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蠡县地名特征
蠡县现有行政村232个，20世纪80年代初期，通过对全县村名普查表明，明初建村庄居多，占现有村庄的1/3强。根据《蠡县志》记载，建于东汉以前的24个，唐代3个，宋代27个，元代6个，明代135个，清代23个，民国时期5个，新中国成立后9个。
以姓氏命名：有86个，其中以西移民姓氏命名的村占35个，如戴家庄、郭家庄、耿家庄、崔庄等都是以移民姓氏命名的村庄。
移民建村命名：有32个，如南玉田、东柳青、道西等，都是明永乐年间山西移民新建村庄。
以军事机构命名：以兵营、卫、佐命名的村庄有32个，如潘营，据传宋朝一潘姓将官在此安营扎寨故名。南、北忠卫，宋朝建村，因村西有宋朝边防军的阅兵台，取忠心保卫边防之意故名。因境内战事不断，屯兵、宿营之地成为村落之名的还有贺家营、东营、西营，东、西侯佐，东、西曹佐等。
以地势方位命名：有45个。
如河西村，因东临运粮河故名。北郭丹，建村时因东北部有选拔武士的擂台名北丹台，又因山西移民郭姓迁此故名。握纽庄原名庄子，清同治八年（1869），因
挖井挖出一块大石头，形似卧牛，故取村名为卧牛庄，后村民认为此名不雅，根据谐音改名握纽庄至今。东莲子口、西莲子口、北莲子口、南莲子口、中莲子口五村
均建于宋代，因位于莲花淀的五个方位得名。八里庄，建于元代，因村距县城八华里故名。
以古城古迹命名：有18个。
如南、北两关，因位于城南、北，为守城之关得名。东、西北寺，建村时因位于一大寺东西两侧故名。大百尺村建于唐代，因此地有百尺高的土台故名。古灵山建于
清代，因村西南有古土山一座，香火盛而灵异故名。鲍墟，相传东周时鲍叔牙生于此，曾有“鲍叔故里”之称，后因战争成废墟，重建村时，故名鲍墟。孟尝，相传
战国时有慕孟尝君好客之名者在此开店，有“孟尝君子店，千里客来投”之说，后修有孟尝君庙（1938年拆毁）。
以数字命名：有7个，如十家庄，1958年从榆林村迁出10家建村故名。另有五坊、张七等村都是以数字命名的村庄。
其他方式命名：有12个，如志愿村，1947年，因该村自愿参军的青年较多，故改村名为志愿村。刘铭庄，明代燕王军队杀到此处，见庄稼人（种田人）不杀，故取村名“留命庄”，后演化为刘铭庄等。
蠡县冀中平原中部，地势平坦，自西南向东北缓缓倾斜，坡度在0.3‰~0.1‰左右，海拔高度（黄海）在20.9~10.2米之
间。境内河流主要有潴龙河、孝义河、月明河、小白河和北陈村分洪道。潴龙河为行洪河，流经县境35公里，孝义河、月明河、小白河都为排沥河道。四条河流均
属海河流域大清河南支水系。蠡县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光、热、水资源较丰富。春季多风少雨，气侯干旱，夏季湿热多雨，秋季天高气爽，冬季寒
冷少雪。年平均气温12.1℃，1月平均气温-4.5℃，7月平均气温26.3℃。年平均降水487毫米。年平均日照时数2628.9小时。
地表植被包括野生植物（杂草、
菌类、苔藓）和栽培植物（树木类、作物类、蔬菜类、草药类）。生物资源有药草类、菌类、用材林、果树、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草、蔬菜、花卉等植物资源和
鱼类、家畜、家禽、鸟类等动物资源。石油是蠡县主要矿产资源，已探明大百尺、万安、辛兴、鲍墟等10个乡镇有石油蕴藏。
蠡县历史风云
张牛角起义
东汉中平二年（185），博陵（治所在今蠡县西）人张牛角率二三万农民起义，反抗东汉腐朽统治，转战在河北一带，不久同常山褚飞燕率领的起义军会合，被推为首领，在进攻瘿陶时，张牛角中箭身亡，其众归褚飞燕部，后褚上书请降，被收编。
葛荣击杀元融
北魏孝明帝孝昌二年（526）九月，农民起义军葛荣率部在博野（今蠡县地）牛逻击杀北魏大将章武王元融，自称天子，立国号齐，年号广安。建义元年（528）八月，尔朱荣带兵镇压起义军，葛荣麻痹轻敌，战败被俘身亡。
蠡县农民起义
清同治六年（1867）七月五日，蠡县、高阳、容城、祁州、肃宁、任丘一带农民相继起义。八月一日，起义民众联合与清军作战。转战在蠡县、清苑、高阳等地，后遭清军围剿，起义失败。
反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斗争
1927年下半年，中共博蠡党支部根据群众反映村公所存在账目不清、贪污自肥问题，决定以国民党县党部（成员控制在共产党手里）的名义在全县农村开展清查村公所账目的斗争。1928年2月，蠡县国民政府财政局局长侯锡煅贪赃枉法，群众反映很大。农民协会会员在共产党员曹承宗带领下，到县财政局查账，查出侯锡煅贪污的款额，当即呈报省府，把侯押送法庭，并免去其财政局局长职务。同年8月，道西村一农妇被婆家虐待致死，县长王汝楷与司法科长受贿500银币，竟将此案改为自羞而亡。莘桥（时属蠡县）常更周借给县城王某某4000元钱，常几次要账，王不还，因此，常到县衙告状，县长王汝楷不理，后常更周给王汝楷行贿400元钱，县长王汝楷即将王某某拘押。王汝楷贪赃枉法，引起公愤，中共蠡县党组织联合进步人士到天津（河北省会）告状，省府派人查实，将县长王汝楷与司法科长撤职。
反割头税斗争
蠡县农民素有杀猪过年的习惯，猪肉一部分自食，一部分拿到集市出售，以补充生活所需。1928年初，蠡县国民政府对农民自宰猪增征“割头税”，每头猪征收割头税五角，群众极为不满。1931年1月15日，为县城集日，在中共蠡县党组织的领导下，两千多名群众上街游行示威，反对国民政府征收割头税榨取民脂民膏的行为。愤怒的群众砸了征税所，并到县政府请愿，在群众的压力下，县长被迫答应暂不征收割头税，反割头税斗争取得胜利。
20世纪30年代初，高、蠡地区由于地主高利贷盘剥和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加上天灾人祸，使广大农民生活非常困难。各界群众反抗情绪日益高涨。1932年8月8日，中共保属特委书记黎亚克到蠡县巡视工作，认为蠡县东北区与高阳东南区地方暴动条件已经成熟，报中共河北省委批准，决定于8月下旬进行武装暴动。8月25日，省军委书记湘农和保属特委委员贾臣来到中共博蠡中心县委书记宋洛曙的家乡蠡县宋家庄，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8月28日举行武装暴动。8月27日早
