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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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曾听我父亲讲，三年期间，他在一所学校乡下学校任教，发现一些反常的现象：上面（公社县）拼命地收粮食，留给农民的口粮少的可怜，不仅如此，还到农户家中搜查，发现家中有粮的，一律收走，为防止自己烧饭，把烧饭的锅罐全部砸掉，简直像是要专门饿死人似的。今天看了这篇文章，方才醒悟。现将文章转过来，多了解历史，总是好的。下面是转来的文章。
看到这样一个帖子，语有根言有据，与一些人说的出入太大了，是真是假，不得其解，困惑中。
静下心来，多听多看多动脑，多问为什么？一定能看出个倪端，只有认真看过，就能明白很多事情，才有能力辨别是非真假。但我希望这些都是假的，我不认可中国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虽然我们不了解过去，但我们有自己的思维，我们不想被片面的说法绑架思想，更不希望把过去的东西捂着盖着跟着人云亦云，我们希望把过去亮开摊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年轻人自己来认定孰真孰假。
1、三年饿毙四千万
2、谁造出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假话？
3、大饥荒年代的奇闻轶事（转）
4、卖粮食造原子弹!
5、出口粮食换黄金
6、安徽饿死人的实例
7、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撑死几千万！
8、慷慨援助小兄弟：运粮船中途转向
9、永宽：回忆一九五九年粮食关
1、三年饿毙四千万
一九六○年七月三日，贵州省委书记李景膺向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汇报&遵义事件&，说遵义大批人饿死&主要责任在于县、市委。&&第一，他们......以粗暴的办法扣发口粮，大搞反瞒产运动。第二，他们报喜不报忧......第三，对人民生命漠不关心。第四，混进干部队伍里的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乘机进行破坏，残害人民。此外，从遵义地委来说，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１５）他完全没有提到天灾。可见贵州一九六○年春严重的非正常死亡也不是天灾造成的。
中国这块黄土地，历来是丰、平、歉年交替。在连续两年丰收后，一九五九年是个平年。再加上一九五九年春播面积比一九五七年减少了九千万亩，以致年产量只有三千四百亿斤（１７），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四百多亿斤。然而，各地为了表示自己拥护大跃进，不惜再次吹牛虚报粮食产量。如广西上林县，秋收一结束县委就将各公社、生产大队的干部集中开会，要下面报告产量，凡虚报高产的得奖，如实报告的则扣以&右倾&、&反三面红旗&的帽子，报不到县委要求的数字就不散会。基层小吏敌不过县大人，只好乱报产量。结果全县本实收一点四四亿斤，却报了二点五七亿斤。（１８）这样，汇总到政府总理周恩来那里，粮食总产量就多出整整两千亿斤，变成了五千四百亿斤。又是个&特大跃进&！
于是继续高征购。计划分到各省，谁也逃不脱。农村没那么多粮食可交。征购计划又必须完成，怎么办？
&反瞒产&！
早在一九五九年初，毛泽东就曾拟文件批发全国：&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１９）此后，凡收罗的粮食不足上级规定数，就一定是基层干部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于是&反瞒产私分&，拼命从农民碗里夺粮，全国一律，没有例外。结果留给全国农民的的人均粮食（含口粮、种子粮、牲畜饲料粮）比一九五八年还少一百余斤。（２０）
对挤了农民的口粮这一点，毛泽东十分清楚。他下达指示：&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２１）&糠菜半年粮&饿不死人，但实际情况是，&反瞒产&、完成国家征购数之后，许多地方的公社食堂普遍吃空，只剩下菜，连糠都没有了。从十一月尾起，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馑就笼罩了全中国。
&反瞒产私分&是导致大饥馑、数千万人饿死的关键一步。农民成百成千万地饿死的惨剧与&反瞒产私分&同步发生。当时人口七千万的全国第一大省四川是个典型。本来一九五九年实产粮食一五八二万吨，可是在&反瞒产&过程中&撤换了大批坚持实报粮食产量的干部......‘查'出大量并不存在的粮食&，于是省委公布说产了三千五百万吨，结果国家征购数高达百分之四十九（一九五八年以前平均每年仅征购百分之三十一）。剩下给每个农民的粮食只有一百三十九公斤，比全国农民平均留粮数低四分之一以上。（２２）去掉种子、饲料粮后，口粮已所剩无几。饿死人是注定的了！
宜宾市委在&反瞒产&运动中斗争、捆打了两千五百多名基层干部，将该市所属农村的十六万农民的平均年口粮压得只剩一百余斤。结果三万八千人农民冤死，差不多每四个农民中就有一个成了大跃进的牺牲品。（２３）
广西壮族自治区在第一书记韦国清领导下，于一九五九年九月开始&反瞒产&。他亲自坐镇桂林地区临桂县指挥，一场令人发指的搜粮运动遂遍布广西。
韦国清的&反瞒产&成绩巨大，譬如龙胜县，一九五九年粮食征购数竟然高达一九五七年的三倍半！留给农民的口粮甚至一天不到四两粮，结果当然是把人活活饿死。（３２）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广西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特号新闻，是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一手导演炮制的。到了一九五九年，为了搜刮粮食上交，贺亦然声称：&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区也要争个第一！&结果&反瞒产&搞得如此彻底，有的农民家里仅剩几把米，不得不藏进尿罐里以免被搜走。为让&私藏&了粮食的农民有粮也吃不成，环江县驯乐区委甚至下令&灭火封锅&，逐门逐户将炉灶贴上封条，连取暖的火也一律灭掉。在寒冬腊月里，区委派民兵夜间巡逻，见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许多农民挖得野菜、剥得树皮也不敢煮食，活活成为饿死鬼。（３３）
饿死可以，外逃不行。民兵把守乡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饥民外逃。环江县水源区委甚至追捕到相邻的河池县，将二百多名男女老幼用绳索捆成一长串，押送回乡。当忍无可忍的饥民到水源区粮管所抢粮时，区委书记韩祖文不仅不开仓放粮，反下令开枪镇压，事后还诬称被枪杀的饥民是&反革命分子&。（３４）
凤阳县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是一点五亿斤，但县委宣布&我们在总路线的照耀下，夺得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大丰收。粮食总产四点○五从一九六○年初开始，环江县饿死了三万多人。&不少人家绝户，不少村庄绝村......最后竟然出现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人公开摆卖人肉。&贺亦然的豪言壮语没有白说，柳州地区真的得了全广西第一：死人十六万！（３５）
