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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家居
作者： 提交日期： 23:15:00
花和尚的度牒与房号花和尚这人您知道，《水浒》里的，原名鲁达，军官出身，只为三拳打死了镇关西，怕吃官司，才出家做了和尚。还记得他出家之前，曾经躲在一姓赵的员外家里，那赵员外劝他道：“您犯了人命案子，走到哪儿都可能被抓，在我家待长了，又免不了走漏风声，与其这么提心吊胆东躲西藏的，不如出家做个和尚吧。”鲁达点头答应，于是由赵员外送他到五台山文殊院，就近落发为僧了事。《水浒》写的是宋朝故事，宋朝对户口实行分类管理，鲁达出家之前是个军户，日常点卯，时时操练，犯了事儿很容易被抓；出了家就是个寺户，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改名换姓，潜身佛门，从此不再怕网上追捕，每年严打也打不到他的头上。所以对鲁达来说，当和尚实在是一条光明大道。不过和尚也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赵员外说得明白，他祖上给文殊院舍过钱，是人家的大施主；本人又跟文殊院老当家的是哥们儿，关系很铁；更重要的，他先前买过度牒，也就是出家人的资格证书。有那道度牒，鲁达就能成为名正言顺的出家人；没那道度牒，鲁达就是野和尚，好比当司机的没有驾照，开小巴的没有运营证，卖烟花爆竹的没经过安检，既不受法律保护，还有可能被追究责任。假如《水浒》写的是真事儿，换言之，假如鲁达和赵员外实有其人，那么他们应该生活在北宋末年，彼时宋徽宗在位，敬道排佛，管和尚管得很严，一度用度牒来控制和尚的数量和品质。理论上，国家每年发行度牒一万道，每道售价220 贯，只许用来剃度那些识得经文、有大愿心的所谓善知识。鲁达和赵员外虽然出得起220 贯的购买价，却不是什么善知识，所以度牒本不该轮到他们。然而度牒可以带来许多好处，在那玩意儿上戳上自己的名字，就能减免赋税，就不用再服役，而且如前所述，还能借此遁入空门，逃避通缉和严打，所以申请购买度牒的人很多，每年一万道根本供不应求，大伙明着申请不成，就走后门、托关系，倒把真正想出家的朋友挤在门外了。我有个不太恰当的类比：北宋末年的度牒有点儿像今天的购房许可证。度牒能带来许多好处，购房许可证也能带来高额差价；度牒每年仅有一万道，一个城市每年上市的经济适用房也只有那么几百套。它们的数量都有限，它们都是宝贵资源。宋徽宗规定度牒只准卖给善知识，一如地方政府规定经济适用房只能卖给穷人，这样做出发点当然是好的，然而有资源就有竞争，度牒一经发售出去，就像经济房开始摇号，谁也不能保证只有善知识才能拿到。一般来说，有限资源最终分配到哪些人手里，不在于他们是不是够资格，而在于谁的路子更野，关系更硬，消息更灵通。赵员外有路子，所以鲁达才能变成花和尚，只有愿望没有路子的朋友，您一边排队去。作者自注：1.度牒制度老早就有，关于这方面的考证和论述也俯拾皆是，这里只提宋徽宗，因为他对度牒的管理远比前面几个皇帝更规范，此前发行度牒只为敛财，到徽宗才把度牒发行和宗教品位联系起来；3.关于徽宗年间度牒的发行数量和官方价格，见于《宋会要辑稿》职官13 之22，建中靖国元年十二月七日诏令：“祠部每年额，合给一万道。已降朝旨，每道价钱220 贯文。”北宋每贯只合770 文，220 贯并不等于220 千；3.一如今天炒卖房号，北宋末年也炒卖过度牒，大观二年八月，时任礼部尚书的郑久中上奏徽宗，说“权豪之家上下其手”，使民间度牒价格暴涨。宋徽宗在郑久中的奏折上有段批语：“法令者，政治之大本，官私之所守，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盖官失守，人玩禁也。度牒之值，禁不得减，兼并权豪之家公然买不如价，至或高估物值以相交易，是法不足以禁，而令有所不行也。”他说得很对，但没说到根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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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侠不过户金庸有本小说叫《碧血剑》，在这本书的第九回，仙都派的闵大侠跟华山派的袁大侠比武，哪知自己学艺不精，技不如人，把一套刚买的别墅输给了袁大侠。据闵大侠说，那套别墅是他一个月前买的，买时花了四千三百两银。这事儿发生在明朝末年的南京，我曾用当时当地的粮价作媒介，算出一两银子大致相当于现在二百块钱，四千三百两银子也就是人民币八十六万。但用粮价作媒介多少有点儿牵强，未必能被所有人认可。另外，即便粮价可以作为不同时代货币价格的换算依据，您让不同的人去算，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譬如我认为闵大侠买那套别墅花了八十多万，您倒可能算出那套别墅售价八百多万。这种分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统一且可靠的粮价数据。不过有一点我们还是能够达成一致的：四千三百两银子绝对不是个小数目，八十万也好，八百万也罢，都是好大一坨。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开始替闵大侠感到心疼，也替袁大侠感到高兴，同时还对金庸笔下的武侠世界心生羡慕：比个武就能弄来房子，这种好事儿我怎么就碰不到呢？我希望哪天能钻进《碧血剑》，然后一把左轮，几发子弹，跟里面所有人叫板。“啪”一枪，闵大侠大腿窜血，再“啪”一枪，袁大侠长剑脱手。赢套别墅还不跟玩似的？别墅赢到手，我再让闵大侠跟我一块儿去趟房管局――虽然那别墅是我赢来的，但要把它从别人名下转移到我的名下，总得办个过户不是？明朝还不流行房产证，唯一的产权证明就是房契。那时候也没有房管局，办过户的一般是县衙和府衙。