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郑成功纪念馆附近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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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订电话：400-606-5599
地址：思明区鼓浪屿乌埭路34号(近厦门市鼓浪屿人民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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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厦门鼓浪屿爱上花园旅馆位于思明区鼓浪屿乌埭路34号，邻近厦门市鼓浪屿人民小学，步行至笔山公园、海底世界、鼓浪屿风琴博物馆仅需5-10分钟，地理位置优越，环境优美...
客人印象：
安静,舒适,优雅,温馨,出行方便,
相距：距离郑成功纪念馆
点评：1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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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厦门思明区鼓浪屿泉州路105号(永春路8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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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鼓浪屿悦阳光精品酒店，座落在鼓浪屿出名景点日光岩脚下，旅馆后院有一奇石，传说这块是日光岩的兄弟岩，每隔五百年，两块石头就会调换位置，交替吸收日月精华……仅为传说...
客人印象：
安静,经济,优质服务,温馨,出行方便,
相距：距离郑成功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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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订电话：400-606-5599
地址：永春路日光岩附近　　
简介：鼓浪屿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美丽传说，大街小巷都飘荡着优美的钢琴之音，高雅优美；同时它又拥有各式各样的老别墅，成为外国建筑的博物馆，我们旅馆就坐落在这样一座充满明媚阳...
相距：距离郑成功纪念馆
点评：15条
预订电话：400-606-5599
地址：思明区鼓浪屿公平路17号（近笔山公园）　　
所属区域：
简介：厦门鼓浪屿艺乡人画之旅旅馆是由厦门山原色油画制作有限公司投资并管理的一家具有油画艺术特色的家庭旅馆。地处鼓浪屿，三一堂南侧，邻近郑成功纪念馆、笔山公园，交通便利...
客人印象：
安静,经济,喜欢,舒适,一般,
相距：距离郑成功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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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订电话：400-606-5599
地址：厦门思明区鼓浪屿泉州路107号　　
简介：鼓浪屿听涛客栈位于鼓浪屿泉州路107，毗邻郑成功纪念馆，闹中取静，即使是旅游旺季也能体会到最宁静的安逸。鼓浪听涛温馨家庭旅馆主楼3层，拥有4套个性豪华不同房型。...
相距：距离郑成功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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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思明区鼓浪屿晃岩路(日光岩正门对面)　　
所属区域：
简介：厦门鼓浪屿岩海风情家庭旅馆是一家温馨如家的家庭旅馆，旅馆老板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将会带给您的旅途别样的感受。旅馆的地理位置极佳，位于鼓浪屿着名景点日光岩下，毗邻...
相距：距离郑成功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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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订电话：400-606-5599
地址：鼓浪屿泉州路80号　　
简介：厦门鼓浪屿恋上民宿度假旅馆座落于鼓浪屿泉州路，日光岩脚下，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日光岩全景尽收眼底。旅馆独立而私密，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听着鸟叫声起床，漫步清静的小...
相距：距离郑成功纪念馆
点评：1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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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订电话：400-606-5599
地址：思明区鼓浪屿乌埭路3号（近四落大厝）　　
所属区域：
简介：厦门鼓浪屿庭院客栈（原绿杨荫客栈）坐落于风光优美的鼓浪屿岛上，位于泉州路与永春路的交叉口。客栈靠近岛屿的最高标志日光岩和商业区小吃街，宾客在这里可以尽情感受自然...
