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海外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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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海外侨情
　 唐代以前，漳州地区属闽越国，土地尚未开发，人口也不多，加上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束缚，很少有人出国定居。　　南宋以后，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封建社会经济发生急剧变化。随着航海业和海上贸易的不断发展，漳州沿海有一些商人到苏门答腊、爪哇等地经商和定居。到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后，更进一步沟通了中国与南洋诸岛的关系。从此有不少漳州商人、水手、农民、手工业者、沿着这条路线到东南亚经商和谋生，其中一些人由于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在当地定居。这些早期的漳州籍移民，成为东南亚华侨的先驱。　　16世纪以后，西方殖民者逐步占领并瓜分了东南亚地区，同时还在美洲、非洲、澳洲建立了各自的殖民地。为了掠夺西欧市场所需的原料，他们从闽、粤沿海拐骗、掳掠大批“契约华工”去开发掠夺殖民地的自然资源。致使漳州沿海的劳动人民大批移居东南亚。因而漳州是华侨出国较早、人数较多的地区之一。
　一、唐、宋、元时期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繁荣强盛的朝代，随着海上交通、对外贸易和中外政治、文化交流的发展，已有少数闽南人移居东南亚及日本诸岛的港口，从事手工业或经商。　　唐禧宗时，黄巢起义军于干符五年(878)攻入福州。义军途经泉州转广东时，曾率部驻扎在九龙江畔，当时有不少漳州农民投奔到黄巢起义军里。后来，起义军跟唐兵在龙溪县境内的歧山、鹤鸣山之间的险要关口——万松关交战失利，黄巢率部撤往广东，一部分起义部队的一部分将士下海谋生，其中有不少漳州籍的士兵也随同前往南洋。当时社会动荡、民心不安，许多破产的漳州农民也纷纷乘船，随着信风，飘往菲律宾、印尼等岛国，并在那里扎根，繁衍子孙。据阿拉伯人马素提撰写的《黄金牧地》一书称，他在五代后晋天福八年(933)航经苏门答腊的三佛齐时，看见“有许多中国人耕植于此岛，而尤以巴林邦(今巨港)区域为多，盖避其国中黄巢之乱而至者。“又据英国人堪培尔证实：“唐庄宗同光二年(924)曾有一艘中国商船在爪哇的三宝附近遇险，船主将贵重宝物献给当地直葛王，受到优待，得许留居。”　　五代时期，漳泉人民在闽王的残酷统治下赋役沉重，生活困苦，有些人出国到南洋。　　公元960年建立的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各业复兴，促进了航海业的发展。东南沿海主要口岸增设专管对外贸易的市舶司，漳州一带到南洋经商的人逐渐增多。　　南宋偏安江左建都临安(杭州)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南方人口急剧增加，漳州属下四个县有人口100469人。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当时福建“土地迫狭，生籍繁伙，虽碗确之地，耕耨殆遍，亩值浸贵，故多田讼”。由于人多地少，加上当时封建官僚、商贾富豪大置田产，农村土地兼并盛行。不少失去土地的闽南农民离乡背井，随商船往南洋谋生。宋代贸易市舶司赵汝适在《诸蕃志•南疃国》中也谈到“泉舶四十余日到蓝里(今苏门答腊属地)住冬，至次年再发回，一月始建”。这种“住冬”，也有就此定居当地“十年不归”的住商，成为移居东南亚华侨的前身。　　南宋末年，宋端宗赵罡为元兵追击，败于泉州，其弟赵昺幼年继位南下。据《诏安县志》记载，赵昺仓惶逃至诏安时，诏安人张达(官右都统)与陈植、陈格兄弟等率兵民勤王，后率部随驾卫护帝抵崖山，因寡不敌众，终为元兵所败。陆秀夫负幼主投海殉国，张达、陈格等亦捐躯，其残部有的远遁东南亚各地。陈植潜回诏安发动乡民，共图复宋抗元，事败后，本人捐躯，余部或隐姓埋名，或远遁南洋。　　宋末元初，元兵入侵闽南一带，文天祥曾在漳州一带收集旧部残军，当时亦有许多漳州人被招募，在闽粤沿海一带抗击元军，失败后，纷纷逃避南洋，大都侨居占城 (今越南境内)、爪哇、苏门答腊等地。不少不愿臣服元朝统治的义士和难民逃居国外，并终老于异乡。宋末学者郑思肖(号所南)写的《心史》“大义叙略”条记载：“南宋祥兴二年(1279)元将张弘范攻崖山，宋兵战败，亡”。“曾渊子等诸文武，流离海外，或仕占城，或婿交趾，或别流他国”。从以上史实中可窥见闽南沿海人遁居南洋的端倪。　　元世祖忽必烈以泉州港与漳州府梅岭港为军港，屡次远征爪哇、安南、缅甸、遏逻等东南亚国家。当时被招募为遗征军的漳、泉二府及粤之潮州府的人民甚多，且多数充当水手。后来有一部分人滞居南洋各地。据汪大渊著述的《岛夷志略》记载：(马鲁涧国)有酋长原临漳人，陈其姓，幼能读书，长练兵事。国初领兵镇甘州，遂入此国，讨境不复返。”　　元朝统治时，漳属人民的起义较为频繁。每次起义失败后，大部分乘帆船逃往南洋，并在那里定居。以后，随郑和出使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中也谈到，“旧港，即古名三佛齐国是也……属爪哇国所辖……国人多广东、漳、泉人逃居此地，”“杜板番名赌班，地名也。此处约千余家，……其间多有中国广东及漳州人流居此地”。随郑和同行的巩珍在《西洋番志》中也提到，他到爪哇时，已闻杜板，此地约有千余家，中国广东及漳州人多逃居于此。”该书还记载，爪哇国人有三等，其中一等为唐人，“皆中国广东及福建漳州下海者。”说明当时已有成批的漳州人定居爪哇。　 二、明、清时期
　　明代是漳州人往返海内外最为频繁的时期。　　明初，福建沿海各地由于畏期战乱，生产遭到破坏，人民生活贫困，明太祖朱元璋为了肃清残敌，防止他们借助海外势力卷土重来，于洪武四年(1371)重新实行“海禁”，限制对外贸易和人口外流，但“海者”闽人之田也，徒有禁洋之名，未能尽禁洋之实。　　明成祖朱埭继位后，改变全面禁海的政策，但严禁民间私商出海，以便朝廷独占外贸权益。朱埭为了宣扬国威，发展外贸而恢复外贸机构，并派遣吴用、颜宗鲁等出使爪哇、交趾，开展海外联络工作。明永乐三年(1405)明成祖派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先后访问了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南洋群岛、印度、波斯以及非洲东部等30多个国家，不但促进了与东南亚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也为大批闽南农民、手工业者前往谋生就业创造了良机。　　郑和七次下西洋(1405---1433)所带的随从大部分为漳、泉、潮一带的人民。朋永乐至成化年间，陆续有漳州人移居南洋，其中有的是随郑和下西洋而羁留国外的。如龙海县角美鸿渐村许氏族人即于成化年间定居吕宋。尔后，鸿渐村人到南洋的越来越多，至1491年，该村十户就有八、九户到南洋谋生，成化七年(1471)，龙溪县海商丘弘敏等私下通番，航行到马六甲，后常有航船到南洋各地。　　明景泰四年(1453)，漳州月港(今海澄)海外贸易兴起，至成化年间(1465---1487)，月港，白昔号巨镇，店肆蜂房栉篦，商贸云集，洋艘停泊，商人动贸迁，航海贸易诸番。“闽南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巾洋”，“西方异客皆集月港，漳泉商民，贩东西二洋，代农贸之利，比比皆然”。当时月港附近的一些地方，如月港毗邻的石码，东北方的海沧，东南方的港尾卓岐，西北方的石角东(今角美一带)，甚至远至漳属各县，已有许多人取道月港出国谋生。　　从月港出国的华侨大多前往东南亚各国和日本。东南亚各国属西洋方向的有交趾、占城(今越南)、暹逻(今泰国)、真腊(今东埔寨)、大泥(今泰国南部)、吉兰丹、麻六甲(即马六甲)、丁机宜、彭亨、柔佛(以上皆在马来半岛)、旧港、阿齐、加留巴、苏吉丹、文郎马神、吉思地板(今帝汶岛)、下港(在今印尼境内)等：属东洋方向的有吕宋、苏禄、麻逸、猫里务、民都洛(以上皆在菲律宝群岛)、美洛尼(今印尼马鲁古群岛)、渤泥、文莱(今加里曼丹岛北部)。　　在上述国家和地区中，吕宋华人最多。“吕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先是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至者万人，往往久居而不返，至长子孙。”嘉靖年间(1522---1566)吕宋的中国商贩达数万人，其中福建漳州海商占“十之八”。　　日本也是月港商船经常抵达的国家。由于倭患，明政府严禁民间与日本通商，但是私商“率多潜往”。嘉靖二十六年(1547)，朝鲜国王咨明朝礼部言：福建人因往日本贸易而为台风飘至朝鲜者，前后共达千人以上。至嘉靖末年，国人赴日者已达二、三万人，其中大多为漳属人。　　明隆庆元年(1567)，朝廷批准福建巡抚涂泽民关于开放海禁的奏请。这为漳州人民出国经商和谋生进一步提供了机会，也为欧洲殖民者掠夺东南亚地区的资源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力。这时月港进入了全盛的时期，成为中外海商活动的中心之一。　　明万历年间，漳州、泉州地区的人民仍以移居菲律宾的为最多，“是时漳泉民贩吕宋者，或折阅破产及犯压冬禁不得归，流寓±夷，筑庐舍，操佣贾杂作为生活，或娶妇长子孙者有之，人口以数万计。”　　明代有不少漳州人去马六甲定居。“据1613年伊里狄所给的满刺加(马六甲)城市圃，在满刺加河西北，志有中国村(今吉宁街至水仙门一带)、漳州门及中国溪三名。即华侨居留地。”在马六甲的三保山，至今还保留着祖籍漳州的甲必丹郑芳扬等闽籍侨商倡建的用于祭祖的青云亭和“青云亭碑记”等。　　明代史籍中还有不少关于漳州人在侨居国担任地方官或外交使节的记载：正统元年(1436)，“爪哇国使财富八至满荣，自陈：初姓洪，名义仔，福建笼溪县民，以渔为业，被番倭掳去，脱走于爪哇，改为今名，遣使方物来京，愿乞复业。上命有司给脚力口粮，送还本家。”正统三年(1438)爪哇国使臣马用良、通事殷南、文旦表：“臣等本皆福建漳州龙溪县人，因渔于海，飘坠其国，今殷欲与家属同来者还乡，用良、文且欲为祭祖、造祠堂，仍回本国。”“上命殷还乡，冠带闲住，用良、文旦许祭祖，有司给口粮脚力。”　　“婆罗，又名文莱……万历时，为王者闽人也”。万历中，渤泥(加里曼丹岛北部)“王卒，无嗣，族人予立，国中杀戮凡尽，仍立其女为王。