但是，&反瞒产&运动是韦国清直接指挥的，他亲自坐镇的桂林地区临桂县五通镇，七、八千人口也饿死了三分之一，死绝了一百多户人家。所以一九六一年五月柳州地委开会讨论对贺亦然的处分时，韦国清为贺开脱，&建议中央、中南局对贺不作组织处分。&（３６）这样，贺虽丢了地委第一书记的职，却升官当上了广西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贺在文革中被打倒，但文革后说是受四人帮迫害，平反升官，当上了广西自治区区委书记。）而升任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不久的原环江县委书记洪华则被当做替罪羊抛出，判处五年徒刑，并死在了劳改农场。奉命枪杀抢粮的农民的环江县水源区委书记韩祖文则判了十五年。
广西共死了多少人！据一九六七年&广西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发表的《给毛主席的一封信》透露：&韦国清自己承认的数字&是三十多万，但广西&公安厅厅长钟枫揭发，起码有五十万。&（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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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人严重的另一个省是安徽。凤阳县是个典型。
贵州山区地势偏远，贫穷落后，俗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一九五九年仅生产了七十亿斤粮食，可是省委上报说产了一百五十亿斤，并要在十月前完成征购任务三十八亿斤。（４３）农村严重缺粮，粮食收不上来，省委认为基层干部一定隐瞒了产量。为逼迫他们认为隐瞒了粮食的基层干部就范，省委通知各县&先吃自己的，后吃国家的&，规定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和一九六○年一月不得发粮食给公社食堂。同时提出一条别出新裁的口号&捉鬼拿粮&，对基层干部审讯拷打，逼迫他们交出粮食。结果造成&贵州死人事件&。其中最严重的是遵义地区、毕节地区和铜仁地区。
一九六○年初，铜仁地区思南、余庆、印江三县相继断粮，农民成万成万地死去。活下来的人本指望用野菜熬到秋收，不料当年天旱，夏收无着，更多的饥民死去了。一九七○年，笔者一位朋友到那里一家工厂工作，车间党支部书记告诉他：书记的兄弟一家、叔伯兄弟数家，都是全家死于那场饥馑，无人幸存！和遵义、毕节地区一样，省委丢车保帅，仅处理了几个县委书记，而被老百姓称为&制造铜仁严重死人事件的罪魁祸首&的地委书记周国玺却升到省里，当了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自然条件本不算好、粮食产量不高的甘肃省，因一九五八年国家征购的粮食高达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而导致农村普遍缺粮，早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就已处处有农民饿死。六月初国防部部长彭德怀自国外访问归来，总参谋长黄克诚向他介绍国内情况时，就曾特别提到过甘肃的问题。八月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省委搜刮粮食变本加厉，收走了占当年产量百分之四十七点六的粮食。&再扣除种籽和饲料等留粮，农民所剩无几，平均每人全年不足一百公斤。&据当时的省委财贸部长张天珩回忆，当时&整个河西地区，日人均口粮不足六两原粮。&（４６）（仅折合四两食用粮）整个甘肃一下子掉进了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中。
一九八六年时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李子奇说：&在三年困难时期，甘肃有很多人死于饥饿，主要集中在陇中地区。&作家麦天枢在作了大量调查后得出结论说，&陇中大饥馑饿死近百万居民&。（４７）
青海同甘肃差不多。由于省委第一书记高峰 &左倾蛮干&（刘澜涛语），青海发生严重的非正常死亡，刘澜涛向邓小平点名要求派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去青海主持工作。据刘回忆：&王昭同志到达青海时，正是春耕大忙季节。但是从湟水之滨到黄河两岸，地里看不到人迹，村里看不见炊烟，一片荒凉萧疏景象。&王即向中央报告，&要求中央火速调拨粮食，先把人畜死亡的问题煞住。&（５０）但在救济粮送到之前，许多农民已经死去了。
青海当局公布的死亡数仅为十二万多，因为打了&外流&的埋伏，说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人口&外流&了五十四万。（５１）而实际上全国各处都在挨饿，外流者很难讨到吃食活下去，哪怕只有四分之一&外流者&死于他乡，青海的非正常死亡数就是四十万、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五了。
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范文澜曾说：&在大跃进中哪一省卫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灾荒就最严重。&河南就是其中之一。该省一九五八年秋收有百分之五十的庄稼烂在地里未收到手，一九五九年减了产，当年粮食产量仅一百九十五亿斤，他却按四百五十亿斤的产量作基数，分摊指标，强行征购，完不成任务的干部就是&小彭德怀&。各地只好靠搜刮农民的口粮来证明大跃进之伟大，将当七十五亿斤交了国家。（５２）结果弄出了几个&事件&，其中最严重的是&信阳事件&。如今官方的正式说法是：&‘信阳事件'是指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 年四月发生在信阳地区的大批农民群众饿死的事件。当时信阳地区所属十八个县（市），有十五个县（市）出现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５３）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出在信阳地区，饿死人信阳也是第一。信阳地区一九五九年实产粮食三十二亿斤，以第一书记路宪文为首的信阳地委却估产为六十四亿斤。省里要征购九点六亿斤，已属过头，地委却自报奋勇，要为大跃进多作贡献，交了十点四亿斤。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多被劫掠而去，平均只剩下一百多斤口粮，仅够食用四个月。潢山、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三个月。还不到一九五九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断粮停伙了。路宪文怕真实情况传到外界，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５４）各县派民兵封锁村庄，街头、交通要道都设了关卡。农民无处可逃，只剩下饿死一途。
河南省的问题刚暴露时，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想从下面找替死鬼，挑上了禹县县委书记刁文。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时，禹县出过一阵风头，每当中央要员前去参观，吴芝圃必定风光满面地陪同。到饿死了人，事情闹大了，吴脸一变，下令枪毙刁文。但被中央发现制止，刁文才拣了一条命。南阳地区唐河县一九五八年曾创造全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和&保证亩产籽棉一万二千斤，争取一万五千斤&的棉花高产奇迹。结果该县的粮食被大量外调，供上级领导观看的粮囤仅表面一层是粮食，下面全是稻草和玉米秸。不久，断粮的农民成批饿死，万户萧疏、饿殍遍野，路上随时可见倒毙的死者。到了一九六一年，该县人口锐减了十一万四千。在相邻的淅川等县的三个县委书记、县长被捕，上报中央等候批准枪决时，唐河县委第一书记毕可旦风闻自己将被解押南阳，&很可能枪毙&，便先领着家人半夜跳了井，夫妇及三名女儿死去。
