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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艾滋病问题：我的10年见证
中国艾滋病问题：我的10年见证　　写下这个题目，我曾点燃香烟对着屏幕久久发呆。　　最终，还是决定写出这份迟来的告白。虽然，还有一些事实和思考不便披露，或许它也无助于改变艾滋病流行的现实，但它会是对“人”的思考。我只希望这份沉重的东西，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艾滋病流行的一些真实情况，能让那些仍在撒谎作秀的人们鼓起一点人性的勇气，让我们一起努力，哪怕我们每个人能让十个甚至一个人避免感染HIV走出AIDS的死亡威胁。　　　　我第一次听说艾滋病的时候，还是北方一所医学院的学生。随后，在学术刊物上看到中国云南省边境爆发区域流行的报告。那时候，对于中国公众而言，“艾滋病是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生活方式的一个佐证”，那时候，要是有人开玩笑说一个人“得了艾滋病”，对方可能会回答你：“我连美国都去不了，想得还得不上呢。”　　1994年我进入媒体工作，从此开始和艾滋病正式打交道。那一年的冬季，我编发了中国中医研究院吴伯平教授的文章，介绍了泰国的米猜先生倡导开展“百分之百安全套”活动的情况，吴先生在文章也提出：“尽快开展艾滋病预防教育，不要让泰国的今天成为中国的明天”的观点。此后，吴老师给我寄来了很多参考资料，并介绍我认识了许多专家。　　1995年6月我进入某期刊工作，开始开设《性病。艾滋病》专栏，不定期刊发艾滋病预防方面的文章。10年来，众多的专家为这个栏目撰写了稿件或接受采访。　　1995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国际艾滋病防治研讨会”，会议邀请到了首次在实验室实证HIV的法国科学家蒙特涅尔博士前来作学术报告，卫生部的领导以及众多的专家参加了会议并作了学术发言。会议期间及其后，我走访了一些中外专家，并到艾滋病检测机构和收住感染者及病人的医院进行了采访，也撰写发表了长篇报道。这次会议也有几件事令我终生难忘：我了解到血源污染的情况，但是，提供线索的专家，反复叮嘱我，“你得用人格保证，千万别写出去，要不然我们都有麻烦。我劝你也别再了解这些了，具体的事也没人敢说。”也就是在我了解到河北、河南、安微等地血站污染事件的那晚，一个一直活跃奋战在艾滋病预防第一线的“斗士”到宾馆探访我，随后有人告知我，他接到“有关”电话，询问谈话内容。。。。。。。血，大家都回避；血，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对普通公众最危险的感染源；血，让所有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保持沉默。我震惊，也无奈，因为没有任何人愿意配合我进行深入的调查和采访。我曾试图直接到邢台，但刚从那里回来的朋友告诉我，“没有结果的，我们以专业人员的身份都没有了解到什么，你以记者的身份去，就更不可能得到什么。”随后，我和一位专家约好，到某医院和住在那里的感染者座谈，但最终我只见到了医生和护士，并被容许远距离地参观了病房。。。。。。。会议期间我发现了一个极其活跃的人物，他身穿一件没有标志的“将军黄”的制服，四处给人发名片与人合影，最后他向我介绍说他是祖传的宫庭中医，以前善治各种癌症，最近开始攻克艾滋，已经治了两个。我直言：我理解你，我知道你们开业的难处，你就是想拍点照放大后在你的诊所骗骗人。但这是艾滋病，是死人的事，拿这个挣钱你良心上也过不去吧。这个人后来没再和我联系，但我在此后的两三年时间内，收到过一百多封“老中医”的来信，谈他们攻克艾滋的事迹，要求我帮他们找感染者或病人进行治疗，当然，每封信几乎都免不了肉麻的吹捧，并且讲明“提成”的条件。会议结束前，我曾问一位组织者：为什么会让那些不相干的骗子混进一个严肃的学术会议呢？组织者告诉我：“这也是没办法，会议经费不够，不能所有的人都收会务费，只能是多发通知，谁交钱就来听呗。了解的人多，也有好处嘛。”对此，我无言。。。。。。
中国艾滋病问题：我的10年见证之二　　弱势者的血，草芥般的命　　　　 在中国艾滋病流行的初期，被公示于众的传播情况主要包括：1）边境地区因静脉吸毒而导致的局部区域性播散；2）散在的来华人员及出国人员感染个案，主要为性传播途径，也有部分是感染途径不明的；3）血制品，主要是进口的第八因子，造成的血液病患者的感染，其中部分是儿童。以上情况，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疾病控制中心的相关报告。　　到今天，河南省艾滋村的现状已为公众所知，事件的披露是经历诸多的波折，在海体媒体报道后才在国内掀起了波澜。一个村子里，一周有七户传出哭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事一桩接着一桩。艾滋病从感染到发病大约有七八年时间，或者更长，从发病到死亡也会有一两年的时间。常识告诉我们，今天那些被歧视，挣扎在痛苦中的人们，他们在90年代的中期已经因卖血被HIV击中。　　10年的沉默，10年，整整10年，谁关心过他们？谁把他们的生命如同自己如同自己亲友的生命那样挂记过对待过？血，一提到污染的血源，我们的专家我们的官员就沉默了，甚至还会有一次次的“辟谣”，披露真相的人，还会因“泄露国家机密”受到迫害。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呢？！　　刚开始接触艾滋病问题的时候，我遇到专家的时候总是希望从他们嘴里套出一句话：“你认为中国现在有多少感染者？是怎么分布的？原因是什么？”日子久了，我不再问这样的话，我知道那是一句不可能有真实答案的话。因为，不完全的估测，在90年代时有过非义务献血的人大约在300万以上。这部分人经常处于流动状态。那时在河南、安微等地，非法的和那些管理不严格的办过证的血站，常常是用东风车从一个村子里拉人去血站，第二天早晨再送回来。更多的人则是被血头“养”在一个地方，一月的采血次数女性都会在20次以上。在采血过程中，往往是采用单采桨的办法（注：抽出全血，为生产血制品的需要，只要其中一部分成分，把血桨回输。以节省生产成本。）混合和回输设备一旦污染，这一批献血员则无人能逃过劫难而感染丙肝、乙肝或艾滋病病毒。　　在整个90年代中后期，我曾多次试图跟踪采访血站和生物制品污染情况，但没有一次成功过。那一幕幕情景，至今不愿再去追忆。　　记得在一次有关艾滋病和性问题的国际会议上，闭幕式前，我作了几分钟的即席发言，记得有几句话是这样讲的：“我们专家提到艾滋为什么不说血的问题呢？讲那么多关怀那么多伦理，有什么用？我建议各位专家再开艾滋病会议前，临行前看一下《大清炮队》，灾难将至，大臣们忙着递折子。最后的结果都是海水变成一片红色。。。。。。。”这话激怒了一位专家，用半个小时的时间进行的“批判”，不外，艾滋病不是洋炮队，现政府也不是大清之类。事后，我也反思，那位前辈也是无奈同时出于爱护之情善意提醒我吧。　　为了揭开血源污染的真实情况，1997年年底我终于得到了一个李姓献血员家庭的线索。第一次得到他们兄弟在家的消息后，我马上飞到山东，然后坐出租车赶到了200多公里的　　外李家，把车停在村外很远的地方，步行进村，以免引起外人注意。但李家兄弟又“外出打工”了，我只见到了李老二的已感染HIV的媳妇，他们的孩子和家中的老人。由于有尚不知情的老人和邻居在旁，为了不给当事人带来不便，我放弃了事先准备好的采访计划，没问任何问题。这成了我记者生涯中第一次采访失败。几个月后，我再赴山东，完成了那次采访。便是付出了巨额差旅费的单位，表示“不愿惹事”，没有发表那篇稿件。“善意的提醒”也接踵而至，但我还是抱着最后的希望，他照片和原文复制一份交给我最好的朋友保管，把写好的采访报道交给了《某某周末》。编辑朋友最后告诉我，“都准备开机印了，接到电话了，文章发不出。”文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仅仅是因为穷，我们就顾不上关心生命的份量吗？到底是因为科学基础的薄弱，还是因为文化中缺少对生命意义的必要尊重，才有了今天艾滋病在中国的大流行？这是十分痛苦的思考，因为，的确存在这样的事实：一个人，会仅仅因为所处的社会地位的低下，就可能被剥夺健康地活下去的权利，就不得不认为自己“命轻”、“命贱”，甚至不知道自己因何而死。生命的份量竟然是如此之轻！我也因此认识到，艾滋病的流行与控制，并不是简单的医学问题，而是涉及到文化、政治、经济、教育等等的综合社会问题。我一直盼着有那么一天，血源污染的真实情况更清楚地展示出来，以使人们警惕。　　这篇费尽周折的采访报告还在我的手头，我随后就跟贴在这里。
中国艾滋病问题：我的10年见证之附录　　一篇没有发出去的采访报道　　　　特别策划：　　献血员感染艾滋病病毒是中国大陆艾滋病流行与控制中的特殊问题。首先，通过这样的感染途径极易带来局部地区和特定人群的病毒高速播散，使一些无辜者的生命面临死亡威胁，给个人健康、家庭生活和社会稳定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其次，献血途径等医源性的艾滋病毒传播事件会涉及到生命健康权利的保障和维护方面的伦理、法律等问题。为此，我刊从公众健康和艾滋病流行控制的利益出发，几年间一直对此保持着高度关注，并进行了多次采访。在《献血法》实施之前，我刊记者又对一个感染艾滋病毒的献血员家庭进行了独家采访——　　面临将至的死亡，一个农民家庭的无声悲泣　　——献血员感染艾滋病病毒事件追踪采访报道之一　　　　　　一份很无耐的迟来报道　　日，我终于在友人的帮助下完成了这次极艰难的采访。在此之前，我于1995年便了解到了有关献血员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消息，但是，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线索一次次地终断，采访也一次次地失败了……　　1995年冬天，两位来自省级防疫部门的艾滋病预防工作者在和我的交谈中谈到一些地区的血源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情况，交谈结束时，他们抱拳道：“兄弟，求你了，这事知道就行了，千万别写，千万别说是我们提供的消息。”　　此后，在多次的采访和与艾滋预防界人士的接触过程中，血源污染的情况一直是难以触及深层的内容，没有人愿意提供相关的确切信息和帮助。我了解到河北、河南、山西、安徽、湖北、新疆等地都多次发现非法采供血途径导致血源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情况，可是，采访的要求总是一再地被拒绝。　　