漳州人张姓者，初为其国拿督，华言遵官也，因乱出奔。女王立，迎返之……华人多流寓地。嘉靖末，闽粤海寇余孽潜逃于此，仅二千余人。　　明万历年间到南洋群岛谋生的漳州人达数万人。他们大多数是出去谋生的手工业者，到达侨居地后，又往往聚居一处，于是形成一个个小规模的华侨社会群体，在当地繁衍生息。　　十七世纪初，西方殖民者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先后侵占南洋各地，并派遣武装般只骚扰我国沿海，劫掠般只、货物和劳力，破坏我国的海外贸易。明天启二年 (7622)，荷兰殖民者侵占澎湖列岛后，封锁九龙江口，横行台湾海峡，抢劫漳州海商的船货，百般阻挠月港的海上贸易交通。当时参与侵犯福建沿海的荷兰船长威廉•鹿德古招供：　　“(1623年2月)二十日，我们夺获一艘中国帆船和四十名中国人。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是从漳州河(即九龙江)出海的，还说称内利斯．莱耶尔策司令已同漳州人订立了一项条约，但我们照常把那艘帆船夺取过来。”“五月一日，在航途中，我们遇上另一艘准备开往马尼拉去的中国帆船，载着价值千金的货物和二百五十个人。我们抢夺了这艘帆船……我们把这些中国人，以及从别条船上带来的中国人都带到佩斯卡尔多岛(即澎湖群岛)去，总数大约有一千四百人。我们叫他们运土造城堡，城堡造好后，把他们载往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卖掉。”　　明嘉靖年间，闽南沿海出现了拥有海上武装的私商集团，他们“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转商为寇”。如“月港积年通番巨寇”的洪迪珍、严山老、许西池，都是月港著名海商。当时漳州沿海的广大农民、渔民、盐民、商贩、小手工业者，迫于海禁，生计断绝，就“千百为群”入海归附那些“亦商亦寇”的私商海上武装集团，以后就流落南洋群岛定居成为华侨。　　明末清初，有一些不满清廷统治的福建人逃亡国外。如漳州府龙溪县廿八都回鄙玉洲上社陈养纯，因“避难南来生理，衣服仍存明制。”漳州府海澄县潘文彦及其妻也因“义不事清”而流亡越南。　　清初，郑成功起兵抗清。顺治年间，漳属龙溪、海澄、东山等县境内是郑成功部队与清军抗争的战场。清政府为了切断郑成功与东南沿海地区的联系，于顺治十二年 (1655)重新宣布“海禁”，明令“禁造两桅以上的大船”，并声称敢于“移外洋海岛者，应照交通反叛处决，立斩。”但不少漳属人民不顾禁令依然飘洋过海到南洋谋生。据华安县丰山乡银塘村〈〈赵氏族谱〉〉记载，自明万历至清嘉庆年间(1576---1796)，赵氏族人自十四世至十九世出洋定居巴城25 人，东埔寨5人，暹逻1人。　　顺治十八年(1661)清政府在福建沿海实行“迁界”政策，“强令沿海居民迁离海岸30至50里的内地，自闽安镇起，北至海埕620里，南至闽粤两省分水关150里，福、兴、漳、泉四府，划为界外之地的多至25904顷，其余弃为荒地，庐舍沦为废圩，无数百姓，流离颠沛。”据浚澶着的《郑氏始末》一书中说，迁移沿海边地居民，以恒为界，海澄自一都至六都皆为赤土。《清圣祖实录》记载：“由于清廷下令宣布大肆迁界，漳州府沿海居民庐舍为废圩，田园荒芜，不少人被迫逃亡海外。”由于人民不断进行反抗，到了康熙二十一年(1683)清政府不得不放松“海禁” ，漳属沿海各县人民出洋者又增多。华安县沙建乡岱山村《郭氏族谱》记载：康熙年间郭氏十五世开始有人出洋，至十七世，往巴城4人，暹逻6人。　　17---19世纪，漳泉地区移居菲律宾的最多，据雷戈里奥•弗•赛义德在《菲律宝共和国一一历史•政府与文明》第10章统计，1603年菲律宾的华侨已有3万人，1747年增至4万人，至1886年便增6.7万人，1896年达到1O万人。　　据日本学者建田省三在《华侨经济谕》中记载：从1616年荷兰殖民者开始兴建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到1733年巴达维亚城内已有华侨8万人，这些华侨多数是漳泉一带迁去的农民、小商贩和手工业者，他们在当地种植水稻、种蔗榨糖、开办酿酒作坊、成为开发当地经济的主要力量。　　清乾隆五年(1740)1O月，荷印殖民者制造了“红溪惨案”，巴城上万名华侨死于无辜，华侨人口锐减。“巴城缺少了华侨，不但巴城的市民因粮食和工业产品的缺乏而遭受极大的痛苦，东印度公司本身也蒙受了很大的损失。”不几年，荷印殖民当局不得不采取措施，重新招徕华侨，派人到闽南沿海招徕中国移民去荷印经商和定居。1743年起，又有漳州人从厦门乘船往巴城。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延续了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崩溃，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清朝统治者腐败无能，对外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内加重剥削，使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漳、泉人民大量出洋到东南亚及美洲当“契约华工”。所谓“契约华工” ，一种是指与外国资本家的代理人或华人工头订立契约，到海外出卖劳力，失去人身自由的中国苦力；另一种是“赊欠单工”，即向工头借支出洋旅费，到达目的地后再以服役方式抵偿债务的劳工。正如诏安民间所说的“船租免出钱，契约抵八年”。清同治六年(1866)，诏安深桥乡溪南村陈永源就是签订“契约华工”到古巴当苦力的。这种“赊欠单工”，实际上也没有人身自由。　　当时西方殖民者先后在厦门、汕头、香港等地设立“卖人行”(殖民者称为猪仔馆)，采取诱拐、绑架等非法手法，从事拐卖“契约华工”的勾当。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国在厦门开设“大德记卖人行”和“和记洋行”；1850年，西班牙又在厦门开设“瑞记洋行”。厦门一时成为西方各国贩卖契约华工最猖獗的口岸。1852年英国赫姆斯号船长菲希伯恩曾描述过他在厦门港口见到的情景：“那些‘苦力’都被关在奴隶屯集所一样的木棚，10—12人一间，里面肮脏不堪，每间12x14呎，只有卧身之地，棚顶极低，地面铺竹。他们总共有500人左右，都是一丝不挂，门外挂有‘闲人免进’的英文招牌。”　　据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着的《契约华工史》记载：“1869年年初，在厦门的西班牙领事招收690名契约华工往古巴，分两船于三、四月间运出，目击华人多拘禁，侍若奴仆，在铁窗内探头外看，苦称受人拐卖，不能随便出，难于脱身。”许多受害家属纷纷提出申诉。清同治十一年外务部抄存有关古巴招工部分文件中有赫德申称：具禀人漳属寡妇陈何氏，自少夫早亡，遗下一子，名唤陈麒麟。母子相依为命，冤遭名喜，名盛诱骗来厦，将麟盗卖吕宋国招工所。氏家贫如洗，又系隔属，告借无门，致子被诱，家资可知，斯时身作银，原系喜等收领，氏子无得分文，非蒙释放，亏氏仅守一子，无望再生。合亟情乞税务司大人也察施行，恩准释放，俾氏母子相依，如获再生，感戴二天。切叩。”　　“卖人行”为了防止华工反抗，把华工捆绑上船，关进底舱的夹层里，途中饥饿，潮湿而致疾病蔓延，每天清仓，把病号抬到甲板上，任凭风吃、日晒、雨淋。被认为无法救治的，则于三更半夜拋进大海。此外，还有饿死、打死、以及受不了虐待而自杀身亡的，途中死亡率往往达一半以上。　　契约华工也有忍受不了旅途中的煎熬侮辱，不顾生死，奋起反抗的。如日美国船只“罗伯特•包恩”号，装运着41O名华工，从厦门开往美国旧金山。华工上船后，美国人即逼迫华工在卖身契上签字，不签者立即遭到鞭笞。途中，华工忍受不了船上美国人的迫害和侮辱，奋起反抗，打死了船长、大副、二副和水手共6名，控制了船只。在返航中，华工误认硫球群岛为台湾岛，有300多名华工在群岛的石垣岛登陆。留在船上的小部分华工，被跑回船的美国水手捆绑起来，载回厦门。登上石垣岛的华工，遭到英、美军舰的追捕，有的被打死。据日本冲绳县编写的《历代窃案》统计，这批起义华工中龙溪县籍有63人。其中幸存者35人，死难22人，病故6人。后来被英、美军舰拘捕的人中，有17人被诬为“海盗”，其中有2名是海澄县人，2名是南靖县人。　　清同治十一年(1872)，南洋大臣何璟由日本带回被拐骗往秘鲁当华工的难民资遣回籍的陈兴供述：“漳州府诏安县人，年三十六岁小生意度日，家有母亲并弟一个，还有妻，小儿二个。小的在饶平县大埕乡地方被认识的陈阿轧骗做小工，每月许工洋四元。四月十四日下艇船，十九日抵澳门，即上夹板船，将小的所穿衣服剥去，给小的一套布衫、裤，并棉袄一件。当付小的两月工洋八元，要指押，如不肯，外国人即用藤条重打锁脚，小的无法，就打指印。所拿工洋，说要在船上作买吃茶水等用，今已用完。该船四月二十二日开航，将小的关在舱底，五月十五日在洋被风吹断桅子三根，六月初四到日本。初五该船上的外国人将小的等二十余人，全行开锁，不许我们开口，许我们即可上岸做工的话。后来有东洋官到外国兵官来船，小的们喊救，到七月十六日有东洋官来接船，将全船被掳之人带去。该船上又给小的们无号紫花布衫裤一套。以后在日本国住，九月十三日上轮船到上海。”　　华工到达目的地以后，被迫从事繁重劳动，所受奴役和剥削的残酷，实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所罕见。这些华工，一般很难偿清契约的重债，在劳役期间所得的菲薄收入，顾主和工头还通过高价赊购日用品，设赌局、开烟馆等方法进行勒索和盘剥，直到血汗榨干，老死异邦。　　同治十三年(1874)，清政府派刑部主事、留美学生监督陈兰彬赴古巴查访华工事务，收到1665人的合禀帖，85份口供实录。陈兰彬目睹华工的惨状，在给总理衙门的《古巴华工事务各节》呈文中写道：……其工作过重，其饮食过薄，其工作时刻过多，其被棍棒鞭拷锁闸，荼毒又最甚。逐年各处打死、打伤、缢死、刎死、服毒死、投水死、投糖锅死者，累累不绝。”文中还写道：“据华工骆永胜、纪阿乐投诉，他们亲眼看见有4名福建人自缢，2人投糖锅自杀，漳州人谢某被活活打死，另外两个自杀身亡。”少数幸存者流落当地定居成为华侨。下面是《古巴华工呈词节录》中的几份漳属华工呈词。　　“漳州人吴越稟称：我年四十八岁，打渔为生。有一天到姑妈家去，路上遇着一个人约我去厦门工作，说有很多钱。到厦门后被锁在屋子里一个多月，再带到船上订合同一张，拐我的人拿了十二元，我未得钱。咸丰十三年(1853)初始开船，船上投水的约二十人……船到夏湾拿(今哈瓦那)，把我卖给糖寮，每月四元，按月付的。如果病了一个星期即扣工资……做满八年又增加时间，要我再订合同两年，每月洋钱八元。”　　“二月十三日，据福建龙溪县张泰隆禀称：同治三年，往咬唠吧(今雅加达)，由三宝垅往南采米发兑。七年间，澳门有一夹板船，运华人五百余，扬帆去夏湾城。至吧城，薪米水等不周，故进吧港添采，三日之后，复出吧港，遇风将舟打破，华人五百余投生登岸。