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主：刘濞父子“嫌疑”最大？
　　刘濞最早在扬州发展盐业生产，“大王庙”供奉着他
　　本报昨报道了南京博物院再次向媒体公开发布盱眙东阳汉墓考古发掘的最新发现，在惊叹出土的2000多年前的玉器、金银器、兵器等珍贵文物工艺精湛的同时，读者更想知道的是神秘墓主人到底是谁？而目前只有刘贾“淘汰出局”，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许多专家看好刘濞父子。
　　目前确定
　　是诸侯王，刘贾被“淘汰”
　　半个月前，从当时的考古发掘资料分析，专家结合东阳古城遗址的历史沿革，大云山汉墓主人的身份存在5种可能：荆王刘贾、郃阳侯刘仲、吴王刘濞、堂邑侯陈婴家族以及江都王刘非、刘建。
　　大云山考古专家组组长、江苏省著名考古专家邹厚本认为，经过近10个月的考古发掘，到目前为止，才完成考古工作的40%-50%。邹厚本说，从一号墓、二号墓出土的玉棺和玉衣片来看，一号墓的墓主身份可以确定——诸侯王，但到底是哪一位诸侯王，目前还不能断定。
　　盱眙大云山西汉大墓考古发掘领队李则斌也表示，要断定墓主人，不仅要有同时代的文物，还需要有铭文加以佐证，可目前考古发掘还没有全部结束，还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证明墓主人身份。
　　而根据最新考古发现，特别是出土的陶器器型，发现墓葬的年代
　　应该晚于刘贾生活的时代，此外，墓中发现了汉文帝乾元五年（前175年）始铸的四铢半两钱，而没有发现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始铸的五铢钱，为断代提供了重要参考，因此推测墓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175年—公元前118年之间，而刘贾是在汉高祖11年（公元前196年）被英布大军所杀。因此，考古专家现在已经排除了墓主人是荆王刘贾的可能性。
　　墓主猜测
　　刘氏皇族PK汉室姻亲
　　除了考古人员明确排除的刘贾，也有一些专家认为江都王刘非、刘建的可能性很小。此外，坊间也一直盛传仪征庙山汉墓就是刘非的安息之地，但是，庙山汉墓至今并没有考古发掘继而考证墓主人是否确定为刘非。扬州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束家平也表示，目前并不能排除盱眙东阳汉墓神秘墓主人是江都王刘非、刘建的可能性。
　　剩下的大云山汉墓主人“可疑者”，每个人的身份都很特殊，一个是刘邦的二哥刘仲，一个是“七王之乱”的造反头目刘濞，还有一个是馆陶公主的老公、汉武帝的岳父陈午。而查阅那段历史后，因为刘仲与刘濞是父子，记者发现，这个墓主身份俨然成了刘氏皇族与汉室姻亲之间的一场PK。
　　在堂邑侯陈婴家族中，与这个墓葬时期相吻合的，就是陈婴的孙子陈午了。据悉，陈午在文帝三年（前177年）嗣袭堂邑侯，而且娶了馆陶公主（即孝文窦皇后所生长公主刘嫖，汉景帝的姐姐）。不仅做了驸马，后来，陈午的女儿陈阿娇，还与汉武帝上演了“金屋藏娇”的故事，陈午也就成了汉武帝的老丈人。对此，有人不禁提出疑问，尽管这些头衔很风光，可一个侯的身份怎么够得上这样规格的墓呢？但是也有专家认为，在西汉时，等级制度还是相对严格的，在已经发掘的一些汉代侯一级的墓葬中，也有许多物品、形制与其身份不相符的情况。因此，也就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了。
　　刘濞父子可能性更大
　　那么，现在看来，郃阳侯刘仲、吴王刘濞的可能性似乎就更大了。
　　先说说郃阳侯刘仲，西汉初泗水沛（今属江苏）人，汉高祖刘邦兄。公元前200年，刘邦下诏将刘仲和其长子刘肥一同封为王。刘仲被封为代王，统辖今河北、山西一带。代国为北方边境重地，当匈奴于公元前199年入侵代国的时候，身为代王却毫无军事才能的刘仲根本无力坚守边疆，只好弃国独自逃回洛阳。刘邦对此大为恼怒，于公元前199年10月下诏革去刘仲的王位，贬为郃阳侯。刘仲共做了6年郃阳侯，于公元前193年抑郁而终。后因儿子刘濞封王，被追谥为代顷王。
　　而说到吴王刘濞，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几乎都知道这一名人，刘濞，沛县（今江苏省沛县）人，汉高祖刘邦的侄子，刘仲的长子。汉高帝十一年乙巳（前196年）年满二十岁的刘濞受封为沛侯，英布反时，刘濞以骑将随从刘邦破英布军。刘濞从军有功，汉高祖又顾及吴郡接壤东越等国，乃需选壮王镇之，故而封刘濞为吴王，都于沛（江苏沛县），改当年刘贾所封的荆国为吴国，统辖东南三郡五十三城。刘濞以诛晁错为名，联合楚赵等国叛乱，在景帝前元三年丁亥（前154年），带领楚、赵等七国公开叛乱，史称“七国之乱”，后被汉军主将周亚夫击败，刘濞兵败被杀，封国被中央废除。
　　可是，“七国之乱”的造反头目刘濞是因为叛乱而被杀的，按照常理看来，这种谋权篡位的举措肯定是不
　　得善终的。而史料记载中也提到，刘濞被诛杀后，被割下首级送到了朝廷，似乎与这样隆重的葬礼无缘。他死后怎么可能的享受诸侯王待遇的厚葬呢？
　　对于这样疑问，有专家表示，西汉时确实有一些诸侯王在叛乱被平息后，仍然享受诸侯王的葬制，因为当时的王侯都是刘氏的宗亲，在对待他们的时候，有时还是有所保留的。而且这些王侯从即位开始就修建陵墓，虽然犯了错，但还是有可能让其享受生前待遇的，而且之前考古发掘也有先例。
　　据悉，在大云山汉墓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曾发现有“东阳”字样的瓦片，大云山汉墓主人会不会与东阳有某种联系？因此，现在刘濞父子还是被许多专家看好的，刘濞当时的封地就在东阳一带，而且多年来，刘濞在长洲泽储财贮粮；在铜山开山铸钱；又用海水煮盐，逐渐积累起雄厚的财富，这使他有财力为父亲、为自己修建奢华的大墓。
　　当然，神秘墓主人到底是谁，我们也拭目以待，本报将继续关注最新进展。
　　领队揭秘