血，能在关键的时刻起到挽救生命的作用，但是，血源一旦被污染，接受输血者就会受到无辜感染，如果血源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话，输入这些血液的病人将会因为医源性因素而感染艾滋病。同时，无偿献血还没有在我国普及的情况下，有偿献血成了解决“血荒”的主要办法，献血员此时便客观地起到了“救命天使”的作用，他们的献血行为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在自体输血、代用血源等新的技术才刚开始应用的时候，各级医院，特别是没有中心血站的地区的医疗机构普遍存在着血源不足的情况，手术和治疗所需的血源需要多方募集，采血由此成为一些非法“血头”和无良之辈的发财之道，没有必要检验、消毒的非法采供血开始在地下进行，成为病源特别是病毒得以播散的途径。一些私人开设或承包的血站，甚至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非法进行“单采浆”形式的采血，这时，分离或回输设施如果被艾滋病毒污染，就会一次造成很多人直接感染，并会使采得的污染血液成为“艾滋炸弹”。此外，“职业献血员”多数处在流动中，如果其中有人感染了艾滋病毒并不断献血，而采血机构又不做相关的检查或献血员由于处在艾滋感染初始的“窗口期”无法查出阳性抗体，那么短期内就会在很多地区带来艾滋病毒的广泛播散。这样，无数的人们便要直面被血液、血制品导致艾滋感染的威胁。而从人道、伦理、法律等角度出发，与医源性艾滋病传播直接、间接有关的人都要承负法律、经济、道义的责任，同时，血源污染情况的公布有可能带来不了解艾滋知识或事实真相的一般公众的恐慌。这些背景以及不愿承负相关管理、教育责任的心理都成为当事者极力掩盖事实的理由，而住处的封闭从客观上已经起到了剥夺无数人健康生命的实际作用。　　从3年前了解到中国大陆血源艾滋病毒污染事故的信息开始，我一直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和各方反映，但是，由于没有直接接触到当事人，采访报道计划一再落空。作为一名记者，我时时为自己不能完成向读者陈述实事的职责而自责。作为一名受过医学教育的年青人，我更为自己不能为无辜受到致命的艾滋病病毒威胁的人们发出一些忠告而感受心灵苦痛，为不能履行一份生命呵护者的使命而深感内疚。　　1997年9月，我得知居住在某海滨城市附近的一家农民，兄弟三人和一个媳妇长期在外地献血，结果家中老二、老三和老二媳妇因献血而感染了艾滋病毒。　　当我前往采访时，兄弟三人仍在外挣钱，于是，我请当地的友人帮助了解他们的行踪和情况。1998年6月，在得知兄弟三人已全部返家的消息后，我再次前往，和他们进行了一次面谈。　　活命的想法换来了死亡　　当感染者一家得知我们从很远的地方专程两次来看望他们，而且没有开“红十字车”，开始对我和随行的友人有了好感和信任，谈话便在坦诚中展开了——“说实话吧，我们不想家里来人，检查已经做了，就这么个事，我和我媳妇都没事，就是老二和老三，还有老二媳妇有事，咱这是农村，老有人开车到家里来，村里人都怀疑，也不好。”　　“染上这病吧，可能是针头消毒不严或者是回输弄的，先是老三查出来了，接着老二和老二媳妇也查出来了，我也献血，查了没事。”　　“能不能回忆一下你们献血和被查出感染时的情况？”　　“我以前就卖血，这几年不干了，去年六七月份，家里缺钱就和老三到中心血站献血，那里是献一次查一次，结果老三给查出来了。防疫站把我叫了去，我没事，也不让我再干，给我说吃饭这些事都问题不大不会传染，还叫我告诉老三他们几个不要再去卖血，不能生孩子。后来家里大人孩子都查了，我们家大人孩子都没事，就老二、老二媳妇和老三有事。”　　“能谈一下你们献血的经历吗？”　　“我是从十六七岁就开始干了，以前一年几次，从89年起就没怎么干了。”　　“老二老三是从什么时候献血的呢？”　　“我们是从89年开始的。”　　“老二的爱人呢？”　　“是从92年开始的。”　　“你们主要在什么地方献血呢？”　　“主要是在河南开封附近。”　　“是你们自己去，还是由‘血头’组织的呢？”　　“没有‘血头’，是自己去的。”　　“是采全血，还是只采血浆呢？”　　“采血、采浆都有。”　　“回输的情况多不多呢？”　　“有百分之七十都是采单浆。”　　“一般都是在什么样的血站献血的呢？”　　“主要是在个人承包的血站。”　　“他们要什么手续不要？你们觉得检查和消毒严格不严格呢？”　　“不要办什么手续。也做检查，每次换个地方都透视、化验，主要是查些肝炎、梅毒什么的，抽血检查，转氨酶合格就干，不合格就走。”　　“你们上过学吗？知道抽血也可能染病吗？”　　“上过学，知道抽血能染上肝炎这些病。”　　“以前知道艾滋病吗？”　　“不知道。”　　“采血前有人给你们讲过艾滋病方面的知识吗？”　　“没有。”　　“在私人血站采血得的钱多吗？”　　“不多，一般采400毫升是50，有时是20。”　　“知道国家的血站多少钱吗？”　　“知道，好像是100多。”　　“那就是说中间人从里面把钱都挣走了。”　　“他们就给这么多钱，你干就干，不干就算了。”　　“那你们为什么不到正规医院去献血呢？”　　“医院检查严，在私人那里可以天天干，每月20多次。”　　“女的也是这样干吗？”　　“不，女的一般干的少一点。”　　“他们给你们吃药吗，比如血红素之类的？不休息能受得了吗？”　　“不吃药，经常这样也习惯了，身体上也没大的事。”　　“那你这样卖血，也没有多少收入啊！”　　“一月也就收入个六七百块钱，除了吃住，也剩不了个啥了。”　　“你如果做工的话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收入，这样献血说不定还影响身体健康，你们考虑过这些问题了吗？”　　“唉，这也就是维持个生活，有啥办法呢。家里就那么点地，种点小麦、包谷，地里也整不出啥钱来。”　　“查出来以后，防疫部门给你们讲过这个病了吗？”　　“讲了，还给了一个小册子。”　　“看懂了吗？有什么想法吗？对以后有什么打算呢？”　　“一开始也想不开，怎办呢，这就是种命运吧。”　　“献血也是一种救人的义举，如果血站不污染或者消毒、检查做得好，你们也不会凭空感染。发生了这种事后，可以说是血站的行为直接影响了你们的健康、生活甚至是生命，你们对血站是怎么想的呢？如果有人站出来为你们说话，你们希望血站负什么责任呢？”　　“希望他们承担一部分责任，给一点公道吧。”　　“具体需要什么样的公道呢？”　　“这个俺也说不上个啥。”　　“有什么顾虑吗？讨公道的想法给别人说过吗？”　　“也……也，也没有给别人说过。”　　“担心什么呢？是不是觉得得上这个病不光彩？”　　“对，是这么回事。说实在的吧，卖血也不是好事。”　　“是别人的失职或者是非法行为造成了你们的感染，你们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这种事你们想过吗？是没想过，还是想过以后有顾虑或者没地方说？”　　“听天由命吧。”　　“有没有想过，查查是谁的责任？”　　“没想过。”　　“如果你走到街上，被车撞倒了你会怎么办呢？”　　“那肯定要让他负责赔偿俺损失了。”　　“为什么现在你的健康和生命由于别人的责任受到损害的时候，想法会不一样呢？”　　“去过好多血站，到底是哪个站造成的，俺也不知道，认倒霉吧。”　　“你们一共到多少个血站献过血呢？”　　“有20多个吧，主要都在开封附近，有好多都是部队里的牌子承包给个人的。”　　“怎么知道是个人承包的呢？”　　“正式的都要身份证，还要办证，贴上照片，手续挺严。私人承包的地方，这些都不要。”　　“和你们一起到那些血站献血的有多少人呢？”　　“一般都二三百人。”　　“你们在那里献过多长时间血呢？”　　“两年多吧。”　　“有没有听说过和你们一起献血的人的染病情况呢？”　　“有，有人染了梅毒，性病都化验出来了。”　　“经常查吗？有丙肝和艾滋吗？”　　“有丙肝，还挺多。”　　“有没有听说过其他人感染艾滋？”　　“有，不多，有一二十个吧。”　　“都是农民吗？是哪里人？”　　“都是农民，从东北来的多。”　　“这些人里面有人吸毒、搞‘性乱’吗？”　　“这个不了解。”　　“你们有没有想过索赔的问题呢？”　　“没有想过。”　　“比如说，现在有同情你们的人愿意帮助你们讨公道呢？如果有人愿从法律、新闻等途径为你们提供帮助，你们有些什么要求？”　　“俺也就是想讨个公道，讨个生活。”　　“小册子你们也看过了，也知道现在染上了这种病是不能生孩子的，一旦发病后医疗费用比较高，影响劳动，还会夺去生命，面对这样的情况，你们有些什么想法呢？老二有个孩子，老三还没有结婚，如果发病了你们家的生活谁来照顾呢？”　　“老三现在老是觉得全身没力气，干活不得劲，还常感冒。要发病了也没办法。”　　“是没有想过，还是觉得想也没有用呢？”　　“想肯定也想，主要还是觉得想也没有用。俺这是卖血染上的病，上过好多个血站，就觉得染上这个要命的病挺倒霉，也不知道怎说，也不能给别人说去。”　　“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卖血是挺丢人的事，别人都看你是没有啥本事，又染了病，就怕别人知道。”　　有谁能为他们讨回公道　　采访结束了，我留下了自己的联系地址和电话：“需要我做什么就写信，有急事就打电话。”三兄弟和老二媳妇缓缓地点着头目送我离去。车在高速路上飞驶，我合上眼默默地品味着心中的隐痛：我是多么地虚伪和无能啊？！我能为他们做的除了安慰还能有什么呢？　　近几年来，血源污染已不是什么“机密”，不断有从献血员中检出艾滋病病毒的报告见诸于公开媒介和学术刊物，但是，关键的问题一直没有被触及：是否所有的血源已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在各级医疗单位采血输血时安全性能有多大保障？是否有已污染的血液输给了病人？在不知情时于献血和输血中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应该由谁来承担法律、道义、经济补偿和治疗护理等善后责任？相关的管理、教育等部门的渎职者应该如何向公众谢罪？为什么关系到全体国民健康和生命的血源艾滋病病毒污染信息被长期封锁了起来？公众应该如何运用他们应有的医疗治疗知情权等维护生命尊严的权利？血源污染事件暴露了医疗保健体制和生命文化中哪些必须得以纠正的弊端？　　我知道，血源污染和献血输血中的无辜者感染艾滋病病毒，以及这些情况被长期封锁的情况，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它也不能只凭个人良心与努力而得以解决。我们该做的很多很多，而我们能做到的极少极少。　　当返回广州整理采访录音时，我感觉三兄弟和老二媳妇就坐在我的书桌旁，他们的眼神依然如故，没有泪水和光彩，只有忧伤和迷惘。你们今天在想什么，是将至的死亡吗？你们的泪水已流尽了吗？你们不知道生命的可贵吗？你们知道维护生命的尊严是做人的基本权利吗？可是，老实、善良、可怜、呆板的兄弟们，有谁能为你们讨回公道呢？！不幸的人们，我与你们一道感受生命脆弱的悲凉，也为你们能有一个妥当公平的生命结局而祈祷！