本来据山东省委估计，二百亿斤是&最低限度的粮食自给目标&，但为了大跃进而土地抛荒，老天爷不肯再帮忙。饥饿的农民无力操持农活，一九六○年仅产了一百六十六亿斤。这样，国家应当支援山东三十四亿斤粮食才行。可是为向中央邀功，山东省委反而报告说&大丰收&，农民&踊跃卖余粮&，从农民那里搜刮了七十亿斤&余粮&交给国家，即从每个山东农民口里夺走了一百多斤粮食。结果有一千六百万农村人口&每人全年平均口粮只有一百四十二点七斤&。（６４）每人每天不足四两原粮，还不够两只鸡吃的。人焉能不饿死！
临朐县有个大峪大队，一九五九年秋收，四十多万斤粮食被征购，剩下人均口粮仅一百多斤。从十一月起，每人每天只配给四两原粮。此外又宣布瓜菜代口粮：&萝卜四斤顶一斤，菜叶子五斤顶一斤，南瓜二点五斤顶一斤。&玉米秸、剥去了玉米的光棒子、花生壳、豆秸、瓜秧磨碎，也算是农民的口粮。实在凑不出了，又假设每人偷了四十斤粮食，强行加到每个人的头上，算起来每人的口粮又多了四十斤。最后向上级报告说每人口粮三百五十七斤。但一天四两粮食维持不了生命，农民就这样活活饿死。死的人多了赶不及埋，许多人暴尸路旁。临沂地区一位当时的中学生后来这样回忆道：&大概是（一九）六○年，......那时大食堂已经把许多人饿死了。（上学的路上）常见有被狗撕得乱七八糟的死孩子，我怕极了。&（６５）
胡开明跑到省里找省长：&请你们下来看一看，一天四两粮食怎么活下去！&但他空手而回，没要到一点粮食。而他手下的蔚县县委书记为了向省委表忠心、充模范，竟决定再压低农民的口粮，规定全县农民日吃三两粮。按胡开明的说法，&这个标准降到了一只鸡所需食物以下。&结果仅仅在实行此标准的头四个月里，蔚县就饿死了百分之二点八的人口。省委宣布一天四两后，宣化市的死人数也&逐月猛增&。一九六一年春节初一，河北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省委书记指着宣化市委书记卢起责问：&宣化为什么死那么多人，原因是什么？&卢起回答：&四两不行，就是五两也不行，至少需要六两。&会议这才决定将农民的口粮增加到六两。河北省的非正常死亡问题才因而逐步缓解。（７０）
湖南也没因是毛泽东的老家而免祸。溆浦县本是个除了盐之外什么都可以自给的好地方，此时人们也没有吃的了。凡附近山上有树叶可采，有猕猴桃、板栗可摘的，大都能设法找点东西充饥。四周山上无野果可采的，就没有多少希望了。向家垴周围都是秃山，一百多人的山村饿死了一大半，青年、壮年几乎死光。本文作者的一位黄姓朋友的同学，一九四九年参军，当上了军官。他一九六○年回向家垴探亲，发现父母都已饿死，村里没剩下几个活人，当即愤而自杀。（７１）
按官方公布的死亡统计数字，湖南的&非正常死亡&仅八十六万。但陪同刘少奇去湖南调查的夫人王光美说：当时&基层党组织......连人口死亡数字统计出来了，还要‘压缩平衡'，不许如实上报&，可见官方统计的死亡数字必定是缩过水的，不可置信。实际湖南全省的非正常死亡数至少在一百五十万以上。（７３）
鱼米之乡普遍饿死人。湖北各县死人的情况各不相同，但既然一九五九年春天就饿死了人，一九六○年死得就更多了。譬如松滋县一九五九年饿死了六千三百人，一九六○年又饿死一万六。宜都县有一万四千余人非正常死亡。（７６）
全国二十六省，全都饿死了人，无一例外。前面未提及的省份，今列举一二实例，且为周惠的话作证：
辽宁台安县，一九五九年就开始饿死人，到了一九六?年，每人每天的口粮仅四两至七两毛粮。吃七两的可勉强活下来，吃四两的便难逃一劫。那两年间，人口减少了六万，除去&外流二万多人&，非正常死亡当在二万以上。云南镇雄县，一九五九、六○年两年内有一万人&非正常死亡&。陕西安康县，一九六?年&大部分社队人均口粮不足十公斤......非正常死亡七千多人。&（８３）
全国两千余县，没人饿死的很少，有些地方只是情况稍好、死亡数相对较低而已。如江西宁都县和丰城县，一九六○年的非正常死亡均在两千人上下。广西横县，一九六○年&春夏间......因缺粮饿死一千四百人。&连地广人稀的粮仓黑龙江省也不例外。譬如望奎县在一九五九年有一千人非正常死亡。一九六二年，黑龙江省&城市居民每月每人粮食定量减到二十四斤......。农村......粮食普遍不足，尤其受灾地区，入春以后几乎没有粮食吃，人们主要靠野菜、野果、树叶、植物的根茎充饥......&（８４）
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曾在笔记里抨击毛泽东的政策：&出口过多，并且一度在国外采取倾销政策。& &为了完成猪肉出口任务，规定农村三个月不杀猪&（１８）（三个月内禁止农民杀猪自己吃）。彭抓住了问题的症结。大量出口搞征购得来的粮食，正是一系列导致数千万农民饿死的错误中极重要的一环。
与一九五七年相比，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减少了一千五百万吨，出口却增加了二百二十三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多了一倍以上。（１９）这完全超出了当时中国的国力。出口的粮食很大一部分是各省搜刮的农民的口粮。仅那增加出口的二百二十三万吨粮食就够四千万人吃几个月，足以从一九五九年求熬到一九六○年夏收。然而，这些粮食都被地方干部当做大跃进的伟大成果交给了国家，转而被政府运到国外去换硬通货了。
进入一九六○年，各地农民正成百万成百万地饿死，中国的粮食却在一船船地运往国外。一九六○年又出口了二百六十五万吨！（２０）
要是留下出口的粮食，哪怕只把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出口的六百八十万吨粮食留下一半（六十八亿斤），送到缺粮最严重的地区，濒临饿死的农民是可以得救的。然而，这不可能。因为中共中央的管家周恩来对粮食情况两眼一摸黑。一九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即饿死人的最高峰时期，中共中央竟发出了这样一个乐观的文件：&当前粮食形势好得很。国家粮食库存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底三四三亿斤的基础上，一九六○年六月底将达到五百亿斤......&而实际一九六○年六月底，全国的粮食库存仅一百二十七亿斤，少得甚至不敷粮库的铺底和正常周转。正是在对粮食不摸底的情况下，周恩来作出了一个极其荒诞的决定。当时外贸部有人主张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换取外汇购买粮食，可是周恩来却认为黄金价格正低，是买进的好机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结果非但不卖，反而购买了几十万两黄金。（２１）
当时，只要十斤粮就能救济一个人不死，若周恩来将那笔购买黄金的钱用去购买几十万吨粮食，一九六○年绝不会有那么多&非正常死亡&的。而残酷的事实是：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间，中国出口了六百八十万吨粮食，购买了几十万两黄金，农民则饿死了三千五百万。
以安徽为例，该省死了那么多人，同一九五九年冬出口了四亿斤粮食就很有关系。（２２）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说一九五九年粮食可以&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时，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跟腔说&我们担心农作物的出路问题&，好象安徽的粮食多得成了灾。当时若留着那四亿斤粮食不出口，用于接济缺粮最严重的三分之一的人口，每人可分得四十多斤，那些&非正常死亡&们完全可以挺几个月熬到夏收而活下来的。
当然，也可能安徽省的国家粮库有的是粮食，并不在乎卖了那四亿斤粮，问题就是没有及时开仓放粮。所以一九六二年初刘少奇处理安徽问题时曾说：&（一九）五九年调（安徽的）粮食是中央叫调的，死人同调粮食有关系，但不完全是粮食问题，其他政策不当也有关系，例如：收回自留地、干部作风不好，水利搞那么多。& （２３）
甘肃饿死十分之一人口之后，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钱瑛率领的工作组就发现甘肃饿死那么多人完全是由于省委&肆意弄虚作假，骗取荣誉，不关心群众疾苦，征收过头粮所造成的。&当年征购入库的粮食后来有百分之四十又返销给了甘肃农民，但那是饿死人之后的事了。（２４）