晨，宋家庄村一路暴动队伍，在湘农、宋洛曙的指挥下提前一天作舆论准备。当日贴出署名“主席湘农、副主席宋洛曙”的“保属革命委员会第一号”布告，把游击
队的十大纲领公布于众，鼓舞了高蠡地区广大被压迫农民的斗志，游击队的士气更为高涨。当日即在蠡县宋家庄、林堡、杨马庄、孙家庄，博野县吴王庄，清苑县李
家庄一带收缴地主长短枪28支，并张贴布告、标语，宣传红军游击队的政治纲领。组织游击队武装共50余人，于晚间正式编为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第一大队。28日，游击队继续在宋家庄一带发动群众，收缴武器弹药，壮大队伍，游击队扩大到100余人。8月29日下午，红军游击队第一大队到达蠡县东北部南玉田村，与王义顺、田胜德、王凤斋领导的80多名游击队员汇合在一起，组成红军第二大队。暴动队伍继续向北进发，30日中午到达高阳县北辛庄村，顺利地解决了公安分局及保卫团人员，缴获长短枪40支。随即集合西演、南、北辛庄等村的党团员和革命群众120余人，成立了游击队第三大队。
8月30日晚上，湘农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建立地方苏维埃政府，湘农任主席，宋洛曙任副主席。正式成立“河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湘农任支队长,宋洛曙任副支队长,下设3个大队，共300余人,长短枪120余
支。支队部和苏维埃政府设在北辛庄高级小学院内，门前悬挂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上写“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河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队
部”。各大队也都挂起了红旗。游击队队员为了表示打击敌人不畏牺牲的决心，脖子上都系有作为标记的红带，叫作“牺牲带”。
红军游击队第三大队留守北辛庄村，第一、二大队去西演村一带打游击，宣传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下午游击队伍回到北辛庄村。国民党军白凤翔部驻安国的一个
骑兵连，包围了北辛庄高级小学。红军游击队在湘农、宋洛曙等指挥下，与敌人展开激战。蔡书林抢占公安局大门顶上的小更楼，击毙国民党军队两个士兵，打伤一
名排长，迫敌稍退。宋洛曙在院内带领部分队员，打击敌人，掩护突围。湘农带领部分队员冲出包围圈。敌人冲进院内，宋洛曙仍带领队员向敌射击，最后英勇牺
牲，蔡书林也壮烈牺牲。红军队员牺牲18人，被捕19人。随后，国民党军队抽调兵力，向北追捕，在高阳县高家庄与游击队相遇，一场激战后，红军游击队被迫解散。
高蠡暴动历时5天，前后有47人牺牲。虽然暴动失败了，但却从政治上打击了反动阶级的统治，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为后来冀中平原上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打下了基础。
各界抗日救国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蠡县党组织积极动员全县人民一致抗日，并领导全县人民进行抗日武装斗争。7月11日，
中共蠡县党组织在县高级小学，召开成立蠡县各界抗日救国会筹备会议，经过与各阶层爱国人士商讨，于14日正式成立蠡县各界抗日救国会。会后，全体与会人员
上街游行，散发抗日救国会章程、宣言及告全县民众书等宣传品。同时，中共蠡县党组织做出在农村建立各界抗日救国会的指示，派出4个宣传队，深入基层、乡村，开展抗日宣传和组建抗日救国会工作。到9月中旬，全县建抗日救国会209个，会员达3万余人。9月18日，县各界抗日救国会组织2万余人在县城集会，为纪念“九·一八”国耻日召开群众大会，大会号召全县人民立即行动起来，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铲除汉奸，一致抗日。会后进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并散发传单，还出版《救亡报》等刊物指导抗日斗争。
莲子口战斗
1939年6月30日，
八路军一二○师主力部队沿潴龙河大堤直插蠡县莲子口村，阻击要往那里驻扎的日军，张宗逊率独一旅渡河包围大百尺日军据点而不打，欲阻击保定、高阳之日军。
次日黎明4点，师长贺龙和参谋长周士第发觉正南庄阵地有敌情，并隐约听到汽车的马达声，余秋里部战士马上进入阵地，集中精神听候冲锋信号。4点15分，日军一个中队分三路纵队顺大路而来，待同余秋里部只隔一道土埂时，八路军战士们立即跳出战壕，一阵冲杀，五六分钟即歼灭了来犯之敌。紧接着日军第二中队出现在200米之
内，正南庄阵地响起冲锋号，八路军战士们奋勇拼杀，不到20分钟又将日军全部歼灭。此时，日军后卫部队从庄稼地里散开向八路军阵地进攻，战士们以重机枪向
日军散兵射击，迫击炮向日军汽车猛轰，展开了激战。贺龙、关向应在总指挥部指挥，余秋里部对付日军已暴露的火力点，张平化部迅速歼灭日军两个中队，贺炳炎
部将肃宁县驶来的日军3辆汽车，共100多名日军一举消灭。日军再次组织进攻正南庄阵地，经过七次拉锯式激战，日军落了个尸横遍地，鬼哭狼嚎。日军又集中兵力反扑，八路军隐蔽的重机枪连从侧面猛射，日军伤亡更加严重。从早晨4点到晚8点，日军发动大小攻势20余次，均被八路军击退。此战日军谷寿夫师团伤亡近千人，矶谷廉介师团被孟庆山、刘秉彦和杨万伦部队阻击，损兵折将退回河间。保定和高阳的日军增援部队，进入张宗逊布好的“口袋”，也被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回。
