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纪·80后”：郑小琼卷（下）
女，著名诗人。1980年生于四川。南下打工多年，并写诗，有作品发表于《独立》《活塞》《人民文学》《诗刊》《山花》《诗选刊》《星星》《天涯》等报刊，作品多次入选年度最佳等选本，并被译成多种文字。曾参加第3届全国散文诗笔会、《诗刊》社第21届青春诗会。获得人民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多项大奖。出版有《散落在机台上的诗》《郑小琼诗选》《纯种植物》《女工记》等诗集多部。现居广东。
【主持人语】
郑小琼有多重意义，但更广为人知的也许是“打工诗人”和“80后诗人”这二重。其他的，在这里我不想一一展开了，因为郑小琼曾多次表示，“我不愿意成为某种标本。”这次做“诗纪·80后”，郑小琼没有发来她的资料，所有的诗歌、文章均是我自己遴选的。郑小琼似乎也不愿意被贴上“80后”的标签，在《东莞生存词》的散文中她曾经写到:“当我学习写诗，当别人在我的身上涂上一个80后的标签，但是从我的诗歌中他们却无法找到他们界定的那种80后的特性。……我开始寻找自己的身份：诗人、80后或者别的更为重要的身份。”她或许更注重一个独立诗人的身份。我很尊重诗人们的自我选择，但是“诗纪·80后”如果绕过郑小琼，又着实不可。由此，我不得不做这样的声名：“诗纪·80后”当中的诗人们，都不仅仅具有我所发现和侧重的“80后诗人”的单方面意义，“80后诗纪”之所以展示他们，是由于他们从一个侧面耀示出了、从一个棱角折射出了“80后”的这一部分意义。而郑小琼尤其如此。
郑小琼对于诗歌的态度，应该说是多元的，其实更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从起初的“去除孤独”，到后来的“完全面对现实、面对社会”，她的诗歌从仄狭视野一变而为广阔的天地，由此她也像完成了一次精神洗礼，“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当然，郑小琼的诗歌还远不只“去除孤独”和“完全面对现实、面对社会”这二端。现在，我们大多数人只看到她的“面对现实、面对社会”的这一类诗歌的巨大影响，而往往忽视了作为这些诗歌的创作者的郑小琼的个人精神转型史。在这种精神转型中，郑小琼无疑是痛苦和焦灼的，但她是一个敢于承担的人，尽管她不无谦虚甚至真实地坦露过“我是一个怯懦的人”，但她的敢于承担的精神还是从她的与诗歌相关联（甚至与诗歌无关联）的许多个人行动上显现了出来。而这一切，都仿佛是诗歌所给予她的。
郑小琼曾经谈到，“如果说早期《黄麻岭》是一部我在某地打工的现实，写的是一个地方的个体的事情，那么《女工记》强调的是一群个体，在这个时代遭遇到困境。我计划再写一部打工题材，以打工事件为线索，这样就会构成一个地方、人物、事情的系列。”（王士强：《“我不愿成为某种标本”——郑小琼访谈》）我想说，仅仅有这样一个宏观体系的“打工”系列的诗歌构划写作就足以让郑小琼取得不俗的成就，获得不逊的地位，但她并不满足于这些，因为这绝不是她的全部，而仅仅是她的其中一部分。有一段时间，我十分注重诗歌的美与内涵的双重结合，我就非常欣赏她的《蛾》《江南似树》《古典》《深夜火车》等诗作，当然这些诗作到现在也很有魅力。但你去读她的组诗《进化论》，会明显感受到又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她的长诗也“自成一家”，如《挣扎》《耻辱》《内心的坡度》等，“节奏很快，密度很高，很有力量，很激烈，似乎是有很多猛兽在撕咬你的内心，读起来都让人喘不过气的感觉。”（王士强：《“我不愿成为某种标本”——郑小琼访谈》）但也有缓和一些的，比如《玫瑰庄园》。长诗是郑小琼的诗歌写作中“花时间最多的”部分，但很多人忽略了她的长诗。她的《女工记》“以诗存史”，像司马迁一样为很多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作了记录，但她为这些“女工”所作的“记录”也许比司马迁所作的小人物传记更为真实，因为为了了解这些“女工”的生存状态，她往往亲身深入到她们的生活中。在手法上，《女工记》的许多篇章采取了诗文互现的方式，这种写作方式让我想到了明末爱国志士、文学家钱澄之，因为他的历史著作《所知录》和郑小琼的《女工记》同是将诗歌书写与历史书写并置的特殊写作体例。不同的是，钱澄之的《所知录》在记载历史事件的时候，往往用他本人的诗歌来补充或重新叙述历史事件，这些诗歌或补充历史细节，或发表意见，或抒发感情，不一而足。而郑小琼的《女工记》则是在书写诗歌的时候，经常用更为详尽的史料来补充或加深叙述诗歌中的人物。如果说钱氏是“以诗为史”的话，那么郑小琼则是“以史补诗”。当然，郑小琼处理不同的诗歌题材，用的表现手法不一，这反过来体现了她诗歌的多面性。看待郑小琼的诗歌，应该全面。不过，很让人赧颜的是，我在这里推出和展示的也还仅仅是她作品中的一部分“树木”，她的整个文学艺术的“大森林”要待大家一同来发现，来阅读，来研究。至少我觉得，在中国的新诗史上，郑小琼的长诗，以及她的《女工记》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郑小琼不仅是一个有担当的诗人，更是一个对诗歌怀有虔诚之心者。她写《七国记》，洋洋洒洒地记录了三万字的读书笔记，不是一个对诗歌怀有虔诚之心者，孰能付出如此艰苦卓绝的努力？她很喜欢一些古典的文学，甚至“觉得魏晋南北朝的赋的文学成就与文学技艺比唐诗宋词高得多、丰富得多。”（王士强：《“我不愿成为某种标本”——郑小琼访谈》）并非惊讶于她写诗也许会从魏晋南北朝的赋中汲取技艺，而是我作为一个古典文学出身的人，看到她能有这样独到的文学观点，着实让人由衷地产生敬佩。
郑小琼曾经说，“我一直按自己的方式写着，外面的评论似乎对我没有影响。”作为一个个体诗人，她希望保持自己的个性，尖锐而极端一些。她一直对绝对化的东西保持警惕，她不愿意成为某种标本。我们需要尊重每个诗人的价值选择。
【郑小琼散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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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铁的认识是从乡村医院开始的。乡村是脆弱的，柔软的，像泥土一样，铁常常以它的坚硬与冷冰切割着乡村，乡村便会疼痛。疾病像尖锐的铁插进了乡村脆弱的躯体，我不止一次目睹乡村在疾病中无声啜泣。每当我经过乡村医院门口时，那扇黝黑的铁门让我心里凉凉的，它沉闷而怪异，沉淀着一种悬浮物，像疾病中的躯体。有风的时候，你便会感觉一个脆弱的乡村在医院的铁门外哭泣。疾病像幽魂一样在乡村的路上、田野、庄稼地里行走，撞着一个人，那个人家里通亮的灯火便逐渐暗淡下去，他们挣扎、熄灭在铁一般的疾病中，如铁一样坚硬的疾病割断了他们的喉咙，他们的生活便沉入了一片无声的疼痛之中。我在乡村医院工作了半年后，无法忍受这种无可奈何的沉闷，便来到了南方。
　　在南方，进了一家五金厂，每天接触的是铁，铁机台，铁零件，铁钻头，铁制品，铁架。在这里，我看到一块块坚硬的铁在力的作用下变形扭曲，它们被切割，分叉，钻孔，卷边，磨刺头，变成了人们所需要的形状、大小、厚薄的制品。我在五金厂的第一个工种是车床，把一根根圆滑闪亮的铁截成一小段一小段的丝攻粗坯。一根大约十二米长的钢条放进自动车床，车床的钢铁夹头夹住钢条的左右、上下、前后，在数字程序控制下，车床进退移动，钢条被锋利的车刀切断，又被剥出一圈圈细而薄的铁屑。铁屑薄如纸样，闪烁着迷人的光泽，在冷却油的滴漏下，掉下去，丝丝连接着的铁屑断了，变成细碎的铁屑，沉入塑料盆里。
　　一直以来，我对钢铁的切割声十分敏感，那种“嘶、嘶”的声音让我充满恐惧，它来源我自小对钢铁的坚硬的信任。在氧电弧切割声里，看着闪着的火花和被切割的铁，我才知道强大的铁原来也这样脆弱。面对氧电弧的切割，我感觉那些钢铁的声音像从我的骨头里发出来，笨重的切割机似乎是在一点点一块块地切割着我的肉体、灵魂，那声音有着尖锐的疼痛，像四散的火花般刺人眼目。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顽固地认为那些嘈杂而零乱的声音是铁在断裂时的反抗与呐喊。但是在五金厂，在那些凝重的冷却油的湿润下，铁是那样悄无声息地断裂了，分割了，被磨成了尖锥形，没有一点声音。十二米长的圆钢被截成了四五厘米长的丝攻坯，整齐地摆在盒子中。整个过程中，我再也听不到铁被切割、磨损时发出的尖锐的叫喊，看不到四处纷飞的火花。有一次，我的手指不小心让车刀碰了一下，半个指甲便在悄无声息中失去了。疼，只有尖锐的疼，沿着手指头上升，直刺入肉体、骨头。血，顺着冷却油流下来。我被工友们送到了医院。在那个镇医院，我才发现，在这个小镇的医院里原来停着这么多伤病的人，大部分都像我一样，是来自外地的打工者，他们有的伤了半截手指，有的是整个的手，有的是腿和头部。他们绷着白色的纱布，纱布上浸着血迹。
