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目简介/文科
语文文科一般指到了高中后，分文理科时选择的科目。（狭义上）语文（Chinese），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门重要学科，是人们相互交流思想的汉文及汉语工具。它既是语言文字规范的实用工具，又是文化艺术，同时也是用来积累和开拓精神财富的一门学问。语文是进行表述、记录、传递口头或书面信息的文字言词的物质存在形式；语文是描述事实、引证思维、陈述思想、表达意志、抒发情怀、及改造事物和思想的信息定位的一种意识存在内容。在我国台湾省该科目被称为“国文”(或者叫“国语”)而不是“语文”。语文是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简称。历史历史（History），或简称史，指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行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记录、诠释和研究。历史可提供今人理解过去，作为未来行事的参考依据，与伦理、哲学和艺术同属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成果。历史的第二个含义，即对过去事件的记录和研究，又称为“历史学”，或简称“史学”。隶属于历史学或与其密切相关的学科有年代学、编纂学、家谱学、古文字学、计量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和新闻学等，参见历史学。记录和研究历史的人称为历史学家，简称“史学家”，中国古代称为史官。记录历史的书籍称为史书，如《史记》《汉书》等，粗分为“官修”与“民载”两类。政治政治学（Politics）是一门以研究政治行为、政治体制以及政治相关领域为主的社会科学学科。在西方，政治学在学术领域里的研究也被称为政治研究、或只有政治两字。政治学意味着在学术上的研究领域，政治研究则代表了更广泛的研究领域。地理地理学（Geography）是一门古老的研究课题，曾被称为科学之母。主要研究地球表层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及其形成演化的特征、结构、格局、过程、地域分异与人地关系等，是一门复杂学科体系的总称。英语英语（English）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也是事实上的国际交流语言。英语属于印欧语系中日耳曼语族下的西日耳曼语支，并通过英国的殖民活动传播到世界各地。由于在历史上曾和多种民族语言接触，它的词汇从一元变为多元，语法从“多屈折”变为“少屈折”，语音也发生了规律性的变化。根据以英语作为母语的人数计算，英语可能是世界上第三大语言，但它是世界上最广泛的第二语言。世界上60%以上的信件是用英语书写的，上两个世纪英国和美国在文化、经济、军事、政治和科学上的领先地位使得英语成为一种准国际语言。
文科分为 人文科学（humane studies）与 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是研究人类 文化遗产的，其经典学科是 文学、 历史学、 哲学；“史”包括 历史、 考古等；哲学是讲究方法的， 美学、 艺术学等都属于 哲学范畴。社会科学是研究 社会发展、社会问题、社会规律的，是 法学、 教育学、 经济学、 管理学4个学科门类的统称，共有19个学科大类（一级学科），120个本科目录内专业（二级学科）。2004年，设立社会科学本科专业的大学共有597所。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人类社会的科学。它研究的 对象是人类社会。大学文科设置有：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哲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学，外国语言与文学，新闻传播学， 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管理学，教育学等等。中学文科设置有：1.主科：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地理有文科部分，也有理科部分，属于文理兼科。自然地理内容属于理科。）；2.其他：美术鉴赏、音乐鉴赏、 舞蹈鉴赏、体育实践。
文科学术/文科
一、什么是文科学术中国文科许多学者一直以不同的方式探讨着一个问题：中国文科几乎一切都是被西方决定的，连基本词语都来自西方，中国文科学术界几乎没人希望这种现状继续延续下去，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后这个趋势还依旧甚至在加强？如何才能够改变这一切，依靠回到传统有用吗？到底用汉语表达的思想学术未来在世界思想学术上会有什么样的作用与位置？中国文科学者未来是与西方等国家的学者们共同创造的普世的学术、思想、文化而参与实现中华的创新崛起，还是牢固保守自己的固有过去传统(或者特色)，才能够在未来的多元文化中占一席之地？当然，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讨论什么是文科学术。在文科特别是社会科学全面科学化、已经发展了很长时间的现代，许多想法和毫无学术基础的思想已经不过是胡言乱语或者重复前人。思想必须具有起码的学术基础，那么，与相互区别的、在中国具有无人能够质疑的理性客观权威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相比，什么是文科学术和研究？所谓学术，一是“学”，即学问，研究所得到的必须是真实的知识。以求真为目的学术研究对应的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二是“术”，即发现能够有效良好地完成任务、达到目标等的实用办法甚至一整套方法，所对应的是工程技术。此外，一项文科基础研究做得是否真实、富于创造性，对此进行评论与自然科学方面相同，也是做学术研究。工程师们造一座桥，设计、施工、质量、技术运用等许多具体事务方面是否达到预期目的，这是工程师们、管理人员评价讨论的问题，一项在社会上国家内被应用的具体办法（如执政措施等）是以及将会是卓有成效还是有效、无效甚至是导致了与目的相反的结果，这些评论也属于客观的学术研究，文科更不例外。