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合肥热线 > 资讯中心 >
杭州一企业出纳QQ上被骗40万 银行紧急冻结账户保住37万
来源：钱江晚报
关键字：&&&
核心提示：几天前的一个上午,杭州市富阳区场口镇的某家企业办公室里,出纳小孙的QQ上,会计总管王主任的头像正在闪烁。而王主任催促他赶快转40万用于办理业务。没想到这竟是一场骗局。钱已汇出,公司上下都急坏了,马上报警。
几天前的一个上午，杭州市富阳区场口镇的某家企业办公室里，出纳小孙的QQ上，会计总管王主任的头像正在闪烁。
王主任这几天出门办事，小孙是知道的。&王主任&在QQ上说：&老板刚打到企业账户里的40万元到账了没?这笔钱是要转给一家企业作为货款的。&小孙赶忙查了查，没有这笔钱。
&那你马上先另外转40万元到这家企业的账户。&&王主任&催促道，&急用，马上汇出。&
按照公司规定，转账需要走流程，但既然是老板的要求，主任也催得这么着急，小孙只好照办，马上汇出了40万元。
钱刚刚汇出去，王主任却踏进了办公室的大门。小孙觉得奇怪，赶忙和他说起汇款的事，王主任一听也愣了。两人旋即明白过来，遭遇骗局了。
钱已汇出，公司上下都急坏了，马上报警。
民警迅速联系，40万已经进入骗子指定的账户，账户的开户地在深圳。
民警立即与深圳开户银行联系，对这笔40万元临时冻结。几乎差不多时间，账户就有了动静，一笔3万元的款项已经转到了其他账户中!临时冻结启动，后续的转账终于停止。但临时冻结时效，只有2小时。为此，民警通宵赶往深圳，带着冻结财产文书原件，办理后续冻结手续，总算保住了剩下的37万元。
责任编辑：王勇
看完这篇文章，你的感受如何？
图片新闻推荐
“我们已编制完成《合肥市通用航空机场布局规划》（年），启动编&&&&&&&&&&&&&&&& 在好乐邻，许多美食带着家常菜的特点和大众喜爱的口味日情歌天后梁静茹与你相约合肥奥体中心深全国首档赛车闯关真人秀邀您来报名！看什么看~还不来#林俊杰合肥演唱会#仅剩最后500席!错过就要再等N年！ 5月31日23时，南薰门桥拓宽改造正式开工。改造后，原南薰门桥南北两侧将各 据悉，此次足球赛共有各县区团(工)委在内的24支球队参与，比赛时间为4月18 1月25日，安徽省正式进入“两会时间”。昨日上午9时，安徽省政协十一届三次 2014年，“合肥机遇”前所未有。这一年，合肥发展被赋予新的战略责任：第一高档烟酒，送礼佳品保温隔热，安全防爆古方养生，调理亚健康精致工艺，物美价廉顶尖摄影，记录爱专业师资，细致教学专业服务，健康养生舒适体验，享受健康
关于本站 | 广告发布 | 联系方法 | 网站导航 | 友情链接 | 招聘信息 | 免责声明 | 加入收藏 |
Copyright ?
hefei.cc All Rights Reserved2009年度全市各类表彰奖励项目汇编我的文档知识全面，详细而又清晰，方理便解,豆丁..
扫扫二维码，随身浏览文档
手机或平板扫扫即可继续访问
2009年度全市各类表彰奖励项目汇编
举报该文档为侵权文档。
举报该文档含有违规或不良信息。
反馈该文档无法正常浏览。
举报该文档为重复文档。
推荐理由：
将文档分享至：
分享完整地址
文档地址：
粘贴到BBS或博客
flash地址：
支持嵌入FLASH地址的网站使用
html代码：
&embed src='/DocinViewer-4.swf' width='100%' height='600'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ALLOWFULLSCREEN='true' ALLOWSCRIPTACCESS='always'&&/embed&
450px*300px480px*400px650px*490px
支持嵌入HTML代码的网站使用
您的内容已经提交成功
您所提交的内容需要审核后才能发布，请您等待！
3秒自动关闭窗口海上闻人杜月笙
&&&&&&&&&&&&&&&&
/ 海上闻人杜月笙　
通济公司的棉纱生意
通济公司筹设于一九四三年。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腾，一九四三年一 月十五日，国民党政府规定在重庆实施限价政策，企图相对稳定物价。但就 在这限价政策之下，自米每石也要卖到法币五百二十元，猪肉每斤为法币十 四元；棉纱更贵，一匹阴丹士林布为法币五、六百元。杜月笙在上海的代表 徐采丞看到重庆棉纱昂贵，建议杜月笙在上海等沦陷区低价收进棉纱，运进 重庆等地高价卖出，从中获利。杜月笙知道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但因牵涉 面广，他一个人包揽不下，便找戴笠商议。结果决定筹组通济公司，由杜月 笙和钱新之分任正副筹备主任，常务委员有朱惠清、杨管北等人。朱惠清为 戴笙的代表。经过一番紧张筹备，一九四三年春节前后，通济公司的招牌正 式在重庆林森路 49 弄中华贸易信托公司楼上挂出。杜月笙任通济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为杨管北，副总经理为徐子为，郭兰馨为总务秘书。并决定在上 海、淳安、重庆三处设分公司。通济公司在上海的分公司又称民华公司，由 徐采丞负责，淳安分公司由王艮仲负责，重庆分公司由骆清华负责。资金则 由国民党中（中央银行）、中（中国银行）、交（交通银行）、农（农民银①
