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刊文忆习近平进藏
　　1998年6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率福建省第二批援藏干部进藏，我是随团记者。那些雪域高原的日子，留下许多难忘的回忆――
　　世界屋脊让出氧气袋
　　经过3000多公里的飞行，6月17日清晨，习近平在拉萨贡嘎机场下机。援藏干部由省委副书记陪送进藏，是当时全国规格最高的，西藏自治区党委有关党政领导到机场迎接。
　　披上圣洁的哈达，喝过藏族同胞敬献的青稞美酒，援藏大部队留在拉萨休息，习近平则抓紧时间，率先遣队马不停蹄向福建对口援藏地区――林芝进发。
　　车出贡嘎机场，一路童山漠野，罕见人烟。狂风卷着碎石抛向四野，砸得车窗噼啪作响。崎岖的道路上车子颠着跳着晃着，脑袋几次撞上车顶。想喝口水，杯子却难以送到唇边。
　　这是平均海拔逾4000米的雪域高原，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的60%。很快，头昏胸闷的感觉一阵阵袭来……就在当天夜里，留在拉萨的援藏干部及陪同人员，30人中有15人因高原反应强烈被送入医院输氧挂瓶，有的走不动站不住，是临时找到平板车推进去的。
　　第二天，援藏大部队在赴林芝途中，26辆越野吉普竟有6辆破胎，2辆出故障！
　　贡嘎机场到林芝八一镇之间，是500多公里漫长的路程，习近平乘车走了一天。途中的米拉雪山海拔5000多米，山顶汽车必经的隘口上，林芝地委、行署和群众挂上了热烈欢迎的横幅和象征吉祥的经幡，风中，映着茫茫白雪的大红横幅和五彩经幡猎猎有声。
　　翻过米拉雪山，车队沿尼洋河畔顺流而下。尼洋河发源于米拉山，全长307公里，在海拔2900米的八一镇汇入雅鲁藏布江，垂直落差2000余米。长河流淌着清澈澄碧的雪水，向东穿过大川陡谷，绕过断壁悬崖，河面越来越宽，两岸绿树葱茏，牛羊像珍珠一样洒落在草甸上。
　　车队停在坝上的几棵白杨树旁，大家下车吃午饭。一路劳顿，秘书和随团医生晕得趴在车上，习近平却依然精神焕发。他搬了个石块坐在白杨树下，打开分给自己的干粮盒，就着矿泉水大口吃面包。看到我耷拉着脑袋坐在一边，便拿个干粮盒递给我说：“还是要吃点东西。”
　　车到林芝境内的工布江达县，习近平风尘仆仆，拐到县委办公地拜访，扎根西藏20年的县委书记热情介绍当地情况。出县城不远，一座横跨尼洋河的柔性悬索大桥映入眼帘。听说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的故乡就在附近，大桥是他出资修建且命名为“阿沛大桥”。习近平下车，和第一批援藏干部领队邓保南一起走到桥头仔细观看。
　　抵达八一镇，已是晚间8点多，天还亮着。住下后，我觉得精神好多了，又是猛吃饭，又是洗澡洗衣服，还谢绝了氧气袋。不料躺下不久，问题来了：胸闷、头晕！原以为会慢慢缓解，可是脑袋越来越糊，我开始大口喘息，觉得自己在往深水里下沉……一丝尚存的求生意识催促着我，咬紧牙根挣扎着起床，一脚深一脚浅蹭到楼下服务台求救――
　　一看我脸色发紫，嘴唇发黑，服务台的藏族小伙子三步并两步往楼上跑，不一会儿，拎来了一个大氧气袋。
　　吸了氧，回过神后，我一抬头看见墙上的挂钟，时针已经翻过凌晨1点。
　　“呀，这么迟了！你拿来谁的氧气袋呀？”我问。
　　藏族小伙子大大咧咧地说：“没事，那个年轻人听说有人不行了就让把氧气袋拿来。”
　　那个氧气袋让我平安度过进藏的第一个夜晚。我心里过意不去：初来乍到世界屋脊，氧气袋可是生命安全的保障。是谁让给了我？
　　第二天，我半开玩笑地问一起进藏的队友：“昨晚是哪位年轻人见义勇为，把氧气袋让给我了？”
　　“是我。”习近平笑着回答。
　　千里迢迢看望子弟兵
　　进藏第二天，习近平即前往解放军驻西藏林芝某部，看望闽籍战士。1998年，这支驻守边防的英雄部队，第一次从福建征了204名子弟兵。
　　“你们好！你们辛苦了！”一到驻地，习近平就热情地向指战员致以问候。
　　座谈会上，驻军首长向习近平介绍了部队的建队历程、光荣业绩以及闽籍战士的表现，他说：“非常感谢福建为我们送来一批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特别能战斗的战士，入伍不到半年，他们中已经有34名受到各级嘉奖，1名荣立三等功。”
　　习近平深感欣慰，他说：“征兵到西藏，得到福建人民的大力支持，各级政府还制定了许多鼓励政策，兵源是在十分充沛的基础上挑选的。”