作者：永远的异乡人　　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在一家三甲医院做化验，主要负责爱滋病和梅毒丙肝的检测。应该说，每月检测出来的爱滋病感染者是不多的，也就一两例吧，但是我最有感触的是，感染爱滋病毒的人大多数是无辜的，他们大多数是通过献血或者输血而感染的，真正因为性乱而传播的并不多。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性，结婚五年后出现极度消瘦，经常感冒，体弱无力，查了很多项目都查不出问题。后来专家得知他五年前因车祸而输过1000毫升血，就建议他查一个HIV，他当时就蒙了。后来他的标本是他老婆送来的，他躲在家里，说：如果是阳性的，就让我在家里自杀吧！我没脸再活下去。”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老婆知道结果阳性以后的表情，她当着我们的面就那么哭起来了，哭的很伤心。后来我们建议她也做一个，她同意了，万幸的是她是正常的。我当时就觉得，不合格的血源真是害人不浅啊！但是我们中国从九几年才开始做血的HIV检测，那么以前的血有多少有病毒啊1！而这些血现在已经传播开来，后果真的很可怕。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有些血库还有没有经过检测的血源，还有一些不合格的，而国家居然置之不理。我觉得中国要真正控制爱滋病的传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严格的管理输血和献血。现在可以把所有血库的血拿出来做检测，不只是 HIV，还有梅毒、丙肝等，把不合格的血统统处理掉，毫不吝惜的处理掉！损失由国家来承担，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遏止通过输血的传播。
中国艾滋病问题：我的10年见证之四　　从老孟的“亏心事”说迟到的《献血法》　　　　今晨开工，单位楼下停着采血车，街道组织的义务献血正在进行，心中有了一丝安慰。今天就从这儿开始续，顺便回答一些关心血液安全的朋友们的疑问。　　　　1998年9月我帮一位制片人拍摄了一部艾滋病预防宣传片，老孟是我们那次拍摄中采访的第一个感染者。老孟是1995年查出感染HIV的，因为是原籍第一个HIV感染者，所以遣送回原籍时倍受“关照”，当地有关部门把他“分配”到了郊外的传染病院，在废弃的病房里给他划出了一块小天地，提供饭食，每月发几十块零用。　　老孟见到我时笑嘻嘻地说他好吃，每月发钱第一件事就是去买点一块钱一个的菜盒子。采访那天我提意请老孟到餐馆吃饭，点了好几种他最爱吃的饺子。我坐在老孟旁边，看他不动筷子，便给他夹菜，老孟脸红了，眼里闪出些泪花哽咽地说，“还是给我分出一份吧。”我扭头想招呼服务员时才发现，一同进屋的另外3个摄制组的人全不见了，只有架好的摄像机正对着我们。我便不再理会其他，招呼老孟喝啤酒：“他们可能刚吃过不饿，我们吃。你怕啥，我都不怕，吃饭不传染你又不是不知道。”兴许是我的诚恳打消了老孟的顾虑，他开始和我讲他的经历，他说，他最后悔就两件事，一是没坐过飞机，另一件事想起来头上就冒汗。“那天查出染了病，防疫站和公安让‘血头’看着我，准备第二天送回老家，晚上医院来找‘血头’，只有我一个人的血型对的上，就让我去了。那个病人是个老头，要抢救，他7个子女守在旁边，没一个献血的，最后让我给献了800毫升，我一分钱没得着，第二天就走了。现在知道那样肯定要让老头感染。那是害人作孽啊。一想起那件亏心事，我就想不着觉。到死可能都不能把这事放下来。”我了解到，那件事发生在1995年4月，地点是河北省某地。老孟说，那个“血头”在知道他已经感染丙肝的情况下，仍带领他卖血3个多月，直到被查出HIV强制送回老家，期间每月献全血或血浆大约25次左右，每次400毫升，“血头”管吃管住管抽（指低档的香烟）而不给钱，而老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感染了HIV，当时也不知道这种病会致命。　　按照有关专家的估计，中国内地曾有职业卖血员300万以上，这些人的丙肝感染率是普通人的10倍以上，有些地区的献血员丙肝感染率在70%以上。献血员多处于流动状态，因为有些医院要求“血头”不断换人经“保证血液质量”，还有一种可耻的行为是每月发换一次“献血证”，这样就可以按体检费和“人头费”来计算提成。上文提到的老孟曾有过10余年的献血史，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献血员中也有部分人吸毒或有多性伴行为，而且从中检出了很多HIV感染者。比如山西省到1998年6月，累计发现报告的134例HIV感染者中有132例是献血员。（这个结果提示在检出当时该地曾发生过集中的献血员HIV感染事件）。　　在1998年10月《献血法》正式实施之前，中国内地每年全年所需的800吨医疗用血中有70%以上是由非法供血网提供的，职业献血，特别是那些没有必要的检测和消毒措施的献血，是造成肝炎和艾滋病病毒播散的重要途径。值得一提的是，全国曾有71个城市先后获得过义务献血“先进奖”，评奖的标准是义务献血量达医疗用血50%以上的获金奖，达　　30%的获银奖，达10%的获铜奖。在《献血法》实施之前曾进行过广泛宣传动员的某获金奖城市，于《献血法》正式实施当日派出了数辆采血车上街巡回，如果一天下来，也只有几十个人响应了号召。一些大中城市，因《献血法》实施取缔非法采供血而出现“血荒”，有些不得不终止了一些已经安排好的手术。　　血源紧张，义务献血难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这和我们的卫生政策特别是社会文化因素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在后文中讨论）。　　美国在1981年最先报告艾滋病病例，疾病控制中心意识到出现了新的疾病，并作出了相应的反应。在1985年累积报告数达到13000例，疾控中心预测1986年当年的报告数可能也会达到这个数字。病例中70%左右有男男性接触史，15%左右有静脉吸毒史，另有部分有输血史或是因血友病而注射血制品的历史，其余原因不明。虽然传播途径还不是十分明了，但疾控中心还是于1985年9月快速制订了采供血途径的严格规定，禁止部分人献血，要求在一段时间内有过献血和受血史的人接受检查。这对控制艾滋病流行初期向普遍公众的大面积播散起到了决定作用。随后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香港也做到了这一点。　　在中国内地，血液污染事件早已报告，但是，至到今天我们没有看到任何面向公众的关于用血安全区域性危险的相关评估。简述这种状况就是：到今天，在中国内地，主要服务于农民和低收入、欠发达地区民众的中小医院，医疗用血安全仍然存在着极多的稳患，而我们的政府卫生部门还没有就此站出来向公众公示这种危险，以及相关的用血安全指导。对那些曾经有可能因为献血、输血或输入可能导致感染的生物制品的民众，10多年了，连发一个公告让他们去做检测的行动都没有。这些人中如果有人不幸感染了HIV，那么，他们存在潜伏期，延误了可能的治疗，也对其他人的生命健康带来隐患。　　我曾经算过一笔帐，按90年代初筛试剂的成本，加上人工和宣传费用等，我们政府只要拿出两三亿人民币就可以对献血员做一次全面的检测，中国的艾滋病流行局面可能就不再是今天这样步入暴发高速流行的局面了。可是，这一切没有几个人呼吁，更没有什么人行动。非典时期，我们会公布某一位感染者曾经搭坐的车次或航班号，为什么对艾滋病的流行控制不能采取同样的态度呢？艾滋病是传染病，它和性行为、吸毒行为、非法采供血行为等直接相关，是这些行为“脏”让我们的政府因为“面子”而不去顾及民众的生命吗？是吗？但愿不是，但愿“新政”不只是个姿态！我想，有得力的措施，我们即使不能挽回已经造成的流行现实，但是我们可以减少“公共卫生不作为”这些非理性因素造成的“误杀”生命的悲剧。
中国艾滋病问题：我的10年见证之五　　做事或作秀都以艾滋病的名义　　　　 上午写的那段中，提到了1998年拍摄艾滋病宣传片的事。就从这里开始续吧。　　 参与那件事，完全是出于一种公益心肠，制片人和我电话沟通了两次后，没谈任何条件我便从单位请了半个月假飞到沈阳，当晚便赶到抚顺，然后前往青岛、北京等地，拍完资料样片后，再在北京的一个小招待所里写台词和剪辑脚本。那次的拍摄对象有感染者、病人及感染者家属、医护人员、公众、专家，还有卫生部的副部长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住中国办事处主任FOX先生。前后十几天时间，包括联络、采访拍摄、写脚本和解说词等，事后我拿到一千块钱劳务费。片子拍完后，制片人在某厂的棚里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我的表情拍得时候看着还可以，剪的时候有时没办法剪。（因为时间紧，一些拍摄对像都是到当地后现约，考虑当事人的隐私保护，所以采访的大部分镜头是对着我，被访人多是侧影或背影，而我多年不做这种对镜头的事，有时会下意识地偷看镜头或有不自然表情。）我觉得挺歉意。但事后发生的事，就让我心里很不平静，因为我一直没有得到那部片子的录像带，就是说作为主创人员，我连那片子拍成什么样了，在什么地方播放过等都不知道。最让我震惊的是，事隔一年后在一次会议上遇到一位知情人，我才知那根本不是件公益事业，是某部投入了几十万现洋另加一些厂家赞助的一个“宣传任务”。我开始明白制片人为什么在拍摄过程中人手那么少那么抢时间，我开始愤怒：一个准备在国内多个省台播出的宣传片，投了钱，为什么要这样干？为什么就不能少挣点制作的精细点呢？人怎么就这么没良心呢？！　　记得采访FOX先生时是租了机器，找到他正开会的会场，在休息室进行的。FOX先生的一句话我至今都忘不了：“你们中国人很喜欢开会。”当采访结束前请他寄语中国艾滋病预防工作时，他说：“希望更多的人多做点实事，少开点会。”　　会，这是中国特色，老外也知道在这儿不开是不行的，只能希望少开。开会，很多人集中在一起，对经验交流、记者采访等这是好机会，节省时间和精力，但在这块儿做的时间长了，我越来越不爱去开会了。原因很简单，开几次你就发现百分之七八十的与会者都是老面孔，所作的报告也差不多都是那些内容，问题还是那些问题，解决办法依然是没有什么新鲜招数。新世纪到来的时候，各路人马齐集北京，那会成了真正的造势大会，有演出，有联合国代表，有我国高级官员，开始时据说总理要来，会议开幕式要在大会堂举行，结果总理可能太忙没到，副总理好像也没到，会议在一个国际会议中心热闹地开起来了。会议不是一点都不好，分组报告和讨论还是有一些有水平的学术报告的。但我不得不说，那三千多人里面，我发现了很多单位的司机、会计、办公室人员，好像还有个别是家属。艾滋病预防经费多少用在开会上了，这个以后可能会统计出来，但我敢讲，好多会的收获主要集中在联谊和就近旅游上了。互联网时代了，真正的学术交流好多可以通过网络会议形式低成本解决。干嘛开那么多会呢？！当你听说，好多人参预点工作就是为了争取点经费多出点差开开会，你别惊奇，讨论艾滋病这等要命的大事，丝毫不影响人家观赏大好河山的心情。　　但是，真正做事的人还是有的，10年来我和许多知名专家接触或成为多年好友，他们中许多人的品行令我感动，其事迹有的已经为公众所知，有些人得到国际社会的赞许，还有很多人总是在采访中不谈个人，他们把自己的努力作为对良心和职业道德的负责。张孔来、吴尊友、李建华、张北川、徐莲芝、万延海。。。。。。。这个名单可以列很长。在下一节我将介绍一位老哥的故事，以此来表达我对10年来一直关心、帮助、支持我的朋友们的敬意。
