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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公共微信王一川：北大人眼中的艺术人生和文化中国
注：感谢光华校友会发来的EMBA通识课材料，这篇感觉不错。
北大人眼中的艺术人生和文化中国
主讲嘉宾：王一川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时　　间：日（周六）
地　　点：光华管理学院2号楼102报告厅
嘉宾简介：王教授是教育部2005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第五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得者。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兼任审美文化委员会主任，中国高校影视联盟副主任委员，北京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先后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分获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和文学博士学位。
北大有什么，我想可能每一个人的回答都会不一样，但是北大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北大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必定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我们每个北大人都有对艺术人生的展望、对审美的憧憬、幻想和不懈的追求。
　　北大毕业典礼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诗朗诵，朗诵的是北大中文系教授谢冕先生的“永远的校园”，老中青三位用他们浑厚的、激越的、热情的声音朗诵他们心目中的校园。那是非常神圣的夜晚，命运安排我们选择了燕园这一片土。湖光塔影和青春的崇敬联系在一起，益发充满了诗意的情趣，每个北大学生都会有和这个校园相联系的梦和记忆。
　　谢冕先生是诗歌评论家，也是一个诗人，我三十年前在北大求学时，和他的研究生一个宿舍。谢冕先生常常在湖光塔影之间沉醉，然后跑到我们寝室敲门，29楼313室，把一沓材料给他的研究生，然后穿着短裤背心状跑走。谢冕先生诗人的童心在北大，他用他的童心来看北大，未名不过一勺水，水边一塔，塔不可登，水中一岛，绕岛仅可百余步。但这小小校园却让所有在这里住过的人终生魂牵梦绕，匆匆四年寒暑，师长各具风采的课堂瞬间，那些青春的友谊、严肃的思考、轻松的郊游、甚至是失魂落魄的考试，均因它们的不曾虚度而始终留下充实的记忆。
　　北大的魅力在哪里？这是一块圣地，数十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渊博的学识、闪光的才知、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与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是一种与精神结合的魅力。科学与民主是未经确认的事实上的北大校训，构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正是它启发了北大恒久长存的对于人类自由境界和社会民主的渴望与追求，这是一片自由的乡土。谢冕先生去年还写了一首诗，题目叫思想是百年的荣光，其中一行诗叫思想的原乡。我觉得这五个字非常好，深刻、准确而又传神地勾勒出了北大精神的特点。近现代中国的许多重要思想离不开北大和北大人，思想的原乡是用来揭示北大区别于中国其他所有高校的最特定的内核。
　　“永远的校园”用这样的话来描述北大：这校园是永远的，怀着神圣的皈依感，一颗偶然飘落的种子终于不再移动。它期待并期许一种奉献，至诚地期望冥冥之中不休的中国魂永远绵延。谢先生所赞颂的北大精神、北大魂中，有很多丰富的内涵，见仁见智，谁都难以给出一个特别精准的答案，但是我想这些答案中少不了对艺术人生的憧憬，对文化中国的不懈追求。北大校园之所以是永远的，其中就是因为它蕴含寄托了北大的精神，正是带着憧憬和思考，我们来到了北大，我们想要了解、缅怀、追求、憧憬和思考。
一、蔡元培先生
　　大家都知道蔡元培先生做过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做过北京大学校长，也知道蔡先生开创了北大精神，但恐怕大家都不是很了解蔡元培先生在艺术教育方面做的贡献。蔡先生在刚担任校长时就有志于把艺术教育引进北大、引进中国。他在文章中提到五种教育并举的教育方针，第一是军国民教育，第二是实利主义教育（即唯物主义），第三是公民道德教育，第四是世界观教育，第五就是美感教育。蔡先生曾去欧洲考察，对这些国家的美学、美育、艺术教育深深地感兴趣，所以回国后他希望把从欧洲学到的美育用到中国来。
