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评价蒋介石：　从神变鬼再到人_史料档案馆_港澳台_
台湾人评价蒋介石：　从神变鬼再到人
刘维开著《蒋介石的1949》
刘维开介绍，来京前曾与其老师蒋永敬联系：&蒋老师希望大陆读者对这两本书提出观点和看法。海峡两岸对历史问题有不同的见解，如果建立在共同的史料基础上，有可能达到更大的一个包容效果。&
不失分的下野
东方早报：《蒋介石的1949》这本书，是想以蒋介石切入1949这个关键年份，还是想通过这一年的状况去折射这个人?
刘维开：我是想去探讨蒋介石在1949年这个关键时期，究竟做了哪些事情。1949年对蒋介石来说是最悲惨的一年，对中国历史来说也是最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他下野了，又复出了。我写这本书最初的关怀点是，为什么他在大挫败后还能再起来，还保留了一块地方。
东方早报：1949年蒋介石已经是第三次下野，这次的原因是什么?
刘维开：之前因为军事上的失利，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威信已经下降了，当时已经有杂音叫他下野。因为当时国民政府内部认为蒋介石的存在是国共和谈的绊脚石，只要他下野，就能和谈，最好的情况就能实现划江而治。但蒋介石非常清楚这不可能，共产党节节胜利，在这么高的气势下，不可能去接受和谈，他认为和谈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苏联强力的干涉，但他认为这个情况是基本不会出现的。但既然大家都把他的下野跟和谈画上等号，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下野，把绊脚石挪开，你们就可以去谈了。所以他之后游山玩水三个月，很轻松，因为知道肯定谈不了。而当和谈失败，就是自己再起时，因为和不成，那就只有战，而他是主战派中最典型的。在这个下野过程里，他只是在等时间。能和的话，因为是他肯退才促成了和谈，而和不成，证明一开始他的判断就对，大家回过头还是接受他，所以下野这步棋下得没有失分，对他来说怎样都得分。
&不想做总统&
东方早报：蒋介石在日记里说，下野是生平未曾有之快乐，但也说自己不肯出国是无颜见人，是不是处在一种矛盾的心情中?
刘维开：虽然说1949年是蒋介石最悲惨的一年，但1948年可以说是他最受挫折的一年。选总统他想推举胡适遭到反对，只能自己出来。当了总统，他提名的行政院院长，立法院不同意，提名的立法院院长，立法委员不同意。军事上，打仗从辽沈到淮海一路败下来。金融上，他想改革应对通货膨胀，在所有人都反对的时候总算推行了金圆券，结果也一败涂地。如果他不想下野，谁逼他都没有用。他做总统本来就不是自己想做的，做了以后又这个反对那个反对，正好利用&下野&这个台阶顺势而为。下野之后他就回了老家溪口，这个时候还要被干涉，让他出国，他当然不高兴。另一方面，他留在国内被说成是遥控指挥，他也没法接受。下野之后，蒋介石对事情的分级很清楚：政府的人都不接见。军事上，除了一些学生请教问题，其余也不接见。党务方面，因为他还是国民党总裁，所以还会接见相关的人。但3个月后，局势越来越坏，外在对他的期待越来越高，他又有了一个&回来&的台阶&&这不是我要回来，是大家的要求，是我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自我期许，我不回来，总理交给我的国家就要完了。所以他又复出。但复出之后，他也有他的方式，比如不去涉及相关政治状况，不跟当时政府运作产生冲突，当时政府在广州时，他就去重庆处理事务，明明知道广州守不住，也要拖时间。
东方早报：他真的不想做总统?为什么?
