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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原来的房子还能办产权证吗，也赶上单位集资房，他以前所在的地区有一套房改房（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得到产权证），但他又调到另一个地区工作我有一个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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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监察厅、省审计厅、省房改办关于清理房改资金加强房改资金管理工作报告的通知
各自治州、市人民政府，各地区行署，各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特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省监察厅、省审计厅、省房改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清理房改资金追回挪用欠款加强和规范房改资金管理工作的报告》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000年十二月十二日
关于清理房改资金加强房改资金管理工作的报告
（省监察厅　省审计厅　省房改办　日）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立即开展清理房改资金追回挪用欠款工作的通知》（黔府办发〔2000〕78号），按照省人民政府领导的指示，省房改办、省监察厅、省审计厅于10月20日联合召开了全省房改暨清理房改资金工作会议，听取了各地、州、市清理房改资金追还欠款的情况汇报，对全省房改暨清理房改资金工作作了具体部署。会后，我们成立了5个联合工作组，分别到9个地（州、市）、33个县（市、区）进行了督促检查。现将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各地领导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挪用势头得到有效遏制，追回部分欠款黔府办发〔2000〕78号文下发后，各地、州、市政府（行署）及其监察、房改、审计等部门十分重视，把清理房改资金追回挪用欠款工作提高到“三讲”和“三个代表”的高度来认识，并积极付诸行动。贵阳、遵义、安顺、毕节等地、市人民政府（行署）专门召开会议，认真学习黔府办发〔2000〕78号文件，强调房改资金是老百姓解决住房的血汗钱，是实施住房分配货币化、兑现存量补贴的主要资金来源，如果不将这笔资金足额催收到位，那将是对人民的犯罪。各地在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的基础上，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成立清理房改资金机构。遵义市、安顺市、黔东南自治州等地（州、市）成立了由分管领导任组长，房改、监察、审计、财政、金融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的房改资金清理追收工作小组。黔东南自治州各县政府都成立了房改资金清理追欠机构，安顺市各县（区）还从房改、财政、监察、审计、建行、工行等单位抽人成立了房改资金清欠办公室。
（二）摸清底数，制定还款计划。不少地（州、市）、县（市、区）对每一笔被挪用资金进行了认真清理，然后把各欠款单位和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召集起来，认真学习黔府办发〔2000〕78号文件，发出催款通知书，要求写出还款承诺书。在此基础上，政府制定详细的还款计划，落实责任人。贵阳市、安顺市各县（区）均由政府负责人担任催收欠款责任人。铜仁地区德江县清收小组与借款单位签订还款计划协议书，落实了单位还款责任人和县政府领导责任人，层层签订责任状。清收小组实行目标责任制，明确清收人员完成任务情况与工资挂钩。
（三）加大行政监察力度。明确各有关商业银行认真跟踪、监督企业资金运转情况，履行政府委托、按计划扣回有关企业欠款；对拒不履行还款义务的企业，采取法律手段，依法清收欠款。
由于各地人民政府（行署）的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加大清理追欠工作力度，目前各地房改资金新的挪用情况已得到有效遏制，并追回了部分欠款。据11月中旬统计，全省追回欠款3822.7万元，其中遵义市2000万元，黔东南自治州488万元，黔南自治州480万元，安顺市400万元，铜仁地区110.60万元，毕节地区294.10万元，六盘水市50万元（注：黔西南自治州未上报）。各地、州、市表示要继续努力，预计到今年底还将催收欠款（总额）3046.78万元，其中：遵义市2255万元（有1125万元是以土地作抵押还款）、铜仁地区463.98万元、安顺市327.80万元。贵阳市挪用的14689.2万元，计划明年全部还清，安顺市、毕节地区、黔南自治州计划2003年全部还清。
二、存在问题
（一）尽管追回了部分房改资金，但是还有50799.04万元（本金）仍未追回（其中：遵义市20229万元、黔东南自治州8712.93万元、贵阳市8284.20万元、省直单位5500万元、毕节地区2540.70万元、黔西南自治州1893万元、黔南自治州1531.43万元、铜仁地区908.18万元、安顺市835万元、六盘水市364.60万元）；尽管大多数地区和单位制定了还款计划，但仍需追踪落实，否则又将流于形式；尽管挪用房改资金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但个别地区的一些领导认识仍有待继续提高，如果疏于管理，一有机会，仍会发生新的挪用。