　　正是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蔡元培一举开创了北大及中国现代艺术教育和美育，简要地说，蔡先生的工作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第一，聘用了开拓性人才。蔡校长的长处不是著书立说，他最重要的就是任用人才，发现、选拔、重用他认为有能力的人才。一到北大上任，他马上诚请教育部聘任陈独秀出任温课学长。蔡元培和陈独秀的性格完全不同，要让他们俩做朋友，恐怕很难，二者性格相互制约，陈独秀锋芒逼人，蔡元培外圆内方，但蔡先生懂得北大要兴旺必须要有陈独秀这样的革命家来做。但此时陈独秀正风头正劲，他办的《青年》杂志成了中国舆论界的领袖，多少青年学者都要必看《青年》杂志，所以陈独秀并不愿意到北大。结果蔡校长不辞辛苦，一趟又一趟地跑到陈独秀家外面，陈独秀喜欢睡觉，起床很晚，蔡先生不敢扰他，就伫立在陈独秀家外面，经过一次次的请求，陈独秀终于答应了蔡先生的请求，并把《青年》杂志搬到了北大，这才有了新青年杂志，一手点燃了五四运动。
　　蔡先生第二个引进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适。胡适当时在美国读博士，还只是博士候选人，学位还没拿到，但陈独秀在蔡元培的支持下敢于聘请胡适做教授。胡适后来对陈独秀深为感激，他在文章中写道：没有蔡元培，没有陈独秀，胡适可能一生会在二三流的报刊编辑生涯中度过。蔡元培开创了北大这种不拘一格选优秀人才的传统，这两段佳话也为北大精神做了很重要的注讲，就是开放、思想自由。
　　正因为如此，北大文科群星灿烂，前有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后有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刘师培、黄侃、辜鸿铭，一个又一个大师云集北大。这个时期北大风起云涌，不断搅动着新的思想风潮，北大的课堂师生相互提问质疑，学风自由、平等，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正是这样科学和民主，思想自由，使得在新文化运动中，北大超越了中国其他所有大学，吸引了最优秀的青年学子。
　　蔡元培校长在美育方面第二大贡献是一手开拓、推动艺术学科的建设。今天人们回顾中国高等艺术教育，往往会说北大是中国高等艺术教育的开拓者和助力者，其中最重要的推手就是蔡元培校长。他不仅推动艺术学科建设，而且亲自在北大哲学系开设美学课，讲授了十多次课。蔡校长还倡导了一个重要思想，以美育代宗教。这是蔡校长最富于创新的一个观点，他感到中国在帝制结束后，人们的信念无所归依，他希望为丧魂落魄的中国现代人找到一个皈依和家园。这个思想在当时引起了轰动，至今还备受崇敬。
　　蔡校长后来引进了邓以蜇教授教授美学。到1933年，他又聘请先后在法国、英国学习美学、心理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朱光潜先生担任北大教授。朱光潜把北大的美学课程、美学传统提高到了学术化、理论化的阶段。朱光潜先生是第一位在欧洲拿到学位并来到北大讲学的教授，他的到来以及学术论著的出版，促使北大美学教育不断提高。
　　蔡元培校长的第三方面的工作是构建艺术教育体系。蔡校长时期倡导成立了很多艺术教育机构，这些机构一边搞艺术创作，一边做艺术表演，还要做艺术研究，包括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音乐研究会等等机构。这些机构聘请了很多艺术家，包括徐悲鸿、陈师曾、萧友梅、刘天华、胡佩衡、陈半丁等等。这里面提一下萧友梅，他是孙中山先生的同乡，最初漂泊海外，在日本留学，后来在北大开创了音乐艺术教育。还有一位是刘天华，他是北大的青年教师，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让二胡成为了中国的国乐。之前二胡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在刘天华的努力下，北大开设了二胡国乐课，这才有了后来二胡的地位。
　　当时北大在艺术教育方面做了很多很重要的工作。正是由于蔡元培校长的努力，当时的北京大学成了一所洋溢着艺术气氛的大学，艺术教育、美学教育、美育引领着全国，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优秀学者来到北大。
二、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虽然没有正式做过北大的职员，但他和北大有着很深的渊源。除了在北大任课之外，他还为北大设计了校徽。很多朋友都知道北大校徽是什么样子，但恐怕并非每个人都知道它出自谁的手笔。
　　北大校徽的造型大家都很清楚，类似中国传统的瓦的形象。是篆体“北大”，大像一个“人”，北像两个“人”，它们组成了三人成众的意象，又有些像一个人背负着两个人，肩负着人的使命，这代表着北大肩负着中国人的重任。设计很重要的是利用文字本身的表意性构成图案，如果文字本身的表意性表达得非常成功，又是一个象征的标记，且和它的内涵合拍，那么便是非常成功的设计。
　　大家会奇怪，鲁迅不是北大的正式教员，蔡元培为什么要找他来设计呢？我们可以推测，蔡元培校长和鲁迅先生都是浙江绍兴人，蔡元培长鲁迅13岁，算是两代人。鲁迅在蔡元培的推荐下得以进教育部做了公务人员，蔡校长长期了解鲁迅先生，知道他对中国古典文化很用心，有十年抄古碑的经历。在辛亥革命之后，鲁迅先生有一段时间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正在这时蔡元培写信给鲁迅，希望他来设计校徽，于是就有了现有的北大校徽。