造一座大桥，具体琐碎的工程事务一般不出工程质量事故没什么人关心，但与工程技术所不同的是，政府等组织推行与许多人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各项执政措施、包括预先公布的方案等，牵涉许多人的切身利害，不但存在有效、无效的研究评价，还包括是否应当这样做，能否这样做等的评价，还有是否自由、专制、公平、平等等方面的真实描述与评价，还有总的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的评价（这就是价值观、道德的评价，实际上，价值观大多是个人应当不应当做某件事情，指导人们应当如何做各种事情的律条或理论）。当然，这种评论与价值研究也是学术的。在清楚真实情况的前提下才能够找到良好的实用解决办法（也有了解部分真实情况就碰巧或找到良好的实用解决办法的），办法实施以后，清楚了实际结果情况才能够清楚实际收效（当然，也有准确预见实际收效的情况），清楚实际收效的情况下才能够对执政措施情况进行评价包括“善”、“恶”的道德评判；因此，“追求真知”在程序上先于“提出实用办法”和收效评价、道德评判，在认识的重要性上，也是“真知”高于“提出实用办法”和收效评价、价值评判。即客观的考察比伦理的评判在程序上优先，也在重要性上优先。客观认识优先于价值判断。“知”，而后有“术”，“行”，而后有结果，有“善”、“恶”评判。先有真实的认识（或知识），后有良好伦理。如果没有清楚真实情况就进行价值评判（道德评判），那就非常容易出现错误。伦理体系必定是建立于认识体系之上的，惟有先进的认识体系的基础上才能够建立先进的伦理体系，中国儒家学说的伦理体系之所以在遇到西方后就明显表现得落后并不可避免地衰败灭亡，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认识体系的全面落后。有了真知，清楚全面地知道了个人行为、政府政策等的真实结果，价值评判是显而易见的，所以，牵涉自身利害冲突者不可能得到一致的价值评判，也不应当用强权压迫出一致的价值评判，但利益无关者通过相互交流能够得到共识。所以，我不愿意也不看重从一个更好的理想目标出发来要求、批评政府和普通人，所以，我一般不从道德出发来要求政府的施政和评价其他人的学术研究，因为没有真知或不清楚真实结果，道德评判不过是空话，也因为人的认识能力始终是有限的，不可能预知一切。对于国内一些“学者”动辄高谈大词“亚洲价值观”、“中国国情决定了不能搞民主”、“保护传统文化”、“中华文化”、“文化的多元”、“基本的不可改变的价值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及相应的变种思潮与说法，我的总评是：先有真知，后有行动和价值观，重要的是搞清楚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会发生相应的社会现象，内在的机制（原因）是什么，政府制订并执行了某项政策，目标是什么，运行情况与效果是什么样的，是正在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停滞、还是恶性循环，如何有针对性地进行改进。至于价值观，不过是些次要的东西。如果学者不清楚情况就先用某种价值观或者某种观念决定我们能有什么样的知识，采取什么行动，乱发空议论，这些话语不过是表现了这些学者没搞清楚问题、情况就只管发言，也表现了中国文科学术界整体学术水准的低下。许多落后和愚昧的国家党政官员都担心（甚至拼命抵制）随现代化的发展，西方文化对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道德和价值观都会造成巨大的侵蚀，情况又是另当别论，这些国家都是政教合一或者接近政教合一的国家，当然，西方化（向西方学习）意味着自由化，也是去道德化，是从两个最重要方面削弱政府与官员权力的正当性与专制地行使权力的能力，政府与官员中当然会有一些人反对西方化。至于对个人、组织而言，从事哪方面活动更能够趋利避害，也就是对自身利益的重要性方面，由于人类社会的分工，个人和组织自有自己的判断。二、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能够和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同样客观真实，富于权威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能否与自然科学同样地科学，能不能象自然科学那样客观真实，富于权威？西方发达国家的文科学者等所研究、总结出的规律是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真理？中国许多学者干脆认为不是，不可能。但在这方面，实际上，这一切是毫无疑问的。根据对爱因斯坦的叙述进行总结并加上自己的一点心得，西方自然科学是系统的实验和严密逻辑推理的体系，最基本的共识（或观念）是：一、人类能够通过系统的实验得到确定的可重复的经验，这是科学的基础，通过直觉产生的概念、原理、规律可以对这些进行清晰的描述，并通过严密逻辑推理建立、得到真实的知识（概念、原理、规律）。概念、原理、规律必须是与经验形成对应，才是真实的知识（可以通过直觉把握这种对应）。再用演绎推理得到解释、推论（包括预见），推论也能够与经验形成对应（这种对应同样是通过直觉把握的），若推论与经验的对应得到实验观察证实，则概念、规律就是正确的。当然，如果应用了数学，得到的就是定量、准确的知识。二、人类所认识的规律就是自然本身的规律，或者换句话说，自然是可认识的。当然，这是一个信念，是元科学问题，科学本身不能够证实它。所以，科学必须是真实的知识，所谓“正确”一般是在定性上的正确，概念、原理、规律以及推论和经验的对应是成立的，是真实的，而且还要求逻辑推理严密；当然，习惯上，“正确”有两个意义：一是概念、规律的描述与推论与经验存在定性上的真实确切对应，那就是定性的正确。二是，正确有时还包括定性上正确，定量上准确这个意思。真实，意味着概念、原理与我们的经验（观察的实体情况等）存在着对应。例如：“书”这个概念是真实的，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必须与现实中的书形成对应；进化论的原理之一“生物总是过度繁殖的”，首先是概念如“生物”、“繁殖”等必须做到与我们的经验形成对应，而且整个原理必须能够与我们的经验形成确切对应，逻辑严密。这样，这条原理就是真实而且正确的。因此，中国文科许多论文、专着，在我的眼里，缺乏真实当然也不正确，即概念、原理与经验没有形成对应，不过是空话而已。由前面两条最基本的共识可以自然而然得到第三个基本共识：界定清晰的概念与严密的逻辑推理是不允许相互矛盾的，即不允许正确与错误共存，即由前两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可以得到结论：对客观事实的认识所得到真实的知识只有一个，即“真理只有一个”，而且，既然人类所认识的规律就是自然本身的规律，通过逻辑推理，真理与真理之间能够相互联系的话，必定是相容的，不可能相互否定相互排斥。（重复一遍：各种应当怎么做的实用方案中什么是最佳的，以及“善”、“恶”的道德评判由于常常牵涉自身的利害，不可能得到一致的评价结果。具备理性的利益无关者通过自由的信息交流是能够得到一致的（包括评论上的）共识，当然，这些共识不是真理。）