齐庄突围战
齐庄位于蠡县东北部，共产党基层组织建立较早，且处于蠡县、高阳、肃宁三县交界地带，为蠡县抗日根据地。1941年10月6日，冀中九分区二十四团、三十三团进驻该村开展武装抗日斗争。10月14日至15日，蠡县、高阳县城集结大批日伪军，莘桥、大百尺等据点也调兵遣将，妄图将八路军冀中九分区二十四团、三十三团和蠡县党政军群机关干部一网打尽。蠡县党政军领导针对日伪军的动向，决定立即转移。16日凌晨，党政军群机关400多人转移至高阳县大团丁村，八路军冀中九分区二十四团、三十三团也于当晚转移到肃宁县。是日晚，侦察员报“蠡县、高阳城内的日军已于当日下午撤回保定”。由于敌情变化，县领导误断敌情，决定队伍返回齐庄。于17日
早晨向齐庄返归，行至刘佃庄附近时，天已拂晓，隐约发现刘佃庄一高房上有三个头戴毛巾的人，县大队大队长丁砚田觉得可疑，立即向领导汇报。而主要领导却认
为“是百姓晒粮食”（实为敌岗哨），仍令队伍继续前进。行至潴龙河大堤时，又发现几个人牵着牲口顺潴龙河堤两侧逃跑，仍未引起县领导的警觉，坚持让部队继
续前进。实际上日军已调集2000多人的兵力，对齐庄形成包围圈，企图歼灭驻齐庄的八路军冀中九分区二十四团、三十三团，不料二十四、三十三团已安全转
移，日军扑了空。这时日军发现县党政军群机关队伍由东而来，有意在潴龙河南岸闪出一条通道，将抗日队伍放进来。约6时
许，队伍来到齐庄村南还未站稳脚步，就听侦察员报告：“我们被敌人包围了。”由于敌情来得突然，县委主要领导立即分路突围。丁砚田带一小队向西冲击，一出
村西遇到日军机枪猛烈扫射，县大队指战员勇猛还击，日军火力减弱。县委书记王进学和县大队副政委陈淑恒带领二小队越过平地，很快进入刘家营东口道沟的转弯
处。一班战士奋不顾身向前冲去，全部牺牲，二班战士二次冲锋，也都殉国。四周日军步步逼近，枪声更紧。丁砚田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副政委陈淑恒和大队总支
书记李顺和也相继倒下。县委书记王进学耳部中弹，昏迷过去。同县大队突围的县党政军群机关部分人员，在齐庄村女自卫队队长李蔓莹带领下，避开日军锋芒，使
40多名同志安全脱险。县委敌工部长刘拓和其他几位同志，向西急速跑入交通沟，使南北两方之敌发生误会，自相射击，刘拓等人趁机冲出重围。谷振海带领的一
个小队，与团团围上来的日军展开激烈战斗，经过反复冲杀，80余人的小队只剩下9人。县公安局人员在局长王勤（于盛华）带领下，向南突围，在日军密集的火力下被迫退回来。李蔓莹又一次带领公安局的人员突入交通沟，方脱险。王勤得知县领导尚未冲出，毅然返回齐庄，找到县长王志远等，他们几次冲杀突围未果，均壮烈牺牲。战斗从清晨6点一直打到下午3点，县党政军群机关以及县大队受到严重损失，县委书记王进学负伤，县长王志远、县大队大队长丁砚田、副政委陈淑恒、总支书记李顺和、公安局长王勤等73人为国捐躯，数十人身负重伤。
三岗（滑岗、蔺岗、宋岗）战斗
1943年6月15日，八路军冀中军区七分区三十六区队二连、三连及安平县县大队，进驻蔺岗和滑岗村，蠡县伪特务队头子郑国志闻讯带领百余人的特务队，来到滑岗村西。当特务队进至距二连阵地100米时，
埋伏在村西口的二连和安平县大队的三挺机枪一齐开火。特务队顿时乱作一团，死伤大半。伪特务队头子郑国志连中三弹身亡，剩下的特务慌忙逃窜。三十六区队等
未及转移，高阳、蠡县、肃宁等地增援的日伪军近2000人已从西、东、南三面包围了滑岗和蔺岗，连续发起进攻。八路军指战员沉着应战。日伪军连冲3次，
均被打退，遂用炮火狂轰滥炸。我军伤亡不断增加，决定突围转移，经过40多分钟的激烈战斗，转移到蔺岗村，日伪军尾随而至。二区小队和安平县大队密切配
合，与日伪军展开争夺战，战斗一直进行到天黑，日军始终没摸着八路军实力，八路军指挥员摸准日军薄弱点，集中火力冲杀前进，边战边撤，突出重围，转移到东
魏村。“三岗”战斗，毙伤日伪军200余人，八路军伤亡50多人，此战是反“五一扫荡”后冀中军民同日伪军进行的一次较大战斗，鼓舞了军民的士气。
张村营战斗
1944年3月28日拂
晓，八路军二十四团三连和蠡县县大队，奉命在张村营截击向北侵犯的日伪军。在广大群众配合下，三连指战员和县大队同日伪军展开了顽强的战斗，经几次冲杀，
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到中午，博野、安国、保定等处日伪军2500余人赶来增援。三连和县大队孤军作战，处于重兵包围之中，战斗异常激烈。八路军指战员无
不以一当十，愈杀愈勇，毙伤日伪军600余人，击毁其军械装备无数。在浴血奋战中，除三连一排战士及县大队为掩护群众撤退外，三连连长张丛新、团政委郝宗玉、县大队总支书记刘继仁等200名指战员壮烈牺牲。抗日战争胜利后，蠡县民主政府在张村营修建了烈士陵园（1971年8月重修），以告慰英烈在天之灵。
林堡伏击战
1944年6月25日早
晨，八路军二十四团，三十四区队，蠡县、博野县两个县大队，在林堡公路附近埋伏，截击由蠡县回保定的日军所谓“常胜部队”宫本秀雄小队。下午3点，日军两
辆汽车进入埋伏圈，二十四团政委王攻学一声令下，枪弹齐发，展开激战。日军组织反扑，蠡县、博野县大队从侧面以密集火力向敌扫射，日军在八路军的猛烈打击
下，跳进路旁的壕沟内，仓惶北撤，又遭三十四区队迎头截击，日军进退两难，复向南窜，又被东、西、南三方面八路军的密集火力拦住去路。日军小队长指挥士兵
东窜，跳到一个较深的壕沟里。八路军迅速包围过来，手榴弹如雨点般投进壕沟，壕沟内顿时爆炸声震天。最后，八路军战士们一拥而上，彻底歼灭了沟里的残敌。
此次战斗，全歼日本宫本秀雄小队43人，俘虏日伪军及随从人员10余人，缴获汽车2辆，掷弹筒2具，机枪3挺，步枪40余支，手枪1支。八路军排长鲁连成等20名战士英勇牺牲。
蠡县传统经济主要以农业、畜牧
业、林业、工业和个体手工业为主。农作物种植以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为主。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甘薯、谷子、高粱、豆类和其它杂粮为主，经济作物以棉花、