　　吴王刘濞将都城移居广陵
　　自从考古发掘以来，考古界就非常慎重。之前，本报记者电话采访盱眙大云山西汉大墓考古发掘领队李则斌时，他只说该墓葬应该和扬州有点关系，而此次在现场采访时，他格外“关照”老乡，告诉记者，扬州这些年来先后出土了很多汉墓，为研究汉代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特别是丧葬制度提供了充实而珍贵的实物资料，而盱眙大云山西汉大墓也与扬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至于坊间有传言，称此次考古发掘的盱眙大云山曾经是扬州宝应县的“地盘”，据说，宝应历史上曾有两座山，其中一座就是大云山。对此，李则斌表示，没听说也没考证过这段历史。
　　而在谈及盱眙大云山西汉大墓与扬州的关系时，李则斌特别强调，吴王刘濞将都城移居广陵，即今天的扬州，至此，广陵也成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吴王刘濞是汉高祖刘邦二哥刘仲之子，因为平定英布有功，被封为吴王。改当年刘贾所封的荆国为吴国，统辖东南三郡五十三城，以广陵（即扬州）为都。刘濞不仅骁勇善战，而且极富经济头脑。当年的吴地，虽然萧瑟蛮荒，但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据《史记》中记载，“煎矿得钱，煮水得盐”。刘濞正是就地取材，开矿铸钱，煮海水为盐，使吴地富裕起来。
　　因此，有人这样评价：最早在扬州发展盐业生产的是汉代的吴王刘濞，而载来这座富庶的盐城的，是吴王刘濞开凿的上官运盐河，这是一条以扬州为中心向江淮东部沿海地区开凿的人工运河。因为当时盐场分散在江淮东部沿海地区，要把东部沿海的各盐场的盐运到扬州，再转售全国各地，迫切需要开辟水上通道。于是刘濞借鉴夫差的做法，于公元前195年发起开凿上官运盐河，即自扬州茱萸湾到海陵仓、再到海安如皋的运盐河。历史上两淮盐场所产的盐，均经此河运往扬州府，于是扬州商贾云集，备受渔盐之利，非常兴盛。两淮盐场，也成为两千多年来海内产量最丰富的盐场。
　　扬州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束家平也表示，扬州在汉代的繁盛，吴王刘濞功不可没。因此，扬州的“大王庙”，供奉的两位吴王，一位是吴王夫差，另一位则是吴王刘濞。夫差与刘濞对古代扬州交通的发达与经济的繁荣做出了如此巨大的历史性功绩，也被历史所铭记，至今仍被人们所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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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All Rights Reserved万万没想到，曾经的扬州竟是今天的北上广！
王镇，1943年4月生，江苏扬州人
淮扬美食理论专家，教授，扬州烹饪教育的垦荒者，
担任《中国淮扬菜》文字总纂
参与《满汉全席》《红楼宴》《盐商宴》、淮扬名称等标准制定与文化发掘。
关于扬州，我们之前讲了很多，但这集大师说，就让我们跟随王镇大师的视野，从扬州的三个历史朝代来看扬州的变迁与积淀...
扬州在历史上有24个名字。最早叫邗，到唐代时叫广陵，隋代叫江都，宋代就已改称为扬州了。明清以来，扬州这个名字一直用到现在。历史上还有两个代称，唐代诗人笔下称为维扬，宋以来文人笔下则称为淮扬。八大菜系中只有淮扬菜是以地方来命名的。
扬州的历史地位非常重要。从隋代开凿大运河以来，大运河沟通了五大水系，分别是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将五大水系联系在一起，成为了中国重要的经济命脉。所以扬州是因河而兴；所有的战略物资都是从扬州向北运出，包括丝、绸、茶、盐、粮，还有很多重要的战略物资。尤其是盐，以扬州作为官阙，源源不断的提供给北方丰富的物资，所以扬州是因盐而富。
扬州在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朝代都非常发达。
第一个是汉代。文景之治时扬州就是整个东南重要的城市，还是诸侯王吴国的首都。扬州曾历经数度兴衰，毋庸置疑，汉代是扬州鼎盛期的开篇。政治上，诸王侯与中央政权的明争暗斗使汉代广陵城（今扬州）成为郡县制与分封制搏斗的中心；经济上，吴王刘濞“开山冶铜，煮海为盐”，大大推动了扬州经济迅猛发展，百姓生活富足，国力昌盛；
对外交流上还有个有趣的插曲，那就是扬州的江都公主，江都公主刘细君远嫁西域，促进了汉王朝与乌孙国的友好关系。刘细君的曾祖父是汉景帝刘启，父亲是江都王刘建，史称其为“江都公主”。刘建是个荒淫无道的诸侯王，企图谋反未成后自杀，刘细君的母亲们都被弃市。当时，刘细君因年幼而幸免于难，成为罪臣之女。后来随张謇之行嫁到西域，细君知识渊博，多才多艺，其不卑不亢的性格赢得乌孙国上下的敬重。刘细君作为和亲公主嫁到乌孙国，她的付出换来汉朝边疆数十年的稳定和安宁，同时也给当地的游牧民族带来先进的中原文化。
汉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兴盛期，也是扬州的第一个兴盛期，政治、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了高峰。
第二个是隋唐。司马光在他的《资治通鉴》里提到，唐代扬州是除了京师以外的第一大城市，一直持续到康乾盛世；它是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连接点，与中外的文化交流，包括与日本、南亚的交流都非常的紧密。并且因为中国自古多为大运河接连城市，重要战略物资是通过运河上运至京师，而扬州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关卡。