所以，我会和闵大侠一起来到南京守备衙门，几文钱买张“官版契纸”，也就是统一颁发的格式合同，然后填上我们俩的名字以及别墅的位置、四至、面积和市场价格，再按市场价的一定比例缴足契税（按照惯例，这笔税费应该由我来出），最后让守备大人在合同上盖章，过户就算完成了。可是在《碧血剑》里，袁大侠并没有像我这样认真地办理过户，他一拿到闵大侠送来的房契，就兴冲冲地搬进别墅去住了。这样做明显违法，不仅违背现在的法律，也违背当时的法律。众所周知，从北宋到清末，历朝历代都有严格规定，无论田产还是房子，只要涉及产权转移，就必须签合同，必须过户，必须缴足契税，必须得到有关部门的盖章确认，不然就属于非法交易，就得不到法律保护。袁大侠为什么不过户呢？您可以说他们江湖儿女不拘小节，我倒觉得，他可能是想省掉一笔契税。那时候是崇祯年间，契税税率3%，即便他赢来的别墅只值八十万，过户时也得花两万多。
评论人： 评论日期： 23:19
大唐家装流行色今天的商品房，户型大同小异，不外乎客厅、卧室、厨房以及卫生间，至于面积，超过二百平米的就是大户型了。跟现在相比，唐朝的住宅值得羡慕。唐朝人不住楼，多住四合院，前门厅，后中堂，左右两厢房，中间一小院，无论大小，都算得上独栋别墅。当然，也有穷人住小茅屋的，也有置不起房子赁屋而居的，不过那只占少数，长安城内，一般的家庭都是四合院。最小的四合院，中堂不低于八十平米，厢房各四十平米，加上四十五个平米的小院子，加上附设的马厩和厕所，怎么也得超过三百个平方吧。官 员更牛气，晚唐节度使在京建房，大多占地五亩以上，甚至有占地百亩的，这种大院落，现在全中国也找不出几所来。比完了户型和面积，不妨再比装修。我们现在搞家装，走管道，刷内墙，细木工包门窗，卫生间贴瓷片，上面吊顶，下面铺地板，彩灯一装，OK，程序和内容差不多，差别都体现在豪华程度上。比如说，您出手大方，上水管、下水管不妨全用铜，细木工就用紫檀，灯饰买它八千以上的，马桶上或许镀金；我也装修，只能是PVC 的管子，压缩板的下脚料，五块钱一支的日光灯，以及塑料的马桶。
评论人： 评论日期： 23:19
大唐家装流行色今天的商品房，户型大同小异，不外乎客厅、卧室、厨房以及卫生间，至于面积，超过二百平米的就是大户型了。跟现在相比，唐朝的住宅值得羡慕。唐朝人不住楼，多住四合院，前门厅，后中堂，左右两厢房，中间一小院，无论大小，都算得上独栋别墅。当然，也有穷人住小茅屋的，也有置不起房子赁屋而居的，不过那只占少数，长安城内，一般的家庭都是四合院。最小的四合院，中堂不低于八十平米，厢房各四十平米，加上四十五个平米的小院子，加上附设的马厩和厕所，怎么也得超过三百个平方吧。官 员更牛气，晚唐节度使在京建房，大多占地五亩以上，甚至有占地百亩的，这种大院落，现在全中国也找不出几所来。比完了户型和面积，不妨再比装修。我们现在搞家装，走管道，刷内墙，细木工包门窗，卫生间贴瓷片，上面吊顶，下面铺地板，彩灯一装，OK，程序和内容差不多，差别都体现在豪华程度上。比如说，您出手大方，上水管、下水管不妨全用铜，细木工就用紫檀，灯饰买它八千以上的，马桶上或许镀金；我也装修，只能是PVC 的管子，压缩板的下脚料，五块钱一支的日光灯，以及塑料的马桶。
评论人： 评论日期： 23:20
芥子园装修问题把历代的文人喊齐，问一声谁最懂装修，第一个举手的肯定是李渔――他把芥子园装修得既干净又美观，既美观又有创意，给古往今来的业主们树立了一个家装的样板。那还是三百年前，李渔卖掉杭州的房子，租了条船，带着一家老小四十多口，浩浩荡荡搬家到南京，在南京连买带翻修，整出一片小别墅来。您知道，这片别墅就是芥子园。芥子园建好那天起，李渔就兴高采烈地投身于装修工程之中了。他存款本来不多，杭州的房子也没卖上好价钱，建完芥子园，余钱所剩无几，所以，他在装修的精打细算上开动了脑筋。比如说，他没花钱买墙漆，而是把自己的画糊在了墙上，这样装饰内墙，既省钱又有情调。装修之时，李渔在正房的一侧修了个储藏室，搬家捡出的垃圾、装修留下的余料，都被他随手放进储藏室里，整个装修过程卫生且环保。他还发挥了艺术家的天分，把不同方位的窗户装饰成不同的花式，梅花三弄，花鸟鱼虫，精致得唐诗宋词一样。这些都不算，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他给中堂做的装饰。别家的中堂大多挂一幅画，李渔也挂了，却是活的：画上一棵松树，松树上一只鹦鹉，人不动，画不动，人一动，鹦鹉就叽叽喳喳说起话来――原来他异想天开，在画上挖洞，放进一只活鹦鹉。装修完毕，朋友们来参观，正指指点点呢，画上的鹦鹉扑棱棱飞起来，把大家乐得直蹦，都夸李渔是个天才。李渔也不谦虚，他说，兄弟有两大特长，第一是写剧本，第二嘛，就是搞家庭装修。他这话大家只能同意一半，因为他在书房的墙上打了个洞。家家装修都打洞，这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李渔打的这个洞既不为走热水管，也不为引进宽带，而是小便用的。这个老流氓，在墙洞里插上一节竹管子，每当要小便而懒得去洗手间的时候，都用该竹管解决问题。李渔在今天有很多FANS，他们都认为李渔这么做很有创意，我却觉得该创意需要建立在不影响他人的前提上。在南京芥子园的复原图中，李渔的书房正对着周处台，就这样，他一边舒服地小便一边唱着新剧，黄澄澄的尿液穿墙而出，全溅在公众的风景上。假如当时我正游览周处台，必会怒不可遏地揪出里面撒尿的老小子，揍他个生活不能自理。这一尿，把我对这个清代名导演兼美食家的好感一扫而光。当时应该没人揍他，以致三百年后，丁丁当当的装修声中，总有朋友不客气，为自己小便更舒服这类问题处处打洞。
评论人： 评论日期： 23:20