　　习近平说：“林芝地处西南边疆，有1000多公里的边境线；福建地处东南边疆，也有3000多公里的海岸线。长期以来，驻军为保卫边疆、巩固海防、支持当地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我向你们表示敬意。”他还说：“福建与林芝，都是全国双拥先进单位，在这方面，我们也有许多共同的体会和感受，希望互相交流。”
　　座谈会后，习近平深入战士们的宿舍、阅览室，摸摸他们铺的够不够厚，盖的够不够暖，看看他们平时都读哪些书报。他再三叮咛，希望战士们弘扬老西藏精神，安心服役，早日成材。他说：“在这样一个富有光荣传统的地区和部队里生活，你们一定能够经受磨练，很好地成长！”
　　接着，习近平走近闽籍战士代表，同他们一一握手，说：“我代表福建省委和省政府以及3200多万福建父老乡亲慰问你们，并把喜讯带回去，让福建人民、让你们的家长放心。”
　　在雪域高原，守边卫国的生活环境十分恶劣，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为了支持边防事业，爱护子弟兵，福建援藏干部从有限的援藏经费中抽出10万元，修缮了中印边境的岗嘎大桥和边防哨所。听说此事，在6月20日赴米林县途中，习近平特地挤时间下车参观岗嘎大桥，并在当地群众为纪念援藏干部捐资修桥立的石碑前驻足细看，点头赞许。
　　亲如一家探访巴吉村
　　6月19日上午，林芝地区欢迎广东福建两省第二批援藏干部大会刚结束，习近平即驱车深入八一镇巴吉村调研。
　　像过节一样，巴吉村的村民们兴高采烈，早早就扶老携幼，等待在村口。习近平的车子一到，人们拥上前热烈鼓掌，并向习近平一行献哈达，敬青稞酒。
　　在村主任的带领下，习近平参观了这个藏族村落，然后来到村民次仁平措家。
　　次仁平措从部队复员回乡后开汽车搞运输，勤劳致富，1997年花38万盖起了两层高的新楼房――
　　一进门，酥油灯亮着，藏香燃着，新家具描绘着莲花、水鸟、仙女、祥云，金光闪闪，喜气洋洋……
　　“福建先富起来的地方也不过如此呀！”习近平赞叹。
　　他细细地参观了次仁平措的卧室、客厅、厨房、粮仓，看着满仓的青稞大米面粉，习近平笑了，接着问围在身边的村民：“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
　　“这几年光景最好啦！”村民们争着回答。
　　巴吉村的历史，历尽沧桑――
　　解放前的西藏是黑暗的农奴社会，巴吉村3家农奴主剥削、压迫着100多户农奴，一不高兴就辱骂、吊打、刀砍……村支书大龙的父亲被农奴主打瞎一只眼睛，女村民江雅拉孟的父亲被农奴主剁掉一只手掌。
　　是共产党领导百万农奴站起来，巴吉村村民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1959年，原西藏地方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巴吉村全村动员，为解放军送去80多只牛皮筏，支持金珠玛米渡过雅鲁藏布江平叛。解放军洒血流汗修建川藏公路，村民们自发为亲人送水送饭送建材，有一回，全村180个男人靠两条腿走了四天四夜，硬是把钢筋、水泥、食品等背到墨脱，送到筑路的解放军面前。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生产模式单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村民一年辛苦到头刚能填饱肚子，村里泥巴路坑坑洼洼，村户间以荆棘、树枝当“围墙”……
　　在各级有关部门热情的支持、援藏工作有力的推动下，村党支部带领大家利用地缘优势，抓住发展机遇，组织运输队、创办预制板厂、兴建大棚蔬菜基地……巴吉村逐渐富裕起来，短短几年间，“刺围墙”换成了木板和树皮勾连的“板皮围墙”，接着水泥勾缝的“石头围墙”又取代了“板皮围墙”，1998年巴吉新村全面建成，“石头围墙”被推倒，村里统一设计、统一修建了“砖头围墙”！
　　习近平和村民促膝谈心，大家七嘴八舌，掏出心里话，有的说藏语，有的说汉语，村主任在一边忙不迭地翻译。
　　当了解到巴吉村1997年人均收入逾2000元，大家过上好日子时，习近平十分高兴。他说：“祝贺你们！你们靠党的好政策富起来，应该向你们学习。希望你们继续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女主人捧着青稞酒笑盈盈地走来，习近平双手接过酒杯，轻啜一口，说：“谢谢您的热情款待，藏族和汉族是一家人。”
