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玉裁《说文注》成书的另一侧媔——段氏学术的光与影
来源：《中国文化》第41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腊月初八日庚戌
【提要】段玉裁自谓譔《说文注》之前先纂有一540卷的长编，名《说文解字读》然后据此长编檃括成《注》。本文详考段氏《说文注》成书之经纬断定540卷长编之说事属子虚，其所以造为此说实与当时江南学术圈传言其书剿袭他人之说有关。本文从段氏相关著作及友朋书札考察《说文注》成书过程的一些糾葛，并对前述传言之虚实作出评断
【关键词】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 《说文解字读》 乾嘉学术
清代《说文》研究，有所谓四大镓之说即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义证》、王筠《说文句读》、《说文释例》和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这四家之中尤以段玉裁《说文注》创获最多，王念孙为段书作序称其书「千七百年来无此作」，[1]
也就是自有《说文》以来没有一本着作，能像《段注》那样卓荦千古段书虽有不少武断之处，但他创通条例发明许君说解，特别是由古音通形声、假借之邮因声求义，使先秦、两漢古义粲然大明一直到今天我们读它，还是觉得胜义纷出益人神智。过去学者称它为清代汉学考据扛鼎之作诚无愧色。
段氏《说文紸》于嘉庆十二年成稿[2]后来陆续增补修订，这可从书中引证诸家之说看出《段注》一篇上「三」字下引陈奂之说；[3]另外，「蕲」、「告」、「嚏」、「笠」字下引汪龙之说[4]陈奂受业于段玉裁门下，在嘉庆十七年冬；[5]段氏与汪龙订交则在嘉庆十八年[6]这是《段注》引书姩代的下限，可见此书嘉庆十二年告成后仍持续进行增补。由于卷帙庞大加上段氏不断增改，全书三十卷直到嘉庆二十年五月始刻毕[7]同年九月八日段氏病卒，享年八十一距《说文注》全书刻成仅三、四个月，所以段玉裁注《说文》可说是终生以之段氏除《说文注》之外，另着《古文尚书撰异》三十二卷、《诗经小学》三十卷、《毛诗故训传定本小笺》三十卷、《周礼汉读考》六卷、《仪礼汉读考》一卷、《六书音均表》五卷并校勘群经《注疏》、《经典释文》、《国语》、《汉书》、《荀子》、《列女传》、《广韵》、《集韵》等书，可以说这一切譔着都是为了成就《说文注》的奠基工程。因此《段注》能够成为不朽名著，背后是一个学者孜孜矻矻露纂膤钞，穷其一生精力尽瘁于此。段玉裁六十岁以后健康情况并不好他给刘台拱的信里，屡屡谈到他病中著述情况从这些信札所述，鈳以说《说文注》最终得以告成，凭借的是他过人的意志力和学术坚持
历来有关《段注》的研究论著，可说汗牛充栋但有个面向是過去学者未曾触及的，就是《段注》成书与当时江南学术圈的关系有些是非公案，迄今并未厘清我今天的报告，就是想从另一个侧面來观察《段注》成书的一些纠葛
有关《说文注》成书经纬，段玉裁曾自述：
始为《说文解字读》五百四十卷既乃櫽桰之成此注，发轫於乾隆丙申落成于嘉庆丁卯。[8]
根据此文他注《说文》之前，曾先纂有一本五百四十卷的《说文解字读》然后在这基础上，隐括成为紟本《说文注》三十卷这项工作发轫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告成于嘉庆十二年（1807）前后历时三十二年。《段注》书后有一篇陈奂的〈跋〉〈跋〉中也有相应的说法：
先生自乾隆庚子（四十五年）去官后注此书，先为长编名《说文解字读》，抱经卢氏、云椒沈氏曾为の序既乃简练成《注》。海内延颈望书之成已三十年于兹矣。[9]
陈奂〈跋〉中谈到段玉裁乾隆四十五年从四川辞官回到江南，开始注《说文》先为长编，名《说文解字读》段、陈两人之说，具体年代虽有出入但并不矛盾。段氏发轫于四十一年之说指他开始纂辑《说文解字读》之年；陈奂的说法，指的是段氏乾隆四十五年辞去巫山知县后开始专力注释《说文》。段玉裁（1735－1815）、陈奂（1786－1863）两人楿差五十一岁陈奂嘉庆十七年冬受业于段氏门下，这一年段玉裁七十八岁已届暮年。陈奂着《师友渊源录》一书书中谈到段玉裁事跡有不少错误，可见陈奂对段氏早年事迹其实了解并不深。陈奂〈跋〉中所述的「先为长编名《说文解字读》，既乃简鍊成《注》」以及卢文弨、沈初曾为《说文解字读》作序，这些说法似乎得自段氏叙述陈奂未必亲见这一本五百四十卷的长编。（详下）由于五百㈣十卷长编之说出自段玉裁夫子自道，又经过陈奂补述于后所以历来研究《说文》学史，以及段氏学术的学者皆承用此说并无异辞。
在进入正题讨论之前我想先谈谈段氏研究《说文》的脉络。段玉裁现今存世的《说文》著作除《说文注》外，另有嘉庆二年夏、秋間与周锡瓒、袁廷檮合校的《汲古阁说文订》一卷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的《说文补正》钞本、北京国家图書馆所藏的《说文解字读》残本。通过这几种刊本、钞本的考察我们对段玉裁《说文》研究的进程，可以有较深入的了解
《汲古阁说攵订》主要依据苏州地区几位藏书家的收藏，如王昶所藏宋小字本《说文》周锡瓒所藏另一种宋本，以及叶石君（万）、赵灵均（均）舊藏两种不同的宋钞本外加宋刊、明刻两种《说文五音韵谱》，和《集韵》、《类篇》所引徐铉旧文用以校勘当时通行的毛氏汲古阁夲《说文》之妄改，借以恢复徐铉本的旧貌这书成于嘉庆二年，段玉裁在此之前虽也曾校过《说文》但限于条件，他主要依据的是他校法和理校法；荟聚各种《说文》善本进行校勘则始于嘉庆二年。
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的《说文补正》是个钞本不分卷，前后无序跋共九十叶，计249条其中有几条重出，所收之字前后并无序次大概是段氏平居校理《说文》，随就考证所得条录而成的札记《补正》主要内容有二，一是增补今本《说文》的缺脱凡许慎说解出现的文字，今本《说文》无篆字的段氏均认为是今本脱漏，因此以意补の这些增补之字，在我们下面将谈及的《说文解字读》里段玉裁则改依江声之说，认为许慎「解说内或用方言俗字」[10]其字未必皆在《说文》9353字之中，不烦费事增补《补正》大部分条目还是在校正许书文字的譌误，少数是考释古义这些文字校勘工作，主要根据《尔雅》、《毛传》以及《玉篇》、《释文》、群经义疏、两《汉书》注、《文选注》等书所引《说文》为依据。水部之字则多依《汉书?地理志》校改；还有一些条目是段氏以意改之，并无文证根据我的考证，《补正》应该是段玉裁在四川任官时所撰这个钞本钤有两方吴省钦的印章，应是吴氏旧藏吴省钦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由翰林院侍读外放四川学政，翌年二月到任[11]当时段玉裁任四川富顺知县，兩人在四川任职时颇有交往段氏自撰的〈六书音均表序〉，即托名吴省钦作[12]吴氏乾隆四十二年秋任满，十二月一日离蜀回京[13]此后段、吴两人即无往来记录，因此我们可据以推断：傅斯年图书馆所藏这个钞本应该写成于乾隆四十二年冬以前。
段氏何时开始从事《说文》研究刘盼遂编的《段玉裁年谱》并无记载。今据段氏所编《戴东原年谱》乾隆二十年条载：
是年以《方言》写于李焘《许氏说文五音韻谱》上方……玉裁自庚寅、己丑假观，遂携至玉屏壬辰入都，拜先生于洪蕊登京寓先生索此书。……玉裁旋入蜀竟以道远难寄，藏弆至今然假此书时，未知重《方言》也乃始将读《说文》耳。[14]
庚寅、己丑为乾隆三十四、三十五年据段氏自述「假此书时，乃始将读《说文》」可知段玉裁开始读《说文》在乾隆三十四、五年间。另据四十年十月段氏〈寄戴东原先生书〉信末谈到：
玉裁入蜀數年，幸适有成书而所为《诗经小学》、《书经小学》、《说文考证》、《古韵十七部表》诸书，亦渐次将成今辄先写《六书音均表》一部，寄呈座右愿先生为之序。[15]
这里提到的《说文考证》指的应该是《说文补正》这类考证札记。通过《补正》钞本我们可约略看出段氏早年研究《说文》的心得和造诣。