由于&反右倾&运动清洗了一大批体察民情、敢讲真话的干部，许多干部打肿脸充胖子，宁可让老百姓饿死也不愿向上级承认缺粮。饿死四万人的江苏宝应县就是一个例子。若不是县委书记徐向东&死官僚主义，省里拨给他粮食他不要&（当时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语），宝应的四万农民是不会被困在家中活活饿死的。（３０）
这个例子绝非个别。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就曾在一九六一年的一个会议上这样说：&省委曾经三申五令，要求各县如果粮食确实不够，会发生人口死亡时，应该如实向省委报告，省委可以保证各地每人每月安排口粮。但是，不少的县既没有反映情况，又没有很好安排群众生活，其结果在去年春天多死了一些人，而且超过了百分之二的死亡率，这难道还不应该追究责任吗？&（３１）他所说的&多死了一些人&的地方应包括死了两万人的德庆县，但所谓&追究责任&，只不过是撤了县委书记的职而已。
江渭清和陶铸提到的&死官僚主义&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们，对子民饿死的情形知道得一清二楚。为了护住乌纱帽，他们竭力掩盖真相、封锁消息，以免饿死人的实情流露出去。譬如安徽有的地方对死了的人规定&四不准&：一不准浅埋，要深埋，上面种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３２）由于民兵把守了交通要道，邮政局也奉命截扣告状的信件，地方干部成功地把农村饿死人的实情掩盖了很长时间。
<div class="cont f14" id="postmessage_、谁造出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假话？
“三年自然灾害”真相
中国历史上的自然灾害
“三年自然灾害”根本不存在
三年期间粮食减产、饥馑和饿死人的原因
谁造出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假话？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人民日报》、新华社、国务院新闻办和《北京日报》联合举办了一次民意调查，请民众评选出建国以来最重要的事件。出乎有关方面意料的是，民众并未挑选那些政府自认为十分辉煌的业绩，相反却评选出一系列负面的事件。其中文[和]革名列第一，“三年自然灾害”名列第二。[1] 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是指1958年中国兴起“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经济政治运动后紧跟着出现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1959年至1961年），在此期间因饥馑而非正常死亡（饿死）的农民多达三千多万人，是八年抗 日战争期间因战乱死亡人数的一倍半。在人类历史上，这可能是短期内因饥馑死亡人数的最高纪录。然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在官方的正史中却语焉不详，通常只用一句“三年自然灾害”来解释如此惨祸的原因。经历过这一人人饿肚子时期的40岁以上的中国公民，也往往习惯地按照官方用语以“三年自然灾害”来描述这一时期。但是，研究现代史的学者们却很少提出这样的问题：在那三年期间到底在中国的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样的自然灾害，灾害又严重到什么程度以至于造成如此惨重的灾祸？本文试图运用中国公布的正式气象水文及自然灾害记录来回答以上问题，帮助读者了解历史的真相。
中国历史上的自然灾害
按照科学定义，地球上的自然异变对人类的负面影响超过一定程度时被称为灾害。[2] 自然灾害主要指突发性的暴雨、洪涝、乾旱、台风、风暴潮、冻害、雹灾、雷电、地震、火山、滑坡、泥石流、崩塌、病虫害等，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盐渍化，气候变化、水资源变化等缓进的变化过程也属于广义的自然灾害。自然灾害的直接成因是自然的变化，但人类的活动可能诱发许多自然灾害或加重灾害的程度。对中国社会经济影响最大的自然灾害首先是气象灾害（洪涝、乾旱、台风等），其次是地质灾害（地震、滑坡、泥石流等）。
中国自然灾害的特徵是出现频繁、但以区域性灾害为主。据官方统计，建国以来在一般年份里，农作物受灾谩颉螨达6亿多亩，其中成灾谩颉螨约为受灾谩颉螨的一半，占耕种谩颉螨的六分之一，因灾平均每年少收粮食400亿斤以上，直接经济损失200亿元，2亿以上的人口会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袭击，通常每年造成5千至1万人死亡。[3] 虽然平均每年有六分之一的耕地成灾减产，但其他六分之五的土地仍能丰产保收。因此一般情况下，虽然年年有灾，但全国的农业及粮食生产还是可以基本上保持稳定的；而且，每年的受灾地区不同，很少会出现一个地区持续几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的局面。
查阅中国的自然灾害记录可以发现，从1949年至1958年几乎年年有灾，有时灾情甚至十分严重。例如，1949年长江、淮河、汉水、海河流域的各河流严重决口漫溢，水灾严重；1950年察哈尔、绥远、内蒙古遭受旱灾，山东、平原和辽宁省遭受水灾；1952年黄河下游、长江流域夏季乾旱，淮河上游和汉水流域夏秋多雨受涝；1953年，长江以北大部份地区春夏少雨，辽河、松花江流域以及冀、鲁、豫盛夏多雨受涝，南方部份地区夏旱较重，北方低温冻害严重，台风造成了严重损失；1954年长江、淮河出现大洪水，海河流域夏涝，黑、闽、两广地区出现旱灾；1955年华南和西南地区有冬、春旱，华北地区春旱严重，夏季京、津、冀、豫、皖降雨比往年多六成至一倍，河流漫溢、决口；1956年夏秋在江南地区、秋季在黄河中上游及长江中上游少雨乾旱，而淮河、松花江流域洪灾严重，台风灾害也很严重；1957年晋、内蒙西部春夏秋连旱，黄河到长江北岸夏秋季先涝后旱，江南盛夏乾旱，东北多雨受涝；1958年全国大部份地区春夏偏旱，黄河中游出现大洪水，**黄河大桥桥墩曾被洪水冲毁。[4] 尽管这些年并非风调雨顺，但中国的粮食产量仍能逐年增加，农业生产形势良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之后也同样没有多少风调雨顺的年份，持续性乾旱对农业影响很大，特别是1971年到1981年、1986年到1988年旱情最重[5]，但这些灾情同样没有妨碍农业的增产，更没有造成全国性饥馑。
“三年自然灾害”根本不存在
“三年自然灾害”由三个词组成，即“三年（1959年至1961年）”、“自然”、“灾害”。要弄清当时的真相，可以从考察其含义和与之对应的历史资料入手。这个说法首先强调存在着严重的自然灾害，暗指灾祸不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其次，还隐含着在全国范围内都发生了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意思，所以才造成全国性饥馑；最后，全国范围的特大自然灾害竟长达三年之久。这个结论真的是根据中国官方的灾害资料得出的吗？
如果分析这三年的自然灾情资料，我们会发现，这几年没有全国范围的大规模严重洪涝灾害，只在局部地区出现过洪涝灾害。例如，1959年5月中至7月上旬闽、粤、桂持续多暴雨，珠江水位猛涨，东江流域发生洪涝灾害；7月至8月晋北、冀北、辽西和内蒙中东部雨量多于常年五成到两倍，出现洪涝灾害；8月上旬四川暴雨，岷江、沱江有洪水；第三号台风使厦门损失严重。1960年7月下旬至10月，受台风影响沿海各省有暴雨，辽、鲁、苏、浙、闽受灾较重，黑、吉东部雨涝；7月底8月初川西持续5天暴雨，部份地区有洪灾。1961年6月中下旬，四川有一次较大范围的暴雨过程，涪江和岷江上游出现较大洪水。