　　从设计校徽起，鲁迅先生逐渐地迷恋上了美学教育，他在任职教育部时写过一篇文章，这是鲁迅早期的重要论文之一，其内容就是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主张美学，主张艺术。里面有这样一段话：美术传诸人间，使与国人耳目接，以发美术之阵地，起国人之美感，根以冀美术家之出世也。从这一点来看，鲁迅在美术艺术上跟蔡元培是同气相投的，正是因为这样的精神的投合，所以鲁迅被委以重任，设计了北大的校徽。
　　鲁迅和北大的渊源不限于此。在1925年，北大建校27周年，鲁迅写了一篇文章，叫《我观北大》，在这篇文章里，鲁迅对北大加以了高度概括总结，今天看来，很多文字还是对北大精神的绝妙注解。“北大是常维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鲁迅先生说的真好，北大在今天还不断地背负谣言，如要出头当先锋，必定要中暗箭，这是北大的一个宿命。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这句话只有鲁迅自己说得出来，大家还记得鲁迅散文诗《野草》里面，独自一人经常同敌人作战，还要同自己的内心作战。北大究竟还是活着的，而且不断生长，凡是活着生长着的总有着希望。鲁迅的这些话语用在北大身上非常好，鲁迅非常了解北大精神，这是因为他深深地懂得北大的精神同国民精神是一致的，而且还是国民精神的先锋。
　　自蔡元培时代起，鲁迅设计的校徽一直沿用下来。在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候，由于需要开新的风起，这个校徽没有再用。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各个大学才逐渐设计或恢复校徽。北大经过认真研究，决定重新启用鲁迅设计的校徽，重新传承北大精神、北大传统。最后，北大把鲁迅先生的设计放在了校徽的中间，然后加上了英文字母，用的还是PK，即北京大学。而后将北大的成立时间——1898，放在了校徽上面。毛主席的题词和整个校徽也放在了一起，并用北大红将全部图案协调起来，形成了今天北大权威的学校标志。
　　回头来看，鲁迅先生给北大留下的遗产远不只是在北大讲过课、带过学生，而是包含了他对北大校徽的设计以及对北大精神的理解和阐述，这是今天北大应该记住的一笔丰厚的有价值的遗产。
三、冯友兰先生
　　冯友兰先生的故居至今还在北大最精华、最有传统的燕南园。大家可以有空去燕南园走一走，燕南园很小，是当年冯友兰、周培源、朱光潜等很多大家住过的地方。燕南园里面有一处57号院，门口有一簇竹子，这就是冯友兰先生的故居。因为院子里有三棵松树，所以书堂命名为三松堂，先生的书名是三松堂文集。
　　冯友兰先生在美国获得了学位，而后回到中国教书。他的特长是将中国哲学辨明析理同西方近代逻辑分析传统打通，创立新理学。冯友兰先生被誉为现代新儒家，古代有新儒家，他在现代更新儒学传统，所以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他的新理学这套体系称为中国现代哲学重要传统的一个标志。冯友兰先生开创的新理学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把人生境界纳入其中，强调哲学就是关于人生境界的学问，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冯先生在《新原人》这部著作里阐述了什么叫做人生境界。人生下来，带着不同的遗传基因，有着不同的个性，在不同的生存环境里，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个性、思想、情感各不相同，人做的事情也不一样，所以每个人所寻找的人生意义也有所差异。这各种意义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整体，构成了每个人所有的人生境界，一个人有不同的道路，也就有不同的人生境界，与其他任何个人都不完全相同。
　　在此基础上，冯先生提出了“人生死境界学说”。他认为人生要先后经历或同时拥有四重境界。第一，自然境界；第二，功利境界；第三，道德境界；第四，天地境界。
　　第一，冯先生认为人生来就有自然境界。这里的自然是人生来不得不遭遇的习俗境界。一个种族，一个部落，一个村落或一个单位都可能有它的习俗。这就是冯先生的自然，是例行风俗。当一个人做事只是顺着本能或习俗，无自觉意识或自觉意识不足的时候，那就是自然境界。冯先生称自觉意识不足的情况为觉解，无觉解或觉解不足时，人们就会处在自然境界。同样，一个人生下来或者做事情只是顺着习俗走，那他就处在自然的境界，这是习俗性的境界，是人生的初级境界。冯先生还举了一些例子：凿井而饮，畊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还有从众的心理，这都是自然的境界。
　　第二，功利境界。人逐渐长大，有了知识，有了能力，理性越来越强，就要为自己谋生、谋利益、谋福利，这就达到功利境界。功利境界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唯利，一个是占有。当然，占有知识也是一种占有。处在这一境界的人们是唯利的，追求自己的利，这种境界比自然境界高一些。冯先生同样举了例子：求名于朝，求利于市，名利双收，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也包括我们常说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第三是道德境界。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学说是引导人向上走的，他认为功利境界也是低级的，人们应该走向道德境界，为社会整体利益做事。