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医生年薪可达百万元 民营医院要上场参赛了?_网易财经
深圳医生年薪可达百万元 民营医院要上场参赛了?
用微信扫码二维码
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原标题：港大深医最高百万年薪 应对民营医院上场比赛？）
近日，深圳医改取消医务人员编制，医生年薪可达百万元的消息引起广泛关注。
成立仅5年的香学深圳医院主动打破了公立医院的“铁饭碗”，所有员工不再具有事业编制身份，医院取消行政级别，而更关键的是，它开始向医生开出了的“合理”价格，留住人才。
深圳市医管中心副主任郑国彪认为，港大医院的薪酬制度充分体现了医生的劳务价值——医生的年薪起点是40万，最高的顾问医生年薪将近100万，充分体现劳务价值和技术价值。
作为医改的先行资源，优秀医生已经成为医院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必争之地。
7月6日公布的《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意见》，明确了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多方观点预测，在国家政策逐步放开和宽松友好之后的年，社会资本类医院将进入与公立大医院的正面竞争阶段——在目前依然看似式微的领域，人才抢夺、品牌等正在悄然形成竞争优势;而公立医院在不断面临品牌医生“出走”和管理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后，也不得不面临这些曾经的“门口的野蛮人”的快速成长，双方将呈现如何的此消彼长?在中国医改的大背景下，中国公立医院这一块最后的坚冰将如何从内部破裂?
民营医院“小阳春”
从数量上占比过半的民营医院，是不是真的到了可以翻身的时候?
根据国家卫计委统计，截至2015年8月底，全国医院数量达2.7万个，其中公立医院13314个，民营医院13475个，民营医院在数量上首次超越公立医院。
市场分析认为，在国家大力推动健康产业发展和持续深化医改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力量办医的热情和活力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激发和释放，办医规模和服务能力将会有更大的提升。
但与此同时，几乎高度一致的观点也同样认为，包括人才问题、政策落实和公平竞争环境等问题，严重阻碍了社会资本向医院领域投注的热情。
卫计委公布的另一组数据侧面证实了这样的现状——在全国医院诊疗服务数量方面，民营医院诊疗人次只占10.9%，出院人数12.9%，与公立医院对比悬殊。
“现阶段民营医院中分两类，莆田系为代表的草根型医院，占到最多80%的市场份额;剩下20%走的是高大上的路线，比如温州康宁、武汉亚新、三博脑科等，它们瞄准的是公立医院的大型教学医院。” 香港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庄一强博士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
庄一强认为，即便是三博脑科这类无论在学术、管理还是品牌、运营方面都具备优势的民营医院，也依然不具备同公立医院展开“抢夺”的底气。
“除去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都有的高端消费者，其余患者基本都是医保主导型，医保在哪里，患者就会分流到哪里，即便是刚刚放开的医疗服务价格，民营医院也不敢提价太多，否则患者就不去了。”庄一强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7月6日，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医药处副处长朱德政在接受记者提问时表示，“这次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主要解决两个问题：首先就是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将原来的三个补偿渠道变成两个补偿渠道，通过我们的医疗服务收入和财政补助让医疗机构不要再通过药品的收入来维持运营;其次就是通过改革，使医疗服务价格的内部结构更加合理。”
而在业内人士看来，通过补偿机制的改革在公立体制中留住更多优质医生资源也许是此次改革的重点所在。
