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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数据真实性剖析和通货膨胀率的分析
分​析​中​国​C​P​I​数​据​的​构​成​,​以​及​如​何​确​定​真​实​性​,​同​时​对​通​货​膨​胀​率​做​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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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北大国发院教授、人文经济学会理事）
我们必须承认，一部分收入差距是腐败造成的，这样的收入差距是人们最不能容忍的。
计划经济下，也有腐败。人们感觉到改革以来腐败比原来严重得多，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原来非货币形态的隐性腐败（如招工提干时“串换”），变为货币形态的显性腐败，人们对货币形态的腐败比实物形态的腐败更难以忍受；二是实际的腐败确实增加了。
我曾用一个数学公式分析表明，实际腐败的增加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随着中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权力的经济价值增加；二是经济关系的复杂化使得监督腐败变得越来越难；三是市场机会的增加使得官员的“保留效用”（即因腐败受处罚离开政府后可得到的效用）上升；四是惩罚力度降低（如达到死刑的最低贪污额大大提高）；五是政府官员的正式工资相对较低。
上述五个因素都与权力有关。权力是腐败的“本”，其他方面是“表”。反腐败要“表”“本”兼治，但釜底抽薪的办法是治本，也就是是减少政府官员的权力。有人曾提出“高薪养廉”，有一定道理，但在政府官员权力过大的情况下，“高薪养廉”是养不起的，官员工资太高的话民众也不会接受。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市场经济国家许多属于公民个人和企业的权利，在我们国家则被政府部门垄断，如开办企业，从事投资活动都得政府批准，个人和企业不得不通过“行贿”的办法“赎买”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利，从事正常的经济活动。
针对当时反腐败只治表不治本的做法，我在1994年说过，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统治经济的体制，不减少政府的行政审批权，私人产品（按照经济学的定义，使用上没有排他性）领域的腐败反倒是一个“次优”选择。我的意思说，反腐败必须治本，不能治表不治本。一方面强调反腐败，另一方面又不想减少政府的权力，是掩耳盗铃，叶公好龙；不仅做不到，即使短期内做到了，也是以巨大的社会效率损失为代价的。同时做到经济高增长和没有腐败的前提是，废除政府垄断资源配置的权力。
有人说我在为腐败辩护，其实是误读了我的观点。把问题说透彻，这是学者的责任。1999年，我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发言中讲到，“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如果废除了政府审批，腐败至少可以减少50%”。这个发言对随后的审批制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万个善良的愿望，抵不上一个有效的行动！
必须承认，在我们国家的改革过程中，企业家创造价值的活动与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常常是混在一起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发表的否定企业家群体的言论会引起社会上的共鸣。但我们必须明白，这是政府垄断资源配置的体制造成的，是需要通过改革解决的问题。当创造价值和寻租活动混在一块以后，人们容易观其一不观其二。我们下一步要做的是怎么能够使得寻租活动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最后消灭，到那时，企业家赚钱的唯一办法就是为社会创造价值。
为此，我们需要了解“租”的根源在哪里？简单地说，任何租金都来自垄断；反过来，有垄断，就有租金。像土地、矿产资源这样的东西属于自然垄断，解决寻租的办法，最简单就是划分产权，产权明确了大家就不会寻租了；产权不明确，大家都会为争夺租金展开竞争，就会导致资源的浪费。目前在城市土地和矿产资源方面的寻租活动之所以泛滥，就是因为产权不明确、交易方式不规范造成的。
另一类是政府的规定带来的垄断，我们可以称之为行政垄断或法定垄断。比如说，电信只能发三个牌照或五个牌照，个人办企业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这就是行政垄断。行政垄断带来了行政垄断租金，寻租的过程就是通过一种非正常的、不合法的手段（包括贿赂）打破“合法”的垄断，在这个过程中，寻租活动和创造价值是结合在一块的问题，寻租活动部分地恢复了价值的创造，这是经济学界早已得出的结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废除垄断；或者，在没有办法废除的情况下，通过诸如“公开招标”的方式增加交易的透明度，减少寻租活动。
谈到寻租的问题，我不得不谈一下国有企业的问题。我的一个简单的判断是，国有部门可以说是中国最大的寻租场，甚至可以说是“耗租场”，因为它垄断了大部分资源，但是只创造很少的价值。国有企业是“全员寻租”，寻租者不仅包括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的“头头脑脑”，普通的工人也在分享垄断租金。石油公司、电力公司、电信公司员工的工资比其他竞争性行业要高得多，就是垄断行业全员寻租的证明。