道德境界的特征是行义，行义重“予”而不重“取”，是要给予而非得到。冯先生不愧为新儒家，最后还是要走孔子的路线——仁者爱人，重义又带有孟子的学说。什么是义，义就是铁肩担道义，是走的正路。国难当头，当权者被污垢蒙眼时，要呼唤民族大义。所以我理解冯先生是综合了孔子和孟子的思想，提出道德境界很重要的是义，要当有德之人就是要尽义、尽仁和尽责。这是比较高尚的人生境界，达到这个境界的是有德之人。冯先生认为在这个境界中，义和利是相反相成的，求自己的利的行为，是为利的行为，求社会的利的行为，是行义的行为，是要求社会的利。在此境界中的人，对人之信已经有了觉警，已经有了明确的意识，知道在干为社会有利的事情，而且是锲而不舍坚持不懈地干下去，这就是冯友兰先生说的“道德境界”。这种道德境界有很多古代的个案，比如：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虽九死其犹未悔，恐皇舆之败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这些诗中都凝结中国古代诗人对道德境界的追求和向往。
　　最后是天地境界，这是最高的境界。什么是天地境界呢？就是自觉地为超社会的更大的宇宙做事，这就成了孟子所说的天民，是普天下的宇宙的臣民。所以天地境界的基本特征是人要侍天。冯友兰先生在这一点上吸收了中国古代的关于天的观点，又整合了西方关于世界宇宙的理念，强调一个人既要能尽人伦、人智，更要能够尽天伦、天智，这样才是攀登上了天地境界的高人，是处于理想的人格，人生的最高境界。在此境界的人行为是敬天的，在了解社会的全之外，还有宇宙的全。人必于知有宇宙的全时，始能使其所得于人之所以为人者尽量发展，始能尽性。
　　这样的思想在古典传统中能找到很多有价值的案例，比如陶渊明。陶渊明当过彭泽县令，他生来就是刚正不阿的，不愿意侍权贵，不愿意为了五斗米折腰，所以高挂县令扬长而去，就在他家乡的南山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与天地自然打成一片。陶渊明的一生中是寂寞的，他离开了尘世返回自然，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诗歌，在当世不为人知。宋代的苏东坡面临着相同的困境，不断降临到他身上的横祸让苏东坡重新思考人生到底独善其身还是兼济天下。后来，苏东坡重新发现了陶渊明，给了陶渊明很高的地位，从此陶渊明的身影越来越高大，屹立在中国古典诗歌之林中，陶渊明诗中的南山（庐山）也成了令人羡慕的地方。在南山，陶渊明写下了著名的《饮酒》组诗，其中的第五首可能是最令人熟悉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渊明诗中很重要的是心远，远离城市、远离污浊的功利境界，在这里做一个侍天的人，所以陶渊明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所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十个字写出了中国古典诗人，或者说是知识分子心中的天地境界。“悠然”
两个字更绝，很多人拜倒在“悠然”两个字下。我觉得陶渊明回到这样的自然状态，不是冯友兰先生说的自然的境界，实际上是天地的境界，没有习俗，没有道德规则，没有功利追求，是一种超道德的纯粹的境界。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倘若我们要用逻辑的语言来追问，它已经烟消云散，是为忘言。我们没法找到一个逻辑的理智的语言来表达内心的悠然和真意，这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陶渊明达到了这个境界，他用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决绝的姿态返回天地间，找到了侍天的大门，甘愿做一位一生侍天的仆人，体现了他的人生追求。
　　冯友兰先生认为，在这样一种天地境界中，人不但对于社会应该有贡献，对于宇宙也应该有贡献，人不但应在社会中堂堂地做一个人，亦应于宇宙间堂堂地做一个人。这些思想都对我们非常有启发。像庄子的乘物以游心，这种思想也达到了天地境界。乘物并非凌驾于万物之上，而是顺着事物的理去做事情，去看待事物、认识事物。不是人定胜天，而是人定侍天、人定顺天，只有这样才能乘物，才能返回内心去找到人生的真谛、人生的价值。过去认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当然，奋斗是需要的，但是斗的方法不一样，我们应遵照天的规律去办事，违反了天的规律，对天地资源取之不尽，总有一天会枯竭的。冯友兰先生的思想用在我们今天，在我们强调环境、生态，强调科学发展的时候，仍然有积极的现实价值。
　　冯友兰先生还进一步将人分为两种：一种是贤人，一种是圣人。贤人是生活于道德境界的人，这是一种已经处于很高境界的人了。但是圣人更高一些，圣人生活于天地境界，人生的最高境界。冯先生认为哲学的崇高任务就是要引导人成为圣人。当然，各位可能也会觉得这个目标有一点高，但我觉得只要每一个人内心存有圣人的理念，总有一天会有做圣人的机会，或者说不惜自己的忙碌而做一点带有圣人意味的事情，觉解有早有晚，有高也有低，但是找到这样一个觉解就很有价值了。冯友兰先生在他的著作里还引用了宋代著名哲学家张寨的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胜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感觉冯友兰先生是一生有很大抱负的人，他不满于只做一个纯粹的哲学家，他还希望从政，所以做过系主任，做过院长，他是希望有更高的抱负。他给我们留下了这些遗产，值得反复品味。