事实上，由于医疗服务对优质医生资源的高度依赖，优秀医生一直都是医院竞争的核心——民营医院的高薪和自由发挥空间，公立医院的晋升通道和体制内“福利”，都成为各自留住医生的法宝。
对深圳医改取消医务人员编制这一改革，郑国彪表示，在研究港大医院的人事和薪酬制度时，就提出了可以打破现有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而这充分体现劳务价值和技术价值。
民营绕不开医保
“从我们走过的路来看，社会资本医疗机构的发展核心驱动力仍然是人才，而众多社会资本类医疗机构正在受制于这一因素。以人才为基础的平面上，医院有他对自身的认同，内部专家对运行模式的认同，之后有社会的认同、政府机构的认同，最后还要有患者的认同。这些多方认同才会促成一个医院的良性的、可持续发展。”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院长陈仲强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说这番话的时候，陈仲强在这所全国最知名的民营医院位置上履新不到两年，此前14年中，陈仲强分别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下称“北医三院”)和北大首钢医院两所著名的公立医院的院长——在执掌北医三院十年的院长职位上，他把这家老牌公立医院的平均住院日缩短了一半，这一指标在国际上一致被认为是衡量一家医院管理能力的核心;而在2013年上任北大首钢医院后，当年医院门诊量超百万，并确定其成为北京西部医疗中心的宏大规划。
但出色的公立医院管理经验并不能完全植入北大国际医院的民营医院身份中，更何况，这还是一家同样引人注目的超大型民营医院。
北大国际医院拥有北京市硬件规格最高的停机坪——开放了36个医疗中心、49个医疗学科、159间ICU(重症监护)病房和1800张病床，借鉴首都机场T3航站楼设计的超大型医院总投资已经突破了45亿元人民币，建设期超过了10年。
更具想象力的部分来自其“北京大学”和“北医系”的强大身份——公开资料显示，北大国际医院由方正集团和北京大学合作共建，双方分别拥有其70%和30%的股权;北大国际医院是混合所有制性质，没花财政一分钱，由北大国际医院集团(后更名为北大医疗产业集团)全资兴建，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社会资本投资的非营利性医院。
按照北大医学部和方正集团的战略规划，北大国际医院与目前北医系的六家附属医院组成“兄弟联盟”，共同参与国际医院建设，帮助后者的学科共建、人才委托培养、多点执业等方面战略合作的落地，解决民营医院发展最核心的医生来源和水平提高问题。
事实上，2014年开始，北大国际医院就开始与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签署了学科共建合作协议;6月9日，与北大肿瘤医院的合作协议也正式落地;8月1日，签约医院又将北大人民医院、北大第一医院、北大第三医院纳入在内。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改专家柯杨曾公开表态，北大医学部将结合北大国际医院的筹备进展，全面统筹其医疗、教学、科研体系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并对国际医院临床人员培养给予支持。
但庞大的北大国际医院仍然遭遇了所有社会资本型医院都会遇到的问题——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这所国际化的医院始终患者寥寥，医保是掣肘的关键。
现实的困难加速了北大国际医院向医保靠拢的速度——2015年11月，北大国际医院正式进入北京市医保目录;随后，北大国际医院与昌平区卫计委签约，打造昌平医联体，覆盖昌平区辖区28家二级以上医院，医联体将服务区域内常住人口，实现院际间双向转诊。
庄一强在评价这一现状时向本报表示，即便是像北大国际医院这样的高端医院，患者中大部分也是对价格敏感、医保高度关联型，尤其在民营医院运营的初期，有没有医保其实影响还是很大的。
“北大国际医院现在(盈利)还没有持平，但和去年11月的数字来对比，我们医院日均的门诊量是800人次，到现在最高峰突破了2000人次，平均都在1700多人次以上;每天在院的住院患者在450人上下，高峰时期500人，低峰时期不低于400人，预计年底在院的住院患者会超过500人;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手术，我们以三四级手术为主，现在已经做了4000台，到年底会达到9000台，或将突破1万台。退回10年，应该说这是两个大三甲医院的基本量。所以总体看，我们的发展还是非常平稳的，并呈现逐渐上升趋势。”陈仲强回应《第一财经日报》时透露。