客人印象：
安静,有点难找,舒适,经济,温馨,
相距：距离郑成功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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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热门地标附近酒店厦门郑成功纪念馆建立的前前后后
厦门郑成功纪念馆建于 1962 年，至今已 36 个春秋了。我自 1961 年在厦门市博物馆筹备处倡办“郑成功纪念室”起，历经迁馆到日光岩，文革中被砸烂，恢复重建，直至1987 年退休，退休后一度被聘为顾问，又干了几年，前前后后，在馆中共达三十年之久。这三十年中，经历过创业的欢欣，也遭受过挫折的痛苦，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过失误的教训。现在，我已年逾古稀、精力渐衰。几年前市政协文史委主任陈纹藻同志要我写一篇馆史，我因知道的不全面，迟迟未动笔。现在，我想还是有必要就我所知的（主要是业务方面）作个回忆，供后人编写馆史时参考。
大约是 1959 年间，厦门市人委会决定建立厦门市博物馆，为此，设立了“厦门市博物馆筹备处”，筹备处设在厦门市中山公园内的妙释寺（动物园隔壁）。最初的编制只有四个干部。市文化局派陈彻同志来主持日常工作。文化系统的陈绿声同志也在这时调来筹备处，负责艺术工作。我是在 1958 年间从市人委办公厅调到市图书馆工作的，工作才一年许，上级又正式把我调到筹备处，主要搞历史研究。当时上级布置的任务是尽快筹办“厦门市革命文物展览馆”，反映厦门近一百多年来的革命历史。由于人员少，任务紧，我们几个人对厦门历史过去缺少研究，文物资料又很少，起步是很艰难的。为了解决人力不足的问题，市里又从中学、艺校以及文化部门借调了一些人员来帮忙。中学历史教员来了好几位，他们大部分对地方史也没什么研究，来了一段帮不上忙，又先后走了，长期留下又起作用的只有洪卜仁同志一人。洪对地方史早有兴趣，积累了不少资料，当时他被错打成右派，来了之后，帮助拟订陈列提纲，又献出不少资料，起了显著的作用。我也在这时开始研究厦门地方史，在筹备期间，曾经写过“鸦片战争时期厦门军民的抗英斗争”,“卖人行前的反帝示威”以及介绍苏颂、陈化成等文章，刊登于厦门日报和福建日报。在我们几个人的苦战下，不到几个月，革命文物展览馆便搞成，对外开放了。后来又修改了一次。事后依据展览内容，编成《厦门市革命文物展览馆陈列品一览表》，油印分发。这些文物，后来大部份移交给今天的厦门市博物馆，少数还支援过省博物馆。
革命文物展览搞过了，接下去再搞什么呢？大家心中无数。1960 年某月的一天，我和洪卜仁同志聊天，他提醒我说，郑成功是在 1661 年进兵台湾的，明年（1961 年）刚好300 年。我听了这句话，灵机一动，心想：郑成功虽不是厦门人，但与厦门关系密切，上级对工作既然还没有新的指示，那我们就来搞郑成功研究。当时，陈彻已调回市文化局，乔希会被派来接替他的工作。我的设想得到领导支持后，就全心全力投入郑成功研究。我创议在市博物馆筹备处内办一个“郑成功纪念室”。在这之前，我已和市政协文史部门联系，共同创办了《厦门史料辑录》( 创刊号是请张楚琨副市长亲自写的 )，已出了两期。这时我决定第三期的内容为“纪念郑成功进军台湾 300 周年专号”(1961 年 4 月 20 日油印）。同时，四处征集郑成功的文物和资料。
办一件事，方向对头与否，事关重大。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年决定创办“郑成功纪念室”，方向显然是抓对了。我在征集文物工作中，得到广大群众的热心支持，许多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垂老未能忘记。我首先去找李禧先生（我在市图书馆工作时就和他相处得很熟），说明我们的意图。李先生一贯爱国爱乡，一听要建“郑成功纪念室”，就慷慨地把他珍藏的“经理江闽监军御史关防”和“郑氏山关”这两件文物献给国家。又为“郑成功纪念室”题匾。消息传开后，与我素不相识的郑静安先生来到妙释寺，把“石井本郑氏宗族谱”和“郑氏关系文书”这两份手抄本赠给我。并告诉我说，这是他的老同学向达先生（北大著名教授）从英国伦敦博物馆抄回来的。我见所未见，感到它的重要性，立即请许巨星同志油印，分发图书馆及学术界参考。后来厦大庄为玑教授即根据“石井本郑氏宗族谱”写出“揭开太师墓之谜”一文，登于《厦门日报》。为了征集郑氏文物，我遍访郑氏故乡及附近一带村镇，在石井和安海得到郑氏宗亲的支持，征集到了许多重要的文物，如郑成功的画像、笔迹、墓志铭及国姓瓶、藤牌等兵器，在南安后园征集到沈佺期（郑氏幕僚）的玉杯、墓志、印章（刻“复斋”二字）等文物。最重要的是在同安征集到郑氏幕僚阮旻锡的《海上见闻录定本》这部极为珍贵的抄本。这是郑氏文献自本世纪二十年代发现了杨英的《先王实录》之后又一次重要的新发现。此书后经我整理校点已于 1982 年出版。