（二）有的地区房改资金管理机构不健全，管理也比较混乱，没有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或者有章不循，有禁不止，今后仍然不能确保房改资金安全使用。
（三）有的地区房改资金未能追回，致使当地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受阻，兑现住房存量补贴缺乏资金来源，如不尽快追回，将失信于民，无法向群众交代。
三、下一步工作意见为巩固清理房改资金、追回挪用欠款工作的成果，尽快追回全部欠款，搞好房改资金的管理，杜绝挪用房改资金情况再次发生，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各地要把贯彻黔府办发〔2000〕78号文件的工作进一步落到实处。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按照已制定的还款计划和三家联合检查组的要求，督促欠款单位将挪用房改资金的欠款足额及时归位。今后联合检查组还将定期进行检查，直至完全追回欠款。如再发现新的挪用，将按顶风违纪规定，从严查处。
（二）加快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各地要从“三讲”和“三个代表”的高度，在清理房改资金、追回挪用欠款，加强和规范房改资金管理的基础上，推进当地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的进程。要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充分利用现有的房改资金和住房资源，最大限度地解决人民群众的住房困难；同时促进个人的住房消费和住房投资，繁荣和发展住房市场，拉动经济增长。
（三）加强和规范房改资金的管理。各地要严格按照《省人民政府批转省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加快全省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黔府发〔1999〕24号）和《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贵州省住房资金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黔府办发〔1997〕41号，以下简称《规定》）、《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立即开展清理房改资金追回挪用欠款工作的通知》（黔府办发〔2000〕78号）精神，加强和规范房改资金的管理。《规定》第二条中所列房改资金，以及上述文件规定的各地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产生的住房存量补贴资金、增量补贴资金和出售公有住房的土地收益等资金，一律纳入省、地、县（市）三级政府房改部门所属的住房资金管理中心的专户进行管理，专项用于住房建设、房改和给职工兑现住房补贴，重点解决特困职工、高层次科技人才等的住房困难，严禁挪作他用。房改资金使用计划和住房资金管理中心的经费开支计划，按年度报同级政府住房资金管理委员会或房改领导小组审批后执行，并报上级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备案审查。为加强监督检查，审批后还要报同级监察、审计、财政部门，严格按批准的计划执行。
没有建立健全房改资金管理机构的地区，要立即按照省人民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迅速建立健全，并切实负起责任，把房改资金管好用好，推进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解决人民群众的住房困难，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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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房改房”产权纠纷审理的深度解析——以一起“离职退房协议”诉讼案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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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 14:47
陈会林
摘要：出售“公房”是当代中国住房制度实质性改革的破冰之旅。“离职退房协议”纠纷引起的“房改房”产权纠纷，因遭遇法律空白而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和法院审理的难点。本文以实际案例为材料，在考察“房改房”特征及其产权纠纷遭遇法律空白的基础上，论证了公房买卖合同中“离职退房协议”存在的四大法律问题；给出类似案件的处理启示：从降低解纷成本考量，当事人应该尽量选择非讼解纷；就法律适用来说，法理和政策在法律漏洞填补中具有特别的意义；法官进行民事裁决的实质是利益权衡或权利分配。
关键词：“房改房” &产权纠纷 &审理 &解析