油料（花生、芝麻）、瓜菜、烟草、柳条为主，畜牧业以牛、驴、骡、马、猪、羊、鸡、鸭、鹅、兔为主。林产品主要有桃、杏、梨、苹果、葡萄等。盐碱低洼的土
地，较适宜种植棉花，历史上素有“银蠡县”之称。
工业是在私营手工业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西汉时民间已有制陶、熬盐业，唐代又有了土纺车、土织布机和裁缝、刺绣、打铁、木器、制陶、荆编、淋硝等。明代，手工业发展较快，以熬硝盐、制干
香、织布、皮毛加工为多。明末清初，随着大百尺、留史等村皮毛制革业兴起，不少农民将土制盐硝用于制革、制裘工业，留史周边农民用当地盐碱土熬硝卖给土法
制革户，还有的常年推着独轮车到外地采购皮革，或利用潴龙河水运至天津，同时也吸引来外地皮货商，留史村皮毛形成市场，周边大户建起皮店。此外，米面加
工、轧花、油坊、酿酒、豆制品、粉坊、柳编、苇编、缝纫、制鞋、土布、木器、砖瓦窑等逐渐发展。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手工业者专门为市
场交换而生产，产生了商品经济，特别是旧时寺庙较多，据县志记载有70多处）。但规模小，技术落后，加之战乱，产值低、利润不大。历史上流传的“要想发，
种棉花”、“富不富，看织布”和“白楼的皮袄，朱佐的胶，李佐的皮条、王村的硝”以及“皮不经留史不知其价”的说法，也印证了传统产业与当代蠡县纺织大
县、皮毛皮革两大产业的渊源。据1949年统计，全县有国营工业6家，私营加工业和手工业2114家，工人1700名，产品270种，年总产值113万元
（现价）。全县粮食产量3.75万吨，亩产68公斤，社会产值3669万元（现价），工农业总产值3369万元（现价），国民收入2466万元（现价）。
新中国成立后，蠡县人民政府为
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经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逐渐变小农经济为集体经济，经济得到发展。但由于随之而来的“大跃进”、“文
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经济发展出现曲折。蠡县经济以传统农业为主。1973年粮食丰产，实现有史以来第一次自足，在全县范围内兴办县、社、队“五
小”工业。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蠡县各项建设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化纤纺织业和皮毛皮革业为主的乡镇企业异军突
起并得到迅猛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蠡县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使全县农村逐步实现了由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1984年，蠡县跨入全国富县的行
列。1985年社会总产值4.73亿元，国民收入2.32亿元，分别比1975年增长198.1%和230.1%，人均收入560元。
1990年，全县叫响“无农不
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口号，县财政直接向农业投入161.9万元，银行发放农业贷款715万元，主要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抗旱御灾能力。
县办工业、乡镇企业继续坚持“搞活开放”的方针，大力扶持化纤毛纺织、皮毛皮革等特色工业和区域经济。为完成“八五”计划制定了一系列措施。1993年，
全县9个乡镇被河北省命名为亿元乡镇，1995年，全县137个村达到小康水平，全县社会总产值达81.27亿元，农民人均收入1966元。
“九五”、“十五”期间，蠡县
实施科教兴县、市场兴县、外向带动三大战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力抓好农业、乡镇企业和城镇建设三大重点，狠抓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推进
农村产业化进程，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出现了以麻山药饮料为龙头的大曲堤乡麻山药种植基地，以南庄镇果品蔬菜批发市场为龙头的蔬菜、瓜果产销基地，以鲍
墟乡、北郭丹镇为中心的奶牛、肉鸡养殖、獭兔和珍稀动物养殖等6个基地。创国优名牌1个，省优名牌2个，在产业布局上形成“南菜北药、东果西粮”的种植格
局。狠抓乡镇企业二次创业，转机制、调结构、建市场、创新业，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力度，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实
施了启发科技园区、朱佐村制革工业园区、兑坎庄橡胶工业园区、魏佐村羊绒园区建设。除毛纺织和皮毛皮革两个特色产业外，橡胶、毛毯、毛巾等成为新的经济增
长点。城镇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完成了县城主要街道的拓宽改造工程。并以“洁齐亮美”为目标，以一城（县城）三镇（留史镇、辛兴镇、百尺镇）为重点，加
强基础建设，整治城镇容貌。进入21世纪后，县域经济得到长足发展，逐步形成一、二、三产并重，协调发展的格局，更加注重科学发展，狠抓节能减排，人民生