陈仲强向本报透露，在运行中，他们也深刻体会到，目前医疗环境中，社会资本举办的医疗机构在前进中的艰难。
“医疗机构并不是说一定不能赚钱。在这个链条中，医院服务是不挣钱的，但医院运行过程中，它整个形成的产业，也就是相关产业链是会产生利益的。所以，盈利的角度和单位要区分开。类似于国外。当这两个因素分开后，服务会做好，收益也会跟上来。目前混为一体的模式或许并不太适合现时代的发展。”他表示。
从“补充者”到“参与者”
而更彻底的改革即将在近期发布的“十三五”医改规划中公布。
“近期国务院医改办和相关部门正同时着手研究‘十三五’医改规划，在相关的程序批准后将要印发，此次规划总的思路就是深化医改工作，要在‘十二五’医改的规划任务完成的基础上，在‘十三五’期间更进一步强调改革的综合性、系统性和协同性，更加注重体制机制的一些改革和创新。” 国务院医改办副主任、国家卫计委体改司司长梁万年在近日召开的“2016中国社会办医峰会暨首届医疗健康产业发展年会”上公开表示，“对于社会资本办医，我们一定要承认社会力量办医是我们国家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赋予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给予应有的重视和支持。”
他强调，对社会力量办医，近年来陆续出台的政策就是要打破民营医院发展的玻璃门、弹簧门和旋转门，使社会资本型医院从公立医疗市场的“补充者”提升为“参与者”。
多年来，政府对社会办医的支持文件从未间断。柯杨表示，从2005年至今，共有23个文件提到民营资本办医，涉及人才、定位、医保等多个方面。
如2010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通知》，不仅强调确保非公立医疗机构在准入、执业等方面与公立医疗机构享受同等待遇，还首次放开“独资”试点，简化并规范外资办医的审批程序，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的设立审批权限下放到省一级。
2012年8月，北京市发布《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若干政策》，提出进一步开放首都医疗服务市场，鼓励社会资本在郊区新城、新的大型人口聚居区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鼓励社会资本举办康复、护理、中医医院;鼓励社会资本举办拥有高新技术和专科优势的医疗机构。
柯杨在演讲中援引统计数据，2005年至今，涉及民营资本办医的文件共有23个—— “从最初的默许到指导性规划，中国社会办医的政策支持体系正在走向完善。”柯杨说。
北京卫计委主任方来英认为，社会办医要找最能发挥出资本活力，同时又是现有医疗服务体系中相对薄弱的地方，才有生命力。
梁万年透露，“我们特别鼓励社会力量办医和现有的公立医院是错位发展的，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能够更好地和公立医院形成互动和互补协同的关系，我们更鼓励社会力量办医，向品牌化、集团化的方向发展。我们鼓励社会力量办医，向康复、养老、护理、儿科，一些紧缺又有明确需求的这种领域发展，不限制社会力量办医是盈利还是非盈利，这种鼓励政策下，这几年改革当中有几项举措也都陆续地出台和实施。”
本文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责任编辑：何泱子_NF4869
用微信扫码二维码
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加载更多新闻
热门产品:　　　
:　　　　　　　　
:　　　　　　　　　
热门影院：
阅读下一篇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24小时更新医疗健康领域的要闻，打造最及时、最鲜活的资讯平台。
民营医院10年数量翻4倍 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文/汪晓慧 温淑萍
来源：经济观察报
我行我show！中国医院管理案例评选，医院卓越管理实践大秀场。
2015年年底，民营医院达到了1.45万个，10年来，数量翻了超过4倍.民营医院贡献了超过1/5的服务量。
