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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波大庆油田发现史纷争波澜
邓小平批示与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
来源：炎黄春秋（12）：34-40，2013；作者：何季民
已故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在1977年、1978年上书中央领导，提出大庆油田的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无关等等，最后邓小平做出批示：“总之，要搞百家争鸣”，但是当时黄汲清只听到传达小平精神而未见到小平批示原件。直到2004年，笔者意外地从北京的一家废品站发现了小平批示的原件及所附的黄汲清上书等资料，才逐渐了解了其中隐藏着当代中国科学界的一个公案：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
一、大庆油田发现权的悄然变化
若评价新中国前30年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与经济成就，大庆油田的发现与开发无疑是其中之一。1982
年，国家科委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科学成果进行表彰，“第一次科学大会”授予“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与“两弹上天”同为一等奖，为最高科技成果奖。
石油，曾是“工业的血液”，现在是“社会的命脉”。可是在上世纪，虽然已有少数中国地质学家展望中国有油，但是广泛宣传的都是“旧中国戴着‘贫油’的帽子”。于是，当1959
年9 月25、26 日在松辽盆地先后打出了“扶27 号”和“松基3
号”发现井后，《人民日报》首次报道了发现大庆油田的消息；1963年12 月3
日，在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骄傲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
大庆油田是如何发现的？1964 年12 月21
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学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那么，这个“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是什么呢？
地质科学，是中国近代最早成熟的自然科学，在1949
年前就产生了几个学派。大庆油田是依靠哪家学说发现的呢？后来的答案中国人都知道，当年把它归功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
李四光地质力学的奠基之作，是1939
年在英国出版的《中国地质学》一书，1978
年被“国家地质总局调查报告”认定其中有“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找油”的观点；另外李四光1954
年的《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也被“当时的记录”认定有类似的说法……1974 年与1977
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都发表文章说：李四光根据自己独创的地质力学，经过多年调查研究，全面系统地论证我国寻找天然石油的广阔远景，特别是东部新华夏沉降带有良好的生油、储油条件，提出在松辽平原和华北平原开展石油普查的意见，从而发现了松辽、华北等油田。再加上1977
年著名作家徐迟的长篇报告文学《地质之光》等等，不但把根据地质力学发现了大庆油田的说法传遍了千家万户，而且把它捧到了独一无二的至尊地位。1982
年，当“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获得重大科学成果一等奖的时候，公布的获奖者23
人中，李四光名列第一，而黄汲清名列第二，另一位地质学家谢家荣则名列第三。
但是，对于大庆油田发现权的评价在不引人注意地悄然发生变化：1993
年，黄汲清获得了陈嘉庚地球科学奖、1994
年获得了第一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成就奖一百万元奖金，基金委员会指出：“根据他的陆相生油和多期多层生储油理论，中国实现了找油的重大突破，相继发现了大庆等高产油气田。”2002
日，江泽民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总结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重大成果还提到：“陆相生油理论为我国石油工业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近年来又出现了新的观点，不但认为大庆油田的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无关，也认为与黄汲清的“陆相生油”理论无关，而理论贡献最大者是被“埋没”的谢家荣。
二、黄汲清的上书掀起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
大庆油田的发现，从归功于地质力学转向归功于“陆相生油”，起因是黄汲清对把大庆油田的发现完全归功于地质力学提出了异议。
黄汲清（），1937
年任民国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1948 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
年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解放后，担任过燃料工业部石油总局顾问、石油工业部顾问、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常委、地质部石油地质局总工程师，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名誉院长。
1977 年和1978
年，黄汲清两次上书中央，强烈批评“用李四光同志的地质力学理论找到大庆等油田的不符事实的说法之外，又进一步制造了‘李四光同志亲自指导这项工作’的谎言”，指出：“我国大庆等东部油田的普查和发展与地质力学的理论无关，这是事实……”
1977 年6 月14 日，黄汲清第一次写信给邓小平。2004 年4
月，笔者与黄汲清女儿黄洁生和儿子黄渝生夫人詹某某会面时，听詹讲：黄给邓的第一封信是她通过邓楠的关系交给邓的。小平最先没有直接作出批示，而是先要地质总局拿出个“说法”—于是就有了地质总局的《关于黄汲清同志的情况》。
1977 年7 月下旬邓小平正式复出，8 月4 日至8
日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会议期间的5
日在地质总局的那份“情况说明”上批示了“总之，要搞百家争鸣。邓八.五”。显然，小平对“情况说明”并不满意，批示为黄汲清扫除了障碍。地质总局，可能是不愿让这样的“邓批”与黄汲清见面。所以黄汲清只能听到批示的传达，也因此许多人见不到原件只记得大意。
到1978 年1 月11
日，黄汲清写出了第二封信，又得到了邓小平第二次批示：“……如有可能，最好把问题了解和澄清一下”。
邓小平对国家地质总局《关于黄汲清同志的情况》的批示
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
黄汲清的上书最后获得邓小平批示，虽然只听说而没有见到，但勇气倍增，接着1978 年11 月14
日在全国科协第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强烈批评了长期存在的地质力学的一花独放，对大庆油田的发现归功于地质力学进行了公开质疑，表示“一定要遵照党中央、邓副主席多次强调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办事，真就是真，假就是假……”，揭开了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的序幕。
黄汲清在上书中还反映：“我查阅了1955 年至1960
年期间所有有关松辽平原石油普查工作报告和资料，确知它们都采用了我的地质构造理论和学派术语，而并无地质力学的理论和术语。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里所说，就是他最早于1943年领衔完成的《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提出的“陆相生油和多期多层生储油理论”。
大自然中石油的生成，至今主要是“有机成因说”，即石油是由动植物的有机质沉积转化而来。因为世界大多数大油田都是海相沉积生油，因此就形成了“海相生油”而“陆相贫油”的观点。依此类推，过去认为中国大陆多是陆相沉积盆地，所以中国就不可能有油。加上上世纪20
年代美国美孚公司在中国没有找到石油等，就形成了“中国贫油”、“陆相贫油”的说法。显然，“陆相生油”理论，只有中国人自己来创造。而中国的“陆相生油”学说，虽然在黄汲清前就有几位学者发出了先声，但因各种原因在较长时间里都比不了黄汲清的“陆相生油”理论有系统。不过，以上黄汲清的说法，近年来又遭到地质学者张立生“大庆油田发现与陆相生油无关”的观点的强烈反对。
三、何建明“挑起”的第一轮“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
邓小平1978 年对黄汲清上书的批示，以及1994
年第一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成就奖授给“陆相生油”等等，当时都没有人出来反对，但埋下了引发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的导火线。而引爆者，却是一年后作家何建明写的一篇报告文学《科学大师的名利场——谨以此文献给“中国石油之父”黄汲清院士》，刊发此文的《新生界》杂志最后不得不因此停刊。
1995 年，笔者得到过当年第3
期的《新生界》，读到开篇非常刺激的大字标题下强烈批判“地质力学”的一花独放：“……那个真正用自己的科学理论和亲手在松辽盆地布下那决定性的普查与勘探钻井任务的科学大师，却被历史与人为的因素而久久地淹没了35
年，直到临终前的80 天，他才被中外新闻界和科技界，将那顶‘中国石油之父’的桂冠戴在了头上。”
笔者当时很震惊也很喜欢，不但因为文章纠正了大庆油田发现的重大误会、揭开了中国石油发现的一些真相，更因为揭示了中国科学界冲破思想羁绊的那段真实历史……自然也被生动的文学想象感染，接受了一些偏颇与失实之处。这样刺激的文章，立刻引来了强烈的批评与反对，形成了第一轮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焦点集中于李四光与黄汲清；何建明自然被划成了“反李派”或“黄派”；“反黄派”或“李派”，却没有有力的代表人物与文献。另外李四光的女儿李林最有名，是因为状告何建明打赢了官司。结果很遗憾，其中最有意义的学术争论，完全被“侵害名誉权”的官司掩盖了。