(额外的话：因此，在西方，悖论问题是极其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这牵涉到人类认识世界认识社会的最基本观念，知识不允许相互出现矛盾。所以，希尔伯特曾经充满希望地提出：数学能否是既无矛盾又是完备的？即能否从几个公理出发，通过严密的逻辑推论得到所有定理？这样，知识就是一个完备而且统一的整体。但哥德尔的研究否定了它。一个严密的形式逻辑的知识体系，无矛盾就必定是不完备的，即至少存在一个正确的定理，但不能够从有限的公理出发通过有限步骤推理得到。)一些人以为：“真理只有一个”，一元化的“真理”观是中国文科（甚至包括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遭受劫难的原因之一，这看法完全错误。真理只有一个，但确定它是不是真理，在自然科学方面需要三个步骤的自由信息产生与交流辨析：自然科学的坚实基础是不以实验者为转移的实验结果的可重复性，理论体系的发展需要新理论，必须辨析是否得到了真实的知识、有没有逻辑错误、其他可能解释才是正确的等类型的错误，这些需要其他人进行进一步研究验证才得到确认，这三个重要的基础也是保证知识真实的最重要步骤，要靠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来保证，真理才能够自由产生和自由传播并得到辨析确认，文科也不例外。因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用政治运动、大批判等强制权力进行思想改造，破坏了信息的自由产生、交流、辨析，只是对科学、对真理产生和传播的破坏。而且，这些政治运动给中国文科带来的另一个遗留问题是：有一些人不是努力争取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却反感于一元化的“真理”观，迷恋于多元化的后现代思潮，结果是他们的理论、观点标新立异，却只是一驳就倒的垃圾。总之，真知来源于自由，人类的自由探究活动，自由地产生信息和信息的自由交流（当然还需要共识和理性），而不是由真知产生自由，当然，真知与自由是相互促进的。孔德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在化学或生物学中，我们不容许自由思想存在。为什么在道德与政治中，我们就必须允许它的存在？”为什么呢？因为在化学和生物学中是其他人进行理性的研究、复核、评价等导致的非权力强制性不允许，是进行自由信息交流后发现自由思想（如结论、研究等）错误，科学家若坚持错误的自由思想或者胡言乱语，会导致自身声誉的下降甚至严重降低。这无害于自由，一般情况下也无害于学者的自由研究和真知的产生，特殊情况如研究成果太超前，得不到学术界公认，对新思想得到承认有害的话，这种害处也会随着学术界新一代研究者的出现而解决。而道德与政治中，不容许自由思想存在的情况都来源于（合法或非法暴力支撑的）权力，是破坏自由的，这就破坏了产生真知的基本条件。在这三个最基本共识方面，文科学术和自然科学没有区别；唯一的大区别是文科很难象自然科学那样反复做可控制的实验而已，自然科学研究面对的是客观实体，文科学术研究面对的是人的各种行为表现和言说，但这个世界，关于人的行为和言语，却永远不会缺少能够观察到并记录下来可重复的经验，这同样是经验科学的基础。因此，西方发达国家所研究、总结出的原理、规律当然是真实的，当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真理。因为，人性是相同的。另外，由于很难象自然科学那样进行可重复的实验，不可否认，文科学术研究的难度比自然科学大。甘阳在《柏林与“后自由主义”》中说：“柏林认为，对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的强烈诉求乃根深蒂固地贯穿于二千年来的西方思想传统，其思想根源则在于他所谓的‘爱奥尼亚谬误’(Ionian Fallacy)，即古希腊哲学的谬误。……柏林指出，自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以来，西方这套核心观念一直由三个基本预设构成：一、所有问题都必然有一个正确的答案(真理)，而且只能有一个正确答案，所有其它答案必然都是谬误。即所谓‘真理只有一个’；二、这些正确答案原则上是可以认识的，即真理与谬误的区别原则上是清楚可知的；三、真理与真理之间必然都是相容的，不可能相互排斥相互冲突，因此所有真理的总和一定是一个和谐的整体。由此，真排斥的一定是假，善的对立面必然是恶。这三个预设说到底都以一元论为指归，而在柏林看来都是武断而且危害无穷的。因为在人类意见最分歧的道德、政治、宗教、文化及其终极价值这些重大问题上，恰恰不存在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硬要在不同答案之间裁判真理与谬误，实际只能是‘强权即真理’，而把人类在价值观上的分歧和冲突看成是真理与谬误或善与恶的斗争，正是人间血流成河的根源。”我看不到柏林的原文，可以判断这确实是柏林的意思。在这方面，柏林出现了错误，柏林清楚，是西方自然科学的无可置疑的成功与理性权威极度强化了一元论，因此，西方这套核心观念最重要的支撑是自然科学的基本共识（核心观念）和自然科学的成功以及西方文明的辉煌，西方这套核心观念符合自然科学的基本共识，不是谬误。而且柏林对西方这套核心观念的总结并不是很好，如根据哥德尔定理，所有真理的总和一定是不完备的。以自然科学的基本观念（共识）为支撑，哪怕是在人类意见最分歧的道德、政治、宗教、文化及其终极价值这些重大问题上，许多问题也存在一个真理（唯一正确的答案），在利益无关者那里，所有问题都能够产生唯一的共识，但在不同答案之间裁判真理与谬误，只能依靠个人之间自由的信息交流、辨析与反馈以及理性，而依靠强权只能够破坏对真理的探究，得到谬误。当然，在一个国家中，如果都是利益相关者的话，也还有后人和外国人作为利益无关者能够最终得到这些真知和共识。三、真知来源于自由，自由地产生信息和信息的自由交流（当然还需要共识和理性）----为什么中国文科学术没有象自然科学那样富于无可争议的客观与理性权威但是，西方的那一套常常在中国水土不服（实际上最主要的是“官”土不服），这一点当然引起了许多人的疑惑，并有了坚定的反对理由，认为文科学术不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那样客观的规律。这存在多方面的原因：首先，真知来源于自由，自由地产生信息和信息的自由交流辨析，但中国的文科不存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那样比较高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一些人说，文科学术从选择材料到写论文进行阐述，都会有个人主观观念、价值观等的影响，因此文科学术不可能是客观的。