咱们房东有力量在今天，负责北京治安的是北京市公安局。在明朝，负责北京治安的是五城兵马指挥使司。为了打击和预防各种犯罪，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不安定因素，为了创建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北京市公安局提醒广大房东，要自觉做到“五不租”。哪“五不租”？无合法有效证件的人员不租，从事非法经营活动人员不租，从事非法宗教活动的人员不租，将所租房屋用于非法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等危险违禁物品的人员不租，违背生活作息规律、有利用所租房屋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可疑的人员不租。同样为了打击和预防各种犯罪，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不安定因素，为了创建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五城兵马指挥使司提醒广大房东，要自觉做到“三不租”。哪“三不租”？无引者不租，异言者不租，异服者不租。所谓“引”，就是路引，类似介绍信的玩意儿。《大明律》有规定，无论城乡居民，出远门之前，要到当地衙门开张路引。那时候还不流行身份证和暂住证，路引是出门在外的明朝人唯一合法有效的证件，五城兵马指挥使司让房东先查房客们的路引，没路引就不租给他们房子，貌似跟人民公安想到一块儿了。后两条不大好理解。按我的猜想，异言大概是指说话莫测高深莫名其妙，一般人听不懂；异服大概是指穿衣戴帽比较另类，瞧起来像间谍特务黑帮老大青皮阿飞小玩闹。反正在警察眼里，这种人即便不是坏分子，也很有可能是坏分子，因此会危害到社会治安，因此就不能向他们租房。不仅不能向他们租房，还有义务举报上去，让警察来抓他们。对于这一点，《大明律》没提，但我们能在《皇明世法录》第43 卷读到，原话是这样的：“发现有异言异服者，即自纠发，不告同罪。”也就是说，如果你不举报那些疑似犯罪分子，那么当他们被关起来的时候，也要把你关起来，他们是什么罪名，你也将是什么罪名。今天的北京似乎也要求房东举报，否则一旦房客犯了事，可以对房东处以月租金十倍以下的罚款。跟明朝比起来，我们的政策还不够严厉，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听说从9 月5 号那天起，北京所有区县派出所的社区民警与各类协警力量已经深入辖区，全面调查“五不租”的情况了，这期间有多少房东举报，又有多少犯罪分子落网，我不是北京人，不大清楚。但我知道在明朝成化末年，北京五城兵马指挥使司也进行了一次大排查，这次排查大概有广大房东的密切配合，使得没路引的房客纷纷落网，都被关进兵马司的监房里，以致“一二日间，监房不能容”（陆容《菽园杂记》卷10）。小时候我盼望做一名人民警察，这个愿望是落空了，现在我又想退而求其次，去明朝做一名房东，没事儿就查房客的路引，如果没有，那么好，送他进去，如果他讲外语，打耳钉，那么好，也送他进去。那时我又光荣又威风，因为我不只是房东，还是人民警察的得力助手，我肩上的责任甚至比警察还要大：他们还可以不小心漏掉一个犯罪分子，我则要提高警惕，时刻准备着，举报每一位可能是犯罪分子的房客。建国后有首歌叫《咱们工人有力量》，在明朝想必也有首歌，叫《咱们房东有力量》：嘿！咱们房东有力量！每天每日举报忙，嘿，每天每日举报忙！迎来了无证房客，送去了监牢班房，改造得治安变呀变了样！嘿！
评论人： 评论日期： 23:20
武大郎典房• 《金瓶梅》第一回，武大郎夫妇在清河县紫石街租房居住，安身不牢，商量搬家。潘金莲说，别租房了，典两间吧。武大说咱没钱啊。潘金莲骂道：“呸！浊才料，你是个男子汉，倒摆布不开，常交老娘受气。没有银子，把我的钗梳凑办了去，有何难处！过后有了再治不迟。”于是两口子变卖首饰，凑够银子，在县衙前面典了一幢小楼。想必您已知道，所谓“典房”，就是张三有余房，正等钱用，李四有余钱，正等房住，俩人一商量，张三把房借给李四，李四把钱借给张三，过一段时间，张三手头宽裕了，再把钱还给李四，同时李四也把房还给张三。• 武大就好比那李四，典房给他的那位――我们假设他叫小明――就好比张三。小明会跟武大签一合同，上写典主姓名、钱主姓名、典房几间、典价几何、出典日期和回赎日期。所谓“典主”就是小明，房是他的，所以他叫典主。所谓“钱主”就是武大，钱是他的，所以他叫钱主。这些词儿在今天很新鲜，但过去曾被广泛使用，宋元明清四朝不管哪位说起“典主”、“钱主”来，就像我们说“按揭”、“公摊”一样自然。另外还有回赎日期，这个是必须在合同里写明的。比方说，武大是现在典的房子，回赎日期写的是明年国庆，那么在明年国庆黄金周，小明只要把银子还给武大，武大就得再搬一回家。而如果小明到时候还不了银子，武大就可以继续住。倘若小明一直还不上银子，武大就可以一直住下去，直到有一天小明说，武大哥，我这房也不要了，您添几两银子，这房归您得了。这时交易的性质就变了，典房就成了售房了。这样的事儿在过去还真不少，一般来说，典主总是还不上钱，最后不得不把房子卖给钱主。咱们再假设，武大不是个卖炊饼的小商贩，而是个开钱庄的大老板，他很有钱，家里房也不少，那样的话，小明再想通过典房的途径找他融资可就难了。小明该怎么办呢？古人有一常用的招儿：抵当。具体场景如下：小明揣着一张房契来找武大郎，说武总您受累看看这房契，这是我爸在世时买的县衙前面那幢楼，上面盖着官印，货真价实，您要是觉得还行，这张房契就归您保管了，只求您借我俩钱儿，我们家都瓢底了。于是武大收下房契，拍给小明几张票子。他们不用签合同，哪天小明连本带息还清了钱，武大自会把房契还给他。反过来讲，如果小明一直还不上钱，武大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凭房契卖掉小明家的那幢楼。聪明的朋友已经发现，典房必须转移房子的使用权，而抵当只需要押上房本，并不妨碍业主继续居住。可是业主通过典房融资没有利息，通过抵当融资则要支付很高的利息，从这个角度讲，抵当类似今天的住房抵押贷款。
评论人： 评论日期： 23:21