活水平、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到2006年底，全县国民生产总值51.7亿元，财政收入25655万元，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11974元，农民人均收入4792元。
蠡县戏曲活动兴盛于清代，主要剧种有昆曲、京剧、河北梆子、老调、丝弦、哈哈腔、娃娃腔等。清末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全县有30%的村有业余剧团或小戏班。抗日战争期间，一度萧条。到1949年，全县业余剧团发展恢复到27个，1956年发展到87个，到20世纪60年代末，50%的村庄都建立了业余剧团，较有名的有郑村“蒋家”京剧剧团、八里庄丝弦剧团，陵阳老调剧团、东北寺老调剧团、城内歌剧团等，不仅活跃了农村文化生活，还为一些省、市培养输送了大批戏剧人才。如京剧女须生卢桂芬（郑村人），唱腔优美，20世纪30年
代即录制了唱片。京剧花脸马保山（鲍墟村人），绰号“河间红”。天津市京剧团武生马少良（鲍墟村人）。河北省京剧团武生张占荣（仉村人）。老调须生张老淳
（八里庄人），男旦王三（东北寺村），文丑张老桂（八里庄人），刀马旦毛素欣（刘铭庄人）等。河北省梆子剧院小生田春鸟（大杨庄人），受民歌演唱的启发，
探索到“真假混合声”的演唱方法用于梆子唱腔，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20世纪60年代他同搭档裴艳玲、齐花坦、张淑敏等演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所演《宝莲灯》拍成电影演遍全国。老调表演艺术家崔澄田（崔家庄人），主攻花脸，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保定老调剧团，1959年赴北京汇报演出。
蠡县民间曲艺种类繁多。有快板书、挑滑稽落子、评书、讲故事、梅花大鼓、京东大鼓、西河大鼓等十几种，尤以西河大鼓最为流行。
乾隆年间，西河大鼓传入蠡县，后刘市村的王兴隆开始收徒传艺。清末蠡县的西河大鼓曲艺队初具规模，知名的有万安村的吴佃池，北南王村的李希元，贺家营村的
何振山等。民国时期，西河大鼓队伍不断壮大，知名艺人有刘佃庄王艺来，南大留陈凤奇，大宋村任保中等70余人。新中国成立后，新崛起一批西河大鼓艺人，有
韩秋长、苏元来、王延顺、刘德欣、刘德之、李保光、王章等，他们广收弟子，多方传艺，并成立蠡县群艺联合会。到1964年，全县西河大鼓艺人有160余人，1980年，由刘德欣、刘德之等老艺人组成蠡县曲艺协会，会员130人，每逢年、节、庙会期间，协会选派人员巡回演出。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又涌现出一批曲艺新秀，主要有崔素霞、王小敏、王翠娟、王翠红等。王翠娟、王翠红15岁就登台演出，并多次获地级以上演出奖，他们继承了老一辈艺人的优良传统，使西河大鼓艺术发扬光大。至1995年，蠡县曲艺队伍达100多个，活动人数200多名。西河大鼓表演一般为二人，一人说唱，一人弹弦。在农闲和办丧事应人邀请演出，演唱内容多为才子佳人、豪侠英杰、历史人物、新人新事等。
蠡县民间花会始于明末清初，以形式多样、人数众多为特点，主要有狮子舞、高跷、龙灯、旱船、幢幡、太平车、跑驴、竹马会、秧歌、二鬼摔跤、猪八戒背媳妇、武术等。民间花会一般在春节、正月十五期间演出最多，送子参军，婚丧嫁娶，开业庆典，大型会议等也应邀助兴。从1983年以来，县政府每年正月十二组织大型民间花会进城表演，参加表演的人数多达6000余人次。最具地方特色的是中埝村娱乐会。
中埝村娱乐会
身叫“摆着会”（即会员出会参加祭祀活动自带干粮，纯自娱自乐的意思）。主要花会节目有大鼓、中幡、狮子、旱船、竹马、高跷、杠枪等。会员遍布全村，当时
有顺口溜：“东头的玩意儿西头的鼓，旱船中幡满街舞，狮子、杠枪庆祥瑞，出会的寸跷不胜数（寸跷为参加人数众多的地秧歌）。”可见参加活动人员之广泛。清
光绪元年（1875），“大重庆戏班”班主老虎
墩（名常老厢，是清朝末年饶阳县迁民庄有名的财主）资助道具和艺术指导而成立娱乐会。其中舞中幡可追溯到清末名震京华的天桥艺人王小辫，其祖籍是中埝村，
中幡的舞技始终在本家传承，时表演上乘者有王老冲，其绝活有“灌顶”、“秦琼背剑”、“二郎担山”、“童子拜观”、“老虎挠尾”等。中幡条幅书：“中集祥
云一方康泰，幡招瑞气四季平安”。此幡目前保留完整。
中埝村“娱乐会”自清末开始至1937年“七七事变”停止。这一时期主要是发展保留了传统的花会形式。抗战胜利后由会头杨老超进行了系统整理，置办了新道具，坚持活动到1958年
停止。1980年，由蠡县文化馆赵志宏、任玉杰等人指导，乡文化站帮助具体挖掘、整理，中埝村王光亚、陈丙寅、齐同山等牵头组织，使娱乐会发展到鼎盛时
期，涌现出一批新秀，以舞狮为例，董永川、陈俊琪、齐文波、桑建波等在继承传统艺术的同时，广泛吸收新的艺术，舞狮中“探海”、“望月”等高难动作可与专
业团体媲美。
蠡县的民间音乐明末清初即有记载，多以民间小调为主，寺院音乐为辅，至清中期，地方戏曲传入蠡县，音乐形式有了较大改进和突破，音乐曲牌与大鼓队、歌咏队、剧团、剧社、文艺宣传队结合起来，吹歌队与打击乐也融为一体，使民间小调和寺院音乐古为今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主要器乐。民间器乐种类多，分布广，演奏组织有音乐会、吹歌班、同乐会、大鼓队、军乐队等，演奏形式分为吹打乐、吹奏乐和打击乐。
吹打乐。主要有悟儿头村的音乐会，玉田村的同乐会。演奏器具有小鼓、小钹、梆子、铙、钹、手鼓、水镲、板鼓、木鱼、云锣等。
吹奏乐。主要有南莲子口、悟儿头、李岗、南许、桑园等村的音乐会。演奏器具主要有大唢呐、小唢呐、笙、大管、海笛、海锥、龙头胡、牛脚号、板胡、二胡、笛子等。
打击乐。主要有玉田村、赵河庄、洪善堡、五坊等村的同乐会，主要演奏器具有大鼓、二鼓、小鼓、大锣、小锣、铙、大镲、彩锣、小钹、单腔鼓、钹等。