　　我躺在充满消毒水味道的病床上。六人的病室里，我的左边是一个头部受伤的，在塑胶厂上班；右边一个是在模具厂上班，断了三根手指。他们的家人正围在病床前，一脸焦急。右边的那个呻吟着，看来，很疼，他的左手三个指头全断了。医生走了过来，吊水，挂针，然后吩咐吃药，面无表情地做完这一切，又出去了。我看着被血浸红又变成淡黄色的纱布，突然想起我天天接触的铁，纱布上正是一片铁锈似的褐黄色。他的疼痛对于他的家庭来说，如此地尖锐而辛酸，像那些在电焊氧切割机下面的铁一样。那些疼痛剧烈、嘈杂，直入骨头与灵魂，他们将在这种疼痛的笼罩中生活。这个人来自河南信阳的农村，我不知道断了三根手指，回到河南乡下，他这一辈子将怎么生活?他还躺在床上呻吟着，他的呻吟让我想起了我四川老家乡村的修理铺里电焊氧切割的声音，那些粗糙的声音弥漫在宁静而开阔的乡村上空，像巫气一样浮荡在人们的头上。在这座镇医院，在这个工业时代的南方小镇，这样的伤又是何其的微不足道。我把头伸出窗外，窗外是宽阔的道路，拥挤的车辆行人，琳琅满目的广告牌，铁门紧闭的工厂，一片歌舞升平，没有人也不会有人会在意有一个甚至一群人的手指让机器吞噬掉。他们疼痛的呻吟没有谁听，也不会有谁去听，他们像我控制的那台自动车床夹住的铁一样，被强大的外力切割，分块，打磨，一切都在无声中。
　　伤口在我的手指上结痂，指甲盖再也没有原来那样光滑与明亮，与其他九个相比，虬起而斑驳，过程就像一次生硬的焊接。平静的时候，我看着这个在伤痛之上长出来的指甲盖，犹如深渊生长出来的一个异物，如此突兀地耸立在内心深处。我知道，它是那些尖锐的疼痛积聚起来的，在斑驳凹凸的纹路上，还停留着疼痛消失之后的余悸。疼痛在我的感觉上彻底消失了，但是那感觉潜伏在我内心的深处，不会消失，也不会逝去。在无人安慰的静夜，我目睹着我曾经受过伤的手指，慢慢思考着与它有关的细节，仿佛听到乡村那个修理铺师傅的电焊声在我的耳畔响起，“嘶——嘶——”那钢铁的断裂声逶迤而来。我听到的只是声音的一部分，更多的声音已经埋藏在肉体之中，埋藏在结痂的疼痛里，甚至更深处。在那里，已经消失了的，以思想的反光昭示着它们的存在，在我的手指与我的诗歌上凝聚，变得更加坚硬。
　　我是来南方后写下第一首诗歌的，准确地说，是在那次手指甲受伤的时候开始写诗。因为受伤，我无法工作，只有休息。而手指的伤势还不足以让我像邻床的病友一样在呻吟中度日。窝在医院里，我逐渐变得安静起来，手上裹着的纱布也在两天后习惯了。我开始思考，因为从来没有过这样节奏缓慢的日子，这样宽裕而无所事事的时间。我坐在床头不断假设着自己，如果我像邻床的那位病友一样断了数根手指以后会怎么样?下次我受伤的不仅仅是指甲盖我会怎么样?这种假设性的思考让我充满了恐惧，这种恐惧来源于我们根本不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太多的偶然性会把我们曾经有过的想法与念头撕碎。我不断地追问自己，不断聆听着内心，然后把这一切在纸上叙述下来。在叙述中我的内心有一种微微的颤动，我体内原来有着的某种力量因为指甲受伤的疼痛在渐渐地苏醒过来。它们像一辆在我身体里停靠了很久的火车一样，在疼痛与思考筑成的轨道上开始奔跑了，它拖着它钢铁的身体，不断地移动。
　　我一直想让自己的诗歌充满着一种铁的味道，它是尖锐的，坚硬的。两年后，我从五金厂的机台调到五金厂的仓库，每天守着这些铁块，细圆钢，铁片，铁屑，各种形状的铁的加工品，周身四方都摆着堆着铁。在我的意识中，铁的气味是散漫的，坚硬的，有着重坠感。我感觉仓库的空气因为铁而增加了不少重量。两年的车间生活。我开过车床、牙床，做过钻孔工，我对铁渐渐有了另一种意识，铁也是柔软的，脆弱的，可以在上面打孔，画槽，刻字，弯曲，卷折——它像泥土一样柔软，它是孤独的，沉默的。我常常长时间注视着一块铁在炉火中的变化，把一大堆待处理的铁块放进热处理器里，那些原本光亮苍白的铁渐渐变红，原本冷彻的亮度变得透明而灼热。我这样注视着，那些灼热变成了红色，透明的红，像眼泪一样透明，看得人直流泪，那些泪滴落在灼热的铁上，很快消失了。直到现在我还顽固地认为，我的那滴眼泪不是高温的炉火蒸化的，而是滴入了灼热的铁中，成为铁的一部分。眼泪是世界上最为坚硬的物质，它有着一种柔软而无坚不摧的力量。炉火越来越红，那股烧灼的铁味越来越浓，铁像一根燃烧的柴，只剩下一道红色的发光体，它们像一朵朵花在炉火中盛开着。在我视野里，它渐渐消失了固体的形体，变成了液体的火，气态的光，有着空阔与虚无，这空阔与虚无吞噬了呈现在我面前的铁，它们不断地闪耀，又不断地穿越征服着另外一些尚未发光的铁。
　　但是在铁质的火焰中。我觉得我周围的工友们的表情总是那样模糊，一种说不出的力量将我们本来清晰的面孔扭曲了……我们的脸上，呈现的不过是一些碎片的光，只在短暂的时刻被它照亮，更多的剩下灰烬，苍老，迷茫，像堆在露天废物场的铁屑碎料一样，被扔下了。
　　生活让我渐渐地变得敏感而脆弱，我内心像一块被炉火烧得柔软的铁。而我周身的事物却在一瞬间，都长满了刺，这些刺不断地刺激着我那颗敏感而脆弱的心，让那颗心不停地疼痛。我看到了一个个的工友们，他们来了，走了，最后不知所踪，隐匿于人海之中。他们给我留下的只是一张张不同的表情，热情的，冷漠的，无奈的，愤怒的，焦急的，压抑的，麻木的，沉思的，轻松的，困惑的；这些表情来自于湖南，湖北，四川，重庆，安徽，贵州，最后不知去了哪里。他们曾与我有过的交谈、碰面、记忆，这一切都像是铁在外力切割时留下的细碎的火花，很快便归于熄灭。曾经相遇时有过的那种淡而持续的感受渐渐远去，像远过的火车一样，无法再清晰地记起，只有一声声模糊如同汽笛一样的东西不断在脑海中重现。他们来了，走了，对于同样在奔波中的我来说，他们什么也没有带走，什么也没有留下，我的内心在这样一次次相识、相谈、相交中有过的眺望、波动和想象也像一块块即将生锈的铁一样，搁置在露天的旷野。时间正从窄窄的、弯弯曲曲的钟表声响中涌上来，像锈渍一样一点点、一片片地布满了这块铁，最后遮住、覆盖了这一切，剩下一片模糊的红褐色的铁锈，日渐变深，看不见了。
　　血在手指甲盖上结痂，像生锈的铁一样，一股血的气味在我的口腔里弥漫。我在乡村医院工作时，每天都接触病人、伤口和血，那时我从来没有把血与铁锈联系在一起。在五金厂，我不断地感受到铁锈就一样的味道，潮热，微甜，咸。我坐在病床上，看着结痂的指甲盖，有如铁皮厂房那根外露的钢筋，让雨水侵蚀出一种斑痕。打工生活原本是一场酸雨，不断地侵袭着我们的肉体、灵魂、理想、梦幻，但是却侵蚀不了一颗液体的心，它有着比钢铁更为强大的力量。我从热处理器里取出那些灼热的铁放进冷却剂里面，一阵淬火的气味直冲过来，从鼻孔深入肺叶，顽固而矜持。我一直把淬火的铁看作受伤的铁，它淬烈的疼痛在冷却液中结痂，那股弥漫着的气味就是铁的血，黏稠而腥热。
　　我的一个朋友曾在诗句中写道，南方的打工生活本是一个巨大的熔炉。两年后，当我在写打工生活的时候，写得最多的还是铁。我渐渐没有了刚来南方时那种兴奋与眺望，但也没有别人那种失望与沮丧，我只剩下平静。我不断地试图用文字把对打工生活的真实感受写出来，它的尖锐总是那样的明亮，像烧灼着的铁一样，烧烤着肉体与灵魂。我知道打工生活的真实不仅仅只是像我这样在底处的农民工，同样还有一些在高处的管理层，但是我无法逃脱我置身的现实，这种具体语境确定了我的文字是单一向度的疼痛。
　　在这样巨大的炉火间，不断会有一种尖锐的疼痛从内心涌起、蠕动，它不断在肉体与灵魂间痉挛，像兽一样奔跑，与打工生活中种种不如意混合着，聚积着。疼痛是巨大的，让人难以摆脱，像一根横亘在喉间的铁。它开始占据着曾经让理想与崇高事物占据的位置，使我内心曾经眺望的那个远方渐渐留下空缺。我站在不知所措的沼泽边沿，光阴像机台上的铁屑一样坠落，剩下一片黑暗在内心深处摇晃。我不知道在打工的炉火中，我是一块失败之铁还是有着铁的外貌却实际上成为硫一样的焦体。我看到自己青春将逝，活在不断从一个工业区到另一个工业区之间的奔波，不知下一站在哪里。时间开始在我的额头开挖着一条条沟壑，它们现在一小段一小段，但是渐渐便会成为整齐的排列，不需多久，它们会在我的肉体开掘一条巨大的河道。日子在我的心中是发黑的陈旧的颜色，和远处工业区的厂房相似，灰暗，阴湿，带着忧伤的味道；它不断地讲述着站在楼角生锈的铁，失败的铁，微弱的声音在我内心中颤抖。
疼痛像一块十马力的铁冲撞着打工者的命运，受伤结痂的手指沉淀出一种巨大的能量，它不断让我重新思考自己的命运。一块铁在这个周遭喧嚣的南方工业都市里，它的嚎叫不再像在乡村的嚎叫那样触目惊心，它的叫声让世间的繁华吞没，剩下的是叹息，与钢铁一样平静。伤口不断淤血肿胀，无声息的病痛不断折磨着我轻若白纸的思想。我试图在现实中学会宽容，对世俗从另外的角度观察与思考，我不止一次转换一个底层打工者小人物的视角，但无论如何，我都无法抹去内心那种固有的伤痛。我远离车间了，远离手指随时让机器吞掉的危险，危险的阴影却经常在睡梦中来临，我不止十次梦见我左手的食指让机器吞掉了。每当从梦中醒来，我便会打开窗户，看夜幕下的星空、树木，一层铁灰的颜色遍布在我的周围。铁终究是铁，它坚硬，锋利，有着夜晚一样的外壳，而我的肉体与灵魂原来是如此脆弱。是的，我无法在我的诗歌中宽容它带给我内心的压抑与恐慌。拇指盖的伤痕像一块铁扎根在我内心深处，它有着强大的穿透力，扩散、充满了我的血液与全身。它在嚎叫，让我在漫长的光阴里感受到一种内心的重力。让我负重前行。
　　上塑料厂里充满了灼热的原始气息，它的柔软构成了巨大的深渊，比起五金厂，表面上它没有钢铁那样坚硬，但它却比钢铁更为坚韧。塑料厂上班的时间普遍比钢铁厂更长，那是一种折磨人的绵长，弥漫在肉体深处。机器在上下起伏中，把那些厚厚的塑料压成坚硬的塑料板、鞋底。如果说五金厂那些钢铁的碰撞声是针扎一样的疼痛，那么在塑料厂更多呈现出的是像塑料一样绵长的寂寞。
　　每天，我看见那些身体健壮的上料工扛着一袋重五十斤的聚苯乙烯，它们的颗粒坚硬，光滑。我对这种颗粒状的东西充满了好感，有时把手伸进装满颗粒的袋子里，让那些颗粒在我的皮肤上滑过、蠕动。痒，一种像黄豆或者米粒滑过的痒从手指弥漫开来，这会让我想起苏童小说《米》中的男主人公手指插进米中的细节。注塑车间四处散发着一股灼热，上料工背着五十斤重的聚苯乙烯在车间走动，笨重的体力活与车间巨大的闷热使得他们大汗淋漓，整个背部蓝色工衣湿成一片。一个月后，蓝色工衣被汗液浸泡得褪色，像盐碱地一样花白。他们的身体充满了一股劳动的味道，酸味，我认为这种酸味是劳动的滋味。我的意识中，劳动是累的，而累是酸的，酸累酸累是我时常在地里干活的母亲常说的一句话。这种酸累从上料工的躯体里扑出来，在他们周身弥漫。一些人用拖车推着十几袋聚苯乙烯在车间铁板过道上走着，汗水从他们的额头、胸部、背部流出来，在白炽灯里闪着亮光。走在前面的是一个老员工，大约二十七八岁，他敞开着上衣，露出隆起的胸部肌肉。他半躬着身子，拉着拖车，那紧绷的肌肉像灌满浆汁，充盈，结实，肌肉间滚着一颗颗汗粒。在后面推车的是一个年少的搬运工，他还不习惯这种繁重的劳动。他在搬动的时候，脸部肌肉拉直，身子稍稍地颤动了一下，向后退了半步，隔了数秒钟，才站稳，然后缓慢地爬上铁架梯，把聚苯乙烯倒进两米高的料斗里。