“圣人之治理也，安其居，乐其业”。以“安居”促“乐业”，历来是中国官方与民间最无分歧的民生理念之一。如果从199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算起，当代中国的住房改革——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转轨的房改——已经进行了16年。这场改革的实质性措施是从“出售公房”运动开始的，“房改房”（公有住房在商品化改革中变成私人产权房）成为这场全面改革破冰之旅的标志。改革之路，风雨相随。各种各样的房地产纠纷伴随着这场改革的始终，最能体现这场改革实质的纠纷就是“房改房”产权纠纷。随着职工工作单位的变动或“房改房”的上市交易流转．这类纠纷日渐增多，近年进入高发期，成为数量迅猛攀升的房地产纠纷案特别是房地产疑难复杂案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由于这些纠纷事关这场改革的方向与进退，其处理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而在这方面既无专门法律可依，又无审理实践经验，所以审判机关在受理和处理这类案件时异常谨慎。2009年湖北省武汉市某法院在第一次正式受理某“房改房”产权纠纷案之后．特邀包括笔者在内的几位学者召开案件审理咨询报告会，笔者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从此案最后的处理结果来看，该法院基本上采纳了笔者的建议。这里特将这些分析和建议整理成文．以供有关方面参考并希望能因此促进有关理论的深入探讨。
一、某法院首次受理的“房改房”产权纠纷案
下面是湖北省武汉市某法院首次受理的“房改房”产权纠纷案，案情如下：
1987年8月，张元晖（化名）进入某公立医院工作，单位无偿分给30平米住房一间。日，双方签订《购房协议书》，约定张元晖以成本价36318元购买该医院出资修建的职工小区89平米的新房一套：张元晖交出原住房．原住房作价8660元计入购房款。同时约定“乙方（张元晖）如果调往其他单位工作，应无条件向甲方（医院）退回房屋，甲方按规定房价收回房屋”。协议签订后，张元晖交清购房款办理了产权登记，房屋所有权人为张元晖。
日，张元晖与医院双方签订为期3年的《聘用合同》。日，张元晖向医院提交辞职报告后离职。2009年2月，医院就房屋腾退事宜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张元晖退还本案所涉房屋，同时返还张元晖所交购房款。法院依法受理了此案。
此案中《购房协议书》的内容包括房屋买卖条款和“离职退房协议”两大部分。现在的焦点问题是“离职退房协议”是否符合国家的房改政策？有没有履行的可能？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下面我们首先就“房改房”的特征及其产权纠纷案件审理所适用的依据问题进行简要梳理和考察．然后再对上述“离职退房协议”可能存在的法律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
二、“房改房”的特征及其产权纠纷遭遇的法律空白
（一）“房改房”的特征
“房改房”是居民个人享受国家房改优惠政策而购买的公有住房，也就是机关、企事业单位及房管部门将原有的公有住房按照国务院、建设部、地方政府有关公有住房改革制度的规定，经过县级以上房改部门审批后，将产权出售给干部职工（下文简称“职工”）个人所有的住房。这里的购买或出售有两种情况：一是职工直接以标准价或成本价购买自己现住公有房。二是职工“退旧房、换新房”（所谓“换购房”），也就是职工先退售原住旧公房，再以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新的公房，旧房款计人新房购房款。上面的案例就是后一种情况。
向职工出售公房是国家对计划经济时期职工工资中没有包含住房消费资金的一种补偿，是住房制度从公有化向商品化过渡的措施。与一般商品房相比，“房改房”具有以下特征：(1)买卖双方主体关系不平等。“房改房”是单位向职工个人出售的，出卖人与买受人在人事工作管理上有隶属关系。(2)低价格。“房改房”的价格⑤主要是标准价⑥或成本价，同时还有工龄、职务或职称方面的优惠折扣。(3)身份性。“房改房”的出售对象是特定的，即承住独用成套公有住房的居民和符合分配住房条件的职工。(4)面积控制。人均可购房的建筑面积，国家有控制指标规定，目的是防止有人大量低价购买公有住房，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5)限期流转。“房改房”购买之后，一般要在住用5年以后才可以出售。
（二）“房改房”产权纠纷的发生与受理
广义的“房改房”购买合同，一般都有两部分内容：一是房屋买卖条款。即单位出卖房屋、职工支付房款购买住房的条款。二是房屋买卖的附加惫款。即为买卖条款设立附加条件或限制性条件的约定，最具代表性的是约定职工调离、辞职、除名时，将所购住房退回单位（本文中称之为“离职退房协议”）。这两部分内容有的订立在同一份购房协议中．有的分别签订，它们实际上反映了两种法律关系和纠纷性质。
1．买卖条款反映严格意义上的“房改房”买卖合同关系，这类合同在形式上不同于一般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因为当事人双方不是平等的法律主体关系。所以单纯的“房改房”买卖纠纷不属于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民事纠纷，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法院是不受理这类纠纷的。