从1959年到1961年出现的主要自然灾情是旱灾。月间渭河、黄河中下游以南、南岭、武夷山以北地区普遍少雨，鄂、豫、陕、湘北、川东旱情严重[6]，接着华南出现秋旱，广东、福建两月无雨[7]，这些基本上属于局部性灾害。1960年冀、豫北、鲁西、晋、陕南、辽西等冬小麦产区冬春少雨雪，乾旱持续到初夏，山东汶水、潍水等八条河流断流，黄河下游范县至济南段断流40天，粤、琼旱情持续7个月，滇、川、黔冬春连旱，旱情仍属局部、短期性，由于冬小麦产量在全国粮产量中所占比重不大，旱灾不具全国性后果。1961年冀、内蒙、东北北部、豫、皖、苏、甘、青、陕、鄂、川、粤、桂和琼等省区年雨量偏少[8]，虽然受旱谩颉螨较大，但灾情轻，更不能算是全国性特大灾害。
衡量一个地区乾旱程度的另一重要指标是乾燥度，即年蒸发量和年降雨量的比值，若比较某地特定年份的乾燥度与该地的常年平均乾燥度，即可知道这一年该地较常年乾旱还是湿润。根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中1959年至1961年全国各省市乾燥度距离平均值图，可以发现：1959年全国各省市乾燥度距离平均值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1960年全国乾燥度略大于平均值，乾旱范围比1959年略大，但乾旱的程度减轻；1961年从全国来看属正常年份。因此，从乾燥度距离平均值的分析中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59年到1961年期间中国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全国性、持续性旱灾。同样地，金辉利用气象专家编制的1895年至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也证实，在1959年到1961年间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9]
再从旱灾的严重程度来比较，也会发现，1959年和1960年的旱灾远小于1972年或1978年的旱情。1972年是1949年以来黄河、海河流域的一次大范围严重乾旱，成灾谩颉螨2.04亿亩，重旱区分布在京、津、晋、冀、陕、北、辽西、鲁西北。该年春季少雨，入夏以后持续乾旱少雨；官厅、岗南水库的水位线都降到死水位以下；地下水位普遍下降3至5米。1978年的重旱区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北方的东北、晋、陕、甘、宁、新、鲁部份地区也有旱情；江苏省无雨天数达140余天；上海的黄浦江、苏州河水发臭。但是，即使是在旱情比1959年、1960年严重的1972年，虽然粮食产量因灾减产1,367万吨，也未出现全国性饥馑，更未饿死一个人。而在旱情最严重的197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反而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因此，孟昭荣、彭传荣认为，“就自然灾害而言，三年期间诚然发生了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但是从我国历史的灾荒实况观之，有史以来几乎无年不灾，灾荒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三年期间当亦不能排除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性。如果不是“左”的政策上的失误，能够保证足够的粮食产量.....。”[10]
三年期间粮食减产、饥馑和饿死人的原因
大饥馑源于粮食大幅度减产，既然这三年中并没有全国性特大灾害，为什么会出现粮食大减产、导致缺粮和饥荒、最后数千万农民饿死的惨剧？1959年的粮产量下降17.6％，从上年的2亿吨降到1.7亿吨，1960年又比1959年减产18.5％、2,650万吨，此后直到1966年粮产量才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据专家分析，这三年减产的粮食中只有一小部份与旱灾有关[11]，主要的减产因素不是自然灾害，而是耕地抛荒和弃收。例如，1958年山东省的青壮年农民都炼铁和修水库去了，全省秋播谩颉螨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因而减产；1959年秋冬又有887万青壮年去修水库；甚至在1960年农村经济崩溃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动力在修水库。从年，山东省共荒芜农田五千到六千万亩。[12]
在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救灾赈民本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但是当时的zgzf绝大多数领导人都一心执行毛[和][和]荒诞的大跃进政策，根本不去救灾；甚至摄于毛的淫威，不敢谈灾情，相反还千方百计地掩盖灾情，迎合毛的好大喜功的心态，国务院因此于1958年取消了专事救赈的中央救灾委员会。中国的历代王朝早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从灾情呈报、灾情调查、灾情评价到救灾措施的救灾制度。清朝规定，督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月官降一级，晚报三月革职；救灾措施包括蠲缓地丁钱粮、赈济灾民、留养资遣流民、抚恤灾民、施粥、施放衣物药品、掩埋尸体、修房补助、借发种子、购粮平粜、以工代赈等。但“人民”政府领导下的这三年中，中国却没有任何救灾机构，也没有任何灾情呈报、灾情调查和灾情评价，更谈不上救灾措施，结果中灾变成了重灾。
1959年7月到9月正是粮食减产、粮食库存急剧下降、数亿农民即将进入饥馑状态的关键时刻，中国的领导人却云集风景秀丽的避暑胜地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和][和]正做着让全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他个人登上世界共运霸主地位的黄梁梦，而其他高级领导人则争相献媚邀宠。只有彭德怀等少数几个人敢于说了一点真相，立刻遭到了毛[和][和]及政治局绝大多数委员们的一致打击。此后在全国进一步掀起了“大跃进”狂热和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高潮，这场从上而下发动的权力斗争把党内仅存的敢于说铡颉虬的干部都打[和]倒了，留下来的都是迎合著毛[和][和]、为了个人[和]权位而把老百姓的死活搁置一旁的干部。
1960年初，当全国农村数亿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时，中Gong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1960年将又是一个大跃进年，形势可能会比1959年更好。这一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提出，在六十年代的第一年要做到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在3月30日到4月8日召开的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几千名来自全国的“人民代表”避而不谈粮食减产和饿死人的惨状，却争相报告自己所在地区的“大好形势”，会议“奉旨”通过了进一步“大跃进”的经济计划。