坚硬的颗粒放进密闭高温的料斗，被熔化，分解，再流进模槽，冷却，成型，然后从出料口流出一个个半制品。我戴着白色手套，在出口拣着它们，灼热从手套间传来，我飞快地将它们摆在架子上。
　　注塑车间弥漫着一股湿热的气息，机器不停地碰撞，“咔嚓、咔嚓”的声音在脑海中晃着。机台制品的出口热气蒸腾，每个拣货工的脸都是通红的。这种湿热让人疲惫、慵懒。一股烧烤胶料的气味在车间弥漫，让人恶心、呕吐。人影在狭窄的过道上晃动、穿梭，节奏紊乱而嘈杂。他们的脸疲乏、萎缩，像秋天的叶子，动作也是呆板的，机械的，面无表情地出出进进。在这个空间里，我感觉已经找不到足够的空地容纳一颗可以安静、充满幻想的心灵。劳动已经把所有的想象与多余的念头挤出去了。巨大的机器模具“哐当、哐当”有节奏地轰响，冷却时间是六十秒，每次“哐当、哐当”的节奏也是六十秒，这台与另一台此起彼伏。在那些钢铁缝隙间，我看见一张张脸：冯金娥、刘淑芳、李燕、裴斐……我记下她们周围的事物：废料筐。被剪下来的披风胶片。四轮小车。黑色的抽手架。装盒身的灰色大盆。防止变形的海绵。隔尘塑料膜。黑色塑料的辘套桶。抽手(它们被我摆在货架上，还散发着热气)。巨大的机台。原料胶粒。闪亮的指示灯。绿色的开关。白色的开关灯。指示灯架上挂着的文件夹(分别是机台运作记录表，产品质量表，产品数量表，交接班情况记录)。绿色机身。黄色底座。磨得锃亮的铁板过道。白色天花板。天花板上灰渍的图案。白炽灯墙(底下一米二是绿色的油漆，上面是白色复合粉，有些地方油漆脱落、斑驳)。墙上圆珠笔画的图案(图案画得很拙，上面有一行小字，“I love you”，留下两个工号：P245、P562)。墙下被湿热腐蚀的斑痕。抽手啤机。盒身啤机。灰暗的铁窗户。被敲打出凹形的门。转过左边是升降机口。门口停着装满半制品的四轮小车。塑料架子。塑料盆。穿着灰色工衣的仓库工。蓝色工衣的品质员和机修工。白色工衣的装配工。黑色工衣的啤工。红色工衣的车间管理员。向右是出口。一排铁架工衣箱(里面有外衣、茶杯、手机、钥匙、皮鞋)。锁孔。向南是开水房。热水器。里面是厕所。木窗口。每次上厕所时，我经常在那里看一会儿太阳，感受一下自然的光线照在身上。
　　注塑车间在一楼，我在这个车间做过半年拣抽手的啤工。在半年里，我拣过泰国TDK公司的光抽，半光抽，沙抽，横纹抽，半横纹抽。半年后，我去了五楼装配车间，把外购零件与自制半成品组装起来。从一楼到五楼，从五楼到一楼，上去，下来，再上去，再下来，因为产品的质量、数量、半成品的生产速度。疲惫灌满了我的四肢，爬上我的内心，我常常靠在升降机的铁壁上，蜷伏起来，让自己休息一下。升降机里黑暗一片，进入里面，关上门，黑暗像潮水一样窒息着我。我感觉我所有的器官都从皮肤中生长出来，敏感而尖锐地感受着升降机的上升或者下降，身体的沉坠或者飘浮。黑暗滑过我的皮肤，凉而涩。砰的一声，目的地到达了，升降机的铁门打开了，光亮像巨浪扑了过来。
　　有一台升降机经常出故障，有一次上班，我被卡在里面，它停在二楼与三楼之间，门紧锁着。我大声地叫喊，用拉四轮车的铁钩子使劲地敲打着笨重的铁门。在只有一平方米左右的狭小空间里，我烦躁不安。我感觉自己像置身于塑料液体中，不能挣扎。汗水从我的额头上流下来，我听到楼梯口的脚步声，那些声音极具穿透力，穿过铁门传到我的耳中。我想来回走动，找出办法。但是这个狭小的空间根本没有来回走动的自由，从这端到那端，还没有两步的距离。我只好蹲下，让自己安静：工程部的人肯定会来的，我告诉自己。没有一分钟，我又站起来。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有人吗?有人吗?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我用不同的节奏敲打着铁门，沉闷的升降机内没有一点回音，敲打出来的声音都是那样闷闷的。砰砰砰!我听到有人在外面跟我说话，他是仓务部的，他以为只是常遇到的小问题，用铁丝在锁孔里扭动了几下，没有动。我感觉喉咙里急得冒烟了，就像一楼那些塑胶原料一样被熔化成一种糊状，黏滞感充盈着我的全身。他没有能打开门，离开了。升降机外没有声音了，我只好坐下来，听手表的走动：滴答。滴答。感觉此刻手表的声音比在外面时高了许多倍。它走动的声音变得缓慢起来，滴一答，或者干脆变成了滴——答。越来越慢。慢。再慢。而烦躁像熔化的塑胶料一样越来越多，越来越稠。我想扭动一下，缓慢地扭动一下。再扭动一下，挣脱这种烦躁不安，但被它黏住，困住，越来越深，到我的脖子。我坐着，一分钟，两分钟，多久了，我看一下手表。再看一下手表。两个小时后，工程部的电工来了。我出来。我全身汗水。走出升降机大门的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像从塑胶泥淖中爬出来一样。轻松。回到车间我跟裴斐说起在升降机里的感受。她笑，捂着嘴笑。她很兴奋，单调的车间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笑的事。她是拣大身的啤工，她在笑，她没有戴上手套，便去拣从啤机吐出来的大身。哎哟!她被烫得叫了起来。
注塑车间的机台是不会停下来的，老板需要它不停地运转，为他生产出利润，厂房，轿车，二奶。我不断地感受到塑料颗粒在熔化，分解，流进模具，凝结，被机器手臂推出，让我们拣好，摆在盆、架、筒里，送到五楼，再被我们装配、打包，让一辆辆货柜车运走。一年一年，一件一件。我们也是这样，把自己的青春熔化，分解，流进每个制品之中，让人打包，运走。
　　真实被阻隔在另一边。在深夜机器的轰鸣中，夜色疲惫得如同一条筋疲力尽的鱼，在窗外和机台上游动。正是黑夜，让我有了无边的想象。如果我探出头，望着窗外，此刻夜空上挂着明月。这座城市的天空是被污染的天空，我无法像在乡村一样清晰地感受到来自月光的明净、淡雅与皎洁。在水泥、钢筋、霓虹灯、马赛克构成的城市里，柔软的月亮只能在坚硬的城市缝隙间闪现出它的脸。城市是高节奏的，它需要瞬间的惊艳，刺激的感受，它是迅速的，热烈的，暴力的，像歌舞厅里的闪光灯一样浓亮四射；如同一个摩登女郎，用紧身衣低腰裤，迅速地暴露出她高耸的胸部，高翘的臀部，勾勒出她的乳沟和股沟，袒露出大片的背部和平坦的腹部。月亮此刻在灰蒙蒙的天空只是展示出一个模糊的轮廓。在遥远的高处俯瞰着城市里熙攘的人群与妖艳的霓虹。
　　现在注塑机生产的订单，是绿色塑料盆景。我从注塑机台上取下绿色的塑料叶子，枝条，植物躯干，红色的塑料花瓣，黄色的塑料花蕊。人类不断地砍伐着真正的绿色植物，却要制造出这样虚假的绿色树木、红色花朵，来安慰日益贫乏的心灵。我们应该怜惜的事物正在被我们糟踏，它们在我们的暴力下消逝了，生活挖去了我们内心最为柔弱的部分。人类在诗歌中怀念自然的月亮，却不敢舍弃那些人造的霓虹。我注视着注塑机口吐出来的叶片花枝，一种从未感到的困惑浮了上来：我们为何要制造一些虚假的东西来满足日益空洞的心灵，给它虚无的安慰?在注塑机上方是两盏白炽灯，强烈而冷漠的光线照在这些色泽鲜艳却没有生命的塑制叶片上，显露出没有活力的寡绿，映衬着人类的世俗与疲惫，人心的寂寞与孤独。这些被机器制成的叶片与花瓣，将装点、呈现于钢筋水泥构成的楼宇里的许多地方，成为虚假的面孔，被城市吸纳，并慢慢地渗透到城市人的内心。
　　我取下一片塑料花瓣，用手抚摸着它，它冷漠、生硬，没有一丝生命的温度，工业流水线把它的边缘微微卷起，制造出一种含苞的形状。它们只是一些几何图案，枯燥而单调。穿过公司的荣誉室，会看到有面红色的锦旗上写着四个金黄的大字——菩萨心肠。这面锦旗是某个慈善机构赠送给这家公司老板的，他给这个慈善机构捐款若干。每次看到这些，我都会想到那些出了工伤的同事，他们得不到赔偿，被保安赶出厂门。他们眼神无助，委琐的身子在厂门外抖瑟。
　　塑料厂老板不需要知道我们生命的感受与疼痛，他需要我们像机器一样不停地运转，像那些塑料制品一样能够给他带来利润和钞票。他用虚假的塑料植物，满足对自然绿色植物的虚拟臆想；他热衷公益，换取声名，却对他工厂里一个个活生生的员工，视而不见，铁石心肠。
原载《人民文学》 2007年第5期
【知人论世】
&“我不愿成为某种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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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小琼访谈
王士强：出生地和童年对一位诗人具有重要的意义，你是四川南充人，先谈谈你的家乡、你的成长经历吧。
郑小琼：我的故乡南充，在嘉陵江中游，三国时期归于蜀地，《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南充人。我在卫校读了四年书，经常去万卷楼，那里是陈寿曾经读书治学的地方。“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李亚伟、万夏等“莽汉”诗人曾在南充师范学院（现为西华师范大学）读书，“莽汉主义”主要诞生地在南充。我家在嘉陵江边一个很小的村庄，童年留给我最大的记忆可能就是嘉陵江，夏天涨水，江面变得很宽。在我成长过程中，我一直觉得嘉陵江是最大的河流，小时候我常在江边洗衣服，逢集时坐船去龙门古镇赶场。07年我回故乡，去龙门镇，写过一首《在龙门》的诗歌。刚出来打工的时候，我经常梦见坐船过嘉陵江，我曾写过一首有关于童年记忆的诗《江边》。在老家我是很老实的孩子，读书，帮家里做农活，喂猪，割猪草，很听话，很少出去玩，平淡得无话可说，村里人对我没有多少印象，在学校是那种没有太多人在意的学生，成绩偏上，也不活跃。有关童年最深的记忆是江边的芭茅地，心里有委屈便躲进芭茅地，到嘉陵江边看江水朝南而流，享受那里的安静。南充是绸都，在南充的乡村有很多桑树，养蚕，我记忆中最好的工作是去附近的绢纺厂上班，那个绢纺厂在90年代倒闭了。