　　冯友兰先生对哲学和艺术也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在今天来看都非常到位。哲学关心的是“道”，艺术关心的是
“技”。冯先生认为，哲学讲理而使人知，艺术不讲理而使人觉。这个观点非常妙，觉是自己悟出来的，不一定通过知识、概念、逻辑去达到。艺术能以可觉者表示不可觉者，使人于此可觉者之时亦仿佛见其不可觉者。使人能以可觉者表示不可觉，意思是艺术最重要的就是让人可以领悟的符号、人物，燃烧最后让人领悟到不可领悟的，不可领悟的就是今天不可见，有些东西也能够通过艺术见到。所以很多高明的经济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往往需要通过艺术讲故事。很多年前我读过一本书叫《水煮三国》，管理学家用三国讲管理的故事，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艺术有这样的境界，不是让人知，而是让人觉，虽不讲理，但是又能让人觉。冯友兰先生进一步说，哲学是是心观，用心观察事物叫哲学，艺术是事物之欣赏，一个是观，一个是赏，这两个字把艺术跟哲学的差异准确地解释出来。在赏玩了以后还要懂得领悟人生的道理，这就是艺术的不同之处。
　　举一个例子，人生离不开钱，离开了钱办不成事，这是非常理智的语言。但如果是一个导演来揭示钱对人生的意义，那就会有很多的表达。例如，贾政柯的《三峡好人》这部电影里有这样一个镜头，主人公是一个挖煤煤工，他在干活的时候遇到一群来自三峡的船夫，一起穷聊天，大家情不自禁地拿出人民币来，有的人拿的是50元一张的，它的背面是虎口瀑布，有的人拿出的是10元一张的，背面是三峡的夔门。这些工人之间有这样的简单对话：“你回去就把我忘了吧？”，“不会的，只要看见10元后面的夔门就想起你们了”。简短的对话包含了浓浓的人际情感，虽然人们在生活中需要人民币，但凝聚在人民币上的也可以有故乡的情怀和朋友之间的感情。明智的导演抓住了这种小小的细节，去阐发凝聚在金钱符号中的人际情怀。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可以看出导演利用艺术手段让人觉解的精神，他用这样的对话把背后的思想解释出来了。
　　冯友兰先生所向往的人生境界，无论是第一重、第二重、第三重还是第四重，其实都渗透了艺术化的人生精神。所以冯友兰先生一生其实追求的实际上是艺术人生。
四、朱光潜先生
　　朱光潜先生是著名的美学家，他的文章写得很好。因为朱先生的家乡是安徽桐城，所以有人把他称为桐城派现代的代表。他早曾年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拿到了博士回到北大任教。
　　朱先生在北大讲授美学，同时翻译了黑格尔著名的三卷美学、新科学等著作。朱光潜先生很有名的一本书，恰好是他回国以后不久写出来的《谈美》。他在《谈美》这本书里集中阐发了关于人生艺术化的思想，给我们留下了艺术人生境界的思考。这本书是在1932年出版的，最后一章引用了欧洲阿尔卑斯山脉路边上一块路牌，写着“慢慢走，欣赏吧”，副标题就是人生的艺术化。这本书写的时候中国可谓内忧外患，时逢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社会矛盾尖锐，朱光潜先生不仅写人生的艺术化，他坚信中国社会如此之糟，不只是制度的问题，大半是由于人心太坏。朱先生认为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这些观点在今天也十分有意义。所以，他写这本书主张人生艺术化，目的就是要洗心，在饱食暖衣、高官厚禄等等之外，要具有较高尚、较纯洁的企求。
　　朱先生认为，人要有出世界的精神才可以做入世的事业，他的心愿就是以美感态度对待人生。朱先生人生的艺术化这一思想的来源可以归纳为三条：第一，来自西方以德国古典美学家为代表的思想传统，包括康德、歌德、席勒、黑格尔以及后来的叔本华、尼采，还有意大利的克罗齐等等，也包括唯美主义思潮；第二条线索就是中国的儒道文化传统，像道家的超然入世，无所为而为，儒家的宽容调和等；第三，就是五四后文化思想界出现的矛盾。
　　鲁迅先生看到朱光潜先生的这类思想，曾经写过作文来嘲笑和批评。他认为在今天这个时候还来讲进步是多余的。但是朱光潜先生不为所动，一个学者有时即使被认为是错的，他也要坚持。朱先生坚定地认为中国社会的问题不完全是制度的，而是人心坏，他一定要把自己的思想说出来，即使被鲁迅骂。朱先生人生的艺术化思想有一个出发点，简单地概括就是人生本来就是一种广义的艺术，每个人的生命就是他自己的作品，提倡人生的艺术化就是回归到人生的本意上去，一个人一生就是要用自己的言行来书写艺术。
　　归纳一下《谈美》这本书，其中有一些主要内涵。第一，对人生要有一种美感态度。他做了一个著名的比喻。三种人同时面对着一颗古松，一个木材商人看到这颗古松，就想到它用来做木材该多么有价值；一个植物学家看到这颗古松就去研究它的年代、考察它生长的习性，要作为植物学研究的标本；一个画家看到这颗古松，想到的是画出它的神态，因为松树在中国古代文化体系里象征的是人的品格。面对一颗古松的三种态度，第一种是商业态度、第二种科学态度、第三种艺术态度。朱先生认为重要的是第三种，即对人生要有一种艺术态度，要把人生中经常遭遇的对象场景、过程当成艺术品欣赏，只有这样才会获得愉快，而非整天忧心忡忡。