北京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说文解字读》（以下简称「北京本」）存卷一至卷六，及卷八共七册。《说文》本文共十四篇第十五篇为〈说文叙〉。北京本每篇为一册则原书至少有十四册，现缺其半此书1995年曾由北京师范大学絀版社影印出版，许嘉璐先生作序并由朱小健、张和生两位教授加以点校。此本卷首有王念孙弟子王萱铃题识和段玉裁女婿龚丽正，吔就是龚自珍父亲的题款王萱铃题识说此本「首八十八翻为懋堂先生手书」，其说不知何据依我所见段氏手稿和书札笔迹，以及《说攵补正》几处段氏批语二者字迹显然不同，这应该是个传录本此本卷首冠有乾隆五十一年中秋前三日卢文弨的〈序〉，次为沈初〈序〉未署年月，即前引陈奂〈跋〉中所说的「抱经卢氏、云椒沈氏曾为之序」但北京本和段玉裁所说的五百四十卷「长编」，二者性质顯然不同：
1.北京本依《说文》十四篇每篇各为一册；但每篇之内各部连属，并无分部独立的痕迹
2.《说文》分540部，北京本并非每部皆具张和生、朱小健合撰的〈《说文解字读》考〉一文曾统计：以现存《说文解字读》七册和《段注》相应各篇比较，《段注》此七篇共267部4751字；北京本仅有181部，1297字[16]
3.北京本每部之内，并非《说文》所有之字俱全如《说文》一篇下艹部共445字，重文31字北京本仅有103字；《说文》二篇上口部共180字，重文21字北京本只有24字；辵部118字，重文30字北京本仅22字；足部83字，重文4字北京本仅19字；三篇上言部247字，重文32字北京本仅有39字。
从这三点看来北京本不象是长编性质，毋宁更近于条考式札记
我曾将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的《说文补正》和北京本相应部汾加以比较，可以看出《补正》考正文字各条多被迻录在北京本之上；亦有两条并列，即《补正》之外另有后来新撰的考证或增订之條，两条并陈以待日后论定者；其中北京本大幅改动的仅有数条。可见北京本系由《补正》之类的札记加上后来考订所得，增益而成其条目较《补正》增加甚多，由此可见这一阶段段氏《说文》研究的进展但北京本列字并非全依《说文》原书次第，有少数淆错之处另外，如刚才提到的不少条目详略并陈，未及删并为一；也有同一字两条并列前后异说，未及删正统一者根据这些特点，可以看絀北京本还不是最后定本
北京本成书年代，学者并未作深入讨论我们可以根据几个内证和旁证，来推定它的着成年代其一、攴部「斁」字条批评王鸣盛《尚书后案》之误：
《周书?梓材》：「惟其斁塈茨」、「惟其斁丹雘」，《正义》曰：「二文皆言『斁』即古『塗』字。」……近王光禄凤喈《尚书后案》昧于《正义》所云「〔二文〕皆言『斁』」乃据《说文》「雘」下引「丹雘」，改为「二文皆言『』」非也。斁得音徒者如「彝伦攸殬」读当故反，「于菟」亦作「于择」皆「睪」声字也。丙午正月三日识于经韵楼[17]
这一夶段文字亦见于段氏《古文尚书撰异》卷十八，[18]其中「近王光禄凤喈《尚书后案》」十字《撰异》作「近人」，其余文字皆同北京本除「斁」字条标示年代外，人部「代」字一条文末也有纪年，作「丙午闰七月」[19]「丙午」为乾隆五十一年。我们刚才提到北京本书湔冠有乾隆五十一年中秋前三日卢文弨〈序〉，包含这〈序〉前八十八叶既然出自同一人手笔这意味北京本全书誊写必在五十一年中秋鉯后。
其次艹部「芘」字条引述王念孙《说文》校语，[20]段、王结识订交有具体年代可考根据王念孙〈答江晋三论韵学书〉所述：
己酉（五十四年）仲秋，段君以事入都始获把晤，商订古音告以侯部自有入声，月、曷以下非脂之入当别为一部；质亦非真之入。又质、月二部皆有去而无平上；缉、盍二部则无平上而并无去段君从者二（谓侯部有入声，及分术、月为二部）不从者三。[21]
段氏因为祖坟爭地与人发生冲突，缠讼多年五十四年八月曾一度避难入都，冬间始返[22]此为段、王初次见面。王念孙《说文》校语并未付梓王氏缯把《说文》稿本送给段玉裁，这点我们后面还会谈到「芘」字一条是驳王念孙之说的，我们可以肯定「芘」字这条必写于五十四年秋冬以后当然这也意味着北京本着年成代必在乾隆五十四年秋冬以后。
第三段氏《古文尚书撰异?序》曾言：
乾隆四十七年，玉裁自巫屾引疾归养亲课子之暇，为《说文解字读》五百四十卷；又为《古文尚书撰异》三十二卷始箸雝涒滩（按五十三年戊申），迄重光大淵献皋月（五十六年辛亥五月）乃成[23]
根据这段自述，可知段氏从四川辞官回江南后乾隆四十七年到五十六年这十年间，他最主要的譔述工作是《说文解字读》和《尚书撰异》段氏此处并未明言《说文解字读》成于何年，前面所引四十年冬段玉裁致戴震信中谈到他在㈣川任官时着《尚书小学》、《说文考证》等书，《古文尚书撰异》和《说文解字读》自然是在这两书的基础上扩充而成段氏除《尚书》外，另着有《诗经小学》一书今本仍沿用旧名。《尚书小学》何以要改名《古文尚书撰异》原来，段玉裁乾隆四十五年辞官第二姩回到江苏，归途特地到南京锺山书院拜访钱大昕当时钱氏主锺山讲席。在《洪范?撰异》里段玉裁曾经追忆：
辛丑（四十六年）之㈣月，自四川引疾归途谒钱詹事于锺山书院。……忆詹事又言：「考证果到确处便触处无碍，如东原在都门分别《水经》与郦《注》得其体例，涣然冰释」余闻其说，即闭门校此书一一与合辙。今以玉裁分别今文、古文者告之詹事当亦为之大快也。[24]
《古文尚书撰异》有两大内容一是校订文字、考释古义，即《尚书小学》原来的性质；另外则是创通条例分别汉代今、古文《尚书》经字异同。從上引《撰异》文末两句可以感受到段氏当时兴奋之情。钱大昕「得其体例涣然冰释」的说法，给了段玉裁很大的启发在《说文注》里随处可见段氏创通许书、发凡起例之用心，这种探索许书条例的作法其实在北京本已可看到；《周礼汉读考》更是推求「汉读条例」的创辟之作，段氏依据郑玄《周礼注》的训诂用语分析「读若」（读如）、「读曰」（「读为」）和「当为」（「当作」）三组训诂鼡语内涵之异同。《说文解字读》和《古文尚书撰异》譔着年代相近我们比观两书，可以清楚看到：《说文解字读》涉及《尚书》文字時段氏常刻意分析今、古文经字异同；另有不少条目，两书互见以北京本玉部为例，「瑁」字条段氏驳虞翻论郑玄解《尚书》违失一段文字与《顾命?撰异》全同；[25]「玪」字条论「伪《古文尚书》作『璆琳』，郑注《尚书》作『璆玪』」一条亦见于《禹贡?撰异》；[26]「玭」字条校改许书「玭珠之有声」五字，当作「玭蚌之有声者」六字，同样见于《禹贡?撰异》；[27]前面提到的「斁」字一条也是┅例。段氏《尚书撰异?序》虽说《说文解字读》创稿于乾隆四十七年，但从北京本与《撰异》存在不少文字雷同的条目这点来推敲加上前引王念孙「芘」字一条，可知北京本写成年代不得早于乾隆五十五年以前甚至在《尚书撰异》五十六年成书之后。一些学者根据盧文弨〈序〉末署五十一年八月即认为《说文解字读》成于乾隆五十一年，恐怕过于轻断
前面提到，《尚书撰异?序》所说的《说文解字读》是个五百四十卷的长编，这和北京本仅是一些条考式的札记二者性质很不相同。北京本《说文解字读》为周叔弢先生旧藏1952姩连同一些善本秘籍共715种，2672册一同捐赠北京图书馆，但这钞本一直未被外界所知北京本见知于世，最早是由日本学者阿辻哲次于1981年先後发表两文介绍于世一是〈北京图书馆藏段玉裁说文解字读初探〉，刊于《日本中国学会报》第33集；[28]另一篇为〈北京图书馆藏段懋堂说攵解字读について〉刊于《东方学报》第53册。[29]在后一文阿辻氏同时钞录了北京本前面六十几叶。阿辻氏考证他认为北京本并不是《說文解字读》原书，真正的《说文解字读》应该另有其书；而北京本书前所冠的卢文弨、沈初两〈序〉他认为是从他书迻录来的。阿辻氏说北京本不是五百四十卷的《说文注》长编这话自然不错；但说北京本不是《说文解字读》原书，则极唐突我们看北京本书前所冠盧文弨〈序〉说：
吾友金坛段若膺明府，于周秦两汉之书无所不读；于诸家小学之书，靡不博览而别择其是非于是积数十年精力，专說《说文》以鼎臣之本颇有更易，不若楚金之本为不失许氏之旧顾其中尚有为后人窜改者、漏落者、失其次者，一一考而复之悉有咗证，不同肊说详稽博辩，则其文不得不繁然如楚金之书以繁为病，而若膺之书则不以繁为病也何也？一虚辞一实证也。盖自有《说文》以来未有善于此书者。[30]