王士强：在小的时候和上学的时候有对写作感兴趣或者表现出这方面的天赋和潜质了么？
郑小琼：我在学校基本没有写作的兴趣与天赋，我并非天才或者早慧，属于很普通的孩子，不会给人留下太多印象。如果写作有天赋的人肯定会给老师与同学留下印象，我没有想过会从事写作，写作也许只是我人生中的一次偶遇。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笨拙的人，小时候甚至有点自闭，不太喜欢交流。07年回乡，跟一些同学与朋友交谈，他们似乎对我在写诗感到很意外。
王士强：你是初中毕业考了卫校，然后卫校毕业在乡镇医院工作过，多长时间？如果按照正常轨道你应该会是一位医生或者护士的吧？
郑小琼：是的，我1995年初中毕业考上卫校，就读时说国家会包分配工作，1999年卫校毕业后实际上没有分配。那几年恰好逢撤乡并镇减员、城市下岗，如我这样的乡村孩子，分配工作太难了。我在家呆了一段时间，感觉分配无望。后来，我曾去乡村医院做过临时护士，做了大约两个多月，医院发不下工资，离开了。又经一个师姐介绍去了重庆的私家医院做护士，医院包治百病，实际什么病都治不好。做了差不多三个月，实在忍受不了良心的折磨，我再次选择了离开。那个医院对病人半吓半骗，直到将病人的钱坑光，还耽搁了病情。受骗者很多来自乡村，他们在一些报纸、杂志、小电视台、电台听到广告或者受医托的欺哄，来医院看病。医院给病人注射一些激素，对病没有任何好处，治不了病，只是骗钱，我受不了，就离开了重庆。回到南充在小餐馆做服务员，端菜洗盘子等，直到过年后，跟同乡来到广东。如果不出来，继续在家里等待，找一些熟人关系，花些钱等，也许会在小医院做一个医生，我同学大部分都在做医生。出来打工，不想再花这样一笔钱，也没有让父母去找门路，进了工厂，慢慢便做下来了。
王士强：那就是2001年到的东莞？刚到东莞时的情况怎么样？
郑小琼：当时的东莞鱼龙混杂，有很好的工厂，也有很差的工厂，还有很多黑工厂及以招工骗人的工厂。那时找工很难，我记得有一个家具厂招两个人，下午两点半面试，我一点多到家具厂门口，已有五六十个人在排队等。到面试时间，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有接近两百来人。先是保安看毕业证、身份证后裁掉差不多一半，再让面试者跑步，做俯卧撑，再裁掉一些，最后人事小姐随便挑些顺眼的喊进去面试，面试两个合格了，后面的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当时莞樟路上有很多黑工厂，做上半年也不会发工资给你；有的借着招工的名义，纯粹骗人，先收你二十报名费，接着收工衣保险伙食等等名目繁多的各种费用，直到把你的钱骗光。我第一年基本处于找工的状态，曾进过一个比较好的工厂，因为生病，请不到假，坚持上班，后来实在坚持不了了，两天没有去上班，按规定属自动离职。这些后来慢慢改善了，直到工厂出现了招工难，那些黑工厂以及借招工骗人的中介与工厂便渐渐少了。
王士强：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具体是怎样的情境下开始写作的，有什么具体的原因，具体的人与事的影响？
郑小琼：我01年开始写诗，当时刚来这边，下班或找工作回来，实在无聊，在出租房里，没有电视，当时也没有手机、网络，除了逛街与读书，无事可做，我选择了看书。在工业区的很多地摊上有杂志卖，一块钱一本或两块钱一本。刚来东莞，还不习惯这一辈子就是打工的命运。考上中专时，按当时政策包分配，却没有分配工作，呆在家里，被人看不起，有人会笑话，读完书有什么用，还不是要种地。当时最怕见到老乡，见到了总有人问，你不是考上学校，不是要分配工作吗？我无言以答，感到很孤独、很迷茫。没事时，就看书，到工业区地摊找打工类杂志。当时广东有几十家打工类杂志，销量相当不错，有的每期发行量几十上百万份，这些杂志刊登反映打工生活为主的文字，很多杂志有一两个页码的诗歌。我觉得杂志上的诗歌很简单，觉得自己也能写出来，开始在纸上写，一直慢慢坚持下来。当时的自己内心是自卑的、孤独的，想找点事情打发内心的自卑与孤独。打工杂志刊登的一些打工者通过写作改变命运或者找到一份好的工作的文章似乎给那时灰暗的我打开了一扇窗口，让当时极度封闭的自己有了窗口窥探外界。现在那些杂志大部分已停刊。时代不同了，01年那时还没有普及网络、手机等，大部分年轻的打工者打发工余时间是阅读那些打工杂志，通过杂志交友，看外面的世界，寻找内心的安慰，那些杂志曾给许多打工者内心带来温暖。
王士强：嗯，时代的确不一样了，那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那些打工杂志促成了诗人郑小琼的诞生。
郑小琼：是的，没有那些打工杂志我可能不会写诗，它让我接近文学，慢慢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多年后，我的同学知道我写诗都觉得很意外，他们说没有想到我会走上写作之路，在他们的记忆中没有任何有关于我写作的印象。我知道很多打工写作者与我一样都是从那些杂志开始写作之路。我的运气比较好，01年开始写，当年就有诗歌发表在打工杂志上。
王士强：你当时和打工诗人群体也逐渐有了比较多的联系吧？
郑小琼：2001年底我有一首诗刊发在《东莞日报》上，第二年获了《东莞日报》的一个征文奖，在颁奖会上认识了一些东莞的诗人，比如方舟、彭争武、何超群等。当时的打工杂志刊登作者的诗歌，都会在后面附上作者的通讯地址。随着自己的诗歌在杂志上刊发得越来越多，我陆续结识了许强、张守刚、柳冬妩、罗德远等。02年左右，因为与许强在同一期《创业者》杂志上刊发诗歌，于是有了联系，与张守刚在同一期杂志刊发诗歌，与他联系上了。通过张守刚介绍我认识了发星，02年8、9月份左右认识的发星，一个大凉山的诗人，他对我后来的写作影响十分之大。02年我进了一个五金厂，然后在那个工厂做了四、五年。
王士强：开始写诗是因为什么呢，是为了表达自己、寻求沟通，还是为了可能的改变现实处境，或者是有一个文学梦。
郑小琼：虽然在一个纯正的写作者看来有点功利化，实际上很多人也是希望通过文学改变自己的流水线生活。东莞这个城市以前只是一个县，后升为地级市，市里直管镇，很多镇都有自己的报纸，我在这些报纸刊发了很多诗歌，办这些报纸的很多本身是诗歌写作者；很多工厂也有自己的内部刊物，刊发一些与工厂有关的文字，也有文艺副刊版面，办这些内刊的很多人也都是写诗的，比如陶天财等人。在东莞这个城市的打工者里面，写诗的人相当之多，我知道名字的，差不多就有一百多人，还有更多我不知道名字。在办公室办内刊相对于流水线来说要轻松，工资也高许多，有一些在流水线的工友通过写作发表谋到一份内刊编辑的工作，所以写作的人也多。
王士强：这种种想法其实都很正常。
郑小琼：我最初写诗纯粹是为了去除孤独。当时的我非常失落，读完书没有工作，做流水线，甚至找不到一份工作。在第一年里，我做过鞋厂、家具厂、毛织厂、玩具厂等，也被招工骗子骗过，还进过一家黑工厂……做什么都不顺利，非常郁闷，只有写一些东西安慰自己，如果能够发表，也可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在01年的一次次失业中，我发表了一些诗歌，我很想通过写作找一个内刊工作。我拼命地写，向那些打工杂志拼命地投稿。直到后来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五金厂，又认识了发星，便慢慢没有这种想法了。发星不断写信鼓励我，要坚持，从山中寄很多诗集给我，有的是他复印下来的。我曾在一首诗中写过，想有一本金斯堡的诗集，发星将他收藏的一本金斯堡的诗集寄给了我，他自己再去西昌的书店购买。03年左右，我在一些打工类杂志发表了很多诗歌，有人曾介绍我去内刊，我没有去，通过发星的影响，我知道自己的写作需要什么了。
王士强：可能诗人发星是你诗歌之路上一个比较重要的人。
郑小琼：是的，如果没有发星的出现，我写作的梦想就是找一个内刊的工作，写一些通讯与工厂的新闻。当时我的工资大约一个月三四百块左右，而内刊编辑有一千七八百块左右。对于在流水线的我来说相当羡慕，他们不用加班，坐在办公室里，不用上夜班。是发星开拓了我的写作视野。03年7月，张守刚回重庆时，来过东莞，他教我学习上网。我那时在五金厂做工人，不会上网，直到04年开始上网多一点，学会在网上发言，以前我只知道在网上浏览。
王士强：后来不去内刊是不是也因为你在诗歌方面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反响和认可，有了自信，觉得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在。
郑小琼：不是的，因为当时在五金厂比较稳定，我的工资已涨到六百块左右了，我怕去了自己没有能力做下去，又丢掉五金厂这份工作，想想自己以前找工作的经历，不想跑了，其实也想安静地写作。
