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外国的中国史学研究是否远远超过中国水平？
读剑桥隋唐史颇感惊讶，外国的史学研究竟然达到了如此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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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中国史研究相较外国的中国史研究是不差的。我们的世界史研究相较外国的中国史研究差的太多。
中国的中古史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研究处于世界顶级水平，隋唐史方面不敢下断言，但本人就是喜爱隋唐史的渣渣，接触过的各种书籍论文也不算少，单就剑桥隋唐史，我认为此书不见得有多优秀。
我觉得国内学者近几十年的学术研究比外国并不差，而且还比外国成果更丰硕。自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史学研究逐渐抛弃革命史观，这一带有很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的史学研究视角以后，历史学研究领域就像是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一样。其他譬如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甚至是国民党方面的研究也在深入，这在三十多年以前也是很难得的现象。严重不同意楼上某位答主所说，看过傅高义德邓小平时代，基辛格的论中国，就不想看国内其他著作云云。国内灿若星河的著名学者大家在他眼里就一文不值了？不说研究历史时间段，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就不值得诸位好好研读一番？说白了，国人自从打开视野观察西方对中国史的研究后，才自以为发现了国人的研究都是一堆bull shit，这种想法我不太同意。个人观点，西方史学家有时候（注意这个词）研究中国史，总会拿数据说话，用现代化的眼光打量中国史，这对于初学历史者来说好像发现了一个新世界。但是，我国的学者大家做的研究又丝毫会比外国学者差？就论明史，学界公认的先驱除了顾诚先生，恐怕无人能出其右。近二十年来，我国的学者做研究，也会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代入到特定背景中，深深扎根于当时的环境，也会分析其深藏的结构性因素，甚至还会对以往我们评价甚低，甚至加上色彩偏向很浓的“反动”二字，也逐渐被史学家抛弃。如义和团运动，五六十年代革命史观占统治地位，我们对它是褒扬的无以复加。可现在，义和团运动到底是什么样的事件，学者都心知肚明。这一切都在说明我国史学研究都在进步，而且进步不止一点点。足以跟国外学者媲美，我们有些方面做的比他们更好。总之一句话，对于中国史，没有人比我们中国人更懂。
学渣不懂，但是我们系想要走研究这条路的基本上都出国了……或者在考虑出国。
史学研究，说一下中国法制史吧。目前全球主要以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为主，中国以前的法制属于中华法系，已经是过去式了。中国法制史主要是中华法系的内容，研究最发达的地方就是日本。很难想象，会是日本。我们国家很多以前的资料文献都在战火，文革，各种运动中灭失了。然而日本把这些资料都留下来，或是从中国运到日本去收集起来。现在研究中国法制史，都要到日本去。我记得中法史的教授毕业于京都大学，她说你们要学中法史，一定要去日本留学，日本的资料是最齐全，最完整的，很多细枝末节的东西日本人都留下来了。日本人把那些资料影印，拍照以后出版了很多书，大学，图书馆，书店都有。
我不知道题主是不是中国古代文学史学相关学科的大学生、教师、从业者、或者至少学术前沿关注者。但凡是其中一种，断不会问出此类问题。
据我所知，某些领域确有其事。附大图。-面临这种问题，真是一个痛处。据说cccp解□体后，发现史学研究已被曲解，历史教材告急。结果去向当年“敌对势力”取经。讽刺。-栗子拿个我知道的地方来讲吧，古钱币有“泉谱”，类似Pokémon图鉴，既有已知亦有未知待填。国内泉谱比较"笼统“，没有精细分类，特别是两宋货币。国内实在是没有什么好资料。迫于无奈，只得转向海外了，那是天朝当年的学生，日□本。
这真是一个痛处。你又不得不承认，那泉谱写的真是 用心，细心。 那是数辈人尽心竭力收集整理而出的，你能看出里面有心血。若拿市面上国内书籍与日□本比较，国内真是战五渣。-缘故建□政初期，毕竟经历了较大的动□荡，焚了不少材料，老九们也把资料一同去了那边。--”断层“。再是 ，身边的朋友对 “不能马上变成钱”的东西，不感兴趣（娱乐除外）。不是说好多人连阅读能力都丧失了么。--浮躁。联想到，曾看个新闻，讲香港有个人，潜心磨了一辈子刀，终成当代大师。 为何我家附近常年吆喝磨刀的老师傅，顶多称其为“手艺人”，养家糊口。 他巅峰时刻可能就真停留在了二三十岁了。--专注。-节选日本《符合泉志》部分，一大堆一模一样”找不同“ ”大家来找茬“ 总结而出.大和民族真是一个很有耐性的民族。下面是上图”凡例“翻译。 是这本书的”使用说明书“。简单来说，先以大体上的差异区分，比如边缘的宽窄，中间穿孔的大小，这种比较直观。简单来说，先以大体上的差异区分，比如边缘的宽窄，中间穿孔的大小，这种比较直观。再是书法区别，行书篆书八分书等。 再看笔画差异 或排版位移。 还有风格区别，遒劲与容弱之类等等等等……
非常繁琐复杂。来一张 《昭和泉谱》明代节选做对比。明代“找不同” 真是比两宋简单多了。 差异直观多了。明代“找不同” 真是比两宋简单多了。 差异直观多了。
这年头还拿文物典籍是不是第一手来做中外史学界实力的界分~~那真有点~~~史料学的话，传统典籍史料，其实真的不见得有什么中外之分，无论欧洲、美国还是日本，主要典籍的研究史都超过百年了。至于语言，老外也是职业的，语言文字水平不见得差多少，毕竟真正坚持到出道的海外中国学者，一般都是走了很长一段训练的（普遍比中国读个博士时间长，汉语说不利索的汉学学者其实经常看得到，但这就像做中古史的学者古汉语都很强么，区域史学者一定方言就很溜吗，这还是因为具体的研究领域造成的，一般田野方法的学者，中文口语能力都很强，而且方言能力一般都强于中国本土的非地方出身学者，尤其是闽粤方言，在大陆，做地方研究不懂方言是很常见的）。但历史学走到今天，传统史料和传统史学的生命力真的是全面衰退的，其实看世界范围内也一样，以传统语文学为中心的欧洲汉学，今天离人类学化明显的美国汉学已经有很大一段差距了。（日本中国学是一个特例，它们的称霸是另一个路线上的，但不是说它们是固步自封的，固步自封最厉害的是欧洲汉学）至于新史料，很遗憾，这些年算是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了，问题从解读方式到理论阐发，甚至到具体的田野收集方法，中国学界距离一般和人类学紧密结合的西方汉学相比，还有很长一段路走。