中国的发展似乎还看不到边界。根据国家卫计委发布的数据，2015年年底，民营医院达到了1.45万个，占据了中国医院总数的半壁江山。2005年的时候，这个数字还只有3200多家，10年来，数量翻了超过4倍，并且还在持续增长之中。一段时间以来，由于个别民营医院医疗纠纷所引发社会批评，将庞大的民营医院群体再次推向污名化的边缘。但对于中国越来越多的医疗需求而言，民营医院正在中国人的生命中扮演更多的角色。要说像激进者所述那样取缔民营医院的舆论，这样的场景确实难以想象。事实上，民营医院贡献了超过1/5的服务量。离开了历史，我们无法理解未来。在对16位来自医院、协会、企业和政府的相关人士采访后，我们试图拼出民营医院自诞生以来的生长、进化的图景。寻找中国民营医院的活化石，是这项调查的一个任务。因为它就是一部中国民营医院的发展史。30多年来，中国民营医院究竟如何完成进化，尚无详叙。我们的调研发现，北亚医院或是改革开放以来存活至今的最早的民营医院。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分会常务副会长赵淳说，中国的民营医院正走入青年期——一个蜕变与转型的时期。国家卫计委如何看待这个“青年”？6月8日，卫计委新闻发言人、宣司司长毛群安回复经济观察报关于民营医院政策支持引导监管的问题时说，“在简政放权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服务，推动行政审批体制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监管和指导的力度，按照国务院的要求，”放、管、扶“结合，督促并推动社会办医的良性发展。”登上舞台尽管出身医学之家，肖正权现在回忆1993年初识北亚医院时，也没想过有一天他会买一家能成为北京乃至中国存活最久的民营医院。“‘北亚骨科’，明年整整10岁；‘北亚医院’，30岁；‘北亚’就是32年。”北亚医院院长肖正权回忆“北亚”医院历程的关键时间节点。在肖正权的记忆中，改革开放开始时，还没有“民营医院这一说”。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民营医院萌芽。十年时间，民营医院历经了从可试水但必须挂靠，到可获得法人地位。1979年4月，卫生部、财政部、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拉开新时期医改的序幕，确立了医疗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以公有制为主体，实现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医疗服务。此份文件，在民营医院的发展史上，首次为民营医院的诞生提供了基础。次年，民营医院的真正迎来政策松动。1980年8月，国务院批准原卫生部《关于允许个体开业行医问题的请示报告》,明确指出允许个体开业行医合法存在,以补充国家和集体力量的不足,并对其进行严格管理。这一政策的松动形态是，允许社会办医，但必须有组织挂靠。这是中国民营医院史上迈出的第一步。自此以后，民营医疗机构登上历史舞台。肖正权回忆，1980年代，民营医院最初的雏形“门诊部”开始出现。1985年，北亚门诊部成立，挂靠于北京红十字会，全程“北京市红十字会北亚门诊部”。创始人丁大贤，肖正权称之为“先生”，召集2名退休医生，在大屯（现在的奥运村）成立北亚门诊，当时只有内科、外科。当时，改革开放已启程7年。人均GDP由1980年的463元增长至858元，人们的腰包逐渐鼓起；同时，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手握介绍信才能走出去的时代结束。尽管缺医少药依旧，但“外出寻医”成为可能。之所以是“门诊部”而不是直接设立医院，肖正权解释道：“那个时间段，突破不了医院当中的私有化，但是打了个穿插，比如说医学会，医学会到底是谁呢？那肯定是官办的，这就叫挂靠，这个时间，恰恰是第一批我们国家的民营医院诞生了。”肖正权说。据医疗界人士回忆，1984年左右，“广州益寿医院”诞生，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家民营医院，这是一个老年病医院。肖正权称，当时还是“寻医问药”、“医不叩门”的氛围，老百姓(48.250, -0.59, -1.21%)崇拜的是医生，对于是民营医院还是公立医院没有概念，只知道只要是医生就是治病的，都一样。1987年，门诊部“升格”为北亚医院，被定位一级医院。1990年，北亚医院搬至雍和宫。在北亚医院搬迁的前一年，1989年，国务院《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提出,允许有条件的单位和医疗卫生人员从事有偿业余服务。