刘维开：1948年是&行宪年&，当时要决定行宪后第一任总统要不要竞选。外界认为非蒋介石不可，但他认为应该推选一个具有国际声望的学者来担任，属意于胡适。很多人会说他以退为进、虚情假意。但从政治现实来看，不当总统是对的，像阎锡山、蒋经国也认为他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担任总统没意义，当行政院长这样的实权人物就可以了。蒋当然知道得最清楚，当时宪法对总统权力收得非常紧，总统对行政院、考试院、司法院院长都只有提名权，没有任命权，任命权在立法院、监察院手里。如果他担任这个总统，在当时情势下，很多事情没法直接运作、指挥，他觉得并不妥当，他实际执行政务军务就可以。但国民党内部不支持他，最简单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天下是国民党打出来的，为什么要让胡适当总统?胡适原来作为&五四&的领导者，过去跟国民党的关系也并不好;也有人认为宪法规定总统在很多情况下只有提名权，但对于罢免权并没有限制，有权不经过国会同意直接罢免行政院院长，还援引了黎元洪将段祺瑞免职的例子;还有人认为，蒋自己不做总统可以，但不能给党外人士做，起码也要是党内人士&&就是这么多意见，让蒋觉得很麻烦&&这么麻烦还是自己做好了，但接受之后就一直后悔。5月20日就职，19日还在日记里说到底要不要担任，20日上午还在考虑就职后要不要马上辞职，内心非常矛盾，再加上之后产生的那么多挫折，到 1948年底，他觉得做不下去就趁机下来好了。
东方早报：请胡适做总统，好像一直被当作蒋介石擅长以退为进的例子。
刘维开：以退为进是权谋观点，认为这里面有目的。但看他日记，包括其他幕僚、知情人的记录，可以看到，他为了不当总统狠下了&工夫&：先找王世杰去说服胡适，胡适答应之后很高兴，再让陈布雷跟国民党内的元老一个一个疏通，遇到反对意见亲自出面。这些都是有记载的，如果要以退为进造成劝进的局面，这些做法就没有必要了。
记日记如&功过格&
东方早报：你是比较早的进行蒋介石日记研究的学者，但名人日记常因知其留世故，自觉不自觉地就会对一些事件进行修饰美化，蒋介石日记有这样的情况吗?
刘维开：蒋介石对于日记的认知可能跟现在的认知不同，他对日记的认知比较接近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认知，类似于明清的功过格，或者西方的自我忏悔，用来自我励志、自我省思。他一直觉得日记是可以公开的，因为古代知识分子就有交换日记、彼此砥砺的行为，话无不可对人言。所以他在世时就把他的日记给幕僚整理辑录，编出来给人看。看他的日记，会觉得他是一个挺坦率的人。有人说他有的事情没有记，是刻意隐瞒，但我觉得，一件事情重要或不重要，每个人的衡量标准是不同的。一些公务上的事情，一定有人会记，所以他可以不记或者记得很简要，比如接见10人，但他不会列名单，因为其他材料里肯定会有。
东方早报：他在日记里骂白崇禧、李宗仁等，也不担心这些东西会被公开吗?
刘维开：蒋介石的日记基本是他个人心理的表达，我觉得这也是他内心的情绪发泄。作为一个领导者，他不能当面骂，不然要被人说气量狭小，也不方便找个人来私下说谁坏话，所以最简单的发泄方法就是记日记。当然他也会迁怒于人，不仅骂，而且会打，但是打完骂完会反省，也写在日记里&&今天骂了谁，骂得太过分了，以后要注意;今天打了谁，很不应该啊，做事情还是太鲁莽，修养不够，做检讨。
&从神变成鬼&再到人
东方早报：台湾的蒋介石研究的发展过程如何?
刘维开：在台湾的民国研究中，蒋介石从来没有缺席过，但真正作为历史人物的研究，是得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1981年，出了一套《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里面收录了国民党党史会以及蒋中正个人的一些保存资料，这些材料过去可能都没有开放，或者只能有一部分得到允许的学者才可以看到。这套史料初编的面世，使以蒋介石为主的历史研究慢慢增加。1986年召开&蒋中正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会，100篇论文中，大概有1/3到1/2是学术性的，可以看到史料初编中的内容被大量引用。而在史料初编出版后，很多之前没有公开的内部资料也渐渐出版了，最典型的，就是黄仁宇的《从大历史看蒋介石日记》。1990年代，国民党党史会开放了1949年之前的材料，1998年&国史馆&开放了蒋中正总统档案，这两批资料开放，对整个民国史和蒋介石研究有大量帮助，在我看来，这是蒋介石研究的第二个高潮，从当时延续至今，学者从中获得很多充分的材料，去探讨他的施政和背后动机，这已经成为常规常态的研究。 2006年，胡佛研究所开放蒋介石日记，但我看来，对台湾学者影响并没有那么大，因为在台湾之前已经有很多跟日记相关的稿本档案等。
东方早报：在民众中，蒋的形象是否也经历变化?