像我做的这一块，涉及民间文献之类新史料的研究，本土学者还完全处于学习阶段（除了少数脑子清楚的，很多老人干脆不愿意学）。至于藏学、满学、苗学、蒙学等等专门学科，还有像历史地理这样专业化的学科，是不是中国人在史料上实在没有什么加分点。当然，老外对有些材料确实是不如本国人方便的，那就是考古材料和少数珍善本，问题是这玩意并不是中国人的专长，而是某些学者的专长，不是你是中国本土学者就一定能接触到人家藏着掖着的东西的，这一点其实和你是不是老外关系不大。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是公开的材料，其实老外的研究速度不但不比国内学者慢，有时候还是赶在前面的。还是那句话，大家都是pro，学术到最后虽然不仅仅是智力的比拼，但不会是国籍的比拼，这和打篮球没啥区别，不会因为你是美国人就天生会灌篮，都是练出来的，在这一点上，民族主义没啥意义，我不相信什么“中国人才能感受到的问题”，学术就是学术，只有学术问题，没有民族学术问题。当然，西方汉学有一个坏毛病，尤其是人类学化倾向明显之后，那就是过度解释，理论花活玩大了扯了蛋，但这个其实和学术整体发展水平没关系，而是一个阶段性问题（当然，这其实和人类学是个理论制造机有关，理论生产能力太强了，很多理论学界自己都觉得很难用，或者说不清楚，毕竟很多理论是建立在特定民族志对象身上的，结果一大堆“跨学科”自然用的莫名其妙，异想天开，比如著名的“地方性知识”）。日本史学界流行了几十年的历史唯物主义，你看五十年代的很多东西，也很扯淡，同理，你看中国二十年代很多第一代接受西学还半生不熟的学者写的东西，也很扯淡。没理论就没有现代史学，但理论总是带毒的，当然了，其实史学不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中，理论敏感度较高的学科，所以学者的理论实际使用会相对滞后，以史学界而言，我的看法是绝对现在扯淡扯大了的比例略高，这个中外都一样。当然，以上这些说法只针对每个国家的pro，有教职，发论文，但整个训练、心态和活都很业余的学者，总是一国学术圈的大多数。最后的最后，其实老美那帮人，你管他叫sinologist，还真不见得高兴，人家现在是China study,这个称呼给欧洲人还行，也许日本人勉勉强强也接受吧，虽然他们不care。
题主能有此问，说明国内历史学界在搭建学术研究和大众阅读之间桥梁上做的比较差。没有大学者为大众著书的传统，所以我们才会讨论《明朝那些事儿》《万历十五年》的优劣、易中天和于丹的水平如何这些问题。史学研究离大众阅读太远，有人说国内史学研究水平高，国内史学界内对此意见都不统一，学界外还不知道这回事。剑桥中国史为什么会让题主产生外国的中国史研究水平很高的感觉？《剑桥中国史》这套书编排的很好，撰写的很好，基本上每卷各章节都由西方汉学研究该方面的专家撰写，主编是费正清、崔瑞德。这套书的编写水平很高，能以合适的体例和适当的逻辑将西方汉学研究的精华展现出来。类似的丛书还有日本讲谈社出的《中国的历史》（），每本书都由日本中国史该领域的代表性学者撰写，囊括了日本中国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国内类似的丛书，目前还没有。中国的历史研究水平高不高，局限于学术圈的内部讨论和学术论文，行外人对于知之甚少。好的研究成果只是散见于一些学者的专著，这依赖于学者个人的著书水平。欧美汉学研究和日本中国史研究起步早，理论成熟也早，能做出这样的丛书有着先天的优势。中国历史学界做这样的尝试有很多困难，首先是有能力做这样丛书的出版社和学者几乎没有，其次是历史研究各个领域互相之间不服气的挺多，做这样的事得罪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这样的专著有没有市场，或者有市场但是没有能写的人。讲谈社的中国的历史丛书，在日本卖的很火，民间有很多业余历史爱好者会收藏这样的专著，日本也有大学者为大众著书的传统。复旦大学教授姚大力谈到《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的热销时说：“我并不以为，当下的出版界之所以希望引入外国人写的、以中国历史文化为题材的、能引人入胜的大众史学作品，只是因为中国学者都放不下‘专家’身段去从事那种创作的缘故。这里面更多的，其实还是写得出、写不出，或者说得更尖锐一些，是即使写出来了，能不能让人看得下去的问题。尽管不必采用绵密引征和系统论证的阐述形式，大众史学在需要把历史叙事还原到亲历者们的切身感知、还原到总体历史图景、还原到根本价值关怀方面，以及在它需要能反映最前沿的已有研究成果方面，一点也不比对于更‘专业化’学术写作的要求为低。”姚大力教授说的很到位，其实大众是有这种需求的，只不过是没有好的作品。为什么会觉得外国的中国史学研究水平高？这就是欧美汉学研究、日本中国史研究与国内史学研究的差异，欧美汉学研究、日本中国史研究出来的专著有几个特点：观点新颖、论述严谨、逻辑清晰。最直观的感受是观点新颖，我之前读《中华的崩溃与扩大》《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就觉得作者写书很有技巧性，决不让史料的繁杂影响到对观点的强调。论述严谨则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传统使然，重视文献的辨伪和考订。因为研究的不是本国史，很少诉诸权威史料，有一套自己的叙事方式。逻辑清晰则是国内一些史学专著的短板，国内一些历史专著在辩论驳斥已有观点上下的功夫太多了，损失了本身研究的完整性。欧美史学研究和日本史学研究得益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能够创造一种全新的叙事方式，在许多历史问题上能提出新颖的观点，有的问题，是我们早 已习以为常而从没有考虑过的，这些来自于另外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东西，提供给我们开阔视野和旁观者的奇妙视角。这和我们看一些外国人看中国人的电影、纪录片、书籍的感觉是一样的，之前BBC拍的《中国的秘密》不也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有些争论是有益处的，不必妄自菲薄，但也不要讳疾忌医。如果我们史学研究有很高的水平了，但没有能力写出可供大众阅读的著作，得不到学界外的认可是自然的。至于学界内，何时有过统一意见。参考：