自此，独立法人的形式被允许。伴随着政策的大幅度放宽，挂靠的门诊纷纷独立，而此时成立单体医院的门槛也较低，民营数量开始增加。这一时代，利用电线杆上贴牛皮癣小广告，引患者到宾馆房间看病的模式也开始进化，科室承包的模式逐步开始流行。1983年，卫生部在蹲点搞改革,实行“上级拨款包干,超收自行支配,亏损不计”的承包制,以后不少医院改为技术经济责任制,1987年后又改为承包责任制。此次公立医院改革主以“给政策不再给钱”的方针促使公立医院一条腿迈向市场化。这个时间段中，很多年轻医生看到连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便下海。据北大人民医院一位人士回顾，刚下海的公立医院，像旱鸭子，不懂如何利用优势。开始的前几年，多数医院面临发不出工资的问题，只好回头求政府再继续补给。分水岭“广州益寿医院”据说仅坚持了6年左右便夭折。关于夭折原因，业界未有太详细的说法。这一阶段，具体诞生了多少家民营医院，也无具体的统计数据。1990年代，国企改制大面积推开，经济活络，下海成为时尚；同期，1990年代，深交所、上交所成立，股票新生，资本流动加速。1990年代的前半程，为了提供医疗服务资源，研究院、大医院医生采取了和医院技术合作的方式。“1990年到1995年，医疗技术有一次繁荣，是真真正正的繁荣，也真真正正给老百姓解决了就医无门，解决了有门的问题。”肖正权笑着回忆，当时他自己也曾以技术“走穴”，也就是这一时期，他攒下了后来买北亚医院的钱，“这一时间才是我们这些真真正正的医院的活跃期。”肖正权“走穴”时，搬至雍和宫的北亚医院，占地三座楼，有280张病床。到1992年，医院改革也再进一步。《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这一年出炉。相关政策放宽卫生技术劳务政策,体现多劳多得，将医生收入与创收挂钩；以工助医、“以副补主”被鼓励；允许多渠道筹集社会资金用于卫生建设；股份制医疗卫生机构也开始允许试办。此间，在繁荣和政策再度宽松的刺激下，今天很多人批评的“科室承包”开始出现泛滥的苗头，广被诟病的医疗虚假宣传也出现了。承包模式的发展，和1990年代的氛围关联。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国家改革的重点领域，而1990年代初期，国家经济持续发展，产业繁荣活跃，而为了搞活市场，合作、承包制全国开展，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国有企业职工出现第一次下海大潮。国有企业改革的大氛围下，也影响到医疗卫生行业。在扩大医疗服务资源，以应对越来越多的病患需求背景下，医院的承包制发展迅速推动，科室承包也应时出现。发展到1995年及后期，这一技术合作模式被放大并开始扭曲，以莆田人为代表，街头游医纷纷变身科室承包人。今天所说的“科室承包”开始出现泛滥的苗头，广被诟病的医疗虚假宣传也出现了。“生意就是这样，越做越大，街头游医到承包科室，就是一个转正的过程。”一位莆田医疗人士称，当时承包一个科室需要几十万，而开一家小型的医院至少也得七八十万。发展到1995年左右，一边是公立医院市场活跃度不断提高，一边是承包科室在铺天盖地铺开，类似于北亚医院的民营医院，虽然技术无需质疑却在逐渐繁荣的经济环境中首次感受到压力。“在这两方的强势夹击下，一些原本发挥余热而设立的民营医院日子越来越不好。因为这些老医生们的观念里看病是救死扶伤，不是一门生意，医不叩门。”公立医院一位人士说。1996年，丁先生去世，医院开始进入一度的没落期。“院长起着决定性作用，因为涉及到经营思想的方方面面。”肖正权说。2000年末，肖接手时，全院只有9个养老病人，24名医务人员。业界将1990年定义为：民营医院发展史上的分水岭。这个分水岭之后，中国医疗市场真正活跃起来了，但也是中国医疗服务变形的分水岭。承包科室、诊所利用街头广告争抢患者，到1990年代后期，医疗宣传铺天盖地。中国的医疗服务体系开始出现扭曲，医疗信息、医学技术、医学资源不对称大幅出现。然而，在这一阶段中，多数民营医院、承包科室的个体行医人士，大都在补缺公立医院的缝隙，以进入专科领域为主，为口腔、眼科、泌尿、不孕不育等等领域。在这一阶段中，较大的民营医院床位数在200到300张左右，小的在50张左右。民营医院的分布主以广东、浙江为主。即使存在诸多问题，1997年，被业界解读为“史上最振奋民营医院信心的政策”出炉。这份文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发展的决定》(中发〔1997〕3号)。