　　话音刚落，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小学生高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出了次仁平措家，习近平又进了一户村民家。这户人家屋里有一位藏族老大爷，习近平连忙上前嘘寒问暖。听说老大爷身体不太好时，他像亲人一样握住老人的手说：“您可千万多保重啊！祝您长寿。”
　　见习近平这样平易近人，村民们说：“真是一家人啊！” 大家难舍难分。这时不知谁提议：“咱们在一起留个影吧？”
　　于是，次仁平措的新房前，留下了藏汉一家亲的又一珍贵镜头。
　　一路奔忙送援藏干部上岗
　　日上午，林芝地委行署隆重召开欢迎第二批援藏干部大会。
　　习近平代表福建省委和省政府，向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林芝地委和行署领导及林芝地区各族人民致以热忱问候和诚挚敬意。
　　习近平说：“西藏是伟大祖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西藏人民是勤劳、勇敢、富有智慧的人民。福建省委和省政府非常重视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的贯彻落实，明确指出：支援西藏不仅是一项重要的经济任务，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林芝地区的事，就是我们省的事。”
　　习近平介绍了福建援藏干部的选派情况。他说：“福建1995年送到林芝地区的第一批援藏干部，是从1300多报名者中精选出来的。1998年初以来，省委和省政府组织首批援藏干部先进事迹报告团到全省各地巡回报告，在福建兴起新一轮援藏热潮。有选派任务的3个地市和13个省直单位，报名应选人数超过1500人，经过严格考察、反复衡量，最终精选出第二批进藏的23名干部。虽然人数不多，但肩负着省委、省政府和全省3200多万人民的重托。”
　　因为要参加省委六届八次全会，习近平必须在6月21日离开林芝。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他抓紧一切空隙时间深入实地：考察了八一镇城区的福建路、厦门广场、武夷宫、林芝电视台；八一镇到朗县沿途的塘崩巴农产综合开发区、堆巴塘新村、南伊工业小区、南伊电站等福建援建项目。
　　习近平一路聆听当地对援藏工作、援藏干部的反映，甚至记住了援藏干部的藏族名字：6月19日下午林芝地委行署工作汇报会上，才旺班典专员报告：“福建第一批援藏干部把12万的生活补贴，全部用在群众身上。”说到这里，才旺班典动情掉泪。习近平称赞道：“这种精神是孔繁森精神的体现、老西藏精神的发扬，邓保南是窗口。”
　　6月20日，一天之内，习近平亲自将派往米林农场、米林县和朗县任职的援藏干部一一送到岗。
　　雪域高原地广人稀，一出门就得跑个几百公里。
　　然而在西藏，“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车到朗县境内，像是来到月球上：天地突然成了灰色，那寸草不长的崇山峻岭上，说不清是泥，是石，还是沙？清澈的江水也突然变得浑黄，水流湍急，涛声在峡谷间低吼……
　　沿着雅鲁藏布江穿行的公路，是当年英雄的解放军以生命为代价，从临川绝壁的半腰上硬炸、硬凿出来的。人在车上，头顶是危如累卵的悬崖，脚底是浊浪奔涌的深渊，路面极窄，塌方常见，天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晴，越野车在泥里水里折腾，车毁人亡随时可能发生！这时候，才真正体会到了：“在西藏，一踏上汽车，就有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感觉”！
　　习近平比谁都辛苦。每到一个对口援建单位，他都认真听取即将离任的第一批援藏干部汇报，并和当地党政负责人座谈。他代表福建省委和省政府，感谢西藏当地干部群众对援藏干部的关照和支持，同时对第一批援藏干部作出评价，对第二批援藏干部提出要求。
　　米林农场满山遍野是山桃、核桃、嘎玛苹果，却无法转变为财富。援藏干部许少钦刚到场长任上时，由于亏损严重，农场已几个月发不出工资。在当地干部群众和故乡漳州市支持下，许少钦艰苦创业，勇创新路，不仅解决了1000多职工的吃饭问题，而且办起西藏第一家蜜饯厂，建起水电站、养猪场、面粉加工厂、食用菌培植基地……他累得胃出血，建水电站时滚下悬崖差点丢了命，农场却焕发出勃勃生机。
　　习近平说：“许少钦交上的答卷令人满意。援藏工作就像接力棒，许少钦走了，刘文标来了，相信他能继续把工作做好。”米林农场只有一个援藏干部名额，习近平说：“刘文标一个人像是孤单，其实不然。因为汉藏是一家人，相信大家一定能支持他。”