小产权的盐手头有一张房契，写的是万历十五年（1587）七月，安徽黄山某居民许先生，在当地买到一别墅，该别墅占地5 亩，建有楼房3 间，平房28 间，连房带地，花去纹银106 两。明代一亩约有638 个平方，5 亩就是3190 平方米。每间房子约有15 个平方，3 间楼房加28 间平房，就是465 平方米。像这样一处别墅，放到今天的北京或上海，没千把万大概买不到吧？即便在黄山，售价也得在300 万以上不是？可人家许先生只花了纹银106 两。106 两银子是多少钱呢？还记得万历十五年夏天，安徽米价上涨，每斗卖到纹银2 钱，当时十钱为一两，每斗卖2 钱，说明一两能买5 斗，而明代一斗约有10.7 公升，每公升大米重约1.8 斤，所以每斗大米有20 斤重，按每斤1.6 元的市价，需要花32 元购买，买5斗则需要160 元。综上所述，在万历十五年的黄山，一两银子相当于今天160 元，106 两银子还不到人民币两万元。放在今天，这点钱甭说买别墅，买别墅里一间厕所都不够。我曾经怀疑这位许先生是恶霸地主之流，一贯擅长强买强卖，才能以这么低的价格买到那么大的别墅。后来发现，他也就是一平头百姓，压根儿不具备强买强卖的资格。另外房契上写得明白：“三面议定，时值价银一百陆两整。”说明除了买卖双方，还有中间人帮着估价，而且是按“时值”，也就是市场价格。由此我想得出第一个结论：万历年间的房价很便宜。同样在万历十五年，同样在安徽黄山，人们买一斤盐，却要花3 钱银子，按每钱银子折合人民币16 元计算，当时每斤盐售价是48 元。而今天的加碘食用盐，每斤只卖一块钱。明代的“斤”虽然比今天稍大，但也只有596 克，重量相差无几，价格上却差几十倍，明显有些说不过去。所以有人感慨道：“虽有孝子贤孙，少求薄卤以奉其亲，不能得也。”意思是说穷苦老百姓吃不起盐，有时想给爹娘饭菜里放一点盐调调味，却尽不起这个孝心。由此我要得出第二个结论：万历年间的盐很贵。对于万历年间的房价，我们留待后面再讲，现在不妨探讨一下当时食盐为什么贵的问题。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当时官方向“灶户”（专门负责制盐的农户）收购食盐，每400斤仅支付大米一石。明代一石大米重约190 斤，按每斤1.6 元计算，一石也就是304 元。官方用304 元就能买到400 斤盐，说明“灶户”生产每斤盐的成本决不会超过一块钱。可是市面上的盐价怎就能暴涨到48 元一斤呢？――毛病出在体制上。假设您是万历年间一位老板，想批发些食盐来卖，您必须经过如下程序：第一，买下一批粮食，运到边疆军营，从军官手里拿到证明，再回到产盐区，把证明交给盐运司；第二，盐运司收到的证明足够多时，会向南京户部申请一批空白“盐引”，也就是经销食盐的许可证；第三，盐运司在盐引上填写名字，盖上大印，发到你手里；第四，你拿着盐引去盐场支盐，然后带着盐车去找盐课司接受检查；第五，盐课司检查完毕，告诉你可以在哪个地方销售；第六，你去指定的地点卖盐；第七，卖完了盐，还要把盐引交给当地政府。有必要补充的是，上述程序不但麻烦，而且耗时，不但耗时，而且还要花不少钱。因为明朝公务员待遇奇差，相关部门的福利都不高，就等着从别处捞回报了，你主动送上门去，他们自然要用拖着不办的方式提醒你，直到你主动把白花花的银子送进他们的腰包。据说在万历初年，盐商每进一次货，至少需要两年时间，长的甚至需要五六年。这期间会有多少或明或暗的支出，正史上没有记载，咱们只有展开想象的翅膀。由此可见，食盐的生产成本虽然很低，附加在运输和销售环节的成本却是非常惊人的，那些卖盐的老板们吃了这么大的哑巴亏，岂能不将盐价连翻几十个跟头？有朋友会说，那时候的老百姓也真够笨的，既然盐商把盐价定得很高，干嘛不甩开盐商，直接去找灶户呢？灶户生产食盐一斤一块钱，咱就给两块，这样灶户赚钱了，咱也能吃到便宜盐。这主意不错，可惜不现实，因为明朝实行非常严格的食盐专卖制度，除了持有许可证的盐商，其他人是不能找灶户买盐的，谁敢触犯这一条，轻则充军，重则砍头，不但砍买家的头，还要砍灶户的头。您要问为什么，明朝的官员会解释道：从盐商那儿买的盐叫官盐，从灶户那儿买的盐叫私盐，官盐贵，却合法，私盐便宜，却不合法，我们怎能做不合法的事儿呢？如果你接着问：为啥官盐合法，私盐就不合法？我猜那些领导会赏你两巴掌。其实合法不合法是表面问题，经济利益才是核心所在。在万历后期，明朝国库（这里仅指户部太仓库，不包括工部节慎库、太仆寺常盈库和宫廷收入，更不包括地方各省的财政收入）平均每年进帐209 万两，其中来自食盐专卖的收入就占100 万两以上。换言之，正是因为人们买了合法的盐，才给中央贡献了将近一半的财政收入。所以国家当然要提倡大家买合法的盐，虽然它比较贵；杜绝大家买非法的盐，虽然它比较便宜。不过这种话不宜明讲。适合明讲的是这些话：官盐是受法律保护的，如果吃后出了问题，国家会给你补偿；私盐则不受法律保护，不具备转让、处分和收益的权利，也不能办理过户手续，所以购买风险很大。如果你还左右摇摆，试图冲向盐场去买灶户的便宜盐，那么户部和各地转运使司就会发出通告，将官盐定性为商品盐，将私盐定性为小产权盐，然后警告或者禁止你跟小产权盐打交道，尽管它是那么便宜，而且在质量上和商品盐也没有任何区别。现在可以说说万历年间的房价为什么便宜了。原因很简单：那时候的房子全是小产权，而小产权房总是很便宜，一如小产权盐总是很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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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的房子以及宝玉那双鞋刘姥姥还是值得羡慕的，有生之年，居然能到贾府做客，将奇花瑞草和珍禽异兽看个够，把公子书斋和小姐香闺瞧个饱。当然，不管她怎么瞧怎么看，那奇花瑞草珍禽异兽都不会跑进他们刘家，那公子书斋小姐香闺的产权也不会归在她的名下，但去公府侯门见一见世面，也不算枉活一世（刘姥姥语），这种美好心理，一如我媳妇读《时尚BAZAAR》而不效仿，逛Lanvin 和Versace 而不刷卡，虽不能通过拥有来调节心情，却可以借助欣赏来获得快感。具备这种美好心理的人，只需试穿一下玛丽莲·梦露的衣服，试挎一回格里斯王妃拿过的皮包，就能在意念中变成玛丽莲·梦露或者格里斯王妃。