2．“离职退房协议”反映的是产权转让关系，单纯的这类纠纷属于权益之争，也就是产权纠纷。这种纠纷一般都发生在买卖条款得到实际履行，买受人已经获得“房改房”所有权之后．所以这种纠纷可以作为一种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来处理，人民法院可以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法发[1992]38号）第1条规定：“凡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房地产方面的权益发生争执而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讼争的房地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庭依法受理。”
（三）“房改房”产权纠纷处理的适用规范。
“房改房”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特定产物，目前尚无可以直接适用的法律法规，仅有一些非立法性规范性文件（主要是政策性文件）、司法解释以及间接相关的法律规定。
1．国家政策性文件。主要是两个：《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4]43号，下面简称《改革决定》）、《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下面简称《进一步通知》）。
2．地方政策性文件。例如：《湖北省直房改领导小组关于省直单位贯彻实施&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的意见》（鄂直房改[1996]2号，下面简称《湖北省实施意见》）、《武汉市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方案》（1995年，下面简称《武汉改革方案》）等。
3．司法解释。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法发[1992]38号）（下面简称《受理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7号，以下简称《适用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进一步做好房地产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2号，以下简称《审判指导意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房改期间处理房改房及其相关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2001年）。
4．间接相关的法律规定。主要有《宪法》（第13条）、《民法通则》（第4、6、7、58、59、60、71、75、117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4条）、《合同法》（第4、5、52、54—56条）。《物权法》（日开始实施）相关规定较多，但在下面的案例中无溯及效力。
三、“离职退房协议”的法律问题解析
认定上述案例中“离职退房协议”是否有效的前提是《购房协议书》中的买卖条款部分是否有效。从总体来看．此案中的诉争房屋属于“房改房”中的“换购房”，甲乙双方的房屋买卖协议符合国家有关政策（主要是《改革决定》第1、14—21条，《进一步通知》第1、2、12、30条），同时也没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情节，所以应该是合法有效的。但“离职退房协议”是有问题的，下面我们逐一分析。
（一）“离职退房协议”不符合国家房改政策
1．违背国家住房改革政策的基本方向与精神。《改革决定》第1条和《进一步通知》的第1、2条规定这次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根本目的和指导思想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城镇住房制度．实现住房商品化、社会化”，“停止住房实物分配”，也就是房屋产权完全归职工所有，职工有完全处分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和限制。
本案中的“离职退房协议”实际上是要将职工及其住房与单位永远捆绑在一起，使住房永远不能完全商品化，不能进入市场流通，或只能在单位内部流通，其实质是住房的“非商品化、内部化”，是一种变相的住房实物分配。这违反了国家房改的基本方向、原则和精神，是对住房改革的否定。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对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经济秩序的间接损害。
2．不符合国家住房改革政策的具体规定。首先是不符合《改革决定》第21条、《湖北省实施意见》第8条、《武汉改革方案》第二部分第三款第4条的规定：“职工以成本价购买的住房，产权归个人所有，一般住用5年后可以依法进入市场．在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所含土地收益和按规定交纳有关税费后，收入归个人所有。”本案中张元晖在纠纷发生时对所购房屋已住满9年（日-日），根据上述规定，已取得完全处分权．在依法补交有关费用之后，既可以继续自住，也可以出售或作其它处理（如赠予、继承等），其它任何单位或个人无权干涉。这里的“离职退房协议”不仅没有规定职工可以自由处理房产的期限．而且要求职工“无条件退回”，这显然是与上述规定相悖的。其次是不符合《进一步通知》第30条的规定：严禁任何单位“继续实行无偿实物分配住房”。如前所述，这种“离职退房协议”的履行结果是“房改房”只能在单位内部流通，其实质是一种变相的住房实物分配。