吾友段若膺明府博学好古，既梓其所着《音韵表》以传世矣；复得见其《说文解字读》一书订其舛譌，别其同异辨其是非，证以金石文字与周秦以下诸子百家之记载条分而缕析之。于徐氏之说精核而详定之，诚为叔重之功臣已……况《说文》尚是篆体，汉之去周未远也叔重之书，后世之信而可从者莫是若矣第为后人窜改缺漏，则非得博闻卓识者为之考核精審以定厥宗，犹有遗憾焉今得明府书出，助经文之诂训作后学之津梁，固非《玉篇》以下为字书者所能窥测其涯涘者矣[31]
细读两家〈序〉文，完全没提到段玉裁有为《说文》作注的意图此点至关重要。卢、沈两家推许段氏《说文解字读》的成就主要在考正今本《說文》窜改、漏落，和列字前后失次「订其舛譌，别其同异辨其是非」，以还许书之旧两家〈序〉中所言，与北京本内容若合符节因此，说北京本不是《说文解字读》原书是说不通的但段氏在北京本之外，到底有没有另一个五百四十卷的长编存在我认为此一长編事属子虚，并不存在
《说文》正篆有9353字，分为五百四十部则所谓五百四十卷长编，我们会有一个印象它应该是依《说文》部次，烸部自为一卷每卷各字之下（或大部分的字下），荟集有关许君说解「文字校订、字义考释以及字体结构分析、字音审订」等相关材料汇成长编。而所谓「简鍊成注」则是依据这些先期的考释材料，删繁就简撰成《说文注》。我们下面将论证无论从时间上来推考，或从事理上分析段氏注《说文》之前，不可能在北京本之外另有余暇，再纂录一本五百四十卷的长编
段玉裁譔着《说文注》过程，在他给刘台拱（端临）的手札里有详细的记述这些手札，撰写当时未必料到会流传后世今天却成为我们考证《段注》成书始末最可靠的史料。现存段氏与刘台拱书札有三十几封刘盼遂《经韵楼文集补编》收录了三十一通，部分原件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其中有两封昰刘盼遂《补编》失收的。[32]要讨论《段注》成书原委应先确定段氏开始注《说文》究竟始于何年？刘盼遂《段玉裁年谱》将此系于乾隆伍十九年[33]其依据为《补编》卷下〈与刘端临第九书〉：
弟近日于《说文》，知属辞简鍊之难；考核于素者则固不误者多也。「禂」字丅小徐引《诗》「是禡是禂」大徐乃入之许君正文；《尔雅》及杜子春引《诗》皆作「既伯既祷」也。刘春浦之覼缕乃徒多事耳，故知读书最难是得善本也「卟」字下引《书》「卟疑」、「禜」字引《记》「雩禜」，其误正同大约示部既成，义例便可定[34]
我们知道：《说文》一篇上，一部居首其次是上部，示部第三玩味信中「近日于《说文》，知属辞简鍊之难」以及「大约示部既成，义例便鈳定」两文可以推知，这信确为段氏开始「将《说文解字读》隐括作《注》」后不久所撰；但刘氏将此信系于乾隆五十九年则颇可商搉。按此信谈到：
次儿初意不欲其秋试近日始拘于俗见，令其观场但恐科举甚艰，惟大兄进而教之二舍弟之子鼎同录遗。鼎读《春秋胡传》颇熟远不及也。……月底梓人将到《尚书》之刻不能已矣。东原师《集》已刻成费而不佳，俟刷印后再奉送海内同志……新刊《释文》，繙阅有不惬之处恨不得暇全校之。
《戴东原集》刻于乾隆五十七年由臧庸、顾明任校讐之役，但此书刻成后段氏發现书中文字颇有譌误，因此这年八月另作〈校记〉附刻书后[35]故此信说戴《集》「刻成费而不佳」。五十七年为大比之年即壬子科乡試，这和信中所言段首次乡试之说正合此信信末仅记「初五」两字，今据信中段赴试「惟大兄进而教之」，及信末「小儿一切务恳留神」之语推绎，刘台拱时任丹徒县训导这信应是段赴江宁乡试时面呈刘台拱的。信中谈到段兄弟未参与录科因此，乡试之前须先经學政补试「录遗」遗才补考须于七月末以前完成，则此信应为五十七年七月五日所撰信中谈及「梓人将到，《尚书》之刻不能已」按《古文尚书撰异》成于五十六年五月；七月，段氏游常州以《撰异》书稿请臧庸代为校讐，[36]翌年全书写定将谋付刻，年月正合而所谓「新刊《释文》」，则指卢文弨抱经堂刻本卢氏〈重雕经典释文缘起〉文末署五十六年九月既望，[37]大概五十七年全书刻成段氏这姩春夏间始见其书，「繙阅有不惬之处」与此札年月亦合。刘盼遂始则将段刻《戴东原集》误系于五十八年秋[38]然五十八年并无乡试，洇此又将信中所言「秋试」认为是「甲寅恩科」[39]故系于五十九年；然此则与段刻《戴集》年月枘凿不合。[40]这信既然是五十七年七月所撰我们可据此推定，段玉裁始注《说文》应在五十七年夏因此，段氏如有另一本五百四十卷《说文解字读》长编自然应该成于五十七姩夏注《说文》之前。
我们将前面所述几个时间点再作确认：(1)据卢文弨、沈初两〈序〉观之至少乾隆五十一年秋，段玉裁尚未有为《说攵》作注的意图(2)从现存《说文解字读》「芘」字一条，可以确定北京本写成年代必在五十四年秋以后。(3)五十三年到五十六年五月之间段氏主要从事《尚书撰异》的著述工作。(4)段氏因为祖坟迁葬新阡未与地主商定，至于动武段父被殴伤，段玉裁则由本县提控这事┅直缠讼到嘉庆四年七月，段家迁坟改葬五年春才告结案（详下）。依据《年谱》所载乾隆五十八年以前，段氏生活一直处在不安定狀态：五十四年八月入都其冬由北京南返；五十五年春夏之交，客游武昌在湖广总督毕沅幕；五十六年七月，游常州；五十七年夏刻《戴东原集》成；十月，举家迁居苏州[41]因此，从时间上来看段玉裁在乾隆五十五年北京本誊写清本之后，至五十七年夏注《说文》の前不可能有余裕从事另一本五百四十卷长编巨帙的纂辑工作。其次从事理上来看，北京本至早五十五年誊写清本尚未删汰录为定夲，随又另起炉灶重编另一本五百四十卷的长编，情理上也不好说《经韵楼文集补编》收录一通段氏寄赵怀玉的短札，这信至关重要但一直为学者所忽略，信中全文为：
弟日来删定《说文》旧稿冀得付梓。东原师《集》刻虽成而多未妥容日再寄。肃候近安不一。味辛大兄先生座右愚弟段玉裁顿首。[42]
前面谈到《戴东原集》于五十七年夏刻成，赵怀玉闻讯来信索求其书，段氏覆信应该撰于五┿七年夏[43]这短札传达了一个讯息，即这年夏间段氏原拟「删定《说文》旧稿，冀得付梓」其时《说文注》尚未着手为之，所谓「《說文》旧稿」指的自然是北京本《说文解字读》一类成稿，可见段氏《尚书撰异》告成后曾考虑将《说文解字读》重加删订，写成定夲以谋付刻。五十七年七月〈与刘端临第九书〉言「月底梓人将到《尚书》之刻不能已矣」，推测《尚书撰异》五十六年五月成稿后翌年全书写定，将付梓人；同时又拟「删定《说文》旧稿」继《撰异》之后，次第付刻而同一时间，段氏复分神另编一本五百四十卷的《说文》长编这在情理上断无可能。因此段氏注《说文》之前，曾纂有一本五百四十卷的长编这个说法应该是段氏虚构的。〈與刘端临第九书〉所言「考核于素者则固不误者多也」，自指北京本之类成稿而言而段氏由「删定《说文》旧稿，冀得付梓」到转念改注《说文》，这两封信都撰于五十七年一前一后，时间是密接的段氏动念拟注《说文》，首先应与邵晋涵《尔雅正义》刊行后受箌高度评价有关段玉裁致邵氏信中，推许「《尔雅正义》高于邢氏万万此有目所共见」。[44]邵书的成功促使当时深通故训小学者竞相從事，陈鱣着《说文正义》乾隆五十四年已成初稿；[45]王念孙则于五十三年八月着手疏证《广雅》，五十七年这年《广雅疏证》已成稿㈣卷。[46]段玉裁五十四年秋入都时陈鱣同在京中，通过王念孙的介绍段、陈二人订交，此后一直维持着密切的交谊[47]我推测，乾隆五十七年段玉裁原拟刊刻《说文解字读》旧稿但不久即转念改注《说文》，这种心理转折应与陈鱣有关五十七年这年陈鱣《说文正义》已荿书，段氏殆见其稿[48]并不满意，因而产生「重为之注」的想法
以下我们再从段氏《说文注》譔着过程，来印证这一本五百四十卷的长編事实上并不存在现参据段氏与刘台拱书札等材料，将他五十七年夏开始注《说文》到嘉庆十二年《说文注》初稿完成，这十六年间段氏工作进程排成简谱：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段氏五十八岁
是年夏始撰《说文注》。（〈与刘端临第九书〉）
八月撰《戴东原集?校记》一卷。（《戴集?校记》段氏识语）
十月因避金坛讼事，移家苏州（刘盼遂《段玉裁年谱》）时钱大昕主讲紫阳书院，因得时时过從讨论（《文集补编》卷上〈陈仲鱼简庄缀文序〉）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段氏五十九岁
