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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上的黑暗料理与 感动到哭的美食你遇见过么？
就算高空让味蕾失灵，它们看着也会令人作呕。
1. 新加坡航空公司：瘦肉粥
这份黏糊糊的东西主要由鸡肉，豌豆，还有一些油腻胶状物（也许是皮蛋）制成
。而且，它满得都快溢出来了！
2. 菲律宾航空公司：神秘的肉
需要积攒多大勇气才敢把长成这样的肉吞进肚子里……右上角那坨是只逃跑的蟾
3. 亚德里亚航空公司（斯洛文尼亚）：金枪鱼三明治
斯洛文尼亚是欧洲水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所以在飞机餐中出现以金枪鱼作馅的三
明治很合理，但由于馅料份量太可怜，有食客称它为：抹了金枪鱼屎的面包。
4. 瑞安航空公司（爱尔兰）：汉堡
瑞安航空是欧洲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这坨汉堡目测内容物是两片白吐司加一片
牛肉，还有加热后面目全非的起司和番茄酱。虽说该有的都有，但弄成这样，请
问是因为机票太便宜所以心里有恨吗？
5. 国泰航空公司：精心消毒的土豆
国泰航空曾入选了 Best Airlines Food 排行榜，但像这样在食物上过度强调“
已消毒”又何必呢？难道心里有鬼？
6.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烧麦粥
烧麦配白粥吃是很正常的，但把烧麦泡！在！粥！里！为！什！么！
7. 爱沙尼亚航空公司：心酸的一餐
冷米饭配上一些豌豆，甜玉米和橄榄皮做成的开胃菜，变质变凉的波罗的海鲱鱼
，回收后的土豆沙拉，蜗牛啃过的莴苣，调色用的番茄片，在微波炉中烘烤过头
的面包……爱沙尼亚监狱恐怕吃得都比这好。
8.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黄瓜奶酪三明治
全麦面包上放着几条弱小的黄瓜，大量的有劣质嫌疑的起司，如果这不是给减肥
人士提供的特殊航班服务，它一定是让每一个人在高空中产生无穷无尽绝望的源
9. 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咖哩饭
在一堆褐色泥浆中，有几颗迷路的青豆……它们也像你的胃一样惊慌失措~
10. 亚洲航空公司：泡面
作为知名廉价航空公司，在飞机上吃方便杯泡面也没什么奇怪的，比起前面那些
诡异的食物也许这个还不错吃——小&&姐，给我加根儿火腿肠行吗？
最后，让我们来欣赏航空餐典范之作——日本航空公司（JAL）九宫格便当
虽然出于爱国情绪，我讨厌日本，但是不得不称赞他们的飞机餐，浓郁日本风情
的包装和口味，让人在饱口福的同时眼睛也很舒服，单这一餐就值回机票钱啦本文转自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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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辛苦了 舍身喂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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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那个简直黑暗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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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前天&15:39
哈哈哈&&最恶心的是咖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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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前天&18:49