刘维开：蒋生前在台湾地位非常高，过世之后，一度也被认为是神圣性的人物。但随着民间力量、反对势力的崛起，有不同评价出现。2000年之后，蒋的地位下降。基本可以说是&从神变成鬼&，但妖魔化后，落差太大，人们如何解释过去?而通过新的研究资料出现，有了重新塑造蒋介石的机会，现在蒋基本上回到人的情况：透过资料、日记，看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并非高不可攀，也和正常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也一样骂人，也有判断错误，这些细节让他回归成为人。现在在台湾，对蒋介石的评价基本回到正轨，不会将他神格化，也不大可能做到完全丑化，没有过去那样民族救星世界伟人的推崇，也不大有完全不理性的强烈批判，只是将他作为一个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来看待。
东方早报：你如何看待蒋介石的得与失?
刘维开：蒋介石往往被指责不会用人，身边人的圈子很狭窄。可是回头去看，他在去台湾之前要面临的环境，中国那么大，地方势力那么多，他有很多观念想法很难落实，要在一个分歧的状况下把国家带起来，当然要用能够执行他意思的人，责怪他的用人不成功，可能太严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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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最后是如何离开大陆去台湾的？
　　导读：军校学生蒲剑虹在1987年对笔者回忆这段往事说：&我们在卡车上边打边向前冲，蒋介石的轿车就紧跟在我们卡车后面，车队一停也未停，穿过火力网，直开进新津机场。&蒋介石走出轿车后，向卡车上的军校学生招了招手，没等后面的车辆来到，就直奔中美号专机，上机稍回过神来后，又再次向站在飞机一旁的胡宗南等人作别。
　　人心惶惶的成都市，一有风吹草动，就更加动荡不安。街头跑了一只兔子，传到街西就会说成跑了一群牛。这天下午4时22分，金家坝街口上一家的5只羊，不知怎么地跑到房顶上去了，赶都赶不下来，成都市民的房屋在那时都房连着房，屋连着屋，5只羊在驱赶中，从这家房顶窜到那家房顶，人们越着急，越是赶不下来。羊在房子上还像哭一样，咩咩咩地叫个不停，东跳西蹦，把房子上的瓦都踩碎了。这件事本来在平时算不了什么新闻，但在这特别时期却具有特殊的新闻价值，被记者们搬上了报端。
　　蒋介石是否离开大陆 各种传闻越来越多
　　大街上，人群虽仍成堆成片，乱哄哄的，但明显比前几日减少了以往两种引人瞩目的目标：一是军车，许多车辆正开往川西，准备那里的&会战&和&突围&。原呆在城中能开车坐车的，这时该走并有办法走的也都走了，车没人坐也就没人开，更主要的是汽油，因全部保证飞机的用油，许多烧油的车辆不得不趴窝等待解放；二是由于战局的紧张，许多妙龄姑娘谁还敢再出门，太太小姐们坐藏在家中，开始欣赏起&父母&服装，长的稍有姿色临街胆小者，下至刚成年的少女，上自还自我感觉能引起滥兵游勇歹意的半老徐娘，万不得已非得出门，也要在脸上涂抹上看上去让人恶心的锅灰油垢。有些报纸竟故作玄虚登载《寻人启示》：&时装女郎都到哪里去了?&
　　传闻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离奇。但励志社中传出的片片哭声却是真的，原来昨日12时由成都起飞的空军第226号运输机，于当天晚上7时飞抵海南岛三亚机场上空时，由于天气恶化，汽油燃尽，被迫降落失事，机上所载国防部、中央社眷属40多人遇难。这天上午，三亚的消息传到成都后，还未离开成都的国防部、中央社的官员们哪有不痛哭失声的。没有眷属遇难的人一方面庆幸没搭那架航班，一方面更担心自己是否能走得成。人心更加浮动。
　　成都市民再次得知蒋介石已离开成都的消息，是在今天中午过后，《新新新闻》报在该日的报纸头版头条以醒目大字写道：&蒋总裁巡视蓉市区&，有的市民也的确在那天下午的城门口或街头见到过乘车巡视的蒋介石。而现时仍戒备森严的北较场，更使市民们怀疑蒋介石是否是真的离开了成都，离开了北较场(档案记载：北较场内执勤的学生兵，是在12月18日由军校教育处副处长徐幼常率领最后一批离开北较场西移新津方向)。
　　蒋介石的离蓉在当时即成了一个谜，一直到现在，还有人说是一个未解的谜。台湾学者李敖所着的《蒋介石研究》中，写到关于蒋介石如何在危急时刻脱险，借用别人的一句话说，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运用了特种技术，终于将领袖送到安全地带&，李敖说：&我不知道毛人凤的&特种技术&是不是就是战车。若不是战车，哪将又是什么呢?&那么，蒋介石离蓉真的成了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吗?下面我们不妨根据有关史料作一分析。