时吧官玛腰与船主约定，两月之期，返澳整船，再来装运。不料船主回澳八九月之久不返，吧国主将此华人用夹板船装去夏湾城，船主要寻一人识吧语，请我在船上通事，每月工资四十元，议到湾后返舟配回，有吧城文凭为证。途中药，水不足，死一百二十余人，尚存一百五十二人。到湾，谁知船主起不良之心，令我押此华人登岸往兑人行，并将我禁在行中，不许出入。三月后，有番人与我坐车去城中番屋传话，我是东家，船主将你卖与我八年为奴，我不识此地言语，后方知船主将我卖身，悲惨之至，东家逐日殴辱难当，七年间走出城内一月，又被东家拿回刑罚禁锁，幸同乡万有生向东家哀求，每月纳回银十二元，故此脱禁。今已四年，仍要按期纳银，不知何日得免。”　　“三月初五日，据福建诏安县郑惺、王保、曾二、林水、方得、陈庆等禀称：初过番邦，意欲求工夫头路，谁知被卖入糖寮，日夜相连做工，不分旦夕，寝食不足，受着押打鞭刑之苦楚，视我等如同禽兽畜牲。幸到八年满限，又被头家将我等尽送官府，每日修整路径抬石，两足锁链，管工逐日再加刑罚之苦，番官将我等尽押，强要缚身六年，日日苦楚，冤情难诉。”　　陈琴供：年三十二岁，福建漳州府人，本系当兵，有一夜由厦门搭渡，欲回漳州，不料被他驶去夹板船边，叫我上船，我不肯上，他们打我，硬捉上船，并无合同，无钱给我。咸丰九年正月开船，船上死的人多，因水不够渴死的，如拿水食即打，到夏湾拿十六天，卖入糖寮，是二十四个大金。做工稍慢即打，我初来不识话，屡次被打，夜深眼困，被锁好几遍……八年工满，送我入工所，我用三个大金，买得一张满身纸，出马当萨司做工，每月约可得十五元，未能剩钱，因为各物俱贵，年年换满身纸，须要四、五元，听见人说旧时换纸，不过半元。”　　被拐卖的漳州籍契约华工大多数从厦门出洋，诏安、东山、云霄等县部分契约华工则从广东汕头出洋。　　“吴绍供：年五十五岁，福建诏安县人。在家耕田，因家穷苦，就同朋友到汕头上船，见过外国人，说是客，无合同，无钱。咸丰七年正月开船。船上投海三人，待人不好，水饭都不够。到夏湾拿三天，卖入糖寮，是十八个大金。每月工钱四圆，病照扣。如果做工慢，管工的用牛皮鞭打，食不饱，卯初上工，子正歇，中间歇一时食饭，礼拜照常做工……糖寮满八年后，又与别人立合同两年，每月八元五角，得了满身纸，就在外作散工。作了十年，每月约十七圆。有一天，在糖寮做工，管工的欠我一百圆，不肯还我，我向他要，他同我吵闹，又打我跌在地上，我身上有刀，就把他戳死了，糖寮就送我到地方官处，后来送到格颠刺司监房，未定罪，在监内卷烟，食不饱，又不好。”　　据《古巴华工事务》一书统计，漳州一带被拐卖当“苦力”的就有5万余人。据《岭东六十年纪略》记载，清光绪五年(1879)经由汕头出国的诏安籍华侨有216人。　　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这一时期，有部分漳属人民因政治原因移居海外。1850年7月，闽南爆发“小刀会”起义，领导人多半是归侨。1858年起义失败后，起义军不少人潜往南洋各地栖身，据海外有关资料记载，1858年进入新加坡、马来亚等地的华侨达1148人，大都是从龙溪、(漳州)后门等地撤走的小刀会会众。爪哇糖王黄仲涵的父亲黄志信、漳浦城关的程彩、东山梧龙乡的林美圃等，都是小刀会头领，最后被迫逃往印尼、新加坡等地，海澄县人许泗章因参加反清活动，被迫于1822年南渡马来亚槟城经商。　　清末太平天国起义，深得漳泉人民的支持。太平天国失败后，侍卫李世贤曾带领一支部队驻扎漳州，坚持斗争。不少漳州人也参加这支太平军。后来起义军在广东被打败，许多漳籍的士兵纷纷逃往南洋避难，成为华侨，这一时期，除被拐骗当“契约华工”或政治原因出国外，有不少人是为逃荒或为谋生而出国的。　　诏安县黄姓(紫云族谱)记载：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即有黄世钮、世铜、世鑫、黄长河、长汉、长海等因生意萧条，相携乘船到马来亚沙捞越美里坡谋生。1862年--1871年，诏安人吴振春、渖代、浚祥、田水柿、吴国江、吴长福、浚愈、吴长意、吴标香、吴火荣，海证人蔡到马来亚沙捞越拉叻开埠。　　清咸丰年间，漳浦马坪乡文店村戴文水从海澄港尾卓岐乘帆船出国，居留新加坡，由小商贩发展成为巨富，娶英国女人为妻。同一时期，漳浦县佛潭白石人杨士让往暹逻波竭省，由小商发展为巨商。漳浦县佛潭下坑村杨鸟番往美国旧金山当淘金工人，同一时期出国的还有杨番周。　　清光绪年间，平和县大溪乡壶嗣村吴氏族人出洋到泰国和马来西亚谋生。至清末民初，旅外华侨达300多人。　　从鸦片战争至十九世纪末，漳州一带出国的人数约为二十多万人。　　三、民国时期
　　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8年间，漳州人民经历了北洋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这一时期内，由于社会治安混乱，人民生活困苦，不少穷苦人家被迫离乡背井，远渡重洋，到海外谋生。　　清末，有些人因参加反清活动而流亡南洋，如诏安县城关北闯的涂渺沧，早年加入同盟会，因参加1907年黄花岗“丁未起义”失败而遁居槟榔屿。　　辛亥革命后到20世纪30年代，福建侨乡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漳属各地许多青壮年因“走土匪”而逃亡海外。1926年，军阀祸害南靖后，有360余灾黎被迫出洋谋生，其中重点灾区塔下村就有230多人。　　1927年，平和县不少进步青年参加农民革命活动，在革命低潮时为躲避反动派的残酷迫害而相率外逃。当时崎岭、九峰、霞寨、芦溪等乡镇逃往泰国、新加坡、马来亚等国家的就有1OO多人。　　东山县康美乡是一个风、沙、旱灾最多的沿海穷地，百姓常年靠薯叶、野菜充饥，仅1933年灾荒严重加上苛捐杂税繁多，就有50人逃往南洋，如林如源一家五口，以农为主，因向富户借款500元安葬其父，一年倍利，无法偿还，遂逃出国。　　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南靖农村萧条，国民党对科岭、上板寮等苏区进行“清乡”围剿，有300多人被迫离乡背井出洋谋生，其中科岭和上、下板寮共有1OO余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漳州一带不少人为逃避战乱而出国谋生。平和县籍的黄文炳领导平和霞寨农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后因国民党右派的白色恐怖于1934年逃难到新加坡。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先后占领香港和东南亚各地，福建沿海海上交通受阻，不再有移民出国，相反的却有不少在东南亚惨遭战火洗劫的华侨从陆路辗转回国避难。当时由缅甸逃难回到漳州的华侨就有千余人。抗日战争胜利后，大批归侨要求返回侨居国。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国民政府行政院救济总署共同负责将这些华侨送回原侨居国，到1947年7月，漳属各县归侨向厦门侨务局登记申请复员出国的达数千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挑动内战。国民党政府到处抓壮丁，派捐税，刮民脂，人民生活艰苦，有不少漳州人被迫出国谋生，仅南靖县出国的就有380人。　　四、新中国成立后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逐渐解决了劳动人民的失业问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基本上消除了国内人民大规模出国谋生的社会和经济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南亚各国相继摆脱了西方殖民统治取得了独立，各国政府先后采取了限制华侨入境的政策，因此，中国人民大批出国定居的现象已经基本结束。但是中国政府仍然允许归侨、侨眷申请出国探亲、定居。据统计，1950年至1956年，龙溪地区(今漳州市)出国的人数只有997人，大大少于新中国成立前。　　1955年中国与印尼政府签订解决双重国籍的协议，此后又多次重申鼓励华侨在自愿的原则下选择加入当地国籍。为了适应侨居国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东南亚的漳属华侨大部分加入当地国籍。不少赴欧美留学的漳属华侨、华人和移居台湾的漳籍人在学成后便留居当地就业，加入当地国籍。这样，漳属华侨人数相对减少。据1956年龙溪专区调查统计，漳属华侨总数140748人。　　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这段时期内，东南亚一些国家先后发生排华事件，约有50万名华侨被迫离开居住地回祖国定居，其中有9277人到漳州定居。60年代，除以继承遗产或家庭团聚等原因重返侨居地的少数归侨、侨眷外，出国定居的移民很少。　　“文化大革命”前期，人们害怕“海外关系”连累，很少有人敢申请出国探亲或定居。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华侨、侨眷出入境审批工作的规定》，指出凡因要求夫妻团聚或需要出境继承直系亲属产业或助理业务的归侨，侨眷亦可经香港出境转国外定居。1972年以后，全地区获准出国或去港、澳的归侨、侨眷人数比过去增加。1978年，国务院批准执行《关于放宽和改进华侨、侨眷出境审批的意见》，凡申请出国理由正当，只要前往国家允许入境，一般都从宽掌握，给予方便。因此每年申请出国的漳州归侨，侨眷人数明显增加，但除少数人得以赴菲律宾、美国、加拿大定居外，要求前往东南亚的大多数滞留港、澳。　　80年代以来，漳州实行对外开放，政府进一步放宽公民因私事出国的限制，简化审批手续，为公民出国提供方便。漳州有一部分在国外有亲属的公民申请出国探亲、团聚、定居，也有不少申请到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自费留学的学生，学成后在当地谋职。　 在居住国-分布与职业
　　华侨人口历来缺乏全面、准确的统计。侨居地政府多按出生地定国籍，统计华侨人口时只计算出生于中国的保留中国国籍的人数，而在当地出生的华侨后裔则视为当地公民。　　据1956年的统计，龙溪专区(今漳州市)华侨人数为140748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四十多年来，华侨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绝大多数华侨和华裔都已经加入或取得当地国籍，成为外国公民。近20年来，有不少祖籍漳州的台湾、香港同胞和在东南亚的侨胞移居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因此，在80年代漳州籍华侨华人的分布比过去更广泛。据1988年的不完全统计，漳州籍华侨、华人 70.4838万人，占福建省华侨、华人总数的9%左右。