那个神秘的肉，不像肉，想一坨梅干菜，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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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昨天&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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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青浦哪里可以坐徐泾3路车?有青浦有什么车可以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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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政治,揭开民国最黑暗的一面(三)
&&&&&&本期共收录文章18篇
　　八一三战役前后的 中国论文网 /1/view-296782.htm　　情报特务工作 　　 　　“八一三淞沪战役”打响后，战地上经常出现由日本豢养的汉奸暴露我炮兵阵地及高级司令部地址引导敌机轰炸的事件。如何防谍，在当时上海战场混乱状况下已成问题。戴笠奉命以特制谍，多调人员赴沪担任临时情报及防谍工作员。由招商局护航总队长喻耀离领400人组成巡查大队，在京沪警备司令部指挥下专门侦捕汉奸，保护通讯线路与桥梁，并担任防空监视、引导部队、救护伤兵与疏散民众等工作。宪兵司令部政训处处长张炎元亦由宁至沪，任京沪警备司令部联络参谋，负责战地之联络沟通。 　　“八一三淞沪战役”期间，为了配合日军刺探中国战略情报与军事部署，日本华北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派其助手南本实隆少将来到上海，欲刺探我方情报。戴笠奉蒋介石令来到上海密谋对付之策。他召来特务处上海办事处处长文强，交给手枪及爆炸力很强的达姆子弹，准备干掉南本。 　　南本来沪后，找到其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戴笠手下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参谋长杨振华进行策反。杨出于爱国心，向戴笠做了报告。戴笠决定将计就计，他要杨振华向南本推荐文强，将他伪装成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李文范少将，冒充辛亥元老李烈钧之侄，在约定的静安寺路100弄10号见面。在戴笠的“你要深思初次见面的对话，使之百分之百地相信你”的要求下，文强沉着应付了南本的考察，并带回了日人所给的“见面礼”――一大捆盖有中央银行戳记的钞票。戴笠焦急地等到文强回来，却对他带回来的一堆钞票充满怀疑，以为可能是炸弹，他责怪文强无警惕性。在经过几次检验后，才放下心来。同时戴笠又萌发了诈取日本人的钱财来补充特务活动经费的想法，他要文强多向南本要钱：“这份见面礼够大方的，这反映了他们正在饥不择食，我们机不可失。” 　　在以后的见面中，南本向文强提出了四个问题，要他提供情报：中国统帅部对抗战的决心如何?对日作战的动员与兵力配备情况如何?依靠九国公约制裁日本是否是宋子文的提议?中方对德国大使调停中日战争的态度如何?日方还增派了宪兵大佐森正一、日军报道部长大川野博等人参加会见，他们又对宋子文的行踪感兴趣，想找机会干掉这个亲英美的抗战派人物，提出让文强雇人刺宋，日方派人协助。 　　文强在奉命拟好了情报答案后，经戴笠修改后呈蒋介石批准，在南本面前上演了一出假戏真做，得到了日人的信任，骗得了一大笔资金。关于刺宋，文强建议再演假戏，但戴笠怕日人另有更大的阴谋，影响蒋宋安全，不予批准。戴笠打算继续向南本骗钱，补充他的“淞沪行动总队”的军费，所以未及时对南本下手。文强先后七次与南本会见，共计骗取了他给的46万元现款，其余300多万元为日本正金银行的支票，无法全部提取。