王士强：在诗歌方面逐渐获得认可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郑小琼：以打工写作者的经历看，我算比较顺利。在02、03年左右，我的诗歌在打工杂志刊发了很多，有一个《创业者》打工杂志一年十二期有八期都刊发了我的诗歌。我记得03年左右，《诗歌月刊》曾刊发了我两次诗歌，对于一个在工厂的写作者来说，我很兴奋。我03年写了《人行天桥》，发星在《独立》发表了，海上写了一封信给发星，发星将海上的信寄给我，在信中他不断地鼓励我，我觉得自己有信心写下去。04年写了《完整的黑暗》、《进化论》等，这样慢慢坚持下来。03年左右，我因为获奖去湖南参加《散文诗》杂志的笔会，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工厂去参加与文学有关的会议，认识了很多朋友，视野也渐渐开阔起来。
王士强：发星寄的主要是哪一类的书？
郑小琼：发星寄的书很多，有思想随笔，有海上的诗歌与文字，还有一些先锋诗歌，太多了，他复印了很多先锋诗人的诗歌给我，比如廖亦武、周伦佑等人的作品，梦亦非的评论与诗歌。
王士强：在早期还受过哪些影响？
郑小琼：03年我的写作风格有了变化，除发星寄来的书籍，还有“文化先锋”网站也给了我很大的影响，以及偶然读到谢有顺老师早期的一篇文章，《怯懦折磨着我们》，这篇文章对我影响很大。后来认识谢老师，我跟他提起过他早年这个文章对我的影响，我记得当时这篇文章刊发在《花城》上，我在工业区的地摊上花了两块钱买的很旧的《花城》杂志。当时阅读那篇文章时内心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感慨，充满了自责。那年上网也认识了一些朋友，比如《女工记》里的竹青，一个有自己想法的女工，我们一起看“文化先锋”网站，一起交流对现实的种种不满，充满了激情与愤怒。我们评论社会上种种不平事，要改变打工现实中种种不平之事，但我是一个怯懦的人，去公共电话亭打电话举报工厂违反《劳动法》，结果免不了石沉大海。从那一年起，我开始关注社会关注现实，诗歌也从早期以写个人乡愁与对故乡眺望中走出来，不再写那些小情绪，因为这些，我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如果说早期写作我只是想找一个好的内刊编辑，不做流水线，后来写作完全是面对现实、面对社会了，更尖锐了一些。
王士强：可能就是视野更开阔了，关怀的东西更多了，情怀不一样了。
郑小琼：是的，人生有些东西很意外，我曾说过，诗歌是一次偶遇，有时候，人生的改变也充满了偶然性。去年我的《女工记》写完之后，张柠老师看了后，他电话说“文化先锋”网是他跟朱大可老师等人办的，我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感，那个网站对我影响太大，比如《人行天桥》里写到的一些社会现实，是我在“文化先锋”网看到，不然，一个天天呆在流水线，一个月没有一天休息，一天十二、三个小时在封闭车间的女工怎么会知道那么多社会现实。“文化先锋”网被关闭之后，我失望了很久，这个网站的关闭，让我知道了更多，更认清了现实。
王士强：到05年参加“青春诗会”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关节点，从认知的角度来看可以说真正走向“全国”了。你应该是那一期里面最年轻的诗人了吧。
郑小琼：是的，05年参加“青春诗会”后可能有更多的人关注我。就写作来说，我认为03、04年对于我来说更重要一些，那两年写了几首长诗，诗风完全变了，完成自己的一个转变。之前我写的基本是思乡的主题，还有一些写故乡的，很简单的诗歌，属于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那类。发星寄来的那些现代先锋诗和海上的文字让我的诗歌技艺与视野开阔了，“文化先锋”让我更深地认识了社会现实，谢有顺老师那篇文章带给我内心的冲击与激情，网络带给我与朋友的交流与碰撞，我内心充满一种莫名的东西在涌动，它们需要表达，这种感受，我以前没有。我记得当时写《人行天桥》的感受，我在操作机台，一边在铁板上打牙孔，一边在工厂的合格纸上写下自己瞬间的想法。怕领班看见，只好偷偷地写，去厕所写几段或者几句，一天上午去了四次厕所，写那首诗我被车间管理员抓住了，罚了几十块钱，在之前这种状态是没有的。写完《人行天桥》后又写了《完整的黑暗》、《进化论》、《内心的坡度》等。在04年，评论家柳冬妩曾写了一篇有关于我的评论，可能当时没有多少人关注，参加“青春诗会”后，可能关注我的人多一点了。05年后跟上海《活塞》的诗人交往，加入其中，后来一些长诗都刊发在这个年轻的诗歌团体，跟这个群体的诗人交流，比如徐慢、丁成、殷明等人。
王士强：你的诗歌写作其实也比较顺，05年参加“青春诗会”，07年获得“人民文学奖”，08年获得“庄重文文学奖”，等等。可以说一步一个台阶，在不断的获得认可，知名度在不断提高，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也有人会说，你是被树立起来的一个典型，甚至有人把你称为一个“文学超女”、“诗坛超女”，认为你的成名是社会的一种需要，是外力的推动，而不是由于文学和诗歌本身的原因。另外，获奖本身是一件好事，但也可能是一件坏事，很多的人获奖以后就再也写不出好作品来了，这种现象也有很多。关于这些问题你的观点是怎样的？
郑小琼：获奖只是偶然，我想任何写作者都不会为获奖而写作，获奖只是写作之外的东西，当然这是套话，但对于诗歌写作者来说，这却很真实。认真阅读过我的作品的人，知道我写的很多长诗根本不能发表，更谈不上获奖，这些东西恰好是我花时间最多的，就像很多人给我加上这样或者那样的帽子，我只想说，有多少人认真读过我的作品？我个人对这些不太关注，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评论。很多评论说我获奖是诗歌，实际我获“人民文学奖”的是散文，并不是诗歌。那个获奖散文《铁&塑料厂》有多少人读？现实中我们都在用概念来评论一个人等等，这些年我还见过一些更夸张的说法。自从认识发星等人后，我一直按自己的节奏写着，比如《玫瑰庄园》，写了十来年，一直在写；比如《女工记》，在06年就有了计划，那时我没有获奖，也没有多少人关注，也写了六年，直到去年书籍才出版；《七国记》是我另一首长诗，我05年开始写，现在还在写。我一直按自己的方式写着，外面的评论似乎对我没有影响。我属于比较笨的那种人，也属于那种很犟的人，有着自己的计划，外界对我影响不大。我曾给自己开玩笑说，要有很多未完成的诗篇，这样才能使自己不能停下来，才能让自己不会倦怠，我这样安排着自己。当然获奖，肯定会高兴，在高兴之余，我觉得更应该完成自己还没有完成的计划。
王士强：因为你名气大嘛，树大招风，有这样那样的争议和说法也很正常。
郑小琼：我可能算写得比较多比较杂的，一些人看了这些说我是打工诗人，另外一些看我另外的作品说与打工无关，各种看法都很正常。是的，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争议很正常，如果没有争议才不正常。
王士强：现在你差不多是80后诗人里面知名度最高的了，而这跟人们通常印象中的80后这一代人很不一样，跟其他的80后作家比如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春树等又不一样？你对80后这个概念怎么看？你觉得80后这一代人相比前代有哪些比较明显的特征？
郑小琼：他们都是大城市的人，我是小工厂里的人，我来自很传统的乡村，我的人生历程与来自乡村的中国70年代的人或者60年代的人没有本质区别。我跟刚才说的那个群体完全不同，完全是两个不同世界里的人，有人说我身上保留着六七十年代那一代的气息，实际与我成长的环境有关。我出身于乡村，然后进城读书，到1999年毕业走向社会。我读的卫校也是很传统的学校，南充是一个三线城市，当时还保留着封闭的缓慢的传统生活，并没有像我同龄的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春树等人，他们生活在大城市或者国外。
王士强：现在的人们其实是把80后概念化了，完全成了一个虚拟、空洞的符号，然后加上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80后成为了一个被消费的对象。
郑小琼：是的，我在一篇《东莞生存词》的散文中写过：“当我学习写诗，当别人在我的身上涂上一个80后的标签，但是从我的诗歌中他们却无法找到他们界定的那种80后的特性。当他们说着这一代人是没有责任感的一代、是跨掉的一代、愚昧的一代、最自私的一代、最叛逆的一代等等，然后举出很多例子来证明这个说法。我知道更多的80后一代却是沉默的一代，他们来自于中国乡村，她们只读完了初中或者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了，来到沿海的工厂打工，她们的青春都丢在流水线上了，这群沉默的大多数是没有人注意的，她们每个月辛苦地劳动着，他们把微薄的薪水寄回到了贫困的乡村，尽一个做儿女或者哥哥姐姐的责任，更多的他们已成家立业，成为父亲母亲，他们在尽力地做一个好父亲好母亲，在东莞这个号称世界工厂的地方，有多少沉默的80后在工厂艰辛地支撑着中国这个世界加工厂。当别人说着80后的特性，说着80后的生活和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我总觉得我或者我那些在工厂的兄弟姐妹们与报纸上说的那些隔得是那样的遥远。也许，我们与他们根本是两个不同的世界里的人。传媒上的那些喧哗、热闹不属于我们，哪怕我们是80后的最大多数，因为我们的沉默，所以他们忽视。