一、分布与职业
　　漳州人民移居海外，向来以现在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缅甸为主要聚居地，其次为越南、日本、其它国家和地区分布较少，兹按国别分述于下：
（一）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的漳州移民历史悠久，人数众多。早在唐代，漳州已有人到苏门答腊谋生，元代周致中的《异域志》记载：“流寓于其地(爪哇)之粤人及漳、泉人为众极繁。”明永乐年间漳州人在东爪哇图班(华侨称之厨闽)和苏门答腊的巨港定居的人数相当多。随郑和到过印尼的巩珍所着的《西洋番国志》和马欢所着的《瀛涯胜览》中都有漳州人“避居此地”(指印尼)的记载。　　据漳浦县赤湖陈姓族谱记载：“明嘉靖年间出生的第十三代人陈教往咖喇巴(今雅加达)谋生，没有回来。”华安县丰山乡银塘村《赵氏族谱》记载：明嘉靖十二年(1533)，赵氏第十三世孙赵宗启出洋咖喇巴。　　16世纪下半期，荷兰殖民者侵占爪哇岛的万丹港。日巴达维亚第一任总督燕。彼得逊•昆派出8艘舰船组成的船队占领澎湖列岛，然后从那里出发到厦门，漳州沿海一带掳掠人口，先运到澎湖，再转运到巴达维亚当作奴隶出售。　　17世纪初，漳州月港已成为闽南地区的重要商港，每年都有四、五艘商船从那里开航驶往巴城。这些船每艘都搭载数百名乘客，仅年这三年便有1280名中国移民在巴城港口登岸，这些人以后返回中国的不到三分之一。　　清代前期，爪哇的华侨已达10多万人。任过漳州知府的徐继畲在《瀛环忌略》噶喇巴(今雅加达)条中记述道，“闽广之民流寓其地数以万计”。漳泉之人最多，有数世不回中华者”，“为甲必丹者，皆漳泉人”。其时，有漳州人许芳良任噶喇巴甲必丹，漳浦人黄井公、龙溪石美人陈豹卿均任过三宝珑甲必丹。法国学者苏尔梦女士1981年曾在爪哇泗水发现曾任泗水甲必丹的漳州华侨韩振泗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所立的墓碑。据泗水《韩氏家谱》记载：“韩振泗的父亲韩松是漳州龙溪天宝路边社人，康熙十二年(1673)出生，乾隆八年(1743)于爪哇捞森(Lasen)去世。”经她考察后认为“石头肯定是从福建来的……碑文跟内地的也一样。”　　1840年鸦片战争后，漳州一带年年都有众多的移民到印尼定居。清道光年间，南靖县塔下村张新瑞、长教村简庄临到达巴城。据南靖县长教村《简氏族谱》记载：八房十七代简振商青年时代赴巴城娶妻及妾，赢利千金寄回置产，同治庚子年7月卒于巴城。十八代简连科、简连榜分别赴巴城经商，娶妾生子，后把子带回祖地，又独自往印尼。长泰县坂里乡汤河清于1843年往望加锡谋生。　　清同治年间，漳浦县佛潭杨粟、杨耦山、杨登辉、杨文等从海澄港尾卓岐乘帆船往印尼谋生，杨文侨居万隆经商致富。漳浦县湖西人黄朝城从卓岐乘帆船到巴城经商。　　清光绪年间，据南靖县竹员陈姓族谱记载：二十六世陈璋，带子陈辉阳于1880年旅居苏门答腊棉兰市，辉阳在印尼生一子三女，子再生二男二女，长男金水、次男金山、长女金娥、次女金香。二十七世陈文深在印尼娶妻生男育女。二十九世陈猪屎、陈阿狗兄弟二人皆居于印尼日里，陈阿狗之子陈武史仍居棉兰。竹员陈姓裔孙旅居印尼计有30多户。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漳州社会治安混乱，百姓生活困难，出国往印尼的大量增加。其时印尼的华侨大多原籍是厦门、漳州附近各县，其次是泉州，故闽南方言在印尼广泛流通。　　自1953年起，印尼政府严格限制中国移民入境。　　80年代，祖籍漳州的印尼华侨95％以上加入了印尼国籍。据1988年侨务部门统计，祖籍漳州的印尼华侨、华人有20．08万人，主要分布在爪哇岛的雅加达、万隆、泗水、三宝垅、井里汶、玛琅和苏门答腊的巨港、棉兰等地，万隆是祖籍漳浦县佛潭、湖西的华侨、华人聚居地，苏拉威西的望加锡是祖籍长泰坂里乡的华侨、华人聚居地。　　漳州旅居印尼的华侨，早期大多数是当苦力、农民、小商贩，本世纪30年代，有不少人从事自由职业或当职员，一部分有资本的小商贩转向经营工商业。据 1976年调查，漳属华侨、华人当工人的占总数的24.8%，从事小商贩的占34.1%，从事工商业的占24．7％，当职员占4％，从事自由职业的占 0.08%，从事其它职业的占11.6％。
（二）马来西亚
　　明永乐三年(1405)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中，已有不少漳泉人到马六甲经商定居的记载。随着漳州月港海上贸易的发展，到马六甲经商，定居的漳州人逐渐增加，1613年，葡萄牙人伊里狄所绘制的《满刺加城城市图》中，就已标有“中国村”和“漳州门”地名，说明当时已有不少漳州华侨定居。　　1641年荷兰殖民者占领马六甲后，因闽南华侨较多，殖民当局任命漳籍华商郑芳扬马甲必丹，以管理聚居在“中国村”的华侨的事务。1673年，在郑芳扬及其继任者甲必丹李为经的倡导下，闽籍华侨在马六甲兴建青云亭，作为福建同乡聚会、祭祀的场所。此后，马六甲的甲必丹中有三位是海澄县籍人，即陈承阳、陈起厚、蔡士章。　　1786年英国占领槟榔屿，1795年又占领马六甲。英国殖民当局为开发马来亚的资源，到福建沿海招募华工前往垦殖。据海澄县海沧石塘(今属厦门郊区) 《谢氏家乘》记载，从清康熙至咸丰年间，谢氏族人前往槟榔屿的110人，马六甲15人，柔佛4人，丁加奴13人。祖籍漳浦县的新马华商薛佛记(1793 ——1847)生死都在马六甲。清乾隆年间，南靖县陈夏观出洋定居马六甲，清道光十九年(1839)，海澄县林玛彭乘帆船到槟榔屿定居。　　清道光年间，马来亚吉兰丹首府的华侨聚居地叫华人坡，华侨大部分为海澄县人。当时有一位华侨甲必丹是海澄县人颜珠离。　　清代也有不少漳州人到沙捞越谋生。如龙海县角美白礁村(原属同安县)王友海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6)由新加坡到沙捞越古晋，开展两地之间的贸易活动。通过他的关系，不少闽南人也陆续到沙捞越谋生。他的儿子王长水后来当上总侨长(华侨事务总负责人)，另一位于1860年到沙捞越的华侨是诏安人田考，初抵沙捞越时，曾在石隆门(地名)客籍同姓华侨开的店铺里当店员，后以种植甘蜜为业。他因在垦荒中偶掘到金矿而致富，后移居到古晋经商，同族人通过其关系也相继到古晋谋生，形成聚居地“诏安路”，有诏安籍华侨3000多人。　　19世纪60年代，沙捞越的拉叻也有不少诏安籍和海澄籍的华侨定居。　　清光绪年间，海澄县每年都有人乘帆船到沙捞越的诗巫谋生，每批三、五人。至19世纪80年代末，诗巫华侨已知姓名的海证人有张烟都、张宗罗、张宗旗、蔡钟怀等家族。光绪年间也有不少漳州人在槟榔屿经商，如“海澄人李道熙，客居槟榔屿久，以货殖起家，积产十数万金，捐创‘海澄五贯学社，所居门榜曰：‘李氏家塾’。”　　辛亥革命前后，又有漳州人前往马来亚定居。诏安人黄生、许启漠等就是这一时期分别到吉隆坡和沙捞越定居的。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闽南一带社会治安混乱，许多漳州人为逃避战祸，纷纷出国，如平和县人沈国良，诏安县人沈济宽、林从周就是在这一时期到马来亚谋生的。　　由于战乱，马来亚联邦华侨人口变化较大，1965年9月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独立后，华族人口比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据1988年统计，祖籍漳州的马来西亚华侨，华人有7.1万人，主要分布在马六甲、雪兰莪、槟城、巴生、麻坡、笨巴株巴辖、丁加奴、古晋、诗巫、木胶、文律、美里坡、拉叻等地。其中古晋、美里、笨珍、拉叻以诏安籍人最多，诗巫以海澄县籍为多。　　祖籍漳州的马来西亚华侨，华人当工人的占总数的34．9%，从事小商贩的占21.4%，从事工商业的占9.9%，当职员的约1.4%，从事自由职业的约5%，从事其它职业的占27.4%。　　（三）新加坡
　　日，英国殖民者莱佛士从槟榔屿率船队抵达新加坡时，岛上只有150名居民，其中有30名华侨。船队中有三名华人随行，其中有一位是祖籍海澄县的渔民叫蔡德送，经他引航才使船队顺利登岸。为此，莱佛士送他一支金手杖，以旌其功。　　新加坡开埠后，马六甲一些闽南籍华商移居新加坡，祖籍海澄县出生于马六甲的陈笃生(1798——1850)便是新加坡开埠后不久，跟一批富有冒险精神的闽籍华商到新加坡创业的。　　早期新加坡移民中，除从马六甲移居的华商外，多半直接来自漳州、泉州两府所属各县。1828年从马六甲移居新加坡的漳浦人薛佛记(字文丹，1793—— 1847)等华商，率领同乡在石叻路兴建了“恒山亭”，作为福建同乡的联谊机构。他们还购置义山，作为漳、泉人的公冢。此后，陈笃生又带头集资在直落亚逸街兴建“天福宫”，作为福建籍华侨祭祀和聚会场所，1840年由陈笃生出任天福宫大董事。　　清道光年间，海澄县(今龙海县)港尾卓岐村人常结伴乘帆船至新加坡谋生，有的单身独往，有的携家眷，至民国初年每年来往的达100多人。卓岐华侨往往年初出洋，年底回乡度岁，新加坡被称为卓岐人的第二故乡。　　清咸丰年间，东山县风灾严重，年景不好，民不聊生，康美人林瑞仔从铜山港(今东山城关)乘“大得利”帆船去新加坡，不久回来，乡人闻之，皆相率到新加坡谋生。咸丰三年(1853)，东山梧龙乡人、“小刀会”首领林美园，率众起义反清，失败后与一批起义者逃往新加坡。以后，林美园在新加坡组织“义兴公司。”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新加坡的漳属华侨人数很多，也涌现了许多社会贤达，如陈金钟、章芳琳、吴寿珍、林推 、刘金榜、丘菽圃、林文庆、林秉祥等，是当时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福建会馆的领导人物。　　2O世纪20一30年代，是漳州人出洋到新加坡谋生的最盛时期，仅云霄县就有数百人，据1929年的统计，旅居新加坡的漳属华侨达10多万人。　　1965年，新加坡建成独立的共和国后，当地华侨全部成为新加坡公民。据1988年统计，祖籍漳州的新加坡华人有18.2万人，占祖籍福建的新加坡华人总数的20%。祖籍东山的华人多数聚居在小坡一带，祖籍云霄列屿乡汤姓华人多数聚居在大坡丹绒巴葛区。　　祖籍漳州的新加坡华侨，华人早期大多数从事码头工、划舢板、种植、小商贩。据1976年统计，从事小商贩的占总数的23.7%，当工人的占38．5％，从事工商业占11.8%，当职员的占2．8%，从事自由职业的占1.8%，’从事其它职业的占21.4%。
（四）菲律宾