人文社科要比一个高下是很难的，因为每个国家的史学研究特点就不一样。对于罗新教授这一派注重结合人类学理论和考古学成果的学者而言，中国大陆基本上就是个史料的原料出产地，然后被欧美加工以后套上论，其先进程度比国内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不过现在郑振满、赵世瑜【赵老师主要是史学理论方面吧，了解不多，他的书也就看个半懂】为首的华南学派搞的历史人类学和社会史·新史学和南开系的老派形成了竞争，这是好现象。台湾因为出了一个王明珂，所以还撑住了场面，大陆这方面确实弱，不过大陆的中国史学界的大流还是在唐长孺、吕思勉他们这一些老牌史学家的弟子手里，并不屑于欧美的西方理论，反之，考据和传统历史的做法，除了日本，大陆是没有对手的，台湾这方面可能不如日本，有点过于拘泥而没有扩展。至于日本，京都学派是非常令人尊敬的。此3外日本史学界十分重视天下，世界，皇帝，等概念的研究，从社会，思想，政治多方面来研究天下。侧重点和大陆不太一样。此外，日本学者联谊会频繁，所以彼此间学术交流非常多，老实说，京都学派已经不是京都大学的学派而已经成为了日本史学界全体的养分和宝藏。韩国近年来似乎后劲很足，但是我了解不多。所以你硬要比个高低，我觉得先把限定条件找好再说吧。当然，抱着民族主义做学问的话，就只能孤芳自赏吧！p.s.关于历史禁区我同意楼下，现在五四以前的历史基本无禁区了，不过要说忌讳。。。就是研究甲骨文你都可以被网上的喷子喷得五畜不如。以及，还是要反省我们自身，日本有司马辽太郎，陈舜臣一类的颇有史学素养的历史小说家，欧美更多，我们却过于执念于象牙塔，让袁腾飞之流给。。。。。说多伤心。~~看到很多如@姬轩亦等同学的回答，作为一个历史(不带学字的)爱好者，有那样的认识，可以了
这个一个让国内历史学土鳖和未来的历史学海龟互相装逼以证明自己优越性的问题。反正都找不到工作，何必撕逼这么激烈←_←
西方的读着只是觉得新鲜 谈不上历史深度。
完全不是题主可以看看这个系列：两位主讲人差不多是国外中国史学研究的一流专家了，然而恕我直言，他们的许多观点还是停滞于表面比较粗浅或者说带有某些西方人看待中国问题的刻板印象和固定思维
别的领域不够了解不敢说，中古史（尤其是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一块，中国从陈寅恪开始没有落后过。新生代有仇鹿鸣、李碧妍这一拨，也绝对后继有人。唐宋史日本很强，但视角较窄，说来说去都在“唐宋变革论”的框框里。
看怎么比了。日本吧，对中国的历史研究水平极高，但学术研究人数不多，范围不是很广。其他国家吧，也只是对中国特定的某些历史有兴趣研究，覆盖面也不广。单说研究深度的话，对近代中国和现代中国史的研究，外国肯定要强。毕竟，说多了我双十一的快递就来了。而论总体历史，国内研究的人多，范围大，课题无数，当然垃圾也多，但总有一些比较好的，甚至非常好的出现。这点自然不用质疑。
举个例子，以江苏人民出版社所出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丛书为例。若稍加检视，会发现一个规律：凡是我们称之为经典的西方史学著作，都有较强的理论思维。国内史学家倾向于实证研究，不愿在理论上多着墨。当然，这个是受传统史学考据风的影响，向来不愿离开史料说空话。再以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和孔飞力叫魂来说，最初国内学者多为膜拜。近几年也开始反思，不再以纯属迷信的态度来评估了。无疑国内史学进步很大，但与国外确实有差距，然而这并非是量级差距，最多也就是七十步与百步的问题。
我来跑个题，晚上好困逻辑死，大致内容如下：前两天博物给芈月传打广告说到芈月这名字来源的时候，按惯例发表了一文章。文章复述了曾经的民科陈景元和袁仲一的争论，陈列双方观点，内容基本就是陈说观点袁反驳，袁举实证陈狡辩这么个节奏，最后总结一句“无论再多质疑，秦俑属始皇的观点依旧一时难以撼动”后，又加了一段广告语暗示芈月传中可能会出现宣太后兵马俑相关情节。结果此文被微博上的大群“文史工作者”质疑说陈景元的论调只需举出“俑坑出土了23件有秦始皇纪年铭文的铜器”这样的决定性证据（博物文中用的是袁仲一“有刻着吕不韦年代铭文的戈出土”这一条）即可驳斥，将其与袁仲一的观点并列提起是在误导读者相信陈的观点，会提升陈景元的地位。还认为陈的观点是随便一个民科就想质疑主流，不配与袁仲一的观点放在一起比较，这是对辛苦的考古工作者的践踏和对文史专业的侮辱和践踏，是没有学术道德的下作行为，是为广告妥协的投降行为，“令人心寒”。诚然博物的这篇文章受制于芈月传广告方的立场，确实没有明确的斥责陈景元是民科，然而以我一个普通中文本科生的认识来看，博物在文中的倾向一目了然，至少也是和立场基本一致。在此必须强调一句：陈景元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民科，其论调是兵马俑是宣太后的陪葬，基本和崔永元的反转论在一个档次。实际上，早在06年的时候，在《兵马俑的神秘主人》播放后，搜狐新浪等就发表过《陈景来vs袁仲一：兵马俑到底属于谁》等文章，陈述了双方身份和观点，内容和博物文章基本一样，能明显看出袁的观点有理有据，陈的观点不堪一击。然而九年过去，眼看十年了，先不提即将放映的《芈月传》，就在今年CCTV10才播了一部纪录片叫《东方帝王谷》，其中第五集江山美人，公然采用了陈景元的观点，并找了证据来佐证，其中直接提到了芈月这个名字，并猜测是宣太后的名字。这纪录片豆瓣评分9.4，无论是百度还是微博搜索，均为一片好评及安利，评价极高。搜遍全网，就只在知乎看到过对其中民科内容的负面评价。无论是之前在博物的广告底下义愤填膺的人，还是其他专业人士，无一人因其采用了陈氏观点，对其进行了正面介绍而怒骂起下作无耻，更无一人指责科教频道及纪录片制作方为了给某景点造势，把不配提起的民科拿来制作科普宣传片是毫无学术道德。安利这部纪录片，夸其制作精良令人姿势大涨的一众微博及豆瓣评论下一片和谐，没见到一篇科普。顺便一提，这么多年来陈景元孜孜不倦的更新观点，还出了本书，然而对其的正面驳斥见到的并不多，能搜到的依旧只有袁仲一当年的反驳，其他零星反驳基本都引用了袁仲一的观点，但罕有说明观点来源的。大概是因为论据太幼稚而懒得理会，怕自己说了就是脏了权威的名字，而一直在贯彻无视就是最好的驳斥政策吧。可惜就前面提到的情况来看并没什么卵用。人家纪录片的态度坦然的很：我就介绍了，而且我还只举了陈景元的论据，就是要用“最关键的决定性”（大致是这个意思）来修饰那个铭文证据，最后就是要说“虽然一直没被主流观点承认，但仍然给兵马俑的归属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什么刻着吕不韦名号的戈，什么工匠才在俑臂上刻字，提也不提。 我真就奇怪了，怎么在纪录片底下的人就能找准重点，知道想维护主流观点，就应该对着陈景元开炮呢？纪录片一句袁仲一的反驳没提，一群人知道要补上，提一提，怎么明明白白列出来的反驳就都看不见呢？我曾专门请教一位微博文史圈人士为何不去科普纠正一下东方帝王谷的错误，得到回复是她不是历史专业，且因为文史哲不分家的缘故，文科涉及知识面广、文献多、积累难、学习耗时长，想出成果常常要等到年龄较大的时候，日常任务也很重。而科普想写的准确详细也非常耗时耗力，读者要理解需要很多前置基础知识，比如不懂古代汉语的人很难准确理解古文的含义，如果需要纠正已有的错误观念那就更加困难。而且文史类学科学个皮毛就能扯上两句，因此科普权威性低，不容易被采信，很多时候热度也低，因此科普起来较为困难。我看完后深感有理，思考一下，再想想陈景元这等民科让“专业”人士畏惧回避的程度，遂觉得在现在的环境下，中国历史研究确实殊为不易啊。然而观点的研究可以局限于一个小圈，但科普则不可以。除非说不需要科普，否则任何科普，归根到底都是以说服非专业人群了解、接受专业的正确观点为目的。那么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呢？在宣传正确观点的时候，出现了或有理或荒谬的质疑观点该怎么办呢？我的论点是：除非本身虚弱不堪，否则从来没有害怕质疑、经不起辩驳的正确观点（或称之为真理亦可）。如果把正误观点摆在一起，其中正确观点还是专门为了批判驳斥错误才出现的情况下，人们更倾向于相信误，那就说明这个正确观点对错误观点的驳斥说服力还不够，说明科普的并不到位，仍然需要继续完善和努力。