年，李林起诉《新生界》与何建明侵害名誉权，认为上述报告文学对李四光肆意诋毁，不仅损害了李四光的名誉，也给李四光的亲属造成精神损害；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收回文章、消除影响，在《光明日报》、《科技日报》、《中国科学报》、《中国地质矿产报》和《新生界》杂志上公开认错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并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100
万元。而何建明，以反诉原告应诉。这起“侵害名誉权纠纷案”，结果一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基本认定了《科学大师的名利场》一文部分内容严重失实，构成了对李四光名誉权的侵害，驳回了何建明的反诉，作出了相应的判决（1996
年12 月6 日）：一、《新生界》杂志社、何建明停止向社会发行、赠送《新生界》1995 年第3
期。二、《新生界》杂志社、何建明于判决生效后15
日内，在《光明日报》、《中国地矿报》和《新生界》杂志上发表经法院审查的致歉声明，以消除侵害李四光名誉造成的影响。
三、何建明于判决生效后15
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李林精神抚慰金5000 元、赔偿金5000元。《新生界》杂志社于判决生效后15
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李林精神抚慰金5000 元……
何建明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基本维持原判。
相信读者可以看出，这场官司没有也不可能对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作出判决，只是判决侵害了名誉权，反倒像给何建明文章的合理部分留下了“余地”。但有一些人认为，何建明败诉就是李四光及其地质力学的胜利。
四、小平批示原件的发现与第二轮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
第一轮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随着何建明的败诉似乎波平浪静。2004
年，笔者在废品站偶然淘得黄汲清上书及邓小平批示原件《关于黄汲清同志的情况》，首页有中科院、地质总局和地质科学院几位领导孙大光、邹家尤、王泽九等的批示或签名，页边另有批示：“总之，要搞百家争鸣。邓八.五”。
《关于黄汲清同志的情况》，原是国家地质总局的汇报材料，摘抄一点：第一段介绍黄汲清的简历，第二段介绍黄的学术贡献，第三段叙述李四光的地质力学“为地质科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最后提及让黄汲清及构造地质学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第四段分析黄不满的原因：“……文化大革命中，传统构造地质学受到了尖锐的批判……一九六六年以后，他原有的政治待遇（地质科学院副院长、人大代表）没有了；工作上没有明确职务；没有助手；从‘五·七干校’回来后，原有的四间房子没有了（现在只有一间小房）等原因，心情不够舒畅，积极性不算高。”第五段写文革后黄的表现。第六段，前半肯定李四光及地质力学：“李四光同志不仅在政治上是一面又红又专的旗帜，而且他创立的地质力学又在实践中卓见成效，今后应重点发展”，后半汇报对黄的安排、“地质科学院的大地构造研究组业已恢复。研究项目已纳入地质总局的科技计划。根据黄汲清同志政治条件和身体状况拟在地质科学院安排适当职务。住房问题正设法解决。”
与小平的批示在一起的，还有1978 年8
月30日国家地质总局石油地质组《转发“关于黄汲清同志向中央领导同志所反映问题的调查报告”的函》、《关于黄汲清同志向中央领导同志所反映问题的调查报告》（注：即前面所说“1978
年的国家地质总局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总局调查报告”）、《关于黄汲清同志给中央领导同志信中所反映问题的调查材料》（注：以下简称“总局调查材料”）、《1978
年1月11 日黄汲清呈送党中央领导的信》等等，既充分又有序，所以可以证明真实性。
日黄汲清写给华国锋、邓小平、方毅的信
以下再摘抄一点“黄汲清给中央的信”：
请方毅同志阅后转呈
英明领袖华主席暨邓副主席
敬爱的华主席
&&&&&&&&&&
&&&&&&&&&&
方毅同志：
我在去年六月十四日曾写信给邓副主席反映了地质系统长期以来不能贯彻落实毛主席的“双百”方针的实际情况。党的“十一大”之后不久就听说邓副主席对我的信作了重要批示，强调总而言之一定要执行“双百”方针。尽管邓副主日黄汲清写给华国锋、邓小平、方毅的信席的批示至今没有向我传达，但是当我听到这一消息后心情异常激动和兴奋……我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有了改善，大地构造研究室正在着手恢复。我衷心感谢党、感谢华主席、邓副主席……三、我国大庆等东部油田的普查和发展与地质力学的理论无关，这是事实……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一日
笔者当时是《中国档案报》“档案大观”的特约撰稿人，于是拿以上“邓批”给“档案大观”的负责人黄浩民看过。7
月中旬一天，接黄浩民电话：邓批，拿原件去看一下。下午，由黄带去见某总编；某总编看后送我一套《邓小平手迹》，又带去见国家档案局某副局长；他也认为是真的，并希望我能给国家档案馆，并说过价钱。后来在“档案大观”，某总编也说研究过“邓批”，也开过价钱。可是笔者没敢另生枝节，因为在《人物》杂志发表了笔者的《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一文，并受到赵文津院士的强烈批评，引发了第二轮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自己的真实姓名还未公开，怕影响自己的其他事情。
笔者得到小平批示原件及相关材料后，查阅了许多书籍和资料，先后采访了黄汲清的大儿子、女儿、二儿媳、黄汲清的助手某院士等人，还参加了“黄汲清百年纪念会”……时值“邓小平百年”和“黄汲清百年”，撰写的《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很快被《人物》杂志2004
期发表，当时署了笔名：何民。此文原本主要解密小平对黄汲清上书的批示，但免不了大量叙述黄汲清的“陆相生油”及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之争，基本接受了1994
年第一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成就奖的评价、何建明的主要看法，所以被戴上了“反李派”或“黄汲清派”的帽子流传至今。
《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一发表，立刻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反对者主要是赵文津院士，他误认笔名“何民”为何建明，抛出了系列反对文章；第一篇刊登在《人物》2004
期“读者来信”上，内容是批评“何民”文章严重失实、批驳黄汲清“极力否定李四光先生在中国找油工作中的作用”、维护李四光“第一”的地位，声称：“关于黄汲清先生给邓小平先生的信……总局领导组织了庞大的力量进行调查，事实清楚，1978
年亦已将调查报告上报给中央，并转发到部内石油系统的各单位。”
赵文说的调查报告，经查对就是上述“总局调查报告”及其附件“总局调查材料”，被他多次引为主要的根据，本文也摘抄一点：
“总局调查报告”中说：
我们遵照邓副主席“如有可能，最好把问题了解和澄清一下”的指示，组织专人进行了调查。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李四光同志对我国东部油田的发现确有很大贡献，并非如黄汲清同志所称“讹传”和“谎言”……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他先在英国讲学，后于一九三九年整理出版的《中国地质学》中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沉降带，例如华北平原，可能揭露有经济价值的重要矿产。”
“总局调查材料”中说：
一九五四年三月，李四光同志在燃料工业部石油总局召开的座谈会上作了《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远景》的报告指出：“……三、东北平原——华北平原。但并不是说，除了这几个区域外，别处就可以不做工作了。”他还明确指出：“新华夏式的构造带，其主要走向为北18
度东，包括太平洋一系列弧岛在内。这里所说的是第一级的大地构造，有比较长期的历史发展，其主要凹陷带，对储存石油具有比较好的条件。”“东北平原，通过渤海湾，华北平原，往南两湖地区，可做工作。先从新华夏式的旁边摸起，同时复盖地区着手摸底。物探、钻探都可以上，看来是有重要意义的。”（摘自当时的记录）……
遗憾的是，赵文津院士的文章后来又遭到主要是张立生的揭露与反驳，认定赵的关键证据“总局调查报告”及其“当时的记录”的以上文字，一是无中生有、二是无可查证。
《人物》编辑部，当时并没有告诉我，笔者是先从网上看到赵文津的“读者来信”，个别有点“霸道”的用词后在《人物》上不见了，后来又从某院士口中知道《人物》同期还发表有赞扬者“王仁农先生来信”。可是，至今被广为流传的只有赵文津的批评、没有王仁农的赞扬；如此看《人物》同等对待双方，是很公正的。
那时，笔者正在艰难寻求出版两部书稿，虽然难忍赵文津的气势，但怕惹事，便不想介入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于是在2005
年5 月以“何民”写了封短信给赵文津，以求息事宁人，主要说了：
一，“如果李四光在天之灵或相关人士认为我的文章伤害到了他们，我愿意在此真诚地向他们道歉！”二，我“意识到自己文章的用词行文确实存在着评价不周到的问题，我会吸取教训引以为鉴。”三，我“不会参加关于‘是谁第一个发现大庆油田？’诸如此类的争论或论战，因为这不是我的初衷”。
如果说何建明的《科学大师的名利场》引发1995年前后的“大庆油田发现之争”是第一轮，那么时隔8
年《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引发的就是第二轮，这次是“何民”（至今还被有的人误会是何建明）与赵文津充当了双方的代表人物。不过，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并未因笔者退出而停止。
五、《李、黄、谢与大庆石油大发现》和稀泥没能为争论划上句号
2009 年，时值“大庆油田发现60
周年”。《人物》杂志李京华编辑约笔者撰写“大庆油田发现”的纪念文章。正好此前不久突接陌生人张立生电话：一直认“何民”是何建明、《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是何建明所写，直到问《人物》才知误会了。他向我赠送并介绍了自己研究谢家荣及其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的成果。
这时，笔者对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的认识已经有了变化，不同于对立的各方。应约李京华，自觉写起来太难，于是推荐张立生写；可是，《人物》不同意，非要我写。我感到有点“解铃还须系铃人”的味道，只好硬着头皮绞尽脑汁，应编辑要求多次修改，终于结稿《李、黄、谢与大庆石油大发现》，以“何季民”实名发表在《人物》2009