第三个是在清代。康熙乾隆南巡，扬州极为富庶，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经济地位。《两淮盐法志》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扬州经济地位, “盐苛，居天下赋税之本。淮苛，居盐苛之本。” 所谓“苛”就是税收。中央集团中，内务府掌握的银两大概为每年八千万两，其中四千万为盐税贡献，而当时全国有十大盐场，最重要的盐场就是淮扬盐场，总部就在扬州。说到淮苛，因其产量比较大，因此苛税比较重，所以“盐苛，居天下赋税之本；淮苛，居盐苛之本。” 换算下来，当时盐商在市场交流时，最多掌握的银两至少为两亿两白银以上，极为富庶。加上丝、绸、茶、漕运，还有一些战略物资，扬州基本所占经济比重是整个中国的三分之一以上，因此康熙和乾隆都很重视扬州。所以三个历史时期，扬州在中国历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包括扬州的吃，也是被盐商培养起来的。昔日的扬州生活豪华，富有的盐商没有政治地位，就在花园与家厨的手艺上下功夫，一较高下。每家的厨子都有各自的绝活，请客还有到各家借厨师一说，于是便慢慢形成了一种文化......关于扬州的宴会与吃，继续关注下一期《大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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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沦陷，扬州又遭沦陷。扬州已经不知道沦陷多少回了！
对于一位历经两千多年沧桑、而今患有严重“阿尔茨海默症”的垂垂老人来说，这已经不再重要。她只依稀记得昔日的风花月雪、莺歌燕舞和纸醉金迷，而对近代和时隔不久的遭际却印象全无，记忆丧失。如今，她任人打扮，头裹汉朝的彩绘巾，身穿盛唐的仕女裙，脚踩清代的花盆鞋，鼻架炫目的蛤蟆镜，手持精致的“司的克”，俨然一付集古今之大成的古怪滑稽老妇。
从她呱呱坠地，度过清冷寂寞的少年，骄纵风流的青年、丰腴富足的中年、回光返照的晚年，其间主要经历过三次大起大落，荣衰更迭，甚至腥风血雨、城毁人亡。
自春秋时代，吴国在长江北岸挖邗沟，筑邗城，从此扬州开始了她生命的旅程。到楚国扩江淮，设广陵，她的童年似乎并无特别之处。直至汉高祖刘邦封其年仅20岁的侄子刘濞为吴王，坐镇吴国，依靠优越的地理位置、丰饶的自然资源，扬州开始了一段豪情满怀、意气风发的青春年华。刘濞开铜山铸币、煮海水为盐，经过42年的苦心经营，使吴国成为西汉前期最强盛的诸侯国，国都广陵也迎来她经济文化的第一个高峰，并由此奠定了数百年的经济基础，并影响了未来的千年发展，它终于成长为一个朝气蓬勃的健壮青年，在她的身上似乎充满了颠覆不破的无限的生命张力。从后人的描述中依稀还能见到她昔日的辉煌：奇伟壮观的城池、固若金汤的城阙、人烟稠密的街道、歌吹沸天的楼台。然而，刘濞年轻气盛，为抗拒汉皇室的削弱诸侯政策，带头发动“吴楚七国之乱”，以失败而告终，从而国废人亡。到东汉时已降为广陵郡，所幸经济上的元气尚未损伤，其后广陵城便一步步衰败。
宋文帝元嘉年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举戈南侵，广陵被焚。宋孝武帝大明三年竟陵王刘诞据广陵叛变，孝武帝派兵讨平，并下令屠杀城中全部男丁，仅留五尺以下小童。十年之间，广陵两遭兵祸，繁华闹市变成一座荒城。大明三、四年间，文学家、诗人鲍照来到广陵，创痕犹新，血迹尚在，他登广陵城楼，目睹眼前景象，俯仰苍茫，感慨万千，写下了《芜城赋》，那是一幅怎样破败不堪、荒凉凄惨的图画，至今读来，仍令人毛骨悚然：毒蛇盘踞、鼯鼠横行、狐獐乱窜、鹰鹞盘旋、虎狼埋伏；经年累积的榛子壳堵塞道路，颓毁坍塌的城墙上的小草过早枯萎，深邃莫测的古道阴森可怖。鲍照感叹世事难料，看城池修筑得如此牢固，总以为会万年而永属一姓，仅仅“出入三代，五百余载”，竟然就如瓜剖豆分般地彻底崩裂毁坏了！
公元604年，上台伊始的隋炀帝诏令民众开掘运河，修筑御道，其后他三幸江都，沿途广建行宫，耗资靡费。他好大喜功，骄奢淫逸，穷兵黩武，滥用民力，最终暴死扬州。到了唐朝，扬州迎来了她第二次辉煌，登上了生命的顶峰。其时的扬州，如同一个端庄、丰腴、成熟的仕女，雍容华贵、风流蕴籍、仪态万方。优越的地理、交通条件和发达的农业和商品经济，使她成为一座仅次于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的繁华都会、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甚至吸引远道而来的大食、波斯等地商人和游客。元老重臣来此任职，中外商贾来此贸易，文人墨客来此游赏，给扬州留下了数不清的诗词歌赋。
随着“安史之乱”的发生和唐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唐帝国终告灭亡，扬州的“十里长街”和“二分明月”也如烟云一般飘逝了。然而，更为致命的打击和摧残是南宋时金兵二度占领扬州，使扬州遭受惨不忍睹的洗劫。公元1176年冬，南宋著名词人姜夔路过扬州，面对昔日“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而今“废池乔木，犹厌言兵”，写下了著名的词《扬州慢》。
令姜夔没有想到的是：两百年后，以两淮制置使衔、两度主政扬州的李庭芝和副将姜才等率领领扬城军民，在长达一年半的扬州保卫战中奋力抗击元军。其间，元军先后五次遣使对李庭芝招降，均遭拒绝。最终，因城中粮尽，寡不敌众、降将出卖，李庭芝和姜才等在茱萸湾壮烈殉国，扬州彻底沦陷。
四百年后，扬州还没有从旧伤新创中恢复过来，再次雪上加霜，遭遇城毁人亡。当南明小朝廷的“蛤蟆天子”朱由崧偏安享乐,不问国政,放纵奸佞,奴役百姓之时,清军继续大举进犯,渡过淮河,到达扬州城下。正在江北督师的史可法率军民独守孤城，清军首领多铎多次写信劝降，被严词拒绝，率领军民抗战七昼夜，后壮烈就义。清军入城烧杀抢掠，屠杀百姓数十万人,城内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史称“扬州十日”。至今，人们读史可法的《复多尔衮书》和他的数封家书，以及全祖望的《梅花岭记》，仍可感觉到当时扬州的无奈、悲壮和惨烈。