1961 年春节时，“郑成功纪念室”对外开放了。观众如潮，连大门都被挤坏了。这情景令人难忘。虽然当时的文物还不多，场所也很拥挤。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跨出这一步是很重要的。这是郑成功纪念馆的怀胎时期，只有十月怀胎，才有一朝分娩。
形势的发展有时完全会出乎人们的预料。我们本来的打算是，“郑成功纪念室”展览一年半载之后便收起来，再搞别的专题展览，如小刀会、陈化成、苏颂、蔡牵等等，一个一个来，为厦门博物馆奠定基础。但谁知一骑上虎背，再也下不来了。
当时国内政治形势是，台湾国民党政府喊叫要“反攻大陆”，而我们则坚持“一定要解放台湾”。郑成功的研究与其他历史人物的研究有些不同。它与台湾问题有关，因此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郑成功纪念室”开放后，颇有影响，《人民日报》记者曾经来采访过我。中国新闻社也将我所写的文章发往海外。这时，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长杨云同志找我谈话，勉励一番之后，他要我继续注意征集文物资料，加强研究。不久传来消息，要扩大“郑成功纪念室”，迁址到日光岩西林别墅，改名“郑成功纪念馆”。据我所知，省委书记林修德、市委书记张渐摩对此很重视。市委宣传部长杨云直接抓这一件事。白元丁同志参加许多具体工作。西林别墅是越侨黄仲训的三层楼房，气派雄伟，质量很高，目标明显，又靠近郑成功的水操台，拿来作郑成功纪念馆，天生地设，再理想不过了。当时西林是由驻军 31 军借作托儿所，杨云部长和白元丁同志与 31 军领导多次协商，取得部队的支持，他们同意让出西林，部队托儿所的房屋则由市里另行妥善安排。从建馆三十多年来的实践来检验，省市委领导在日光岩建立郑成功纪念馆的这一决定是十分高明的，而杨云部长亲自领导建馆工作，功不可没。
1962 年 2 月 1 日，是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的 300 周年纪念日，也是厦门郑成功纪念馆诞生之日。这一天上午，郑成功纪念馆举行开馆仪式，鞭炮轰鸣，人头攒动，在中共厦门市委书记张渐摩、宣传部长杨云和厦门大学有关领导的剪彩之后，群众步入馆中，参观郑成功的英雄事迹，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从此，厦门增添了一处崭新的文博机构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鼓浪屿日光岩也锦上添花，更加引人瞩目了。
当时，郑成功纪念馆的楼房整修和陈列等工作，是临时由柯志信同志负责的。他们组织了一大批人员到上海、南京、广东等地征集文物资料，拍了不少郑氏活动遗址的照片。陈列内容拟出后，曾经召开过座谈会，征求意见。我记得首次的陈列，为了突出重点，曾将“收复台湾”放在第一部份，而后才陈列“抗清活动”。我对此颇有意见，曾经提出，但不被采纳。后来我主持本馆业务时，才重新调整过来，以便与历史事实相符合。
与此同时，市委宣传部组织了几个笔杆子，留在妙释寺，专门编写书刊。参加的有我、方文图、钱真、黄腾火、沈宝兴。白元丁负责组织工作。任务是：一，出一本《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纪念特刊》，刊中文章不少是我请张楚琨同志（当时他已调离厦门，到北京全国侨朕工作。他任厦门市副市长时，我是他的秘书）向在京的社会活动家和学者约稿的。还请民盟主席沈钧儒为本刊题写了“民族英雄”四字。刊名则是请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郭化若写的。本市画家张晓寒创作了郑成功全身立像。二，编著《郑成功传》，由我们五人各写一章。由于时间紧迫，研究不深入，各人文风又不统一，此书虽经编成油印，但福建人民出版社李瑞良审阅后认为不理想，所以终未出版。三，编写《郑成功收复台湾》一书。由我和方文图合写。于 1962 年 l 月及时出版，发给参加第一次郑成功学术讨论会的各位代表。