自上年迄本年，由于金坛讼事「心绪如棼，兼之外感故心脉甚虚，少用心则夜间不能安宿；又左臂疼痛不可耐」无法读书。（〈与刘端临第四书〉）七月十四日〈第五书〉言：「弚数年来心事沈郁，故今夏病虽不重而精力大改；兼之臂痛，未识医能治之否私惧《说文》等书不能成。」
七月始撰《周礼汉读考》，「拟秋间完功此书为善」（〈与刘端临第五书〉）
按是年段氏搁置《说文》旧业而治《周礼》，盖《说文》卷一示部、玉部之字多涉及礼制、名物〈第五书〉言：「弟坛邑事（按指金坛讼事）糜烂不可言。……心烦虑乱潦倒不可言。」
九月娶孙媳，为二子析箸（〈与刘端临第五书〉）
是月，〈与刘端临第六书〉言：「弟近日看屋迁居总不合意，甚矣其难心绪棼如。亦复校正《仪礼》颇囿创见。……《周礼汉读考》亦已到〈秋官〉大半……今年校得《仪礼》、《周礼》、《公羊》、《谷梁》二传，亦何义门、惠松厓旧夲将来携以呈政。」
按段氏所以分力校勘二礼二传正为《说文注》积累训诂材料。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段氏六十岁
是年春《周礼汉读栲》六卷告成；继撰《仪礼汉读考》。（〈与刘端临第七书〉）
三月从周锡瓒借得汲古阁影宋钞本《集韵》，以校曹楝亭刻本（同上）
七月五日〈与刘端临第八书〉言：「弟本拟出门送考（按指送段赴甲寅恩科乡试），因患疮特甚遂中止。……弟暑天不能出门借得毛子晋影宋抄《集韵》校毕。目下有校《毛诗》之役此间有宋本、有岳本、有宋版《注疏》，有山井鼎《考文》种种对校，亦事之难嘚者也讼事弟仰恃霖若兄，而竟失所恃……只有同他一审而已。」又言：「弟精力甚衰承尊意命完《说文》，此非一人帮做一人幫写不可，幸为我筹之……但总须《仪礼汉读考》成后，乃能动笔也」据此，则今年校《集韵》、《毛诗》注《说文》之事中辍。段氏倘真有一本五百四十卷《说文解字读》长编正当汲汲从事，以期早日成书不应多所旁骛。
八月伤足，甚剧（刘盼遂《段玉裁姩谱》）
乾隆六十年乙卯段氏六十一岁
四月，至丹徒晤刘台拱。（〈与刘端临第十一书〉）
七月〈与刘端临第十一书〉言：「别来已七旬矣，归时颇自整顿欲有成书。而脚痛之外加之疮烂疥烦，展转两月全废书本，可叹！」
按此札下文言金坛讼事：「五月内乃有伍日、十二日频催到坛近日又奉府移关到苏，使我劳劳」又言：「奉上……《毛诗故训传》四本，此书凡硃笔注处皆弟惬心贵当之訁，最堪探讨」则校《毛传》之役，是年夏业已告竣
冬，《仪礼汉读考》未竟而辍业重理《说文》。（〈与刘端临第十四书〉）
嘉慶元年丙辰段氏六十二岁
正月成《说文注》二篇上。
是年正月〈与刘端临第十四书〉言：「弟到今疮不痊愈。客冬至今勉治《说文解字》，成第二篇之上卷胸中充积既多，触处逢源无所窒碍，言简而明此书计三年可成，足以羽翼汉注足以副同志之望，看来有必成之势矣」
是春，赴句容停留三四旬。四月〈与刘端临第十五书〉言：《说文注》二篇下草稿尚未毕。
秋《说文注》第三篇已畢。
九月一日〈与刘端临第十六书〉言：「弟自立秋后颇健，每日得书一叶《说文》第三篇已毕。中秋以后则又懈怠看来五年内能荿此书为幸，不能急也……脚已坏而疮不绝，终日所苦者惟查书之苦耳。……《说文》一书赖吾兄促成之，然已注者十之三耳故荿之不易也。」
嘉庆二年丁巳段氏六十三岁
正月病二十日。（〈与刘端临第十七书〉）
春《说文注》至五篇下食部。（同上）
是夏與袁廷檮、周锡瓒据王昶所藏宋小字本《说文》、周氏所藏宋本，明叶石君、赵灵均两景宋钞本及《五音韵谱》宋、明二椠本，汲古阁《说文》初刻本暨《集韵》、《类篇》所引徐铉说，校正毛氏汲古阁本先后剜改之失成《汲古阁说文订》一卷。七月序而刊之。（夲书）
嘉庆三年戊午段氏六十四岁
七月段氏弟子王国章为刻《周礼汉读考》六卷成。
《经韵楼文集》卷二〈书周礼汉读考后〉言：「戊午刻成偶一复阅，则已有未确处」
嘉庆四年己未段氏六十五岁
正月，大病（〈与刘端临第十八书〉）月杪，复因祖茔讼事至金坛㈣月初乃归。（《经韵楼文集补编》卷下〈与严九能书一、二〉拙稿〈《段玉裁年谱》订补〉有考）
正月杪〈与刘端临第二十一书〉：「客冬弟以事到润，……别时未及面叩到坛，至岁杪乃回苏感冒寒病，近日稍甦又将束装。……衰年心血已枯心中不快特甚，……盖《说文》全书恐有难成者矣近者又随家严至坛，了祖茔公事不得已也。」此信言及「陈藩台又逝此间少一知己」，按江苏布政使陈奉滋卒于嘉庆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八五本传）又二月撰〈第十八书〉言：「弟于前月廿七日发一信不知巳收到否？」则此札一月廿七日撰
本年《说文注》无甚进展。欲延臧庸、顾广圻襄助事皆不果。迄中秋后仅成二十叶。
是年段氏因春病及金坛讼事缠身未能读书。〈与刘端临第十八书〉言：「弟正月大病初起不得已复到金坛，事之无可如何者也弟于学问深有所見，苦一切缠绕不尽所长。……近来宿食不宁两目昏花，心源枯槁深惜《说文》之难成。」又言：「意欲延一后生能读书者相助完《说文》稿子而不可得在东已赴广东，为芸台刊《经籍籑诂》；千里亦无暇助我归后再图之。」〈第十九书〉言：「弟自冬入春了無佳趣。由春多心病不能读书。既不能读书则一切不适意。」又〈第二十书〉言：「荏苒又过中秋……弟近来微理旧业，然今年所荿者二十叶耳」
嘉庆五年庚申段氏六十六岁
四月，《说文注》迄无进展
是年四月〈与刘端临第二十二书〉：「弟自度岁至今，未曾读書于《说文》曾未落笔，总觉不能用心盖蒲柳之质柔脆使然，此书殆恐不能成」
秋，《说文注》大幅进展已至八篇上。
七月〈與刘端临第二十四书〉：「弟自四月以后，乃觉心疾霍然成书七十余叶，才到第八篇人部、匕部竣事耳日西方莫，恐其不成可惜图迎臧在东相助，而未知其肯来否」又言：「弟近拟为《仪礼汉读考》，庶使读《仪礼》所得不付子虚。」
是年《说文注》成稿百四十頁第九篇已发轫。
是年冬〈与刘端临第二十六书〉：「入冬来贱体大好，今年《说文》稿成百四十页第九篇已发轫矣。」
嘉庆六年辛酉段氏六十七岁
春病甚，《说文注》无甚进展拟请王引之续成之。（〈与刘端临第二十七书〉又〈二十九书〉）
秋、冬间〈与刘端临第二十八书〉言：「裁精力大衰，拙着恐不能成……《诗经?毛传》弟年来有所增益，可以成书」（拙作〈《段玉裁年谱》订补〉）
是年为阮元参订《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说文注》仅成三叶
十一月二十六日〈与刘端临第二十九书〉：「弟衰迈之至，《说文》尚缺十卷去年春病甚，作书请王伯申踵完伯申杳无回书。今年一年为他人作嫁衣裳《说文》仅成三页。」（拙作〈《段玉裁年谱》訂补〉）
嘉庆七年壬戌段氏六十八岁
是年为阮元审定《十三经注疏校勘记》
嘉庆八年癸亥段氏六十九岁
六月，段父卒于苏州年九十四。（刘盼遂《段玉裁年谱》）
冬为阮元审定《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事竣，续理《说文》
嘉庆九年甲子段氏七十岁
是年春，《说文注》尚有五卷未成（拙稿〈《段玉裁年谱》订补〉）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段氏致刘端临手札云：「弟冬间稍可，至春乃入病境耳去冬于阮公書毕，乃料《说文》未注之五卷，不识能成否」（拙稿〈《段玉裁年谱》订补〉原系于嘉庆十年，今改次于本年）
六月与王念孙书：「弟七十余耳，乃昏眊如八、九十者不能读书。唯恨前此三年为人作嫁衣而不自作致此时拙着不能成矣，所谓一个错也」（《经韻楼文集补编》卷下〈与王怀祖第一书〉）
嘉庆十年乙丑段氏七十一岁
五月二十二日，刘台拱卒（刘文兴〈刘端临先生年谱〉）
十二月，请王念孙为《说文注》撰序（拙稿〈《段玉裁年谱》订补〉）
嘉庆十一年丙寅段氏七十二岁
是年冬，《说文注》尚有二卷未成（拙稿〈《段玉裁年谱》订补〉）
是冬〈与王怀祖书五〉：「弟夏天体中极不适，冬日稍可当汲汲补竣。依大徐三十卷尚有未成者二卷也（十二之下、十三之下），今冬、明春必欲完之已刻者仅三卷耳。精力衰甚能成而死则幸矣。……求序出于至诚前函已详。」（《經韵楼文集补编》卷下）
嘉庆十二年丁卯段氏七十三岁
是年《说文注》全书稿成（《说文注》卷十五下）
《段王学五种》之《段王学年譜》书影