由于公众号无授权抄袭，本文已删除，感谢之前点赞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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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的更新--- 没想到一夜之间就收到了三千个赞同，把谣言顶了下来。谢谢大家。发这个辟谣帖，是因为造谣答主
删评论，所以我只好以单独回答的形式发出来。现在居然成了最高赞的回答，未免破坏了知乎答题的氛围。个人认为“外国的中国史研究”这个问题下面最好的回答是： ，推荐大家移驾点赞。答主
。对他的答案我补充一点：海外中国学，虽然是关于中国，却从来不是中国的学问。北美、日本、欧洲这三大“汉学”重镇的成果多样、风格不同，但无一不依本地的思想动向和社会政治环境而体现自己的史学诉求。我们常常赞叹的外国人看中国的“角度”和“新意”，是这样来的。有影响的历史解释，也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总的学术思潮在变，具体的历史阐释模型和研究关注点也随之而变，而既有的历史解释必然受到挑战。所以学术成果推陈出新、开疆扩土，不断体验“paradigm shift”。以北美地区近几十年为例，从传统的精英思想史、政治史到研究社会流动、 长时段变迁等话题的结构主义社会史和讨论民间宗教、宗族和国家-社会关系的社会文化史，再到从微观切入、往往以后现代史学理论为指导研究物质文化等多样话题的“新文化史”，同时又有异军突起的边疆史、环境史、边缘族群的历史、以及以全球史和“早期现代”为皈依的帝国史和区域比较史的研究，等等。可以说是风生水起。反观国内，学界对理论工具非常陌生，缺乏论辩和方法论的训练，缺乏以研讨课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同时很多学者又有把所谓“史实”本质化、躲进“实学”小楼成一统的倾向。这个局面不仅让我们失去了学术生产链条中最高端的历史阐释的话语权，以至在回应他国史学挑战的时候遭遇困难，还让史学界难以形成环环相扣的学术生产机制。距离
所希望的提出全新的历史诠释框架、拓宽历史解释的可能性的目标，国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关于在美国读中国历史研究生是什么样的体验，请参见这个回答： 答主是哈佛大学的学生。---想了解事情原委的朋友，下面是辟谣帖原文--- ↓↓↓ 发这个回答，不是想趟各国汉学孰优孰劣的浑水，但被点赞最多的答案（）是个很low的谣言，而且答主十分耍赖，虽然自己拿不出证据，但到处跟人说“这是真的”。而且只要有人辟谣，他就开始质疑辟谣者的背景。这种常见的网络耍赖手段能不能治疗呢？当然是可以的，那就是把证据拿出来，把图片贴出来。为防答主“@外腾虎大郎”事后删帖，先附上他的回答的截图： 我在新浪微博看到这个回答被人截图大量转载。虽然已经有很多人指出这个段子从内容上看不可能是真的，但传谣的人更多，所以我不能不代当事人出来辟谣。我本人在普大读书，这是我在学校的个人页面：艾尔曼是我的导师，王汎森则如很多人知道的，跟我是同系毕业，当年是裴公（Willard Peterson）指导的博士生，所以是我的老学长。首先，我代我导师说，这个段子不是真的。其次，就算我不来辟谣，对相关人物熟悉的朋友也能看出来不是真的：沟口教授是明清思想史家，在2010年过世。作为明清史专业人士，他不可能不知道官修史书在明清史料中的地位非常有限。况且只要受过中国史专业训练，便知道不论哪个时段，正史的史料价值都是有限的，只是被依赖程度不同而已。没有一个历史学家会说读几遍二十四史再来讨论问题，这不专业也不现实。更没有一个负责任的历史学教授会告诉学生去通读二十四史，这是严重的误人子弟。再者，艾老师的主要领域是清史，所谓加州学派也只做清史和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处理经济史、人口史、社会流动、比较区域史等问题），单纯从史料来看，二十四史（最后一部是明史）在他们的研究中没有地位，所以不可能有人用这个来向他们发难。至于文中的两位中国学者，葛兆光老师是复旦名宿，常年留心海外中国学，王汎森老师则是普林斯顿训练出来的学者，他们对美日汉学研究成果非常熟悉，绝不会一脸茫然。新浪微博上，同是普大出身的孙英刚老师也转发了我的评论进行了辟谣： ---这是无奈的分割线--- 然而无奈的是，答主“@外腾虎大郎”非要我证明自己是普大的学生才肯认错： 好吧，我怎么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呢。。。个人主页和邮箱都给你了，要不你发个验证邮件试试看？虎大郎同学说验证邮件已发，然而我没有收到。以下是我的邮箱最新截图，美东时间凌晨一点半（北京下午两点半），距离虎大郎同学的“验证”已经两个小时。。。 因为知乎的留言是不能上传图片的，所以大郎同学认为他可以随意说谎、而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无法查证。是这样的吗？ 事实证明我图样！我用豆瓣相册上传了以上的证据，然后在留言发链接给他看，结果他居然说无法访问啊： 好吧我跪了。。也不想回了。到了这一步，我说观者自明都是侮辱围观人士的智商了。。没想到人大会招进来这样一个奇葩，怪不得今年孙家洲教授会对有问题的新生如此严厉。我对后来助拳的同学和不认识的朋友表示感谢。你们看要对付一个造谣又耍赖的人，得折腾成这样才行。至于他那一千多个赞同带来的影响，则无以挽回了。相比辟谣的成本，信谣传谣是如此简单，这是网络大环境。如果不是看到恩师成了谣言的对象，我大概根本不会跟这种人纠缠而成为沉默而温和的大多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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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大郎同学的最新主张是他手机上的知乎程序有bug所以点不开链接、邮件程序也有bug所以发不出邮件… 不管你信不信，大郎同学是信了，而且强烈要求我发在这里。。好吧，大概他忘了两天前曾经说过故意提出验证只是为了逗我玩儿了。如同评论区一些朋友指出的，虎大郎删除了评论区里面他多次回复别人的“这是真的”等等前后不一的话，还大量删除了别人的评论。现在他因为怪罪知乎程序员（大雾 XD）被知乎禁言，于是又开小号（如