编书任务完成后，我便告别妙释寺，到日光岩上的郑成功纪念馆上班。须要说明的是，“厦门市博物馆筹备处”这块牌子，这时也挂到“瞰青别墅”（今郑成功纪念馆资料室），妙释寺让给别的单位用。博物馆筹备处的几个编制都转为郑成功纪念馆的编制了。（先是4 人，后增为 7 人，以后又续有增加）这时，厦门市还未设立文物管理委员会，有关文物保护和文物收藏的工作，也由郑成功纪念馆兼管，许巨星、陈锦珍、白庭阶等同志，都曾到文物保护单位去插立文物标志，我们并建立了文物档案。直到市文管办成立了，这一项工作才交出去。八十年代，市里重新建立博物馆于鼓浪屿八卦楼，郑成功纪念馆又将保存的大量瓷器、书画、出土文物全部移交给市博物馆。这一段曲折的历史，许多人不大了解，所以特在此详加说明。
郑成功纪念馆建立时，还得到社会人士的资助。当时因政府财力有限，曾由市委书记张渐摩出面，向本市工商界人士号召动员，得到不少人的慷慨支援，先后捐款的有黄聚德堂（黄奕住家族）、颜西岳、李启东、张振通、陈大栋、吴再成、郑忠益、卓全成、蔡维、丁乃答、蔡协美、周起池、黄贻鹊、胡锡开、谢成寿等先生，共数十万元。为了表彰他们的爱国义举，曾经在馆门左侧立一石碑，载其芳名及捐款金额，企垂永久。想不到文革一来，这一石碑也被造反派砸烂，真是荒唐至极。后来我主持纪念馆业务时，想重新立碑。但因捐款金额回忆不全，档案也在文革中散失，至终没能办成。现在，只能将他们的姓名回忆记载于此，供后人知道，借此聊补我们工作上的过失，并对上述诸位先生及其家属深表歉意。
郑成功纪念馆开放才四年多，一场灾难突然从天而降，文革开始了。文革一开始，打倒“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的极左声浪响彻云霄。不但活人遭殃，连古人都倒霉。郑成功既是“王”，又是“将”，四个字中占了二个，昨天还是民族英雄，一夜之间便倒台了。那时大家头脑发热，似乎都中了邪，也不细问“帝王将相”难道一个也不行（秦始皇不是第一个帝王吗？ )，就跟着起哄。馆中有人喊出：“打倒郑成功，彻底闹革命”的口号。于是，在造反派的冲击下，竟然把郑成功的塑像砍了头，还准备叫我和其他人抬着郑成功的头像去游行，搞什么“报喜”（后来没搞成）。又准备让我作最后一次讲解，羞辱我，而后发动群众来“批判消毒”。红卫兵也一度进驻纪念馆，文物资料遭到损失，沈佺期的印章“复斋”不翼而飞。老舍等著名作家的题诗题词都被当作垃圾扫掉了。郑成功纪念馆被宣布为砸烂单位，人员等待处理。“一打三反”期间，又把几门古炮通通当废品，抬去炼钢。馆门长关，小偷多次光顾，偷图书、剪电线、拉大便，写上“某某到此一游”，乌烟瘴气。好端端的一个郑成功纪念馆就这祥被毁掉了。
“物极必反”，作恶者必自毙，真是至理名言。1971 年 9 月初，我们正被集中在“一打三反”学习班改造时，突然间，领导上来匆匆忙忙宣布结束学习，各回本单位搞“斗批改”。我们打起背包回家去，没几天，听了正式传达，方知原来是林彪摔死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绝大的喜讯，从我个人来说，我不再被集中学习了，客观上是得到了初步的解放，可以自由行动了。接着，形势又起变化，我国胜利进入了联合国，为此，新华社在一篇介绍“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的文章中，很自然地又提到了郑成功，称他是“民族英雄”。我看到这篇文章后，特别高兴。因为这等于为郑成功平反，我意识到，郑成功纪念馆必将重建，过去的胡作非为都将成为历史。果然，省里领导很快便打电话来了，指示厦门要尽早恢复郑成功纪念馆和南普陀，以迎接台胞和海外华侨的参观。这时，馆中有人欢喜有人愁，个别领导仍然想不通，消极观望，迈不开步。我虽想干，但刚爬起来，怕弄不好又被打倒。为了慎重，我经市文化局领导同意后，和许巨星同志跑到北京，向国家文物局有关领导请示，文物局的陈滋德处长接见了我们，谈了几点意见，大意是逐步扩大开放，开始时可以凭票内部参观，征求意见，看没什么问题后，再正式开放。我们还就抗清的评价问题，访问了一些著名学者，听取他们的意见。总之，这时还是小心翼翼，怕又犯错误。