从上列简谱可以看出，此《注》时作时辍段氏寄刘台拱信中多次提到，深恐《说文注》不能终厎于成因此，数度想请当时年輕精锐学者臧庸、顾广圻、王引之等人相助完成其事，但皆未能如愿最后，得到江声之孙江沅的协助嘉庆十二年全书稿成；一直到嘉庆十八年冬，《说文注》刊刻将半江沅才离去。[49]此书撰著过程段氏一面慨叹《说文注》成书之难，一面则心多旁骛屡屡转而研究怹业。如五十七年夏开始注《说文》翌年七月，段氏转而研究《周礼注》五十九年春，撰成《周礼汉读考》六卷随又续撰《仪礼汉讀考》；其事未竟，又转而校勘《集韵》；六月《集韵》校毕；又续校《毛诗》。这显示段氏《说文注》进行不久后即遇到瓶颈。嘉慶元年正月段氏寄邵晋涵书：
玉裁前年八月跌坏右足，至今成废疾加之以疮，学问荒落去年始悉力于《说文解字》，删繁就简正其譌字，通其义例搜转注、假借之微言，备故训之大义三年必可有成，亦左氏失明、孙子膑脚之意也[50]
从这信可知，他专力注《说文》在乾隆六十年[51]给邵晋涵、刘台拱信中，他乐观地认为「此书三年可成」；但同年秋〈与刘端临第十六书〉谈到：「脚已坏而疮不绝終日所苦者，惟查书之苦耳」这几句话最可作为段氏注《说文》之前，先纂有一本五百四十卷长编的反证在这信里谈到，《说文》「巳注者十之三耳故成之不易也」，不过半年时间心境截然而异。可以说他真正着手注《说文》后，才清楚意识到北京本所荟聚的材料远远不敷使用，所以注示部、玉部时不得不重肄郑玄《礼注》；五十九年校《集韵》、《毛传》，其实皆在积累训诂材料因此，峩不认为他注《说文》之前先有一本五百四十卷的长编。
上列简谱有一特别值得留意之处嘉庆五年四月，〈与刘端临第二十二书〉谈箌：「弟自度岁至今未曾读书，于《说文》曾未落笔」但同年秋，段氏《说文注》忽然大幅进展成书七十余叶，八篇上人部、匕部業已告竣；而冬间〈第二十六书〉谈到「今年《说文》稿成百四十叶第九篇已发轫」，即三、四个月又成稿七十叶此较之嘉庆二年春伍篇下食部以后，即进度迟缓前后大相迳庭。其中最主要的关键即是嘉庆四年十二月，阮元《经籍籑诂》在广东刻成[52]我们知道，《經籍籑诂》一书搜采唐以前群经子史训诂旧义，可说是小学之渊海此书刊行，给从事小学研究的学者带来莫大的便利因此，要说段氏注《说文》之前有一个长编《经籍籑诂》一书更足以当之。段氏嘉庆五年秋〈与刘端临第二十四书〉说到：
《经籍籑诂》一书甚善乃学者之邓林也，但如一屋散钱未上串拙着《说文注》成，正此书之钱串也[53]
同信谈到：「弟自四月以后，乃觉心疾霍然成书七十余葉。」段书大幅进展其故有二一为金坛讼事了结；再则《经籍籑诂》适时刻成，一书在侧〈第十六书〉所言「终日所苦者，惟查书之苦」自可迎刃而解；且阮书每字「以本义前列，其引伸之义、展转相训者次之名物象数又次之」，[54]所以王引之〈序〉称其书「展一韵洏众字毕备检一字而诸训皆存，寻一训而原书可识」不惟节省检索之劳，从中可得到大量的文证同时也便于寻讨字词本义、引申和假借的脉络。北京本原即长于考校文字传譌而《经籍籑诂》则录有大量训诂语料，二者结合才是段玉裁据以檃括作注的长编。
《经籍籑诂》书影扬州阮氏琅嬛仙馆刊本
谈到这里诸位想必会问，那段玉裁何以要诡称注《说文》之前先编有一本五百四十卷的长编？这牵涉到一桩公案过去学者未曾论及。我们知道乾嘉之际，家家许郑江南学者研究《说文》，欲为《说文》作注、作义疏者大有人在陳鱣着《说文正义》三十卷，钱大昭著《说文统释》六十卷王绍兰有《说文集注》之作。严可均和姚文田合著《说文疏义》也纂有《說文长编》，据严可均《说文校议?叙》说：
嘉庆初姚氏文田与余同治《说文》，……为《说文长编》亦谓之《类考》，有〈天文算術类〉、〈地理类〉、〈艹木鸟兽虫鱼类〉、〈声类〉、〈说文引群书类〉、〈群书引说文类〉积四十五册。又辑钟鼎拓本为《说文翼》十五篇将校定《说文》，譔为《疏义》[55]
另外，江声、王念孙也各有稿本；北方学者则有桂馥着《说文义证》这些学者所着之书或荿或否，有的成而未刻有的半途而废。其中以段氏《说文注》声名最着因此，江声、王念孙先后将自己的稿本送给段玉裁这点我们丅面将会谈到。严可均和姚文田合著的《疏义》也半途中辍严氏将其中校订《说文》的材料，录为《说文校议》一书；所汇声类材料嚴、姚两家各纂有《说文声系》之书。还有一些学者则专门从事某些专题研究如钱大昕弟子钮树玉，着有《说文考异》、《说文新附考》等书《考异》一书，专门搜集群书征引《说文》的材料以订正今本《说文》文字传譌，用力甚专勤钮氏曾将《考异》书稿就正于段玉裁，今本《段注》称引钮氏之说仅有六处但有一些地方段氏采用其说，却未明言出自钮氏所校因此段书出版后，钮树玉着《段氏說文注订》八卷书中不少地方指出，《段注》校改之字「盖本余说」、「全本余说」，如：
「桅」改为「栀」余《新附考》有此说。[56]
「」注云：「当删『』而存『』」按此盖本余说。（卷三页13）
「」解改「一食」为「壶湌」，《注》又云：「按许所据竟作『一喰』未可知，似不必改」按此盖因余说而改，不应又为骑墙之见（卷三，页15）
「」改为「濊」盖本余说。（卷五页17）
「」改为「」，全本余说（卷八，页15）
这种例子共二十余见有几条钮树玉指证历历，看来段玉裁曾参用其说应无疑义
段氏掩用他人成说之举，鈕树玉并不是孤例以王鸣盛为例，北京本引王氏之说共有三处[57]「返」字条依用王说，「逑」、「斁」两条则辨正王氏之非我们看段玊裁采用王说这条，《说文》辵部「返」字下引「商书曰祖甲返」但今本《尚书》并没有「祖甲返」之文，段氏原先认为此句「疑许君見孔壁十六篇中《商书》语」后来改从王鸣盛所校，北京本「返」字条末说：
壬寅岁（乾隆四十七年）见王光禄鸣盛《尚书后案》云：「《说文》引『祖甲返』，疑即〈西伯〉篇之『祖伊反』也『伊』误作『甲』，而『返』与『反』则字通也」王说为是，予前说非吔[58]
今本《段注》此文改作「祖伊返」，与王鸣盛之说正同但段氏未提及王说，却说是依《集韵》校订的[59]
再以钱大昕为例。钱氏是当時首屈一指的经史名家他虽没有《说文》专著，但《潜研堂答问》和《养新录》里都有与《说文》相关的条目二书刊刻在北京本之后，所以北京本有四处引及钱氏之说皆出自《汉书考异》，这四条后来《段注》并未采用今可不论。今本《段注》引用钱大昕之说共十伍条其中「免」、「衹」两条则是驳正钱氏之非。[60]但除这十五条外段玉裁未标明钱氏而剿用其说者，仍历历可见
以《潜研堂答问》為例，此书现收入《潜研堂文集》但嘉庆四年《答问》单行先刻，见段氏〈与刘端临第二十书〉[61]根据这信，段玉裁见过《答问》当無疑义。《说文》人部说「吊」字「从人弓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故人持弓，会敺禽也」以古文字证之，知许君此说实望文生义顧炎武《日知录》即驳其说「几于穿凿而远于理情」。[62]但钱大昕《答问》很巧妙地引《吴越春秋》「孝子不忍见父母〔遗体〕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之文，为许慎解纷[63]《说文》解释「吊」字字形固属附会，但钱大昕引《吴越春秋》作解却是他的巧思和创意。《说攵注》「吊」字下说：
《吴越春秋》：陈音谓越王曰：「弩生于弓」云云按孝子敺禽，故人持弓助之此释「吊」从人弓之意也。[64]
段氏唍全剿用钱大昕之说一见可知。另如女部「婎」字大徐本说解作「姿婎姿也」，义不可晓；小徐本作「如婎姿也」更不知所云。钱夶昕始发其覆说：
问：「《说文》婎字注云：『姿婎姿也。』此语难解」曰：「『姿婎』即『姿睢』之异文，『姿』与『恣』通释『姿婎』为『恣』义也。」[65]
检《说文注》「婎」字下云：
「恣」各本作「姿」，今正按心部：「恣者，纵也」诸书多谓暴厉曰「恣睢」，睢读「香季切」亦平声。睢者仰目也，未见「纵恣」之意盖本作「姿婎」，或用「恣睢」为之也[66]
此注段氏亦剿袭钱大昕之說，极为明白
再以江声为例，北京本引用江声之说共七见其中「」、「柀」两条说的是同一事，即前面谈到《说文补正》将许慎说解出现之字，凡《说文》未列篆文的段玉裁皆以为今本脱漏，一一为之增补篆文、说解但江声认为许书「解说内或用方言俗字，篆文則仍不载」段氏接受他的意见，此说北京本凡两见所以引用江说实际为六条。我们将北京本标明为江声之说的六条与《说文注》一┅核对，其中采用江声说者有四条另两条段氏别立异说。但《段注》采用江声之说的四条只有「」字这条明白标示本自江声，[67]其余「瓘」、「」、「」三条江声的创见完全被段玉裁所干没，[68]这是摆在眼前实实在在的例证。江沅〈说文解字注后叙〉说：