作者：arm952791　　　偶是在武汉上大学的学生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桂稀恩教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主任）　　桂教授获得了著名的马丁奖（2003年度）　　去年年底我们学校请来了桂教授给我们讲授爱滋病的知识　　我听了之后才知道原来中国爱滋病的蔓延情况十分严重　　据桂教授介绍，目前中国登记在册的爱滋病患者超过80万，实际上则有100万以上，而现在国家对与爱滋病的防控力度远远不够，如此下去，不出十年，中国的爱滋病患者数量将可能超过千万，成为全球最多　　1999年的时候，桂教授的一个河南来进修的学生告诉他河南有一种怪病，老是死人，治不好，于是桂教授便带了几个学生下到河南农村抽样检查，第一次在一个村子里抽了150份血，有103人HIV呈阳性，让他十分震惊。过了几个月桂教授又组织了一次更大规模的调查，抽样300份，250多份HIV呈阳性。　　桂教授随即向当地政府和卫生部门提出了建议，要求其立即加强监控措施，防止爱滋病进一步扩散。谁知那个“县太爷”（桂教授语）不仅对桂教授的调查不屑一顾，更是阻挠了其在当地的工作，还说：“你把我们这里发爱滋病的事情说出去了，我们的菜都没人买了……”　　之后桂稀恩教授向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写了一封信，反映河南部分地区的爱滋病疫情，其情况之严重，“部分地区不亚于非洲”，中央随即派人下来调查，这才有了后来让世人震惊的河南爱滋病疫情以及卖血内幕。　　当时全国的正规血站不过200多家，而在河南一省，一次突击检查查出的非法地下血站就有300多家！许多血站的规模之大，大到拥有数十台冷藏车、大量的先进设备，但是，其组织民众非法卖血的本质是一样的。桂教授给我们放的PPT里，有大量的因卖血而感染爱滋病的患者的照片，其中不乏盲人、聋哑人等残疾人，就连这些本该受到社会保护的人们也被血头无情的剥削，桂教授直截得称这些血头“没有人性”。　　河南省的血站之多，卖血风气之盛，直接影响到周边的省份的贫困地区的居民，许多湖北、陕西、江西等省份的农村贫困人口跑到河南卖血，结果被感染后，又回到当地，加剧了疫情的扩散。　　2001年，桂教授将5名河南患者接到武汉，为其进行检查。起初将5人安置在一间租来的房里，周围居民得知5人为爱滋病患者后强烈要求将5人赶出社区，桂教授无奈之下将5人接到自己家中居住，一时间传为奇闻。众所周知，爱滋病只有3种传播方式：性、血液和母婴传播。而母婴传播在不加任何控制时有约40%的感染率，施加及时的控制其感染率可以降到1-2%。目前民众对爱滋病的认识，严重不足。　　目前世界上感染者有约6000万，其中2500万人已经死亡。接近90%的感染者是因不健康的性关系，10%是因为血液传播。而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中国的爱滋病患者90%是血液传播，仅10%是因为性传播。但是，中国目前的性工作者（sexual worker）数量已经相当庞大，性乱的直接后果是各种性病的流行，如淋病、梅毒等，这些疾病的流行必然导致爱滋病的流行。因此，当前的情况下我们不仅要加强对地下血站的打击力度，更要对性乱的人加强宣传教育，鼓励其使用安全套。　　在国务院的一项在色情行业推行安全套的试点工作中，武汉市黄陂区　　是试点地之一。在政府免费向酒吧、发廊等地点发放安全套并对其实施了教育工作后，当地性病的发病率下降了60%。可见，只要加强控制，任何疾病的蔓延都是可以得到遏止的。　　吸毒人员也是感染爱滋病的高危人群，不管是什么毒品，只要你沾上，将会非常难以戒掉，而且即使从抽鸦片开始，吸毒的人最终都会走向静脉注射，因为这是最快，反映最明显的一种方式。针管的多人使用性使吸毒人员许多都患有爱滋病，况且60-80%的吸毒者出了戒毒所都会复吸。因而必须在面对毒品的诱惑时正确抉择，坚决抵制。　　爱滋病的发病机理很简单，病毒体附着到人体的免疫细胞上，在上面打开一个口子，然后病毒的RNA进入免疫细胞，与免疫细胞的RNA结合、复制，释放出新的病毒体。目前我们的治疗爱滋病的药物一是可以让病毒无法进入免疫细胞，二是可以阻止复制了的病毒细胞被释放，但是，我们目前的水平无法阻止病毒RNA与免疫细胞RNA的结合，因此用了药物会很有效果，一旦停药，病毒马上又肆虐起来。　　关于治疗爱滋病的药物，我国目前已经有能力生产大部分的药物，而且价格比进口药物便宜许多。据桂教授介绍，过去服用进口药物（使用“鸡尾酒”疗法）一年的费用可能高达上百万元，而现在的国产药物一年不过8-20万元，许多人都可以利用它来延长自己的生命了。而且国家现在也正在积极起草关于免费发放爱滋病药物的相关规定，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发放免费的药物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我们还有更远了路要走。　　Live and Let Live,这是去年爱滋病日时的口号，我想我们对于爱滋病这样的死亡率为100%的病魔，不仅要自己去了解，更要去宣传，让全社会的人都能意识到爱滋病的严重性，都能了解关于爱滋病的基本知识，都能对爱滋病患者抱有一颗关爱的心，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桂教授最后还对我们说过，“钱有时候真是一个害人的东西，你看那些因卖血而感染的人，不就是为了钱吗？”是啊，为什么我们不能让那些人生活得更好一些，这样他们不就不会去卖血了吗？　　　　　　　　这是我对爱滋病的一些了解，仅写出来让大家分享，也为支持老梆子的侠胆之心。
中国艾滋病问题：我的10年见证之六　　老哥，你在边境还好吗？　　　　 1989年，中国云南边境地区，当地防疫部门在静脉吸毒人群进行的检测中发现了146例HIV感染者，这标志着AIDS在中国的流行开始了。8年后，我到那里进行了了采访。　　 日晚，接到云南省一位专家的电话，我作了简单的准备，第二天清晨坐当天的第一班航班飞到了昆明，然后买到一张高价机票飞到芒市，坐中巴到瑞丽，再打车跑了200多公里于傍晚赶到边境的县城陇川，当晚我就随专家们摸着黑去了一个少数民族村寨。我出乎意料的“提前3天意外地出现”，取得了专家们的信任，也得以一直跟随专家小组在工作现场了解了大量真实情况。　　老哥，就是我在那次西南边境之行中结识的朋友。老哥，出生在昆明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年青时下乡到边境村寨当赤脚医生，后来他上了医学院，毕业后又回到了边境，并和一位傣族姑娘结了婚。再往后他调到城里，并由于工作出色当了卫生局长。可他仍保留着在边境村寨中的房子，不时回到那里。80年代后期，边境流行艾滋病，老哥便成了最早在中国第一线从事艾滋病预防工作的专家之一。　　我在结束陇川采访后，开始在瑞丽的中甸边境村寨中采访，并两次跨过国界，深了到“对面”的村寨实地考察。那段时间，老哥经常开着一辆破旧的北京吉普陪我四处“看情况”，他那辆车可以说是边境城中的一景，几乎每次起动都要找其它车来牵引，与周围的新楼靓车相映，那车就像一件文物。但老哥告诉我，那车是他的宝贝，已伴他在边境的村寨里跑了几年了。在边境的村寨，老哥还是我的翻译，我惊奇的发现，村寨里的几乎每一个人都认识他，村子里还随时可以见到老哥自己设计的预防艾滋病的板报和标语，其中很多是傣文。　　在边境村寨中，老哥带我采访了好多个艾滋病家庭，离开边境前的那天，我有幸赶上了边境多年不遇的小和尚出家的盛典。300多个小和尚集体出家，边境村寨的每一个人都穿着漂亮的服装载歌载舞，我在一个艾滋病病人家庭参加了热情的家宴，听着竹楼内外的笑声，看着满面笑容的村民，我溶入到了欢乐之中，但心中也明白，就在这个沸腾的村寨中已经有许多人被艾滋病夺去了生命，而就在那个欢乐的时刻，我的身边还有十几位HIV感染者。我了解到，在我采访那个村寨的时候，HIV的流行已经基本控制，已经有数月没有发现新的感染者，那一刻，我为村民们拥有老哥这样的健康守护神而感到欣慰。　　当我提出为老哥写一篇采访的时候，他拒绝了。至到我要离开的前夜，他才在酒后向我诉说了他的烦恼：因为他曾带记者到边境村寨采访，拍摄了有关禁毒和艾滋病的专题片（注：就是那部很有影响的《中华之剑》）。电视片播出后，当地的行政领导驱车赶到他的办公室，对他大声叫骂，说他有意破坏边境经济和旅游发展，以后逢会就骂，说他是“不想让别人挣钱的恶人”，时间长达一年多。老哥提起这事很无奈，他只是重复着：“我是医生，我就觉得自己应该救人，我真没有想到别的事情。。。。。。”　　从边境回来几个月后，老哥给我打过一次电话，他说他的腰椎间盘脱出来了，正在床上做牵引，他还说他病好了就准备到村子里去。　　我很久没有了老哥的消息，只听那边的专家说，他还像以前那样，“常在边境跑，只知道工作。”每次有机会见到在云南从事艾滋病工作的朋友，我都会打听他的情况，并在心中问候他：“史清大哥，你在边境还好吗？”