　　明代，漳州人移居菲律宾的人数甚多，张燮的《东西洋考》“吕宋条”记载：　“其地(指吕宋)去漳为近，故置舶多往。”“华人多诣吕宋，往往久住不归，名为压冬。聚居涧内为生活，渐至数万，间有削发长孙者。”　 1571年5月，西班牙占领吕宋岛。据西班牙驻菲总督列加斯比称，当时已有150名华侨居住在马尼拉。1584年，由漳州月港驶往菲律宾的商船有25一 30艘，随船前往的商人和移民多达4000人，菲律乔治在(西班牙与漳州之初期通商)一文中说：“赴菲的中国商船，多数来自福建漳州及厦门。”据海澄县石塘村(今属厦门郊区)(谢氏家乘)记载，万历年间()前往吕宋谋生而殁于当地的族人就有谢一镇，谢一斌等12人。　　据史籍记载，16世纪后期，往菲律宾贸易的中国帆船，每年约30只。明万历十七年(1589)，去东洋的商船每年获准44只，据当时福建巡抚许孚远所述，航行的地点及每地区船数，除文莱(2只)、米六公(1只)外，其余都在菲律宾。随着中菲贸易的发展，赴菲的闽南人大量增加，引起西班牙殖民当局疑惧。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西班牙殖民当局第一次对华人进行大屠杀。据《海澄县志》卷18记载：　“万历卅一年(1603)，吕宋杀华人在其国者二万五，澄人十之八九被杀。”“存活者不到八百人。”由于福建官府及地主豪绅横征暴敛，迫使漳泉破产农民、商民、工匠不断离开家园赴菲谋生。万历三十四年 (1606)，从漳州月港驶往马尼拉的中国帆船，全年共有25艘，共载去移民2011人。1639年西班牙殖民当局又对华侨进行第二次大屠杀，1.2万名华侨惨遭杀害。经过两次大屠杀。漳州移民多视菲律宾为畏途，以后到菲律宾的华侨多为泉州移民。　　清代，从漳州往马尼拉的移民又逐渐增多。据漳州侨乡族谱记载，清道光五年(1625)，南靖长教简姓有八房十五代简永受侨居菲律宾。清同治七年 (1868)，海澄县人杨汇溪出洋到菲律实经商。1870年，龙溪县角美流传村郭有品赴菲律宾马尼拉谋生。19世纪80年代，龙溪县籍华侨分布在马尼拉、怡郎、宿务、卡加扬约有一万多人。　　清末民初，美国统治菲律宾时期，于1902年实施限制中国劳工入菲法令，规定每个中国人入菲前须预付400比索(菲币)办理入境签证，以此限制中国移民入境。民国时期，闽南因军阀混战，盗匪扰乱，许多漳州人被迫往菲谋生。今龙海县角美鸿渐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亲友侨居菲律宾。　　据1988年统计，祖籍漳州的菲律宾华侨，华人约有3．3万人，主要居住在马尼拉市区和郊区一带。　　祖籍漳州的菲律宾华侨，华人早期主要从事农业、园艺、渔业、小商贩、手工业。据1976年的统计。当工人的占21．9%。从事小商贩的占40．9％，从事工商业的占22.2%,当职员的占4．9%,从事自由职业的占0．5%,从事其它职业的占9 5%。　　（五）泰国
　　明代中叶，海澄港尾卓岐村就有石蛋哥，鹿仔陀搭乘木帆船往暹逻经商，之后便有卓岐王氏族人到暹逻谋生。“时漳州月港家造过洋大船，往来暹逻，佛郎基诸国，通易货物。”　　清初，又有海澄人往暹逻。据海澄县石塘《谢氏家乘》记载：　“谢联国，生康熙乙酉年(1705)，卒乾隆庚申年(1740)，葬暹逻。”　　清乾隆年间，祖籍漳州府海澄县西兴人吴阳于1750年前往暹逻，官至宋卡城尹。祖籍南靖县的萧佛成的祖上从马六甲迁居暹逻。清道光年间，祖籍龙溪县霞写乡的许泗章从槟榔屿到暹逻经商，后开采锡矿。1862年被暹逻国王任命为拉廊府尹(又称郡侯)。　　清咸丰年间，漳浦县佛潭白石村人杨士让从港尾卓岐搭帆船出国，往暹逻波竭省，由小商发展为巨商。　　清光绪初，有诏安人沈万成，沈永居，沈俊元等人在暹逻曼谷经商。1885年发起兴建“沈氏大宗祠”。清光绪年间，有诏安人陈赛林、游子光、平和人杨友政、南靖人张秋光等侨居暹逻。　　民国初期，南靖和溪林氏裔孙林成汉、林成芳兄弟侨居泰国。平和县大溪乡壶嗣村吴氏族人已有近三百人在泰国北大年定居，云霄县曲溪村吴氏族人也有55人在泰国谋生，他们大部分当矿工。20-30年代，平和县崎岭、九峰、下寨、芦溪陆续有人移居泰国。　　据统计，祖籍漳州的泰国华侨、华人有13．9万人，其中以诏安县籍最多，有7．88万人，龙海县籍2240人。华侨、华人主要分布在曼谷、也拉府、北大年、春蓬府、夜功府、北柳府等。　　祖籍漳州的泰国华侨，华人当工人的约占总数的20.5%，从事小商贩的占16.5%,当职员的占O.7%,从事工商业的占4％,从事自由职业的占4.5%,从事其它职业的占53.7%。
（六）缅甸
　　据南靖县长教乡简氏族谱记载：1825年有八房十七代简必闻、必忠、庆螽等，侨居缅甸仰光。　　清光绪年间，南靖县曲江村张氏族人，长教村简氏族人有不少移居缅甸，并于1888年成立“缅甸仰光清河堂”　(张廖简颜宗亲会)。诏安人李庆标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往缅甸谋生。　　1904年，海澄县许文鼎移居缅甸。民国初又有曾咸万、郭寿禄、曾大木等前往缅甸开办碾米厂。1936年，在仰光成立“旅缅海澄同乡会”入会者有200人左右。　　1912年，南靖长教简羡强移居缅甸毛礼埠经商，之后，简氏族人陆续前往缅甸者日众，分布在仰光、竖坊、毛礼、毛淡、棉遵等埠。1938年在仰光成立“简氏旅缅范阳堂”宗亲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漳州有些人为逃避战乱，移居缅甸投靠亲友。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大举进攻缅甸时，有一部份华侨从缅甸逃回漳州。抗日战争胜利后，漳属缅甸归侨复员回缅甸者有千余名。　　据市侨务部门统计，祖籍漳州的缅甸华侨，华人约28万人，占福建籍华侨，华人的10%，其中以南靖县人最多，约万余人，海澄县籍约有三、四千人。　　祖籍漳州的缅甸华侨、华人主要分布在仰光和伊江三角洲以及沿海地区。华侨、华人从事的职业以经营农产品加工业居多，有的经营出口商，有的从事渔业或开设百货商店。
　 （七）越南
　　明嘉靖年间，漳州已有人到安南(今越南)经商。“漳州海澄商人陈宝松、舶载铜、铁、瓷器等渡航于交趾顺化地方时，偶有福建船只来舶，达三十只以上。”　　明末清初，漳州府有一些明朝的臣民不满清朝统治，逃亡到安南避难。如漳州府龙溪县二十八都回鄙玉洲上社人陈养纯“避难南来生理，衣服仍存明制，”流寓顺化。漳州府海澄县人潘文彦和妻林氏，“义不事清”而流涉安南。　　19世纪末，海澄县豆巷人曹允泽往越南西贡谋生，当时漳州华侨曾成立漳州会馆。据1905年严璩的《越南游历记》记载：当时“河内有漳泉人仅200余人”。1906年张荫恒的《三洲日记》记载：西贡华人有漳州帮。　　1912年，祖籍海澄县的陈远澜到越南堤岸谋生。　　据1971年调查统计，在越南定居的漳州华侨以诏安人最多，约4000人，其次为龙海县，有522人。　　1975年起越南政府推行反华排华政策，大规模驱赶华裔和华人。至1978年，有8777人被安置在漳州的双弟常山、丰田、白竹湖、梅州等华侨农场。　　据1988年统计，祖籍漳州的越南华侨，华人约有7000人，主要分布在河内、海防、西贡(今胡志明市)一带。早期漳州华侨多数从事碾米加工业，现代多数经商。
（八）日本
　　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明太祖赐给琉球国(今日本冲绳县)“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贡。”当时福建沿海“素通番舶，其人多谙水手，操舟善计，皆漳泉福宁人，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沧、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福宁有桐山……船主、喇哈、火头、舵工皆出焉。”这批闽人到琉球后，国王“即令三十六姓择土以居之，号其地曰唐营(俗称久米村)，亦称营中。”　　明嘉靖年间，倭寇在闽南沿海作乱，掳掠一些人前往日本。如嘉靖三十三年(1554)一船在归途中被风飘至朝鲜，内有漳州人蔡四官、孙美等，蔡四官称“因倭人作乱于中原，被掳而来。”　　明万历年间是漳州人到日本最频繁的时期。如万历十九年(1591)，龙溪县人王立思、阮明迁入琉球，题准补三十六姓。万历三十五年（1607)，龙溪县人阮国、毛国鼎一道题准入琉球籍。万历四十五年(1707)，龙溪县陈华因在广东遇台风，船飘至琉球庆良间岛，后题准留久补三十六姓。这些人后来成为日籍华人，代代在该地繁衍。今其后裔已传至14代。万历年间，日本长崎已有漳州商人欧阳华宇、欧阳云台、陈道隆等定居，形成了漳州帮。　　1616年，一艘往日本的商船中，有华商22人，其中属福建籍的有：海澄的张瑞、王旺……漳浦的卢惜……他们所带货物有绫、丝、毛毯、绉纱、钿毛毽和药材等。”　　抗日战争前后，有一部分旅居台湾的漳州人，如平和人林水、诏安人张廖富源、南靖人张青渊等先后从台湾移居日本。　　据1988年统计，漳州旅日华侨、华人有2800人，占全省旅日华侨，华人总数的23％左右，主要分布在东京、长崎、冲绳等地。漳属华侨，华人主要的职业是经商。　 （九）美国
　　早期前往美国的漳州人都是被西方殖民者拐骗去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的契约华工。　　清咸丰年间()，漳浦县佛潭下坑村人杨乌番，从港尾卓岐乘帆船出国，到美国旧金山当淘金工人，后来成为巨富回国。　　本世纪20——30年代，有一些祖籍漳州的美国留学生，毕业后在美国就业。著名文学家林语堂是龙溪县人，1919年秋，以清华大学教职员身份，取得半额助学金，去美国哈佛大学，一年后获文学硕士学位回国。1936年8月，他带了妻子和3个女儿，以教授、学者、作家身份到美国纽约定居。　　50年代以后，不少漳州人从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各地移居美国，如祖籍长泰县的黄惠珍于1965年从台湾移居美国洛杉矶。祖籍平和县的苏恊民夫妇于1974 年从香港移居美国纽约。70年代末又有成批祖籍漳州的印支难民移居美国南加州。至1988年，定居美国的漳属华侨、华人约有25万人，主要分布在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等地。　　早期移居美国的漳属华侨，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因生活所迫，被迫卖身往美国当苦力，开矿、垦荒、修铁路。20世纪60年代以后，有相当部份祖籍漳州的华侨、华人经商或在科技、工程、教育、医学等部门任职员、专业技术人员、教授、医生等。
（十）其它国家和地区
　　早期的漳属华侨有一部份被贩运到南美洲的古巴当契约华工。如清同治六年(1866)，诏安县深桥乡溪南村陈永源为谋生而当契约华工远渡重洋，贩运到古巴当矿工。1892年回国。　　1919年，诏安县四都乡东峤村张尧明到东埔寨金边，开设中药房兼坐堂问诊。　　本世纪50年代后，东南亚各国先后独立，不少移居台湾的漳州人子弟，赴欧美、澳洲留学，有的学成后便留居当地并加入当地国籍。据统计，祖籍漳州的华侨、华人有8000多人分布在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西德、古巴及欧洲、非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在居住国-经济概观