同样的逻辑，当你我在下文一同探讨大观园构造的时候，也能成为那么大一片豪华别墅群的业主。哪怕就一瞬间。且说这大观园，横跨宁、荣二府，临着后街，南北70 丈，东西55 丈，扣除凤姐院子占去的西南一角，还剩3600 个平方丈，整60 亩，近40000 平方米。在这块地皮上，错落有致地安排着怡红院、潇湘馆、秋爽斋、缀锦楼、暖香坞、蘅芜苑、晓翠堂、稻香村、玉皇庙、达摩庵、省亲别墅、凸碧山庄等12 处主要建筑，占地约5000 平米，建筑面积无法测量，但绝对不会超过一万平米，因此土地利用率低于0.2，容积率低于0.3。至于楼间距，最窄也有40 米，而且除了缀锦楼与省亲别墅，别的全是单层，绝对低密度住宅，纯别墅生活，比一向冒充别墅的Town House 概念不知高贵了多少倍。就这么一社区，放到今天的北京或者深圳，拿里面缀锦楼挂牌出售，您猜能卖多少？怎么说也得百把万吧。百把万？您砸一千万出去，能买到李纨那处稻香村就不错了，还得是美金。不过大观园的招牌并不是靠低密度这一时尚元素撑起来的，如您所知，它的设计理念和人文关怀才是内涵所在。譬如黛玉住潇湘馆，潇湘馆就必须粉墙黛瓦前竹后泉，清秀俊雅如黛玉诗词。宝钗住蘅芜苑，蘅芜苑就必须大开间、简装修，豪华打着底子，墙面透着矜持，老成世故如宝钗性格。惜春爱画，她的藕香榭就四面皆窗，随处可以取景。宝玉爱玩，他的怡红院就销金嵌宝，花团锦簇，满墙抠槽子存放五颜六色的家伙。秋爽斋三间屋子不曾隔断，因为其业主探春豪爽干练偏爱阔朗。稻香村黄泥矮墙木篱茅屋，跟它的房东李纨一样清心寡欲，无比郁闷俏寡妇。什么叫个性住宅？这就叫个性住宅。大观园的设计师名叫山子野，此人在《红楼梦》中很不显眼，但如果有机会，我会怀着无比敬仰的心情拜访他，和他探讨一下个性住宅的核心理念。在我看来，个性住宅跟是否水岸别墅无关，跟是否欧陆风情绝缘，跟是否顶级豪宅至尊享受更加的不沾边儿，它只是更为适合居住者的实际需求而已。山子野没有拉出来“个性住宅，时尚主张”的巨幅广告，这就挺好，广告塑造的个性永远是反个性的，因此也是反需求的，每个呈现在户外媒体上的个性住宅，都只能让小白领在精打细算的有限选择中，艰难地维持某种臆想的个性。余生也晚，大观园是见不到的了，倒是见了不少号称“个性”的现代住宅，它们憋着劲儿往个性靠拢，但您瞧得出来，那些个性都是批发来的。我没说开发商太笨，也不认为设计师太蠢，企业家挂出个性的招牌，出售并不个性的产品，正是经济上最聪明的选择。举个例子，探春曾给宝玉做过一双鞋，宝玉喜欢得了不得，假定若干年之后，宝玉还想再要一双那样的鞋，而此时探春已经远嫁东南亚，做了华侨，会手工活儿的姐妹也都上班做了白领，那么宝玉只好拿着旧鞋，找鞋厂照样子加工一双。那厂家会说：不知宝二爷要下多少订单？五万双以下的活儿我们可不接啊……造房子就跟做鞋一样，当手工技艺变成了建筑模数，经验估算统一为造价定额，你想得到严格符合自己需求的住宅，也得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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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时代的廉租房在传说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前，居者有其屋仍然是个难以达成的梦想，为了接近这个梦想，无论香港、新加坡，还是我们中国大陆，在推出其他社会保障措施的同时，都由政府主导，实施了廉租房政策。回到此前的帝制时代，那时候也有廉租房存在，却都是民间性质的。唐宋时期，廉租房主要来源于寺观。寺观的土地是政府划拨的，建房的资金是信民捐献的，历年的房产维护费用可以从香火钱里冲销，宗教场所的主人，也就是僧尼和道士，既没有任何投资，理论上也不以营利为目的，再加上宗教本身普度众生的信仰要求，当然有提供廉租房的义务。唐宪宗元和年间，白居易进京赶考，前后两个月，就一直租居在一个叫华阳观的道观里，因为那里房租便宜。宋朝的辛弃疾，早年赴金国中都燕京应试，为了省钱，住的是现在北京的悯忠寺。看过《西厢记》的朋友还知道，张生和莺莺在山西停留一整月，租住的也是寺观，在那永济县普救寺里，莺莺住西厢，张生住东厢，俩人同租一套公寓，顺便在西厢搞点儿风流韵事出来。明清时期，寺观在居住方面的社会保障功能更加明显。《儒林外史》里，匡超人他们村遭了火灾，一村人没地方住，在新房子建好之前，全靠村南头的和尚庵遮风挡雨。这还是农村的小寺庙，大都市的庙宇常有上千间的客房，供应试的士子、出门的商旅以及遭了天灾的百姓临时租住。除了寺观，明清两代又多了个廉租房的来源，那就是会馆。会馆是异乡人在客地建的聚会场所，凡是像样的会馆，都有戏台、议事厅，以及客房，客房是为旅居在外没有住处的同乡们准备的，租金非常便宜。顺治十八年建于北京的漳州会馆，福建人来租，每月只收租金三文。就在这一年，大清朝开科取士，各地进京应试的太多，致使京城房价暴涨，考场附近的包租公狮子大开口，各家挂出牌来：“状元吉寓，日租千文”，如果不是会馆的廉租房撑着，那年北京城一多半的房客都得露宿街头。这些民营的廉租房有着天然的优势，点对点服务，满足的都是最需要房子的流动群体，无需房客写申请，无需民政局开证明，也无需一层又一层的资格审查。并且，机动性强，好进也好出，不像现在，趁钱的主儿也长占廉租房，您却拿他没办法。问题是，民营廉租房，现在好像行不通，拿到开发权的地产商正嫌暴利不够呢，傻瓜才去民营廉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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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马桶代替厕所关于明朝的房子，文人谢肇J是这么说的：南方无茅屋，北方无溷圊。溷圊就是厕所，北方无溷圊，意思是说北方没厕所。这话听起来吓人，俗话说人有三急，没厕所让人去哪里解决问题嘛！