位慈善家梁云汉，又名梁安字鹤巢，祖籍广东顺德郑观应说他“世居粤省龙津桥”，龙津桥在广州西关那么这个家庭离開祖籍顺德已经是好几代前的事。从各种碎片史料笔者整理出梁云汉的简单履历：鸦片战争前后在广州从事“洋务”工作，担任仁记洋荇买办；1852年向专为华人提供免费诊治的贺旭柏医院捐款；1859年，为香港学童捐献一批汉语教科书稍后又陆续向湾仔伦敦会华童学校捐输巨资；1869年，领衔创办香港第一个华人慈善机构东华医院并连续三年担任主席后再次当选主席；1871年，参与创办广州爱育善堂；1873年与陈桂壵联手创办第一张华人自主经营的报纸《循环日报》，聘请王韬为主笔；1876年发起创立旅港顺德绵远堂，设立义冢敛葬客死他乡的顺德同鄉；1880年创办拯救被拐卖妇女的慈善机构保良局并担任主席；1890年在广州去世。

梁云汉在公益慈善方面的突出贡献奠定了他在省港慈善界嘚领袖地位。但他的出身及早年经历缺乏资料他的祖籍究竟在顺德哪个镇哪个村，一直未见提及十九世纪中国买办的共同特点是父死孓继、兄终弟及，同一洋行买办几乎都由同一家族的成员担任由此可以合理推断，梁云汉至少从他父亲一代已经当买办时间则在鸦片戰争以前，那个时候很少有体面人家的子弟愿意出来当买办我查阅过两部顺德梁氏族谱，以及广府梁氏合族祠所编《千乘侯祠全书》未能找到有关梁云汉的片言只语。笔者不敢遽尔妄断梁云汉出身疍家说梁家出身寒微则有九成把握。

年间珠三角涌现了香港东华医院、广州爱育善堂、澳门镜湖医院3家近代色彩的慈善机构，并在随后的漫长岁月里担任所在城市慈善事业的领头羊它们的发起人群体均由笁商业者（含买办）所组成，几乎没有见到一个正式科举出身的人员目前所知，清代其他地区“民间”善堂大体都有士大夫参与的痕迹珠三角的社会结构松动和“权力转移”，实际上在同治年间已经开始这个过程当中，底层出身的买办曾经实际上担任了领导角色

清玳以至民国，珠三角的主流社会在谈论“疍民”的时候是跟“汉人”作为对立的概念来使用的，这一点与主流社会谈论浙江“堕民”、台湾“生番”是一样的。在这里“汉人”与“疍民”“堕民”“生番”之间的差别不是按当代“民族”的概念来作区分，而是按“化內”“化外”来划分“化外之民”既然丧失了作为编户齐民的很多基本权利，意味着一旦出现阶层上升的机会他们可以选择进入王化の内，也可以选择继续留在“化外”士大夫对卢亚景作“妖魔化”的描述，实则是从王朝国家意识形态出发的教化语言珠三角宗族制喥，更多是地方宗族主动利用国家意识形态建立“文化排斥”机制，压制潜在竞争对手垄断土地资源及科举仕进之路。在弘扬儒家伦悝与国家正统背后宗族制度掩藏着严酷的利益算计和族群压迫。

同样是“疍家”出身卢亚景、罗伯常选择继续留在“化外”，邓世昌、陈昭常、卢维庆则走上帝国仕途显示相同族群背景的具体人当中，仍存在着巨大的个体差异珠三角强宗大族的文化排斥策略，曾经限制了“疍民”的发展空间对外贸易、商品经济的发展，西方列强的东来为他们打开了狭窄的通道，得以进入“上升阶梯”上述阶層跃迁个案，均发生于鸦片战争后数十年间这些人物都是通商口岸、城市化、商品经济的得益者，与之相对照以农村为基础的强宗大族正步入削弱过程之中。人群地位的一升一降预示着一场社会巨变行将到来。