最后，戴笠决定让文强以宴请名义将日特集中，准备在第八次见面商量刺宋计划时干掉南本一伙，并布置了特务处上海行动组的赵理君、王兆槐等行动员准备，但那天他们从上午等到下午，日本人一个也没来。后来戴笠得知是因为此时日军已在杭州湾登陆，上海战场局势已明朗，日本间谍决定不再需要刺宋和这条情报线了。 　　 　　从“苏浙别动队” 　　到“忠义救国军” 　　 　　在淞沪抗战期间，戴笠奉蒋介石之令，与“海上闻人”杜月笙及其青帮组织合作，新建了一支武装力量，从与上海各界人士合组“苏浙行动委员会”为肇始，以成立“别动队”为标志，其任务是担任对敌后方的破坏工作。 　　“苏浙行动委员会”是一个为广泛发动各界力量投入抗日而成立的组织，委员有宋子文、吴铁城、俞鸿钧、杜月笙、贝祖诒、钱新之、刘志陆、吉章简、蔡劲军、俞作柏等，以戴笠为书记长，下辖有五个支队及一个特务大队，由刘志陆任指挥，何天风(何行健)、陆京士、张业、陶一珊等为支队长，其中1～3支队由上海军训高中生及青年组成，共10800人，分布于沪西、浦东与苏州河一带；另外两个支队及特务队则由戴笠，的人马和“海上闻人”杜月笙手下的流氓武装组成。为不断扩大组织，又在青浦、松江成立了专门的训练班，在余山成立了教导团，轮流调训新征官兵。这支部队于1937年8月下旬到9月初正式成立，并投入了抗日战斗。 　　戴笠一向对建立和掌握武装部队倍感兴趣，他从自己从政的经验和交往的密友胡宗南等人及复兴社康泽成立“别动队”武装的实践来看，知道搞政治离不开武力。他特调潘其武、王兆槐、周伟龙、俞作柏、余乐醒、文强、张冠夫、陈旭东等分任机要、总务、侦谍、军事、技术、调查、交通通信、宣传各组组长，并将原浙江警校书记长兼省会警察局总政治指导员汪祖华调来上海，担任松江训练班副主任兼政训组长。汪赶往上海时曾到医院探视正在发烧的戴笠，戴对他说：“现在抗战，要同敌人拼命，我们训练干部的目的，就是训练他们不怕死，只有不怕死三个字可以打倒敌人，可以获得胜利。”他写下“不怕死”三字送汪，汪即把它装裱挂出来作为班训。 　　戴笠为别动队订下的行动原则是：1.向最危险的地方行动；2.国军前进时先行进入以启胜利之机；国军撤退时，别动队掩护破坏，潜伏收集情报，减少撤退困难与损害；3.只讲战果，不顾牺牲。 　　但是，由于戴笠的组织在战前只顾埋头于反共与内战，根本未想到有朝一日要对日本作战，因此极端缺乏对日作战的准备。其上海站对日方的情报搜集很少，作为特务处虹口行动组负责人的沈醉，在日本方面仅潜伏了一名小特务，主要还靠几个为日本服务的汉奸作为双料特务，从日本人布置给他们的任务中去揣摩日方的意图，获取情报。开战后，沈醉曾当面请示戴笠，过去以抓“汉奸”名义捕来的十余名共产党嫌疑如何处理?今后还要不要再反共?戴笠回答说：现在的工作不应该仅限于抓共产党分子了，但这项工作也不能全部放弃。这一回答，表现了他们当时对抗日与反共关系的真实态度。 　　八一三战役打响后，难民们如潮水般涌入租界，戴笠意识到他的对日情报工作是如此的糟糕，他立即派出特务，携带电台向虹口、闸北等地进发，想做亡羊补牢之举，但日本人很快便发现了这些逆人流而动的特殊人员，沈醉的虹口组8名人员在几周内便被日本人陆续监控，不得不逃走。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整个虹口区没有一个特务处的特务。如此，国民党特务们“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本质暴露无疑。 　　10月26日，淞沪战役形势逆转，国民党军退往苏州河南岸，战役进入第二阶段。戴笠的别动队第四支队张业部奉令由沪西至苏州河北岸，掩护国民党军撤退，在战斗中全部牺牲。 　　“苏浙行动委员会”为培训人员，先后开设了青浦技术训练班、松江特训班和余山教导团三个机构，大力培训别动队各种人材，形成了后来“忠义救国军”的基础。11月4日，青浦技术训练班开班，有学员408人。戴笠特地从南京赶来参加仪式，发表了讲话。