谢肇J的话说得太绝对，不过也接近事实。明朝初期某郡王建房，前厅房五间，后厅房五间，米仓三间，马厩三间，什么都建了，偏偏没建厕所。如果说这位郡王把厕所给忘了，那么弘治年间另一位王公建房，门楼四十六座，墙门七十八处，水井十六眼，厨房近百间，同样没建厕所，不可能俩王爷一对糊涂蛋。除了王公大臣，市民们建房也有把厕所省略掉的，明代小说《禅真后史》描述一市民住宅，“四间侧室，五间彩画高楼，随后腰墙内又是五间大厅，前后各有十余进高堂大厦，屋后有一片大园”，也是万事俱备，只欠厕所。该市民姓党，是个大老板，要说他建不起厕所，自然说不过去。把历史的指针往前拨，宋元时代的许多市民都住小单间，房小屋又窄，只好一家老小用马桶，图个节省建筑面积，而官员和富人家里还是要建厕所的。到明朝却移风易俗，明明有地方建厕所的人家，也跟平头百姓学起来，纷纷抛弃了厕所，而与马桶打成一片，这是个什么道理呢？在农村生活过的朋友都知道，厕所不像抽水马桶那么人性化，每用一段时间你就得淘它，而淘厕所是很不友好的工作，即使让别人去淘，也免不了恶心几天。古代的马桶虽然没有抽水功能，却能随时倒掉，既省了淘厕，又不用闻异味。于是聪明的明朝人就不建厕所，即使有厕所也要用马桶。比如说，明朝那位有名的清官海瑞，他去南方当县令时，专门带去一个马桶，县衙里有厕所，但那是给皂隶这些下等人用的，海瑞才不跟厕所打交道。清朝也保持了这个良好传统，这个传统使得明清两代爱好清洁的人士终于拥有了清洁。然而如前所述，古代的马桶没有抽水功能，积存的内容仍然需要清理。皇宫里的马桶可以让太监们一直运到皇庄附近的化粪池，在那里变成肥料；市民家的马桶谁来清理呢？一般来说，有从城郊来的收粪工，收粪工赶着骡车，骡车上架着粪桶，每天一趟，把各家各户马桶里的东西运走。怕的就是哪天收粪工感冒了没来上班，就有那爱省事的市民，早起推开窗户，很麻利地一倒。您能想象得到，明清两代的晨练者应该都是打着伞跑步的，这样可以避免撞彩。您还能想象得到，不幸撞了彩的朋友要冲上来理论理论，这也没办法，古往今来，谁没往楼下倒过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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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羡房东不羡仙要论哪个房东最牛，还数五代末年郑建中先生。郑先生，大富翁，仅在湖北安陆一县，就有房产几千处，县城数万居民，大半是他的房客。每逢月底，郑府门前人头攒动，都是来交房租的；而郑府之外街巷一空，因为人们都到郑府交房租去了。那场面，哗啦啦铁钱乱响，乱哄哄人声鼎沸，宛如七村八店的乡亲们都来赶大集。等大门洞开，郑先生缓步而出，黑压压的人群立即蜂拥过去，仿佛这里在搞明星发布会，无数歌迷追要签名似的，只不过他们手里挥舞的不是签名本，而是一串串铁钱。此时安陆县城三分之二的警力都得抽调过来，在这儿维持秩序，以免房客们故意找茬，和郑先生打起来。如前所述，房客实在太多，这帮爷要是急了，也不用动手，每人吐口唾沫，郑先生就得变成落汤鸡；一人撒一泡尿，郑府就得考虑抗洪的事。所以郑先生也不敢把房租定得太高，往往是别处都涨了，他这里房钱依然不动，要是碰上天灾人祸，个别房客揭不开锅了，他还会发发慈悲，给对方减免一部分租金。所以郑家房子虽多，收上来的房租却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惊人，据《十国春秋》说，每年“赀镪巨万”而已。当时币制混乱，铁钱交易常论堆论垛，“赀镪巨万”的实际价值未必可观。不过作为房东，名下拥有那么多房产，即便进帐不多，也必细水长流，旱涝保收，不愁日常开销的了。况且那时候当房东，都是坐等租客上门，无需四处广告，平日里巡察几回，月底收收帐，既清闲又没风险。只要政策不变，不搞等贵贱、均贫富的大革命，这种逍遥自在的小日子就能一直持续下去。我查郑氏家谱，发现在郑建中之后，其儿子郑纾、孙子郑毅夫都是国家干部，在官场都如鱼得水，但房东的身份都没丢，不仅继续在湖北安陆买房取租，还在河南开封建起了公寓，出租给远来赶考的士子。当然，这已是北宋初年的事了。比起五代十国，北宋确实安定多了，商品经济也发达多了，政府实行相对开明的经济政策，商人、工匠和部分农民纷纷进城，房东的日子更加滋润。且说宋仁宗皇佑元年，南京（今河南商丘）就有一位房东，姓李，行二，名字失考，姑且叫他李小二。李小二仅有两处房子，一处自住，一处出租，但当时房价飙升，房租水涨船高，虽然只出租一套房子，每月的租金也够维持温饱了，所以李小二挺满足。忽一日，有位异人来到李家，自称吕洞宾转世，来到凡间度人成仙，只因小二骨格清奇，所以特地来度他。小二不信，该异人立马表演了一套点石成金之术，然后说，只要小二愿意，就先传他这门功夫，以后不用上班，逍遥自在，别提多爽了。小二仍然不学。异人很奇怪，问他为啥这样固执。小二甜蜜地说：您瞧我现在还不够爽吗？两宋民居，门柱多刻楹联，相信李家楹联是这么刻的：多收月租少收税，宁羡房东不羡仙。横批：四季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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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买房记朋友送我一套《栾城后集》，说是苏辙写的，笔下老到得很，简直赶超他哥苏东坡。我翻了翻，还没瞧出来苏家哥俩哪个水平更高，倒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苏辙这人跟房子打了大半生饥荒。中国人的老规矩，父在子不立，意思是说，只要当爹的还在，儿子不管长到多大，都不必自立门户；而父亲过世前，也有义务给儿子留些家产。用这个规矩去衡量苏辙他们家，您会发现，苏辙的爸爸苏洵就没尽到义务。苏辙是宋仁宗宝元二年出生的，从这年起，到嘉佑元年进京，苏辙在眉山老家旧宅里住了18 年。