但在自然科学中，从选择材料、观察到撰写论文，常常同样是理论决定实验（如理论决定选择观察对象、实验设计思路等），却没人说它不客观。在自然科学中，经常是理论决定了实验，也有实验观察者因为自己的理论依据、愿望等原因出错误的，但科学家若出了错误、造假、说瞎话，别的科学家指出后，信息广泛传播后，就会被否定，而且声誉、地位等大减，所以一般很少有这样的问题。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多次的政治运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非但没有保证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反而是文科受到的打击极大，政治支配文科学术，把垃圾当学术成果延续了很长时间，一些人靠大批判这样的毒品，以及其它垃圾、假货出名，获得荣誉、地位等是众所周知的，说真话都曾经是可能被杀害的事情，什么才是学术和学术研究都曾经是中国文科学界真正的大问题。这样，中国文科学术怎么可能是真实、客观的？而且在中国，一直都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水平比文科高，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仅仅因反右、大跃进而短暂地出现过政治支配学术的情况，却很快恢复了相对正常状况，另外中国的学习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学生也一直比文科学生素质水平高。水平越高，越有客观、理性权威。所以，真实、发现真理的前提条件是信息的自由交流，关键在于必须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保证学者之间的信息相互交流与辨析真伪，从而保证学者所做研究的真实、客观，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个习惯了被支配着灌输了很多偏见、垃圾和废物的文科学术界，现在还比较缺乏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来获得充分信息和自由交流辨析，水平又低下，能很快相信文科学术也能够是真实、客观的，那才是怪事。其次，自然科学中，实验现象与概念、原理、规律等的对应，在西方与在中国是相同的，而西方人的文科概念、原理、规律等是与西方人生活中的反复出现的现象存在对应，但很明显中国人的生活状况与西方人的情况有一些不同甚至很不相同的地方，这样，就存在西方人的概念、原理、规律在中国是否得到了真实对应，是否被真实理解的问题，“所指”、“能指”都容易出错误，尤其是中国文科学人都喜欢拿西方那些概念、原理就直接往中国情况上乱套。这样，中国文科理论研究特别容易丧失的是“真实”（的对应），也特别容易丧失客观性，而这是科学研究最重要、最基本的要求。在这点上，随便拿起一本文科杂志，看看里面的论文，看看有多少文章，里面的概念、原理等定义是否清晰，与经验（如中国的情况）是否存在严格清晰的对应，而且逻辑是否严密，就能够知道中国文科研究是否谈得上是在“说真话”，做真实、客观的研究。第三、自然科学中，科学家报告了一个实验现象，必须把实验条件说清楚，别的科学家在同样实验条件下得到相同结果才得到确认；写论文阐述一个理论成就，必须把推理、计算过程写清楚，别的科学家重复验证无误后才得到确认。因此，自然科学几乎不会出现导致别的科学家产生误会的重要疏漏和忽略。但西方人的文科理论文章、论文、专着常常免不了因为在他们那里是天经地义、不言而喻导致出现无意疏漏和有意识的略写。我曾经读过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感觉有几个章节毫无意义，根本没必要写，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他略写了一些，而且，他所关注的问题不是我所关注的问题。我在写《政府执政能力问题研究——中国的政治体制如何平稳过渡到自由民主体制？》时，看了几篇讨论政府正当性问题的论文，我毫不奇怪地发现，这些论文全部遗漏了我认为政府正当性最重要的部分：从契约的角度来说，民众缴纳了税款，政府就必须保护民众个人平等的权利（体现在宪法中），为民众个人提供起点公正和总结、制订公正的规则，遵守、执行公正的规则，包括执行法规的公正（体现在政府日常工作、政策、法规中）。后来，我偶尔读美国教授所写的《政治科学》，发现这至关重要的部分只是大略地写了一句话，而且是列在政府成立时间久远导致政府正当性理由当中，大约美国人觉得：政府首先必须真正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公正对待民众，乃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吧，而且，确实政府公正对待民众，时间比较久远（十几年到几十年）后政府就自然具有了正当性。但在中国，做到这一点肯定还需要民众极其艰巨的努力，甚至可能还要付出惨痛的牺牲，中国历史上历代政府的特点正是不能够公正对待民众，加上人口增加，时间久远后问题越来越严重，政府反而越来越缺乏正当性，因此存在周期律。另外，自然科学的第三个基本共识（界定清晰的概念与严密的逻辑推理是不允许相互矛盾的，即不允许正确与错误共存）很重要，常常是研究者是否真正懂得科学研究的标志。研究者不能够以为自己运用了科学方法从数据或经验中得到了某个规律或者原理就得到了科学发现，历史上很多情况已经证明：这些很可能是存在自己未考虑的其它原因同样导致这样的结果，即很可能别的解释才是正确的。所以，研究者还必须运用对照实验以及逻辑推理等，排除能够否定这个规律或原理的其它可能解释，才能够说得到了科学发现。在自然科学方面，如果没有考虑这种可能性，发现一个新现象便急忙得到结论并报告，出现错误的话就非常丢脸了。在中国文科方面，由于水平比较低下，出现这种错误没有人认为是令人羞愧的错误，却似乎是非常正常的情况，甚至当成大发现，创新、有思想、有独立思考等。但由于自然科学和文科学术的相互独立发展，在文科方面，特别容易出这种错误还不容易被发现。如哈耶克曾经提到的在经济学中：“例如，总需求与总就业之间可能仅仅有着大约的相关性，但由于这是我们能够得到量化证据的惟一关系，它便成了进行计算的惟一的因果关系。”在自然科学中，存在相关性并不一定是因果证据，把相关性视为因果证据的论点一般是值得听一听或者是可以接受，但不可以被视为已经得到验证的论点，更不能够把这作为施行政策的依据。自然科学界是隐含地非常看重第三个基本共识的，而且高水平科学家能够运用高水平科学鉴别力清楚评判科学成果是什么情况，从值得一听（未得到证实）到坚实可靠的科学成果，指出其优点缺陷，未来发展潜力等，并在综述、评论论文中阐述。但中国文科学界，非常缺乏高水平人士对各种新成果进行高水平的综述评论，却常常看到既不是扎实创新也不是全面总结、评论现有研究成果，只是所谓指明方向的“指路明灯”式假学术显得水平高，非常受追捧。