更多的时候，在这些年里，在这个城市的生活中，我看到更多是属于80后崛起的一代，苏醒的一代，有责任感的一代，他们懂得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当老板们一个一个地抱怨现在这批80后的工人没有以前的好管理了，说80后的工人越来越多地懂得用《劳动合同法》或者相关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了，他们懂得投诉、懂得劳动仲裁、懂得职业病、懂得如何处理有关劳动纠纷。我知道在东莞这个城市有关于劳动诉讼与仲裁的案子这几年比前几年不知翻了多少倍，这其中大部分提出劳动诉讼与仲裁的是80后的打工者。作为一个80后，我觉得我们是幸运或者不幸的一代，70年代那批人上学工作基本是国家供着，他们读大学不要钱，他们毕业后有工作，而80年代的却恰恰相反，上大学要交昂贵的学费，大学毕业之后要自己找工作。在中国农村培养一名80后的大学生，基本欠上沉重的债务，因为欠上债务，所以我们觉得自己更有责任感。我们出来打工，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灰色世界，我们大部分进入了中国珠三角或者长三角的某些工厂里，在这些工厂里存在着太多法律层面上的灰色地带，而我们恰恰懂得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懂得在灰色地带中分辨黑与白。在丧失与得到中成长，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因为不断地投诉，而不得不被动选择离开一个个的工厂。我开始寻找自己的身份：诗人、80后或者别的更为重要的身份。”这是那个散文中的一段，正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王士强：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郑小琼是和打工诗人划等号的。那么，你是“打工诗人”吗？或者说，你愿意被看做“打工诗人”的代表性诗人吗？
郑小琼：我基本的观点，写作是自己的事，给我披马甲是别人的事，我不会因为别人而去放弃自己，也不会砍掉自己的想法去适应别人的马甲，我更关注我自己的创作。几年前我有过一个关于这些符号与马甲的发言，我再引用一遍：“我只能说，这是一个‘马甲’横飞的年代，习惯了各种命名与被命名，它们或者出于主动或是被动。比如在新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学不断被带上了各种‘马甲’，有根据题材，有根据内容与技术等等，不断地为文学作品制定‘马甲’。就我个人自己而言，我曾被人披上过无数件‘马甲’，比如因为我的身份披上的‘打工文学’的马甲，我个人也不幸地被媒体披上了一个‘打工妹诗人’的‘马甲’。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我更关心‘马甲’背后的东西。我相信，我们需要面对的依然是去掉这个‘马甲’之后的文学，才是文学的本身。在给文学作品披‘马甲’的过程中，我想起赵本山小品中的一句话‘小样的，披上一个“马甲”就以为不认识你了’。很不幸，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境况就是文学披上一个这样或者那样的‘马甲’之后，我们就真的不认识了，我们不断地被各种‘马甲’迷惑了。当文学披上网络这件‘马甲’之后，我们更在意的不是它的本身，而是‘马甲’了。应该面对的文本本身越来越被弱化了，我们对文学的审美也成为了对‘马甲’的审美，或者更多人在论证这样或者那样的‘马甲’的合理性，对‘马甲’背后的东西关注越来越少。我更愿人家关注我的作品，并非别的东西。”
王士强：你在07年还成为了省级的人大代表，这显然是和作为个体的写作大为不同的。能否例举作为人大代表你个人感觉比较自豪的几件事？
郑小琼：这几年当人大代表，我算是一个比较尖锐的代表，向相关部门提了一些建议，最主要是帮不少人要到他们应得的劳动报酬，这五年里，我尽力地去做一个合格的代表。我以这个身份当选代表，可能针对农民工群体的发言与建议多一点。做人做事都尽其力是我的原则，当这个代表也是。虽然有时可能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很多事情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但我是有话直说的人，该反对的时候，我一定是反对的，有自己清晰的立场。虽然知道不能改变什么，但是要坚持自己，我曾对很多报告投了反对票，我知道在现实改变不了什么，但我代表着一个群体需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对有关农民工群体的政策的执行与制定不满意，比如农民工子女就读、户籍的开放、农民工劳动保障等，我对不满意的政策，当然得投反对票。
王士强：是的，实际上这样才有意义。当代表会感觉自己特别有权力、对社会有影响力吗，或者说并没有这种感觉，还是完全相反的感觉？
郑小琼：我只能说我已尽力了，面对现实更多时候我的感觉是无能为力，这可能有十分复杂的的原因，也是中国的现实。不过我至少表达了所代表的群体的声音。这些年当代表唯一收获就是帮助一些打工朋友讨到薪水，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权力与影响力。相反，我原来觉得应该可以做的事情，做起来可能有一种无力感，更多的是力不从心，并非如自己所愿。但作为一个代表，我必须要做这些，否则我会心有不安，比如建议在农民工群体中成立基层农民工自治组织抱团取暖等。我总觉得自己更应该多做一点事情，有些事情，总需要去做，比如我写作《女工记》，也是写农民工群体，比如他们户籍问题、小孩就读问题等。我只是觉得代表这个身份不是权力与影响力，而是在内心问自己是不是一个称职的代表，是不是真正清晰表达一个群体的声音，但在现实沼泽前我有一种无力感，一种愧疚感。
王士强：因为你是诗人，作为一个个体的诗人想要改变大环境那是太难了，所以你的这种感受很正常，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做事还是不做事，还是不同的，哪怕很小的事，逐渐做起来就会好一点。
郑小琼：所以更多的时候是无能为力。这也是我写《女工记》的感受，可能一些女工通过个体的努力能改变个体的命运，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无能为力的，而我们的宣传往往把成功者当作榜样粉饰着千疮百孔的现实，作为一个人大代表，我曾说过，我们政府的报告不应该只报告做了多少事情，更应该说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做，做了多少事情是一个政府应该做的，是政府的责任，是政府尽职的表现，而多少事情还没有做或者没有能够做好，这才是努力向人民尽责尽职的承诺。是的，我们都需要努力地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用微小的行动来一点点改变。
王士强：《女工记》我觉得是这个时代非常重要、不可多得的一部作品，甚至可以说，它写出了一个时代。它既是“诗”又是“史”，写法也很平实、客观、不动声色，但是，内在却波涛汹涌、波澜壮阔，我读起来觉得非常震撼。你自己怎么看待它在你的作品谱系中的位置。
郑小琼：对于自己已完成的作品倒没有什么感受了，我只是尽力表达内心想说的或者这个群体遇到的现实。当我06年离厂做女工生育调查时，我想写一部女工作品，我只是努力去做自己想做的、值得做的、应该做的事情，它可能是这些年我等待的作品。在写出来之后，它甚至可能会成为我自己反对的那部分，包括我自己一样，比如成为某种标本，我个人一直反对成为某种标本，但是现实中我却不由自主成为别人眼中的标本。我希望在《女工记》里看到这些女工只是她们独立的自己，并不是标本化的女工，但是现实中她们可能会被标本化。在打工题材里，它是我花时间最多的一部作品，或者应该是我写作打工题材中比较重要的作品。如果说早期《黄麻岭》是一部我在某地打工的现实，写的是一个地方的个体的事情，那么《女工记》强调的是一群个体，在这个时代遭遇到困境。我计划再写一部打工题材，以打工事件为线索，这样就会构成一个地方、人物、事情的系列，当然我不知能不能写完，这只是我的计划，我会花一些时间去做这些事情。我写得比较慢，07年南都采访我时，我说要写一部女工的作品，说06年开始准备，没有想到去年才完成。不过，我相信有些事情需要慢慢去做，我会努力地坚持。
王士强：有的人认为你的诗社会性较强、题材的意义较大，但是有些粗糙、技艺方面有些单一、语言不够考究，有的地方道德评判的痕迹比较重。你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或者说，这就是你的风格，是有意为之？
郑小琼：我觉得具体题材具体处理。我在打工题材与社会现实题材处理得粗砺一些，而并非别人说的粗糙与技艺上的单一。相反，我觉得处理得相当丰富，每个题材的处理都有更适于这个题材的表现手法与技艺标准，一双弹钢琴的手与一双砌墙的手它们审美标准完成不一样，你说一双弹钢琴的手美还是一双砌墙的手美，因为他们从事完全不同的工作，文字也如此，也许有的人认为弹钢琴的手是美的，是细腻的，在他们的眼里，砌墙人的手不是美的，是粗糙的，但是我却不这样认为。社会性强与题材的意义较大更无从所说起，哪一种题材的意义较小，请说明一下。实际上阅读我作品多一点的人，比如《纯种植物》、《两个村庄》，还有《玫瑰庄园》等诗歌中我处理就细腻一些，处理方式是根据我的题材与表达的内容来确定，可能一些长诗在外面看来有些杂乱，而那恰好是我需要表达的内心节奏。我曾有一段时间热爱即性摇滚音乐，我的一些诗歌受过其影响，一些长诗里面的情绪产生的节奏、呈现出来的荒杂恰恰在那些诗歌中是我所需要的。就像一个路边的汽车修理工一样，他的职业不可能让他穿得干干净净，他看上去要像一个现实中的修理工的样子，我的一些诗歌也是同样原因，我在作处理时，更愿追求某种杂乱，似乎无节制，这更能呈现我所表达的对象，更适合我表达的内质。在以前一些访谈中，我曾用《挣扎》与《人行天桥》来说明过我的长诗里面的情绪与处理的手法。&