当中国带着满脸的沧桑和满身的伤痛走进清朝，迎来了“康乾盛世”，曾惨遭屠城的扬州竟也如枯木逢春，奇迹般生还过来。在以盐业为中心的商业、经济得到迅速而畸形发展的同时，又一次带动了文化艺术的繁荣，从大江南北赶来的骚人墨客又一次汇聚扬州。而当年六次南巡江南并驻跸扬州的乾隆皇帝，挥金如土，花天酒地，使百姓苦不堪言。更有甚者，其所到之处无不催涨各地尤其扬州的浮夸、虚假、铺张和奢华。就在这昙花一现的落日余晖中，一场大火已经提前敲响了大清帝国的丧钟。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乙卯，扬州的门户仪征江边大火，烧毁盐船130艘，烧死和溺亡1400多人，扬州当时的名士汪中曾据此写下一篇著名的《哀盐船文》，庞贝古城的末日也指日可待了。咸丰年间，太平军乱，在长达十年的拉锯战中，扬州再次家道中落，遭受一次次的蹂躏，满目疮痍，生灵涂炭，多少亭台楼阁、殿宇寺庙，街市祠堂毁于战火，只剩一片荒凉，数株衰杨。清史中为掩盖无能，后来者为证明合法，不是以“兵燹”就是以“起义”蔽之。从前依靠运河沟通南北的扬州，随着交通格局的变化，以及盐业和农业的破产，就此一蹶不振，迅速走向衰败。
曾经富贵典雅的绝代佳人，如今老态龙钟、面容枯槁、衣不蔽体，到了清末却要靠“三把刀（切菜刀、理发刀和修脚刀）”的简单技艺来养活自己。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更如同经常在繁华街口和郊外景点的游人必经之地靠吟诵古诗乞讨度日的乞丐。即便如此，依然生存艰难，五亭桥年久失修, 桥上巍巍的五亭陆续坍塌, 长久没能修复，地方官吏连些许修理费都舍不得花费,致使时人戏称其为“无亭桥”。
“屋漏偏逢连夜雨”，1937年的“丁亥之变”，扬州再度沦陷，成为日寇在江北的大本营和汪伪政权的苏北重地，学校、宅第、祠堂、花园等沦为马厩、军营，连学生的课桌凳椅和梅花岭上的梅树都遭砍伐，烧火取暖，曾有胆大好心的市民在民族英雄史可法墓旁的小树上贴了纸条，上写“仅留残梅一株，岂堪再折？”街市的萧条、人心的恐慌，可想而知。此后，残留的古迹遗址、清代庭院和民国宅第或毁弃荒芜，或认为破坏，逐年消失。五十年前的一场更大浩劫，使古城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古籍经书付之一炬，历史遗存捣毁废弃，当年隋炀帝曾建迷楼于此的观音寺变成“五七干校”；乾隆皇帝驻跸扬州的高旻寺成为缫丝厂；始建于明代的扬州府学“文昌阁”改称为“造反楼”，满面天花般大大小小、红红绿绿的标语；当年为保卫扬州、抵抗清军而英勇就义的史可法衣冠冢在梅花岭下平静地度过三百多年后，竟然被掘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瘦西湖、平山堂、天宁寺、重宁寺、个园、何园等等，一片荒芜，满地遗矢……。至此，汉唐遗址早已荡然无存，即便明清建筑也几乎毁灭殆尽，所剩无几。风烛残年的老妇已经彻底“失忆”，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婆子”。
“疯婆子”任人宰割，受人欺凌，不知疼痛，不知羞耻。连原位于扬州东圈门街东首、纪念南宋李庭芝和姜才抗元名将的“双忠祠”及双忠祠巷被彻底拆除，建商业大厦，原址对面街旁树立的“双忠祠大照壁”早已成了张贴牛皮癣的广告牌；东圈门惨遭肢解，大批清代民国建筑被拆毁，仅余半条街，她都浑然不知，全无感觉。
“疯婆子”涂脂抹粉，花枝招展，但光鲜整洁的通衢大道的背后，穷巷僻街残破依然，杂乱如昨；她风光亮丽，招摇过市，却将秽物抛向左邻右舍，任凭别人家浊气污水；她长发盘结，长袖善舞，竟不惜化身为明代话本小说中怒沉百宝箱的京城名妓，站立在南大门瓜州的杜十娘广场上卖笑迎客。
“疯婆子”时常吟诵历代关于她的诗词歌赋，“烟花三月下扬州”，她却忘却了“烟花”不是白赏的，“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如果杜牧当年是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他能“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吗？诗人的话是当不得真的，唐张祜《纵游淮南》诗说“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仿佛只要能葬在扬州，什么国破家亡、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但张祜后来确确离开了扬州，归隐并终老在一江之隔的丹阳。
“疯婆子”不知：诗人的话虽不足信，但诗人感觉敏锐，有时却一针见血。晚年寄籍于扬州的诗人、画家郑板桥，靠作画卖画，养家糊口。他肚子黯然、笔下伤感，并不像后人想象的风流，且看他笔下描绘的《扬州》：
画舫乘春破晓烟，满城丝弦拂榆钱。
千家有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
雨过隋堤原不湿，风吹红袖欲登仙。
词人久已伤白头，酒暖香温倍悄然。
皇亲国戚往来于此，达官贵人常驻于此。既有了有势和有产阶级，自然少不得奴隶和贫民阶级。画舫游船，清晨拉客；靡靡之音，满城回响；歌女卖艺，农民种花；游人如织，熙熙攘攘，却如盛夏的急雨，淋过街市，地面都没有湿；风吹红衫，少女如仙，依旧期待着阔绰的嫖客。
“千家有女先教曲”，并非只指女儿。后来曾有善吹拉弹唱者登上大舞台，名扬全世界，有人据此以为扬州人多才多艺，岂不知这正是扬州的传统：家有儿女，从小教学吹拉弹唱、背诵诗文，长大后穷则卖艺谋生，通则附庸风雅。据说：乾隆南巡时觉得瘦西湖少了座白塔，于是盐商用盐包在一夜之间堆出一座白塔，因害怕欺君之罪，后来又在假白塔原址兴建了一座真白塔。不管传说是正是假，数百年后，扬州官府依样画葫芦，数年间专门改建了一条街，一溜边青砖黛瓦，黑门石鼓，龙颜大悦，多次临幸。这也正是扬州的另一传统，至今还被发扬光大。