在中国文科，真正的创新难于得到公认和中肯好评，反而是尖锐的观点和评论容易引起巨大轰动和关注。这只能够进一步说明，中国文科职业学术界，是一个没有在思想、学术上成熟的职业学术界。中国文科学界还因为教育水平低下以及论文撰写水平低下导致了各种困难特别是理解困难和运用、创新困难。所谓理解，必须是学生具备经验性的感觉、事实、抽象化了总结性的事实、经验规律等作为理解的基础，并与抽象（一般性）的概念、原理、规律等形成具有特定知识结构的对应，而且能够从原理规律出发推理得到结论并解释事实，学生把这一切内化，形成经验支撑的相互联系的知识结构，这样才是理解。最好的理解是经验、事实、本学科和其它学科各种原理形成各种对应与推理联系，融会贯通。在中国，自然科学教师对学生教自然科学各学科的过程中，谁都知道自然科学是实验科学，因此自然科学的教材与教师的教学中，教师都要让学生尽量做实验，都有大量的实验与结果的阐述。这样，中上水平的学生学习自然科学是自然而然能够形成对应，有助于形成自己的理解甚至良好的理解。但文科学生一般是从学校到学校，学习理论往往缺乏相应生活中的感受与经验支撑他们的理解，文科的教材、教学以及论文专着中，非常缺乏经验性的感觉、事实、一般性总结的事实、经验规律等的阐述，基本上通篇都是从概念到概念、原理到规律等，学生缺乏经验性的感觉、事实、抽象化了总结的事实、经验规律等经验基础，支撑学生对概念、原理进行理解，这样，学生很难形成相互联系的知识结构，达到真正理解。这样，毫不奇怪，文科学生们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教材上每一个字、词都清楚，但整体上（整段话、整个章节）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还有，中国文科学术的不客观真实、水平低下这种情况因为中国文科流行（包括被迫流行）晦涩难懂的“黑话”、“大词”或弯弯绕绕的隐喻而雪上加霜，与后现代潮流进入中国也有关，一些文科青年学人以为这样是有水平，有思想，看不起说清楚、明白的真话，逻辑严密并与我们的经验形成清晰对应的扎实、真实的研究，认为那太常识。这些人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清晰的理论若有错误能够被后续研究否定，但含混的话语则是很难发现谬误并否定的，“黑话”、含混的“大词”几乎没有理论意义。另外，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清晰优雅或清楚明白的阐述，容易影响他人，有错误也容易发现，创新和非凡的洞察用常识的、对应真实情况的词语写出来，能够有助于形成新的知识、公共舆论或者共识，产生最有效的影响。四、为什么中国文科学术的实用部分也没有象工程技术那样客观有效，富于无可争议的权威在中国，自然科学无可争议的理性、客观权威也与工程技术无可争议的效用有关，各种科学技术的应用已经快速、极大地改变这个世界和改进了人们的生活，而且是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了的。中国文科学术中可实用的部分所对应的是工程技术，却没有象工程技术那样客观有效，富于无可争议的权威，原因当然主要在于政治经济制度、观念、利益等一系列冲突，导致西方文科那一套自由民主制度等不可能象西方科学技术那样阻力极小地在中国得到全面推行实施，也与文科学术界自己的问题有关。中国在一八四0年以后，官员大多乐意看到技术、生产上的进步（船坚炮利），而且船坚炮利自己也能够得利，因此工程技术的实施（如开铁路等）、教育、发展等虽然有阻力，它的阻力和实行西方的政治、经济自由民主制度等所遇到的极大困境相比较，简直算是一帆风顺。原因当然主要是中国在政治、经济等制度上实行西方那一套，官吏的权力、利益会受到损害甚至极大伤害，另外，老百姓交纳了明税、暗税，却缺乏生活、教育、卫生等福利保障，向西方学习总有一部分人利益受损失，所以注定是阻力重重。读过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的都知道，由于利害冲突太大，中国学习、实行西方那一套是付出了无数“血与火”的代价才实现了一部分。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中华文明的轴心转变为自由、民主、科学的历史，基本上就是全面向西方学习、走弯路、再西方化的历史，因此这个问题可以讨论的部分极多，文章可以做得很大。但限于篇幅，只能够做简要讨论。在一个国家中，要实行任何新的制度、政策等，都必须有权力，因为利益、观念等原因有支持者，这样才可能实行。西方那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政策等，在西方有他们自己的权力、利益格局支持，而且有接近于全社会的共识支持实行他们自己逐步产生的那一套制度、政策，而在中国，权力、利益格局（如支持力量等）与西方相比是大不相同的，更没有全社会的共识。当然，中国向西方学习，不会一模一样，都会有所调整，有所改变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以中国官员的权力之大，官员的利益就会导致与西方不相同的部分有利于自己，而不是国家、民族。但是，这样一个结果是非驴非马，远不能达到西方那样的结果。当然，反对者就更有理由了。举一个历史上的简单例子：在西方的绝对优势面前，清朝产生了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就是用政府的资金开办（主要是军事）现代工业企业，本来满清政府就担心秘密会社包括担心私人企业会对他们的腐败统治产生挑战，由于政府的权力大，办了现代工业企业，在利益上必定会与私人企业发生冲突，就自然有限制甚至禁止私人办企业的利益动力，效率高的私营企业得不到发展，而且洋务企业的管理者是官僚任用私人，腐败、浪费巨大，效率低下，但却没有把政府资金用于资助能够提高整个国家公正与效率的教育事业。而日本的明治维新正相反，当然，相比于日本，洋务运动学习西方，走的是一条最容易走的路，是对官吏有利，对国家民族不利的道路，必定失败。到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中国在二十世纪的新洋务运动，虽然比满清时代确实有进步，但还是不如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向西方的学习还远远不够。到现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无知话语仍然能够听到。到现在，还没有见到中国共产党出现超过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人。在古代，儒士们一直在研究治国之道术；法家拿出的治国之术特别精明狡诈，实行得长远后有害于国家民族。现在，中国文科学术界在拿出自己的实用性的解决办法方面特别差，有多种原因。