王士强：总的来说，你是一个出世的人还是入世的人？你关心时事、关心政治吗？
郑小琼：我个人谈不上出世与入世，我们在这个现实中生活，你就入世，我们都是生活在俗世之人，只是在作品中有的选择了回避有的选择了面对，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在面对自己的生活，一个纯粹的大学学术教授与一个工地上的泥水匠面对的世界完全不同。也许在泥水匠看来，大学教授专门研究学术他是出世的人，而在大学教授自己看来，他的世界与生活面对的就是专业的学术。我一直想说，不是我们关心时事与政治，而是时事与政治时时关心着我们，比如我在工厂就面对劳动法、加班，以及由国家政策带来的户籍、暂住证等。如果再远一点，比如作品有些尖锐的东西会被审核无法发表。很多时候，在这样一个政治过度干涉着我们生活的国家，不是我们选择关注政治与时事，而是政治与时事时时关注着我们，它们制定一些敏感词，屏闭着我们的言论，它们制定种种尺度，需要我们去适应它，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公共政策或者言论上的等，政治时时在关心着我们，刺痛着我们时，我们不得不把这种感受写出来，因为政治与时事时时关注与干涉着我们，我们不能不被迫地关心它们。是的，我们可以过这种生活，但是我们有责任让下一代不要过这种生活，我们可以忍受，但是我们无法忍受下一代还过在政治与权力过度干涉的生活中。
王士强：你现在是《作品》杂志的编辑，对诗歌的态度而言作为编辑和作为诗人有什么不同？你从做编辑的经历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郑小琼：作为一个杂志编辑，可能在视野上要开阔一些、接受的面要大一些，比如各种题材各种类型的诗歌都需要在一个杂志上呈现。作为个体诗人，我愿保持自己的个性，尖锐而极端一些，有些诗歌，我不会写那种类型，但是并不妨碍它是一首好诗，作为编辑，我会刊发这样的诗歌。作为诗歌编辑，我最大的感受是诗歌写作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悲观，还是有很多优秀的诗作，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过度关注那些差诗构成的诗歌事件，以及一些完全与诗歌无关的借诗歌之名的噱头，我们需要有耐心找出优秀的诗歌作品，唐朝三百年编了一本《唐诗三百首》，而中国新诗还不到一百年，我们为什么没有耐心去挑选那些优秀的诗歌呢，为什么要让那些非诗的东西遮蔽我们观察的双眼。《作品》杂志从前年起，每期都刊发两首左右的长诗，大约刊发了几十首长诗了，这可能是我这两年做编辑最大的收获。如有可能，我会坚持把这个栏目做下去，因为大部份杂志都刊发短诗组诗，我们关注长诗多一点。
王士强：关于你的一个争议是，你逐渐获得了主流的认可，现在也差不多成了一位“成功人士”，成了“体制内”，那有人就说你是通过写底层、苦难而获利的，是消费苦难而成为了一名既得利益者，结果反而掩盖和遮蔽了苦难，是对现存秩序的一种强化和肯定。有人说你的写作已经是主流写作的一部分了。我想问的是，现在的你和写作初期的你一样吗，你还保持着独立性和个体性吗？如何保持，怎么做到？
郑小琼：这种担心很多人有过，林贤治老师曾写过一个评论也提到这个。我一直想说，写作者用作品来说明，我不知道成功人士的标准是什么，是物质还是虚名，如果以此标准，我似乎都不是。内心有体制的人时时看到的是体制，就像很多人说我诗歌中的政治，我只是写我自己的那部分，至于它们是什么我并不在意，我更在意的是我们内心中那部分体制，一颗真正自由的心灵，我们在写作诗歌是不是真正保持自己内心的自由。上面说过了，在现实中，我不想成为一种标本，但是外界一直将我标本化，尽管我一直反对，但是没什么用。以身份论，我们会发现同样是在大学教书，有些人被说成体制、官方诗人，有些人却是民间的，同样是做生意的人，有的人同样如此，一个做民间出版的，他说是自由的、民间的，实际上无论是做民间出版还是做官方出版，如果有书号与发行的书籍，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尺度，同样被迫剪裁、修改、甚至不能出版刊发，在同一个看不见的尺度下生存着，你说哪个是官方哪个是民间，哪个是真正自由的？在一个寺庙的和尚与尼姑都有体制级别的地方，你说哪一块地方没有被体制化浸濡、腐蚀？一种内心的、一种外在的，而我们更需要看重的是能不能保持自己内心的自由，在作品中能不能保持一种自由者的角色。我现在说我如何保持独立性和个体性，也只是说说，我只是希望阅读者从作品中感受一个人真正的内心，我一直想说一句话，写不写与写什么不写什么都应该成为一种作家自由的选择，至于能不能传播发表出版则是另外一回事，作家最需要的是作好前者。我一直对绝对化的东西保持警惕，就像我不愿成为某种标本，但是却成为别人眼里的标本。
王士强：内心有这种自觉、清醒的意识我觉得是很必要的，而不是为某种强大的力量所吸引而丢失了自己，因为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这也是我觉得你的写作中很可贵的一种品质。它可能是很基础性的，否则文学几乎是没有存在的必要的，但是，在这样的问题上出问题又是普遍的、层出不穷的。
郑小琼：至于别人眼里的什么，与我关系不大，我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主张穿越，包括作为一个写作者面对政治与体制这样的庞然大物时，我主张不回避、不纠缠，这是一个巨大的泥淖，我们需要保持自我的独立，而不是依附其存在。在我看来，以歌颂其为生与反对其为生二者都是体制的一部分，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我不想让反对者在自己反对的对象倒塌之后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我们的写作更需要的是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如果作品中需要面对就必须去面对，如果不需要面对也无须牵强面对，这一切取决于自己的作品，这是我的立场也是态度。现在我们诗歌中有一种以反对者作为标榜，我遇到一些人，诗歌写得很差，处处以反体制为标榜，这何尝不是体制的另一面。写作者最主要的是作品，作品是最重要的力量，不能让作品沦为一种反对者的行为艺术与波普，这也相当可怕。
王士强：似乎你对长诗写作情有独钟，谈一谈你对长诗的理解吧，我猜想它可能和你诗歌写作的某种抱负有关。
郑小琼：我倒没有对长诗情有独钟，而是有些情感短诗不能表达，只能用长诗去表达。可能发星寄给我的几个诗人都是以写长诗为主的，比如海上、廖亦武、周伦佑等。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内心积聚了太多东西需表达，它们在内心深处需要表达。我写过很多长诗，可能是我感情太激烈了一些，诗歌长度取决于需要表达的内心，可能长诗更适合一些想表达的东西。
王士强：读你的长诗《挣扎》、《耻辱》、《内心的坡度》等，我觉得很惊讶，节奏很快，密度很高，很有力量，很激烈，似乎是有很多猛兽在撕咬你的内心，读起来都让人喘不过气的感觉。
郑小琼：是的，那种块垒压抑着我，我在上面说过写作《人行天桥》的感受，后两年的长诗轻缓一些，可能最近的会更压抑一些，《女工记》的情绪延续了《挣扎》与《内心的坡度》多一些，而另外一些比如《玫瑰庄园》，可能更缓一些。你说的这三首只有《内心的坡度》发表过，前面两首有杂志曾想刊发，但是最终都没有发出来。每次出版诗集都被迫删改与撤掉一些。
王士强：现在的你喜欢阅读吗，喜欢读哪一类的书？
郑小琼：我基本还算喜欢阅读的人。读书倒没有过多的选择，有一些文学、社会、思想史书籍会时常读，有一些因为自己创作需要关注，比如我写《七国记》，我会找很多有关于战国的各种书籍来读，写一个魏国，我做了三万字左右的笔记，其他几国也一样，所以写得很缓慢。我会不断找朋友推荐一些书，我个人很喜欢一些古典的文学，我一直觉得魏晋南北朝的赋的文学成就与文学技艺比唐诗宋词高得多、丰富得多。
王士强：最后一个问题，你想成为一位什么样的诗人？
郑小琼：我只想成为自己，十年前我没有想过写诗，因为偶然才写了诗。倒没有想成为什么样的诗人，我最怕成为标本，而成为什么样的诗人就是一种标本。
王士强：不刻意，不强求，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郑小琼：正是如此，写自己的。
(原载：《新文学评论》2013年第2期）
【他山攻玉】
当生命与语言相遇
&&&&&&&&&&&&
——郑小琼诗歌札记
这明显是一个言不及义的题目，我还可以写成“当生命与存在相遇”、“当语言与命运相遇”、“当一个诗人与一个时代相遇”，等等。因为一个好的诗人带给我们的总是很多，他（她）会昭示着一种喷薄而出的诞生感，让你期待太久，又出其不意。他（她）和时代之间会构成强烈的互证关系，书写和确认那些重要然而又从未有过传神表现的公共经验，他（她）的语言方式会充满陌生而又熟悉的尖锐性与震撼感，具有直抵人心和存在黑暗的力量，他（她）会有鲜明的原生而且陌生、精确而又暧昧不明的特性，还会有不可抵挡的整合性与吞噬力……我读郑小琼的诗，有类似的强烈的感觉。