演奏乐曲牌有\[抱妆台\]、\[海青歌\]、\[单飞调\]、\[忆相逢\]、\[串针\]、\[茉莉花\]、\[朝天子\]、\[小太平\]、\[金字经\]、\[扯不断\]等。
打击乐曲牌有\[大六套\]、\[洋套子\]、\[得儿了个当\]、\[打艺\]、\[猴爬竿\]、\[龙摆尾\]、\[狮子滚绣球\]、\[张公赶子\]、\[龙凤呈祥\]、\[大套子\]、\[逗鸡\]、\[摇镲钹\]、\[珍珠倒卷帘\]、\[十六摔\]、\[大花架\]、\[上天梯\]等。
悟儿头村吹歌
蠡县悟儿头吹歌班始传于清代本村广郁寺住持太然法师，源于佛教音乐。太然法师，法号进安，清同治元年（1862）出家广郁寺，光绪二十六年（1900）任住持，擅长音乐、精通乐器，能演奏百余个曲牌。1912年
寺院被毁，众僧遣散，太然法师云游四方，数年后年事已高，重归故寺，在残破的寺院中安身，做些佛事以谋生计。1928年，悟儿头村康景云、康永元、康树勋
及南沙口村的赵跃林、赵凤鸣、赵建章拜于太然门下做了俗家弟子，学习音乐，太然以工尺谱传授技艺，授之以管、弦和打击乐器的演奏技巧，经过吹歌班几代传
人，不断发展壮大。吹歌班使用的乐器有：大管、小管、笙、海笛、二胡、四弦琴、喇嘛等，打击乐有鼓、钹、锣、镲等，演奏的曲牌有\[挂金锁\]、\[浪淘沙\]、\[五方佛\]、\[抱妆台\]、\[一枝花\]、\[寒冬衫\]、\[豆叶黄\]、\[杜桥赞\]、\[小二番\]、\[扯不断\]等百余首。悟儿头吹歌第三代传人康法僧、康五强等将吹歌技艺进一步光大传扬，韵律独具一格，在衡水、河间、高阳一带有很大名气。1990年3月，代表蠡县参加保定地区民族乐器表演获奖。4月代表保定地区在唐山市为省领导演出，5月参加省吹歌比赛获三等奖，康法僧、康五强被吸收为河北省吹歌曲协会会员。
蠡县人民自古有尚武之风，清初思想家、教育家李塨在晚年讲学时就十分重视体育运动，提出“一人动则一人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的理论，激励着家乡人崇尚武术、健体强身，从清初到清中叶全县出武进士9人，
武举人153名，武林高手层出不穷，这些武林人物有的以武会友，有的设立镖局等，如刘老观（刘观澜）开设的福源镖局等。清代蠡县镖师不下几十人，其中号称
“赛毛遂”的魏昌义及“神弹子”高擎天曾为慈禧太后保镖。清末民初，武术活动遍及全县各村，涌现出刘观澜、齐四喜、董守义、温敬铭、刘景山、常双年、刘学
会等武术名家。为了生计，习武者大多外出谋生，大百尺村王云鹏（又名王尤）在上海谋生期间，观看上海精武会练武，他即兴表演，获观众喝彩，被邀加入精武
会。冯玉祥将军在南京举行全国武术第一次国考，王云鹏参赛，获刻有“中央武术第一次国考优胜纪念——冯玉祥敬赠”字样的宝剑一口，此剑现仍保存在县体委。
新中国成立后，流传于蠡县的武术主要有八卦拳、鹰爪拳、少林翻子、戳脚、太极等几个门派，以赵段庄、齐庄、刘铭庄、大百尺、张村、刘村、南刘市等村习武者较多。1974年，保定地区第一届武术比赛在蠡县举行，蠡县刘学会、常双年、崔林生等5人
参加了比赛。蠡县武术队多次代表保定参加省级武术比赛，成绩名列前茅，并多次获团体总分第一名。一些优秀队员多次参加国家级武术比赛。1978年，蠡县体
校教练员刘学会参加第一届全国传统武术观摩交流表演赛，表演戳脚、剑术，体校教练员崔林生作为河北省代表队成员，赴广西南宁参加第二届全国传统武术比赛，
表演戳脚和左把罗丝枪，获金牌。此后大会选出优秀运动员进京汇报表演，崔林生入选。1980年县体委组队代表保定地区参加河北省武术比赛，获团体总分第一。
1983年9月，县政府转发县体委《关于把我县建成“武术之乡”的意见》，要求各乡镇建立组织、加强领导，把建设“武术之乡”列为精神文明建设内容之一。1984年全县18个乡镇建立了武协分会，县体委还将农历腊月定为“武术活动月”，农历正月十五为武术活动日。
1985年12月16日，河北省体委下发《关于命名河北田径等运动项目之乡的决定》，正式命名蠡县为“武术之乡”。当年底，全县建成武术业余体校3所，传统武术学校5所，武术社团111个，武术活动村98个，常年参加武术活动的二三万人。
1986年9月，在河北省运动会上，省体委对命名为“武术之乡”的蠡县等县（市）予以表彰，蠡县获锦旗一面、奖金2000元及武术器械等。
戳脚：又名“鸳鸯脚”，它的某些拳术在元末明初已基本形成雏形。到19世纪30年代正式形成。清嘉庆八年（1803），
冀鲁豫边界地区爆发了天理教农民起义，被清政府镇压，其领袖之一冯克善（又名克敏、凯克，河南人）和其部将杨景、唐有义在献县被捕，越狱后化妆为云游僧
人，隐匿于河北饶阳一带。冯、杨、唐三人先后在饶阳、蠡县、深县、固安县等地传授武术达20余年。在饶阳、深县七八年间传授的拳术有华拳十二路、八翻手八
躺、金刚八躺、二郎拳等。冯克善在杨、唐的协助下经过长期实践，在八躺金刚架、金刚锤、六合根等初级套路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完善，最后创编成被誉为“北腿
之杰”的戳脚。
清道光元年（1821），饶阳县人段老绪将冯克善等三人介绍给蠡县赵段庄刘观澜之父，刘为教子学艺将冯等三人收留家中，专事教习武术10余年，三人武艺尽授于刘观澜及其兄刘攀贵（号老攀）、弟刘桂馨（又名俊杰，号老俊）等人。当时冯克善所创戳脚已形成一个较大拳系，称为戳脚门。
脚传入蠡县后，经二代传人刘观澜兄弟三人及魏昌义（齐庄人）、魏老方（南刘市人）、高擎天（张村人）等，分别传于第三代传人刘振国（刘桂馨之子）、刘振江
（刘村人）、赵振基（南刘市人）、冉振山（刘铭庄人）、王占鳌（绪口人）、魏占魁（齐庄人）、王老仓（朱家佐人）等；第四代传人为刘景山（又名刘灶堂，刘
振国之子）、王云鹏（大百尺人）、吴斌楼等。
国武术历来有“南拳北腿”之说，而戳脚素有“北腿代表”之称，是中国武术的优秀拳种。为抢救传统武术，蠡县戳脚第四代传人刘景山拳师，将全部资料和技艺献
给国家，在整理戳脚资料过程中，刘景山老拳师突然病逝于1980年，后请刘景山的弟子刘经才按原套路的内容、动作、姿势组织专人表演，对正资料，回忆原