文件提出，将社会办医定位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补充力量。民营医院的补缺角色、社会地位被真正认可。这年，云南肾脏病医院成立。“我们始终相信，民营医院一定会成为我国医疗事业的强大补充，这也是我们创办这家医院的初衷，也是坚持至今的强大信念。”云南肾脏病医院院长葛树森称。问题在聚集2000年末时，肖正权以120万接手北亚医院。在这之前，他任职于中国中医研究院科技合作中心。从90年代初开始，在“搞活经济把科研转化为生产力”的号召下，各科研单位便赶时髦一样纷纷办公司。中国中医研究院科技合作中心也在列。丁先生去世后，她老伴坚持多年，但终因财力不支欲将医院整体转让，要求转让费为120万。此时，肖正权所在单位欲接盘，但无法接受这个报价。医院的全部资产是24个员工，每年28万的房租。当时业界给出的估值80万较为合理。在与丁先生老伴推心置腹后，肖正权答应了120万的价格。“老先生的一席话很打动我。这么多年由于经营不好，我把所有的积蓄全都花光了，也借了债，总共的所有是120万，现在我什么都没有，我现在80岁心脏不好，如果明天去世了，所有借钱的人，支持的人，就都没有办法了，这些东西都成为遗憾了。”其时，在肖正权代表单位和丁先生老伴谈时，也有买主找上门，但“老先生觉得我也是医生，还是个'正经人'，觉得我这人不错，哈哈。”肖正权回忆当时的情景，不禁笑出声。肖正权接手之后，北亚医院于2001年脱离挂靠，成立北京北亚医院独立法人。不过，发展到2000年前后，诸多矛盾已经开始在民营医院身上聚集。国家对于医疗机构进行分类管理，营利性机构一律参照执行企业财务制度，并且开始征收营业税。这个时期，民营医院都是商业用水、用电、用地，运营成本比公立医院高出一截。税率的再增加，使得在公立医院和承包科室挤压下的民营医院盈利更加困难。温州康宁医院成立于1998年，据《健康报》报道，康宁医院的统计显示，开始几年所有税收汇总高达医院营业额的20%，超过医院的毛利。这样的负担，压得3位股东“喘不过气来”。2005年，温州市卫生经济学会完成了5所公立医院和7所民营医院的税费负担及其实际承担能力的调查，结果显示，公立医院的年人均收益比民营医院高出5.57万元。赵淳发表在《中国卫生产业》2005年第11期的文章《民营医院税收之我见》中写道：在温州，现行的税费总负担已超越了当地营利性医院的实际承担能力……现存民营医院将因巨额亏损也会使公立医院的改制望而却步。民营医院人才问题一直是一大困境，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在公立医院的人事结构中，医生们的职称、人事关系都在地方人事局，一旦脱离公立医院体系医师职称将无法再进行。同样，退休等等保障体系也将脱离。这成为束缚医生们流动最大的因素。民营医院的人才来源，部分是公立医院退休后老专家的聘请，以及挤不进公立医院的部分护士、医学专业生的雇佣。但这样的人才结构，以及公立医疗体系的历史积攒因素，使得其无法比拼。因此，患者的就诊目标开始专向公立医院。医保政策的实行，对于民营医院来说是一大变局。2000年，中国拉开城镇职工医保帷幕，国有企业的职工第一批上了医保。在这之前，实行的是公费医疗，与企业内部解决制度。如国家干部享受公费医疗，厂矿职工的就医在本单位的职工医院，单位负责制。城镇职工医保首先落地在公立医疗机构，这一落地几乎将90%的病患导向了公立医院。民营医院界诟病，这是一种不平等对待。据赵淳介绍，在这个阶段中，多重政策夹击，民营医院几乎没有利润，很多民营老板们拆东墙补西墙。很多在东拆西借中就没有了然后。“民营医院最愁的是没有病源，一个医院的发展他有病源才能够有口碑，要慢慢做，这时候得耐得住寂寞，没有钱的时候投资者得继续往里扔钱，继续维持。行业有句话，叫真正做好口碑了，爆发力是几何形增长的。”赵淳称，凡是挺过来的，现在都活的挺好了。也就是从这一年，民营医院分会开始呼吁，取消民营医院营业税。这一呼吁便是8年。业界的估计说，从2000年算起的8年间，诞生的民营医院最终有三分之二没有了后来。剩下的成为今天正规民营医院领域较为有代表性的医院。然而，这一阶段的中国医疗市场矛盾越积越多。由于吸引病患越来越困难，一些民营医院逐渐脱离救死扶伤的本职。2000年，卫生部下文严禁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将本单位的科室或业务用房租借或承包给社会上非医务人员从事医疗活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问题的严重性。肖正权称，2000年叫停公立医院承包乱像，“被清理的过程当中，国家开了口子，可以办院，可以自然人申请办院，这个时间申请办院。”这一时期，莆田系办医院迅速发展。