年第9 期上。
感谢《人物》邀请撰写这篇文章，也使我重新思考，最后形成了基本判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大庆油田的发现现在已经很难找得出或分得清是哪个人哪一家的学术思想解决了问题。于是比较客观地介绍李、黄、谢与大庆油田的发现的关系，心想说不定可以为争论划个句号。
当然，自己也准备好了应对质疑的充足理由，其中之一是在那篇发表文章里说：“新中国成立后……李、谢、黄共事，团结如一人……绝无可能分清各家再去做事，他们不分彼此地指挥中国石油勘查，结果可以说是殊途同归。”——暗示着至今争论各方都不注意的“时代大背景”，稍详细地说：在那个年代，旧观念被一扫而光，讲的是政治强调的“集体观念”，不允许“成名成家”、“个人主义”，尤其绝不允许“个人英雄主义”，不少知识分子就在这上面栽了跟头。在那种大环境下，学术退到了只是少不了、要用时才去找的位置；三个旧中央研究院院士如同一次重生，只要搞出石油，哪会管是什么学说？争功评奖都是后来的事，恰如石油部部长余秋里所说：“什么李四光，什么地质力学，球，找到油田就是学。”事实上归功于地质力学或“陆相生油”，都是后来找补的。老部长何长工也说过：人家是一个大地质学家，又创造地质力学，说了谁不相信！……
这篇文章，当时写得很费劲自己觉得很重要，私下也被某院士说写了篇很好的文章，无奈至今没有什么反响，尤其争辩各方都不提它、不把它当作“靶子”。也许因为国人都喜欢看戏，不喜欢和稀泥；也许不知道“何季民”就是“何民”，因此不重视其中发生的“变化”。
日对黄汲清反映问题的调查报告
六、张立生挖掘谢家荣发起了第三轮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
“挖掘”谢家荣，广义说是恢复他的名誉，早在第一轮争论之前已有；狭义说是把谢家荣拉进争议，是由地质学者张立生与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发起。比如他研究认为：“所谓依据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到新华夏沉降带找油、发现大庆油田，所谓用陆相生油的理论找到大庆油田……原来都是根本没有的事，而当年对中国石油地质贡献最大的谢家荣先生却基本上被人忘却了。这真算得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奇观了。”——这样就不仅推翻了归功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也推翻了归功于黄汲清的“陆相生油”，而真正的最大的贡献者应当是谢家荣。
他三论“大庆油田的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无关”写到：“在大庆油田发现之前，李四光从来没有说过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找油之类的话。为了证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是石油普查的理论基础，人们甚至借助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当时的记录’。”“《地质之光》说李四光早在1932
年就注意到了中国天然石油的远景这个问题，并且‘在1933
年的《东亚构造格架》一文中，他已作出回答’更完全是凭空捏造。”—原来，他查对过李四光一九三九年的《中国地质学》的英文原文，发现完全找不到“总局调查报告”所说的“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沉降带……”。他到中央档案馆等单位查证原始资料，又发现所谓“当时的记录”也是无中生有。
另外，他还提出谢家荣在石油地质方面创造了许多“第一”：“中国最早的石油调查者”，1921年初，谢家荣写出中国最早的石油地质考察报告《甘肃玉门石油报告》。“中国最早的石油专著者”，1930
年出版了中国最早的石油专著《石油》。“中国石油储量最早的计算者”，1937 年在莫斯科第17
届国际地质大会上发表了《中国石油之富源》，是中国在国际会议上发表的第一篇石油地质论文。“新中国第一个石油勘探计划的制订者”，1949 年6
月，编制了《中国探矿计划》，与郭文魁一同拟在1950 年石油天然气探测计划中派52 人，组织松辽平原等5
个队。又写出《东北地质矿产概况和若干意见》：“我们将来的测勘工作，要特别注意北满……可能有发现油田的希望。”最早明确地把战略目标指向了“松辽”。“松辽盆地”这个词，就是他首创……
值得重视的是，张立生对于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的贡献，还表现在揭露了学术上的弄虚作假：只要细读一下其文，一定会唾弃为了把大庆油田发现权的桂冠堆砌到李四光及其地质力学头上所采取的方法是不道德的，有用政治取代学术之嫌。
有人评论张立生的研究成果，是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出现了第三位人物和第三种观点，说原来的“两家之争”变成了“三家之争”——而其实目前的状况是：张立生的观点迎来了不少人的拥护；而赵文津还未正经应战、“李派”至今也未出现有力的文献或代表人物；“黄派”则几乎无人应战；三家其实只有两家戏台，上场几乎只有张立生一家的“独唱”。个中原因，恐怕是无人能像张立生那样认真做学问钻故纸堆、过细地挖掘历史资料。
三论大庆等油田的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无关
—评景才瑞教授的《大庆油田等发现真的与李四光地质力学理论无关吗? 》
原载：《科学文化评论》.9(5)：197-216
摘要: 几十年来,
有无数权威人士和权威机构讲过无数关于大庆油田的发现与地质力学理论有关的话。这些话都是以当年地质部党组给周总理的信中编造的谎言和1978年国家地质总局的调查报告中伪造的所谓“
摘自当时的记录” 的话为依据的, 因而是不足为凭的。客观事实是, 李四光1935年的《中国地质学》只讲了华北平原下可能有油,
根本没有什么“在新华夏沉降带中寻找石油” 的主张, 景才瑞教授用他的逻辑推定满洲平原和扬子江中游有油, 并说这是李四光所讲的话,
是毫无道理的。李四光1954 年“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
的报告对石油的论述是从一般地质构造观点而不是地质力学观点提出问题的, 其中也根本没有什么“在新华夏沉降带中寻找石油”的主张,
景才瑞教授的所谓“大庆油田就处在‘松辽平原’之内, 那李四光所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
对于大庆油田的发现就具有‘战略选区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是没有道理的。客观事实是, 第一次和第二次石油普查会议的决议充分证明,
当年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石油普查工作的部署不是以地质力学理论而是以谢家荣的《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为依据的,
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和石油普查项目的提出也都不是李四光所为。大庆等油田的发现与地质力学理论无关。
—、引言“大庆油田的发现是按照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进行石油普查的结果”
, 这个说法从它问世那一天起就充满了争论。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权威” 机构和各式各样的显赫人物出面力挺这种说法, 企图扑灭这场争论,
但争论的烽火依旧。即便有人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压制不同的意见发表, 但也无济于事。因为西方不亮东方亮,
黑了那方有这方。《科学文化评论》允许不同的意见在她的版面上发表, 这种做法, 值得提倡,
值得某些霸道的报刊学习。真理越辩越明嘛。我的《大庆等油田的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无关》(以下简称《无关)
等文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得以面世的。
在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第23届年会上, 那位“地矿史专家”
声称在大庆油田发现史问题上出现了他所谓的“反历史的倾向”；景才瑞教授也在会上发表了他的《论大庆等油田的发现与李四光地质力学真的无关吗》。日前景才瑞教授将该文的题目换成《大庆油田等发现真的与李四光地质力学理论无关吗?
》, 并特意在第二和第三部分的末尾各增加了一句话,
在《科学文化评论》上正式发表了〔景才瑞,2011）]。
本文仅就景才瑞教授这篇文章中的若干论点发表一点看法,
欢迎批评指正。
二、关于权威人士和权威机构的讲话
景才瑞教授在其文中的第一部分列举了时任地质部副部长(后任部长) 朱训1983年的讲话, 在第三部分中更引证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人的讲话,
用以说明人庆油田千真万确就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 , “
这不是指我国地质专家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的石油地质理论, 又是指什么呢? ”[景才瑞,2011, 页112]应该指出,
景才瑞教授所列举的“权威”人士或“权威”机构的话语, 实在还太少、太少了。如果要把所有“权威”人士和“权威”机构的类似话语都列出来,
恐怕得费相当的力气和相当的篇幅才行。
远的不说, 光是2011 年, 就新闻不断, 例如: 4 月29
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王立彬题为“我国地质工作奠基人李四光”的文章, 宣称“ 李四光运用自己创建的地质力学理论和方法,
组织指导石油地质工作, 为大庆、胜利、大港等一系列大油田的勘探与发现作出了重大贡献”[王立彬,2011]；5月,
中央电视台在纪念建党90周年的“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李四光的电视片中仍然宣称“为解决经济建设中的能源紧缺问题,
李四光运用自己创建的地质力学理论和方法, 组织指导石油地质工作, 为大庆、胜利、大港等我国东部一系列大油田的勘探与发现,
为摘掉我国‘贫油’的帽子和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农业新闻网, 2011]；5月18日,
赵文津院士在《科学时报》以整版的篇幅发表所谓“大庆油田发现真相: 中国独创理论不容抹杀” 的文章,
怒斥与独创理论无关的说法“甚是荒唐! ”[赵文津, 2011]; 7 月1 日, 《人民日报》建党90
周年特刊在“脊梁楷模”版上刊出的《李四光地质之光穿越时空》的文章说:
上世纪中国几大油田的发现“他的地质力学理论也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人民日报,2011], 等等。
包括毛主席、周总理在内的上述所有的“权威”的讲话,
当然都不是凭空说出来的, 都是有“依据” 的。依据是什么?