　　人生艺术化的第二点是要同实际人生保持一种心理距离。心理距离是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布落（音）的思想。这一心理学说是1912年提出来的，布落在一篇文章里阐述了心理距离，其核心思想是人离自己的生活目标不能失距，也不能超距。失距就是没有距离，离对象太近了，看到的都是功利价值，这样不好。同时也不能超距，离目标太远了也不好。人生就应该保持一种适度的心理距离，生活才有味道，才能发现生活中的有意义的东西。朱光潜先生曾利用心理距离说打过一个比方：坐海轮在大洋中行驶时，突然遇到了浓雾，船长认为必须要停船，不然会遇到礁石，船毁人亡。而你作为乘客，本来从伦敦坐船到纽约，和心爱的人见面，或者和久别的家人重聚，或者会因此而耽误生意、耽误学业，怎么办？此时你不要忧心忡忡、愁眉苦脸，要有意地同时间的延误保持心理距离，把它当作心理距离欣赏，欣赏浓雾中若隐若现的海上景致，这就获得艺术家的感受，获取美感了。
　　第三，宇宙的人情化。朱光潜先生认为宇宙并不是冷冰冰的，宇宙就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也是宇宙的一部分。人们要带着情感的眼光看待宇宙的一切，宇宙就会染上情感的色彩。这一观点是美国的“移情”论美学，这一美学思想认为，对象之所以美，不是因为对象有多美，而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的一种情感移入到对象之中，通过观赏自己情感的移入而获得感受。这个道理很明显，“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相看两不厌，唯有近青山”都是这样的例子。朱光潜先生通过宇宙的人情化劝导人们要通过“移情”的态度欣赏对象。
　　第四，人生要情趣化。人生没有情趣，那生活就没意思了。
　　第五，朱光潜先生主张人生的严肃主义。人生不是嘻嘻哈哈，是要在严肃之余，带着人生的移情态度、情感态度来关照。人生的确是严肃的，生老病死、油盐酱醋、文凭学业、商业、公司的事务等等，都需要人有严肃的态度才能继续下去，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要能从事务中超脱出来获得一种享受。日本有一位著名的美学家曾打过一个比方，生活好像人在拉着车走，人们习惯一心一意顺着惯例的轨道往前走，突然有一天停下来，看看四周，发现天上的一抹云彩，路边的一朵花向我们微笑，我们会觉得人生多么有意义，这就是美感。德国的美学家席勒在一个剧本里说过这样的话：严肃啊人生，明朗啊艺术。人生是严肃的，要有绝对严肃的态度才能够在世界上活下去；但是艺术是明朗的，艺术投一束光芒把人生照亮，把人引到一个光明的地带。那位日本美学家先生又补了第三句：幸福啊思维。他认为人在严肃的人生、明朗的艺术之余还要有思考、有反思，这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
　　最后，人生需要天才、想象力和创造精神。这三个观点都来自于康德美学，康德强调艺术依赖于天才、创造力、想象，因为艺术是自由的艺术，自由的游戏。
五、宗白华先生
　　宗白华先生是散步的美学，最初我在大学里上美学的时候，我欣赏的主要还是朱光潜先生的著作。当时很少知道宗白华先生，直到我快毕业的那一年，宗白华先生的第一部专著才出来。
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宗白华先生第一本书《美学散步》，我才知道有宗白华先生。我拿起这本书，看来看去就是一些论文，不成体系，好多思想是自己的重复表述，没有注解，看不清楚。但是我读明白了这本书的序言，序言是当时著名的青年美学家李泽厚写的，通过这部序，我觉得宗白华先生的思想很有意思，但读完这本书以后，我觉得他说的有点悬悬乎乎的，我没有太明白。直到多年以后，我醒悟过来，宗白华先生的思想很独特、很精深。
　　某种意义上说，宗白华先生在思想的原创上、精辟上是胜过朱光潜先生的。宗白华先生以个体生命体验的方式去体味中国古典文化之美。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在今天看来很有意义。他运用的方式不是逻辑语言去描述，而是用跳跃的，燃烧着生命火焰的概念去表述。他不求体系，但求思想灵性的勃发。今天看来，宗先生是在现代性条件下，以跨文化视角探寻中国文化精神及其象征物。当然这是我认为的核心思想，有一点像盲人摸象，到底哪个是宗白华先生的核心思想，可能是见仁见智，但是我认为“以跨文化视角探寻中国文化精神及其象征物”是核心的。宗先生要回答中国人在世上如何寻找幸福生活的问题，中国人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宗先生认为人类有很多文明，每一种文明有自己的宿命：诞生、发展、苦难、灭亡。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有机的生存轨迹，必然地要诞生，必然地要辉煌，但是总有一点要没落。每一种文明不可替代，要复制的任何一个文明跟原来的文明都不一样。
　　基于这些理念，宗先生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独一无二的文化精神，而每一种文化精神都有它的基本象征物，都有一套符号体系对应的东西。譬如，提起中国人，我们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提起埃及，提起希腊我们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宗白华先生比较早地用跨文化美学比较的方式，来比较我们中华民族同西方主要文明之间的差异。古埃及人崇拜路，古埃及的文化精神就是路，永无尽头、曲径通幽的路。其象征物就是金字塔里的甬道，这些甬道至今都是难解之迷，埃及的艺术就是要建造曲理拐弯的路的意象，通过路的意象来传承它的文化精神。