　　&离蓉之谜&的主要焦点，首先在于蒋介石究竟是在何时何机场离开成都飞往台湾的?这在当时的新闻报导就有多种说法，在时间上主要有8日、10日、13日等几种说法：在地点上主要有凤凰山机场、新津机场两种说法。
　　&8日&之说主要见于当时成都发行量最大的各晚报，上载：&蒋总裁已于今晨乘中美号专机离蓉，因事前未通知，故王主席等均未赶上送行。&这一消息在战时的成都无疑引起了巨大震动，以致到今天笔者在采访一些&老成都&时，他们都肯定地说蒋介石是在8日离开成都的：那天是&大雪&节气(农历十月十九)的第二天，是一阵白茫茫的&大雪&为蒋介石送别的，白军飞走，红军到来。
　　那时曾多次在北较场受到蒋介石约见的国民党第十六兵团司令陈克非，在1962年发表回忆文章时，也多处指明蒋介石是在8日离开成都的。前面已提到过的地下党&留蓉工作部&在时间相距刚一个月的《策反报告》中，也是白纸黑字地写着12月8日，蒋匪离蓉。&笔者在访问当时被挑选出任&捉蒋敢死队&的队员们时，他们也无不惋惜地说：&我们计划是在10日左右晚上行动，可是蒋介石提前在8日跑了。&然而，&8日&之说显然是错的，这在本文前面已有表述。
　　&10日&之说，较为普遍流行，主要有12月11日的《新新新闻》报，文载：&蒋总裁离蓉飞台&，具体时间是10日中午12时30分。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在1965年的回忆文章中亦说是十日，具体时间是早饭后不久，他说那天黎明他刚准备躺下睡一会，忽得知蒋介石要走了，他立即驱车赶到凤凰山机场送行，与蒋介石说了几句话，蒋的座机便升空飞走了。
　　熟悉成都附近地形的人知道，从北较场到凤凰山机场，小车行驶充其量不会超过半个小时，按王陵基的说法，蒋介石起飞时间不会超过上午九时。而据另一当事人蒋经国的&日记&称，他们蒋氏父子是于10日下午2时从凤凰山机场升空飞台的。其它一些文章所载&10日&之说，便多是源于以上&一报两人&之文，但在具体时间上，三者又不相一致，究竟谁是谁非呢?同是蒋经国的&日记&，在11日却是空白，而在12日的&日记&中写道：&日昨尚在成都&，这个日昨与昨日是没有根本区别的，说明蒋氏父子11日还在成都。
　　另据许多回忆文章载，蒋介石是在听说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起义通电和驻宜宾的国民党第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的起义通电后，才决定离开成都的。蒋经国在10日的&日记&中就这样写着：&父亲返台之日，即刘文辉、邓锡侯公开通电附共之时&。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六处处长徐文山回忆说：&蒋介石在成都听到郭汝瑰在宜宾起义的消息，气得捶胸顿足。&那么，刘、邓、潘和郭汝瑰的通电起义时间究竟是在何时呢。
　　档案史料证明，刘、邓、潘的起义通电所署时间是12月9日，但是，通电发出的时间却是十一日深夜，据当事人称，之所以时间不署11日而署9日，是为了表示不落后于在9日通电起义的云南卢汉，关于此事已有专门文章论述。这也就是说，蒋介石若得知刘、邓、潘的起义通电，最早也得是12日凌晨的事。由此可见，蒋经国的&日记&正如本文前面多处列举，在日期上是存在很大问题的，特别是对照档案史料看，蒋经国在写到这一段时好像总是在隐瞒着什么东西。
　　关于郭汝瑰的正式通电起义时间，经考实查证，也不是过去一些文章所说的9日或11日，而是12日，这有当时解放宜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的战斗日志和战史为证；&我军主力进抵宜宾后，野司电令我军与其接洽谈判，该军于12月12日12时通电起义。&这又说明，蒋介石若得知郭汝瑰部起义的消息，最早也得在12日下午，那他的离蓉时间也显然是在12日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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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今日推荐蒋介石从大陆带这么多财产到台湾，居然赶不上韩国，哎，呆湾人啊。_百度知道蒋介石如何一步步让台湾成为蒋家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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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蒋介石口授遗嘱后，为何指明要葬在慈湖？