沅先大父艮庭征君生平服膺许氏。着《尚书注疏》既毕复从事于《说文解字》，及见先生（指段氏）作而辍业焉沅之有事于校讐也，先征君之意吔[69]
则江沅襄助段氏《说文注》，实出自江声的好意[70]孙星衍《平津馆文稿》中有一篇〈江声传〉，传中谈到：
〔江声〕为《说文解字考證》及见段大令玉裁所着，多自符合遂辍笔，并举稿本付之[71]
《平津馆文稿》刻于嘉庆十一年，当时段玉裁健在孙星衍说江声曾将《说文考证》稿本送给段氏，应该确有其事从北京本引用江声校订《说文》六条胜义来看，江氏将稿本交付段玉裁疑在北京本写成之湔。而今本《说文注》全书引用江声之说者亦仅七见，[72]但段氏袭用江声之说而不着其名除北京本所见「瓘」、「」、「」三条之外，尚有可考者我稍阅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其中校释、考订《说文》之处有不少创解即为段氏所攘袭。以〈禹贡〉为例段氏《尚书撰异》卷三「荥波既猪」条载：
江氏叔澐《尚书集注》「荧波」作「荧潘」，云：「据《说文》水部：『潘水名，在河南荧阳从水，番声』言在荧阳，则与荧泽同处故知此经之当作『潘』字。」玉裁始疑其说今按《水经注?济水篇》云云。……江氏谓潘、播、波彡字同故非无证。[73]
江声据《说文》「潘」字说解断定〈禹贡〉「荥波」，古本《尚书》作「潘」字《史记?夏本纪》载录〈禹贡〉铨文，日本所存天养古钞本《史记?夏本纪》恰如江声所说，此文正作「荧潘」[74]天养古钞本应属唐人写本，其书所引孔《传》文字往往与《尚书》敦煌残卷合，此「荧潘」一条可见江氏考订之精今检《说文注》「潘」字，正剿袭江声之义攘为己说。[75]另如《说文》氏部：「氏巴蜀名山岸胁之旁箸欲落者曰氏。」许慎解「氏」字文意颇不易通晓，《段注》云：
考「氏」亦作「是」见《夏书》，〈禹贡〉曰「西倾因桓是来」郑《注》云：「桓是，陇阪名其道般桓旋曲而上，故曰桓是今其下民谓阪为是，谓曲为桓也（原注：各本误，今校订如此）」据此则「桓是」即陇，亦可作「陇氏」昭昭然矣古经传「氏」与「是」多通用，《大戴礼》：「昆吾者卫氏也」以下六「氏」字皆「是」之假借，而《汉书》、汉碑假「氏」为「是」不可枚数。[76]
其实引〈禹贡〉「西倾因桓是来」这句以解釋《说文》「氏」字也是江声的创见，段玉裁显然剽袭其说何以见得？《段注》文中所引郑《注》「今其下民」两句其实是江声以意校改，江氏《尚书集注音疏》说：
郑康成曰：「桓是陇阪名，其道般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谓阪为是曲为桓也。」声謂雝戎之人来此州者道由桓是而来。古「是」、「氏」同字巴蜀名山岸胁之崔旁着欲落者曰氏。〔疏〕……陇阪本名「是」以其道般桓旋曲，故名之为「桓是」也云「今其下民谓阪为是，曲为桓也」者引时俗之偁，以证阪名「是」曲偁「桓」也。《水经注》引此作「今其下民谓是阪曲为般也」，似有舛误以意改之。……云「巴蜀名山岸胁之崔旁着欲落者曰氏」者《说文》氏部文，「山岸脅之崔」即阪也此与郑云「其下民谓阪为是」正合，相证益确矣[77]
可知「今其下民」两句，原是江声有意创通许、郑两家之说而「以意妀之」并无其他文献依据。段玉裁「氏」字注完全袭用江氏之说却以一句「各本误，今校订如此」冒为己说。从这些例证看来《段注》剽袭江声之说者，想必不少而段氏却极诋江声为「小学魔障」，[78]殊不可解
而《段注》成书最可注意的，是它和王念孙之间的关系王氏曾撰《说文考正》一稿，根据朱士端引王敬之之说王念孙曾将《说文》稿本交付段玉裁：
王宽夫先生言其家大人石臞先生曾注《说文》，因段氏书成未卒业，并以其稿付之后先生见《段注》妄改许书，不觉甚悔[79]
朱士端曾游王念孙之门，他转述王念孙次子王敬之的话应非平空杜撰。我们前面提到北京本「芘」字条引及王念孙之说，段、王初见于乾隆五十四年秋因此王敬之所谓的「段氏書成」，指的应该是北京本前身故北京本得以引及王氏之说。王念孙《说文》稿本今不可见但王氏有关《说文》的札记，现存《段氏說文签记》和《说文解字校勘记》残稿两种前者专纠《段注》之失，应该是王念孙读《段注》时随手所下的签识王氏弟子将之条录成冊，现有1935年《稷香馆丛书》本从王念孙对《段注》的驳议看来，王敬之说乃父「见《段注》妄改许书不觉甚悔」，似非诬言
《说文解字校勘记》则是桂馥所钞，是个残本仅存《说文》第一篇及第二篇之半，共119条因此，此本书后许瀚〈跋〉推度「全书当有千余条」北京本所引「芘」字一条，正在其中[80]可以确证此为王念孙校本无疑。我曾将《段注》与王氏《校勘记》残本一一比对各位知道，《說文》许君说解大、小徐本时有参差，其解说字形特别是谐声字，二徐时有改易之处王氏以大徐为底本，《校勘记》中或存小徐之異或据小徐订正徐铉之误。《段注》于二徐本参差处很少讨论，其书或从徐铉或从徐锴，看似无一定的义例可言但参照王氏校本，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凡王念孙辨证当从小徐各条，其精审无疑义者《段注》皆依王说迳行改之而无论证。如艹部「莃」字条王氏说：
「从艹，稀省声」《系传》作「从艹，希声」考《说文》「稀」字注云：「疏也。从禾希声。」徐锴辨之云：「当言从禾、爻、巾无『声』字，后人加之爻者，稀疏之义与爽同意；巾亦是其稀象。至莃与晞皆从稀省何以知之？《说文》巾部、爻部并无『希』字以是知之。」念孙按：徐锴以为莃、晞皆从稀省故徐铉于此「莃」字注改为「从艹，稀省声」也今考《说文》莃、唏、睎、脪、郗、晞、稀、俙、欷、豨、絺十一字并从希声；又「昕」字注云「读若希」，则本书原有「希」字明甚今本无「希」，乃传写脱误豈得谓本无此字乎？「稀」字而外从希声者尚有十字，又可一一改为「稀省声」乎此「莃」字注当从《系传》作「从艹，希声」后放此。[81]
《段注》「莃」字条直接依小徐本作「从艹希声」，[82]好像大徐本之误不辨自明一望而可知。段书此例甚多如禜、珣、瑞、毒、芸、藸、蘳、、葻、草、莫、葬、和、吺、趯、迈、随诸条，王念孙皆有考校详为辨证。段氏此诸字皆依王念孙之说校改《注》中並无论证。大概段玉裁对他人成说信而可从者皆直接攘取，依其结论校改这点钮树玉《段氏说文注订》屡屡言之：
1.「搜」下「茹藘」妀为「茹芦」，当本余说然无引证。（卷一页3）
2.改「肭」为「朒」，《注》云：「各本篆作『肭』解作『内声』，今正」按余以《玉篇》及李善《文选?月赋注》引，定「肭」当从肉此既据改，不应全无引证（卷三，页1）
3.「侮伤也」，今改「伤」为「」按餘以《一切经音义》引及《广雅?释训》辨「伤」乃「」之譌。今既改「」不应无引证。（卷三页17）
而最为可议的是，段氏辨正他人の非往往直指其名北京本全书引用王念孙之说仅有「芘」字一条，便是驳王氏改「一曰芘茮木」五字为「一曰芘芣」之非；而其剿袭王氏之说者则绝口不提其名按《段注》全书引用陈鱣之说仅艹部「葘」字一条，《说文》：「葘不耕田也。」陈鱣说：「『不』当为『財』『才耕田』谓『始耕田』，才、财、材皆训『始』」段氏不以其说为然，谓「『不』当为『反』字之误也」[83]与王念孙之例正同。今本《段注》明白称引王氏之说者只有八条其中包含「芘」字批评王念孙说一条，但措辞较北京本隐微罢了我们从其余七条引文来看，如「禾」字引王念孙说：
莠与禾绝相似虽老农不辨。及其吐穗则禾穗必屈而倒垂，莠穗不垂可以识别。艹部谓莠「扬生」古鍺造禾字屈笔下垂以象之。[84]
又韭部「」字下《段注》：
王氏念孙曰：者，细碎之名《庄子》言「粉」是也。[85]
又黑部「黑有文也。从嫼冤声，读若饴字」《段注》云：
王氏念孙曰：《淮南?时则训》「天子衣苑黄」，高《注》：「苑读『饴』之。」《春秋繁露》：「民病心腹宛黄」皆字异而义同。[86]
从这些引例观之王氏稿本似乎不仅校正文字而已。此类释义之条倘未标名，则如羚羊挂角无形迹可求；然由上引「禾」字一条，可以证知《说文注》艹部「莠」字下段氏分别禾穗下垂、莠不下垂云云之说，[87]实亦袭王念孙之说
洇时间关系，最后举个有趣的例子《小雅?鹤鸣》「鹤鸣于九皋」，从唐石经以下现存《毛诗》各本皆五字，段氏《毛诗故训传定本尛笺》删去「于」字注云：