@大狗 等）向我和其他人发私信谩骂。。不过，既然谣言已破，他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我平时不太得闲，以后可能不会跟踪这个话题了。最后希望，这件事点到为止，对事不对人。我对虎大郎同学的忠告是：不论你如何胡闹和人身攻击，我都没有找你导师，这是基于对你的善意，让你适可而止。如果你始终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今后的人生会碰到比在网上栽跟头更大的麻烦。勿谓言之不预也。人大今年因为新招硕士郝某的风波，再加上虎大郎这位秦汉史方向硕士的存在，让不少人针对人大展开了嘲讽。。我表示，本人认识的人大同学，绝大多数人品学问都好，请大家表开地图炮。。。
我想说一些题外话——尽管我并不确定我能说清楚。我想从一件小事开始。我们这里有一位教授，他叫Jan de Vries，是近代欧洲经济史的非常有成就的学者。1991年的时候，他出任经济史协会的会长。就任的时候要做一个报告的。于是他就讲，我们对于欧洲工业革命的研究，其实忽略了一个非常基本的事实，其实西欧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在英格兰的技术革新之前，就已经有了非常大幅的提升了。所以，我们高中课本上讲的，技术发展了，生产力提升了，所以生活水平提高了，这种看似是常识的观念其实有着非常大的缺陷。那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De Vries教授说：我们应该看到，在工业革命之前，其实发生了一场涵盖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革命，可以叫做“勤勉革命”。简单说，因为一些原因，人们开始主动地、更加勤劳地工作，以期待以此改善生活，正是这样观念或心态的改变，为工业革命的到来奠定了劳动力与购买力的基础。我们可以想象，对于非经济史领域的听众来说，这是一个很新颖有趣的模型，如果成立的话，势必会重塑我们对欧洲近代史的看法。然后，De Vries教授告诉大家：这个勤勉革命的模型，其实来自于日本经济史学者速水融先生。这是他基于对德川日本的研究提出的。为什么勤勉革命这个模型很有吸引力呢？我想，首先它不同于韦伯的新教伦理，因为这与任何宗教无关，尽管这是一种伦理（Sitte）。相比于那些以宗教观念来讨论日本商人乃至普通人的文化观念的研究来说，这可以自如地囊括日本普通的劳动者。然后，这也不同于Clifford Geertz甚至黄宗智的内卷化概念。内卷化强调了劳动边际效益的下降，更多地指出了某社会的经济困境。速水融所理解的德川日本，未必没有发生内卷化，但他恰恰拒绝了这个概念，而用勤勉革命这个范畴凸显其内在的经济活力，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切入点。讲这件事情是为了说明什么呢？也许，我们首先可以问：有哪一位西方史的学者——无论其国籍为何，在欧洲史或美国史的研究中说过，“我的模型来自中国史的同行某某教授？”就我有限的知识，也许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关于中国的经济地理研究得到了欧洲史同行的广泛注意。布罗代尔将其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个案，而英国中世史的学者James Masschaele甚至把它看作世界中世纪研究中的一个典范。然而，施坚雅的模型来自于德国地理学者Walter Christaller以及他的名作 Die Zentralen Orte in Suddeutschland (1933)。施坚雅的主要贡献在于展示了central place这种理论或模型在前现代世界中也很值得探索。除此以外，我们中国史中构想的模型在世界史中得到广泛反响的例子其实并不多见。我们习以为常的现象是她的反面：任何一本世界史中流行的取径、方法，在中国史的书写中迅速都得到了复制或模仿。其中，当然不乏独具匠心的佳作乃至杰作，但还有不少东施效颦、滥竽充数的作品。我印象中有一篇文章讲唐代墓志中的疾病书写。本来是一个很不错的社会文化乃至文学史视角，然而作者搜集的墓志数量实在很少，大部分笔墨都落在桑塔格、德里达等关于疾病与隐喻的理论讨论。由于作者缺少法国哲学的系统训练，这些理论的探索又很难深入。这样的作品虽然在当下的学术脉络中有一定乃至相当的贡献，但也反映出我们中国史研究中的一些深层问题。我们非常希望介入一些洋气的讨论，但我们很多时候似乎就是做不到。当然，也许这些年里已经有了不少的变化，如李峰教授对早期中国官僚制（bureaucracy）的研究、邓小南教授对于说法与做法间的探索、卜正明（Timothy Brook）教授的全球史书写等，就其中概念与方法而言，也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然而，某种意义上，如果有个问题是“东国儒英谁地主？”回答也许依然是“这个那个日本人”——尽管，相比半个多世纪前，是在另一种意义上的。回到一开始的话题。简单说，如果中国籍的研究者比外国籍的研究者做得更好，这又怎么样？我在复旦的时候，历史系好几位老师上课都讲过，做本国人做本国史，做得好是应该的，是常态，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相反，如果远远落后于外国，则说明我们国家、社会的一些深层问题。换而言之，即使当前中国籍学者中国史的研究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这也是回归常态而已。我们应该问一些更有意义的问题。我们应该看到，无论中国籍、日本籍还是其他国籍的研究者，当他们进入中国史领域以后，大家其实在一个大家庭或者大共同体当中。我们一起阅读中国的史料，一起体会中国历史的经验，我们一起进行一些思考，除了争取为中国史本身做出贡献以外，我们还有一种关怀。通过追溯一部分人群的历史经验，我们也希望提供一些视角，为所谓“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做出我们的思考。于是我们要问的是，我们共同的中国史研究，就我们人类共同的历史体验而言，做出了哪些贡献？是否为世界史、乃至当代社会科学的探索，提供了些许的养料？相比其他的地域，欧洲、非洲、西亚等等，相比那些地域研究的国际共同体，我们现在处在怎样的地位？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种良性的竞争？这种“聊为友谊的比赛”应该是超越于学者国籍之上的。仅仅因为一个学者的国籍非中国、或其受训练的传统非汉语，就将其树为中国史研究中的假想敌，这是怎一种民族主义时代的落后观点了？我以前读书，民国的学者要做敦煌学的时候，他们的老师就会痛心疾首地说，这些材料都在国外，这些研究的积累也都在国外。