最土要的依据就是何长工日为了捍卫地质部在发现大庆油田中理所当然的功劳而以地质部党组的名义给周总理的信。
1.关于地质部党组日给周总理的信
关于这封信, 在《无关》中已经依据中央档案馆的资料全文列出,
“这就是多少年来许多人坚持所谓地质部按照李四光‘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找油’的指示部署石油普查工作的真正依据所在。这就是地质部的石油地质工作是按照李四光的意见部署的来历。”[张立生,2010
, 页39]按照党的组织原则, 毛主席、周总理依据地质部党组的汇报讲话是理所当然的,
当然不是他们的错。错就错在地质部党组那封信虽然动机是合理的, 但却是编造的谎言而非事实。
《无关》用大量的事实证明地质部的石油普查主要是依据谢家荣的(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以及经由谢家荣、黄汲清主持的讨论会讨论得出的意见,
而不是按照李四光地质力学理论部署的。详细的论述请读者查阅作者的《无关》或《中国石油的丰碑—纪念谢家荣教授诞辰110周年》(以下简称《丰碑》),
这里只简单论及二点。
一是日地质部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的决议关于到华北平原找油的论述与谢家荣1954年的《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的论述是一致的,
而没有李四光地质力学的影子。这一点《无关》写得很清楚, 但景才瑞教授不愿意看见, 更不愿意提及。
二是第二次石油普查会议决议关于松辽平原的提法也不存在地质力学理论的论述。这一点也是景才瑞教授不愿意看见,
更不愿意提及的。
二是整个松辽平原项目从踏勘到正式组建松辽平原石油普查大队, 开展全平原的石油普查,
都不是李四光所为:
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项目不是李四光提出而是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后由谢家荣、黄汲清“ 一道专门提出了松辽平原的找油工作及其方向和工作方法,
并坚持当年布置普查勘探工作。”[翁文波，1993]景才瑞教授不愿意看见这个事实, 更不愿意提到这个事实, 而是用了这样一段文字来搪塞:
“饭要一口一口地吃, 路要一步一步地走。李四光本来在1935年与1954年就把松辽平原作为中国石油远景区之一,
会后发现了这个遗漏问题, 不是在日给东北地质局下达松辽平原石油地质勘探任务书吗”[景才瑞,2011, 页118
所谓“李四光本来在1935年与1954
年就把松辽平原作为中国石油远景区之一” , 这个问题我们后面专门讨论。这里先说说景才瑞教授的“饭要一口一口地吃, 路要一步一步地走”
。请问景才瑞教授, 如果不是“谢家荣、黄汲清一道” 在会后“专门提出” “并坚持当年布置工作” ,
李四光准备把这口饭放到哪一口来吃呢? 又准备“一步一步地走到” 何时才走到松辽平原呢?
“ 会后发现了这个遗漏问题”
。景才瑞教授如是说。既然是“饭要一口一口地吃, 路要一步一步地走” , 又哪里来的“遗漏” 呢?
景才瑞教授不小心说漏了嘴。但会后是谁发现了这个问题? 景才瑞教授知道, 但他不说, 不愿意说, 因为不是李四光,
而是谢家荣、黄汲清;而不了解内情的人读了这段话, 定会以为是李四光,
这是景才瑞教授这段文字的高明之处。
“东北地质局不是普委的下属单位, 是地质部的下属单位,
普委也是地质部的下属单位,给东北地质局下达松辽平原石油地质勘探任务书, 只能是由普委向地质部提出,
由地质部的名义下达。李四光当时既是地质部部长, 义兼普委主任, 怎么该文41页上能说:
‘李四光本人与松辽平原石油地质勘探和普查项目的提出没有多大的关系。”,[景才瑞,2011,
用景才瑞教授的话来说, 这叫“画龙点睛”
。但这段话一点也不新鲜。“国家地质总局对黄汲清同志反映的问题的调查报告”
(以下简称“总局调查报告”)基本上就是这样写的,但还比景才瑞教授更“尊重事实” 一点, 就是还加上了“8月29 日,
又给东北地质局颁发了‘关于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的工作方法”,景才瑞教授和“总局调查报告”
一样,虽然提到了“6月11日给东北地质局下达”的“ 松辽平原石油地质勘探任务书”
但却都不愿意提及这份任务书是黄汲清授意苏云山编写、并经谢家荣和黄汲清修改的, 至于“关于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的工作方法”
[油办(1978)字第102 号文, 见中央档案馆, 全宗号196，目录号27, 案卷号14], 景才瑞教授就更是一个字也不提,
因为那是谢家荣,而不是李四光写的。尽管他通过《无关》提供的资料对这两份文件的产生过程己经知道得非常清楚,
尽管他告诉我们“我读大学的时候谢家荣先生与黄汲清先生都是我们国立中央大学的兼职教授, 李四光先生又曾代理过国立中央中央大学的校长,
我都先后聆听过他们二位的学术演讲, 也拜读过他们三位早期的学术著作, 他们都是我的老师辈, 我对他们二位都是同样尊敬的,
尤其是对错划为“右派” 的老师与同学都是同情的”[景才瑞,2011,
页120],但景才瑞教授在这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上却根本不愿意提到谢家荣、黄汲清的名字,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也和“总局调查报告”一样,
认为这两份文件都是“由地质部的名义下达。李四光当时既是地质部部长, 又兼普委主任” , 因而这口饭的吃和这步路的走, 以及这个“遗漏”
的补救, 那都是要归功于李四光的, 关谢家荣、黄汲清什么事? 说去说来, 不管谢家荣、黄汲清做了什么事,
都是因为李四光“是地质部部长, 又兼普委主任” , 因而都要归功于李四光。“这才是科学家的语言, 明明白白,
十分肯定。前面多余争论。”[景才瑞, 2011,页119]如此而己! 由此可以看出, 景才瑞教授的“我对他们三位都是同样尊敬的,
尤其是对错划为“右派” 的老师与同学都是同情的” 是何等的廉价!