中国文科本身理论水平就低下，理论水平的低下当然会制约理论的运用水平，而且，中国文科并不象科学技术方面那样存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实用技术、发明革新那样的心中有数的区分和没有高低贵贱的人员分工。中国文科学术界的传统是重“道”轻“术”，现在也有那么一点分工，理论界是务虚的，有不少人是空对空，有一些也做实地调查，还有一些人包括智囊们是递奏折、务实的，也做实际考察。搞理论的不太看得起做实地调查，更看不起递奏折的，问题是递奏折者的务实，体现在考虑奏折能否被官员采纳超过奏折对国家民族是否有利的考虑。比方说：如果一个中国的工程师是成天琢磨如何施工才能够在成本和效能（广义，包括质量、寿命、性能、效益等）上取一个最佳点，那是最好，如果他成天琢磨如何施工才能够提高质量、寿命、性能，没怎么考虑效益等也还受起码的尊敬，但如果是象一些递奏折者的人提出的改革方案那样，建议老板造大桥，只管把钢筋减少，反正没人看得见，老板能够更提高效益，肯定乐意做。如果中国的工程师都这样做的话，中国的工程技术是没有信誉可言的。哪怕是在科学技术方面，情况都是：各个国家的科学是相同的，但工艺、技术有时千差万别。中国文科学术，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缺乏高水平的对国家民族切实有效的实用制度设计以及解决办法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工程技术方面），而且，文科的学术性探讨，若是想要影响整个社会，那么最好是同时有“怎么样”、“为什么”、“怎么做”，也就是在清楚分析现状、问题，阐述内在机制后，拿出一个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就能够大幅度提高文章的影响力。设计师画图纸，工程师搞工程建设，都必须清楚当地的实际情况，政治经济等方面拿出切实可行的制度、政策等方案也同样要清楚并考虑各方面的影响因素。本来海外独立知识分子和海外民运在这方面能够起一些作用的，但他们远离国家多年，不太清楚国家现在的情况，很难有针对性地拿出有效办法，而且，他们大多是因为6，4逃往国外甚至坐过牢的，即使他们仔细研究后能拿出来也不相信可能会被采纳，因此，他们几乎不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毫不奇怪，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批判远远超过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这样，文科学术在实用性方面怎么可能象工程技术那样树立客观、有效，富于理性、无可争议的权威？学生都没有做好，是没有指望进行良好运用和创新的。在西方行之有效的那一套在中国被有选择地用得乱七八糟，是官员等包括社会环境不行，理解以及运用等方面做得不够，还是理论有问题？当然主要是官员等人不行。结语：中国文科学术，目前重要的是以西方的传统为自己的传统，以西方的基本学术观念（共识）为自己的基本学术观念，并产生自己的学术、文化创造，才能够急起直追，参与创造新的中华文明，牢固树立自己的学术传统与自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五.相关新闻中国青年报:文科生创业难度比理科生更大? “我身边创业的文科生真的不多，即使有创业想法也不敢做，因为他们对项目不是很有信心，多数文科生还是愿意按部就班地就业。”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专业选择休学创业的王泽宇表示。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小胡认为，理科生创业大多数是因为手中掌握了高新技术，他的一个师兄就是因为设计了一个软件，在上学期间就办起了一家公司。文科生与理科生的创业群体相比，哪个更多一些呢？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日前联合开展的关于“文科生还是理科生更容易创业成功”的调查显示，3275名接受调查的网民中，有64.99%的人表示身边理科生创业的居多，23.37%的网民表示文科生居多，而有11.64%的网民表示两者数量差不多。“在高校里，创业的理科学生要远远超过文科学生，因为文科生创业的难度相对更大。文科创业项目一般是靠创意取胜，技术含量相对较少，但创意是很容易被复制的，所以文科生创业成功的几率不是很大。”一位网友这样认为。调查也显示，54.25%的网民认为文科生的创业难度更大，23.84%的人认为文理科生创业的难度是一样的，只有21.91%的网民认为理科生创业难度大。“文科与理科所关注的学科领域不同，因此造成了学生在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不同，理科生可能更擅长逻辑思维，文科生往往比较感性，这些学科造成的差异就会导致学生在创业时产生差异，当然，他们也存在着各自的优势。”中央民族大学KAB讲师周其洪认为。
1、哲学类：① 哲学② 逻辑学③ 宗教学④ 伦理学2、经济学类：① 经济学② 国际经济与贸易③ 财政学④ 金融学⑤国民经济管理⑥贸易经济⑦ 保险3、教育学类：① 教育学② 学前教育③ 特殊教育4、历史学类：① 历史学② 世界历史学③ 考古学④ 博物馆学⑤ 民族学5、法学类：① 法学②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 科学社会主义与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革命史与共产党史③ 社会学类： 社会学、 社会工作④ 政治学类： 国际政治、 政治学与 行政学、思想教育学、 外交学⑤ 公安学类： 治安学、 侦查学、边防管理学6、文学类:①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 对外汉语、 古典文学②外国语言③ 新闻传播学类： 新闻学、 广播电视新闻学、 编辑出版学、 广告学7、管理类：① 管理科学与管理工程类： 管理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②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 会计学、 财务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旅游管理、 物流管理、 工商企业管理、酒店管理学③ 公共管理类： 行政管理、 公共事业管理、 劳动与社会保障、 土地资源管理④ 农业经济管理类： 农林经济管理、 农村区域发展⑤ 图书档案学类： 图书馆学、 档案学
优势比拼/文科