“疯婆子”不知：曾被称为“一代文宗”的清代著名诗人，文学家，古赋“七大家”之一的陈沆，嘉靖年间登临扬州城堡，也吟下一首《扬州城楼》：
涛声寒泊一城孤，万瓦霜中听雁呼。
曾是绿杨千树好，只今明月一分无。
穷商日夜荒歌舞，乐岁东南困转输。
道谊既轻功利重，临风还忆董江都。
已经逐渐失去交通优势和经济支柱的扬州，如同一个正在衰败的破落户，依旧大摆排场，风俗奢靡，使诗人满怀一腔忧虑之情。当年被汉武帝授以江都相、在扬州辅佐武帝之兄的董仲舒，以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奠定了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思想路线基础，他身体力行，实践他的《对贤良策》：“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而今，旧巷仍在，古井依旧，道谊全无，即便董老先生再世，又怎能力挽狂澜？
扬州沦陷，扬州又遭沦陷。但这次它并没有受到屠城之厄、兵燹之祸，它是在灯红酒绿、金迷纸醉、阿谀奉迎、好大喜功中丧失自我的。如今的这座山寨版的古城，却如人工搭建的摄影棚、争权斗富的名利场。大凡到扬州的游客都要去品尝“富春茶社”的包子，扬州的包子，皮还是那个皮，虽显得更白更煊，但又有多少历史和文化的精致馅心呢？有人说过：扬州再次腾飞之日，当是梦醒之时。
杨柳依依，涛声阵阵，絮絮叨叨、疯疯癫癫的垂垂老妇，凭这一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昔日的客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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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该文的人也喜欢刘濞(前215-前154)西汉。(今属)人。侄。封吴王。他在封国内大量铸钱、煮盐，减轻赋役，以招纳其他郡国亡人和“任侠奸人”，扩张势力。后来景帝采御史大夫建议，削夺王国封地，刘濞以诛为名，联合楚赵等国叛乱便在景帝前元三年丁亥（前154年）带领楚、赵等七国公开叛乱，史称，后被汉军主将击败，刘濞兵败被杀，封国被中央废除，吴国至此灭亡。
个人概述/刘濞
刘濞(bi四声)(前215年-前154年)，沛县人，汉高祖刘邦的侄子，刘仲的长子，刘邦封为吴王。
刘濞为人极为剽悍勇猛而有野心，他的与父亲相反，却与刘邦相似。汉高帝十一年乙巳(前196年)年满二十岁的刘濞受封为沛侯，反时，刘濞以骑将，随从刘邦破英布军。刘濞从军有功，汉高祖又顾及吴郡接壤东越等国，乃需选壮，汉高帝十二年丙午(前195年)，刘邦惧怕江东人士不服他的皇权，故而封刘濞为吴王，都于沛(江苏沛县)，改当年所封的荆国为吴国，统辖东南三郡五十三城，定国都于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刘濞惧怕江南，故而不敢以荆国旧都——吴县(今苏州)为其国都。
时，刘濞的儿子吴国太子在京城与文帝皇太子下棋时出现争执，后吴太子无礼，被皇太子所杀，后来刘濞痛失爱子。刘濞在封国内大量铸钱、煮盐，并招纳工商和任侠奸人，以扩张割据势力，图谋篡夺帝位。汉景帝采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夺王国封地，他谋划了清君侧的策略，以诛晁错为名，联合楚赵等国叛乱，便在景帝前元三年丁亥(前154年)，带领楚、赵等七国公开叛乱，史称七国之乱，后被汉军主将周亚夫击败，刘濞兵败被杀。
身世经历/刘濞
西汉初年诸侯王反叛者甚多，史论总是强调割据者危害统一，属于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一方，其实，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即朝廷掌权者继承了刘邦狡诈专横的传统，在政策方面有诸多失误。异性王方面明显的例子是处置，同姓王方面便是激起七王之乱。史云韩信之死，源于组织家臣与囚徒奴隶袭击皇宫阴谋败露，这事可信吗?可信的倒是韩信所说的“狡免死，走狗烹”之叹，否则，像这样的人，为什么“愿弃人间世”，委婉避祸呢?皇家治史是有倾向的，史实的叙述倘缺少佐证，读书的人头脑就要复杂一点。
刘濞被封为吴王，时在高祖末年。是年刘邦还乡，唱，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之叹。事实上，不是缺少猛士，而是缺少值得刘邦信赖的猛士。长江下游即吴，或称东楚，为“四方”之一，原来的荆王刘贾被杀，派谁人继守，颇费踌躇。天下，但异姓猛士不可信，可信的是皇子，但诸皇子年幼，“上患吴，会稽”，顾虑那里的地方势力不好对付，亲生的儿子不可涉险，于是便选中了“年二十，有气力”的侄儿刘濞。“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乃用人之道，问题是刘邦无奈任用刘濞，却又怀疑刘濞。说他“有反相”，又当面关照“慎毋反”。这样露骨的怀疑与猜忌能让年轻的刘濞心悦诚服吗?刘邦自以为是打了一剂预防针，其实是埋下了封国与不和的第一粒种子。