《民法通则》第6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据此，本案中的“离职退房协议”没有效力。
（二）“离职退房协议”违反自愿与公平原则
1．违背自愿原则，乙方意思表示不真实。《民法通则》第4条和《合同法》第4条规定，当事人依法订立合同享有自愿的权利。本案就实际情形来看，乙方（张元晖）如果不同意“离职退房协议”就不能购买住房，就不能实现购房协议的主要目的．所以按照正常情理“自由心证”．乙方同意这一约定的意思表示并不真实．是迫不得已的．内含间接胁迫或乘人之危的情节因素。
2．违背公平原则，显失公平。《民法通则》第4条和《合同法》第5条规定，依法订立合同应该遵循公平原则。本案中的“离职退房协议”存在两个方面的不公平：(1)单位回购房屋价格的不公平。从“离职退房协议”中的乙方（张元晖）“无条件”退回房屋和甲方（医院）诉求中的“返还张元晖所交购房款”的表达来看，“离职退房协议”中“甲方按规定房价收回房屋”的“规定房价”就是当年乙方实际购买诉争房屋的成本价格。这也就是说，依此协议，无论乙方在多少年之后调离原单位，无论那时房屋升值多少，乙方在退回房屋时都只能得到原来的成本价，而这期间为房屋市场增值没有付出任何代价、没有履行任何义务的甲方，却能得到房屋的全部增值和改革性收益。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应该说，已经取得完全产权的乙方即使愿意出售诉争房屋给甲方，其售价也应该是评估价或市场价，而不应该是“规定价格”，更不应该是当年的成本价格。(2)牺牲劳动择业权以获得住房权的不公平。《劳动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本案中“离职退房协议”的实质是想将职工及其住房与用人单位永远“捆绑”在一起，这是对乙方劳动择业权的间接侵害。依此约定，乙方要想保住住房．就永远不能离开甲单位，就永远失去了选择更好工作单位，从而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同时自身也获得更加优厚报酬的权利，这是一种严重的不公平。
从法理上讲，向职工出售“房改房”的住房改革，实际上是一种纠正过去国家与职工在住房待遇方面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的补救措施，也就是通过这种改革，使原来的“不对等”变成现在的“对等”。而本案“离职退房协议”的履行．却是对过去“不对等”的变相延续。
违反自愿与公平原则的协议有没有法律效力？《民法通则》第58条第3款、第59条和《合同法》第54条均规定，违背真实意思、显失公平的合同条款是可变更或者撤销的。本案中的“离职退房协议”就属于可变更或撤销，也就是相对无效的条款。《合同法》第55条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乙方没有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撤销权丧失，但他仍有请求变更的权利。
（三）“离职退房协议”侵犯购房者合法财产权
本案中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是：诉争发生时乙方已经取得了诉讼房屋的产权。第一，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60条规定（当时还没有《物权法》），乙方取得“两证”即获得房屋所有权。第二，根据《改革通知》第21条规定，乙方在本纠纷案发生时已在诉争房屋住满超过5年．诉争房屋已成为乙方的“合法私有财产”。既然如此，乙方的自由处分的权利就应该受到法律保护。《宪法》第13条、《民法通则》第71条和第75条都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本案中甲方要求购房者“无条件退还”就是对乙方（职工）合法财产权的侵犯。
（四）“离职退房协议”存在“履行不能”
本案中的“离职退房协议”还存在民法学中的“履行不能”，具体来说，是存在“履行不能”中的“嗣后不能”。履行不能是指债务人由于某种原因，事实上不可能履行债务．债的目的在客观上无法实现，此时债权人无法请求继续履行。“履行不能”分为“自始不能”和“嗣后不能”。“自始不能”是指在给付义务成立之时给付即为不可能。例如，出卖本不存在之物（合同标的物在合同成立之时就不存在）、明知自己无履行能力而故意签约，等等。“嗣后不能”是指给付在债务成立后始为不可能，例如出卖之物在合同成立之后、标的物交付之前灭失，两项合法权利或义务在同一协议中发生冲突，等等。“自始不能”决定着合同是否成立或有效，而“嗣后不能”则关涉债务是否能实际履行及是否违约。
本案中，售房单位实行员工聘用制，而聘用制既包括聘用或续聘，也包括不聘或解聘。如果单位不聘或以后解聘张元晖怎么办？此时张元晖在履行“离职退房协议”中自身并无过错，难道也要承担违约责任？也就是说，当职工履行“离职退房协议”时，就无法服从单位的聘用制，因为他要保住诉争房屋，就不能调离单位，这就势必造成就业终身制。反过来，当职工服从单位的聘用制时，就无法履行“离职退房协议”，因为一旦单位不聘或解聘，他就得离开原单位，就得依约退房。总之这里聘用制与终身制相矛盾，居住权与择业权相抵触，两者结合在一起，当事人无法执行，民法学上的履行不能就这样发生了。
综上所述，本案购房协议中的“离职退房协议”，不仅无效，而且“履行不能”。
四、对本案的处理建议