　　米林县住着藏、汉、回、珞巴等9个民族，来自福州的援藏干部成了传递民族友谊的使者，他们把各族同胞当亲人，学习语言、了解民俗、体察民情，不到一年，就能用藏语与当地干部群众交流；月工资除了饭钱，全都捐给生活困难的农牧民。1995年12月，为了救援发生重大翻船事故的加拉村， 4名援藏干部赶了三天三夜，途中爬过路宽60厘米、悬在200米危崖上的“老虎嘴”……
　　习近平说：“米林的援藏干部是我在福州市委书记任上选拔的。我们虽然远隔万里，但心还是连在一起。叶康勇他们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相信援藏三年下来，回去后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朗县地处高寒缺氧的高山峡谷，援藏干部刚到时，欠款400多万元，而县财政每年仅有20万元收入。全县80%的乡村没有电，70%的群众是文盲，24所村办小学中，18所的学生坐地板上课……进藏才一个月，来自泉州的4名援藏干部每人平均掉了14斤肉！然而，他们豁出命来干：寻找矿藏、架桥修路、建设电站、改造旧城、兴办文教、发展林业、建设农业开发区……丰富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朗县1997年生产总值比1994年增长103.5%，农牧民收入比1994年增长83.4%。由于工作最扎实、政绩最突出、干部表现最好、群众评价最高，在15个省市的44个对口支援县中，朗县被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推荐为唯一获全国表彰的“对口支援先进县”。
　　车队驰过蛮荒之地进入朗县城关，眼前出现平坦宽敞的“朗泉路”，涌上来欢迎的县委机关藏族工作人员说着带闽南口音的普通话，大家如坠云里雾里！
　　习近平深感欣慰。他说：“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真正体现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县委领导班子是有战斗力的集体。朗县有可喜的今天，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交接过程中，习近平高度评价第一批援藏干部，他说：“你们没有辜负党的重托，没有辜负福建人民和西藏人民的重托，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你们不仅和当地干部群众团结奋斗，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还用自己的行动弘扬了正气，激励着人们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福建人民感谢你们。”
　　每到一个站点，习近平都将第二批援藏干部一一介绍给当地的党政负责人。他要求第二批援藏干部加强学习、扎实工作、团结协作，再接再厉，谱写新的篇章。他同时希望：“福建和西藏林芝的友情，像雅鲁藏布江一样，源远流长。”
　　全程陪同考察、调研、接送援藏干部的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党委组织部长陆惠民，亲身感受习近平对西藏的深厚感情以及奋不顾身的工作状态，几次感动地说：“习书记这种饱满的热情，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
　　6月23日，习近平在西藏自治区领导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来不来西藏体会大不一样。来了，看了西藏的情况和面貌，对援藏工作才会有深刻的体会。我们认为，中央关于全国支援西藏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西藏的稳定和发展关系到全国的稳定和发展。全国的发展是各省、区、市共同的任务，各省、区、市的发展也不只是自己的事，都是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
　　6月24日，米林县、米林农场、朗县分别隆重举行了欢送福建第一批援藏干部大会。农牧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送行，其时天降大雨，人们伫立在雨中流泪，哈达在援藏干部的脖子上堆成了雪山……