　　蒋介石晚年（资料图）
　　本文摘自《历史为谁“变脸”》，张秀枫，远方出版社，2009年8月
　　日，在台湾中部秀丽的日月潭畔，古木掩映的涵碧楼中，刚从大陆败逃来台的蒋介石与儿子蒋经国正在登楼眺望。但此刻蒋介石无意于山水之间，而是在思考到台湾后怎样收拾残局。
　　日，蒋介石宣布，他在台湾恢复“中华民国总统”的职务。蒋介石复职后的迫切任务，便是安定内部，在新的人事安排中，蒋介石确立了一条原则，那就是确保蒋经国的地位稳固、顺利迁升。依照这一原则，蒋介石任命陈诚担任“行政院长”，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三军高级领导人也同时易人。
　　一切任命完毕后，蒋介石给蒋经国留下的位置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一职，这一官衔虽然不高，但他交给儿子的权力却超越三军统帅，即负责“监督筹划情报业务，对大陆游击活动的派遣和指挥”。其后又在“总统府”里设了一个“机要室资料组”，也让蒋经国负责，“举凡一切党政特务机构，统归其管辖、指挥”。这样一来，逃到台湾的一大批国民党元老如何应钦、阎锡山、陈果夫、陈立夫、顾祝同、白崇禧等纷纷遭到贬逐，台湾又成了蒋家的天下。
　　新的人事安排大体就绪后，蒋介石腾出手来，整顿社会秩序。为了防止共产党的渗透，他提出“保密防谍”的口号。在此口号下，出动大批警察、宪兵、特务、军队，开始了大逮捕、大屠杀。只要行动可疑，经人检举，一概列入危险分子，格杀勿论。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了海南岛和舟山群岛，这等于割断了台湾的手足。解放军的下一步，必将是渡海解放台湾，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既定方针。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又一次陷入混乱。为了“保卫大台湾”，蒋介石下令，沿海加建碉堡防御工事，组织防空演习，组织训练民众，整个台湾岛上，闹得沸沸扬扬，鸡犬不宁。
　　日，蒋介石正吃早饭，蒋经国十分欣喜地进来向他报告，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一听，高兴得眼泪直流。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基于形势的变化，放弃了武力解放台湾的计划。蒋介石避免了灭顶之灾，在惶惶不可终日中度过了危机。
　　处心积虑巩固蒋氏王朝
　　蒋介石在台湾站稳脚跟后，一心要把权力传给儿子蒋经国，特别是随着年岁的增长，这种愿望愈是迫切。还在1950年时，蒋介石就宣布改组国民党方案，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由16名委员组成，40岁的蒋经国跻身其中，为众所瞩目。
　　但蒋介石知道，蒋经国年纪轻，阅历尚浅，因此，一些重要的部门，仍让一些有能力、可信赖的老一辈人物帮助治理，但对一些不服蒋经国，与蒋经国有隙的人物，蒋介石则坚决除掉。1952年，蒋经国与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发生矛盾。蒋介石知道后，“爱子之心，胜于爱民”，坚决站在儿子一边。他甚至派人将吴国桢小汽车的轮子拧松，蓄意谋杀吴国桢。吴一怒而远走美国。结果，蒋介石为儿子除掉了一个劲敌。
　　不久，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因反对蒋经国在部队设立政工制度，孙蒋矛盾激化。在冲突中，蒋介石再次偏袒儿子，于1954年6月，先撤掉孙立人陆军总司令之职，再借其部下“兵谏”之事，提出“孙立人兵变案”，将孙立人软禁，这样，为蒋经国扫除了又一个强硬的政敌，为蒋经国的顺利升迁扫清了道路。
　　蒋经国的势力一天天膨胀，逐渐控制了岛上各个部门的实际权力。其后，在蒋介石的暗箱操纵下，蒋经国如愿以偿地登上了“行政院院长”的宝座。蒋介石在一心栽培儿子经国的同时，为了巩固国民党残余政权的统治，搞所谓的“反攻复国”，在台湾发展经济方面也下了些功夫，搞了一些令人瞩目的重要工程，如石门水库、台中港、石油化学工业建设、南北高速公路、高雄大钢厂等。一系列加快经济建设的措施为台湾经济的起飞起到了一定作用，蒋介石的脸上也露出了少有的微笑。
(责编：陈育柱、李粼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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