样，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由县体委主任刘振民、张俊波执笔，完成《戳脚》一书的编写，1983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位于蠡县县城东北15公
里的留史镇是蠡县皮毛皮革业的龙头，被称为中国皮都。明末清初，由于蠡县地域盐碱颇多，人们用盐碱土制出的硝能够加工皮革，留史村周边不少村民学会了土法
制革、制裘，本县及高阳、肃宁一些农民推着独轮车外出收购各类皮张来留史销售，比种地强得多，有“小车一转、香油白面”的说法。有的通过留史村南侧潴龙河
水运至天津码头，同时引来不少外地皮货商，并有外国人来留史经商，留史村形成了较大的皮毛市场，但市场发展比较缓慢。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留史的皮毛皮革业迅速崛起，县委、县政府给予大力支持，修公路、建市场、整街道、增加服务设施。市场10天8集，每逢集日，皮山人海，上市品种130多种，上市人员五六万人，高峰时达10余万人，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专家学者也多次前来参观考察，有的还挥毫题词。1990年，留史皮毛市场被国家计委确定为国家级皮毛批发市场。1993年，蠡县在留史设立皮毛城建设委员会。1994年以来，连续在留史召开全国畜产品交易会，皮毛皮革业已成为蠡县的支柱产业。进入21世纪后，以留史为中心，产业辐射周边4个乡镇、50多个自然村，与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及欧美、日、韩、俄、澳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在原皮吞吐方面，留史除拥有一个原皮市场外，还拥有大型货栈50余家，是全国各地制革企业原皮的中转站。在细皮方面，每年加工交易量近2000万张，成为国际国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羊绒业作为迅速崛起的新型产业，以镇西片11个专业村为主，初步形成较大规模优势，梳绒机已达1500余台，年产量1300吨，产值7亿元。全镇拥有制革、高档裘服、羊绒、硝染、皮件尾毛企业200多家，其中产值超千万元规模企业20家，产值超亿元的省级以上“骨干乡镇企业”4家。而且新上项目势头强劲，2006年以来新上固定资产投资500万元以上项目20余个，其中投资上千万元大项目13个，项目金额35亿元，新增产值近15个亿。使全镇在调整皮毛皮革行业结构、壮大规模优势、延长产业链条和拓展深加工领域方面更取得长足发展。
位于洪善堡乡五坊村东面，立于金承安五年（1200）九月二十八日。碑身高200厘米，宽80厘
米，厚18厘米，碑首呈半圆形，碑额有篆刻“汝南齐公聿修之碑”，篆字四周刻有卷云花纹，全碑以带状花纹圈围，碑阳记有齐公义行，碑阴是汝南“本支庆源之
图”。齐汝南，蠡县五坊村人，世业为农，为人古朴，矜恤孤穷，深受乡里爱戴，其长子齐圭为教育后代，永记祖先德行而立此石。碑文由进士赵知章撰，曲阳匠人
刘正刻石。今碑文有三分之一字迹不清。1986年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蠡县进士题名碑
原位于蠡县文庙，建蠡县中学时移至后院。立于明弘治十六年（1503），碑高270厘米，宽90厘米，厚17厘米。李杰撰文，冯兰书丹，丁凤题额，碑额篆题“蠡县儒学进士题名碑记”，碑阳记载了明代历朝蠡县登科进士名单，立碑后又有补刻，到崇祯止共20人，此碑今存于蠡县中学西校区院内，埋入地下。
蠡吾重修城池碑
立于明正德九年（1514），邑人冉继志撰文并书丹，石匠陈举隽刻。冉为进士出身，历任余杭知县、奉议大夫、顺天府治中、前都察院经历。碑高280厘米，宽80厘米，厚30厘米，青石质。碑额呈半圆形，雕刻有卷云纹，中间是篆字“蠡吾重修城池碑记”，碑身正面叙述重修城池的原因、规模，捐赠银两的人名等。1986年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现碑已断为两截，移存于县文体教育局南院。
立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位于辛兴镇赵段庄村，刘观澜故居门左。高145厘米，宽56厘米，厚15厘米，白石质。张承佑撰文，刘春培书丹。刘观澜一生光明磊落，武技绝伦，蠡县知名人士及武林界人士感其德风高洁，于生前在其门左立碑。
彭饿夫墓碑
彭饿夫即彭了凡，蠡县刘村人，明末诸生。清顺治十五年（1658），因不愿为清朝效力，不食清粮，坐死在苏门啸台旁。后人赞其忠节而修饿夫墓。清末民初，其后裔在故居刘村村南立冢竖碑，陈嘉楷于1930年将苏州原墓碑文抄录于碑上。“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埋入地下。据其后裔彭九中回忆，此碑高200厘米，宽70厘米，青石质。
位于桑园镇潘西村南。碑高253厘米，宽71厘米，厚20厘米，青石质，额题“文范高风”，为陈嘉楷撰文，陈滏书丹。陈云亭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学习西方科学，提倡女子教育。
陈嘉楷墓碑
位于桑园镇潘营村西，本村人称“老官坟”。立于1935年，碑高255厘米，宽77厘米，厚22厘米，青石质。齐振林撰文并书，陈嘉楷之子陈鉴立石。陈嘉楷曾任山东昌邑、冠县知县，善书画，其作品在京津保一带颇负盛名。
蠡县古建筑
位于万安镇古灵山村西，初建于明崇祯元年（1628），共9孔。清咸丰元年（1851）重修，潴龙河以北各村均捐款资助。全桥用条石及柱石构成，桥面共5段，每段用5条长石铺成，每条石长2.5米，宽0.8米，中间一孔长3米。桥柱现改为5孔，每孔由4根柱石顶拱，每根柱石下二段有拱石横拉。此桥解放前是沟通高阳、蠡县、安国的交通要道。1958年改建，桥加高、缩短。