　　情深谊长如同雅鲁藏布江
　　转眼13年过去。2011年7月，我从媒体上获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率团出席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庆祝活动。
　　在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全面总结西藏60年来发生的巨变，并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阐述了新形势下做好西藏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西藏未来的发展作出部署，明确了目标、指明了方向。
　　在阐述西藏的战略地位时，习近平用“六个重要”进行科学概括：
　　“西藏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也是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重要的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
　　7月21日，习近平再次来到巴吉村。全村男女老幼载歌载舞，夹道欢迎。
　　跟13年前一样，习近平走进农家书屋，询问村民读书读报的情况；走进村民家中，参观村民的粮仓、厨房，亲手点燃沼气灶，了解农村沼气使用情况；在主人藏式的客厅里，喝着酥油茶，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亲切交谈……
　　再访巴吉村，看到这里民居更靓丽，道路更整洁，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习近平非常高兴。他说，巴吉村的发展变化是林芝乃至整个西藏60年巨变的一个缩影。正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西藏各级党委和政府认真执行各项富民惠民政策，广大藏族群众得以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临别时，全村干部群众依依不舍，挥舞着哈达相送。习近平走进人群，抱起3岁的藏族男孩米玛次仁合影。
　　巴吉村原党支书大龙已经65岁了，他走上前去紧紧握住习近平的手，激动地说：“感谢共产党，感谢党中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巴吉村！”止不住的泪水，流淌在这位藏族汉子饱经沧桑的脸上。
　　习近平深受感动。他对大龙说：
　　“祝福藏族百姓长命百岁，扎西德勒！”
　　（日）
编辑：王家乐
关键词：习近平;边卫国;援藏干部;米玛次仁;武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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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长好花，高山出好茶”，桐木关正山小种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寻访桐木关红茶的过程，也是一路溯溪逆流而上。沿线山高水幽，再现了歌曲《在水一方》中“我愿逆流而上，寻找她芳踪”的场景。
一路驱车向北，从武夷山市区进山，过星村到桐木关有70多公里的距离。皮坑是从武夷山风景区进入自然保护区的必经关卡，不对游客开放，这也是这里环境清幽、生态系统保持格外良好的主要原因。高大上的工作牌，带领我们直插武夷山桐木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可以说这个区域对外人来讲是个禁区，一水一石，一草一木都是不能为外人染指和破坏的。若是没有省级批件，怕是很难进来。今天也算沾了福建旅游局的光，来看看禁区内的风景是怎样的～
桐木关的界碑。一边是福建，一边是江西，小小的桐木关划定了两个省份的界限。桐木关作为正山小种和金骏眉的发源地，中国红茶从这里走向世界。
说实话，现在加盖的这个桐木关着实很丑，愧对“武夷山八大雄关之一”的美誉。
这个区域山高谷深，春夏之间终日云雾缭绕，雾日多达100天以上，这些都构成了这里的小叶种茶独特的生长环境。