1959年6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343亿斤，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当年粮食减产3,000万吨的严重情况下，政府却决定出口415万吨换取黄金和美元[13]，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24％。出口耗去了粮食储备，结果很快就连京、津、沪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也几乎脱销，而农村的数亿嗷嗷待食的饥民就只有等死一条路了。1960年全国缺少2,400万人的口粮[14]，若按每人每年250公斤计为600万吨，只要不出口粮食，当时就不会发生严重的饥馑，几千万农民也不至于饿死。当时政府一心一意想着造原子弹、导弹，好扬威世界，因此急需大量黄金外汇进口相关的设备材料，虽然后来“两弹一星”是造出来了，但奠基的却是数千万人的生命。如此“伟大成就”的惨烈代价恐怕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直到1960年春全国已有数千万农民饿死，许多乡村遍地饿孚，甚至出现了食人肉的现象，中央政府才承认了饥馑和大规模饿死人这个事实，并于1960年下半年开始采取救灾措施。但为时已晚，数千万农民已化为冤魂。
谁造出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假话？
实际上，在中央政府正式承认严重失败的1960年5月之前，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中从来没有提到过“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字样。为了给政府和中央领导人的集体性的、几乎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开脱，宣传机构编出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假话，以便把人祸解释成天灾。这个说法是中Gong建国以来的一个最大的谎言。1960年《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一改过去歌颂莺歌燕舞升平景象的调子，为全国民众描绘出一幅可怕的图画：过去两年来，全国大部份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5]。1961年1月，中Gong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把谎言编得更大了，“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随着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介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再加上强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灾害”这个被反复重复的谎言，终于变成了民众心目中习惯成自然的关于那个困苦年代的代名词。而政府和领导人的政治责任也被谎言洗刷得干乾净净。在谎言面前，那冤死的数千万农民似乎死得活该，只能怪“老天不长眼”了。
党的各级干部虽然知道一些真相，但有了彭德怀的“榜样”，他们早已习惯于不说铡颉虬、专门逢迎。日至2月7日，在中Gong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干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做的报告中谈到工作中的失误，指出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一说法比《人民日报》的欺骗宣传要真实得多，但还是有所保留的。他不敢承认，就连这个所谓的“三分天灾”也实际上是嫁祸于天，这三年基本上是正常年景，本不应出现饥馑。至于所谓的“七分人祸”，不但身为祸首的毛[和][和]根本拒不认帐，并正在谋划着倒刘报复，而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自己不也是“人祸”的一部份吗？
后来，关于这三年全国严重经济困难的官方解释又有了进一步修正，演变成“中Gong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的正式说法：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至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其中关于政策错误的部份比较接近史实，而关于自然灾害和苏联毁约的部份则仍然是虚饰之词。苏联毁约发生在中国的大跃进已经造成经济崩溃之后而不是之前。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毛[和][和]1957年秋在莫斯科宣称，社会主义国家有了原子弹后，应该把社会主义推广到全世界，哪怕世界人口因此而减少几亿也在所不惜。随后中国开始的疯狂的大跃进计划背后，就反映出毛[和][和]这种为了个人在世界上称雄而毫不顾及人民死活的帝王式野心。而且苏联毁约影响的主要是军工项目，若这些军工项目果真能完全中止，那时中国至少可以少死上千万人。
作为本文的结语，这里再强调一下，所谓的“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1959年-1961年），中国大部份地区连续三年遭受了严重自然灾害，1960年甚至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首先，当时只有约百分之十的农田受旱成灾，全国大部份地区并没有任何“严重的自然灾害”；其次，即便是在受过灾的地区，也未发生持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现象，受灾的局部地区只是在三年中的某一年受灾而已；再次，当时出现的旱灾程度远未构成“严重”的自然灾害，更谈不上是“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最后，那三年期间发生过的中等程度的局部自然灾害与全国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没有必然的联系。
为了让不喑史实的后人免遭蒙骗，中国的现代史中应该取消这个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当然，还历史以真面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官方民意调查吓坏中南海”，《争鸣》，2000年第2期。
[2] 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中国自然灾害灾情份析与减灾对策》，第ＶＩＩ页，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3] 张德江（民政部长），“我国救灾的根本出路”，出处同上，第5页。
[4] 孟昭华、彭传荣，《中国灾荒史》，电力出版社，1989年；中国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中国水旱灾害》，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1997年。
[5]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中国减灾重大问题研究》，地震出版社，1992年，第7页。
[6] 旱灾最重的是湖北省，但也不是滴雨未下，而是未下透雨，90天内的降雨量为70-170毫米。湖北是一年二熟到三熟制，90天的乾旱最多影响一季收成。参见《湖北省自然灾害和防御对策》第402页（梁淑芬等编，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出版）。
[7] 《中国水旱灾害》，出处见注[4]，第305页。
[8] 出处同上，第305页。
[9] 该表利用遍及全国的120个水文站资料，将每年的旱涝情况分为涝、偏涝、正常、偏旱、旱五个等级。其结论是：1959年13个涝、34个偏涝、35个正常、25个偏旱、13个旱，全国平均指数为-0.075；1960年14个涝、21个偏涝、33个正常、44个偏旱、8个旱，全国平均指数为+0.092；1961年12个涝、36个偏涝、28个正常、29个偏旱、15个旱，全国平均指数为-0.008。而在洪灾严重的1954年全国平均指数为-0,658，在乾旱严重的1972年，全国平均指数为+0.88。这一对比进一步表明，从1959年到1961年是平常年景。参见金辉的“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社会》，1993年5月号。
