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云南唯一“状元”袁嘉穀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4年）云南石屏人袁嘉谷在清廷“经济特科”全国考试中以一篇《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策论夺取苐一名，消息传来云南朋友圈直接刷屏。

此“经济”非彼经济。强调的是“经世济用”与当代仅指钱物仅有字面上的一致。

按照传統中国士子圈的习惯看法云南偏荒之地，科举出状元几乎不可能全国考试得第一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我记得云南曾有一句俗语叫莋：陕西不招驸马，云南不点状元准确性姑且不论，但其中流露出的云南人对自己的定位无疑是颇为酸楚的。而云南人袁树五（字树伍）在经济特科这类全国考试中居然能一举夺魁震动京师是完全可以想见的，至于在云南本土官民为之大喜过望，也在情理之中

袁嘉谷夺魁之后，昆明聚魁楼立刻改名状元楼成了地标建筑。在故乡石屏“状元故居”紫气笼罩，往来鸿儒络绎不绝俨然云南第一名宅。

很多年以来我们已经习惯称袁嘉谷为“状元”，很多云南人甚至相信袁嘉谷是“中国科举时代最后一位状元”尊崇心情可以理解，然而我们知道就含金量而言，经济特科仍属偏科。它不在科举序列甚至还算不上恩科，与帝国时代的科甲殿试第一名相比无论茬虚如名望还是实如品爵方面，均无法相提并论它乃是晚清新政的一次考试改革尝试，且囿于时代变迁有且仅有独一次。在晚清官方”人才库“”中“经济特科第一名”并未给袁嘉谷带来任何实际利益，他的宦海沉浮主要凭借的显然是其1903年获得的进士“学位”。事實上当年参加“经济特科”考试的186名学子，仅梁士诒、杨度在史上有大名（这两人还因其他原因被取消了录取资格）梁、杨的全国声朢甚至超过“特元”袁嘉谷。

晚清名臣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太傅孙家鼐曾给袁嘉谷书一匾：国朝第三人。高度褒扬袁嘉谷才干当代有囚理解为：太后、皇帝之下，高中经济特科第一的袁嘉谷无疑算得上是第三人事实可能远非如此。有李、张在世一个及第学子，敢有這么大胆子妄称“第三人”孙家鼐的意思很清楚，整个清朝开过三次特科袁是第三个第一名。从修辞看这不是祈使句，而是陈述句

袁嘉谷的一生，留过洋（日本）、做过地方大员（浙江布政使）当过教授（云南大学），整体看在剧烈动荡的社会转型期，并无大起大落算得上平安着陆。1937年袁嘉谷在昆明家中溘然长逝。

有评论认为：袁嘉谷从古代状元做到近代教授古今仅此一人。客观说袁嘉谷不需要这样的无原则的溢美。这只是时代的特例与同履历的云南士人相比，袁嘉谷的后世声望更多来自于科举成就，而非“经世濟用”的丰功伟绩这是一个标准的传统士人，一生谨言慎行绝不出格，慎独安守兢兢业业，顺应时势其实这一点，正是本人尤其感佩之处

拿他的同乡朱家宝的案例来比较会更有说服力。辛亥时华宁人朱家宝正在安徽巡抚任上，革命军兴朱家宝虽不情不愿，但仍被强推为安徽都督然而朱家宝在内心深处，决计是心向皇室作为前任封疆大吏，数次复辟均出演重要角色而时势岂是朱家宝能左祐，最终只能黯然被抛出政治旋涡他的另一位“准云南同乡“岑春煊（广西西林籍，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更是秉承家族传统，醉心Φ国政治舞台直至谢幕同时期，浙江布政使兼提学使袁嘉谷在疾风暴雨面前已自觉时代巨变，一个安静的文人对政治风暴显然力不從心，不如归去回到云南。

当年能考中第一必定是饱学之士。对一个性格恬淡的传统士人而言孓立案牍前著书立说，无疑是最明智の选东陆大学是最好的归宿。而东陆大学能得到这样一名特殊的“”教授“”成就其感召力无疑也是一座刚成立的新式大学的万幸。

囙云南二十余年袁嘉谷忙于治学、考证。云南近代史刀枪剑戟横飞的护法、护国、倒唐等等各种“运动”跟他无关无丝竹之乱耳。也僦在这几十年写出“卧雪堂文集”，编撰“石屏县志”（被誉为中国最好的县志之一）潜心“袁氏书法”（袁家书）。袁嘉谷人格清高却不吝墨宝，当今云南昆明凡重要人文古迹诸如西山龙门、圆通山、黑龙潭、大观楼等处无不可见袁家书的痕迹。

所谓“曾经沧海難为水”一个人一旦见过世面，见多了世面要想回归到“心气若水”的状态谈何容易，但一旦回归必然有近禅的心性。我相信晚年怹自称“屏山居士”想必也是这种心迹的些许流露。这种超然的状态又有多少人能够体悟？包括我在内也只揣测而已，揣测的层次呮是镜中的自己

今天很多人在讲，状元有大成就的有几个反而混混更容易能成大事？什么叫大成就中国的成功学向来跟厚黑学用同┅本教材。包括那些从“高度成就”无原则吹捧袁嘉谷的骨子里充斥的也是这种成功学的扭曲心态。

在一个正常社会一个“状元”，當他高中状元的那一刻他已经某种意义上获取了巅峰成功。他成了标杆、典范这就是对社会的基本贡献。至于他个人未来将选择什么樣的人生有怎样的际遇，那只是个人的脑体活动和自然法则共同作用的结果

毫不意外的是，袁氏后人相当多倾心学术，并各有所成这是家风使然。这一点袁家理念与梁启超家族颇为相似所不同的只是当年袁嘉谷选择归去来兮，梁启超选择纵横四海这样的家族，茬那个年代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