　　11月9日，国民党军决定弃守上海，戴笠令别动队第五支队及第二、三支队一部固守南市，以第五支队长陶一珊为右翼指挥官，他们原计划在十六铺与法租界间修筑一秘密通道与敌周旋，但法方不同意，别动队只好苦守阵地三日，掩护国民党军十万人退入法租界。第四日，戴笠召见陶一珊，发给特别费让他离沪去汉口，第五支队则化整为零在京沪区潜伏，第t2队在浦东游击，其余特务大队及青浦、松江训练班、佘山教导团等共1700人，由俞作柏率领，退往安徽祁门县历口镇整训。由于战局混乱，学员们在撤退途中损失很大，青浦班撤到历口的人员仅四分之一，松江班因遭到日军轰炸，全班500余人幸存者不满50人。该班设在金山卫的学员大队大队长、黄埔六期生廖曙东，在撤退途中被日军包围逼入一水塘，他开枪击毙十几名敌兵后高呼“中国不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在日军乱枪下牺牲。其后国民政府因其殉国壮烈，追授其为陆军上校。 　　沪战进入尾声，戴笠自沪赴港，针对南京无法固守之势，令第二处作妥善安排，部署长期潜伏，掩护政府大员撤退，并派徐人骥、胡子萍、郑修元、刘醒吾、尚曼留、邹履洲六人成立“随节组”，专门负责保护蒋介石的安全。 　　“南京大屠杀”期间，戴笠特务处南京区本部早迁到了市郊六合县，并不在城内，中统地方组织也已不见了人影，以致国民党中央对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和城内损失状况基本不知道。从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中外史料来看，我们还没发现有军统报务员的有关报告，但据军统大将陈恭澍在其著述中转引李雨生的记载说：“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南京区’留守同志，则避入山西路一带‘难民区’，均目睹日寇入城后之烧杀奸淫，残害我三十万军民之大暴行，震惊寰宇之暴行，亦即我中华儿女永世难忘之‘南京大屠杀’。我‘南京区’留守同志，乃不畏艰险，仍四出搜集堪称为佐证之资料，汇报上级据以公布于世界。”由于台湾方面有关历史档案至今未开放，李雨生所说此事目前尚未见到确实的史料证据。 　　1938年1月，原浦东别动队第一支队雷安大队，从浙江奉化撤往遂安，戴笠部属又在江山办了一期游击干部训练班，在东阳成立“浙东支队”。戴笠将这些武装统编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教导团”，以历口部队为第一团，江山部队为第二团，戴为总团长，俞作柏为副团长，实际负责工作。 　　3月13日，戴笠奉蒋介石电令：“收容整编流散浦东及京沪、沪杭沿线之国军，期以加强敌后游击工作”，戴笠即派阮清源、鲍步超、管容德等人办理，到4月底已编成五个支队一个直属大队、一个南京行动总队连同教导第一、二两团(后改为第一、二两支队)，总人数达1万余人。1938年5月间，呈准撤销“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番号，改称为“忠义救国军”，成立新指挥部于汉口，以戴笠为总指挥(后改俞作柏)，徐光英为参谋长(继任者尚望)，总指挥部推进至浙江孝丰。 　　忠义救国军的主要活动地区是在苏浙皖一带，他们在浦东、南京市郊高淳及澄锡虞等地区与日军多次作战，牵制了日伪大量兵力。发生在日的无锡璜塘之战就异常激烈，日军400人带三门小炮，向无锡以北的璜塘忠救军攻击扫荡。忠救军指挥官杨蔚以预备队包同敌军左侧背，第五支队主力包围右翼，日军顿感不支。后来日军援兵到达，激战至入夜后忠救军各队即迅速脱离。此役忠救军伤亡80余人，共毙日军百余名。 　　1938年9月，因顾及蒋介石的猜忌，戴笠很识相地辞去了忠义救国军总指挥的职务，由俞作柏继任。这样一来，戴笠既避免了被攻击怀疑的口实，又能继续确保对这支队伍的控制。其后，忠救军经历了一个大发展时期，许多流散在沪宁地区的散兵以及地方武装被收编入队，忠义救国军的成分也随之复杂起来。各支队人员良莠不齐，负责人之间互相猜忌，为争夺控制权而矛盾排挤；部分为薪饷而来的部队与日伪眉来眼去，甚至直接率部投伪。此外，忠义救国军与第三战区也有着矛盾和摩擦，蒋介石为此曾把戴笠找去训斥，责令他对忠义救国军加以约束。 　　日，戴笠在金华召集忠义救国军主要干部，开了一个干部会议，对当时的环境与今后的战略进行了规划。确定以浙江长兴、安吉、孝丰之三角地带为该军游击根据地，以太湖为中心将江阴、无锡、常熟等县为前进游击区，收容流散国军，策动伪军反正，同时布置情报网，并发动民运，捕杀奸伪。另外要求在不增加“中央负担”的情况下进行整训整编工作。1939年12-月间，戴笠又在金华召开了一次有东南五省特务头目参加的“北山会议”(又称东南五省会议)，这次会议将汪伪政权和新四军视为两大敌人，自称要进行“夹攻中的奋斗”。