一、商业贸易
　1、土产、日杂
　　早期移居海外的漳州华侨经营的土产，日杂种类繁多。　　在印尼，明万历年间有龙溪人颜大、颜二兄弟在锦石经营土产，后颜二到巴城开设土产商店，兼营木材和胶园，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漳属华侨在商业活动方面，主要是从爪哇输出糖、烟，再从中国输入茶叶、丝绸、食品。清道光年间，祖籍南靖县的简庄临在巴城毛礼佛经营白糖。1858年，原籍同安县锦宅村(今属龙海县)的黄志信到爪哇三宝珑开设“建源栈”杂货店，经营土特产和来自中国的陶瓷、丝绸和茶叶。1879年，祖籍海澄县的李双辉南渡到荷印泗水谋生，初在乡侨开设的“林肇汉茶行”当伙计，继而与友人合营茶业，后独资开设茶行，业务居泗水埠茶叶行市之首。19世纪末南靖县籍的陈文深开设新裕芳栈，新振兴栈、顺和兴号。　　荷印时期，漳州侨商多数是靠经营土特产起家的，在当地流通领域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祖籍南靖县的庄西言(年)少年时代到巴城当店员， 1910年与人合资开设以销售土特产为主的三美公司。几年后独资创建全美有限公司，经营布业，至30年代初，便发展成为巴城的巨富。祖籍长泰县的戴献洛 1914年到苏拉威西岛的望加锡，开始当小贩，从城市贩运日用品到农村，再从农村收购土特产到城市出售，数年后与人合瓷开设“大吉有限公司”，经营土特产。　　据1934年爪哇梭罗中华商会职员档案记载，漳属华侨有执委林小庄(龙溪县人)经营爪哇烟叶的瑞懋号，执委林长发(龙溪县人)经营煤油的顺发美号，监委邱顾龄(海澄县人)经营椰油的兴盛号，候补执委高淑益(海澄县人)经营椰油的高淑益号，候补执委王长庆(龙溪县人)经营烟叶的源美号，候补监委陈武寿(海澄县人)经营烟叶的捷兴号。　　祖籍漳州芗城区的蔡梧材于1940年在巴城老巴刹开设土库闽南行，经营日常用品、布匹。第二年又与友人合资创办源利布匹有限公司，经营进出口布匹，遂成巴城名贾。1945年，祖籍海澄县的杨新田在巴城与人合资开设达川公司，经营土产进出口。　　此外，30——40年代还有祖籍海澄县的陈焕其在巴城新巴刹开设土库历顺有限公司；祖籍华安县的林文圆在苏甲巫眉开布店；巨港有林锦德的土产行、黄子辉的胜发栈、游志诚的和成号专营烤烟；望加钖有祖籍长泰县的汤文章开设的成顺公司汤重演的顺源公司、何漳珍的土产公司、汤登育的集源公司。　　50年代以后，雅加达有叶毕礼经营沙笼、手巾印染；泗水有蔡龙洁经营棉布和丁香，张勤灶的勤发公司经营罐头土产，苏育棋经营罐头贸易公司，陈益起经营花裙有限公司，洪麓竹开设协源土产公司和三合美商行(丁香)，江赞贵的信太公司经营土产、纱布。张瑞智开设的新源土产公司、张承尧的福利公司经营土产进出口业务。还有林文田、邱启兴、郭西郎、李明培、李裕煊、林绵远等分别经营土产进出口或布行；廖锦坚在马都拉经营布匹，杂货商店，兼营咖啡、大米等土产；张瑞德在三马林达开设“新亚洲公司”经营土产进出口；何发成在望加钖开设收购土特产和销售日用百货的商店。　　在马来亚槟榔屿，海澄县人林有道与杨必达于1898年合营长利公司，经营土产出入口贸易。清末民初开设的有：谢聚会经营土产的宝兴栈和专营椰干、土产批发的远记号，林晋三专营仰光杂货的张晋兴号和与人合营的兴美土产公司，陈清真与人合营土产贸易的通成号，吴有才开设的瑞福号，李荣寿的合兴号，魏阮生的庆裕香土产栈，邱朝宗的吉成号，邱文绍的协美钖行。　　在沙捞越，19世纪80年代，漳属华侨开设商号的，诗巫有海澄县籍的张烟都与张良弼合营的长发号，蔡自勇的自发号，蔡正兴的蔡源安号；泗里奎有林先慎的新锦成号，林先海的恒发号，林峆峆的顺发号，林朝阳的锦成号；拉叻有吴振春号，沈祥的顺安栈，沈益传的益源号，蔡花鮡的胜发号，吴玉发与吴玉山的福和号，沈长佑的新发美号，沈愈的福源安号，沈标香的同兴栈。　　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漳属华侨在沙捞越开设的商号遍布各埠。祖籍海澄县的李振殿在古晋独资创办长成号，经营橡胶土产杂货。祖籍诏安县的田贵宗于 30年代与友人合创共济公司，专营“曰罗冬”土产，祖籍诏安县的沈云虎于1929年创设大丰号，经营神纸、神香、纸料。古晋还有沈绍经的荣茂号，吴耀池的建源号、许祝文的永昌号，徐耀昆的顺发隆号，徐耀琳的顺利隆号，均经营杂货生意。在美里有诏安籍华侨经营土产日杂的福利号、源源号、义兴号、长兴号、建安号、陶兴号、祥安号、福长安号、合安号、益和号。在诗巫有祖籍海澄县的林水生开设的林永芳商号，经营米粮、当店。1928年又在民那丹埠开设林水生粉廊，永芳栈商店。还有林光斟的瑞顺号、陈起龙的兴安号、何添祖与沈祖锦合创的泰安号等20多家专营杂货和收购土产的商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漳属华侨在沙捞越开设的商号不断增加。祖籍诏安县的陈绍琴在古晋开设源荣号，经营饲料和进口的良种鸡鸭，祖籍诏安县的陈喜发与田亚庆兄弟在古晋合创三川号，专营京果杂货等。古晋还有绍荣号，何万兴号、永昌号、大茂号、复成号、泰兴文记、永泰号、集美号、美发号等。60年代后，祖籍诏安县的许春成在古晋经营土产出入口，涂保裆经营百货批发，美里有沈清溪的茂兴号。何兴发的水利号、沈保德的联德号、林亚鹄的东茂号等。峆都有沈镜星专营土产，糖米杂货、日用品的泰安锦记，还有吴茂顺经营日用品、杂货罐头的南顺号等。诗巫有陈赛木与何振喜合创的光裕号、何振顺开设的振顺号等。　　在新加坡，19世纪初期，人口大增，需要大量的农副食品。一些从闽南和马六甲移居新加坡的华侨，便以栽种蔬菜、水菜、饲养禽畜为业。随之经营农副食品的小商贩也应运而生。他们为人口激增的新加坡市场提供农副食品，也由此而发家致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闽籍华商是祖籍海澄县的陈笃生。新加坡开埠后不久，他从马六甲移居新加坡，贩卖蔬菜、水果、鸡鸭等，从乡间买入，到市区售出，经营多年稍有积蓄后在勿基开一间食杂店。不久又在十八溪墘开办陈笃生商行经营土产生意。后来他认识了英国人怀特森，两人合伙做大宗生意而发家。早期在新加坡经营土产，日杂的还有长泰县籍的章三朝，他经营烟酒土产发家，其于章芳琳继承父业后，经营“长越”和“苑生”两个商号，不久扩展为章芳琳公司。漳浦县籍的戴河水开设协丰发记号，经营烟酒。海澄县籍的林汝炎开设胜茂号，经营杂货。　　祖籍南靖县的张荣汀1917年到荷印泗水，开设永川公司，经营白糖生意，获利1O多万盾。后因生意倒闭，前往新加坡。30年代开设“南庆有限公司”、“丰太茶庄”，专营茶叶，为东南亚第一茶商。1933年，祖籍海澄县的王金和创办“南太茶庄”，用茶车运送茶叶到城乡兜售。祖籍诏安县的沈烈周1938年从泰国到新加坡，与友人合创美大杂货行。祖籍海澄县的甘锦灿于30年代创办大中成记进出口商行。40年代，祖籍东山县的黄舜仁开设源庆公司，专管各港土产货物。还有林沐泉(东山县人)、陈震加(海澄县人)、巫亚龙(诏安县人)等经营土产杂货。张庆类创办策源贸易公司，经营土产。　　50年代以后，新加坡有林来安的“三兴来记”号，经营酒、烟。陈万才经营土产批发，林石达经营土产进出口。祖籍海澄县的吴汀渊自创百家利布庄，邱继藩经营土产进出口。　　在菲律宾，早期漳属华侨多数经营小杂物店(即“菜仔店”)，继而经营土产店、日杂店、百货店、布店。1934年，祖籍海澄县的邱玉堆在菲律宾开设杂货店。 50年代以后，黄西仕经营布行，黄则流在马尼拉经营杂货，王振芳在小吕宋老湾经营土产、百货店，苏水顺经营百货、五金日杂，郭文源经营土产，陈财木经营百货店，孙笼阪经营中西餐馆。　　在泰国，民国初期吴阿波于麻植岛开设杂货店。祖籍诏安县的游子光于1903年南渡泰国谋生，初在农村种植，后收购农产品到曼谷销售，继而在曼谷设土产行，经营土产，1978年开设酒坊。1919年，祖籍海澄县的蔡添木随父到泰国，在洛坤府开设蔡成芳号，购销椰干、槟榔等土产。1939年，祖籍诏安县的许秀峰在陶公府开设联圃百货店。50年代以后，南靖县籍华侨开设的商号有顺利号、福盛号、锦兴发号、南华滨帆布行等，诏安县籍华侨开设的商号有王发记号、王福兴号、胡福春号、徐泰盛号、沈坤合号、大发号、沈永源枋廊、沈永利枋廊、沈发兴酒楼、品福酒楼、源兴盛栈等。　　在缅甸，19世纪初期到缅甸的漳属华侨，他们运去中国出产的茶叶、药材、烟丝，然后将海峡殖民地的洋货以及缅甸出产的玉石、土产等运回国内销售。1912 年，祖籍南靖县的简羡强往缅甸毛礼谋生，开设振成号，经营五谷杂货批发。20年代，张居鹏(南靖县人)也在缅甸开行设栈，经营土产。　　2.商行、公司
　　在东南亚及日本，美国从事商贸的漳属华侨中，有些人同时或先后兼营几种生意，投资多种企业。　　在印度尼西亚,祖籍漳浦县的杨纯美1890年南渡荷印万隆,初当学徒。1893年当布料小贩,后在万隆日惹开设布店。不久又在万隆新巴刹街独资创办新义成有限公司,专售布匹棉纱。　　20世纪初,祖籍长泰县的汤重卑,汤重岸在望加锡创办成顺公司,1971年,祖籍东山县的谢联棠在巴城创办侨兴国货公司。1931年,祖籍海澄县的郭美丞在巴城开设大华公司,经营出入口贸易,后又创南洋书局有限公司，承印课本书籍。　　祖籍漳浦县的蓝赞绪于1941年到荷印万隆谋生，初当汽车修理场学徒，数年后自设汽车修理店，兼管汽车配件，后在雅加达开设商行经营钢材。祖籍漳浦县的杨朝春在万隆与人合资开设布店，后拆股自行经营，发展为批发商行，并附设织布厂。　　祖籍南靖县的张国进，16岁南渡荷印三马林达，在张振记公司出入口商任职，1939年独自经营小商，1949年创立源德兴公司，任董事经理，运筹帷幄，商务发达。1954年迁居泗水，自创“百茅慕拉’商行，经营出入口贸易，祖籍华安县的林德昌在雅加达开办伦昌有限公司，经营布匹，曾任雅加达中华布商公会理事长。　　此外，漳属华侨在印尼开设商行。公司的还有：黄灿水的亚洲实业集团，林振源在万隆经营照相器材设备，汤炳章在望加锡经营石油，郑木经营百货大楼，郭寿民经营百货商行，郭万安开设华益有限公司，蒋仁和开设光荣商场，陈尚星开设锦源有限公司，黄文生经营诚友商行，良胜花裙批发商，美都有限公司，杨朝茂、陈明兴在万隆经营五金商店，黄励英在泗水开设“黄氏兄弟公司”。祖籍龙溪县的康荣茂1952年到巨港开设瓷器店。1965年与人合创光荣大厦，开设超级市场，附设光荣戏院。　　在马来亚，诏安人田考先是在沙捞越石隆门煤矿当苦力，接着当店员，再做小生意，随后与洋人合作开发金矿发了财，即携资到古晋市区购买房屋和地产，开设振安号，经营土产生意，设分号于诗巫、木胶、达叻、民都鲁等地，不久扩展为振安商行，振安有限公司，其店铺占据一条大街，称为振安街。田考还提携同乡到古晋、拉老、尼亚、劳叻、实务的等地开铺经商。1904年田考去世后，由其子田祈顺主持振安有限公司，业务繁荣，生意兴隆。为方便货物运输，公司特地购置货轮载运，扩大经营。　　祖籍同安县白礁村(今属龙海县)的王友海1830年生于新加坡，1846年与友人林英茂结伙到沙捞越谋生，开设“友海、英茂公司”，以小帆船作为交通工具，从新加坡采办百货、布匹、日用品等到沙捞越向当地人换取土产，再运回新加坡出售。