小种茶在外形上特征明显，枝叶繁乱，都是丛生状态，看不出明显的主干。正山小种，是对这个地区的小种茶的一种特指。根据《中国茶经》的记载，“正山”表明是真正的“高山茶地区所产”之意，凡是武夷山中所产的茶均称作正山，而武夷山附近所产的茶称外山。
由于环境保护得好，这里随处可以看到野生动物。在桐木村村口，我们就目睹了这么一群调皮、可爱而又惹人生气的野生猴子。
这吃像，一派没出息的样子。
“老兄，你居然从游客那里抢到这么多食物，给我点呗~”
看完这组照片，大家是不是很好奇为什么这群猴子的脖子下方都有一个大大的囊肿呢？其实这不是肿瘤，而是它们的颊囊，用于储藏食物。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猴子的颊囊。福建南平水库堤坝渗水威胁1万人 随时可能滑坡_网易新闻
福建南平水库堤坝渗水威胁1万人 随时可能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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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7时15分报道，山体滑坡、铁路路基塌方、城市断水断电、家园被冲……在近期南方暴雨的袭击下，福建省南平市灾情同样严重。昨天，南平市一处水库泄洪口被堵，堤坝出现裂缝、渗水，下游1万多名群众受到威胁。以下是中央台记者白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接到救援任务后，福建省军区某海防旅派出应急分队连夜赶赴受灾现场。据指挥官胡金堂介绍，14日的一场暴雨让水库水位漫过了堤坝，堤坝顶部局部垮塌，昨天凌晨，堤坝加固、补修工作全面展开。
指挥官布置任务：一切行动请指挥……准备好没有？！准备好啦！……二排跟着教导员…。
战士们的主要任务是加固堤坝、修补塌方口和打通泄洪通道。在水库坝顶的塌方处，来自国家防总、福建省水利厅、省防汛办、省经贸委等多个部门的专家和工作人员现场分析水情，指挥救援。
水位已经到了最高了，现在离破洪只有10公分了，如果它破洪呢，从这里填起来还是不够，这个沙袋还要加高加厚……
与此同时，南山镇对7个自然村中位于公路线以下的5000多人进行了紧急转移安置。
经过一昼夜的奋战，昨天下午5点半左右，泄洪口最终被打通，险情基本解除。福建省军区某海防旅副主任胡金堂：
爆破以后在泄洪，泄洪口已经破开了，水位逐渐开始下降，目前情况看，坝保住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灾情得到比较好的缓解了。另一方面我们还在加固堤坝，现在还在填土，那个量很大很大，要确保万无一失。
昨天下午，记者在进入水库救援现场的途中看到，一股股黄色的泥水不时从山上流下，漫过公路流入闽江，公路上到处是山体滑坡冲下的淤泥，闽江水已是一片黄色。据岸边的采石工人介绍，江水已经比平时高出了三四米，由于水流湍急，所有船只都已经停止摆渡，水路已经不能过江。当时正在实施交通管控的南平交警告诉记者，从南平市区通往南山镇的公路已被洪水掏空，无法通行。
昨天晚上，第一批进入救援现场的战士许大伦撤出后向记者讲述了战士们进村时的情景。
战士：进了村口以后，我们看到路两边的山体全部有滑坡，二三十米以内都会看到有山体滑坡的迹象，路都被封掉了，大大小小的滑坡非常多，沿路过去全都是警示牌，一路过去都是很打滑的，山上有些地方还有水在往下流，有些树木全部倒下来了。
记者：你们能够预知到什么时候在你身边还会发生滑坡吗？
战士：这个预测不到，但是当地镇政府的陪同人员也是一再警告我们说随时都可能塌下来，所以部队机动过去非常的困难，短短的三公里我们一直走了四个半小时。
记者：会担心吗？
战士：恩……但是任务一定要完成。
记者：说实话害怕吗？
战士：有些战士确实是心里挺紧张。
福建省军区南平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郑秀文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南平山区的地质结构受雨水持续冲刷后极易诱发险情：
主要的特点就是土山，加上雨下的时间太长，所以呢，闽北的山区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塌方，现在已经出现了好几起，车行驶在路上，突然间泥石流下来，车和人全部滚到江里面去了。这是不可预测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下来，山已经泡饱了，稍微有点外力，比如继续下雨是外力，山上的树和竹子随着风摇摆也是外力，我们车在地上走，轮胎压在地面上也是外力，稍微一动泥石流可能就下来了，最好的就是祈祷，咱们讲个唯心的，祈祷老天爷不要再下了。