作者：龙汉　　　老梆子兄的帖子有科普的意义。但是还没有达到该有的深度。　　　　 做为一个几年来一直非常关注中国艾滋病流行的半专业人士，我觉得通过血液传播艾滋病的问题在中国是比较好解决的。但是通过性传播艾滋病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共产党还没有找到有效阻止的方案。　　　　 正如老梆子兄所说：世界上艾滋病的流行规律是，通过性传播的占到80％。在中国，几年后也必将如此。为什么这么说？　　　　 全中国不安全献血者不超过300万，且逐年减少，目前已经少于100万。相反，全中国不安全卖淫者超过1000万，不安全嫖客超过一个亿。这就是证明情况非常严峻的数字。　　　　 最严峻的还不是上述数字，而是“马教”的理论思想和预防艾滋病的传播相对立。　　　　 “马教”教徒是要彻底铲除邪恶的“卖淫嫖娼”的（虽然明知做不到，也要做样子，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通过罚款来创收），而安全套就是“卖淫嫖娼”的最有效的证据。所以对于安全套，中国的“卖淫嫖娼”者是能不用就尽量不用。　　　　 按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和统计，到目前为止，安全套的使用是阻断艾滋病通过性传播最有效的办法。可靠性达到85％。 　　 　　 当今后中国成为世界上艾滋病人最多的国家时，这就不奇怪了。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上乙肝病人最多的国家。　　　　 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有件大事大家一定要好好想一想：自己的各种性伴侣中，真的有100％可靠的吗？
时事焦点 : 中国艾滋病趋势 是否会重演南非悲剧? (转贴）　　　　　　国际艾滋病大会将于7月11日至16日在曼谷举行。对于中国代表团的出席，国际社会予以了特别的关注。　　　　瞭望东方周刊报道,在7月1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关于中国出席此次会议的情况，成为了记者向发言人章启月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章启月回答：艾滋病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要想有效解决这个问题，防止其在世界范围内恶化，需要整个国际社会大力合作。中国代表团将本着寻求国际合作的精神参加这次大会。　　　　就在她答问的几乎同时，传来了深圳艾滋病疫情正在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的消息。　　　　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在6月份透露，中国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84万人，其中病人约8万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分布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青壮年为主,大多在农村，局部地区正面临发病和死亡的高峰。　　　　“机会窗口”　　　　按照艾滋病政策研究专家景军的说法，留给中国人抵御艾滋病的有一个“窗口机会”(WINDOW OF OPPORTUNITY)，仅有2-4年。　　　　“这个机会过去了，就永远不会再来。”景军说。　　　　景军教授似乎不是在危言耸听。南非和泰国最初的情况是相似的，却因采取的措施不同而导致今天的局面截然不同。这对正面临“窗口机会”的中国而言，具有现身说法的意义。如果错过这次机会，待窗口关闭，人们将不得不再次目睹南非的悲剧。　　　　王陇德说，发现和确认感染者是目前最大的问题之一。中国内地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84万人左右，但登记在案的只有62159人，约占7.4%。　　　　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全球艾滋病项目(中国)主任叶雷博士说，这里有一个“机遇理论”。根据流行病学预测，美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90万人，其中10%是未知的。美国正在想尽办法找到这些未知的人，一方面是为了向他们提供药品、治疗，另一方面是为了给他们教导、支持、关爱，避免将病毒传播给他人。　　　　在中国，已知的感染者不足10%，绝大多数并不知道自己已被感染，而医疗机构等也不掌握这一信息。与SARS病毒约两周的潜伏期相比，艾滋病毒的潜伏期就太长了：在感染者显示出病症之前的5-7年中，会有多少人在不知不觉感染他人或被人感染？　　　　叶雷博士说，美国的经验表明，及早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可以将感染率降低70%。找到那些未知者，就意味着“机遇”。　　　　机遇在哪里　　　　“在中国，这一办法在控制SARS疫情时相当有效。”他说。虽然SARS和AIDS是两种不同的流行病，但防治方法可以是一样的。　　　　在叶雷博士和景军教授等人看来，防治艾滋病要从源头即高危人群抓起，阻断病毒进一步传播。　　　　在中国，约六成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静脉吸毒者，即通过共用针管交换血液感染的。为什么是这样？叶雷解释说，为了将针管里的毒品用干净，静脉吸毒者往往在注射完毕后，还要抽出自己的部分血液进入针管，与残余的毒品混合后再推注回去。这种行为“在吸毒人群中普遍存在”。　　　　专家认为，下一步受感染的将是性工作者和光顾性工作者的人，藉由这条途径，艾滋病病毒将进一步感染到包括家庭主妇、新生儿在内的一般人群。　　　　从源头关键人群阻断感染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可以借助中国特有的“组织优势”，使其成为可以完成的使命。在中国，政府部门、社区、民众掌握了不少吸毒者的情况，找到他们，“比美国找到那未知的10%要容易得多”。　　　　要不要将社会问题安全化　　　　没有哪一个社会是完美的。不管接受与否，现实中的确存在卖淫、嫖娼、吸毒等问题，尽管中国的法律并不允许。　　　　“承认社会不完美，接受存在社会问题的事实，就应考虑如何将社会问题安全化，以求降低对人、对社会的伤害。”叶雷博士说。　　　　以卖淫嫖娼为例，如果承认目前难以禁绝这个事实，就应当考虑如何将其安全化，比如建议性工作者普遍使用安全套，以降低性病、艾滋病的传染机会。再如用美沙酮替代海洛因的做法，云南省已经在试行，但不敢声张。行勇言怯的原因是担心受到舆论指责。　　　　叶雷博士介绍说，在香港，吸毒者每天早上可以坦然地到指定的站点花一港币饮用一支美沙酮，然后这一天他／她不再需要吸毒就可以好好地工作、学习和生活。香港推行美沙酮替代做法18年来的结果显示，其吸毒和贩毒人群可以不增加。 　　　　美沙酮之于吸毒者，如同安全套之于性工作者。 　　　　防止南非悲剧重演　　　　艾滋病最初为人类发现的时侯，中国还是一片绿洲。现在的情况是，中国内地31个省区市都有感染者，部分地区面临集中发病和死亡期。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常务副会长杨正泉为此警告说，如果不能及时遏制艾滋病，南非的悲剧有可能在中国上演，中国的人权成果就可能付之东流。　　　　南非发生了什么悲剧？　　　　叶雷博士曾于1991年造访南非，那时南非的情况与中国今天的情形差不多，当他在与南非卫生高官的谈话中流露出职业的忧虑时，对方的回答是:我们不太担心,我们不会有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有英国殖民背景，我们国民素质高……　　　　而今，南非有艾滋病患者或病毒感染者约700万人，居世界首位，占全国总人口的12%，一些地方出现了医院没有医生，学校没有教师，家庭没有父母的景象。　　　　“‘我们不太担心，我们不会有大的问题’那几句话，我今天还可以听得到。”叶雷博士意味深长地说。
好死不如赖活著　（原载《中国青年报》6月30日“冰点”）　　　　中国青年报记者 董月玲 　　　　　 武汉电视台的陈为军自己也没料到，他一个人用DV拍下的，记录一农家小院里日常生活的片子，会成为一部让人心灵震撼、为他赢来世界声誉的作品。 　　　　　 在武汉，我爬上7层楼，大汗淋漓进了陈家。在凌乱的客厅里，我看了这部片名叫《好死不如赖活著》的纪录片。80多分钟的片子看完后，我的手脚冰凉，胸口透不过气儿来。 　　　　　 陈为军不停地吸烟，烟盒里、茶几上的烟被抽完。他又从烟缸里扒拉出烟蒂，小心地撕开，拈出烟丝，用纸草草地卷起点燃，再吸。 　　　　　 我开始听他讲拍这部片子的幕后故事。 　　　　　 　　我担心马深义会拒绝，没想到他一口应了：“中！咋不中呢？” 　　　　　 2001年春天，武汉来了5个艾滋病人。 　　　　　 请这5个人来的，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他是第一个发现河南“艾滋病村”的医生。他自己花了十几万元，去河南十几趟，结果发现的病人越来越多。他觉得靠个人的力量完全不行时，说服了这几个病人，到武汉来公开面对媒体。那时候，国内还没有一个艾滋病人敢把自己的脸放在屏幕上，要全打上马赛克。 　　　　　 开始，老桂把病人安排在一幢医院宿舍楼里住，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医院宿舍区的居民知道了跟他吵，还要给市长打热线电话投诉。最后，老桂做了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把5个病人带回自己的家。 　　　　　 老桂在我心目中是个圣人，我很早就采访过他，他的家我也常去。可是那天，我进了他家后特别紧张，他家的板凳我一个都不敢坐。在这之前，我从没接触过，也没见过艾滋病人。 　　　　　 那一幕让我触目惊心。 　　　　　 餐桌上铺了一层报纸，老桂亲自给病人抽血样。5个病人里有一个男婴，因为孩子的血管细，血要从脖子上抽。孩子被按在餐桌上，手里紧攥著一根小麻花儿，是一个女记者买给他的。往他脖子上擦消毒水时，孩子还四处张望，没哭，等针头一扎进脖子，他眼睛一闭，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可针头一拔，他立马就不哭了，赶紧把麻花塞进嘴里吮著。我的眼泪，一下子糊住了视线。 　　　　　 这个男孩叫马占槽，同来的有他的爸爸马深义，妈妈雷妹。我还得知，他家还有俩女孩，二女儿马荣4岁，跟我女儿一般大，也是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我就这样认识了马深义一家。 　　　　　 在农村，家里有一个病人就会被拖垮，因病返贫，何况这个5口之家，竟有4个艾滋病人。 　　　　　 我自己出生在农村，我很想知道，他们这家人，遇到如此灾难，面对生死，会如何选择、如何活下去。我想记录这些最贴近生命本质的东西。 　　　　　 当时我就问马深义，拍你们家，行不行？我担心他会拒绝，没想到他一口应了：“中！咋不中呢？” 　　　　　 