等到他和苏轼考中进士，爸爸苏洵也做了十来年的官，在京城却没能置上房子，任由兄弟俩借住公署。后来苏辙、苏轼的爱人和孩子也来到京城，加上丫环保姆，一家老小几十口，公署里住不下了，苏洵才去赁了一处宅院，几十口挤在一起。嘉佑五年，苏洵带苏辙移居河南杞县，是租的房子；嘉佑六年，苏洵带苏辙回京闲居，还是租的房子；直到治平三年苏洵病故，除了眉山老宅，没有给儿孙留下一处房产、一块土地。苏洵遗言中没提房子的事，我猜他内心应该是有些愧疚和遗憾的。父亲过世后，苏辙守孝3 年，再来京城做官，已经31 岁，该自立门户了。然而苏辙的运气似乎不大好，熙宁元年单位分房，他在家守孝，没赶上；熙宁三年皇帝赐宅，他去了河南淮阳抓教育，还是没赶上。眼瞅着朋友李遵度在洛阳买地建别墅，眼瞅着朋友王巩在扬州扩建住宅，苏辙心里难过，他在给朋友的诗中感慨道：“恨无二顷田，伴公老蓬莱。”二顷田就是200 亩地。熙宁十年，苏辙去山东徐州，租住逍遥堂；元丰三年，苏辙去江西高安，借住部使府；元丰八年，去安徽绩溪当县长，住的是县衙；元佑四年，去浙江杭州当市长，住的是府衙；绍圣元年下放河南汝州，在许昌租了一处民宅；同年七月下放江苏南京，还是租的房子。苏辙下放南京时，王安石也在南京，人家早已置地买房，“以为终老之计”，苏辙见了，免不了再次感慨一番――此时苏辙已经56 岁，有道是人生七十古来稀，离入土不远了，即使不为自己考虑，也该给儿孙们置业吧。所以在元符三年，苏辙回河南许昌定居后，赶忙拿出攒了大半生的工资，卖掉一批藏书，花了几年时间，陆续买下“卞氏宅”、“东邻园”、“南园竹”，又改建、扩建，治成一处百余间的大院落，安顿下全家老小。回到许昌时，苏辙年近七十，儿子们都已成年，大儿子也做了官，都该自立门户了。但是只要苏辙还在，就有义务给他们买房；只要苏辙没给他们买房，他们就有理由抗议。在《栾城后集》中，苏辙有诗道：“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这个“以为言”，恐怕不只是提建议，还有喋喋不休的抱怨吧。作者自注：1.北宋官吏工资不低，苏辙为官多年，却一直租房居住，或许不是因为钱不够，而是工作调动太频繁的缘故。如元符元年，苏辙来到广东龙川，“买曾氏宅以居”，刚住下没一年多，就被调到永州，只得再把房子卖掉；2.元符三年,苏辙在许昌买下“卞氏宅”，此后不断购并邻居宅院，扩建至上百间。购并邻居宅院时，东邻柴氏出售三间正厅，索价几百万钱，可见当时房价是很高的；3.除了先后在龙川、许昌买过房，苏辙还置过田产，如元佑四年，女儿苏宛娘出嫁山东，苏辙曾想“鬻济南之田以遗之”，说明他在济南是有田的。《栾城后集》中还屡次出现“浚都别业”，可能是指苏辙在河南浚县购置的田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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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岛燕子坞江湖群侠，有不少还是建筑师，譬如说，陆乘风在太湖建造了归云庄，钟万仇在澜沧江开发了万劫谷，一灯大师隐居桃源，还把栖身的小庙装修一新，天山童姥称雄西域，名下那座灵鹫宫也是盖得气派非凡。让我颁奖的话，鲁班奖会给天山童姥，装饰奖会给一灯大师，金钥匙奖会给陆乘风，绿色建筑创新奖会给钟万仇。如果评最佳人居奖，则非黄药师的桃花岛莫属。想那桃花岛，碧海金沙，绿树红花，自然生态完好，规划设计也是一流，桃花影落飞神剑，碧海潮生按玉箫，既幽静，又雅致，极爽。不过，那里交通似乎不大便利，茫茫大海一孤岛，不通班车。更要命的，岛上连一商场都没有――对广大女性业主来讲，这个问题绝对是致命的，当年小黄蓉离岛出走，固然因为她本人是个问题少女，大概也有憋不住购物冲动的缘故吧。有没有既风景优美、又交通便捷的小区呢？窃以为，燕子坞可以算一个。北乔峰，南慕容，燕子坞是慕容复的产业，杂花生树，鸟鸣水幽，论景观不次于桃花岛，而且在姑苏城郊，离CBD 即使不近，也不会太远，闹中取静，居住消费两相宜。所以，我又想把那个最佳人居奖要回来，改发给燕子坞。黄药师提意见了：我桃花岛按九宫八卦精心布置，有名的易守难攻，连西毒、北丐那样的猛人都进不来，进来了也出不去，安全系数百分百；燕子坞能做到吗？――别忙，咱们也看看燕子坞的优势。古往今来，“坞”有两种意思，一是指四面高、中间低的小盆地，像杭州梅家坞、苏州桃花坞，都是；一是指围高墙、挖深沟、聚族而居的防御型社区，燕子坞大概属于这种类型。燕子坞以前，同类社区比比皆是。东汉末年，马援为了防御羌人，在陇西建有睦坞；三国时期，孙权为了防御曹操，在江南建有濡须坞；明代后期，李自成抢掠河南，河南到处是坞，张献忠作乱四川，四川也到处是坞。包括慕容复的祖上，前燕皇帝慕容ビ肴轿壕稣接诤颖保河北就刮起建坞之风；后燕皇帝慕容宝与北魏决战于山西，山西也刮起建坞之风。这些坞无一例外都是深宅大院，外边围墙极厚，墙外壕沟极宽，围墙的四角再建四座塔楼，堆着箭垛，透着射口，必要时，万箭齐发。围墙之内，才是祠堂、住宅、谷仓、厕所、马厩、磨坊、兵器库，供上百乃至上万的人居住。燕子坞未必也有围墙、壕沟和塔楼，但它曲水连环，暗布机关，一样起到了防御作用，谈笑间，也能让吐蕃高手鸠摩智变成落水狗。说到这儿，我发现在安全方面，燕子坞跟桃花岛半斤八两，要么高墙，要么机关，业主们自力更生，都把安全工作强调起来了。这当然是好事儿，但也说明公共机构的工作没做好。就像那个众所周知的道理：防盗门最热销的小区，其物业肯定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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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念中完成开发一千多年前，南京城还是一片乱摊子，城区很小，人很稀，房价很便宜。城中有位杨先生，总想找个能赚大钱的项目。杨先生又有个朋友，姓钱，人称钱处士，钱处士建议去炒房地产。