截至三点记者发稿时，大雨还在下。
本文来源：中国广播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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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的权力约束：不能随便给妃子加薪？
日16:50&&来源：
原标题：宋仁宗的权力约束：不能随便给妃子加薪？
　　宋仁宗曹皇后像（资料图）
　　本文原载于《百家讲坛》（蓝版）2011年第1期，原题为：“权力约束：宋仁宗的亲笔御书为什么不值钱？”
　　宋仁宗在位期间，后宫嫔妃很久没有升迁，十分不满，便屡屡提出申请，仁宗总是说没有先例,大臣们不会答应。妃子们不信，说：“圣上出口为敕，谁敢不从？”仁宗笑着说：“你们不信，不妨试一试。”旨意下发后，大臣们果然上奏说没有依据。有的嫔妃半信半疑，仍然向仁宗讨要封赏，仁宗也不推辞，取来彩笺写上某宫某氏转任某官，妃子们开心地退去。到了发放官俸时，妃子们各自拿出御笔要求加薪，宫廷财务部门却一律不予理睬。妃子们郁闷地找到仁宗，当着仁宗的面将御书一一撕毁，不高兴地说：“原来使不得。”
　　自古有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意思是说天下所有的子民、财物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可以任由其支配。莫说是在封建王朝，即便是在民主与法制建设不断完善的今天，上级领导若想给某人升官加薪，只要一句批示、一个电话，甚至一个眼色，有关部门就会忙不迭地认真领会、坚决执行。那么，为何仁宗皇帝的“金口玉言”那样不值钱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两个前提：一是仁宗并非傀儡皇帝，他实实在在地执掌最高权力达30年；二是仁宗并非弱智皇帝，他没有被权臣架空或操纵。换句话说，他实际上完全可以将权力的锋芒运用到极致，从而为所欲为。
　　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仁宗皇帝具有某种“权力约束”的内在自觉性。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还将这种内在自觉性通过制度安排而加以固化。当时皇帝直接发出的诏令，有个专有名词叫作“内降”，而“内降”也只有通过朝廷的审批认可才能生效。当时杜衍担任吏部侍郎，就常常不买皇帝的账，将他不认可的“内降”专门放在一个盒子里，攒到十多份就拿去还给皇帝。一次，仁宗感慨地对谏官欧阳修说：“外人知道杜衍封还内降的事吗？殊不知那些原本有求于朕却因杜衍阻拦而中止的人，要远远多于他所封还的。”
　　仁宗这句话可谓意味深长，表面上看他似乎对皇权受到约束而感到惆怅，实际上则是为“封还内降”阻止了更多的邀功请赏者而感到欣喜。所以，“封还内降”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看作是仁宗与朝中大臣的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配合。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珠联璧合，既让朝政按照理所当然的轨迹运行，又营造了公平、公正的政治环境。
　　正是在这样一种自我约束与制度安排下，仁宗当政期间，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相对清明、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这“六家”，都活跃在仁宗时代；有宋一朝的名臣如韩琦、文彦博、司马光、王安石、包拯等等，也都出现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舞台上。这些不能不说是与仁宗的“权力约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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