[10] 孟昭华、彭传荣，《中国灾荒史》，电力出版社，1989年。
[11] 根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的统计，1959年旱灾造成粮食减产6％，1960年造成减产10.7％，1961年造成减产8.2％。参见《中国水旱灾害》，第308、557-559页。
[12] 《当代中国的山东（上卷）》，1989年，第193、194页。
[13] 丁抒，《人祸》，第286页。
[14] 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61页。
[15] 丁抒，《人祸》，第281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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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中国水利年鉴》
<div class="cont f14" id="postmessage_、大饥荒年代的奇闻轶事（转）
　　年，中国经历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饥荒年代，其间非正常死亡人口3000万。尽管笔者没有经历那惨绝人寰的年代，但还是从自己身边的年长者那里，陆陆续续地听到了许多让我内心震撼的奇闻轶事。现将其中的一部分记录下来，让后人能够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正如一句格言说得好：“不知道历史的人必然会重蹈覆辙”。
　　◆试剂成了充饥的食品
　　大饥荒降临时，在某国有企业化验室工作的一青年工人和所有职工一样，终日处于食不果腹的状态。有一次趁大家都下班后，他因极度的饥饿，竟偷偷地将化验室里用作试剂的淀粉煮熟充饥吃。我曾问他：“淀粉里加糖吗？”如今已白发苍苍的他笑而答道：“那年头那里看得到糖，能有淀粉吃就已经是很奢侈的了。”
　　◆褪字灵的功用
　　大饥荒时，由于粮食严格限量供应，某国有企业每天给职工发一张代金券，吃一餐饭，代金券上就被盖上一个红色的印章，一日3餐盖满3个章后，该代金券即自动作废。一名在该企业化验室工作的工人，在饥饿的驱使下，用化验室里的褪字灵将代金券上的红色印章偷偷地褪掉，然后再用该代金券在食堂重复用餐。不久，事情败露，该名工人最后被判3年徒刑。
　　◆路有饿死骨
　　有一农村少年，在离家50华里远的县城读中学。1961年放暑假，少年同往常一样步行回家。因过度的饥饿和劳累，在黑夜中，少年神志恍惚地倒在了路边的一茅草棚里睡去。凌晨醒来，正欲赶路，少年发现茅草棚里躺着一具僵尸。少年大惊失色，仓皇而逃。
　　◆马饲料比饼干还要香甜
　　几个玩皮的少年翻墙越入一军队的马厩，为的是观赏在南方很少能看得到的高头大马。少年在马槽里发现了糠饼――一种马饲料。饥饿的少年已无心赏马，他们顺手偷走了几块糠饼、并翻墙而去，然后在墙外狼吞虎咽起来。大家边吃边感叹：“这糠饼简直比饼干还要香甜。”大饥荒过后很多年，那几个少年的大脑皮层还一直残留着关于那马饲料的香甜记忆。少年成年后，其中一位有一次竟找来了一块糠饼，欲重温昔日的香甜。但昔日的美味不仅找不回，而且糠饼吃起来竟是那样的难以下咽。昔日的糠饼其实并不比饼干还要香甜，那香甜的美味只不过是人们处在极度饥饿状态下的一种心理感觉。
　　◆面壁而食
　　在大饥荒年代，当着别人的面吃东西，手中的食物很可能被因饥饿而丧失理智的人抢了去。一位经历过大饥荒年代的长者，给我讲了他当时所在的湖北省的某一个地方，就经常发生这种食物被抢的事情。后来，人们为了防止手中的食物被抢，就纷纷面壁而食，而不敢面人而食。
　　◆严禁体育运动
　　笔者读大学时，课堂上一老师给我们说起了他读大学时正遇上大饥荒年代的一些事情。他说，因饥饿和营养的缺乏，当时他所在的大学很多学生都患上了浮肿病。于是，学校下令，下课后学生一律躺在床上睡觉休息，严禁任何体育运动，以免消耗营养匮乏的体力。
　　◆保管员之死
　　母亲老家农村生产队的一保管员，利用职权私自从队的仓库拿了一些粮食回家，这当然算得上是职务犯罪。该保管员一向胆小怕事、老实本分，母亲同他一起长大，对他非常了解。但在那令人恐怖的饥荒年代，生存的本能很可能会促使人们做出一些有悖道德的事情。后来，保管员贪污公粮的事情被人揭发。慑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保管员后来上吊身亡。不久，他年迈的母亲在悲伤和饥饿的双重打击下死去，他一个襁褓中的女儿也因饥饿死去。后来，他的妻子带着另一个侥幸活下来的女儿远嫁他乡。
　　◆姑父的理智
　　姑姑有3个女儿，大饥荒时都是未喑世事的孩童。有一次吃饭时，3个女儿用完餐后迟迟不愿离开饭桌，眼睛紧盯着父母的饭碗。心疼女儿的姑姑将自己碗里未吃完的饭，又分给她们吃。姑父见状后立即制止，姑父说：“小孩子只要不饿死就可以了，大人还要干活，这点饭都不吃，饿死了，全家人怎么活啊！”自此之后，3个女儿似乎懂事了许多，每次饭后都远远地离开饭桌，到外面玩耍去了。
<div class="cont f14" id="postmessage_、卖粮食造原子弹!
甲：1960――1962年，中国这三年自然灾害死有上千万，仅信阳就有50万，这么大一个国家，全国范围持续三年，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旱灾，涝灾，蝗灾，为什么提起来时都没说明是什么灾害？我问过一些老人，他们说法各不同，有些说不知道，有些说仅知道某年有水灾，但都记得没粮食吃，饿死很多人！
这么大的灾害，究竟是什么灾？请知情者相告！
乙：事实上，按照科学的分析，正如刘少奇当时所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丙：听老人说安徽的人饿死的最多，在90年代我经常看到安徽人在我们那换锅底，问他门家里的人呢，他们都说饿死了！
我们河南也很惨呀，我的一个舅舅就是饿死的，我妈说他们农村有的人家饿死小孩后不声张，然后把自己的孩子吃了！
很恐怖呀！
丁：1960-62年在中国发生的大饥荒是整个人类史上最严重的一次. 据一些专家考证饿死人数在3000万---6000万之间. 什么原因导致如此严重的灾难呢? 官方的解释是: 天灾加人祸. 天灾是说这三年中国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 大面积庄稼绝收. 人祸是说在最危机的这三年苏联逼中国还欠债, 加重灾情. 文革后官方的解释又增加一条: 大跃进使得长熟的庄稼烂在地里无人收割. 难道真是上述原因吗?
上世纪80 年代, 一批负有历史责任感的专家学者冒着极大的风险自发地探索大饥荒的真正原因. 他们有的是社科院研究员, 有的是大学教授, 有的是党报主编. 他们疑问:” 什么地方发生了’自然灾害’? 发生了什么灾害? 受灾面积多大? 苏联逼债我们还了多少?”.
首先, 他们查阅中国的水文资料, 发现中国幅员广阔, 旱灾水灾风灾雹灾虫灾等大大小小的自然灾害几乎年年都有. 与前后几十年比较, 唯独 这三年最风调雨顺,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自然灾难”.
接着他们凭着拥有的身份查阅了五六十年代的档案文件, 未发现任何有关的还债记录. 随后有人赴苏联考察实证, 惊奇地发现: 在此期间苏联不但没要债, 反而在饥荒发生后以民间方式无偿援助中国东北地区每年20万吨粮食,这就是东北地区灾难相对轻缓的原因.
至于大跃进, 它确实给中国造成了极大的灾害. 但大跃进导致的粮食减产有多少? 它是饿死几千万人的主要原因吗?
经过进一步考证他们又一次吃惊地发现: 在灾难发生的前几年, 政府就开始在国际市场大量地卖粮食买黄金. 在1958年国库的粮食基本卖空. 1959年无粮可卖,竟签期货合同把当年和1960,61年还未生产的粮食都卖掉了. 卖粮所得的钱为各种货币,继而购买了黄金. 而且黄金很快用尽. 那么这笔黄金用到什么地方了?