戴笠提出在上海建立“上海统一委员会”，成立对日汪进行情报收集和策动反正的机构，派忠义救国军政治部主任文强为少将主任委员，主持具体事务，专门负责策反和情报的搜集，而各地的行动队及忠义救国军各支队等武力支持配合其各项活动，对日伪进行打击。这两次会议确定了忠义救国军今后的方向和主要任务。 　　1940年3月，忠救军全部集中于孝丰，整编为四个纵队加一南京行动总队、一淞沪行动总队(各700人)，另加一个特务大队、一个军官训练队，共计有二十六个大队加两个直属队，总兵力29611人，分布浦东、上海及京沪、沪杭铁路，京杭国道一带地区。以周伟龙为总指挥，王春晖、李穰、阮清源为大队长，其余官兵交第三战区处理。迁总指挥部于安徽广德。 　　忠救军在经历了孝丰整编、进军敌后等阶段后，由周伟龙、阮清源、马志超先后担任总指挥，这支部队在东南地区敌后与日伪作战，也与中共新四军不断发生摩擦，其活动的特色完全是与戴笠及军统组织的工作特点相一致，成为军统局在敌后的武装力量。但总的来看，其性质是一支以抗日为主的队伍。 　　 　　开辟“孤岛”战场 　　 　　1937年11月淞沪抗日战役结束，国民党军队撤出上海，日本军队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市区，随着日军在华占领区的不断扩大，上海租界在沦陷区内成为孤树一帜的“孤岛”，长达四年。战时“孤岛”的抗日活动以暗杀敌伪头目为主，也有日伪方面对抗日阵营的攻击，因此造成了双方多次的报复与反报复，使得流血恐怖事件不断发生。 　　日军占领上海后，于1937年底搜罗了一批“绅商闻人”，准备在租界成立所谓“上海市民协会”，作为建立伪政权的一个步骤。重庆当局决心阻止日本的阴谋，命令军统特务开展行动。 　　日，准备参加伪“市民协会”的南市水电公司经理陆伯鸿被军统特务开枪打死；另一参加筹备该会的上海“米大王”顾馨一住宅则被投了手榴弹，顾被炸死；日，拟任伪“市民协会”骨干的尤菊荪又遇刺重伤。这些事件极大地震慑了准备与
日本合作的汉奸，以致伪“市民协会”始终未能成立。 　　在这一阶段，日本人利用上海滩大流氓常玉清的组织“黄道会”，来对付重庆国民党军统的暗杀活动。但流氓组织的作用毕竟有限，日本人于无奈之中认为只有“以华制华”才能解决问题，急于扶植伪政权来与重庆对抗。 　　 　　李士群叛逃与 　　中统组织的分裂 　　 　　1938年初，日本卵翼下的南京“维新政府”成立，接收了上海海关和税局后，“维新政府”派俞模为“盐务署督办”。5月29日，在重庆方面运作下，俞被自己的保镖开枪打死。以后无人敢接此职，以至虚位甚久；“维新政府”另一位“绥靖部长”周凤岐，上任不久就在出门送客时被枪杀于上海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寓所门口；附伪的《晶报三日刊》主人余大雄被斩于“维新政府”在上海的大本营――虹口北四川路新亚酒店的浴缸中；《申报》记者钱华，乘人力车经跑马厅一侧的龙门路时挨三枪被打死；《时报》经理王季鲁也遇刺杀被救。重庆特工的屡屡出击使“维新政府”汉奸胆寒，日本人脑火至极。 　　这时，李士群出现了。 　　李士群，浙江遂昌人，生于日。他早年丧父，家境贫寒。后来，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不久又转至上海大学读书。大革命兴起后，李士群也在激情驱使下投入了革命，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被派到苏联留学，肄业于东方大学。 　　1928年，李士群回国后，以“蜀闻通讯社”记者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不久，他被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逮捕。为了避免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他托人走通了上海青帮“通”字辈大流氓季云卿的门路，将其保释出来。李士群向季云卿投了“门生”帖子，从此与上海流氓帮会挂上了钩。 　　1932年初，李士群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逮捕，在敌人的威胁利诱下，他丧失革命气节，成为中共的叛徒。由于他系一名普通党员，投敌后并未受到重用，最初只是被委派为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后来又奉陈立夫之命，与丁默?