1856年，王友海又创办“启章、友海公司”，专门输出沙捞越的林产、胡椒与沙莪，并由新加坡运进棉织品、铁器、粮食。1872年，王友海将两个公司改组为“王友海公司”。1889年王友海在新加坡逝世后，由其子王长水继承父业。　　20世纪初，漳属华侨在马来亚槟榔屿有邱明昶开设的吉昌油索行，并与人合股开辗米厂、树胶厂，十年经营至数十万元。1915年，林有道创设化学公司。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沙捞越古晋有田绍熙创办的美山实业(私人)有限公司，沈瑞云与沈济宽合资经营出入口商的集兴公司，沈天发、林朱乔、陈荣和合创的三发公司，沈联捷的联源贸易公司，许春成于1963年在沙捞越斗湖创办春成贸易公司，后扩展为许氏贸易有限公司，经营木材，出口至日本、南朝鲜、台湾等地。沙捞越美里有杨耀兴的汉聪贸易公司、黄来禄的大源五金有限公司、许国雄的德成公司、黄清秀的丰源公司、沈富国的机械贸易有限公司、沙捞越诗巫有涂玉发开设的电器公司。　　吉隆坡有林兴成开设亚洲五金(马)有限公司和富产实业有限公司。　　1893年，祖籍南靖县的张善庆到新加坡谋生，初任职于莴山栈药铺。三年后与友人合营益隆栈，不久独资开设万庆九八行。新加坡成为自由贸易港，张善庆经营商业和转口贸易。　　20世纪初，祖籍南靖县的张桂龙到荷印三马林达开设益隆兴有限公司。后其子张顺畴继承父业，勤俭经营，创设分行于荷印的马辰和沙捞越的诗巫等埠，设总行于新加坡十八溪墘，经营橡胶及土产，兼营九八行与输船生意，成为星洲殷商。　　祖籍龙溪县的林德根于1920年创设德祥公司，专营土产。1922年又创设德兴公司，代理亚细亚汽油。1926年再创建兴有限公司，代理汽油业务。30年代，祖籍海澄县的陈焕其在新加坡创办欧罗拉百货公司。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陈振声在新加坡吉宁街开设金星国货公司。祖籍海澄县的杨剑如与友人合资创设联合代理商，专营代办欧洲各国及中国、日本等货物。祖籍诏安县的李金声创办胜发公司，销售建筑原料，兼营五金船务用具，不久又创办仁发有限公司，经营冷藏食品。　　50年代新加坡有林新铭的四海源公司，康振福的盈福私人有限公司，甘清池与人合营的福昌汽车零件公司及出入口商生意。　　祖籍漳州的王梓琴，1927年南渡荷印，出任巴城土库历顺公司总经理，先设土库美罗百货公司于泗水，又设亚达加百货公司于雅加达，分行遍布印尼各埠，有印尼百货“托拉斯”之称。1953年到新加坡开设新兴贸易公司。1957年以25万叻币向一名印度商人买下谐街72--74号店址，创办美罗百货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1965年设美珑百货有限公司于乌节律，后迁史士律正名为美罗乌节百货有限公司，又先后在槟榔屿设美罗首邦百货有限公司，在美芝律拓设美罗黄金百货有限公司、在乌节律设美罗豪华百货有限公司。王梓琴还拓设美罗武吉知马百货有限公司、美罗马林列百货有限公司，成为“新加坡美罗控股公司”的董事主席，该控股公司属下有42个子公司，一个联合公司，6个股份公司，除经营百货零售、批发外，还从事高层建筑与房地方开发。1985年的营业额达到4． 233亿美元。　　1962年祖籍平和县的黄文炳在新加坡创办美都纺织品有限公司，专营中国羊毛、混纺呢绒、棉布、丝绸、毛纺织品，成为新加坡经营棉毛纺织品进出口的贸易公司，业务遍及东南亚。　　60年代以后，漳属华侨在新加坡开设的商行、公司越来越多，经营范围也不断拓宽，1963年，沈嘉盛与人合办德福贸易公司，经营船用五金材料，1968 年，郑俩福创办友联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及新山集联机械有限公司，1970年林振南创办的合美五金公司，经营建筑及船用铁材。还有林成顺的电器私人有限公司、何吉荣的永安商行，黄维良的一丰行、郭其超的新和达有限公司、王希仲的大佳百货有限公司、林兴成的联昌五金私人有限公司、王亚生的新世纪化学工业公司等，而郑昭明任董事局主席的庆新集团有限公司和吴振顺的环宇集团规模颇大，投资范围涉及多种行业。　　在菲律宾，祖籍龙溪县的杨在田(又名知母)1861年到菲律宾马尼拉谋生，经营小铁店，后逐步扩展为“瑞隆兴铁业公司”，代理美国一家五金器材厂商的业务，并先后在纳卯、宿务、古答峆岛等地设立分支机构。祖籍龙溪县的许文仲1927年南渡菲律宾，在马尼拉开设布店，1948年创办“国华布业公司”，后又创办“新国华商业公司”，并附设织布厂。　　60年代以后，菲律宾有林德强开设的煜恒商业股份有限公司，春秋影业股份有限公司，郭尚鳔开设的联联商业有限公司，黄明芳开设的明星商业、万雷布业、礼智布业、许瑞溪开设的清阳皮革行，杨漠杰经营的电器行，杨龙邈、许振冷、林长杉、郭国舜分别经营的五金行，郭友华经营的眼镜、照相馆等。　　在泰国，祖籍平和县的吴穿杨1938年与内弟曾福顺创办，曾福顺公司，于陶公府，自任董事总经理。由于经营有道，遂拓设分行于曼谷，合艾、也拉、歌乐、丹荣玛，并且扩展到毗邻国家马来亚槟城、吉隆坡、怡保各埠，经营房地产、建工厂、设商行、办印刷局和书局等。祖籍诏安县的沈伟汶于50年代在曼谷自创源发利行，经营化妆品，后扩展为源发利有限公司，并附设生产可素宝、洗衣素及配合洗衣素的其它化学品的工厂，曾任曼谷化妆品同行公会主席。　　漳属华侨在泰国经营的商行，公司还有：沈镇海开设的银星电子有限公司，专营日本名厂出口的银星牌各款音响器材；沈炎龙开设的专营日本各种型号铁管的新裕隆两合公司；沈文卿创设的事营建筑材料的荣锦盛两合公司；沈楚池创设的亚洲汽车零件行，沈云成开设的运通两合公司；沈通堪经营的“越他那荣”汽车行；王上论开设的达士高贸易有限公司；沈载熙开设的金马贸易公司；林瑞昌开设的亚仑煤气有限公司；沈鸿禧开设的创利公司；蔡裕兴开设的中兴公司；邱祥生开设的太生公司；张清溪和张清才开设的德昌公司；颜福标开设的万成有限公司；苏天保开设的公成有限公司；方玉龙开设的半岛商行：李卖荣开设的新星无线电行。　　祖籍南靖县的张勤康1946年出国，在缅甸开设百货店，兼营粮油。　　祖籍南靖县的刘启盛，出生于台湾。1935年移居日本，在东京银行任职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刘启盛联络华侨中小企业家成立日本华侨经济合作社，刘氏任该社常务理事、副理事长、理事长达40年。该社经营金融业，不动产，贸易等，还大力开展与中国大陆的经济技术交流。祖籍诏安县的张廖富源，1943年从台湾移居日本，创建“江兹贸易株式会社”，是现今日本华侨商社中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贸易商社，长期从事中日贸易工作。平和县籍的华侨林水在日本创办“文师创商株式会社”。祖籍龙海县的与世山茂在冲绳那霸市开设“(有)新和商事”、“(资)龙溪商事”，自任代表取缔役，欧阳滚在神户经营金属、宝石。祖籍龙海县的林毓忠在东京创办东洋贸易株式会社，经营电子业。　　在美国纽约的珠宝市场，原籍平和县的苏协民、魏文华夫妇于1974年开始经营半宝石业，1975年开设纽约苏氏有限公司，用纯宝石以外的各种杂石和珊瑚、珍珠、象牙、玛瑙、贝壳等，制成半宝石首饰。现苏氏有限公司的产品已垄断美国几千家百货商店和速销店的的半宝石首饰市场。　　3．药品业
　　1895年，杨纯美在印尼万隆开设平安堂中药铺。1930年，祖籍漳浦县的何君练在爪哇梭罗经营瀛洲药房。　　被誉为“白花油大王”的颜玉莹于1928年在马来亚槟榔屿创办“和兴白花油厂”。白花油成为东南亚驱风救急的居家必备药品。沙捞越古晋有田长和开设西药房。　　新加坡早期有刘金榜开设的万山药行。经营中国药材。祖籍海澄县的杨开榜创设仁德堂中医药局。本世纪50年代后。祖籍海澄县的甘朝汉经营老万山药行。祖籍诏安县的杨柳江在新加坡创办大东亚私人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该公司生产的“青草油”和“胃宝散”等药品,畅销东南亚各地。1970年,王金和开设“安宁堂药厂”，制造“太武膏”药品，行销海内外。　　清光绪年间，平和县长乐乡杨友政到暹逻，初工后商，在曼谷开设福安堂药材行。其子杨锦忠继承父业后，扩展为福安堂无限公司，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福安堂下辖3个以制中成药为主的制药厂，兼管石料加工厂和水果种植场。杨锦忠还担任泰国卫生部医药管制委员会委员，泰京联华医药公会永远名誉理事长。祖籍诏安县的沈天河于20年代在曼谷悬壶行医，自制各种“五蜈蚣”商标的中成药。1954年创办“沈天河药行有限公司”。　　在泰国经营药品业的还有胡瑞金的胡南和药行，张惠群的济安堂药行，高文堂的高建安中西药行，许其忠的保安药行。
　　二、交通运输
　　航运业是早期漳属华侨在东南亚经营的主要行业之一。　　在印度尼西亚，荷印时期的华侨企业家黄仲涵曾是荷印三宝垅轮船公司的大股东，后收购该公司的全部股份独资经营。1912年，他购买协荣号后，在新加坡成立协荣茂轮船有限公司，置有“建成号”、“万丰隆号”、“爱丁答礼号”等6艘轮船，川行于荷印各岛屿和马来亚，新加坡之间。后又创办“顺美轮船公司”，购进 “顺安号”、“万宝源号”轮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荷印泅水华侨张煜开(南靖县人)拥有千吨货轮，兼营土产。60年代，印尼有郭素英(海澄县人)经营航运业，拥有5艘轮船，3艘货轮。　　在马来亚，18世纪末祖籍南靖县的陈海是一位船主，在东南亚一带经营海外贸易，后定居马六甲，陈海去世后由其子陈春木继承家族的航运业。19世纪末，陈春木的儿子陈祯禄在马六甲创办达真轮船公司，首辟马六甲至槟榔屿，新加坡的航线，同一时期，从马六甲迁居暹逻(即今泰国)的许泗章(祖籍海澄县)的孙子许如义曾购置几艘小轮船经营槟榔屿至缅甸仰光等地的货运。1902年，许氏家族在槟榔屿创立高源翰船公司，兼营客货运输。1904年，逭家公司拥有16艘轮船，辟有从槟榔屿到缅甸、遏遣、荷印、新加坡、香港等地的定期航线，该公司曾经是槟榔屿最大的航运机构，它是运载契约华工去槟榔屿的主要航运公司，其中许多华工就是到许氏经营的锡矿场及其它种植园当劳工的。后来高源公司又与槟榔屿华人经营的万利兴、万裕兴等公司联合组成东方航运公司，增强同英资的海峡轮船公司竞争的实力。　　在沙捞越，1887年，祖籍同安县白礁村(今属龙海县)的王友海、王长水父子参与经营“新加坡沙捞越轮船公司”，任董事。该公司是1877年由沙捞越政府和慕娘公司联营的企业，后改称为“沙捞越轮船有限公司。”由于政府官员同商业利益发生冲突，沙捞越政府决定把股份卖结慕娘公司和古晋及新加坡的商人，王友海父子又购买了一部分股份，后来慕娘公司售卖其在该公司的股份，王长水又多购买了一些。1919年他当选为该公司的董事主席。　　19世纪末，祖籍海澄县的张宗罗在沙捞越诗巫开设顺盛号，代理船务，业务兴隆，在诗巫航运界享有威望。