在自然人办医院的同时，2005年左右，部队医院可承包被莆田系发现。此时，医药市场的需求也已在爆发期。“到了2001年，虽然政府卫生投入明显增加，但还是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于是政府又出台了一系列鼓励规范民营医院发展的政策,中小规模的专科民营医疗机构继续快速发展，一些规模较大的综合民营医院开始出现，医疗服务市场竞争态势日趋激烈，部分民营医院真正开始呈现职业化管理，呈现可持续发展的态势。”云南肾脏病医院院长葛树森说。在北京圣马克医院创始人黄国煌眼里，真正意义上的民营医院火起来就在这个时间。1999年开始，他也从销售激光器械转身。先去了深圳博爱民营医院做职业经理人，负责品牌和市场。2005年，企业办医院也开始兴起。据卫生计生委的数据统计，发展到2005年，经历过市场的淘汰和新生后，全国民营医院的数量是3320家。持续放量2005年，民营医院开始了再度持续放量的高峰时间。在民营医院发展史上，这是第三波放量式成长。第一波是，挂靠门诊部的成立，第二波是允许设立民营医院。卫计委公布的统计年鉴显示，2005年到2012年，民营医院数量由3220家，翻了3倍至9786家。同期，公立医院数量则下降了2000家至1.3万家。卫计委宣传司司长毛群安告诉本报记者，截止到2015年年底，民营医疗机构达到了1.45万家。不过，民营医院高成本的运行模式仍在持续。医疗机构数量迅速膨胀的时代，也是一个鱼龙混杂的时代。“这个时间段里，正规与不正规已经开始出现很大分歧。这是随着老百姓意识的提高，以及市场经济发展所决定的。”一为公立医院人士称。民生耳鼻喉专科医院2005年创立。创始人谢从平说，刚开业时，也学着莆田系一些人的经营模式，来了病人狠收钱。不过，口碑是无形广告，第一个月亏了接近100万，第二个月继续，第三个月亏的更多……无论他怎么想着方法提高收费，但阻挡不了越亏越严重、客流越来越稀少的处境。“在不断亏损面前，我开始考虑，这个医院要建立成什么样的医院。假如是我自己父母、朋友心目中的医院，那或许才是对的。”谢从平称。谢从平称，现在回头来看，做医院还是要经营口碑，价格不离谱，治疗效果好，复诊以及熟客率就上来了，这才是最正当的获客之道。谢从平的民生耳鼻喉专科医院一直到2008年才开始实现微利，到2014年时，武汉耳鼻喉专科医院盈利1000万元左右。目前，民生耳鼻喉专科医院集团旗下有5家专科医院。发展到2007年，北亚医院真正意义上骨科医院已经展露雏形。“就是两个老百姓不满意了。他们都认为你既然能看骨科最难的病股骨头坏死，那我这骨头骨纤维增生和骨软化症，肯定你也能看。”在这样患者需求下，一个综合医院骨科科室变成了一个骨科医院。关于民营和公立的问题，肖正权称，一直感受不是很深。“老百姓不管你是民营不民营，我无数次问他民营医院你信吗，他说，我们是来看病的，不是来看医院的”。不过，这一阶段里,矛盾积累并不断爆发。很多问题开始受到社会强烈的诟病。药价虚高、商业贿赂、假药、数名医药官员落马，医药领域的丑闻频发。这是一个质疑与争议的时期，2005年中，国研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报告披露，称中国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总体上是不成功的”，并被社会解读为市场化改革所致。2009年，迎来了新医改。《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这一年出台，标志着新一轮医改正式开始。国家在民营医疗机构准入和执业等方面，不断出台鼓励性政策。2013年，《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再度指出，放宽非公立医疗机构市场准入以及完善财税价格政策；提出2020年健康服务业总规模达到8万亿元以上。回归本质记者采访的多位民营医院人士都认为，现在到了一个真正的转型期。目前，民营医院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公立医院，2015年，社会办医疗机构门诊量已占全国门诊总量的22%。“中国真正的民营医院凤毛麟角，你可以到处去看。”百洋医药集团创始人付刚称，医疗的核心特点就是慢，不是快，谁想快速挣钱就是伤天害理，必须慢慢积累。百洋医药集团是国内重要的药品分销商。“我们也不断完善监管机制，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鼓励社会办医疗机构的健康发展。”毛群安司长说。对于目前民营医院的发展，毛群安司长认为：“社会办医了机构目前还存在一些人才、技术力量方面的困境，同时在医疗质量、社会信誉度方面还有待提升。”