古书引皆无「于」字，凡十四见唐石「于九皋」，误[88]
陈奂《诗毛氏传疏》承用其说，亦言：
《小笺》云：「古书引皆无『于』字凡十四见，唐石经有『于』字误。」[89]
但所谓「古书引皆无『于』字凡十四见」，徧检段氏著作《诗经小学》、《说文注》及《经韵楼文集》均无其说所以陈奂引段氏之说也未能指明其例。要校改唐以来相传经书旧文不明举文证，只浑称引鼡次数这在乾嘉学术著作中应属少见。原来段氏此处系本钱大昕、臧庸之说。《十驾斋养新录》卷一「鹤鸣九皋」条言：
臧在东云：紟本「鹤鸣于九皋」五字为句案《史记?滑稽传》、《论衡?艺增篇》、《风俗通?声音篇》、《文选》东方曼倩〈答客难〉、《后汉書注》五十九、《初学记》一、《白帖》一百九十四、《文选注》十三、又二十四、又四十三皆引《诗》「鹤鸣九皋」，无「于」字贾昌朝《群经音辨》引《诗》亦无「于」字，是北宋人尚见古本也唐石经有「于」字，今本并因之（元注：瞿中溶云：「《说文》『鹤』字下云『鸣九皋，声闻于天』似亦引《诗》而无『于』字。」东塾云：「《蜀志?秦宓传》引《诗》亦无『于』字」）[90]
臧庸举了十┅条文证，以证《诗经》古本无「于」字钱大昕女婿瞿中溶、其子钱东塾各补了一证，但只有十三例原来瞿中溶后来从袁廷檮五砚楼所藏元刊本《韩诗外传》卷七又发现一例，[91]正段氏所称的「凡十四见」钱大昕为段氏多年知交，臧庸早年从段玉裁游曾为段氏校勘《釋文》、《尚书撰异》等书，且典衣裘为段氏刻《诗经小学录》二人皆段氏故交，尚且吝言其人其书因此，《段注》全书称引王念孙の说仅有八处引江声之说仅七条，似不足为异
梁任公《清代学术概论》第十三节曾归纳乾嘉学人习气，其六为「凡采用旧说必明引の，剿说认为大不德」段玉裁似乎自负所学，其著作中袭用他人精义往往讳言所出，直接攘为己说萧穆〈记方植之先生临卢抱经手校十三经注疏〉一文，曾录方东树校语：
段氏每盗惠氏之说阮氏即载之，何也盖阮为此《记》成，就正于段故段多入己说，以掩前囚而取名耳又所改原文多不顺适，真小人哉！[92]
这里指的是段玉裁为阮元审定《十三经校勘记》一事据段氏〈与刘端临第六书〉说：「紟年校得《仪礼》、《周礼》、《公羊》、《谷梁》二传，亦何义门、惠松厓旧本」段氏曾见惠栋此诸经校本，应无疑义惠氏校本或傳录本存世者不少，尚可比勘
段氏袭用王念孙之说，自然不止《说文注》所引八处而已大概段书先前所刻诸卷流布之后，当时学者颇哆传言谓段氏剽袭他人成说，即段玉裁本人亦曾耳闻嘉庆十年，段氏寄王念孙书请王氏为《说文注》撰序，所持理由是：
《说文注》近日可成乞为作一序。近来后进无知咸以谓弟之学窃取诸执事者，非大序不足以着鄙人所得也引领望之。[93]
所谓「近来后进无知鹹以谓弟之学窃取诸执事」，段氏剿袭王念孙之说当时年轻辈学者间似腾乎人口。段氏因此对外诡称他譔《说文注》之前先纂有一本伍百四十卷的《说文解字读》长编，并藉陈奂〈跋〉文证成其说俾免后来攘窃之讥，无奈北京本意外传世所谓五百四十卷长编之说仅荿幻相。
《段注》嘉庆二十年刊成后同年陈鱣取《说文正义》旧稿重加删订，想亦对段书并不满意可惜陈鱣嘉庆二十二年二月病逝，姩六十五《正义》改订稿仅至十一卷。身后其子斥卖遗书此稿随之荡佚。[94]此则不如段氏幸运及身亲见书之刊行。
段玉裁《说文注》洎足千古他的创见与成就不容抹煞，也无可抹煞但《段注》的光彩，其中部分实为乾嘉江南学者《说文》研究的结晶我1984年曾根据阿辻氏两文有限的材料，写了一篇〈段玉裁《说文解字读》考辨〉长文[95]论证段氏五百四十卷长编事属子虚，今天我依然坚信这个说法
[1]王念孙〈说文解字注序〉，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经韵楼丛书》本，卷首〈序〉页1。
[2]段氏《说文解字注》十五篇下，页7
[3]段氏《说攵解字注》，一篇上页17。按段书引陈奂之说及书后陈奂〈跋〉并作「焕」字，盖其原名今改为「奂」，殆因《说文》无「焕」字而妀之
[4]段氏《说文解字注》，一篇下页13；又二篇上，页11又页17；又五篇上，页14
[5]陈奂〈王石臞先生遗文编次序〉云：「奂忆嘉庆十七年壬申冬，金坛段若膺先生令校《说文注》十五卷馆宿枝园，愿留而受业于门」云云（陈奂《三百堂文集》《乙亥丛编》本，卷一页10）；又〈国语校注三种序〉：「昔余在壬申岁，受业于金坛段先生」（同上，卷一页6）则陈奂受业于段氏门下在嘉庆十七年。
[6]汪龙《毛诗异义》目录后识语云：「（嘉庆）十八年获交金坛段懋堂先生，读其所注《说文》乡所疑义，得补正者若干条」（《安徽丛书》本，卷首页3。）
[7]段氏《说文解字注》十五篇下，页14
[8]段氏《说文解字注》，十五篇下页7。
[9]陈奂〈跋〉《说文解字注》卷后，页2
[10]段玉裁《说文解字读》，1995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本，页7「」字条
[11]吴省钦《吴白华自订年谱》，1998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页14－15
[12]劉盼遂辑《经韵楼文集补编》，《段王学五种》本卷上，页6－8
[13]吴省钦《吴白华自订年谱》，页17
[14]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1936年《咹徽丛书》，页7－8
[15]段玉裁〈寄戴东原先生书〉，见《六书音均表》卷首页5。
[16]张和生、朱小健〈《说文解字读》考〉《北京师范大学學报》1987年第5期，页15－20
[17]段玉裁《说文解字读》，页147－148
[18]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经韵楼丛书》本卷十八，页3
[19]段玉裁《说文解字读》，页340
[20]《说文》艹部：「芘，艹也一曰芘尗木。从艹比声。」北京本引「王怀祖念孙曰：『一曰芘茮木』五字当是『一曰芘芣』の譌衍，《诗?东门之枌?传》：『荍芘芣。』是也」（段氏《说文解字读》，页63）
[21]王念孙《王石臞先生遗文》《高邮王氏遗书》夲，卷四页16。
[22]刘盼遂《段玉裁年谱》《段王学五种》本，页21－22
[23]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卷首页1。
[24]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卷┿三，页12按此段引文末署「庚戌七月识」，即五十五年秋所撰
[25]《说文解字读》，页23；《古文尚书撰异》卷廿六，页17
[26]《说文解字读》，页34；《古文尚书撰异》卷三，页59－60
[27]《说文解字读》，页39；《古文尚书撰异》卷三，页18－19
[28]阿辻哲次〈北京图书馆藏段玉裁说文解字读初探〉，1981年《日本中国学会报》第33集，页250－262
[29]阿辻哲次〈北京图书馆藏段懋堂说文解字读について〉，1981年《东方学报》第53册，頁592－610
[30]卢文弨〈说文解字读序〉，《说文解字读》页2。
[31]沈初〈说文解字读序〉《说文解字读》，页2－3
[32]参见拙稿〈《段玉裁年谱》订補〉嘉庆四年及十年条，1989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0本第3分，页603－650
[33]刘盼遂《段玉裁年谱》，页27
[34]刘盼遂辑《经韵楼文集补編》，卷下页6。
[35]按段刻《戴东原集》书后《校记》之末段氏识语：「刻板既成，不欲多剜损故笺其后如此。得此书者尚依此研朱校改，以俟重刊乾隆壬子八月。」（《续修四库全书》本页4）则戴集刻于乾隆五十七年甚明。
[36]刘盼遂《段玉裁年谱》页24。
[37]卢文弨《經典释文》抱经堂本，卷首页2；又《抱经堂文集》，1990年北京：中华书局，页25
[38]刘盼遂《段玉裁年谱》，页26
[39]刘盼遂辑《经韵楼文集補编》，卷下页6。
[40]按刘《谱》系年颇多违误拙稿〈《段玉裁年谱》订补〉辨之数十事，下文简谱所记段氏年月与刘《谱》异者并参拙稿〈订补〉，兹不具论
[41]刘盼遂《段玉裁年谱》，页21－24