位于大曲堤村南头。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清道光十年（1860）重修，1936年再修。占地面积约450平方米，有正殿5间，
正门上方有民国时期曾任大总统徐世昌题的匾额“齐氏家祠”四个大字，硬山瓦顶，东西厢房各三间，大门口为三顶一门，大门外立有石碑，大门上方挂一横匾，上
书“汉贤齐公祠”五个大字，大门里侧屏风遮挡，上有垂花门与屏风相互对映，显得十分庄重古朴。齐氏后裔一直派专人管理。“文化大革命”后，曲堤大队收该祠
堂作为织布厂，屋内所有器物被毁。1990年后，由其家族捐资整建。齐公祠是为西汉齐盖所建的祠堂，祠堂内所供奉的主神像即齐盖雕像。盖死后葬于屯里村西北，齐氏后裔于宋末迁居大曲堤村定居。
蠡县文物遗存
蠡县文物古迹遍布全县。自上古至清末，在各个历史阶段均有遗存，迄今为止，发现古文化遗迹共计60处。其中古人类聚落遗址10处，古墓葬18处，古建筑2处，古碑刻29通,古经幢1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6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6处，一般不可移动的文物38处。古陶井、古树木、古生物化石和仿古建筑均不在其列。馆藏文物205件，其中珍贵文物20件。
古文化遗址：
截至2006年底，蠡县共发现古人类文化遗址10处，其中仰韶文化遗址1处，商周时期4处，战国时期2处，汉代2处，唐代1处。
大百尺遗址：位于大百尺村东北100米处，为一不规则圆形高台，高2.5米不等，上面野草杂树丛生，当地村民称为“峰台子”，周围耕地散落着大量的碎陶片和砖瓦，台子西边曾是百尺村采土坑，在坑的断面上发现了文化层，其深度3~4米，遗址面积2.34万平方米。出土器物残片有石器、骨器、蚌器、角器和不同形状、质地、颜色的陶片48件，通过对该遗址300多平方米两个探方进行试掘，出土大量器物残片、陶井及人骨架，鉴定为仰韶文化遗址。遗址还发掘出龙山文化的磨光黑陶，战国、秦汉时期的陶井及铜箭头。1992年7月，列为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小陈遗址：位于小陈村东北50米处，当地村民称为“小石桥”。遗址总面积2.7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6米，1986年采集典型器物残片标本有红陶、夹砂红陶，黑褐陶和石器工具残片32件。根据器物残片标本断定，为商周时期文化遗址。1986年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北大留遗址：位于北大留村东北400米处，蠡温公路东侧，保存良好。遗址占地面积1.8万平方米，采集标本有陶罐、陶豆等器物残片及石铲、铁铲各一个，根据残片标本断定，为商周时期文化遗址。1986年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迄今为止，境内共发现古墓葬18处，有古墓50座。其中汉代墓群8处，墓30座；唐代墓群3处，墓11座。宋代墓群1处，墓6座；明代墓2处，墓2座；清代墓1处，墓1座。
齐盖墓：位于蠡县南庄镇屯里村东南500米处，为西汉时期（前206~公元23）墓，封土高约3米，方型，长40米，宽40米。距墓东南200米处有一小土台，其上原有祭祀齐盖祠宇，现已不存。齐盖（生卒不详），字副世，汉平帝时，因安边立功，拜为北平大将军，先后封为险渎侯、关内侯兼河北道事。据清《蠡县志》卷九艺文篇载，有齐盖庙碑文，唐韩凝撰文。2001年2月，列为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影三郎：位于蠡县郑村村北约1000米处。1976年勘察确定为东汉时期古墓群。占地面积为7077平方米。共有墓4座，平均高度为5米，其中3座呈等边三角形，1座位于中间，被3座包围，从远处观看墓群，只能看见3座，故称“影三郎”。据清《蠡县志》古迹篇记载：“近看四陵相依，远观惟见其三”。1982年7月，列为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影三郎”四周距主墓群约80米分别有四座小墓群，北、南、西已没有痕迹，只有东侧还留有长方形高台，高约22米不等，长约25米，宽约13米。这座小墓群和主墓有关联。
大宋台：位于蠡县大宋村东南100米处，1976年经勘察确定为东汉时期单体墓。墓封土高11米，
圆型，占地面积3782平方米。元至元年间，在台顶建清凉寺，明万历、正德年间对清凉寺均有修缮。今存青石质残石碑一通。相传此墓为汉代公主“丹珠”之
墓。古人王荔有诗云：“碧天凉雨小春时，残菊疏篱压故枝。雁抵衡阳随暖翼，水凝河北赵寒澌。忆谁同上清凉寺，老我重游大宋陂。回首含情增感慨，百年健兴独
心知。”1982年7月，列为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李恕谷墓：位于蠡县留史镇西曹佐村北500米处。墓封土高1.6米，圆型，东西长3.5米，南北宽3.5米，墓南侧建砖砌碑楼一座，顶为歇山式瓦顶，内竖白石碑一通，碑阳刻“皇清大儒李恕谷先生之墓”“咸丰十年岁次庚申仲夏”。墓两侧放置“李恕谷先生故里”、“恕谷先生后裔”两通白色石碑。整座墓地被树木环抱。2001年2月，
列为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李恕谷，名塨，字恕谷，号刚主。明末清初思想家、教育家，李恕谷与其师颜元合创“颜李学派”。在西曹佐村中，原建有李氏祠
堂，1963年被洪水冲毁。以李恕谷为准，其后代已传十一代，第八代孙李鸿宾存《李氏家谱》（清咸丰二年重修），《李恕谷先生年谱》上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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