(2) 关于松辽平原石油普查的正式启动,
李四光日给陈云的信建议在1956年内采取6 条措施, 以适应石油工业对地质勘探的迫切要求, 这6
条措施涉及青海柴达木、西藏黑河、华北平原、新疆、四川盆地、鄂尔多斯及六盘山区域等地区的石油普查工作[李四光1956],
信中并没有提及松辽平原的安排, 而在同年同月举行的第二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谢家荣、黄汲清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听取了松辽踏勘组的报告后决定组成松辽平原石油普查大队, 开展全平原的石油普查,
松辽平原石油普查项目由此正式启动。这件事对于大庆油田的发现也是非常重要的。李四光压根儿就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因而松辽平原石油普查项目的正式启动也和李四光没有直接关系。
这个事实也是景才瑞教授虽然知道, 但压根儿不愿意提及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李四光既没有参加此次会议, 而决定又是以会议决议的形式定下来的, 并没有像当初“补救遗漏”那样, 以谁的名义下发,
所以景才瑞教授没有办法提及。
上述事实证明,
地质部的石油普查工作根本就不是如何长工以地质部党组的义给周总理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地质部几年来的石油地质工作就是按照李四光同志的意见布置进行的。”
这是谎言, 而非事实, 无论它有多么“合理” 。无论李四光地质力学理论“发现”大庆油田的“捍卫” 者们怎样辩解,
都是无济于事的。
虽然如此, 我在《无关》的41页上还是说:
“李四光本人与松辽平原石油地质勘探和普查项目的提出没有多大的关系。” 诚如景才瑞教授所说, “此话还留有余地, 还带有辩证思维,
没有绝对化, 没有把话说绝, 只说‘没有多大关系’ 。那么总还有多小(少) 的关系吧。”[景才瑞,2011,
页119]我不赞成有的同志那样绝对,
说“松辽油田关李四光屁事”[原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常委、办公室副主任李奔日致xxx的信], 因为虽然如上所述,
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和普查项目的提出都不是李四光所为, 但他毕竟在1935年指出了华北平原下可能有油,
在1954年提出了松辽平原和华北平原的摸底工作是值得进行的, 因而不能说什么关系也没有, 这也就是景才瑞教授所说的“
只说‘没有多大关系’ 。那么总还有多小(少) 的关系吧” 了。不仅如此,
我还“认为,1955年以前中国地质学家们关于松辽平原含油远景的论述都为松辽平原石油普查项目提供了依据”[张立生,2010 ,
页27], 除了谢家荣、李四光外, 还有“阮维周、翁文波、孙健初、高振西、李春昱,
他们的名字都是我们不应当忘记的。”[张立生,2011, 页84]
2.关于“总局调查报告”及其影响
“总局调查报告”刻意维护谎言
地质部党组日给周总理的信是怎么写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除了极少数人外, 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不要说谢家荣,
就是黄汲清先生也一生都不曾知道。不能说黄汲清先生1978 年1月1日的上书信没有缺点和错误,
但它的最大功绩是戳穿了所谓地质力学理论发现大庆油田的谎言, 指出“所谓用李四光同志的地质力学理论找到大庆等油田” 是“不符事实”
的[中国地质学会2004, 页128-133]。
黄汲清先生上书后, 国家地质总局按照有关方面的指示进行了“调查” ,
很快就有了“总局调查报告” 的问世。本来, 这是一个澄清事实的绝好机会, 如果调查者们负责任的话。但是令人十分遗憾的是,
调查者们不是追求客观事实的真相, 不仅“没有看见” 那么多中国地质学家,
尤其是谢家荣1955年以前关于松辽平原和中国东部石油远景的论述,
而且还歪曲翻译李四光的《中国地质学》、伪造李四光1954年报告的关键内容即所谓“
摘自当时的记录”的话(见《无关》,页11-14；或《丰碑》, 页127-132),
不仅“没有看见”第一、第二次石油普查会议的决议,还有意隐瞒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的实情, 刻意维护谎言, 使谎言显得更加“丰满” 、更加“真实可信”
, 并且将这个所谓的“调查报告” 由国家地质总局下发给“ 各石油勘探指挥部、贵州、广西、青海、山西、吉林、西藏地质局,
各石油普查、物探、研究队”, “供领导干部和主要技术人员参阅。”于是各种各样的人物便按照这个“ 调查报告”
给出的口径,在各种各样的场合, 反反复复地宣传说, 李四光依据他的地质力学理论推定, 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赋存有油气,
因而要“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找油”, 地质部当年就是“按照李四光部长的这个指示来部署石油普查工作的” 。关于这一点,
作者有过详细的叙述[张立生,2010, 页6-7；张立生,2011, 页66-67, 69-70 〕,
此不复赘。
关于“中国石油地质工作六十年的回顾和展望”
景才瑞教授特别推崇、在文中前后两次提到的韩景行等人为纪念中国地质学会成立60周年而以中国地质学会石油地质专业委员会的名义写的“中国石油地质工作六十年的回顾和展望”就是在“总局调查报告”
之后应运而生的宣传品之一。
景教授的文章特别引用了据景教授说是该文的一段话:
“况且日, 李四光详细听取了松辽石油普查大队技术负责人韩景行等的汇报后, 又指出: ‘搞石油要把眼光放远一些,
要从长远考虑, 不能仅限于现存老油区附近’ 。他指出, 松辽大凹陷不论其成因如何, 确是存在的。它被大隆起所环围,
西面和东面有北北东方向的大兴安岭和长白山脉,北面是小兴安岭及位于苏联的近东西向褶皱隆起带,
南面是近东西向的阴山山脉及其东延部分。如果能找出大凹陷的分布规律, 了解其生成的原因,
对找石油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大凹陷和隆起的分布是有规律的。李四光向他们介绍了新华夏系三个沉降带的分布情形之后说:
‘这个新华夏系构造带, 中间多为近东西向复杂构造带所分隔, 而且东西向构造带更向东延入海域, 其东端则指向太平洋西岸各岛弧的连接处,
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找油的远景区, 就是这些隆起所划分出来的盆地或平原地区’ 。李四光还明确指出: ‘在松辽盆地南面的隆起上找油,
可能希望很小。更向南沿渤海湾及渤海内, 可能是找油的好地方。因此跨过东西向隆起带向南去找油是非常重要的。”,[景才瑞,2011,
页117]“李四光的这次谈话, 对松辽石油普查大队的同志鼓舞很大, 使他们的眼界更加开阔了, 干劲也更大了。我亲自向韩景行请教过,
他对我说, 他们向李四光汇报, 李四光指出的的确是大战略性原则性的。”[景才瑞, 2011, 页117]但是,
韩景行等人的那篇文章中根本就没有景才瑞教授所引用的这些话。此其一。
其二, 这段话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 说得有鼻子、有眼睛,
我们姑且就相信它是真实的。就算是这样, 可这时已经是日, 从1955年秋天开始的松辽平原地质踏勘算起,
地质部和石油部的大批地质人员经过了长达四年将近1500 天的艰苦跋涉, 只差8 天就迈进大庆油田的大门了,
李四光此时的谈话怎么去指导此前四年地质部的石油普查工作部署呢? 那岂不是“把马车套到马的前面”
看来, 包括笔者在内的人都应该闭嘴,
都应该以景教授告诉我们的韩景行等人的说法为准, 因为据景教授在发表这篇文章时特别加在文末的一句话说:
“对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的是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技术负责人韩景行总工, 他明确无误地认为,
他们是根据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指导下进行工作的”[景才瑞, 2011 , 页121] ! 然而, 要问的是: 第一,据潘云唐说,
韩景行先生1996年在十三陵回答他的提问时说: “我们既没有用黄汲清的理论, 也没有用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
我们就只知道在野外拉剖面, 做路线地质图, 没有管什么这理论, 那理论”, 不知道该作何解释? 或许这不足为凭, 因为没有文字依据,
那么,第二, 韩景行领导的小组当初是按照黄汲清授意编写、经谢家荣和黄汲清两人审查、修改过的任务书,
按照谢家荣亲自制定的工作方法进行工作的, 这可是千真万确、假不了的, 那么,请问,
谢家荣和黄汲清的工作方法和任务书是按照地质力学理论写的吗?
或者韩景行他们当初的确就是如景教授所说“是根据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指导下进行工作的” , 那就要请问,
韩景行他们究竟是怎样抵制谢家荣、黄汲清的并非按照地质力学理论写的任务书和工作方法的呢?这是一个不攻自破的命题,
难道还不清楚吗?
还应当指出, 据景教授说,
所谓韩景行先生“明确无误地认为”的那些话, 也出自“中国石油地质工作六十年的回顾和展望”的文章中,
但我们在那篇文章中却根本找不到那些话。
在“总局调查报告” 之后应运而生的众多宣传品中,
既然景教授特别推崇韩景行等人1982年的这篇文章, 那我们也就此多说儿句。景教授认为1982年的“评奖工作是实事求是的,
是公平公正的, 是正确的”[景才瑞,2011, 页111〕, 他所推崇的朱训副部长的讲话也“既合乎事实, 又公平合理,
很有说服力”[景才瑞, 2011, 页110]。 但我们翻开韩景行等人在评奖之后或同时写的“中国石油地质工作六十年的回顾和展望”
就会看到它不顾事实, 按照“总局调查报告” 的调门儿, 宣传“在50 年代初期, 当全国开展战略性的大规模石油普查工作时,
李四光即对找油的选区问题指明了方向。他认为: 在中国东部展布的巨型的新华夏构造体系中, 由一系列盆地组成的三条沉降带是有利的含油地区,
尤其需要有研究尽快摸清第二沉降带即松辽-华北-江汉-北部湾带的情况”[中国地质学会石油地质专业委员会, 1982,
页273]之类的话。这不就是“总局调查报告”伪造的所谓“摘自当时记录”的话的翻版吗? 并且还加上了连所谓“当时的记录”
中都没有的北部湾, 可谓宣传得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在与袁复礼一起倡议成立中国地质学会后, 直到1982年止的60年中,
谢家荣有44年活跃在中国石油地质战线,
写下了比与他同时代甚至长一辈的中国地质学家中的任何人都要多得多的石油地质著作。他是中国最早的石油地质调查者、中国第一篇石油地质调查报告的作者、中国第一部石油地质专著的作者、中国第一张石油分布图的作者、中国石油储量最早的计算者、陕北、四川、台湾石油的积极开拓者、明确指出黑龙江可能有油、“东北还没有发现的矿产,
最重要的是石油” 、“将来的测勘工作,
要特别注意北满”的第一位地质学家、陆相生油理论的倡导和探索者、新中国第一个石油勘探计划的制定者、新中国第一张石油分布与预测图的作者、纠正“油在西北”
之说偏向的第一人、“为解决中国石油问题计, 我们应该扩大范围, 在中国各地普遍探油”
的提出者、是三年石油普查战略和战术方针的制定者、三年石油普查的技术负责人之一、松辽平原石油踏勘项目的提出者之一, ⋯ ⋯
他为中国石油地质事业呕心沥血, 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与智慧, 为大庆油田的发现和以此为开端的中国石油大发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人们在这篇纪念中国地质学会成立60周年、以石油地质专业委员会的名义写的、号称所谓“中国石油地质工作六十年的回顾和展望”的文章中,
却不但根本找不到谢家荣的名字, 而且甚至连谢家荣的影子都看不见, 仿佛在中国地质学会成立以来的60 年中,
中国石油地质界根本就不存在谢家荣这个人似的。这“实事求是” 吗? 这“公平公正” 吗? 这“正确” 吗? 如此总结中国石油地质60
年, 完全抹杀谢家荣, 公理何在? ! 良心何在? !