法院受理上述案件之后该如何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指导意见》（法发[2009]42号）关于“妥善采用多种途径处理房地产纠纷案件”的基本精神，笔者提出三种建议方案，供法院参照。
（一）庭外和解
也就是法院建议纠纷双方当事人在庭外“私了”。法院在建议当事人和解时，应该向双方当事人说明法庭调解和裁决可能带来的诉讼风险。如果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原告提出撤诉申请，法院可以在审查后裁定准许。如果双方不能达成和解，法院再进行调解或裁决。
（二）法庭调解
法庭要充分听取双方对事实和理由的陈述并耐心疏导，同时可以根据《改革通知》第21条之规定，提出一些协议方案供当事人选择。比方说，第一方案：乙方不腾退诉争房屋，但要向甲方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所含土地收益以及按规定应该交纳的税费。第二方案：乙方腾退诉争房屋，甲方以市场价或评估价（而不是当年的成本价）扣除乙方应该补交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所含土地收益以及按规定应该交纳的税费之后，回购诉争房屋。如果调解不成，法庭再进行裁决。
（三）法庭裁决
法庭可以这样裁决：现在的“离职退房协议”无效，对甲方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乙方可以不腾退诉争房屋，但要向甲方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所含土地收益以及按规定应该交纳的税费。这实际上是上述调解的第一种建议方案。这样裁决的理由是：(1)符合国家房改的基本方向、主要原则和政策精神，保护了国家的住房改革成果，体现出对住房制度改革的司法支持。(2)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指导意见》（法发[2009 ]42号）关于为了“稳定房地产市场，保障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时，要“在法律和国家政策规定框架内，适用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方法．妥善审理房地产案件，为国家‘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工作大局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的指导思想。(3)实现了双方利益的平衡，使双方都有面子。甲方可以得到因未收回诉争房屋而失去的合理补偿，乙方不愿腾退住房的要求也得到了满足。(4)在个人、集体和国家三者利益保护中，实践了物权法平等保护个人和集体权益的理念@．实现了法律和政策价值之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同时保护了个人和国家利益。
此案最后的处理方式是庭外和解，原告撤诉，法院准许。和解的基础是调解方案中的第一协议方案，也是法庭拟定的裁决方案。
五、结论
此案背景特殊，事关大局，最后得以如此处理，笔者感到欣慰。欣慰之余，也有一些心得：第一，从降低解纷成本考量，无论什么纠纷，当事人应该尽量选择非讼解纷，最好是双方协议解决。本案的处理结果，想必能使当事人产生“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感慨。“国家纠纷解决途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途径。……纠纷的国家解决机制，其要害或本质是：它是纠纷解决的最后选择，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是伤感情的选择，是会造成不可改变的结局的选择，因而有着对社会和谐之篱笆进行‘最后修补’的属性。”第二，就法律适用来说，法理和政策在法律漏洞的填补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政策，它在中国当代规范语境中占据了非常显著的地位．有时甚至是主导的地位，具有极大的政治合法性和实践可能性。用西方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的话说，在没有法律规则和原则时，政策不仅可以成为裁判标准．而且可以确立司法的“集体目标”，“集体的目标鼓励了社会内部的利益和负担相互交换，以便促成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某种普遍利益”，也就是说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和谐。第三，民事裁决的实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权衡利益或分配权利，也就是实现公平正义。正如著名大法官本杰明·卡多佐所言，“法官必须经常对相互冲突的利益加以权衡．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可供选择的、在逻辑上可以接受的判决中作出选择”，权衡的标准“是那些我有理由认为其他有正常智力和良心的人都可能会合乎情理地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也就是说，权利平衡的标准应该是“良知”，应该是“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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