不久，市里改派老干部吴佃生同志来当馆长。在吴馆长的领导下，我们热火朝天地投入复馆工作，经常加夜班。因人手不足，从厦大借了吕荣芳教师来帮助文物征集和考古，从市图书馆借了方文图来复制台湾古地图，从艺校借了秦长安、吴景希、丁朝安、邱祥瑞等画家来创作油画和国画。艺校黄雁南同志则专搞雕塑。又先后调入了几位念历史和文学的大学毕业生。大量的文物复制工作是请王守祯同志承担的。陈列室中每部份的标题原由我请书法家虞愚写，虞先生当时在鼓浪屿养病，他十分热情，写了好多，也写得很好，一分报酬都没拿。后来我无意间对市文化局一位领导谈起这件事，想不到那位领导还带着左记眼镜，竟不同意采用虞先生的字，我说服不了他，又怕再犯错误，被抓把柄，只好向虞先生表示歉意。我又摸不清当时谁是“无产阶级”的书法家，即使摸清了我也请不来，最后只好从《圣教序》中将王羲之的字，一个一个集起来，搞成标题，费了很大的劲。从这一事可以看出在极左路线横行时，办一件事何等困难。我自己办事不周，实在对不起虞先生，对个人来说，也是一次教训。
在复馆中，我们重新四出调查征集文物资料，以弥补文革造成的损失。在这方面，吕荣芳同志和我到漳州、漳浦，调查文革中失踪的鲁监国五年铜炮（原系漳浦县文化馆收藏，文革中，被漳浦造反派抬到漳州变卖，充造反经费），我在漳浦扑空，老吕工作很细心，终于在漳州罐头厂仓库中找到了。我还在漳州李冬雨先生帮助下，又征集到了好几枚“漳州军饷”。李先生也是右派，但我尊重他的智识，和他交上朋友，因此得到他的信任。在我负责业务时，一共征集到八枚“漳州军饷”，取得丰收，主要得力于李先生的帮助。我在洪大程同志支持下在同安得到了陈永华（郑成功的参军）的两颗瓷印和一颗水晶印，这是珍贵的一级文物。还在厦门征集到郑氏部将的关防、国姓瓶、郑氏笔迹等。其后，我又和吴馆长到北京，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资料室发现了《郑氏宗谱》和《郑氏家谱》两份重要的资料。后来，我把它们连同以前得到的《石井本郑氏宗族谱》合在一起，编成《郑成功族谱三种》一书，公开出版，为研究郑氏家世提供了新资料，颇受历史学界的重视。又在熊德基所长帮助下在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获见郑成功叔父郑鸿逵所著《及春堂诗集》，复印回来。总之，经过一番努力，我得到了一些新东西，为复馆打下基础，以后并根据这些新资料，完成了许多论文，在科研上取得一定成绩。
郑成功纪念馆于 1973 年重新开放后，观众与日俱增，于 1986 年，观众最多时一年竟高达 36 万人次，居华东第一。这与政治形势有关，也得力于馆址选得好。老实说，如果馆址不是选在日光岩这旅游胜地，是不可能有这么多观众的。饮水思源，我们不要忘记市委领导和杨云部长的功劳。八十年代时，本市有些人想把纪念馆迁到复鼎岩，新盖一座咖啡厅式的馆舍。我听到这个计划，担心又毁了纪念馆，便向杨云同志（时任福建省出版局领导）反映，杨云同志也认为此议不妥，立即给市委副书记李力写了信，此事遂因之作罢。
1986 年，李力副书记和市社科联领导为加强对郑成功的学术研究，决定成立郑成功研究会，叫我负责筹备。郑成功研究会依托在郑成功纪念馆，大家推选我为研究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负责会务。但翌年（1987 年）我便退休了。因此在研究会方面，我是一事无成深感惭愧。正在编写中的《郑成功传》，我才完成七八万字，也不得不停下来。如果问我在郑成功纪念馆工作了近三十年，有什么遗憾的事，这就是我最大的遗憾。我如能将三四十万字的比较扎实的《郑成功传》在退休之前写完，该有多好！
人生易老天难老。弹指之间，三四十年的时光便偷偷地溜走了。回忆往事，感慨颇多。当年为建立郑成功纪念馆出过大力的杨云同志已不幸去世。为重建郑成功纪念馆操劳过的吕荣芳、秦长安、吴景希同志也不幸英年早逝。我对诸位的离去，深感悲痛。现在，郑成功纪念馆已成为全国郑成功文物资料的收藏中心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任重而道远，深愿郑成功纪念馆今后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在前人创业的基础上，继续努力，特别在科研上狠下功夫，作出新贡献。这算是我们老一辈的一点希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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