这使我决定谈一谈她的诗，这种谈论可能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这时代浑浊的语境，使我深恐那些酸涩或粗鄙的标签会再度落下来，将她简单地盖棺论定为一个“符号化的诗人”，一个不期印证了某个特殊的意识形态怪胎的写作者。但是，我又不能生生将她从这生存的现场扯开，将她关禁在词语的囚室中来奢谈她的纯粹性，并假装“纯诗”、“专业”和“技艺”的代言人与捍卫者。因为她是属于这时代的现场、属于这生存黑暗、这时代创痛的诗人。想想看，我们最近听到的声音是多么浑浊不堪：把“打工诗歌”挂在嘴上的人们，可能正在用粗鄙的符号和赤裸裸的市场动机，葬送着这本来的悲凉而淳朴的慷慨清音；那些轻薄而又假作高雅的谈论者，也正在用他们恶意而又酸溜溜的聒噪，来贬低这些来自命运和痛感的的书写，轻薄那些血淋淋的声音。我不知道我该怎样选择我说话的方式和“立场”，来谈论郑小琼这样的诗人。但我坚信，她是可以最终使这一切聒噪和喧嚣闭嘴的一位诗人，因为她具有这样的力量——具有将现实提升为生存、将生存还原为存在的力量。这是一种证明，因为在一个真正的好的诗人那里，才华和现实感从来都不是单独出现的。当这样的诗人浮出水面，一切表层问题的谈论都会失去意义，一切喧闹都将止于安歇，烟尘消散，尘埃落定。
“将现实和生存还原为存在”——我现在要谈谈这个问题。我原来曾经试图将郑小琼的诗歌概括为一种“工业时代的乐府”，但后来我发现这远不是最重要的。郑小琼和一般的“打工诗歌”的悲悯主题、道义书写不一样的地方也在这里，首先，她置身其间就是一个确证，她不是一个站在高处的隔岸观火者，不是悲天悯人的局外人，她那些带着痛感的书写，是来自她自己身心的践行和生命的参与。这本身就是含量，诗歌与生命实践必须相印证的法则，决定了她作品的含量，也决定了其感人的质地。她的诗贴近而真实地给我们展现了其人生的一个侧面，身在其间的劳动者的真实处境。这也许才是真正的“身体写作”，真正的身体写作不是亵渎感官，不是脱衣舞和裸奔，而是春蚕吐丝、蜡炬成灰，将生命乃至命运“嵌入”作品中的质感。在郑小琼的诗中，我看见了这来自生命和身体的介入，以及它所带来的令人感动的力量。像这首《落日》中所写的：“小小的落日，也有铁片样的疼痛/它卷起暮色，卷曲起荔枝林里的微风/它蓝色的火焰在炉火中烧着/在轰鸣的机台上缓慢的移动/它笨拙地穿过我油腻的手指/在金黄色的牙针里投下准星”——
它的背后，站着多少杂乱飞舞的灰尘
犹如这铁制品的背后，站着
多少人：郑小琼，李燕，刘水平……
然后她们像一些灰尘一样在背后跳动
“像灰尘一样在背后跳动”，我感到了这样的诗句所揭示的活生生的命运的现场感和尖锐性，它不是来自观念、甚至也不是来自体验，而是来自她和她的兄弟姐妹们的纤弱的劳作着的身体，来自那切身的“在场”的见证和经验。
&很显然，郑小琼的诗歌已经跨越了“现实”甚至“生存”这类易于派生歧义的意义层面。因为人们通常是在现实的“道义”层面上谈论“底层写作”的价值和局限的，你写得再好，也架不住他说你篡居了“道德优势”。但这样的谈论对于她来说却是无效的，因为她几乎从不在所谓道义的层面上书写人的境遇。毫无疑问，现实是不公的，生存是艰辛和残酷的，但写出了这些，赢得了关注和同情，就能改变生存的残酷法则吗？依然不能拯救“沉默的大多数人”的命运。所以，同情就变成了廉价的作秀，眼泪则被讽为伪善的装饰，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可当年海德格尔是如何谈论艺术中的存在之思的？他从凡高的《农民鞋》中，看出了一个生命、一个曾经的和正存在的生命，他的见证性和意义。一双破旧不堪的鞋子，随便地摆放在地上，它的主人不知所踪。但正是它们，一双农民的、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的鞋子，很自然地在一个行走的血肉生命同大地之间，建立起了奇妙的联系，见证了令人惊心动魄的“存在”之义。于是他说，“作品使大地成为大地”。郑小琼的诗使我产生了类似的感受，因为她所关注的不是“道德意义”上的生命和劳动，而是“存在意义”上的生命和劳动——
一小朵蓝开在天空，倾向于平静
一小朵蓝抵达炉火，询问着内心
更深的蓝在铁片，图纸，沾满油腻
机器上轰鸣着的蓝，滑落出一截
小小的春天，一个人的爱情……
这是她的一首《蓝》中的句子。这个蓝是天空的虚无的蓝，是火焰燃烧至极限的纯青之蓝，是这劳作者深陷困乏的幻觉的蓝，但更是这有思想的生命内心中“更深的蓝”。透过它，我们会看见这生命与存在的黑暗之间的一缕细弱的光，一缕恍惚而又尖锐的、迷幻而又洞彻的、让人颤栗而又平静、激奋而又绝望的光。它闪耀着，沉默而宁静，炽烈而不可躲避。谁也不要指望用所谓的“专业性”和“特殊技艺”来拒绝这光芒——“无力抵达的地方太多了”，多年前一位诗人在她的诗中这样说。谁可以接近，什么地方通向着存在？那便是生命需要敞开而且能够敞开的地方，劳动，除非是体现着生命创造和尊严的劳动。谁真切地感知到这劳动的生命，谁就在瞬间接近了对它的认识，而那劳动者本身则无疑是通向着它。凡高深谙这道理，郑小琼也明白，她的诗在很多时候都具有使生命、存在和语言同时敞开并且相遇的能力。这是使她迅速地穿越甚至忽略道义、意识形态、甚至是生存苦难这样的层面的原因。在更多的诗人那里，通常观念与语言相遇，当然只会触及表层的问题，然而当那色彩和语言投向了不朽的通过劳动而敞开了的生命之时，存在的真理自会豁然而敞亮。让我们读一读她的《四月》，这些句子也许很容易使人想起艾略特的荒原中的“四月”，那是“残忍的、哺育着丁香”的四月，也是相当抽象和观念化的四月。可在郑小琼这里，它则充满了个体的经验与此在的直感：“黎明揉进了一滴铁锈的泪水中/她低头听见了恍惚的声响……”
四月在窗外行走，荔枝林开花
紫丁香低于爱情，铁的背阴处
生锈的月亮，一个相信爱的人
举起持久而隐忍的悲伤
“持久而隐忍的悲伤”！呵，这悲伤中的生命赋予了语言以灵魂，以活的意义。记得我一两年前在谈论“70后”诗人中的优秀者的特点时曾说过，他们具有可以“通过细节直接通向存在”的能力，而在前代的诗人那里，必须通过整体和观念化的建立，来搭建其通向存在之梯。在郑小琼这里，我的这个说法可以再次得到印证，她的充满暗示性和弥漫性的语言，他对富有原始根性的词语的得心应手的运用，使她的作品具有了强烈的整合力和弥漫性。
说到原始根性的词语，我还想谈一谈她的诗句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词、一个意象——铁。“铁”的频繁出现在郑小琼这里不是偶然，铁的冷硬、铁的板滞、铁作为工业化生存的象征，作为流水线一般的生产程序的隐喻，作为与细弱的人性与肉体相对照的异化力量的化身……在表现“工业时代的美学”方面，它可以说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铁是黑暗和秩序，也是心灵和命运。它统治着这这世界，这些血肉之躯的生命，让他们更显卑微、无力抗拒。某种程度上，如果说郑小琼的诗歌是有着不寻常的美学意义的话，那么她为这时代提供的最具有隐喻的扩张意义的，就是这以“铁”为关键词和标志的冷硬的工业时代的新美学。
除了语言的原生性和表现力之外，能够确证她的诗歌能力的，还要推她迄今已数量惊人的长诗。就我的视野而言，她的长诗写作不但有对其现实处境的深入而整体性的书写，而且具有十分明显的形而上学能力，不是量的简单累积，而是源于其强大的建构能力。像《完整的黑暗》、《进化论》、《幻觉者的面具》等都属于后者，限于篇幅，这里不准备展开谈她的这些作品，但我必须说，这些作品将奠定郑小琼作为一名很重要的诗人的地位，它们表明，其作者的“身份”绝不是一个“打工者”的名词就可以涵纳的，这是一位有着坚实的文化支持力量的诗人，她的思考包含了现实、历史、哲学和文化的广大领域。请读一读她的众多长诗中的一首《魏国》中开头的句子：
巨大的悲剧在旷野上弯曲，沿着秋天的头颅
它们返回一株植物的肩膀
庄子，一只蝴蝶，飞过魏国
混沌和辽阔的语境，构成了她超越力量的诞生背景和源泉，与此前第三代以及其他优秀诗人的长诗写作一样，郑小琼具有“开辟空间”的能力，长诗的规模和容量需要这种空间的开辟，需要放置巨大思想与结构的场域，她的诗在这方面表现出了无可置疑的才华.
郑小琼的长诗中还有许多与现实生存状况十分切近的篇章，《辱》、《在五金厂》、《挣扎》、《活着的记忆》、《幸存者如是说》、《兽，兽》、《黄斛村纪实》等都可以看出她对当代生活的悲剧性思考与处理，同样不可忽视。
无论从哪方面看，郑小琼都可以称得上是一颗真正的“新星”，尽管她的作品在局部也许还有粗糙和芜杂之处，有着稚嫩的痕迹，但毫无疑问她已经具备了成为一个好的诗人、重要的诗人的条件和质地。这非常令人振奋，我原来一直主观地认为，随着市场化社会和它的价值观的弥漫，随着娱乐文化对新一代人群的精神世界的“淘空”式占领，不会再有具备文化担负能力与责任感的一代了，然而郑小琼的诗歌教育了我，让我真切地感到思想之血的在生命中壮观的传承和流动。让我知道沉舟侧畔，病树前头，精神的道路永远不会停滞，火光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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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3日急就于北京清河居
(原载《诗刊》上半月2007年第7期“每月诗星”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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