刘濞治吴40余年，应当说，他是日后日益走向繁荣的奠基者之一。吴国的疆域是“王三郡五十三城”，三郡，即指汉初的东阳郡、吴郡与鄣郡。所列75郡无此三郡名称，出现会稽郡、豫章郡、丹阳郡，系因西汉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行政区域的缘故。西汉时代广陵城处于三郡中心地带，被定为吴国之都，王府所在。刘濞治吴的功绩一方面是为朝廷守边，安定地方，相安无事，另一方面则是发展经济。《前汉书·地理志》云：“夫吴自阖庐、、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刘濞等人使当日地广人稀的长江三角洲逐渐人烟稠密；说当日的吴国“国用富饶”，即财源充沛；“能使其众”，即获得百姓爱戴。刘濞之功，史有共识。至于广陵，逐渐形成为繁荣富庶的大城，与江淮地带继续开凿运河，便利交通，吸引四方商贾云集有关，也应归功于刘濞。这些都说明刘濞是治理地方、改善民生之能手。但是，文帝时代埋下了朝廷与吴国不和的第二粒种子，即太子刘启在博戏中杀死了刘濞的王子。王子至高，实质上属于人质，无罪被杀，朝廷应妥为善后，安抚人心。只是朝廷的举措仅仅是“遣其丧归葬”。刘濞的“愠”是自然的，只是他在行动方面有所克制，只是将遗体送回长安安葬，且长期称病不朝。“解铃还须系铃人”，矛盾源于朝廷，但朝廷系铃者始终未去解铃。
刘濞与朝廷矛盾的激化在景帝时代，第三粒矛盾的种子终于开花结果。景帝，即早年击杀吴王子的即位太子。刘启的宠臣认为吴王诈病不朝“于古法当诛”，又说吴王“谋作乱”，建议削藩，理由是“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扩大矛盾，并取极端措施。因往日有隙，景帝对于这样的进言是很欣赏的。客观地说，巩固皇权，体制是应当改革的，但应疏通思想、说清道理、体恤具体困难，妥为安置，然后再继以诏命为宜。但是，景帝君臣基于“削之反，不削之亦反”的估计，取断然措施，以致激起七国之乱。七国之乱应当说双方都有责任，朝廷方面处置失当的缘由不可低估。刘濞其人，并不如刘邦所说“有反相”，治吴40多年，纵然有错，也不至于“于古法当诛”。闻太子杀子之事，多年来他还是注意克制的。在刘启继皇帝位的第三年，他知道朝廷有诛杀之心时，旧恨新仇涌上心头，毅然反汉，自称东帝，也实在是无路可走。起兵以后，景帝杀错，以求息事宁人，意外的是，暮年的刘濞宁折不弯，义无反顾，以至兵败被杀。他所以一条路走到黑，败亡在所不惜，与其说是野心家的狂妄，不如说是绝望者的疯狂。在汉刘家族中，他已被逼上了悬崖。我敢断言，即便他死后重生，他也不会向刘启顶礼膜拜的。当年刘濞与朝廷的矛盾，是刘氏天下嫡系与其他支脉的矛盾，乃是非恩仇之争，不必以日后地方与中央关系类比。当日事变错在双方，而朝廷尤甚。皇权总是无错，总是不可冒犯的，七国之乱的平息，也许获得了又一次证明。但从长远看，这是漫长的缺失公平正义致使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关键所在。历史总是具体的，具体问题宜作具体分析。
一代枭雄/刘濞
刘濞的起家是在高祖刘邦的时候，那时候年轻气盛，20岁以骑兵大破季布，成就一世英名。可到了吴国以后，那个时候毕竟是，吴楚一带民风彪悍，又素骄，所以养个儿子也没有教好，被当时还是太子的景帝用计给杀了。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让人家没后总归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虽然后来刘濞又生了几个，刘濞从此以后怀恨在心，便不再上朝，而且花言巧语骗过了文帝。然后开始靠山吃山，一方面发掘，自己铸造（那个时候主要还是以铜为主，反而不是主要的硬通货），另一方面煮海水变盐，又出口到中原，日渐殷实，这种经济才华是绝无仅有的，比起农耕来说钱是来的快多了。同时开始招募天下亡命之徒为他卖命。
在完成上的积累以后，便开始拉拢那些陆续开始被晁错削藩的藩王们，勾结匈奴，结成同盟，定下誓约，一同发兵。当时以吴楚八十万之力，确实可以横扫中原，可怜的景帝吓得把晁错给杀了。没想到这下刘濞称帝的野心就是八匹马也拉不回来了，大军直逼睢阳，威胁，没想到被梁王拼命死挡住了，在久攻不下得情况下，有一位恒将军提出移师洛阳，攻下天下粮仓的机谋，跋扈的刘濞没有采纳，后来周亚夫断了他的粮草以后才醒悟过来，这个时候本来的联盟就很松散纷纷作鸟兽散，无奈之下退守吴地，结果被一群蛮夷献了。留下一个“毋亲夷狄，以疏其属，盖谓吴邪？”的感叹。
应该说刘濞一开始定下的政治和军事策略是对的，“诛晁错，清君侧”以及进军路线都是对的，但是后续策略却一直被皇帝给牵着，就是不懂得变通，一个“拖”字就拖死了自己。后方都没有搞定就贸然出兵，以为有几个钱就可以夺取天下，没想到被吴国人自己出卖了。想当年反清，有点同样的道理，战争最怕持久战，打到中间就是人心向背的问题。不过尽管如此，吴王刘濞也算是一代枭雄，被司马迁写入列传中，其他六王就没有这个福分了。
治国方略/刘濞
刘濞是刘邦二哥的儿子，也就是刘邦的亲侄。刘濞这个人长得鹰鼻鼠眼，估计是个不太英俊的人。按刘邦的话来说，刘濞这个人长得就是一幅反贼模样。但是当时由于荆王刘贾被英布杀了后，荆王没有留下后代，而刘邦的儿子们年龄又比较小，再加上吴郡、会计郡这些地方的人比较轻俘强悍，而异姓王又是那么的不可靠，所以刘邦就让刘濞当了吴王，管辖三君五十三城。刘濞管得这些地方可是无价之宝地，那儿不仅有丰富的铜矿，而有还产盐。所以刘濞就显得财大气粗。他就经常招收一些天下的亡命之徒来到吴国开矿，晒盐。犯了罪的人只要到了吴国，就会受到吴国的避护，如果有其他诸候国的人来抓，这是不允许的。按现在的国际法来说，吴国的的意味还是很浓厚的，当然，不管吴王刘濞是出于什么目的。很多遇到困难和犯了罪的人就跑到吴国来，这样。吴王身边各种各样具有特点的人就越积越多。
由于有钱，所以刘濞对待自己国家的老百姓还是很不错的，老百姓不但不用交税，而且遇到中央要求服役的活国家也拿钱给抵了，这样老百姓也不用出门服劳役。过年过节的时候，为了显示对于知识分子的尊重，吴王也经常派一些高级官员去看望有知识有名望的知识分子;而对于普通的老百姓，国家则会发些“过节费”。在我看来，当时的吴国，应当是共产主义了。诸位看官知道，共产主义好啊，共产主义是吃饭看病住房都不要钱的。我们国家毕生追求的目标在几千年以前的吴国就大体上实现了。而我们今天则还在为了看病住房而努力，这不得不说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到了的时候，刘濞的儿子在首都陪下棋，由于在下棋的过程中两人产生了争执，皇太子一怒之下拿起棋盘把刘濞的儿子硬是给砸死了。按理说，作为文帝，处于此事时应当慎重一些的。毕竟砸死的可不是一般的人啊，也是诸候王的儿子啊，怎么着也得厚礼安葬才是啊。可是不知当时文帝哪根筋给搭错了，竟然要求把刘濞的儿子送到吴国去安葬。当遗体给到吴国的时候，刘濞气就不打一处来。刘濞心想，你儿子打死我儿子，连个道歉的话都没有，还这样对待我，你儿子是儿子，我儿子就不是儿子了吗?一气之下，刘濞又把其子的弄到长安去了，要求就在那安葬。之后，吴王刘濞生气就称病不再去长安拜见皇帝了。当然，此种事情发展下去势必就会导致刘濞与中央产生一些隔阂。