关于朱训副部长“高度的概括”
顺便还要说一句, 景才瑞教授的文章前后两次提到并十分赞赏朱训副部长“高度的概括” : “50年代,
以李四光同志为代表的中国石油地质工作者冲破‘海相地层生油理论’的束缚, 积极地在陆相湖泊沉积区进行探索,
结果导致大庆等一系列油田的发现, 一举摘掉‘贫油’ 的帽子” , 说这“既合乎事实, 又公平合理, 很有说服力” , “
功德圆满了”[景才瑞,2011, 页109-110 和页121]。但历史的事实是, 在大庆油田发现之前,
谢家荣对于陆相生油理论的论述和探索是最多、最为深刻的, 黄汲清、潘忠样、侯德封等人也有较为深入的论述[张立生,2009, 页15
-16 ; 2011, 页22-29], 而李四光在大庆油田发现之前根本就没有论述过陆相生油的问题, 怎么就成了“以李四光为代表”了?
这怎么个“合乎事实”法? 又怎么个“公平合理” 法? 这怎么个“ 很有说服力” ? 又怎么个“ 功德圆满了” ? 历史的真相是,
如果冲破“ 海相地层生油理论” 的束缚一定要说以谁为代表的话, 那也只能是以谢家荣,
而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以李四光为代表。
三、关于1935年李四光《中国地质学》的论述
1、李四光的(中国地质学》只说了华北平原可能有油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景才瑞教授的“李四光本来在1935年与1954
年就把松辽平原作为中国石油远景区之一”[景才瑞, 2011, 页119]的问题。
关于1935 年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学》中有关华北平原下可能有石油的论述和该书是否指出“新华夏沉降带”都有油的问题,
作者在《无关》中有详细的论述, 而且为了防止任何可能的断章取义, 将论述新华夏地槽的整个一节都翻译了出来,
在《丰碑》一书中更连其英文原文也都附上, 供读者研究和考核作者的翻译。本文就不再全文列出了,
只想列出其关键(包括景才瑞教授也认为是关键) 的几句: “ ⋯ ⋯ 内新华夏地槽。这是一个很长的地槽,
它从北满到扬子江中游地区斜穿中国。⋯ ⋯ 满洲平原中未受变动的地层, 含有硬鳞鱼,
说明该地槽在白坐纪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嫩江流域有厚愈50m的、经受了褶皱的下白坚统页岩,
说明该地槽的北端在晚白坐世或白至纪后受到了扰动。⋯ ⋯因此, 我们有证据证明, 在白垩纪时期,
在新华夏地槽的南部和北部都有内陆盆地发育。看来毫无疑问的是,
如果我们在华北平原内打足够深的钻孔就会穿到白垩纪的沉积物。在该平原内勘探, 比如说用地震法,
有可能会发现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矿床。”
我在《无关》中对此的解说是: “读者可以看出,
李四光先生在这儿段文字中主要讲的是东亚地区的地形分布和地质构造特点, 指出日本海、黄海和东海构成外新华夏地槽,
而内新华夏地槽从北满到扬子江中游地区斜穿中国; 着重论述了内新华夏地槽即中国东部的地形与地质构造格局,
指出内新华夏地槽在白垩纪时期有内陆盆地发育, 扼要描述了白垩系的特征, 并在最后明确指出, 在华北平原内勘探,
‘可能会发现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矿床’ , 这里所谓‘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矿床’ 因为说的是‘用地震法’勘探, 人们可以理解为石油。“
因此可以认为,
这段文章的最后儿句话告诉人们在华北平原下有可能蕴藏有石油。但仅此而己。它根本就没有什么‘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找油’的说法。”[张立生2010,页9]应该指出,
“ 用地震法” 勘探可以发现的矿床, 不仅仅是石油, 盐类矿床、煤矿, 等等,都是可以“ 用地震法”勘探发现的,
但既然李四光先生后来解释说那指的就是石油, 我们当然也应该表示认同。对于《无关》中的“ 可以认为,
这段文章的最后儿句话告诉人们在华北平原下有可能蕴藏有石油。但仅此而已。它根本就没有什么‘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找油’的说法”
这个关键的结论, 景才瑞教授评价说说: “ 张立生研究员对李四光这儿段话的理解与解释基本上是正确的” , “基本上正确” ,
当然就是“不完全对” 了, 就是有“不足之处” 了。这个“不足之处” 是什么呢? 景才瑞教授说: “
但不足之处是‘而内华夏地槽从北满到扬子江中游地区斜穿中国’ , 从北到南的松辽平原(北满)、华北平原到扬子江平原中游(江汉平原)
正位于这条内华夏地槽之内, 既然在华北平原内勘探, 可能会发现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矿床—石油, 那么在松辽平原(北满)
与扬子江中游地区(江汉平原) 勘探, 不是也可能会发现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矿床—石油吗?
这是1935年李四光根据他的地质力学想法而讲的话。”[景才瑞,2011, 页115-116 ]
请读者注意景才瑞教授这段话中被标为黑体字的部分, 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内新华夏地槽从北到南有满洲平原、华北平原、扬子江中游地区,
但偏偏李四光的原文就只说了华北平原可以发现石油, 并没有说满洲平原和扬子江中游可以发现石油。“总局调查报告” 于是玩锦上添花的花样,
将其翻译成“ 我国东部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沉降带, 例如华北地区‘可能揭露有经济价值的矿产” , 那位“ 地矿史专家”
则用巧妙编排的手段, “首次发现” 了别人的“ 翻译错误” , “ 首次发现了”
李四光关于新华夏沉降带南北不同部位都有石油的论述。这在《无关》中己经指出过了[张立生2010 , 页10-11〕,
读者还可以对照原文仔细研究。
景才瑞教授明白那两种做法都太不高明,
因为稍懂英文的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明显是在做假。但“总局调查报告”和那位“地矿史专家” 的结论是一定要维护的。于是景教授决定另辟蹊径,
就是干脆抛开李四光的原文, 用逻辑推理加变戏法的方法, 推定李四光论述了整个新华夏沉降带都可能会发现石油:
既然李四光说华北平原可以发现石油, 那么在满洲(松辽)平原和扬子江中游(江汉) 平原不是也可以发现石油吗! 并且说“
这是1935年李四光根据他的地质力学想法而讲的话” !
这里“既然” 的后面是李四光说的, 但“那么” “不是也”
可不是李四光, 而是景才瑞教授说的。如果这个“既然” 、“那么” “不是也” 的逻辑成立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说某三兄弟, “ 既然”
老三是院士, “ 那么” 老大、老二“ 不是也” 是院士吗? 或者某三兄弟, “ 既然” 老二是贼, “ 那么” 老大、老三“
不是也” 是贼吗? 世界上有这样的逻辑吗?明明是景才瑞教授用这种错误的逻辑推理推定的说法, 却在一眨眼之间就变成了“ 这是1935
年李四光根据他的地质力学想法而讲的话。” 研究历史应当严格依据事实说话而不应当使用变戏法的手段。
说一千, 道一万, 我们还是应该回到李四光先生的原文上去,
不要歪曲李四光先生的原意。李四光先生的《中国地质学》只说了华北平原下可以发现石油, 并没有说东北平原和扬子江中游可以发现石油,
更没有什么景才瑞教授文章摘要中所说的“ 主张在新华夏沉降带中寻找石油” 之类的话。
2.关于新华夏沉降带三个段落李四光先生在致何长工和部党组的信中说“再一次证明了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松辽平原联系起来作为新华夏沉降带中三个段落的看法是正确的”。对此,
《无关》指出, 既然是“再一次” , 那么请问, 有什么可靠的资料来证实第一次是在什么时候呢? ” , “
又有什么可靠的资料来证明李四光先生在大庆油田发现之前就把‘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松辽平原联系起来作为新华夏沉降带中三个段落’ 来看,
并指出其中的石油远景呢? 须知, 在我们所能查到的李四光本人在大庆油田发现之前(直到发现前夕) 所写有关石油的所有文字中,
从来没有提到过江汉平原的名字, 更没有将“ 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松辽平原联系起来作为新华夏沉降带中三个段落”
的提法。我们乐于看到李四光在大庆油田发现之前关于“ 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松辽平原联系起来作为新华夏沉降带中三个段落的看法” 和“
整个新华夏系沉降带石油勘探工作的辽阔远景” 的论述, 而不是发现了大庆油田, 又在华北和华中若干钻探地点发现多层油沙之后,
李四光都说了些什么。”[张立生，2010 , 页37]景才瑞教授对这段话大惑不解, 说他“没有弄清楚”
。他说“张立生研究员也解释说:‘ 内新华夏地槽从北满到扬子江中游地区斜穿中国’ , 这不早就把“
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松辽平原联系起来作为新华夏沉降带中三个段落” 来看了吗, 何待是发现了大庆油田,
又在华北和华中若干钻探地点发现多层油砂之后, 李四光才说呢。”[景才瑞,2011, 页117]应该指出, 第一, 景才瑞教授认为“
内新华夏地槽从北满到扬子江中游地区斜穿中国,这不早就把‘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松辽平原联系起来作为新华夏沉降带中三个段落’ 来看了吗”
。但是, “ 内新华夏地槽从北满到扬子江中游地区斜穿中国” , 不是也可以解释为“
把松辽平原、渤海湾、华北平原、和江汉平原联系起来作为新华夏沉降带中四个段落” 来看吗?