杨先生说：“别开玩笑了，就咱这破地方，搞房地产也没人买呀。”钱处士说：“你只管去西郊圈地，包你稳赚，赚了分我一半，赔了算我的。”彼时是大唐末年，军阀割据，群雄并起，小政权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江苏境内，杨行密建立了吴国，定都在扬州。钱处士的分析是，扬州没有战略优势，而南京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杨行密要想发展，一定会迁都到南京来，到时候大批移民也会随之而来，而南京只有西郊有大片荒地，所以移民们很可能被安置在西郊，西郊也就繁华起来了，繁华之后，地价飞涨，杨先生就赚了。在我们看来，这个分析头头是道，很有战略眼光。其实不然，杨先生一眼就瞧出了漏洞所在：第一，吴国力量不大，指不定哪天就要被人灭掉，都灭掉了还迁什么都？第二，即使没被灭掉，迁都也是个大工程，可能要花三年五年，也可能会是十年八年，如果一直没迁成，咱的钱岂不是一直被套牢？第三，即使很快迁都了，也跟来了大批移民，也不敢断定西郊就是移民安置区，领导瞎指挥的多了，假如杨行密一拍脑袋，偏在东郊安置移民，西郊还是繁华不起来。然而钱处士神秘的说：“风险总是有的，但是哥们儿，咱是投资方，有规避风险的绝招啊。”杨先生心有灵犀，于是圈地，于是七通一平，于是建了商铺和住宅。没出四年，那里的地价果然飞涨起来，杨先生狂赚了一笔。这时是大唐天佑二年，杨行密并没迁都，南京西郊并没出现大批移民，大概钱处士使出了规避风险的绝招，让大伙都看涨了。至于用什么绝招，比如说，传播一条即将迁都的消息，找一帮专家论证房价的升值空间，通过什么协会发布房价一路上扬的统计数据，或者先低价开盘再猛地调高让你看到果然升值很快……等等等等。事实上，只要看涨的人超过三分之一，其他不看涨的也会跟着买进（他们固然看跌，却要赚看涨者的钱），然后本来微涨的地皮，便随着人们的意念狂涨起来。据说玄门内功练到极处，只要集中精力一想，就能把油灯噗地弄灭，把玻璃啪地打碎，就能千里之外取人首级，这些都是念力的作用。千年前跟在投资方屁股后面看涨的南京人就有这种念力，他们看涨，房价、地价果真就涨；反过来说，如果大家都看跌，那么房价、地价果真就跌。想到自己有如此强大的念力，您可能会骄傲起来。然而必须明白，这念力的一头操纵在别人手中，你自己其实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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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东的小竹筒崇祯年间，上海有个朱员外，外有良田千顷，内有广厦万间，兼做地主与房东，进帐颇多；嘉兴有个常道人，下无寸土耕种，上无片瓦栖身，惟练就一身五雷法和茅山术，给人驱妖捉鬼，也挣了一些余财。且说有一天，常道人来到上海，特地去拜访朱员外。寒暄之后常道人说：要论房子数量，贵府在上海数一数二，每年的租金也很可观，但是恕贫道多嘴，您这样零租可不如批租。朱员外问：什么叫零租？什么叫批租？常道人说：零租就像您这样，有多少房子租给多少人，谁来租房都得接待，月底收房租也是挨家挨户，加上退房投诉租金调整装修纠纷等等杂事，都要一件件去处理。若依贫道建议，不如改成批租，所有房子租给一人，那样您就省心多了，而且进帐不会减少，零租的时候收多少钱，批租的时候还能收多少钱，从此摆脱烦恼，一身轻松，有充裕的时间，度度假旅旅游，多有生活品位啊！朱员外听了怦然心动，想想又迟疑道：可是我那么多房子，谁会全部租下来呢？常道人随即摸出几锭银子，排在朱员外面前说：您如果愿意，现在咱就可以签合同，定金我都准备好了。于是双方谈了价格，签了合同，把原来房客统统赶跑，三百余间空房全部租给了常道人。房子到手，常道人锁了大门，打开行李箱，取出三只小竹筒。那小竹筒，翠绿可爱，光可照人，两头都用细布塞着。道人拿过来第一只竹筒，扯去布头，往外一倒，哗哗地流了一地豆子，那豆子见光即长，长成无数石膏板，吹一口气，满院乱飞，落下来刚好把三百间大房子隔成三千间小房子。又拿出第二只小竹筒，同样倒一地豆子，这回没变石膏板，变出来桌椅床柜，吹一口气，也是满院乱飞，飞进三千个小隔间，每间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床柜沙发样样齐备。最后取出第三只小竹筒，也真叫神，一颗豆子变一个房客，而且有男有女，仿佛豆子也分公母似的。道人再吹口气，豆子房客纷纷掏钱，向他交了第一个月房租，各自搬进小隔间住去了。不用说，豆子房客交给他的钱，肯定比他交给朱员外的多，用今天的话说，这常道人就是二房东，先批发后零售，赚的就是这个差价。常道人搞这么大动静，朱员外不可能没反应，可是等他过来瞧时，房子已被改得面目全非了，此时回过意来，心疼得不行，要道人恢复原样，赶紧走人。常道人笑眯眯地说：您总得等合同到期不是？等合同到期，我保证拆掉这些小隔间，原来什么模样还您什么模样。朱员外虽然半信半疑，但有合同在，也只能让道人继续租着。据前人记载，合同到期后，道人结清了房款，“尽以人众器具纳之筒内，飘然长往，不知所终”，倒也没有食言。也得说朱员外运气好，倘若碰上另一类二房东，大概会在合同到期之前，带着房客们预交的房租扬长而去，而这边朱员外只能想法赶那些房客离开，反正不让他们做冤大头，自己就得做冤大头。他不可能找二房东算账，人家早就飘然长往、不知所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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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仍然是李开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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