思维理性和逻辑性强是理科生的最大优势王峰大学时学的是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在上海打拼了几年，最终回到家乡做起了移动信息增值服务，凭借着在计算机信息领域的积累，他的公司很快上路，并且走在了地区同行的前面。谈到创业的优势，王峰非常谦虚地表示，“其实我就是比别人更早地关注了这个领域，然后组织了一个有效率的团队，发挥了这些年打工积累的经验，最后取得了成功。”理科生创业很明显地具备了一些文科生不具备的优势。调查显示，有67.04%的网民认为理科生思维理性、逻辑性强，58.94%的网民认为理科生涉及创业领域更容易专业对口，52.53%的人认为理科生务实、严谨，51.49%的人表示理科生创新能力比较强，50.95%的人认为社会更关注高新技术创业，有36.35%的人认为理科生在学校时就容易获得科研成果或发明专利。在周其洪看来，理科生在逻辑思维和执行力上好，往往想做就做，这种特质与文科生不同，而这种特质是保证理科生创业成功的关键。他认为熊和珍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熊和珍是中央民族大学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大三学生，他通过在大学校园里做英语培训，挖到了第一桶金。“一个大二的理科生，做英语培训能成功吗？”周其洪曾经对熊和珍的能力表示了怀疑，但熊和珍凭着务实的作风，还是把英语培训做了起来，“英语狂人李阳甚至还专门为熊和珍写过一篇博客，称他是新狂人”。虽然理科生熊和珍创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周其洪也指出了他的缺点。他认为，理工科的学生比较内敛，因为功课比较多，参加社会活动的时间相对就少，创业的成功与否，还是要看所选的技术是否有广阔前景，他们选择创业遇到的困难相对文科生来说就是人际沟通的困难。“像熊和珍，开始接触我就知道他的问题。这个学生比较自负，我就告诉他，要有全局观念，要善于整合资源，不能只是单打独斗，要把资源充分调动起来。”周其洪说。熊和珍为了创业，专门休学去了广州，到李阳的公司打工，“李阳老师教给我两点经验，让我终生难忘，一是学会谦虚，二是学会感恩。我觉得理科学生往往过于专注，而忽略了其他的东西。”文科生的最大优势是善于沟通“我是一个文科生，创业时没有高科技产品，但我善于观察，作为一个在校大学生，这些年我做过许许多多的项目。我知道要进学校卖东西，只有3种能赚钱：一是电脑，因为学生都需要；二是票务，包括学校周边公园的月票、年票，虽然利润不高，但销路好；三是电话卡，包括手机卡和各类IC卡。现在在学校里卖袜子、帽子之类的，基本是没有销路的。”王泽宇介绍说，他在学校里曾经构建了一条非常发达的销售网络。没有技术优势，文科生创业一定要具备两个条件：人品和社会资源。这是王泽宇总结的创业经验。他认为，只有人品好才能够得到别人的信任，才能拓展社会资源，而社会资源的拓展才能够带来商机，“文科生创业的一个优势就是思维灵活，可以很快地转向，因为我们知道单靠个人强势是无法取得成功的，所以要学会善于整合各方面的资源为我所用。”王泽宇上大学后的第一次创业实践就是向高中生推销高考复习资料。“我上高中时就觉得北京一个出版商的辅导书不错，后来发现出版社就在我们学校附近，于是我就去和书商谈判，最终靠营销策略打动了他们，我能够以2折的价格拿到书，并以6折的价格批发出去。”王泽宇表示，他通过在校大学生以口碑营销的模式去向高中生推广这套辅导书，这样在各个高校中间建起了一条网络，“由于各方面运作的经验太少，我最后只赚了几百元钱，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把我的网络建立了起来，也算是一大收获。”文科生创业的优势在哪里？调查显示，有77.42%的网民都认同文科生表达能力强、善于沟通是最大优势，56.2%的人认为他们善于利用宣传造势，54.01%的人强调了文科生知识面广，文字能力强，48.53%的人表示文科生感受力、洞察力比较强，有32.96%的人选择文科生创业项目与社会生活联系紧密，32.34%的网民认为文科生的创业项目更注重创意。针对文科生王泽宇的创业道路，周其洪老师也有几个忠告。他说：“文科生创业信誉和品牌是核心竞争力，因此一定要走专业化的道路，不能把领域拓得太宽，如果不走专业化的道路，就一定要去理科找技术，找人才。公司的大小无所谓，只要公司先正常运转起来，保证资金链不断，这样创业才有可能成功。”周老师认为，文科生可以避开技术上的劣势，发挥文笔好、思维活跃、交往能力强的特长，与理工科毕业生共同创业，便能够优势互补，发挥独特的作用。做有价值的创业项目才可能成功文科生和理科生，哪个创业更容易成功？调查显示，48.2%的网民认为理科生创业更容易成功，31.99%的人认同“都一样，关键看个人素质和创业项目本身”，仅有19.81%的人表示文科生创业更容易成功。“我觉得不管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做有价值的创业项目才有可能成功。”量子高科集团副总裁、量子高科（北京）研究院总经理李和伟认为。大学时学中药专业的李和伟，毕业后选择了在药品行业创业。他认为创业时候的想法只是一个雏形，只有经过实验室、政策、市场和消费者检验后才成为产品，大多数想法其实没有价值，往往禁不住市场的考验，“结合我的经历来说，我做药需要有钱买原料、试剂、还要有实验室，还要能够开展检测，一旦有结果，还要申请专利，进一步放大就需要做药效学、毒理试验，到申请专利就是至少百万元计的投入，一到药效、毒理就是300万元以上了，而这离产出还遥遥无期呢。”李和伟虽然认同理科生不善于沟通是创业的障碍，但他也表示，如果创业者真的能关注技术本身，把东西做得有价值，沟通就不是问题了。“别人认可的是产品、是技术，又不是谈恋爱，不需要你多么善于沟通，而且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光想着沟通，技术也是做不精的。”李和伟认为投资者和消费者说到底是冲着技术和产品的价值来的，把技术做精，有未来可以共建，这才是第一位的。
高校专业/文科