政府官员常请教他有关航运问题，官办沙捞越轮船公司聘请他为常务董事。　　在新加坡经营出入口贸易，离不开海上的交通运输，因此，不少星华出人口商也兼营航运业，有的则专营航运业。祖籍漳浦县的戴河水(年)是早期兼营航运业著名华商，他自购木帆船从新加坡运载木板到上海、天津去，赢利颇丰。戴河水还拥有火轮船，川航于新加坡岛与丁家奴或宋卡之间，为纪念他，新加坡有座山命名为“河水山”。　　1854年，新加坡绅商薛佛记之子薛荣越、茂源、坤源、德源等几兄弟合资创办锦兴船务行，开辟新加坡与厦门之间的航线，并在厦门设锦兴分行，由薛荣越负责业务。　　陈金钟也是兼管航运业的星洲华商之一，他除继承父业经营粮食进口外，还自置“暹逻号”和“新加坡号”两艘火轮船，除运载自营的米谷之外，也兼管货运。1866年，章芳琳与陈金殿、戴河水、蔡南、洪金捷等合营船务。　　据1866年新加坡殖民政府统计，仅这一年注册的178艘轮船中，有120艘属华商所有。龙溪县人林和坂1866年与黄文德共同继承黄敏船务公司，至 1888年发展到最高峰时，共拥有大小船只60艘，成为新加坡最大的注册船务公司之一。该公司的船只，经常川行于北婆罗洲、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群岛、马来亚与汕头、厦门及香港等口岸。祖籍诏安县的吴寿瑞，于19世纪中叶到新加坡，后经营商业，开设万安商号，并有7艘小轮船，航行于新加坡舆荷印及英属马来亚、北婆罗洲等地。　　1879年，祖籍海澄县的邱忠波在新加坡创办万兴船务行，购置和租用“漳福建”、 “漳海澄”等1O余艘轮船，航行于新加坡、槟榔屿、香港、汕头、厦门等地。　　祖籍海澄县的林推迁(年)，少年到新加坡谋生，成年以后划双浆船为业，“未几，以勤俭渐致富裕，海上经验亦饶有心得，乃业航务，载运货物于马来半岛东海岸、丁家奴、新加坡之间”。1903年，林推迁自创瑞丰盛轮船局，嗣后又在暹暹董里，干冬等埠创办万成兴行，拥有丰和、瑞华、茂盛等多艘轮船。　　进入20世纪后，新加坡华人航运业处于兴旺发达的阶段。1904年，黄敏公司的林和坂及其子林秉祥投资500万元，创办和丰轮船有限公司，拥有丰庆、丰祥、丰子、丰达、丰明等大、中、小型轮船20艘，它们不仅航行于新加坡与中国近海各地，而且活跃在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成为资本雄厚，能在更大范围内与西方竞争的华人船务企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批欧洲商船征作军用，华人船务公司业务骤然扩大，获利丰厚。据估计，和丰轮船公司在战争期间就赢利好几百万元。祖籍海澄县的林汝炎在新加坡经营海上运输驳业，购置大船及电船，专为商家运驳货品。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祖籍海澄县的王金和与友人合股创办“荣和隆船务公司”，自置机帆船航行各埠，并自营出人口贸易，不到两年，机帆船增至10 多艘。同年，祖籍东山县的曾启昌看到新加坡粮食紧缺，就开设了“曾启昌行”，建造大小货轮40多艘，往返泰国、新加坡之间，贩运粮食，缓解新加坡粮荒。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艘运渐复，王金和转营拖船，拖拽舯舡货运，往来新加坡与印尼之间。祖籍龙溪县的高德根创办新加坡和昌轮船公司，购置嘉庆、嘉华、实顺等 4艘轮船川行于新加坡和印尼爪哇、苏门答腊诸岛之间。祖籍龙溪县的郑棋福也经营航运业，至1950年拥有大、中型轮船30多艘，其中万吨轮12艘。 1967年，祖籍南靖县的张庆重在新加坡组建“源源船务有限公司”，拥有万吨货轮、客轮34艘，1O年代又创办“新侨船务有限公司”，兼营“中国租船公司”，“中国远洋运翰公司”的代理业务，这期间自置万吨货轮17艘。此外，刘加农在新加坡创办隆盛船务私人有限公司，祖籍龙溪县的黄硬经营新加坡船务硬公司，兼码头行经理。　　本世纪40年代，祖籍诏安县的涂祥发在泰国曼谷经营航运业。　　在缅甸，祖籍南靖县的庄金泉也购置一艘轮船航行于仰光与槟榔屿之间。　　除了航运业外，有的漳属华侨也经营其它运输业。20世纪50代，祖籍诏安县的沈庆鸿和田绍熙等在沙捞越古晋倡组沙捞越运输有限公司，由田绍熙任总经理。该公司拥有大型巴士车百余辆，分站遍布第一、二，六省。祖籍诏安县的黄来禄在沙捞越美里兼营轮船驳载。在新加坡有祖籍龙海县白礁村(原属同安县)的王求和于 19世纪末创办“新加坡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本世纪50年代以后，杨乌龙也在新加坡经营福美运输业。　　 三、金融业
　　海外华侨经营金融业包括三类：一是汇兑信局(亦称侨批局)，二是保险公司，三是银行。
　 1、汇兑信局
　　早期侨汇业多由“水客”经营，到19世纪末才发展为民信局。漳属华侨最早经营汇兑信局的是祖籍龙溪县角美流传村的郭有品，清光绪十八年(1892)，郭有品就在菲律实创办了“天一信局，”比大清邮政还早四年开办。天一信局总局设在流传村，在马尼拉设分局，服务面扩大至菲律宾各埠。1901年以后，天一信局分支机构遍布东南亚各地，国外设24个分局，国内设9个分局。其业务之大为众多民信局之首。天一信局还自办汽船邮路(兼收客货)投递，有一次在运送侨汇途中，800多元大银与渡船一起沉没。郭有品变卖家产一一赔偿，天一信局因而称誉海内外，深得侨胞信赖。　　20世纪20年代，印尼有祖籍漳浦县的华侨陈添兴开设的“南侨汇兑庄”。　　马来亚沙捞越有诏安县籍华侨开设的“南市侨信汇局”、“新有合安信局”。　　1926年，祖籍云霄县的陈燕樊在新加坡创办“和源信局”，专营代寄侨信、侨汇、承办来往客商的旅费和船票，兼营家乡土特产生意，林秉祥也兼营和丰信局。 30年代初，旅居星洲的东山县城关华侨创办东侨信局，经营民信汇兑。诏安县籍华侨开设“和安”、瑞安”、“天安”、“震安”、“益华兴”、“成兴”等信汇局。40年代，祖籍诏安县的陈晋昌经营新加坡“合安汇兑信局” ，服务于乡侨和港、澳、台同胞，专营中国各省银信，兼营华侨回乡的船票和机票业务。此外，新加坡还有东山县籍华侨林登科开设的“进成信局”和沈舜明开设的 “添盛信局”。
　　2．保险公司
　　1885年，暹逻华侨许泗章的家族在马来亚槟榔屿创建了健源保险公司。1905年又创建高源公轮信托公司。该公司是为本族贫苦家庭婚嫁丧葬筹集费用的基金会组织，同时投资于各种商业活动，1907年，许泗章家族又筹建东方贸易有限公司，兼营贸易与金融业，但这一计划未能实现。60年代，祖籍诏安县的沈泽新在马来亚沙捞越美里参与经营“马英保险有限公司”，为该公司的股东。沙捞越古晋有祖籍诏安县的杨清振开设的益民保险公司和沈光明的美美保险公司。　　1920年，林文庆与殷雪村等人合资创办新加坡华侨保险有限公司。　　在菲律宾，祖籍海澄县的邱允衡30年代经营益同人和贻记公司，前者接受水(海上)、火保险，并为侨商贷款担保；后者接受水、火和汽车保险。60年代，吴志仁也经营保险公司。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南亚的华人在经济上由以经商为主，逐步扩大到各行各业。一些华侨通过艰苦劳动，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资本，再通过商业经营扩大了资本积累，20世纪初出现的华人银行，标志着当时华人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06年，黄仲涵(龙海角美锦宅人)在荷印三宝珑创办黄仲涵银行，并在泗水设分行。该行初设时注册资金为400万盾，后来该行又经营水火灾及人寿保险业。1920年，祖籍海澄县的邱清德等27人集资创办中华商业银行，又在坤甸开设华通银行。60年代，祖籍华安县的林金声在雅加达参与创办宇宙银行，任宇宙银行丹拿望分行经理。此外，蒋义信、郭农林在印尼也经营银行业。　　在马来亚、新加坡，漳属华侨、华人经营银行业为数不少。19世纪末，祖籍南靖县的刘金榜在新加坡开设“福南银号”， 以低息贷款给小商人，颇受华侨社会欢迎。　　1912年，祖籍海澄县的林文庆，祖籍龙溪县的林秉祥跟永春人李俊源等合资在新加坡创立华商银行，注册资本200万元叻币，实收资本100万元叻币，另1OO万元叻币为银行后备金。林文庆为董事副主席，林秉祥任总经理。　　1917年，林和坂、林秉祥、林文庆、林推迁、陈祯禄等人又创办了新加坡和丰银行。当时注册资本350万元叻币。该行在马来亚各商埠及香港、上海等地设分行，成为东南亚华资银行中第一间发展国际性业务的银行。　　1919年，林文庆等福建帮华侨联合倡办厂华侨银行，注册资本525万元叻币，是当时最大的华人银行之一。林文庆任董事主席。　　1929年一1933年，世界发生经济危机，英镑贬值，不少华资企业濒临破产，华资银行也陷入困境，为摆脱经济危机，避免不必要的竞争，以共渡难关。华商、和丰、华侨三家银行于1932年合并，成立了华侨银行有限公司。当时实缴资本为1000万元叻币。陈祯禄、陈修信先后任过董事。　　1919年，马来亚华人在柔佛州倡办太平银行，注册资本50万元，实缴资本25万元。陈修信(南靖县籍)参与该银行的投资。1925年，祖籍海澄县的周玉麟在沙捞越诗巫与人合资创办“华达汇兑庄”，办理拉让江流域各埠与新加坡通商结汇和华侨的赡家汇款，不久该庄扩办为“华达银行”。周玉麟任经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祖籍诏安县的沈庆鸿在沙捞越古晋创办“广利银行”。　　1950年，胡文虎(永定人)与高德根(龙溪县人)等在新加坡创办崇侨银行，设17间分行于新加坡、马来亚各地区。高德根任董事主席。1971年，崇侨银行以1200万元被大华银行收购。漳属华侨在新加坡经营银行业的还有王希仲、郭寿洪、郑福源等。　　在菲律宾，祖籍海澄县的邱清德与李清泉、薛敏佬、黄樊住等，于1920年创办中兴银行，最初资本注册只有290万比索，总资产达974万比索。1921年总资产已有2132万比索。1931年，该行总资产占全菲银行总资产24181万比索的9.96%.到1937年已达2700万比索。该行分设商业部及储蓄部，还在上海、香港、欧、美、日设立通汇机关。50年代，祖籍海澄县的杨启泰与人合股在菲律宾马尼拉创办交通银行，自任董事长、行长兼总经理达20年。菲律宾还有黄国富、郭万安经营银行业。　 四、种植、养殖加工
　　早期到东南亚谋生的漳州移民，多数以种植业为主，稍有积蓄后才转而经商或办实业，如漳浦县的戴汉良，清乾隆年间初到新加坡就是从事甘蜜和胡椒种植的。19 世纪60年代，祖籍诏安县的吴寿珍在新加坡与当地人合作，投资开发种植业，创办大型垦牧场，种植椰树、槟榔、黄梨、蔬菜、饲养禽畜。
　　1.橡胶业
　　19世纪末，欧美汽车工业兴起，刺激了新马橡胶业的发展，新马地区最早种橡胶的华商是海澄县籍的林文庆与陈齐贤，1896年，谙于植物学的陈齐贤找同乡好友林文庆商议，一起分析当地的土壤、气候等条件后，从同乡中雇了大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