而且按照景才瑞教授所推崇的韩景行等人的文章, 不是还可以甚至解释为“
把松辽平原、华北平原、渤海湾、江汉平原和北部湾联系起来作为新华夏沉降带中五个段落” 来看吗? 因此,事实是,
所谓早就作为三个段落来看了, 只不过是景才瑞教授自己的解释, 而不是李四光自己讲的。第二, 《中国地质学》只讲了华北平原可能有油,
没有说满洲平原和扬子江中游可能有油, 景才瑞教授的逻辑推理是毫无道理的,
而李四光先生1954年的报告也就只说了“华北平原与松辽平原的‘摸底’工作是值得进行的” , 并没有讲要摸扬子江中游的底, 难道不是吗?
景才瑞教授不应该对“有什么可靠的资料来证明李四光先生在大庆油田发现之前就把‘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松辽平原联系起来作为新华夏沉降带中三个段落’
来看, 并指出其中的石油远景呢? ” 这句话弄不清楚。
3.关于“ 情绪” 与“ 矫枉不宜过正”
景才瑞教授的文章有一段这样的议论: “说一千, 道一万, 凡论事既要解放思想, 也要实事求是, 心平气和, 客观而论说,
不必带有情绪。譬如该文第9页上说:
‘这就是被无数人在无数场合引用来说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学》中曾经说过‘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凹陷带找油’的那段文字的全文,
也就是那本被人吹为‘只印了两千册却使我国从贫油国一跃而为拥有大庆、大港、胜利等油田的富油国’的‘地质著作’[陶同，1988]中有关新华夏沉降带和石油问题的全文。我没有读过[陶同，1988
〕的文章, 只从张立生研究员的这段话, 明显就是看不起‘只印了两千册’的李四光所著《中国地质学》这本书。”[景才瑞,2011,
页120]景才瑞教授的逻辑与众不同。“只印了两千册却使我国从贫油国一跃而为拥有大庆、大港、胜利等油田的富油国” 是陶同先生的妄言,
看来景教授是十分赞成他的妄言的。但这纯粹是无稽之谈! 我们列举过多少中、苏地质学家1955 年以前关于中国东部石油远景的论述,
他们中没有哪一位的论述比李四光先生1935年的论述差[张立生2010 , 页24-28〕, 甚至还要精彩得多,
还不要说有多少从部长到战士、从院十到普通地质人员多年的艰苦奋战了, 怎么能说是那本《中国地质学》使中国从贫油国变成了富有国?
这不是瞎吹又是什么? 说这是瞎吹, 就是“ 带有情绪” 了? 至于景教授所谓“
明显就是看不起‘只印了两千册’的李四光所著《中国地质学》这本书” , 我想任何懂得中文文理,
听得懂中国话的人都不会得出景教授的这个结论, 因为我们并没有试图去评价那本书, 而仅仅是说将它的作用夸人得到了不适当的程度而己,
所以景教授大没有必要用那么多外国人的评价来“ 驳斥” 我们的所谓“看不起”的。
景才瑞教授的文章还说“凡是(事)
‘矫枉不宜过正’。不能为了埋没一段谢家荣先生对发现大庆油田的功劳, 现在为了彰显他的功绩,
就完全否定李四光及其地质力学的作用。”[景才瑞,2011,
页121〕在《无关》中我们充分肯定了李四光1954年报告的作用(当然不是景教授那种肯定法)；景教授手里有我赠送的《丰碑》,
其中有专门一节“李四光的主要贡献”[张立生2011, 页118-120]；景教授有2011年会的论文在手,
我在年会的论文中说得明明白白:“赵文津先生在《真相》一文中宣称“ 曾经一度有些同志不做全面深入的调研,
混淆了我国石油大发现的客观历史, 否定李四光在我国石油大发现历程中的巨大贡献。“我们要告诉赵文津先生的是: 李四光先生有两重身份:
部长和地质学家。我们从来就既不否认李四光先生作为部长对发现大庆油田的贡献,
也从不否认他作为地质学家对发现大庆油田的贡献。我们坚决反对的只是, 不顾历史事实, 非要说李四光亲自指导了当年的石油普查工作,
非要把大庆油田的发现与他的地质力学理论联系在一起—这才真正是混淆我国石油大发现的客观历史。
“李四光在中国大地获得解放的时候, 冲破重重阻力, 回到祖国来,
为自己的机国和人民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的位置上, 为祖国和人民做了许多工作, 取得了许多成就,
其中也包括他在中国石油勘探战略重点东移和大庆油田的发现的地质科学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我们没有权利忘记李四光为中国人民所做的贡献。不承认这一点,否认李四光在中国石油勘探战略重点东移和大庆油田的发现中曾经起了重要的作用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李四光不仅有因为他作为地质部部长理应做的工作而做出的贡献,
而且还有他作为地质学家在地质科学领域内在中国石油勘探战略重点东移和大庆油田的发现中做出的贡献。他在这两个方面做出的贡献都是我们不应该也没有权利忘记的。”我们“矫枉过正”了吗?
“ 完全否定李四光”了吗?
四、关于李四光1954年的报告
1.李四光1954年的报告与谢家荣的《中国的产油区与可能含油区》在《无关》的第三节“两篇重要文献对石油普查工作部署的影响”中,
我们指出了谢家荣的《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和李四光的《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的重要性: “ 在1955年之前,
对中国石油远景预测最为全面的文献只有这两篇,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文献对中国石油远景做过如此全面的预测；第二,
这两篇文献发表在地质部按照中央的决定负责全国石油普查的前夜, 对于指导石油普查的战略选区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张立生2010,
页16]在指出上述两篇文章都很重要的同时,
还指出“任何一位不带偏见的读者读了李四光和谢家荣上述两篇几乎同时发表在同一刊物上的重要文献后都会发现,
谢家荣的论述远比李四光的论述详尽和透彻, 对远景区的预测, 谢家荣也比之李四光要全面得多”[张立生2010 ,页18],
并且用将实际选中的战略选区与两篇文章的论述对比,
证明谢家荣的《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比李四光的《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所起的作用要大,再从华北平原与松辽平原的实际部署理由等,
证明谢家荣的《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才真止指导了那时中国石油普查工作的部署。这是对客观历史事实的叙述。
2.大庆油田就处在松辽平原之内等于大庆油田的发现与地质力学理论有关吗?
景才瑞教授对此发了这样的议论:
“该文作者既肯定了李四光与谢家荣这两篇文献,‘对于指导石油普查的战略选区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李四光文章指出的中国石油远景区’中,
也包括了‘华北平原与松辽平原’ , 大庆油田就处在‘松辽平原’之内, 那李四光所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
对于大庆油田的发现就具有‘战略选区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怎么能说‘无关’呢?”[景才瑞,2011, 页113]按照景才瑞教授的逻辑,
李四光指出的远景区中有松辽平原, 而大庆油田就处在松辽平原之内, 因此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就对大庆油田的发现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里,
景才瑞教授“忘记” 了这样一些基本的、他不愿意看见、不愿意提及的事实: 最早指出黑龙江可能有油的是谢家荣[谢家荣,1948〕,
最早指出“ 东北还没有发现的矿产最重要的是石油” 、“将来的测勘工作, 要特别注意北满(即大庆油田所在地)”
又是谢家荣[谢家荣,1949], 从石油地质的角度将东北平原或者满洲平原命名为“松辽平原” 的还是谢家荣[谢家荣,1953年;
翁文波1989) ; 最早将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一起都列为很有希望的石油远景区的仍然是谢家荣[谢家荣,
]；此外还有阮维周、翁文波、孙健初等[张立生2011,
页72-73]都早在李四光之前指出过东北可能有油。
李四光第一次提到东北有油就是1954年的报告(而不是景才瑞教授巧辩的1935年),
并且在报告中采用了“松辽平原” 的命名, 证明他听了谢家荣命名“松辽平原” 的那个报告或者读到了相应的出版物, 并且认同谢家荣的意见,
而且,如前所述, 松辽平原的踏勘与普查项目的提出都不是李四光所为, 松辽平原的出油即大庆油田的发现怎么能与地质力学理论扯上关系?