从苏联得到的信息:在美苏相继造出原子弹后,中国强烈要求苏联提供给中国原子弹. 遭拒绝后, 中国决定自己造原子弹. 由此中苏关系破裂, 直至升级到停止对中国的一切援助. 从美国得到的信息: 以钱学森为主的华裔科学家盗取了美国原子弹的核心机密. 未加入美国国籍的钱学森在服刑后被美方以间谍罪驱逐出境. 同时专家们把焦点聚在1959年”庐山会议”, 发现此会议两派争论得特别激烈. 以彭得怀为主的绝大多数人主张停止卖粮食, 缓造原子弹. 而以毛泽东,周恩来,陈毅为主的少数人却坚持继续卖粮食造原子弹. 专家们又从核工业部了解到, 当年为了造原子弹进口了大量的仪器设备原料. 这些仪器设备原料的费用惊人. 由此发现了在国际市场卖粮食换黄金是为了购买建造原子弹必需的仪器设备原料.
所以“三年自然灾害”的真正原因是: 卖粮食造原子弹!
过客：这里不是谈论毛爷爷的不是了。党的决策并不可怕，但为了片面的光辉形象刻意的 掩盖历史，历史的真相被人所不知道了，89年的学生潮，99年的某某功！这和日本人的行为有什么区别么？也许日本人修改教科书根本不指望能把中国人给骗了，它们只是想骗日本人！
有人说认识中国得走出国门，你认为呢？
<div class="cont f14" id="postmessage_、出口粮食换黄金
1950-64年中国偿还外债和对外援助支出(亿元)
年份 偿还外债 对外援助
1962 ***2 8.54
资料来源：偿还外债数摘自《中国财政统计:》 (财政部综合计划司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第 135-136页。对外援助支出摘自历年国家预算决算报告。
全国普遍饿死人的灾难始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许多地方秋收甫结束、粮食被“国家征购”后不久就开始了。广西扶绥县是个典型的例子。“素称鱼米之乡的那江公社板包大队……秋收后口粮标准由上半年每月人均叁十市斤下降到二十市斤谷……死亡率达百分之八点七”。一九八九年版《扶绥县志》第十七页。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曾在笔记里抨击：出口过多，并且一度在国外采取倾销政策。”“为了完成猪肉出口任务，规定农村叁个月不杀猪”（彭德怀《为什么要写信给毛主席》，《新华文摘》一九九○年十一月号）。彭抓住了问题的症结。大量出口搞征购得来的粮食，正是一系列导致数千万农民饿死的错误中极重要的一环。
与一九五七年相比，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减少了一千五百万吨，出口却增加了二百二十叁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多了一倍以上。（中国国家统计局编的一九八叁年《中国统计年鉴》第四二二、四叁八页）这完全超出了当时中国的国力。
当时外贸部有人主张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换取外汇购买粮食，可是中央却认为黄金价格正低，是买进的好机会。结果非但不卖，反而购买了几十万两黄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一九八四年汇编本第二七二页；红旗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展()》第叁十四页；中央文献出版
社《不尽的思念》第二六一页。
一九五九年叁月，即张闻天夫人说“云南、海南岛都发出了饿死人的警报”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这是一九五六年农村搞社会主义之后出现的新名词。
不许农民逃荒寻活路，将他们困在家中活活饿死，这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
一九六一年一月，在安徽凤阳县新县委召开的批判原县委书记的大会上，考城大队农民王家来这样控诉道：“我们大队原有五千多口人，现在只有叁千二百口人
了。日本鬼子来了我们也没死这么多。那时我们还能跑，一九六○年我们哪儿都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伍仁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卷叁第六
1958年，“大跃进”狂潮迅速席卷中国大地。随后，人民公社化运动，更使中国经济雪上加霜。
最突出的问题是粮食。1959年河北、山东、江苏、安徽等15个省发生春荒。到了1960年，席卷中国大地自然灾害，使中国缺粮更严重了。据国务院财贸办的一份报告称：入夏以后，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粮食库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销7天，天津只能销10天，上海几乎没有库存大米。
面对如此严重的粮食危机，为了解决亿万人民的吃饭问题，周恩来亲自指挥调动粮食，被称为“粮食调度的总指挥”。
1960年底，.....周恩来和陈云建议，决定进口粮食。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吃进口粮食是禁区，不仅外汇存在着困难，而且要承担一定的政治风险。周恩来和陈云决定突破禁区。陈云解释说：“进口粮食，就可以向农民少要粮食，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发展起来。”
在周恩来的亲自督促下，不到两个月时间，从加拿大进口的第一船粮食就到天津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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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加一句我的点评，好象美国没封锁我们进口粮食吧，我们当时也不缺进口粮食的钱吧，不然就不会对外撒援助和买入黄金了。进一步说没有钱国内就没有能换回粮食的物资？骗谁啊？如果有弱智的朋友坚持所谓当时没有钱也没有物资（这种观点其实在骂某某吧，搞了十年还是一穷二白），那为什么不能要求国际援助？呵呵，你说吃人家嘴短怕别人搞破坏？那只能说明ZF的无能加残忍，连金二胖都不如。金二胖好歹还吃人家不嘴短呢。你说M不能象金那样没面子？赫，为了M的面子不惜饿死群众？M的面子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面子了。既然是人民利益的代表，那什么又比群众的生命更重要呢？为什么国内在闹饥荒对外援助还在增加？为什么进口粮食会有政治风险？如果不是周和陈云力争我们可能一克粮食都不会进口的。是领袖被蒙蔽了吗？领袖据说都不吃肉了。看看不吃肉那年的对外援助金额吧，那不吃肉又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要大量出口粮食？为什么要禁止农民流动求生？为什么不能早进口多进口粮食呢？
现在都在讲问责制，领导该承担什么责任？打个比方试想如果发生了矿难，而矿难的发生本来就与领导的长官意志，不顾科学规律滥采滥挖有关。那么领导一句矿难不是我主观故意的就能搪塞过去吗？更不用说明知发生了严重的矿难，却对内对外封锁消息，阻挠拒绝外界援助，对内也为了维护表面上的太平无事而不尽力抢救造成灾难扩大，这只是玩忽职守吗？
还有很多，不一一转了，想看的，在搜狐社区军情观察里找吧
题目是：三年饿毙数千万中国老百姓的材料
历史啊.............................................
文中，面壁而食，姑夫的理智，与父亲讲的故事简直如出一辙。
讲一个我父亲讲的抢食的故事吧：一人带了两个小饼作午餐，吃时，其同事一边抓他的饼，一边说，你借我一个嘛，你把（武汉话，给）我一个嘛。而这位，一边躲，一边三口两口就吞了下去。
几十岁的人，抢一个饼，父亲当时看了，心里比那两个人还要难受。
事过多少年，父亲经常讲起这个故事。
回复 11楼 sdfgzx12 的帖子
历史，人们一定要记住，不是要你恨谁,，记住这段历史，仅仅是记住已经足够了。&&
某种意义上说，&&记住而不忘记，比什么都重要。怕就怕，你不知道 ，或知道但已忘却。
顶一个吧，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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