我们要奋发图强，即使那些文物暂时那不会来，我们也要让敦煌学的中心回到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们的老师们早已经做到这一点了。时过境迁，我们这一代中国史的学生出国的时候，老师们就会关照，有空还是学一些欧洲史，看一看他们的方法和视角。事实上，唐史的老前辈张广达先生还提示我们，不仅是欧洲史的研究，还有欧洲社会科学、乃至海德格尔的哲学的研究，都会给我们些许的启发。这里，如果民族主义情节泛滥一下的话，我们现在其实面临的是一种新的挑战。我们还要继续从西方各学科中汲取养分——那种号称争夺学术话语权的观念，只有非常狭隘和糟糕的学者才会相信。但同时，我们在汲取这么多之后，也可以开始思考，我们可以回馈一些什么？我们可以为世界史、世界社会科学的同行贡献一些什么？是不是，当我们老了的时候，西方学者也会这样说：我的这个模型，其实来自于中国史中这样的研究……到这里，我觉得依然有必要强调，我们期待这一样一天的到来，并不是因为我们期望中国史这个小团队在一场“奥林匹克”中有了好的表现。因为学术并不能仅仅是比赛，争取做出好的学术并不仅仅是为了去拿一个“金牌”，为自己、自己的学校、领域、国家争取一种荣誉。而有别一种意义在。这种意义在于不同地域、传统下人群的历史体验的彼此分享，泛而言之，是因为一种“文”的精神而我们奋力追赶。
本来只是打算围观的，还是忍不住想写个答案。已经有很多有意思的答案了，所以将换一个新角度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想提出一个假说，即认为从平均水平来说，中国史研究领域中较为出色的往往是母语者在国内接受到本科/硕士程度的教育，之后前往国外（美国/日本）读博。这个假说正确与否并不重要，其实也难以判断。重要的是我以下想提出的几点这种模式的优势： 语言和文献功底。就国内比较好的历史系来说，我相信对于史学要藉（左传、前四史、通鉴等）都有比较好的掌握。研究历史，第一步必然是对史料的理解，虽然过去是另一个国度，文言也已经成了半门外语，但是国内一些史料精读课，点校训练给学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当然，如果在研究生院有长期严格的训练，国外的研究者也能够很好地读古书，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出生国内历史系的学生显然稍有优势。而且除了史部，对于经、子、集，通常也有不错的基础。方法和理论。而前往国外读博之后，对于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历史的方法和理论都是第一手的、前沿的接触。西方的史学研究在这百年来有许多新的发展，王汎森有很好的介绍文章：。而对于历史学家汲取养分比较多的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文化批评等，在国外接受训练在这方面做得更好。理论重不重要，历史研究需不需要理论，这些问题需要大得多的篇幅才能讨论。但有一点中外史家基本都同意：可以不使用理论，不能不了解理论。问题意识和分析能力。这一点其实跟上面的方法与理论结合很紧密。我导师时常告诫我，材料固然重要，但是材料人人都能找到，人人都能读懂。但是没有问题意识，所有材料都是死的，除了增加阅读量，没有什么用处。只有有很好的问题意识，才能在材料里找到问题，找到值得研究的题目。而如果没有分析能力，有好的问题，有足够的材料，也写不出东西来。而这两点，国外的训练机制（seminar, workshop, etc）都旨在训练学者的这两点。外文的训练。以北美为例，英文训练自不必说，日文也是必须的。通常还会有一门欧洲语言（法/德），往往还有一门和自己研究领域相关的死语言或民族语言（治隋唐梵文，清史满语等）。掌握多门语言，也就意味着更多种语言的研究成果可以运用。对于边疆史民族史来说，甚至是多了一大片的材料。资源和环境。上面提到的理论/方法/外文，在国外做研究的好处就在于，你总是可以在学校里找到你想要的。那位哈佛的匿名答者介绍了语言课。我相信愿意的话，你也总是能找到历史系其他区域，领域的学者交流对话，甚至是社会学系、人类学系的课也可以听，老师也可以交流（这两个学科国内外的差距就不谈了）。到了研究生阶段，已经要尝试生产知识了，往往是自学，导师只是稍加点拨。这个时候资源和环境就变得很重要。遇到不明白的问题，走几步就能找到懂行的人，恐怕在国内除了北大等少数学校很难。再黏一段王汎森的演讲：『回想當時我在美國唸書的研究生生活，只要隨?在?梯口碰到任何一個人，他都有辦法幫忙解答你語言上的困難，?管是英文、?丁文、德文、希?文……等。所以能幫助解決問題的?單只是你的?師，還包括所有同學以及學習團體。』这种列举肯定还是挂一漏万，但是我觉得至少能看出国内外研究的一些差异。回到问题本身，研究水平说实话很难讲谁高谁低，我们究竟是拿最高水平的著作来看呢，还是拿平均水平来看呢，还是干脆比哪边水货多呢。我只想借这个问题指出国内外治学的路径取向不同，在我看来是各有千秋的。国内很多学者，上一辈如陈寅恪先生写《柳如是别传》，这种路数国外能接受吗？但是他没有价值吗？辛德勇先生走的还是传统考证的路数，他的研究不厉害吗？他写《制造汉武帝》说自己没有参考彼得·伯克的《制造路易十四》，也不懂新文化史，难道就没有价值么？过去来说，国内外对于彼此的研究成果了解得少，但从我最近的观察，如果你的作品足够好，你用中文写，西方学者也不会忽视，也得看。你用英文写用日文写，足够好，也会有译者引介回国内。而且一个趋势是，新一代学者的外文能力越来越好，中英日这三门语言已经成了硬通货，中国史研究的壁垒也在慢慢打破，国际间的交流越来越多。这是最好的。
看的段子也想起个新闻：德国期刊闹笑话 拿色情传单做中国专题封面[星岛网讯]在学术界享负盛名的德国马普研究院（MaxPlanckInstitute），为配合其刊物《马普研究院期刊》的中国专题，把五行看似是诗句的中文字印成封面，想让读者一看便知内里乾坤，但这几行中文字来自色情场所的传单，令中国读者感到受辱。事件曝光后，该期刊的编辑委员会尴尬不已，研究院亦深表遗憾。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出问题的是《马普研究院期刊》（MaxPlanckForschung）2008年第三期封面，红色封面上印着五行中文字句：“重金礼聘长驻日场，KK加美主任亲率青春玉女，仪态万千北方佳丽，身材惹火住家少妇，风骚迷人即日登场。”对西方人而言，中国方块文字既吸引又美丽，为他们带来震撼的视觉享受，可是如果无法理解当中一字一句的个中含意，便会闹出笑话。英国《独立报》9日报道，期刊封面上的中文字取自澳门某家脱衣舞店派发的传单。期刊编辑原意是以一首瑰丽的中国诗印在封面上，以凸显期刊的中国专题内容，惟“千挑万选”，竟拣中如此“热辣辣佳作”。由于封面上的中文字为繁体，加上当中提及北方佳丽，因此大有可能是出自港人或澳门人的手笔。当编辑委员会对事件感到尴尬不已之际，马普研究院亦迅即为这趟失误作出解释，强调已事先咨询德国一位汉学家，才决定以这五行中文字作为封面。马普研究院在其辩护表示，研究院对事件深表遗憾，对于有关中文字蕴含的深层意义，非以汉语作为母语的人士实难马上意会。