、唐惠民等主办《社会新闻》杂志，专司诬蔑、诋毁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之职。后因发表了一篇讥讽日本天皇的文章，他们被日本使馆告上租界法庭，是大律师余祥琴为他们辩护才得以无罪开释，李士群给余报酬余也不要，李便欠了他一个人情。 　　1932年，中共中央特科“红队”在上海制裁了国民党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史济美(化名马绍武)，丁默?、李士群等被中统组织怀疑与史济美之死有关，均被再次逮捕。 　　丁默?叛共较早，在国民党cc派里有靠山，很快便被保释出去。而李士群却被押解回南京的特工总部，饱尝了酷刑之苦，最后由其妻叶吉卿用尽手段买通了徐恩曾，甚至以身相献，总算是把李士群保了出来。从此李士群恨透了这帮蒋介石的特务头目。 　　1937年11月，国民党特工总部撤离以前，在南京设了个“留守处”，由徐兆麟负责，李士群是留守处的成员之一，奉命在日军进入南京之后潜伏下来。可是未及日军攻城，他便仓皇地从南京逃到了汉口。这时，调查科已正式扩大为中统局，李士群被安置在中统局临时办事处工作。由于在中统一直得不到重用，李士群“怀才不遇”又另有二心，他看到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连战皆败，更对抗战前途失去了信心，遂萌生了改换门庭的念头，也好早点离开他所厌恶的那帮国特。 　　1938年，李士群调任国民党浙赣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他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在领取了特务经费后，携款绕道广西、云南，避开中统布置在广州一带的耳目，取道河内逃到香港。抵港后，他很决就搭上日本驻港总领事中村丰一，表示要向日方投降。 　　中村写信把他介绍给驻上海的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清水董三就让李士群帮着为日本大使馆搜集情报，李士群满口应允。于是，南中共叛徒变为中统特务的李士群，再变为叛同投敌的汉奸。 　　李士群的背叛中统，是同民党特务组织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件，他投日后拉出了一批中统老同事，又逮捕诱降了不少军统人员，最后形成了与蒋系同民党对抗的日汪特工组织，给重庆政府及中统军统带来了大麻烦和大损失。这是中统用人的一次大失败，也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内部矛盾的必然产物。 　　李士群投日后，首先找到在沪的原国民党内的朋友唐惠民、章正范、刘坦公等人，又把留在租界内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汪曼云拉下水。汪曼云原本与中军统都有复杂关系，李士群得到他们的帮助，形成了上海滩上投日的情报小集团。 　　由于李士群的活动对国民党在上海的潜伏人员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军统决定动手除掉李士群。1939年元旦前，军统上海区行动股股长于松乔秘密来到杜美路(今东湖路)1l号汪曼云的家，要他协助行动，但汗不仅没有帮忙，反而向李透露了消息，使得军统的这次刺李行动失败。 　　1938年底，李士群在日本特务机关授意下，由专搞情报工作转向特_T活动。他派人去昆明，请过去在中统内的顶头上司丁默?来上海投敌，共同组建特务组织。 　　丁默邮，湖南常德人，早年也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后来投靠国民党“CC系”，在上海从事文化特务工作，1934年曾出任陈立夫为首的国民政府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与徐恩曾、戴笠为同级，是老牌的国民党特务头目。抗战开始后，中统、军统分家，徐恩曾、戴笠分灶吃饭，各成一体，丁默?却被闲置为军委会少将参议，心中不免难耐不平。迫于与李士群一样的处境，他为“再干一番事业”，于是答应下水。 　　丁默?