难道谢家荣等人是根据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说话、行事的吗?
3.李四光19 54 年的报告是“ 从一般地质构造观点” , 而不是从地质力学的观点, 提出问题的,
其中没有论及地质力学与生油储油的关系, 根本没有到新华夏沉降带找油的说法。
景才瑞教授说: “ 怎么能说‘无关’ 呢? 问题就出在该文作者引用李四光文章时, 只引用了“首先声明我在这方面很少研究” 。“
只能够从一般地质构造观点, 提出一些有关问题” 。“ 李四光的开题原文并非如此简单, ⋯ ⋯
张立生先生只注意了其中‘从一般地质构造观点’ 其一, 没有注意其二: ‘大家知道, 我对大地构造是有些特殊看法’ ,
李四光对大地构造的特殊看法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大家知道的’ 他独创的地质力学的理论了。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三句话不离老本行’ ,
李四光讲大地构造, 不讲他的‘地质力学’ 本行, 而又讲什么呢? 而且他指出的‘中国石油远景区’ 中就列入了‘华北平原与松辽平原’ ,
而大庆就在李四光所指出的‘松辽平原’ 之内, 这不是起了战略的作用义是什么呢; 大家想想, 这到底是‘无关’还是有关呢! ”
[景才瑞,2011, 页113]景教授这段文章的意思是我们对李四光的报告断章取义了, 即所谓只注意其一,
而没有注意其二。果真是这样吗? 非也! 请看《无关》的原文: “ 李四光的报告作了一整天,
绝大部分内容是对中国西北地质构造的地质力学解读, 但根本没有论及地质力学与生油、储油的关系。报告中论及石油的内容就是图2
所示的文字46 。读者可以看出, 李四光在本文中谈到石油问题时, 正如他自己声明的那样, 是‘从一般地质构造观点’ ,
而不是从地质力学的观点, 提出问题的, 文章的内容和提法, 甚至所用术语, 也都证明它与地质力学毫不相干。”[张立生2010,
页17]这段文章断章取义了吗? 当然没有。
当年《石油地质》发表的李四光的报告总共有40 页之多,
而真正论及石油的部分大约就是一页多不到两页, 就是说这个“其二” 占了报告的约95%, 而“ 其一” 仅仅占了约5%。李四光报告的“
绝大部分内容是对中国西北地质构造的地质力学解读, 但根本没有论及地质力学与生油、储油的关系” ,
这就回答了景才瑞教授的上述问题。所以, 我们并非“ 没有注意其二” , 而是注意到了“ 其二”
中没有论及石油问题。而李四光报告中论及石油的部分, 正如李先生白己所说是“ 从一般地质构造观点” , 而不是从地质力学的观点,
提出问题的, 文章的内容和提法, 甚至所用术语(例如“ 地槽” 、“ 青康滇缅大地槽” 之类是槽台说的专用术语, 而“ 盆地” 、“
高原” 、“ 台地” 、“ 平原” 之类的词汇则是地理学或地貌学的术语),
也都证明它与地质力学毫不相干。
景才瑞教授是《李四光全集》的编纂者之一,
《李四光全集》第七卷收入的“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 就只收入了这个5%, 那么,
景才瑞教授编纂《李四光全集》时是否断章取义了呢?
当然也没有。因为发表在第七卷上的文章与现存中央档案馆、由李四光的秘书、李四光报告的记录者、景才瑞教授的“同一期国立中央大学的同学段万惆”
亲自手抄的“ 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 是完全一致的;
并且那份手抄稿说的是“兹经李部长亲白改正补充如下”[张立生2010, 页14]甚至没有像第七卷那样注明“本文第二部分至第七部分” “
与旋卷构造及其他有关中国西北大地构造体系复合问题相同” , 可见李四光本人和记录者段万惆都认为,
在“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 这个题目下, 用不着那个“ 其二” ,
因此我们是按照李四光报告的本意解读的。读遍李四光报告的全文, 即便是包括那个“本文第二部分至第七部分” 在内,
也就是景才瑞教授的所谓“ 其二” , 也根本找不到什么景才瑞教授文章摘要中所说“ 主张在新华夏沉降带中寻找石油” 之类的说法来,
这也就是“ 总局调查报告” 的作者们之所以要耍出个什么“ 摘自当时的记录”的把戏来的缘故, 只不过令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居然会有人查到了档案中保存的报告记录人段万惆加注的“经李部长亲自改正补充”的文本来,
拆穿了他们的西洋镜。
景才瑞教授的文章在进行了一番错误的逻辑推理,
把松辽平原和扬子江中游也可以有油即“经李部长亲自改正补充” 的文本说成“这是1935年李四光根据他的地质力学想法而讲的话”
和指出李四光在《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远景》的报告中, 也把“ 华北平原与松辽平原”
列入中国石油远景区之内后,有一段非常奇妙的文字: “ 李四光当时作为地质部长兼石油普查委员会主任,
谢家荣先生作为地质部地矿司的总工程师、石油普查委员会技术负责人之一,
当然要去内华夏地槽的华北平原与松辽平原寻找石油了。怎么能说大庆等石油的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无关呢? ! ”[景才瑞, 2011,
页116]换句话说, 谢家荣是根据李四光的指示“去内华夏地槽的华北平原与松辽平原” 找油的。按照景才瑞教授的这种逻辑推理,
谢家荣在李四光之前屡次指出松辽平原的石油远景, 从含油远景的角度命名松辽平原也都是以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为依据的了,
或许甚至连苏联专家1953年的报告说“松辽平原, 这个地区无疑值得予以极大的重视, 并应开展普查, 对最有意义的构造进行详查。” “
华北平原是一个巨大的可能含油区, 建议开展普查工作, 打基准井”[李国玉,1998」,
也都是以“1935年李四光根据他的地质力学想法而讲的话” 为依据的了。这可真是应了那句名言了:
地质部取得的一切成果都是应该言必称李四光的, 否则就是不尊重事实, 就是有情绪之类的了!
纵观景才瑞教授《大庆油田等发现真的与李四光地质力学理论无关吗?
》全文, 可以归结为: 尽管李四光1935年的《中国地质学》只讲了华北平原下可能有油, 根本没有说过什么“ 在新华夏沉降带中寻找石油”
, 但景才瑞教授用他的逻辑推理推出满洲平原和扬子江中游也有油, 并且将其变为“ 这是1935年李四光根据他的地质力学想法而讲的话” ,
从而认定李四光的《中国地质学》“ 主张在新华夏沉降带中寻找石油” ; 尽管李四光1954
年的《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虽然讲了一整天, 但95 %的内容都是关于中国西北地质构造的地质力学解读,
而在论及石油问题时却是“ 从一般地质构造观点” 而不是从地质力学观点提出问题的, 并且甚至连所用术语都不是地质力学的,
整个报告中也根本找不到什么“ 在新华夏沉降带中寻找石油” 的字句。景才瑞教授用大庆油田在松辽平原中, 松辽平原位于新华夏沉降带中,
李四光说过“ 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的摸底工作是值得进行的” 这句话,就认定大庆油田的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有关, 这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早在李四光报告之前, 已经有许多地质学家指出过东北可能有油, 谢家荣更是有非常精彩的论述,
而且松辽平原的踏勘和全面普查项目的提出也都不是李四光所为。
景才瑞教授文章的另一大特点是, 在进行上述违反逻辑的“ 论证” 时,
对他已经知道的事实进行随心所欲的挑选, 任何他认为对他“不利” 的事实, 他都一概不愿意提,
例如松辽平原石油踏勘和普查项目的提出这两个根本问题, 以便他巧妙地将其归功于李四光。景才瑞教授这样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掌握事实,
而是胡乱抽取事实、玩弄实例, 排出任何“ 不利” 的事实, 来证明他的论点, 因而他的论点必然就是“ 站不住脚的” , “
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 。景才瑞教授的文章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编造事实, 例如他两次所引用的韩景行等人的文章中的话,
读者在韩景行等人的文章中是根本找不到的。
景才瑞教授的文章说“当年评奖时黄汲清先生还不敢主张把他自己列为第一名,而主张把李四光列为第一名呢” ,
而我们居然把谢家荣放到了李四光的前面, 真是胆大包天、大逆不道了。但历史事实己经证明: 大庆油田的发现, 在地质科学领域内,
最大的功臣非谢家荣莫属。人们有拒绝承认这个事实的权力但却改变它不得。对此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作者的《丰碑》,
这里就不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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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第24届学术年会论文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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