那一晚，我被拍摄方案搅得一夜无眠，各种各样的细节在我的脑子里滑来滑去，但我还是想简单了，在后来历时一年的拍摄中，我要见证的是令自己人生观、生死观发生巨大变化的生命惨剧，其间，我几乎承受不下去 　　　　　 纪录片开头： 　　　　　 “娘哎，我的娘啊！”一个女人的哭嚎。镜头从黄土小院摇进门，定格在墙角一顶蚊帐和地下的扁箩筐，里边躺著的女人在哭叫著、呻吟著，接著，她发出一阵人的笑声。 　　　　　 “雷妹！雷妹！”有人喊她。 　　　　　 雷妹停止了哭笑，又过了一会儿，说：“我心里难受，我心里不得劲儿。” 　　　　　 雷妹被人从蚊帐里扶出来，踉跄地走到桌子前，点上一根白□，又燃上一把香，对著墙上的一张黄纸片，一边叩拜，一边念叨著：“我的山神啊，你饶了我吧！”　　　　　 4岁的马荣跟桌子一般高，围著妈妈看著，她喘了一口粗气，说：“你的香掉了。”　　　　　 我见到雷妹时，她的病已到了晚期。 　　　　　 第一次在老桂家见她时，她用手托著下颌，头发毫无光泽，尖瘦的脸上最突出的就是眼睛，很大，空空地盯著窗外，完全无视身边几十号人和噼啪作响的照相机快门声，眨都不眨一下，眼神绝望而凝固。 　　　　　 镜头前，她绝少有笑脸。在巨大的病痛折磨下，当身体和精神无法承受时，她就要喊、要叫，一会哭一会笑，歇斯底里，这样才会好过些。她让人给弄了个小黄牌牌，上边写著“山神之位”，爬起来，点把香，拜几拜，“好了，好了！”她在给自己找精神安慰。 　　　　　 那天在她家，雷妹上完香，情绪稍微好些，坐到了院子里，这时，我拍到了一个超长镜头，长达十几分钟，我没剪一下，全部用到了片子里。 　　　　　 纪录片片断：雷妹坐在院里，抱著马占槽喂他牛奶。“你跟马深义是怎么认识的？”　　　　　 “媒人介绍的。我当年可红火哩，可不一般。”雷妹说。 　　　　　 “怎么个红火法？” 　　　　　 “吃的、穿的、戴的，那时刚兴戴手表，我就戴上了。” 　　　　　 “结婚时，找马深义要了什么嫁妆？”“一身衣裳，押个彩礼，钱。”“多少钱？”　　　　　 “800。过节时，他抬点酒、抬点肉，给老丈人送去。”雷妹说著笑了起来。 　　　　　 “那时候，你肯定漂亮？”“嗯，说不上赖。” 　　　　　 “小时候，有没有想过长大了干什么，有什么打算？” 　　　　　 立刻，雷妹脸上的笑容不见了，答道：“我只想，有吃的、喝的、穿的就行。我现在的想法是，我死了，孩子们好好的，让他们长大，成个人，成个家。把我儿子的病治好，把我小孩的病治好。后果是我造成的，找谁呵？” 　　　　　 她眼睛盯住地，脸因说话用力而变形：“我现在有说不出的苦，说不了的难处，我心里就知道悲痛，光想哭，难受，心里不得劲儿” 　　　　　 我是农村出来的，我知道，一个农村妇女，一生最辉煌的时刻，就是结婚。所以，看她身体还是好的，又能坐到院子里，我就这么问她，想让她想点好的，高兴起来　　　　　 当我问她小时候，想过长大干什么，有什么打算时，她一下从高峰跌回到了现实，神情大变。最后，她突然张开双手，大叫了一声：“抓───” 　　　　　 在与雷妹的相处中，我感觉得到她内心一直有一种负罪感。她和马深义是因采血染病，俩孩子是母婴传播，所以，她反复说：“只要让我的孩子好好的，能把这个病治好，我死了都甘心。”“我宁愿自己死了，只要我的孩子好好的，长大。”她跟马深义最大的不同，就是她内心的自责。 　　　　　 雷妹，这个只上过小学3年级的农村妇女，对生活的要求可以说是最简单、最基本不过了：一辈子有吃、有喝、有穿，孩子长大成人。可这，她也实现不了。 　　　　　 如果没这个病，这一家人，现在是最好、最快乐幸福的时期。两口子才30出头，老公身体健壮，又能干，3个孩子活泼可爱，长得都好看。 　　　　　 在一两个小时内，死，被忽略掉了，绽放出一种生命的美，生活的美。我感受到了这一小段难得的欢乐 　　　　　 马深义家在河南省上蔡县的文楼村，位于驻马店的东北方。我拍片那会儿，村干部以不能报道疫情为由，告诉村里人，谁检举一个记者就奖给谁50元钱，50元钱对他们不少。我第二次去，还没进村就被抓住，教训了一顿，写了份保证，然后被押送上了火车。 　　　　　 每次去，我是从县城步行到村，要走个把小时，基本上是从玉米地里穿进去。中秋节晚上，我回县城时在玉米地里迷了路，从晚上7点走到12点，还没走出来。有一次，我跟马深义去看他住隔壁村的岳父，我俩骑著自行车，摄像机用化肥袋子包起来。结果，半路还是被一个乡干部抓了。还有一次，几辆警车围著村子，我跑到一个老党员家，躲进玉米缸里，才没被抓住。当地政府过去是这个态度，现在不了。　　　　　 马深义住在村南的一条陋巷里，只修了半边院墙。因为怕人看见，每次去，我都是先偷偷溜进离村子最近的人家，别人把我的摄像机用化肥袋子提到马深义家，我装扮成农村人的打扮再溜进去。 　　　　　 我只能猫儿在他家小院里，所以，片子里几乎没有外景。我被限制在这个小院，小院被抽象成了一座舞台，几个人活动在上边，镜头完全聚焦在这个点上，里边出现的每一个细节，都被放大。 　　　　　 片子拍到中间，几乎拍不下去了。马深义怕村里知道我在他家拍片，再找干部要钱就不好要了。我说：你看，别的村子没有免费诊所，你们村子有，为什么？就是因为已经有许多人知道文楼村的灾难，所以才来帮你们。同样，我拍你们家，让更多的人知道你们家的事，就是帮你家啊。总之，我是好话、臭话都说完了，他最终同意我拍下去，但有时也不太跟我合作。 　　　　　 秋收时，我又去了，马深义家的玉米收回来了，脱粒后堆在院子里晾晒。马深义不理我，我只好自己搬个小板凳，在房门口干坐著，机器搁在腿上。 　　　　　 雷妹去了村里诊所，就因为院里堆了一大堆玉米，有病的妈妈不在家，3个小孩的天性一下迸发出来，他们在玉米堆里挖挖挖，再把手脚埋起来，玩得那个高兴。　　　　　 我用镜头吊他们，一会儿吊这个，一会儿吊那个。因为是傍晚，夕阳把这座小院、玉米堆和孩子都涂上暖暖的金黄色。本来这种片段在纪录片里是很难用的，没有语言，没有故事，就仨孩子在玉米堆上玩耍，但我舍不得剪。 　　　　　 一直以来，这个家庭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大人孩子都习惯叹粗气。就因为雷妹暂时不在家，院子里多了堆玉米，在一两个小时内，死，被忽略掉了，绽放出一种生命的美，生活的美。我感受到了这一小段难得的欢乐，所以，我把它完整地保留在片子里。 　　　　　 我找人做了一段音乐，配这个画面，我跟做音乐的人说：就好像他们的妈妈，正在天上看著自己的孩子，在玉米堆上欢快地玩耍。因为那个时候，雷妹已是弥留之际了。 　　　　　 其实，像地方政府的阻挠这种外在的困难好克服。拍片时，最难的最难的，是我内心的挣扎和煎熬。最震撼我的，倒还不是生死，而是拍雷妹躺在板车上那段。 　　　　　 在夏天，我拍雷妹喂儿子牛奶时，她让马占槽喊自己“妈妈”，但马占槽不会喊。到了中秋，马占槽会喊第一声“爸爸”时，雷妹已经不认识他最挂念的小儿子，躺在一架板车上快不行了。 　　　　　 这时的雷妹，已经不像个女人了，眼神迷离，脸上落满了苍蝇，她连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身上散发出的味道呛人。 　　　　　 我一边拍，一边心里骂自己，拍这样一个经受著炼狱之痛，命搭阴阳两界的人，太残酷！我一个劲儿地说自己：不能拍了，不能再拍了！每个人的死，都应该死得有尊严，她的死，一点尊严都没有，非常可伶、非常可悲。拍这种没有尊严的死，是对她的亵渎，是对生命的冒犯，我不忍心再拍下去。 　　　　　 可我又想，现在进到村子里的记者，可能只有我一个，这样拍，虽然很残酷，但我会让世人看到，一个默默无闻的农妇，一个艾滋病病人是如何死去的；我的记录，会让更多的人看到艾滋病对生命的扼杀，对生命尊严的摧残。我没把机器关掉，是因为我相信，我拍下来的残酷，一定会让看到片子的人，正视艾滋病对人类生命戕害的惨痛。 　　　　　 本来，我跟马深义讲好了，家里有什么事，给我打个电话，我好去拍。这中间，发生了一件大事：雷妹的妈妈去世了。 　　　　　 雷妹的弟弟也是因艾滋病死的，但她妈一直没敢告诉雷妹，怕她在弟弟的葬礼上哭一场，会恶化她的病。没想到几个月后，雷妹的妈妈因为手术后伤口感染突然去世。雷妹回到娘家，在坟头上大哭一场，回来后再也没起来。 　　　　　 这是一个重要转折点，我应该把它记录下来，但马深义闷著，不跟我说，等我去了才知道这事。纪录片的遗憾就在这，不能补拍，更不能摆，必须很真实，过去了的事，就永远过去了。 　　　　　 从那晚起，马深义对我的态度完全改变，连称呼都变了。以前他喊我老陈，那天晚上，他叫我老陈哥 　　　　　 雷妹死于农历霜降。 　　　　　 马深义又没给我打电话，是村里人告诉我的，人已经死一天了。我一听就急了，已经晚上六七点钟，我马上坐火车赶到驻马店，到时是凌晨。我想包辆出租车直接去村里，的士司机一听说我去文楼，吓得都不敢去，好不容易找著一个愿意去，但他把我丢到离村子老远的地方，非叫我下车。 　　　　　 留给我拍摄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天一亮，拉雷妹的人一来，我就得躲起来，所以我必须抓紧时间。下了车，我硬著头皮往村里走。这一截路，是我一辈子也忘不掉的，因为心里害怕，觉得特别漫长。 　　　　　 大约是凌晨4时，四周很黑，但我却能看见地里突起的坟头。我知道，这些新坟里埋的，大多是些暴毙而亡的青壮年。影影绰绰地，我老觉得每个坟头上都坐著一个人，在望著我。 　　　　　 每次去村里，与人交往后，我觉得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每次从村里出来，我会长舒一口气：哎呀！我又新生了！一是害怕被抓，神经紧绷著。更主要的是，拍的东西让人心里太压抑。这一年，我去这个村子20多次，进进出出的，我感觉自己像是出入阴阳两界。 　　　　　 那天凌晨，我直接去了马深义家，一开门看见是我，他很意外。 　　　　　 尸体就摆在地上，雷妹静静地躺在杂乱的麦秆上。我们两个男人坐在她身边，吸烟。后来，马深义揭开雷妹脸上的被子，让我看。 　　　　　 第一眼看见雷妹，我就对马深义说：“雷妹变漂亮了！”我说的是真心话。自从我认识雷妹起，她一直被病痛折磨著，整天咳啊咳，愁眉哭脸，甚至歇斯底里，没个好样子。现在，她躺在那儿，脸一下放开了，痛苦消失了，死后的雷妹，样子平静安详。我又对马深义说：“原来，雷妹很好看啊！”马深义同意我的话，他蹲在雷妹头顶，看著她，说：“只是她的眼睛，老也合不上，我给她拨了几次，都不行。”　　　　　　　 当时，我的眼泪在眼眶里转著，心想：她怎么可能合上眼呢？娘家，还留下一个老父亲；自已又撇下老公，3个没成年的孩子，俩小的又是那样，大的将来就是孤儿，她怎么可能合得上眼呢？ 　　　　　 我想拍这样一个镜头：镜头从雷妹的脸摇到墙上，她活著时常常拜的山神之位。镜头离她的脸很近，再摇到墙上，也就一两米的距离。可是，我连摇了3遍都不成功，我的手在发抖，我的心太不平静，我对雷妹已经太熟悉了。 　　　　　 从那晚起，马深义对我的态度完全改变，连称呼都变了。以前他喊我老陈，那天晚上，他叫我老陈哥，我俩说了很多话。 　　　　　 