中央对于刘濞不去朝政的做法当然非常生气。就派人问责刘濞，你到底想怎么样啊?你这个诸候王还想当不当了?我估计派来的使者给刘濞的谈话也就是这个内容。但是中央又从侧面了解到吴王刘濞的经济势力与治国方略，不愿意逼刘濞走了反叛的道路，所以当时的皇帝就这样给刘濞下了一条赦免令，即刘濞可以不去朝政，并且还赐给他一个像征王权的手杖。皇帝以为刘濞这下应该不再怨恨中央了吧?虽然你儿子被我儿子打死了，但是我现在对待你也不薄啊!文帝也以为和吴王的恩怨算是了结了。文帝的时候，有一个叫晁错的大臣希望中央能削减诸候国的势力范围。屡次上书，但是文帝一直都没有行动。到了景帝的时候，晁错被任命为御史大夫，晁错就又上书给景帝阐述他的削蕃的政策。景帝一听，这个主意好啊。地方诸候国的势力小了，中央就不用再天天担心这些诸候国反叛了。所以说，景帝就开始找一些理由开始削减诸候王国地封地。先是把楚国的给削了，然后又找借口把赵国的给划走了，而胶西王也被削减了六个县去。这种做法一时弄得各路诸候人心愰愰。当然，吴王刘濞更是担心自己的封地被中央夺走。本来刘濞就与中央有隔阂，发生削蕃这种情况，刘濞担心朝廷有朝一日会对自己下毒手。所以吴王刘濞就来了个先下手为强，起兵反叛。
刘濞治理国家的方略确实有一套，可以说当时的吴国是国富民安。但是说到搞政治这一方面，未必就是他的强项。但是即使再弱智的人也不自己单干，所以刘濞定会联系一些人和其一起反叛的。因为他知道，当今皇上的政策让很多诸候国担心和厌恶了。于是他派他的得力谋士应高去找也被削蕃的胶西王谈判。说，胶西王，您看现在这种局势，当今皇帝削蕃目的看来不纯哪，现在是削蕃，以后皇帝就要削人了啊，我劝您还是早谋大计吧。现在皇帝身边那个大夫晁错妖言皇帝，而皇帝本身也迷迷糊糊，神智不清，这样下去，别说我们的封地了，就是连我们自己的小命也难保啊。胶西王考虑后，就答应和刘濞一起反叛。然后刘濞又找了其他的一些诸候国即楚、赵、胶东、菑川、济南五国联合起来进行反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了。回顾吴王刘濞的一生，从二十岁随刘邦打仗打败英布到由于机遇被立为吴王，从勤恳治国到吴国百姓拥护爱戴，从儿子被杀到对朝廷产生怨恨，从起兵反叛到最后被朝廷杀害，他的人生曲线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英明的君主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反叛的深渊的。尽管刘濞最终的下场是以反叛失败而告终，但是他的治国方略与对待老百姓的态度则值得人们称颂载道。特别是他在位时期，吴国的那种的生活方式更是让今天的人们充满了神往，尽管不能把这种生活方式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
七国之乱/刘濞
刘濞在历史上最有名的事件就是发动了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是以刘邦之侄吴王刘濞为首发动的一次同姓王联合大叛乱，刘濞蓄谋叛乱，为时已久。导火线是当时景帝和晁错认为吴王刘濞有罪，欲削他的会稽和豫章两郡。刘濞就乘机串通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六国的诸侯王，发动了联合叛乱。刘濞发兵二十万，号称五十万，为主力。又派人与、、贵族勾结，用“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名义，举兵西向。叛军顺利地打到河南东部。景帝因很惶恐，就听信了谗言，捕杀了晁错，乞求刘濞退兵。刘濞不仅不退兵，还公开声言要夺皇位。叛军至梁国(治今河南商丘)，为景帝之弟梁王武所阻。至此时，景帝才决心以武力进行镇压。他命周亚夫与大将军率三十六将军，以奇兵断绝了叛军的粮道，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大破叛军。刘濞逃到东越，为东越人所杀。其余六王皆自杀，七国都被废除。
七国之乱的平定和诸侯王权力的削弱，沉重地打击了分裂割据势力，在制度上，基本解决了刘邦实行诸侯王制度时所产生的弊病，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发生在汉景帝三年(前154年)的一次诸侯王国的叛乱。参与叛乱的七国的国王是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西王印、胶东王雄渠。吴王濞为这次叛乱的主谋。七王的血统关系如下：七国之乱的根源，是强大的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诸吕当权以及汉文帝继统等政治事件，加剧了这一矛盾。七国之乱的，则是刘启采纳晁错的《削藩策》，削夺王国土地。文帝时一再发生王国叛乱。原来，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虽有反吕之功，但他们曾有拥戴齐王将闾为帝的打算，所以文帝对他们没有以大国作为封赏，只是让他们各自分割齐国一郡，受封为城阳工和济北王。城阳王章不久死去。济北王兴居于文帝三年(前177年)乘文帝亲自击匈奴的机会，发兵叛乱，欲袭荥阳，事败自杀，济北国除。文帝六年淮南王长谋反，被废徒蜀，死于道中。这些事件预示着王国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正在加深，是更大的叛乱的先兆。所以贾谊在上汉文帝的《治安策》中慨叹说：“今或亲弟谋为东帝(按指淮南王长谋反)，亲兄之子西乡(向)而击(按指济北王兴居拟袭荥阳)，今吴又见告矣。”