　　古希腊文明所崇拜的文化精神是有实感、有质地的厚重的立体。体现立体最好的象征物是希腊的雕像。所以希腊文化的代表是它的雕像，是至今让我们神往的维纳斯、掷铁饼者、大卫等等。
　　近代欧洲的文化精神是无尽的空间。能够代表这种文化精神的是荷兰著名画家伦勃朗的风景画。伦勃朗画了很多画，如著名的浪子回头等，他画的人物画很精彩，此外还有很多的风景画，包括荷兰的风车、各种素描等。宗先生指的就是伦勃朗的风景画，伦勃朗用透视法，显示出对无尽空间的迷恋。
　　中国的文化呢？宗白华先生的著作不用平常的学理逻辑的证明办法，往往用散文诗一样的语言描述他的思想，并在其中换用了很多术语。宗白华先生这种思想体现了古人的想法，古人不体现单一，他们用顿悟和感性的直觉，觉得哪个合适就拿过来了。“流盼、瞟瞥或以大观小的思想，中国文化讲究深深的节奏，灌注在中国人自然无尽宇宙之间的共同的一种深深节奏，就是中国文化精神最核心的东西”，这是宗白华先生的顿悟。例如西山行雨图，山顶和山脚是按照中国人的散点透视结构来画的。西方人是焦点透视，远小近大，远方高应该小，但我们的高处跟低处一样大，中间是空灵的，上实下实中虚，体现了中国画家对阴和阳，高和下，实和虚的这样一种节奏的梳理把握。所以叫流盼、瞟瞥，瞟瞥造得很好，中国人是以大观小，以小观大，把握的是稍纵即逝的深秘结合。这是一种线的艺术、线的节奏，没有透视，没有具象，它在这样一种朦胧的形象中感受到的就是中国人领悟的节奏。
　　宗先生的表述如下：中国画家不是不晓得透视的看法，而是他的艺术意志不愿在画面上表现透视看法，只选取一个角度，采取了以大观小的看法，从全面节奏来决定各部分，组织各部分，中国画法六法上所说的经营位置，不是依据透视原理，而是折高折远自有妙理。全幅画面所表现的空间意识，是大自然的全面节奏与和谐。画家的眼睛不是从固定角度集中于一个透视的焦点，这是说的西方人，而是流动着飘瞥上下四方，一目千里，把握全境的阴阳开阖、高下起伏的节奏。中国最大诗人杜甫表达时空意境，乾坤万里眼，诗序百年心。六朝宗炳曾在山水序里说“身所盘桓，目所绸缪，以形写形，以色貌色”。一生游遍名山大川，老了就把自己画的山水画挂在床头，躺在床上也要欣赏山水，美其名曰
“卧以游之”，因为山水对他来说叫畅神。画家以流盼的眼光绸缪于身所盘桓的，所采取的不是一个固定的立场，所画出来的是具有音乐的节奏与和谐的境界，所以宗炳把他画的山水悬在壁上，对着弹琴。宗炳说，“抚琴动草，欲令众出皆响”。在宗炳内心，这些大自然都是有声音的。还有嵇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画无线为有线，在有线中蕴含无线。我们无法到远方去，但是我们用眼光可以目送着归去的大雁，大雁会把我们载去远方，所以叫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抚养自得，游心太玄，在瞬间把握永恒。
　　宗白华先生散步式的跳跃的语言要把握的是中国艺术最深刻的东西。请大家记住这样的话：中国人不是像浮士德追求着无限，乃是在一丘一壑、一花一鸟中发现了无限。宗先生的态度是悠然意远而又怡然自足的，他是超脱的，但又不是出世的。
六、费孝通先生和季羡林先生
　　费孝通先生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不是美学家，也不是我们通常说的文化学者。费孝通先生在社会学、人类学上的贡献在中国是无与伦比的。他晚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期间，领略到社会学在逻辑上最高的境界已经不是社会学本身，应该是文化学和美学。所以，费老晚年致力于文化自觉的思考和美学境界的需求。
　　费先生非常了不起，他从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走向了美学和文化学，给我们很多启示。最初他是用逻辑的精神、社会学的方法去研究乡土中国、乡村经济，研究中国的社会制度，但是后来他痛感中国文化要复兴，应该有文化自觉，应该有美感的人生态度。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化加剧，文明冲突论盛行，他率先提出来文化自觉，最早在1992年就呼吁孔子，认为我们需要新的自觉。考虑到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不同心态的人今后必须和平共处在这个地球上，那些惯于自扫门前雪的人，已经不能再自扫门前雪，必须要一榇蛏ㄗ约业拿徘把┖捅鹑说拿徘把罢页鲆惶醭雎罚馓醭雎肪褪俏幕跃酢Ｎ幕跃跻馑际巧钤诩榷ㄎ幕械娜硕云湮幕凶灾鳎靼姿睦蠢⑿纬傻墓蹋哂械奶厣头⒄骨飨颉Ｗ灾魇俏思忧慷晕幕偷淖灾髂芰Γ视π禄肪场Ｕ庋乃枷耄庋桓鑫按蟮亩醇罄葱唇说车氖呓炝腥岬谋ǜ嬷校唇宋颐钦降墓咧校谢褡逡非蟠游幕跃醯轿幕郧康木辰纭Ｊ紫仁俏幕跃酰幕跃跏俏幕抗囊桓鲎罨镜乃枷耄挥形幕跃跷颐遣荒芴副鸬亩鳌?/span&