潜来上海，与李士群会合，共同向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成员、军部代表土肥原贤二提交了在沪的抗日组织及人员情报，并递上准备好的《上海特丁计划书》，要求得到日方的资助。 　　土肥原贤二与其特工助手晴气庆胤及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商量，决定扶持丁默?和李士群组织特务机构，由丁默邮、李士群、唐惠民、章正范等组成“七人委员会”来指挥，同意每月拨给活动经费30万元，并一次性配发手枪500支，子弹5000发及炸药500公斤，并指定该特务组织直接由晴气庆胤负责领导，总部设在上海忆定盘路(今江苏路)10号。 　　1939年3月，李士群在上海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正式成立了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工总部”，即“76号”特务组织，由日军大本营直接指挥。8月，划归影佐祯昭主持的日特机构“梅机关”。9月后，汗伪政权登场，“76号”才成为汪伪的特务组织。 　　“76号”前后的主要人物都是来自中统与军统的叛徒和上海帮会分子。除丁默?、李士群之外还有苏成德、马啸天、吴四宝、林之江、万里浪、胡均鹤、夏仲鸣、潘达、戴昌龄以及后来投汪的军统干将王天木、陈恭澍等人，在丁默?左右的人员有顾维武、黄香谷、凌宪文、李子云等，跟随李士群的则有傅也文、黄敬斋、唐惠民、叶耀先、孙时霖
等。“76号”有两个行动大队，吴四宝率一队守备本部，张鲁率一队守卫愚园路1136弄汗精卫与周佛海的住地。另外还执行其他行动。 　　这样，一个被晴气庆胤称为“以恐怖对恐怖、以枪对枪的野蛮计划”便开始实行了。 　　 　　血战上海滩 　　 　　汉奸特务的屠刀首先指向了上海的新闻出版界，其原因也就在于“抗日报纸通过租界把东洋鬼子日本这个坏名声传遍了整个上海，只要这些报社的印刷机在租界里，日本无论使用什么力量都不能迫使它停机1秒钟”。1938年2月初，日本唆使黄道会暗杀抗日的《社会晚报》经理蔡钓徒，并残忍地将蔡的头颅悬挂在法租界巡捕房对面的电线杆上；2月9日，《大美晚报》、《文汇报》、《华美晚报》、《时代报》和《上海报》均收到所谓“正义团”的恐吓信，称如有反日情绪，将与蔡钓徒同命运；2月10日，《文汇报》被手榴弹袭击，两名职员受伤，《华美晚报》也遭手榴弹袭击；13日，数报馆又接到恐吓信；2月12日，《华美晚报》经理《大美晚报》经理各接到方盒一只，内有一只血淋淋的手臂，并附有恐吓信；24日，《华美晚报》报馆被袭击，10人受伤：3月22日，日本特务与汉奸指使暴徒向《文汇报》报馆投弹，炸伤路上行人；3月27日，日本特务将注有毒液的橘子、苹果、柚子分放在三个花篮送到《文汇报》报馆，并附有三封英文恐吓信。 　　对于日伪特务的疯狂活动，重庆中统与军统被迫进行了再反击。尤其在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等人出走投日到达上海后，他们接奉制裁指令，活动更趋活跃，戴笠命令军统上海区刺杀在沪汉奸头面人物。上海区随即成立了两个行动组，由赵理君和复又回归军统的林之汀两人分别担任组长，专门进行暗杀活动。地下特工的锄奸活动因此频繁开展，参加伪政权的大小汉奸们惶惶不可终日。 　　日，伪上海市督办公署土地局长任保安遇刺毙命； 　　6月29日，伪市督办公署船舶检查处处长尚德明被刺死； 　　7月4日，黄道会副会长周柳五在沪遇刺毙命； 　　8月30日，伪南市维持会会长陈云被刺死； 　　9月30日，被日人看重的唐绍仪在法租界寓所遭国民党特工暗杀； 　　日，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篆在家中被暗杀； 　　1939年2月，共发生暗杀日伪人员案18起，死21人，伤10人。 　　军统特务对汉奸的暗杀制裁行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动摇者的投敌，营造了抵抗日本的气氛，并鼓舞了沦陷区的人心。但由此招来日伪的疯犴报复，使民众饱受了惊恐与伤亡。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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