（2007年批准）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哲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应用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法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北京大学社会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体育学北京体育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新闻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历史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国家二级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哲学武汉大学逻辑学中山大学伦理学湖南师范大学宗教学四川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山西大学东北大学政治经济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北大学经济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西方经济学华中科技大学世界经济辽宁大学国民经济学北京大学辽宁大学区域经济学兰州大学财政学东北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辽宁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暨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产业经济学北京交通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暨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国际贸易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湖南大学劳动经济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天津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数量经济学清华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吉林大学华侨大学国防经济国防大学军事经济学院法学理论吉林大学法律史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浙江大学刑法学吉林大学民商法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诉讼法学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西南政法大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武汉大学国际法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政治学理论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中外政治制度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山东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复旦大学社会学上海大学南京大学人类学中山大学民俗学北京师范大学民族学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政治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东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教育学原理东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论西南大学教育史浙江大学学前教育学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学厦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教育技术学华南师范大学基础心理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天津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浙江大学文艺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暨南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安徽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南京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中央民族大学内蒙古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上海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俄语语言文学黑龙江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德语语言文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度语言文学北京大学亚非语言文学(朝鲜语言文学)延边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学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东南大学音乐学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美术学中国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清华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戏剧戏曲学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广播电视艺术学中国传媒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吉林大学历史地理学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四川大学专门史清华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厦门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大学中国古代史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世界史首都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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