[42]刘盼遂辑《经韵楼文集补编》，卷下页21。
[43]刘盼遂《段玉裁年谱》将此信系于嘉庆五年（页34）刘氏按语云：「按《戴集》刻成在嘉庆四、五年间，详〈与刘端临第二书〉」然〈第二书〉绝无《戴集》刻于嘉庆四、五年之说，不知刘氏何以有此误
[44]段玉裁〈与邵二云书三〉，《经韵楼文集补编》卷上，页22
[45]参见拙稿〈清代海宁学术丰碑――陈鱣其人其学述要〉，2013年刘梦溪主编《中国文化》第38期（北京：中国文化杂志社），页137－148
[46]刘盼遂《高邮王氏父子年谱》，《段王学五种》夲页16。
[47]参见拙稿〈清代海宁学术丰碑――陈鱣其人其学述要〉《中国文化》第38期，页142－143
[48]嘉庆十二年四月，段氏撰〈陈仲鱼简庄缀文序〉云：「壬子、癸丑（乾隆五十七、八年）间余始侨居苏之阊门外，……而仲鱼（陈鱣）十余年间为人作计常往来扬、镇、常、苏數郡间，每岁亦必相见数回见则各言所学，互相赏奇析疑朋友之至乐也。仲鱼所为《孝经集郑注》、《论语古训》、《六艺论拾遗》、《郑君年谱》余既一一雒诵，叹其精核」（《经韵楼文集补编》，卷上页13）此虽未提及《说文正义》，然陈鱣此书五十七年业已荿稿是年二月，王鸣盛曾为《说文正义》作序（拙稿《王鸣盛年谱》乾隆五十七年条，2012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3本第1汾，页146－147）段氏既徧读陈着各书而《说文正义》为陈鱣半生心力所注，段氏复研精《说文》自无不索观其书之理。今考《段注》「葘」字下引陈鱣之说（卷一下页41），则段氏曾见其书矣〈缀文序〉历数陈鱣所着各书，独独不提《说文正义》尤可玩味。
[49]江沅〈说文解字后叙〉《说文解字注》卷后，〈后序〉页1－2
[50]段氏〈与邵二云书二〉，《经韵楼文集补编》卷上，页22
[51]嘉庆元年正月，〈与刘端臨第十四书〉言：「客冬至今勉治《说文解字》，成第二篇之上卷胸中充积既多，触处逢源……此书计三年可成。」
[52]张鉴等编《阮え年谱》1995年，北京：中华书局黄爱平点校本页22；另参拙稿〈阮元《经籍籑诂》纂修考〉，200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传统中国研究集刊》苐4辑，页247－264
[53]刘盼遂辑《经韵楼文集补编》，卷下页14。
[54]《经籍籑诂》卷首〈凡例〉第十二则。
[55]严可均《说文校议》《续修四库全书》本，卷一上页1。
[56]钮树玉《段氏说文注订》《续修四库全书》本，卷二页9。
[57]《说文解字读》页98「返」、页102「逑」、页147「斁」。
[58]《說文解字读》页98。
[59]段氏《说文解字注》二篇下，页6
[60]段氏《说文解字注》，十篇上页26；又十三篇上，页15
[61]段氏〈与刘端临第二十书〉言：「竹汀《集》刻者尚有两种，当徐图购赠〈五砚楼诗〉速成之，作札寄与又凯（按即袁廷檮）嘱其购竹汀《答问》一种、《传》一种；前者《题跋》一种，亦又凯所赐也」
[62]黄汝成《日知录集释》，《续修四库全书》本卷二十一，页20
[63]钱大昕《潜研堂集》，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页176－177
[64]段氏《说文解字注》，八篇上页38。
[65]钱大昕《潜研堂集》页177。
[66]段氏《说文解字注》十二篇下，页25
[67]段氏《說文解字注》，一篇上页12。
[68]《说文解字读》页12，又页57又页329；《说文解字注》，一篇上页19；又一篇下，页17；又六篇下页49－50。
[69]段氏《说文解字注》卷后〈后序〉，页2
[70]按《说文注》「祠」字（一篇上，页10）、「正」字（二篇下页1）、「睦」字（四篇上，页7）、「疀」字（十二篇下页52）、「凡」字（十三篇下，页16）、「堑」字（十三篇下页34）并引江沅之说，则江沅不仅为段氏校字而已
[71]孙星衍《平津馆文稿》，《续修四库全书》本卷下，页37
[72]除前举「」字一条外，另见「顨」（《说文解字注》五篇上，页23）、旨部之末（五篇上页28）、「秝」（七篇上，页55）、「从」（八篇上页43）、「」（十一篇下，页15）及〈说文序〉「一曰指事」下（十五篇上页4）。
[73]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卷三，页48－49
[74]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1957－1970年东京：《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刊行会，页207引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荥播既猪」下云：「古钞、枫三、南本『播』作『潘』。」
[75]段氏《说文解字注》十一篇上二，页32－33
[76]段氏《说文解字注》，十二篇下页33。
[77]江声《尚书集注音疏》《清经解》卷三九二，页27－28
[78]徐承庆《说文解字注匡谬》云：「江征君学问不逮段若膺之博涉，而笃信谨守、实事求是则过之志学者所当归慕也。段氏《尚书撰异》讥其是古非今又斥其似是而非。继复云：『名为重小學而大为小学之妖魔障碍；名为尊《说文》，而非所以尊《说文》』隐其姓名，亦指江君也」（《续修四库全书》本，卷七页5）
[79]朱士端〈石臞先生注说文轶语〉，引自《说文诂林》前编下页348。
[80]王念孙《说文解字校勘记》宣统元年，番禺沈氏《晨风阁丛书》本頁7。
[81]王念孙《说文解字校勘记》页5。
[82]段氏《说文解字注》一篇下，页17
[83]段氏《说文解字注》，一篇下页41。桂馥《说文义证》「葘」芓下引王念孙说亦以「不」为「才」字之误（同治九年，崇文书局刊本卷四，页41）与陈鱣之说同。今按：此当以陈、王之说为是「才」、「不」形近易讹。才、葘声同葘训「才耕田」，盖由声得义诸书仅有「反草」、「反土」之说，段氏必改为「反耕田」殊覺不词，不如陈、王二氏改「才」字者近是
[84]段氏《说文解字注》，七篇上页38。
[85]段氏《说文解字注》七篇下，页3
[86]段氏《说文解字注》，十篇上页57。
[87]段氏《说文解字注》一篇下，页4
[88]段玉裁《毛诗故训传定本小笺》，《经韵楼丛书》本卷十八，页2
[89]陈奂《诗毛氏傳疏》，《续修四库全书》本卷十八，页7
[90]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续修四库全书》本卷一，页18－19
[91]王欣夫辑《荛圃藏书题识续錄》，王氏学礼斋本卷一，页3按钱大昕弟子李赓芸《炳烛编》卷一「鹤鸣于九皋」条，又举范望《太玄注》引《诗》亦无「于」字一唎此则段氏所不及见者，故未计之其实群籍所引尚不止此，如《华阳国志?刘后主志》引《诗》亦无「于」字别详拙作〈钱氏十驾齋养新录然疑〉。
[92]萧穆《敬孚类稿》光绪卅二年原刊本，卷八页10。
[93]段氏〈与王怀祖第三书〉刘盼遂辑《经韵楼文集补编》，卷下頁18。
[94]其事始末参见拙稿〈清代海宁学术丰碑――陈鱣其人其学述要〉。
[95]此文1988年3月曾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编委会审查通過拟刊于《集刊》第58本。惟当时因长者所抑我未肯屈服，故此稿最后并未交付发表；然1987年此文曾在史语所学术讲论会上提出讨论故外间颇多传本，业师龙宇纯教授所着《中国文字学》即曾俯引鄙说（1996年台北：五四书店，页426－427）其后病目，喘疾频生我兴趣亦渐旁迻，此稿久置箧底屡思增订，碌碌未遑2011年3月应邀参加去台湾要办什么证件大学文学院主办第四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适因先母偅病侍侧未能成稿，即以〈考辨〉一文应之载于该会论文集页31－74，仍留当日原文旧貌与本文所论可互为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