说这话时，马深义非常平静，这是一个父亲对自己孩子划了一道线：死亡期限 　　　　　 在这个家里，雷妹先走，是雷妹的福气。 　　　　　 其实，马深义受到的煎熬最大、最多。 　　　　　 第二天火化回来，马深义蹲在门边，开口说了很长一段话，他说这段话时的表情，是任何一个高明的演员也表演不出来的。 　　　　　 纪录片片断： 　　　　　 马深义靠在门框上，头顶的白帽还没摘，老半天，他才开口说话：“受罪呵！”　　　　　 又停了半晌，才继续道：“看人死的过程真难受，我以前年纪小一点，别人死没见过，从我亲身经历，我看见我媳妇落气时，心里难受得很，看了难受。” 　　　　　 “落气那会儿，人真是最难受，嘴整个张著，光喘，出气多，回气少，不到一个小时就落了气。我喊她，她只睁眼看著我，一句话也没有。” 　　　　　 我觉得，那时候，他那种来日无多的恐惧已经压制不住，恐怕只有在现场的人，才能感受到雷妹死后的气氛，那种死亡的压迫，是非常可怕的。 　　　　　 他见证了雷妹的死亡过程：一个活蹦乱跳的好人，发病，慢慢枯萎，最后死去。他肯定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将来。他受到刺激，感到惊恐，受不了，他需要找人说，说出来才好受些。 　　　　　 待在马深义家的小院子里，看著他整天忙忙碌碌，即要照顾快要死的老婆，又要拉扯3个没成年的孩子，他自己也是个病毒携带者，不知哪天会发病。我不止一次地想：马深义是最有资格自杀的人。死了，就一了百了。马深义的本能比勇气更多，他把生存压力承担了起来，顽强地活著，他有太多牵挂，要照顾家人。他总说：“我就想，给孩子多弄俩钱。一旦我病发了，躺在那儿，怎么办？我老往那儿想。”　　　　　 每次去，我都把时间标在台历上。我发现，每次去基本上都暗合了一个节气。雷妹，是死在霜降，草本植物的大限；而夏至到大暑，是天气最狂躁的一段时间，马深义的情绪也特别不稳定，因为雷妹躺在那儿，时时刻刻在刺激他，预示著他的未来。 　　　　　 在片子里，小儿子马占槽的脸蛋总是脏兮兮的，但他盯著镜头的眼睛却是亮晶晶的。他光著屁股在院子里四处爬，把一只大塑料盆举到嘴巴边，想把它当碗来喝水；他坐在地上啃一块馍，他的两只小手抓紧奶瓶急切地喝水；他坐在小板凳上，同样感染了HIV病毒的小姐姐喂他吃面条；他爬向平板车，小手抓住车轮，一用力，把自　　己拉起来，扶著车轮站稳了。他的黑眼睛往上望著，浑然不知车里躺著的，是他快要死去的母亲虽然马占槽每天多次腹泻，但他还是学会了走路，一天天地长大。 　　　　　 纪录片片断：马占槽学走路。他扶著墙、扶著门，趔趔趄趄地走著。 　　　　　 “槽，过来！”马深义喊他，马占槽东摇西晃地走过来。“会走了，现在。”马占槽想去玩水，又去推他那辆叮当响的铁推车。 　　　　　 马深义一边望著儿子一边说：“就这个劲儿，一天到晚野，扶著哪都想去。”　　“过了年，二三月里，棉衣一脱，就会跑了。” 　　　　　 他抱住儿子，马占槽盯著镜头的眼珠，又黑又亮。 　　　　　 马深义道：“听人家说，携带这个病的小孩，只能活到4岁。” 　　　　　 说这话时，马深义非常平静，这是一个父亲对自己孩子划了一道线，死亡期限。我感觉，死，马深义肯定想过上万遍了，所以，他才能这么平静地说出这句话来。　　　　　　　 我问马妞：“你怕不怕弟弟妹妹传染你啊？”她脱口而出“不怕！” 　　　　　 这个片子最成功的地方，是马深义一家，面对这样一个灭顶灾难，表现出了符合生命本真的一些东西，本能的一些反应，还有人经过生命的磨砺，最后坚持活下去的东西。死对马深义来说，是最大的解脱，但他没这么做。他还在教孩子走路，给孩子吃饭。活一天，就活好一天，他这样做了。等到了春节，他的家已经相当平和了。 　　　　　 纪录片片断：春节。 　　　　　 马深义从塑料袋里拿出小孩的新衣服。他问身边的马荣：“马荣，你知道啥叫过年吗？过年，吃肉，买花衣裳。你都不懂。” 　　　　　 马深义往马荣身上穿一件粉红褂子，马占槽走过来，摸马荣的衣服。马深义拿开他的小手，说：“你别摸她哩，你别摸她哩。” 　　　　　 马深义回头看了一眼也在穿衣服的马妞，说：“马妞，你的褂子小了。” 　　　　　 “我让你买大的，你也不买。”马妞埋怨道。 　　　　　 穿上新褂子的马荣，对著镜头表演节目，她唱道：“新年好呀，新年好呀”她停下来，说：“光会唱新年好！” 　　　　　 马深义包好了饺子，然后往门上贴对子，但对联用的不是红纸，而是蓝纸。 　　　　　 “明年贴绿纸，后年就是红纸了。” 　　　　　 在片子结尾，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蛇年过去了，在这一年，马占槽学会了直立行走。” 　　　　　 为什么我要点这样一句呢？你看这孩子，在片子里有一个细节，他自己拣了一瓣大蒜吃，这是他第一次吃，辣得比牙裂嘴。他会爬、会走，到处摸到处看。他知道墙是硬的，开水是烫的，他认识会越来越多。可是，当他刚刚对这个世界有迷迷糊糊认识时，病就来了，死亡就来了。 　　　　　 人活下去，是因为有希望。可对这个小生命来说，没有未来，这太不公平了！ 　　　　　 第二句我说：“他的大姐马宁宁，也在这一年知道了什么是艾滋病，什么是生死离别。”我曾问过马妞，妈妈得的是什么病，她当时还一点儿都不知道。到最后，过春节时，我再问，她知道了。有一个细节对我冲击很大，就是现在片子的结尾。　　　　　 马妞站在门边，怀里抱著弟弟，妹妹站在旁边，我问她：“你怕不怕弟弟妹妹传染你啊？”她脱口而出“不怕！”我接著又问：“为什么不怕”，她就不吭声了。她还太小，无法表达清楚，我猜想，也许她是出于亲情，觉得照顾弟弟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也许她现在对这个病，还知道得太少。 　　　　　 4岁的马荣，根本不知道死是什么。她妈妈去世后，马荣每天晚上还问她爸：你到不到西头去？因为她妈去世前几天，每晚都住到村西头的免费诊所里，她爸去照料。她妈都已经死了，埋掉了，她还弄不清死就是永远离别，还以为妈妈躺在村西头的诊所里，但大女儿马妞知道了。 　　　　　 雷妹去世后，半夜我和马深义守著她，这时，马妞起来了，抱著弟弟。我看到她的眼神，她看著躺在地上的母亲时的那种眼神，充满了恐惧、害怕。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已经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了死，就是阴阳相隔，天各一方，再也不能见面的事情。 　　　　　 每次看到他们，感觉很辛酸。我希望这个片子能在国内播放，我想让很多生活比他们好的人，看看还有人是这样活著的。我最希望，有那么一个好心人，为以后可能成为“艾滋孤儿”的孩子，设立一个成长基金，让他们能够长大。 　　　　　 我一共拍了40多个小时，最后剪出80多分钟的片子。从拍到剪，我的心情都特别压抑难受，片子一剪完，我就放声大哭了一场。 　　　　　 如果让我用生命为代价拍一部这样的片子，换回一个奖牌的话，我肯定不会去做　　　　　 片子是2002年10月出来的，我先交到“金鹰奖”评奖会，但进了第一轮后就被退了回来。 　　　　　 现在国内的一些纪录片，多是些伪民俗的东西，加一个环保或山区教育标签，从不触及真正的生活。还有一种就是翻故纸堆，用过去的老照片、老电影，再加一点貌似哲学思考的解说词，就成了再现历史的东西。我们的纪录片，到底该面对什么呢？ 　　　　　 通过网上报名，我参加了美国圣丹斯电影节，被选中。2003年的“世界艾滋病日”，国外有10来家电视台播了这个片子，包括美国的HBO和英国的BBC。今年5月，这个片子，获得了第63届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PeabodyAward）。 　　　　　 得这个奖，我有些意外，它相当于广播电视界的普利策奖。这次获奖的纪录片，还有“60分钟”节目的主持人克劳夫特的片子，是关于公众质疑美国副总统切尼的。　　　　　 颁奖仪式很隆重，主持仪式的是美国身价最高的女主持人。站在领奖台上，我说：“并不是我的片子做得有多好，而是这个家庭的命运感动了你们，我在这里代表影片中的这个家庭，感谢你们。希望这个奖项，成为这个家庭和类似处境的人们得到更多关怀和帮助的起点。” 　　　　　 在美国，一个女记者问我：你现在住的华尔道夫酒店，是来访的国家元首住的。你住这样的酒店，得这样的奖，又有这么多人找你签名，你会不会改变，不再去接近普通人？ 　　　　　 我告诉她：我的改变，不是住到这样的酒店里改变的。在我与那个家庭的交往中，我已经改变。如果说以前我还有点名利心的话，拍完这部片子，我的那点名利心消失了。如果仅凭名利心，这个片子我早就拍不下去，早撂了。 　　　　　 这是部个人小制作的片子，片子拍得很粗糙，有的镜头甚至晃。它最终能不能公开播放当时不知道，更没想到会给我带来什么荣誉。如果让我用生命为代价拍一部这样的片子，换回一个奖牌的话，我肯定不会去做。是信念支撑著我拍下去，坚持下来的。 　　　　　 你问我，有没有人质疑我是在出卖别人的苦难？目前没有，因为片子在国内没公映。在美国，这次获奖的还有著名战地记者詹姆斯奈崔，他曾拍过卢旺达大屠杀、印尼骚乱等片子。我俩在一起时，讨论过这个话题。 　　　　　 他对我说，以后，你可能也会面对这样的问题。他是这样自我解脱的：如果我们不去拍，这些人就会默默无闻地死去，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也没有人会知道他们、帮助他们。我们把它报道出来，假如人类再遇到类似灾难时，不至于束手无策 　　　　　 在国外，每次放完片子，观众和记者问我最多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做，才会更好地帮助这个家庭。记得有一个观众跑上来抓住我的胳膊问：我给你开张支票，你给他们带回去。我说，支票他们兑不了。他马上又跑出去，在取款机上提了300美元，一定让我捎给马深义家。 　　　　　 看到别人在苦难中，作为同类、同种动物，人会本能地想去救他们，不管他是哪国人。我想，好的纪录片让人看了，会有切身感受，会动善心、善念，会自我反省。有人问我，拍纪录片的人必须具备什么条件，我说，第一就是要有善心，否则，首先影响的，就是你对选题的判断。 　　　　　 片子的社会影响，超过我的想像。 　　　　　 有人在网上留言说：观看过程中，我有三分之二的时间禁不住泪流满面。可以说，这辈子从未有过任何一部艺术作品，能如此深深地感染和震撼我的内心到如此地步！　　　　　 发明“鸡尾酒疗法”的华裔科学家何大一，也看了我的片子。他说看了那么多关于河南艾滋病的报告和资料，但这部片子，让他震惊。 　　　　　 香港有家基金会，专帮艾滋病人，他们想用我的片子做宣传片，为中国的艾滋病人筹款，问我同不同意。我怎么会不同意呢？ 　　　　　 别人说我，片子拍到这个份上，应该继续拍下去。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三五年内，小姑娘马妞会把她的亲人一个个送入黄土。