又表示，研究院从来无意利用这五句中文字来冒犯中国人读者，或令到他们难堪。不过，中国内地网民对事件异常敏感，愤然批评马普研究院此举是蓄意羞辱中国，但对于《马普研究院期刊》的中国人读者而言，期刊这宗失礼事件显然娱乐性十足，例如在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网站，有网民写道“下次务必找一位精明的中国留学生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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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我很好奇，回答的各位是否正在从事历史学的相关教学研究工作，是否了解学术前沿与学界动向。要说年以前，国外水平高，我绝对承认。2000以后恐不尽然。我想2000年以后，中国史领域无论是顶尖著作、还是优秀著作的总量，大中华区无疑要比国外强。（当然坑爹著作也是同样比国外多多了）一来中国人多了，钱多了。这几年土鳖博士中的佼佼者我看是比得上哈佛耶鲁的（本人亲身接触过一些，算是观察的经验），回来教书的人也越来越多。二来经过二十多年的积淀，原来断裂的学术现在缓过来了。另外澄清几个问题：1、当然你要说人均水平，那肯定国外高。（我始终觉得这种东西用人均算很诡异）你想国外的大学东亚系比较少（思想史、学术史的会有些在东亚系）历史系东亚方向可能就一个人（还不一定是搞中国的），有些干脆没有做东亚的。所以“缺”少的情况下，搞得人基本都还行，而且外国的体制确实比中国好，待遇好，简单的数字考核很少。2、就史学而言，这里还有不同的学术取向，传统中国史学重考证，关注事实、制度。西方学者重理论，时常能有些卓见。这两类根本无从比较。而且前者庸手也不致有大错，后者要是功底不扎实，那就真心是哗众取宠了。。。3、吐个槽是：中国史这块，海归真的不见得有多好。4、其实1919之前的历史，真心基本无禁区。现当代史现在也有很多人在突破，总体感觉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夸张。。---------------额，不想写论文，顺便补充几点：1、裘伯纯答案中举出的例子，只看过史景迁，看了一半左右，算是前辈先生了，教出来不少一流学者，不过此公算是话题人物，学术水平大家公认一般。他也代表不了西方的高水平研究。如果说书好不好看可以代表学术水平，那我觉得好不好看应该是行内人说了算吧，很多艰深的书你只有有些背景知识才能理解作者的精到之处。2、天朝的学术研究其实发展的很快，一些方面也真的是世界一流，老美也没有那么牛逼。。。一棍子打死可不好。。3、我特别想说的是，就中国史这块，老美、英国还是日本的博士真心水货不少，土鳖中的佼佼者绝对也是世界范围内同龄人中的狠角色，不必哈佛耶鲁的差。而且世界一流名校中的该领域博士中水货相当多。亲身经验，当然牛逼的人也是真牛逼。（算是前几天看些高等教育的问答有点感想）
中国历史的将来一定是在中国的，这是我的一位老师在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对我们说的话。他那门课的内容叫做史学史概论，主要讲对现代影响较大的史学流派，16节的课程，基本没有涉及中国史学史的部分。
对现代影响较大的西方史学流派，从兰克学派开始，然后年鉴学派占据统治地位，在年鉴学派的基础上产生的社会史各种思潮，接着出现社会文化史，以及后现代史学，这大约是近现代历史学的整个发展脉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如果硬要归到这个脉络里的话，大约与年鉴学派早期的结构功能主义类似，顺便说一句，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在年鉴学派产生之前，而年鉴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其实对马克思主义推崇备至。
国外的汉学研究，最厉害的是美国和日本，欧洲也有不少汉学家，我对海外中国学的史学史涉猎不多，就自己接触到的一些图书来说，认为美国和欧洲的汉学家喜欢以独特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国历史，对中国历史变迁，特别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社会变迁进行研究和诠释，更加关注整体的社会结构。日本的学者对历史的研究非常细致，关注细节问题，他们对史料的搜集和运用让人叹为观止，并且他们多是集团化作战的，抓住一个新的领域就集中一批人手在一段时间内把这个问题研究的很透彻。
中国是有传统史学的，而且也有明确的古代和近代史学的分期，抛却关注政治事件和历史人物擅长春秋笔法的古典史学不谈，民国时期是中国史学繁荣的时期，我相信大家对梁启超、陈寅恪、傅斯年等都如雷贯耳吧，“历史学就是史料学”是傅斯年先生对我们的教导，与兰克学派的宗旨不谋而合，这就是中国的传统史学。
那么我再来说下，作为历史专业的学生，我们是如何学习历史的（这个只涉及研究生以上的学习）。
我们首先要反洗脑，就是先要去除小学、初中、高中、甚至本科历史教育对我们灌输的概念，方法是大量阅读西方史学理论著作和经典的研究成果，作为社会文化史方向的学生我的启蒙读物是年鉴学派的相关书籍，大量海外中国学的著作（大家比较熟悉的《万历十五年》在此之列，作为大历史观的代表作），历史人类学的经典书目。这一般要至少一年的时间，整个研一就是这样重新洗脑过去的。
然后才开始选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开始去看些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论文、相关专著并开始涉猎相关史料，也就是开始为毕业论文做准备了。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国外中国学已经超越的中国自己的中国史学研究了感觉了，我们当时也是这么感觉的。但是，当对自己所关心的领域有足够了解以后，我又会觉得，中国历史一定是要中国人研究的。
国外的汉学研究，甚至国外的整个历史学研究，确实在理论上超越中国，但是理论是可以学习的，在历史学界的思想越来越开放的现在，理论的引进实在是太容易了，别人200年的史学理论发展，随便一个人一年就可以领会。而且历史学哪有什么固定的理论，大家都熟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是史学理论引进的代表。
“历史学研究就是使用新方法，利用新材料，解决新问题”，这句话我忘了谁说的了。
那么，如果这样是历史研究的话，国外中国史，或许在一时会超越中国的中国史，但是却永远不可能达到中国人自己研究中国史的深度，因为他们是用国外的问题来研究中国历史，只有中国人自己，身处中国这个社会，才能知道研究中国历史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而新材料，又有哪个国家能有中国本土这么方便接触到新材料呢。