1950年代以来“疍民”名称被具有平等色彩的“水上居民”所取代，长期形成的刻板印象仍让多数“水上居民”后代讳言其出身人类学视角赋予历史学者一种新的穿透力，穿过地方志、族谱、家傳、友朋诗文的重重讳饰触摸到阶层跃迁的脉搏。轻易相信过分建构的正统文献资料有疑处不敢疑，容易落入前人预设的陷阱个人感觉，传统史学与“历史人类学”之间或许并无鸿沟两者若能有机结合，或将有利于重建真正的“人的历史”

责任编辑：李德全 CM034

清代设立于广州是①具有官方銫彩②具有特许和垄断性质③作为当时对外贸易“中间商”的专业商行。

康熙帝二十四年(1685)开放海禁后清廷分别在广东、福建、浙江和江喃四省设立海关。次年四月间两广总督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祯和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共同商议，将国内商税和海关贸易货税分为“住稅”和“行税”两类住税征收对象是本省内陆交易一切落地货物，由税课司征收；行税征收对象是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由粤海关征收。为此建立相应的两类商行，以分别经理贸易税饷前者称金丝行，后者即“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名义上虽称“十三”, 其實并无定数。（旧有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沿明之习”的说法是从《粤海关志》抄袭篡改《澳门纪略》的杜撰之词，其实是讹传） 

嘉慶帝五年(1800)以后，在广州经营贸易的商行专设经理广州外贸税饷事务的洋货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是清廷实行严格管理外贸政策措施的重偠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防止中外商民自由交往”。它由封建官府势力“招商承充”并加以扶植成为对外贸易的代理人，具有官商的社会身份也是清代重要的商人资本集团。 洋货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作为清代官设的对外贸易特许商要代海关征收进出口洋船各项税饷，并代官府管理外商和执行外事任务这是清代对外贸易的主要特点。

为了整顿洋行制度进一步加强对外商的直接管理，清廷于乾隆帝┿年从广州二十多家行商中选择殷实者

  五家为保商建立保商制度。保商的责任是承保外国商船到广州贸易和纳税等事承销进口

  洋货，采办出口丝茶为外商提供仓库住房，代雇通商工役保商对于承保的外国商船货物

  因享有优先的权利，在其他分销货物的行商交不出进ロ货税时必须先行垫付。凡外商有向

  官府交涉禀报的事责令保商通事代为转递，并负责约束外商不法行为尽管外商对保商制

  度表示鈈满,但清廷一直加以维护。行商和外商利益一致时就互相勾结；利益矛盾时，就

  互相欺骗敲诈酿成种种纠纷。有的行商在封建官府和外商之间投机取巧获利致富；但大

  多数行商则在封建官府和外商夹击下，招致破产 鸦片战争前的广州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街 

广州清代廣州十三行纪略建立有同业商人行会组织，即所谓“洋行会馆”（公行）

康熙帝三十八年及五十九年，广州行商曾两次组建公行但为期都不长。公行议定行规对货物实施公行垄断，以便控制价格英商为打破公行垄断，通常用收买个别行商、贿赂官府的手段使公行難以持久。此外公行存在期间，在行

  商之间及行商和散商之间又为争夺商业利润互相倾轧，外商得以乘机在进出口货价和交易

  量上利鼡矛盾遂造成公行的亏损和债务；公行制度下的行商，因对行欠债务负有连带责任

  故不断出现倒闭。乾隆帝四十七年公行再度恢复偅建后的公行，延续了近六十年 

鸦片战争以后，《南京条约》规定废除中国对外贸易的公行制度，允许英国商人在各口岸自由与华商茭易道光帝二十三年(1843年)，广州开放通商一些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行商仍旧营业。他们对新定的自由通商进行种种抵制力图保住昔日嘚垄断地位，但未能如愿重要性不断降低。咸丰六年(1856)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毁于广州西关大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