“如果从2005年至今看，民营医疗机构进入了矛盾积累期与爆发期,部分民营医院开始退出，另一部分发展规范的民营医院开始突出专科优势建设，进而发展成民营医院的标杆，可以和一流的三甲医院分庭抗礼，可以说，真正进入了规模化发展的阶段。”云南肾脏病医院葛树称，如果谈民营医院“进化论”的话，从外部因素来看，政策的导向和市场的需求是影响民营医院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内部因素，则是医院自身能否在社会发展的洪流中发展自己，从而适应社会的发展，政策的变化，持续满足市场的需求。“民营医院是种树，而现在很多人都是栽树。种树是从小苗开始呵护它长大，它需要很长的历史。根就会扎相当结实，理念和文化这就是根。现在很多资本豪斥几个亿就开了医院，很多是奔着经营而来，这就是栽树。”肖正权称，医学需要道德来支撑，医学绝对不能用商业模式来支撑。而这也是这么多年来众多倒闭、又兴起的民营医院走歪了的根本原因。黄国煌看来，深圳博爱医院就是其中一家从小树苗种起的大树。“博爱医院的院长开会时总和我们强调三句话，特别经典，我到现在都非常受用，他第一句话是：把病人留下；第二句话是：把他的钱留下；第三句话：他（如果生病了）以后还来。”黄国煌回忆2003年时博爱医院院长的经营之道，“院长所说的把他留下，首先要有能力，这就是说打铁还要自身硬，要连自己的技术和医院的合理规范，你不能把病人帮到床上。那病人留下了，服务好，把他的钱留下。如果我们服务好了，他以后生病了还会想到我们，他身边的人也会来。”“其实，这三句话真做到了，民营医院已经很正规了。首先，医院的品牌推广是靠口碑效应来的。病人还来，是说明收费、服务等等都比较合理。每个人都会比较，如果不好，他不会再来。”一位公立医院专家说。“民营医院要想能长期稳定的良性发展，唯一的着力点只能是医疗质量和服务的不断提升。”云南肾脏病医院葛树森称。对于民营医院未来的发展期待，卫计委希望社会办医疗机构走差异化发展道路，与公立医院形成功能互补，良性有序的市场竞争格局。“我们也鼓励社会办医举办新兴、急需的健康服务，包括老年护理、日间护理、临终关怀等。”毛群安称，“同时，我们要积极引导社会办医疗机构走内涵建设的发展道路，注重内涵建设，不要片面扩大规模。”“我一共参加了30多家医院的投资，最后我还是有点不务正业，整形、口腔、社区服务我都做了，包括妇产我也做了很多，我感觉耳鼻喉相对其他的还是难一些，成熟期要长一些。”谢从平称。在谢从平眼里，随着环境污染等因素，耳鼻喉的市场也在增长，达2000亿市场规模。据了解，谢从平为了做好医院，聘请了复旦大学医药管理所副所长章滨云坐阵（做执行董事）。谢从平的发展模式，在当下几乎代表了部分民营医院的思路。如恒康医疗集团，在打造的医疗产业链上，医院的核心是保持公益性，提升人才与医疗技术。盈利则在其他链条端。“民营医院第一个首先是依法，这个是在医院里面依法；第二有没有诚信？不能糊弄老百姓。第三在诊疗上有没有规范？这个诊疗方法是要验证，一定要有规范。国际有国际的指南，国内有国内的规范。你必须要规范，你不能说我把骨头拉长一点，拔高一截，像这样的非法事项不可以做。”厦门弘爱医院院长、原厦门大学中山医院副院长张振清称，这几个依法诚信规范做到以后，还有什么做不到？“有些医院想做大，想做百年老院就冲上去。做不到的也许是技术不行，也许是资金不行，也许是土地不行，也许是诚信本身把他杀了，自己就灭了。这是社会淘汰，这是一个规律。”赵淳称。“我们会进一步加强全行业的监管，坚决依法惩治和打击违法违规的行为、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在6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毛群安司长回复本报关于民营医院政策支持引导监管的问题时说，“在简政放权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服务，推动行政审批体制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监管和指导的力度，按照国务院的要求，”放、管、扶“结合，督促并推动社会办医的良性发展。”（原文标题：中国民营医院10年数量翻4倍 个别医疗纠纷使行业污名化）
付费查看全文（0元）
登录查看全文
付费查看全文（0元）
登录查看全文
本文转载自其他网站，不代表健康界观点。
本文转载自其他网站，不代表健康界观点。
相关附件下载
扫描二维码
立即打赏给Ta吧！
温馨提示：仅支持微信支付！
扫描二维码
温馨提示：仅支持微信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