景帝即位后，中央专制皇权和地方王国势力的日益激化，景帝接受晁错所上，下诏削赵王遂常山郡，胶西王昂六县，楚王戊东海郡；景帝三年，又削吴王濞会稽等郡。削藩之举激起了诸王的强烈反对。吴王濞首先与齐王肥诸子中最强大的胶西王昂联络，约定反汉事成，吴与胶西分天下而治之。胶西王昂又与他的兄弟、齐国旧地其他诸王相约反汉。吴王濞还与楚、赵、淮南诸国通谋。削藩诏传到吴国，吴王濞立即谋杀吴国境内汉所置二千石以下官吏，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等分别起兵。原来参与策划的诸王中，齐王将闾临时背约城守，济北王志和淮南王安都为国内亲汉势力所阻，未得起兵。吴王濞年六十二，是宗室，也是晁错所议削藩的主要对象。他致书诸侯王，声称起兵目的是诛晁错，恢复王国故地，安刘氏社稷。在他的影响和策划下爆发的这次叛乱，遍及整个关东地区，形成东方诸王“”攻汉的形势，震动很大。
吴国始受封于高帝十二年(前195年)，那时在江淮之间叛乱的淮南王英布败走吴越，高祖认为东南之地与汉廷悬隔，非壮王无以镇之，而高祖亲子均年少，乃封兄子刘濞为吴王。吴国是五十余城的大国。吴国的彰郡(辖今苏西南、皖南、浙北之地)产铜，滨海地区产盐，吴王濞招致天下各地的逃亡者铸钱、煮盐，所铸钱流通于整个西汉境内。吴国以船运载，一船相当于北方数十辆车，有较高的运输能力。吴国由于经济富足，境内不征赋钱，卒践更者一律给予，因而得到人民的支持。文帝时，吴太子入朝长安，由于博弈争执，被汉太子刘启(即以后的景帝)以博局击杀，引起了汉吴双方的猜疑，吴王濞自此二十多年托病不朝。文帝为了笼络吴王濞，赐以几杖，允许不朝。吴王濞骄横不法，以珠玉贿赂诸侯王和宗室、大臣，企图在政治上取得他们的助力。景帝三年(前154年)，吴王濞起兵广陵(今江苏扬州)，有众二十余万，还兼领楚国兵。他置粮仓于淮南的东阳，并派遣间谍和游军深入肴渑地区活动。吴楚军渡过淮水，向西进攻，是叛乱的主力。胶西等国叛军共攻齐王将闾据守的临淄，赵国则约匈奴联兵犯汉。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派郦寄击赵，栾布击齐地诸叛国，并以大将军窦婴驻屯荥阳，监齐、赵兵。曾经做过吴国丞相的爰盎，建议景帝杀晁错，恢复王国故土，以换取七国罢兵。景帝在变起仓猝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建议，处死晁错。暂时居于优势的吴王濞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东帝”的地位，拒不受诏，战事继续进行。
在吴楚军西向攻取的道路中，景帝弟的封国梁国横亘其间。吴楚军破梁军于梁国南面的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当时周亚夫率汉军屯于梁国以北的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他不救梁国之急，而以轻兵南下，夺取入淮之口(在今江苏洪泽境)，截断吴楚军的粮道，使其陷入困境。吴军多是步兵，利于险阻；汉军多是车骑，利于平地。战事在淮北平地进行，吴军居于不利地位。梁国又坚守睢阳(今河南南)，吴军无法越过。吴军北至下邑(今安徽砀山境)周亚夫军营求战。结果吴军一败涂地，士卒多饥死。周亚夫派精兵追击，吴王濞率败卒数千遁走，退保长江以南的丹徒(今江苏镇江)。汉遣人策动吴军中的东越人反吴。东越人杀吴王濞。楚王戊也军败自杀。吴楚叛乱起于正月，三月即告结束。
在齐地，胶西等王国兵围临淄，三月不下。汉将率军进逼，胶西、胶东、淄川、济南诸王或自杀，或伏诛。齐王将闾为汉城守有功，但是他曾拟夺取帝位，后来还参预过七国之乱的策划，特别是在被围困时又与胶西王等通谋，因此不能见容于汉，被迫自杀。在赵地，赵王遂撤兵坚守邯郸，攻之不下。匈奴人知道吴楚兵败，也不肯入汉边助赵。栾布平定齐地诸国后，还军与郦寄共同引水灌邯郸城，邯郸城破，赵王遂自杀。吴楚七国之乱在三个月内全部平息，统姓诸侯王的势力受到致命打击。景帝趁势收夺各诸侯国的支郡，边郡归朝廷所有，同时取消了王国自行任命官吏和征收赋税的特权，削减了王国的属官，王国的改称为相，国相还负有王的使命，规定诸侯王不得治理民政，只能“衣食租税”，即按朝廷规定的数额收取该国的租税作为俸禄，王国的地位已与汉郡无异。七国之乱的平定，巩固了削藩政策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汉高祖分封子弟为大国所引起的矛盾，并为汉武帝以“”(见推恩令)进一步解决王国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史记记载/刘濞
&& & 刘濞(Pì)：前215—前154，西汉诸侯王。沛县（今属江苏）人。刘邦侄。封吴王。他在封国内大量铸钱、煮盐，减轻赋役，以招纳其他郡国亡人和“任侠奸人”，扩张势力。后景帝采御史大(dà)夫(fū)晁(Cháo)错建议，削(xuē)夺王国封地，他以诛晁(Cháo)错为名，联合楚、赵等国叛乱，不久失败，逃东越，为东越人所杀。参见“吴楚七国之乱”。——《辞海》。&　　《史记.吴王濞(Pì)列传》：“吴王濞(Pì)者，高帝兄刘仲（名喜）之子也。”唐.司马贞索隐：“案：澎(pēng)濞(pì)字也，音披位反。”&　　《汉书.高帝纪下》：“长沙王臣等言：‘沛侯濞(Pì)重厚，请立为吴王。’”颜师古注：“服虔曰：‘濞(Pì)音(pì)。’音普懿反。”&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魏其武安侯列传》注音刘濞(bì)，似与古人注音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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