如果这部片子的总片出来，一定会更有震撼力。我这辈子，只拍一部这样的片子也就够了。但是，我说服不了自己，再继续拍下去。 　　　　　 我拍这部片子，是帮了他们家，也为艾滋病人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但在根本上，还是没有改变马深义一家的命运。就好像你眼睁睁地看著他们在水火中挣扎，却不能把他们救出来，心里很难受。经历了一年这种生死离别之痛，现在让我回头，再重新体验这种痛苦，我受不了！ 　　　　　 前不久，吴仪副总理去了马深义他们村，政府现在免费提供鸡尾酒疗法的药，马深义也在接受治疗。但吃这个药副作用大，胃难受，他吃吃又不吃了。中国，解决艾滋病问题还得靠政府，政策上的一点点改善，受益的是整个艾滋病人群。活著，就让他们活得有滋有味；死，也要死得有尊严些。 　　　　　 我现在去马深义家，不带机器，纯粹是看望，或把一些捐款拿给他。今年春节我去了，待了两天。马占槽还很健康，到处跑，我给他买了两把小手枪，他整天挎著，到处比划。但马荣的病出来了。她去年开始上学，很爱学习，拼音写得特别好，马深义拿给我看。她的小腿很细，老喊腿痛，不吃东西。最近我听说，她上学要走10分钟的路，现在已经走不了了。在心里，我早已把她当女儿看，让我再去面对她的死亡过程，我做不到。 　　　　　 可以肯定，发病的先是马荣，接下来是马占槽，然后就是马深义。艾滋病的各种并发症，会一直折磨著他们到生命的尽头。让我一个个面对，我宁愿放弃这部完整的片子。 　　　　　 如果我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把这部片子拍完，它对社会的警示是惊世的，这种机会对一个拍片的人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我不愿再去做，就是有人拿枪逼著我的头，我也不愿意再去经历了。 　　　　　 6月1日，我刚接到一个传真，美国一家多媒体公司要出我片子的DVD。我告诉他们，此项委托发生的所有收益，全部用于帮助艾滋病人，我一分钱也不要。这样做，不是我学雷锋学来的，确实是拍这部片子改变了我。这么做，也会让我心里好过些。　　　　　 现在，三更半夜，马深义会突然给我打电话：老陈哥，我只想跟你说几句话，我心里不得劲儿
揭开河南艾滋病泛滥黑幕 　　　　何爱芳　　　　　　　　自95，96年以来，河南省艾滋病的流行一直是引起国内卫生界有关专家人士警惕和关注的焦点，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最著名的艾滋病专家曾毅在内的许多专家，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表达着这样的警报：河南艾滋病流行情况是真实的、是严重的，有可能演变成国难。可是，河南省卫生厅长LXX当时拍着胸脯说：河南没有艾滋病。专家们说：他这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艾滋病是有5-10潜伏期的，到时候大量死人他还能捂住吗？专家的预言尽管是不幸的，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但是进入2000年后它开始兑现了：河南省目前有50-70万艾滋病毒携带者，乙肝、丙肝的病人更多。豫东南的许多县市农村，今年莫名其妙地添起了许多坟头，有些村竟一年之内有近30位青、中年人死亡，这些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卖过血。 　　　　　　善良朴实的中原农民怎么也没有想到艾滋病会与他们有关，那可是有钱人行为不检点得的不治之症。由于贫穷的原因，在“血头”们“借点血当即还你，又给你钱”的花言巧语下，忠厚的农民伸出了常年劳作的粗壮的手臂，其实也是将自己的生命伸给了魔鬼。这针头剪刀，这抽血的塑料管和血袋、这离心机、这兑到一起的血液、特别是这还输你的血液，已经含带了阎王派遣的催命小鬼进入你的体内。 　　　　　　“血头”们要血液和血浆干什么，当然是买给城里的生物制药公司和医院。精明和善于算计的上海人和天下以“九头鸟”著称的武汉人不会想到，自1992年以来，河南的血头就是将这些大量的污染的血液买给了上海和武汉的生物制药公司，制成了白蛋白、球蛋白、干扰素、血小板因子等一系列营养药后，卖向全国。这些营养药是不是又使城里人染上了艾滋病、乙肝、丙肝等其他疾病，不得而知（可以知道，但不给报导）。这种地下卖血活动至今还在河南地下涌动着。 　　　　　　1992年全国上下躁动着急于发财的经济过热气浪。发财心切的这位厅长一上台就成立“改革办”、“开发办”、“中心血站”、“万达公司”、“发展中心”、“生物药品公司”等。提出了他自己的全新思路：内靠公章，外靠血浆。 　　　　　　内靠公章就是充分发挥河南省卫生厅公章的魅力，大肆发证，目的是收钱。外靠血浆就是大量单采血浆——采血后仅要血浆，把红血球还给卖血者，把采到的血浆买给制药公司。本文仅以血浆的发展为主线告诉你一个令人发指的内幕。 　　　　　　据河南省卫生厅一位资深的退休人士说：LXX在1993年初的一次卫生系统内部会议上讲：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大办血站。河南有9000多万人口，80%以上是农民，这7000多万农民哪怕有1%-3%的人愿意卖血，他们平均每年卖1-2次，我们将这些血液收集起来，买给生物制品公司，我们就能创造上亿元的价值，同时也算是帮助农民脱贫的一种办法。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方面开阔思路、动动脑筋哪。为官一任，要造福一方。我看办血站是条路子，我们就在这方面下大力气，抓出成效。要内引外联，将国外资金引进过来，我们国家没有艾滋病，血液很干净，外国肯定会要。要将社会上的资金联合起来，要动员全社会办血站。要充分发挥河南人口资源的优势，推动我省卫生系统的改革。 　　　　　　开封首先响应号召，率先办起了血站。河南省卫生厅积极给予肯定并召开了现场会。全省躁动了，各县防疫站、妇幼保健站的创收血站成立了，乡村血站建成了。军队、物资、煤炭、工厂等血站成立了，连有些县的政协，人大也加入办血站的队伍，一时间，河南成立了200多家“合法血站”和数不清的非法血站。 　　　　　　有些血站就是一台小拖拉机上放一个离心机和几个反复使用的胶皮管子和针头。他们抽血进村，服务上门，现钱交易。全国的生物制药公司都来河南收购血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吸取中原农村父老乡亲的血液去换钱。 　　　　　　为了找到更大的买主，LXX亲率卖血代表团于年二次飞抵美国，与美国的几家血液制品公司谈判卖血案。并要求美国公司在河南设厂当地加工出口，便于运输和躲避海关不允许血液出口的检查，效益更高。LXX对美公司的诱惑是：河南血源广和集中便于采集、血液干净没有艾滋病、血源便宜。考虑到河南是中国第二人口大省（当时），他是中国官员敢于卖血第一人，美国方面专门派专机在美国迎送这位“中国第一大血头”。事后他和他的随从在许多场合讲美国的专机如何如何，美国如何如何重视。 　　　　　　美国公司后也几次来河南考察。后因美国方投资项目太大，成立后可能要成为副厅级单位，有可能被省政府或省计经委（当时）接管，超出LXX控制范围，LXX对此失去兴趣而搁浅。 　　　　　　近期，漯河市卫生局一位“要员”反映：LXX从省直卫生系统单位“引进”资金20多万元和设备，指示自己的妹妹在自己的家乡郾城县建立血站。在原漯河市卫生局局长刘学周（现为河南省卫生厅副厅长）的支持下，很快发展了西平、上蔡、西华、许昌、太康、尉氏等6个采血点。由于这是刘家血站，他们无法无天，滥采乱抽，其中还有打骂卖血人员的行为。例如曾经被有家小报曝光的一个血头声称：你们告到卫生厅我们才不怕哪。 　　　　　　中牟县有位小血头不知深浅，在离尉氏刘家血站不远处偷采血浆，由于找不到买主这位血头就到河南省中心血站试找买主。结果被LXX安插在该站的亲信撞上。在假装讨价还价摸透对方底细和地址之后，立功心切的亲信连夜带人查抄该血头的窝点。人脏具获的小血头住进大牢可能还是不知道自己怎样栽的。该案例又成后期LXX树立打击“血头”整顿血液秩序的政绩之一。LXX的“大血头”地位是自己闯出来的；而他的“大血霸”地位是奴才们替他打出来的。 　　　　　　河南省不是发达省份、不靠沿海也不靠边疆，是地地道道的中原腹地，在90年代初，河南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不可能发生大面积的吸毒和卖淫嫖娼现象。中原父老祖祖辈辈老实巴交的只会在土里抛食。谁会想到河南省卫生厅的一位高官的奇特发财梦能将他们推向死亡的深渊。 　　　　　　谁要是说商丘卫生局长郑炳钦重用胡万林，是由于他是外行不懂医被别人糊弄的结果，这可能使了解情况的人相信。要说LXX开始就是要传播艾滋病暗害中原父老，不一定相信。LXX的问题是：开始是急于发财、利令智昏、盲目自大，认为河南不可能有艾滋病；后来采血站严重失控和出了问题，害怕自己承担责任和暴露自己刘家血站的内幕，采取捂盖子、欺上满下、说假话、拖延战术到打击报复举报人等手段，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年河南基层的医务工作者发现当地有人艾滋病毒阳性，为了证实他们的化验，他们将结果送到上海、北京、南京和武汉等地。检验的结果是国家的有些专家大吃一惊，河南已经有了艾滋病而且很严重。当这些专家要到河南实地证实时，没人敢领他们到农村去调查。 　　　　　　近期，一位医生讲：1995年，他在豫东某市附近的一个物资局和卫生局合办的血站采集10份卖血人员的血样化验，结果3份艾滋病毒抗体阳性。他将样品送到南方某市复检，证实他的化验。当他向当地卫生局报告时，卫生局长训斥他说：你怎嫩能，省卫生厅让办血站人家都是考虑过的，哪有艾滋病，你乱说影响咱血站的收入。这位医生说：当时这三个艾滋病毒阳性的卖血人说他们经常在开封、兰考、柘城、商丘一带卖血，而且是单采血浆。平时这些血浆卖给了上海的一所大公司。 　　　　　　外地专家要求到河南检测艾滋病的消息使LXX大吃一惊。也是他意识到他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内靠公章、外靠血浆的政策的破产。 　　　　　　院士曾毅来河南，好吃好喝安排，哪怕是你到我办公室拍桌子，就是不让你接触基层；卫生部让汇报，矢口否认那是谣言；省政府让汇报，别听个别人的猜测，这样影响咱省的经济发展。周口防疫站的一位大夫不听招呼，胆敢给省外专家提供情报和方便，把他小子的工作和待遇给我挂起来。 　　　　　　艾滋病的潜伏期帮了LXX的忙；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