其实近二三十年来，中国本土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有很大的变化，史学理论上已经完成也整个的学习和转变过程，而且得益与新的史料的发现，很是有不少的研究成果，个人接触到的主要有是中国古代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方面的，可以说已经超越了国外中国学的研究水平，但这些历史学著作大多专业性太强，非专业的人接触不多，而且研究的问题也一般过于细，可能与大家平时关注的点不一样。
而比较能直观反映历史学水平的通史性著作，这个除了我们平时用的教科书意外，确实没有……而既然是教科书，自然意识形态的问题以及其他各种麻烦事情比较多……
好吧，最后说的还是一句我老师说的话。
“现在我们这些研究明清史的学者，最大的愿望是能够重写清史”，当时我刚入学，问他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历史学家研究的问题看起来这么细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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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自己根本就没有终生奉献学术的觉悟，但是写这个东西的时候还是有点激动，同时也觉得就算学了这么久历史，自己对中国历史学的整体情况还是没有太深刻的概念，不过不管是从感情上还是从接触到的范围内，还是觉得中国历史学，在现在，绝对不比西方中国学差，而且会越来越好。
这种事情泛论也没什么意义。学者本就不应存地域、门户之见（当然骂新清史可以出位么）。某位先生说过，陶希圣是哪里的教授啊……不把书来看过的话，评出谁高一点儿谁低一点儿又有何益呢……话说剑桥隋唐史是1970年代的教科书呀，在当时当然是不错的书，之后中国学界还是有很多新的贡献。仅说和剑桥史同类的教科书以及学者科普著作，首先可以读读吴宗国的《隋唐五代简史》，贯穿了作者的很多原创研究，相当精彩。黄永年的诸大著可比推理小说。孟宪实讲唐高宗也很好。喜欢新潮东西的话可以看看孙英刚的《神文时代》和《隋唐五代史》，享受一下无限脑洞的感觉。说起来孙英刚是从北大出去到普林斯顿读博，回复旦任教，不知道辩手们又要如何定义他呢……
这年头还拿文物典籍是不是第一手来做中外史学界实力的界分~~那真有点~~~史料学的话，传统典籍史料，其实真的不见得有什么中外之分，无论欧洲、美国还是日本，主要典籍的研究史都超过百年了。至于语言，老外也是职业的，语言文字水平不见得差多少，毕竟真正坚持到出道的海外中国学者，一般都是走了很长一段训练的（普遍比中国读个博士时间长，汉语说不利索的汉学学者其实经常看得到，但这就像做中古史的学者古汉语都很强么，区域史学者一定方言就很溜吗，这还是因为具体的研究领域造成的，一般田野方法的学者，中文口语能力都很强，而且方言能力一般都强于中国本土的非地方出身学者，尤其是闽粤方言，在大陆，做地方研究不懂方言是很常见的）。但历史学走到今天，传统史料和传统史学的生命力真的是全面衰退的，其实看世界范围内也一样，以传统语文学为中心的欧洲汉学，今天离人类学化明显的美国汉学已经有很大一段差距了。（日本中国学是一个特例，它们的称霸是另一个路线上的，但不是说它们是固步自封的，固步自封最厉害的是欧洲汉学）至于新史料，很遗憾，这些年算是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了，问题从解读方式到理论阐发，甚至到具体的田野收集方法，中国学界距离一般和人类学紧密结合的西方汉学相比，还有很长一段路走。像我做的这一块，涉及民间文献之类新史料的研究，本土学者还完全处于学习阶段（除了少数脑子清楚的，很多老人干脆不愿意学）。至于藏学、满学、苗学、蒙学等等专门学科，还有像历史地理这样专业化的学科，是不是中国人在史料上实在没有什么加分点。当然，老外对有些材料确实是不如本国人方便的，那就是考古材料和少数珍善本，问题是这玩意并不是中国人的专长，而是某些学者的专长，不是你是中国本土学者就一定能接触到人家藏着掖着的东西的，这一点其实和你是不是老外关系不大。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是公开的材料，其实老外的研究速度不但不比国内学者慢，有时候还是赶在前面的。还是那句话，大家都是pro，学术到最后虽然不仅仅是智力的比拼，但不会是国籍的比拼，这和打篮球没啥区别，不会因为你是美国人就天生会灌篮，都是练出来的，在这一点上，民族主义没啥意义，我不相信什么“中国人才能感受到的问题”，学术就是学术，只有学术问题，没有民族学术问题。当然，西方汉学有一个坏毛病，尤其是人类学化倾向明显之后，那就是过度解释，理论花活玩大了扯了蛋，但这个其实和学术整体发展水平没关系，而是一个阶段性问题（当然，这其实和人类学是个理论制造机有关，理论生产能力太强了，很多理论学界自己都觉得很难用，或者说不清楚，毕竟很多理论是建立在特定民族志对象身上的，结果一大堆“跨学科”自然用的莫名其妙，异想天开，比如著名的“地方性知识”）。日本史学界流行了几十年的历史唯物主义，你看五十年代的很多东西，也很扯淡，同理，你看中国二十年代很多第一代接受西学还半生不熟的学者写的东西，也很扯淡。没理论就没有现代史学，但理论总是带毒的，当然了，其实史学不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中，理论敏感度较高的学科，所以学者的理论实际使用会相对滞后，以史学界而言，我的看法是绝对现在扯淡扯大了的比例略高，这个中外都一样。当然，以上这些说法只针对每个国家的pro，有教职，发论文，但整个训练、心态和活都很业余的学者，总是一国学术圈的大多数。最后的最后，其实老美那帮人，你管他叫sinologist，还真不见得高兴，人家现在是China study,这个称呼给欧洲人还行，也许日本人勉勉强强也接受吧，虽然他们不care。
我个人读国外中国史书籍，感觉用在看书中视角的精力更多，有些时候外国学者看问题的视角不同于国人，确实是屡有精到之处，但就整体而言，我觉得想要掌握全般历史，还是自己去读原籍更好当然近年以来，国内学者往往丢掉了宏大叙事的本领，纠缠于枝节，想要看“大历史”，往往需要去看国外学者的作品当然，个别领域，外国史确实是一枝独到刘浦江有个论断“直到今天，我国辽金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没有超过战前日本学者曾经达到的那种高度”看看国内一些辽金史著作，再看日本学人的作品，个人觉得高下立分(当然我眼中的日本辽金史学界，绝不包括某位“研究生院史学教育”的女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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