国有企业靠垄断赚的“利润”不上缴财政，而亏损了由政府财政补贴。政府补贴国有企业实际上是用多数纳税人的钱“贿赂”一小部分人，也是一种腐败，类似选举中的“贿选”。
只有当政府的权力范围缩减到只限于维护公共秩序、提供公共产品等公共领域时，我们才有可能做到“高薪养廉”，腐败现象才有可能被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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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日本是个没有希望的国家，中国会重蹈覆辙吗？&|&青萍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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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新华（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
很多去过日本的人回来猛夸日本，像什么干净、精致、礼貌等，连日本马桶（其实产自中国）也要夸。这些是优点，但我从来不因为这夸奖改变对日本的看法。我知道，日本是个没有希望的国家。
东野圭吾写过一本小说《时生》。时生穿越到他出生前，对他父亲宫本拓实说：日本的经济将会停滞。宫本拓实打死也不信：日本经济这么好，怎么可能停滞？估计宫本拓实的看法能代表当时大多数日本人的看法。
但，日本经济停滞真的发生了。并且，每过10年，日本人回望过去，总结词从“失去的10年”、“失去的20年”一直延续到快“失去的30年”。还会有“失去的40年”、“失去的50年”……吗？会有的。
是什么让日本失去希望？凯恩斯主义是一大原因。当日本经济步入衰退，物价下跌，本来，经过市场调整，会有重新繁荣的一天，但日本转向凯恩斯主义，认为这种市场调整是可怕的“通货紧缩”，于是就以印钞票来刺激经济。
2009年，日本央行(BoJ)就民众对通缩的态度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44%的人认为通缩“很好”；35%的人感觉通缩不好也不坏；认为通缩“不好”的人仅为20.7%。
但，政客们在干什么呢？安倍仍然在大印钞票。当然，不仅日本，现在全世界都在“抗通缩”。不过，日本抗通缩抗了近30年，就失去近30年，政客们还对凯恩斯主义矢志不渝，这份对错误的坚持，还是其他国家比不了的。
专栏作家吉莲&邰蒂与一些西方政客谈起日本央行的调查时，这些人说，这只是表明普通人不了解经济学原理。其实，不了解经济学原理的恰恰是这些政客。
最近，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机构发布了一份通缩历史调查报告，报告认为，价格下跌并非总是灾难，也不是恐慌的理由。
据说，国际清算银行的这一报告让主流经济学家“极为震惊”，似乎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样。实际上，所谓的“通缩”无害有益，在真正的市场派学者那里早就是常识，比如奥地利学派。只是，这些常识从来就被主流经济学者忽略了而已。
其实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仍有很大缺陷。比如，它认为，商品价格下跌是好的，但资产价格下跌确实是不好的。但其实，资产价格下跌也是有益的。
在泡沫时期，泡沫刺激资产配置错误。当泡沫破灭，一份资产价格下跌，其实一个价格信号，这份资产如此配置不能产生未来高收益，所以它不值钱。资产价格低其实给了企业家一个机会，让企业家以较低的成本，把资产买下，配置到高效的地方去。没有资产价格的下跌，企业家就不知道哪些配置不合理，也不能以较低成本实现调整。
但是凯恩斯主义者误以为资产价格下跌会引起连锁恐慌，使市场失去信心。他们主张大印钞票来抬高物价，刺激信心。但其实，由于大印钞票扭曲价格，企业家要跟着扭曲的价格走才能赚钱，经济失去了调整的机会。
凯恩斯主义者考虑问题只考虑一个方面。比如，他们以为抬高物价就能抬高企业的利润帮助企业恢复信心，但其实，物价升高，成本也升高，企业并不能得到更多回报。而且，那些难得到新增钞票的企业，无法跟上成本上涨的步伐，它们的信心其实是降低了。但凯恩斯主义者似乎从未考虑过成本升高这回事。他们也看不到，在一些企业从印钞中获利、有信心的同时，另一些企业困难更大、更没信心。
日本的政客每次总能打断市场的自发调整。没有调整机会的日本经济，当然就没有再造繁荣的希望。尽管政客们错了30年，但后继的政客仍然坚持错下去。设想一下，如果日本政客对市场经济而不是对凯恩斯主义如此信念坚定，日本经济将会辉煌成什么样？
日本民众为什么不挑选正确的政客出来纠正错误？别看有44%的人认为通缩“很好”，但35%的人感觉通缩不好也不坏；20.7%的人认为通缩“不好”，加起来仍然占优，这是安倍搞宽松货币的民意基础。更何况，后来的民意调查中，认为通缩“不好”的民众在增多。
每当看到有人夸日本人，我就想说，日本人真的那么牛？他们不还是被凯恩斯主义坑了几十年？
当然，凯恩斯主义并不是日本失去希望的唯一原因。还有福利病造成的日本老龄化的死循环，也是日本没有希望的重要原因。
日本没有希望，中国又如何呢？中国目前在进行一些市场化的改革，虽然慢，但能前进总是好的。但遗憾的是，在很多方面，中国也在重复日本的错误。比如，凯恩斯主义和老龄化。不信请看主流经济学家，喊“抗通缩”喊得多努力。
如果有个中国版的时生，从20年后穿越到今天，对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者和经济官员说：“千万别学日本，千万别抗通缩！”你觉得，他们会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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