　　费孝通先生在1990年80岁生日的时候总结了人生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对这样十六字箴言，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感觉，横向纵向阅读都可以。纵向地说，最初是各美其美，个人自扫门前雪；第二个境界是能美人之美，承认别人的是美的，同时也吸收到我的美中来，这样达到更高的境界；美美与共，核心是自己的美与别人的美平等、自由地共处，相互交流、相互沟通，既承认有差异，又要寻求共通性，形成一个共同的美感态度、美感人生，这才是未来的最高境界，天下大同的一个基点。所以这十六个字可以是四层逻辑的含义，也可以是个人人生的四个阶段，还可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四个阶段。季羡林先生大家比较熟悉，就不多讲了。季老在晚年写过一本书《谈人生》，他认为如果人生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生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
　　在这样一些北大人眼中，艺术人生是人生中最宝贵的一种态度，人生不可能全部是艺术的，但是没有艺术化的人生是不完整的。同样，没有文化的中国，或者低文化的中国无法走向未来。所以一代代北大人，用他们的独特的思考和精湛的思想，勾勒了艺术人生和文化中国。
　　我个人认为最包容的是蔡元培的思想；最深广的是冯友兰的思想，他把中学和西学打通来创造了独特的思想，是少有的中国现代哲学家；最超脱的是朱光潜的思想；最灵动的是宗白华的思想；最通达的是费孝通的思想；最务实的是季羡林的思想。我只是从一个侧面把这几位的人生艺术思想做个比较，他们在别的领域表现的思想恐怕不是我这个概括能解决的，所以仅供大家参考。
　　所以我是三十年前的二月份进的北大，当时的北大正是美学高潮的时候，朱光潜、宗白华先生还在继续他们的美学教编，我曾经不只一次地见到朱先生，宗先生，我的导师胡先生也正是年富力强，还有我选修美学课的任课老师，叶老先生，还有当年的北大校友李泽厚先生，以及现在的美学家刘小枫先生等等他们都活跃在北大，当时的北大成了全国美学的中心。美学在八十年代初是执人文科学牛耳的学科，所有的学子都希望读美学，现在社会则不谈美学了，谈美学可能会被认为是傻瓜或者疯子。
　　八十年代前期的美学潮，尤其是涌动在未名湖畔的美学潮是传承了北大建校以来的遗产。人生要艺术化，要有美学散布的精神和风貌，要有美学反思和批判的精神，带着这样的精神，我们才能够继续我们的人生。今天我们处在全球化的高风险的社会里，且不说2012这样一个魔咒式的预言，我们每天见到的一切都能看到社会充满了风险甚至是高风险，充满了灾难、苦难、忧患，怎么办？我们需要集中全部的人生智慧，严肃地应对，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有一种审美的艺术化的人生态度，应对高风险社会。全球化高风险社会需要高素养的人才，高素养的人才则包含丰富的要素，其中必有艺术与美学素养。
　　面对各种高风险，我觉得我们要强调艺术人生和文化中国，要利用好北大的图书馆，在这里体味我们先辈留下的美学和艺术的遗产，通过这些进一步丰富我们对人生的理解，进一步提升、提炼我们人生艺术化的态度。
光华管理学院在北大的最东头，最领先，离太阳最近的地方，但是希望你们有机会到北大西头走走，在未名湖畔走走，发发呆，流连忘返，因为未名湖也终将成为各位我们共同的精神遗产，谢谢大家！
问题1：首先谢谢您周末跟我们梳理中国近代最主要的几位美学大师的思想。我前几天读到李林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李先生的理解是中国的哲学家跟西方哲学家的区别是中国所有的哲学家在过去都是士大夫，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做官，他们一定要从政，即使是孟子这种比较超脱的人，也要达则兼济天下，而西方是纯书斋的。中国士大夫阶层追求的是道德境界，我不知道冯老师会不会认为它是我们人生境界里的天地境界呢？
王一川：谢谢，问题提得很好，我很赞同李林先生的分析，中国的哲学家跟西方哲学家不太一样。冯友兰先生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理解人生，他的安身立命不只关怀个人的人生，也不只关怀纯粹的透明的物理的人生，他是要把个人的人生同关怀全人类、全宇宙联系起来，所以既要道德，又要超道德，于是就达到了天地境界。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冯友兰先生是儒者，他要谈儒家的仁者爱仁，同时也要现代化。
问题2：我问得比较肤浅，什么叫美学？在美学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来判断一个事物或者一个东西到底是美还是不美？
王一川：美学这门学科是没有任何一个问题可以有标准问题的，没有任何一个问题可以赢得所有人的共识。你的问题问得很好，问到了美学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美，见仁见智，美在今天也没法下定义。只是我在编教材的时候，定义美学是人与人之间的审美沟通的学科。我只能给你这样一个非常不成熟，也是肤浅的答案。
问题3：老师，我想起一句话，关于艺术和美的问题，所谓艺术没有美丑之分，只有善恶之别，该怎么理解？
王一川：很好，非常好。王尔先生还有一句话，生活模仿艺术远胜于艺术模仿生活，生活中充满丑的病态的东西，人们最重要的是用艺术改变拯救生活，要用艺术美化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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