拾遗（胡叙五）著：《杜月笙外传》，香港春秋杂志社 1965 年版第 94—97 页。②
于右任，孔祥熙等：《杜月笙先生六十寿言》，载 1947 年 8 月 30 日《立报》。行）四家银行负责。 通济公司成立后，徐采丞根据杜月笙旨意，多次与上海的日本占领军和特务机关密商，表示只要他们向意让通济公司运出棉纱，通济公司将为他们 在中国内地运回日本所需要的战略物资。日本侵略者一方面急于与蒋介石集 团谈和，另一方面因战时延长，战略物资确已濒临匮乏的困境，所以一拍即 合，非但答应通济公司在上海采购棉纱，而且愿意提供车辆和军队，将其护 送出沦陷区。徐采丞立刻将这一消息电告杜月笙。杜闻讯之后，眉飞色舞， 连声赞叹说“采丞兄真了不起！”有日本人合作，杜月笙胆气更壮，当即决 定首批便由沦陷区运出三千件棉纱。　　要将这三千件棉纱安全运抵目的地，并非易事。上海到重庆绵延数千里， 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其中既有国民党军队与日本侵略军的对峙，又有地方 实力派盘踞一方，还有土匪强盗出没，哪一方面见了这三千件棉纱也会眼红， 不捞点好处，绝不会轻易放其过关的。杜月笙与戴笠反复研究，决定由戴笠 向国民党军队打招呼，杜月笙负责疏通运输途中的土匪强盗，徐采丞则专管 与日汪方面联系，并选择界首集作为护送日军向通济公司交货的地点。界首 集位于安徽、河南两省交界处，西北是“国统区”，东南是沦陷区。　　计划确定后，杨志雄及杜月笙在上海的账房先生王国生等人，便在日本 军队保护下，由上海向界首集押运出三千件棉纱。杜月笙则派出杨管北、徐 子为、朱惠清三人去接货。这三人预备将送至界首集的三千件棉纱，经洛阳、 西安运回重庆。当时的国民党陕西省主席祝绍周、陇海铁路局副局长周啸潮、 界首集所在的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官蒋鼎文，以及驻界首集附近的国民党 军，经戴笠及杜月笙等人打点，同意给予协助，提供方便。但护送棉纱的日 本军队，只同意将棉纱送至界首集附近的毫州，便不肯向前了。由界首集到 毫州正南的十尖河，是一片绵延百里的三不管地区，散落着不少散兵游勇、 土匪强盗，毫州一带还盘踞有伪军郝鹏举部，护送日军走后，他们难保不会 乘机捞一票。为了不使到口的肥肉落入他人之嘴，杜月笙利用他和帮会组织 的关系，找到一个在豫皖鄂三省的黑社会中有一定影响的洪门大爷明德明， 请他出面帮忙。为此，杨管北曾特意去许昌拜访明德明。明德明得到好处后， 便让他的老婆带了几十名喽罗，跟着杨管北去毫州护送。此外，杜月笙知道 郝鹏举与国民党部队有联系，又让国民党部队替他与郝鹏举通关节，取得了 同意放行的允诺。就这样，三千件棉纱在日伪顽和黑社会的“通力共济”之 下，安全运抵西安。尝到了甜头，杜月笙立刻命令再办三千件棉纱。但这时，洛阳也陷入日本侵略者手中，由上海至界首集，再经洛阳到西安、重庆的路线上，情况发 生很大变化。杜月笙决定改经浙江淳安，将棉纱运至内地。因此，派他的徒 弟徐品仙协助通济公司副经理徐子为去上海接货。临行时，杜月笙告诉徐子 为和朱品三：淳安位于国民党第三战区内，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是他的朋 友：淳安一带的国民党驻军长官如二十三集团军司令唐式遵、补给司令戴戟， 都是他所熟悉的；军统局在淳安还建有重要特务据点。因此，这条路线容易 通过，不会遇上什么风险。　　徐子为、朱品三闻言之后，有侍无恐地去了上海。但未曾想到，就在杜 月笙这些所谓老朋友的防区内，徐子为、朱品三却一再碰上强行分肥之事。 由上海运出的棉纱，溯富春江而上，途经大源时，便被国民党军设在当 地的一哨卡阻挡不许通行，朱品三一看不妙，忙我到哨所所长，死皮赖脸地　　塞上六千元“步哨费”，才被放行。 船行到洋浦口时，又碰上了风波。当地一位货运管理局的周所长，几天来虽然已经由朱品三请过多次客，酒醉饭饱之后，常与朱品三称兄道弟，但 内心始终认为朱品三等人给他的好处太少。这时，眼看船将出洋浦口，离开 他的管辖范围，以后再想敲竹杠，也鞭长莫及了。因此，这位周所长突然翻 脸，命令部下登船检查。朱品三不料有此一招，未免有些惊慌，但自恃有杜 月笙等人为后台，便带三分威胁的口气说：”哨长阿哥，船里袋的是什么， 兄弟早向你报告过了嘛，何必还要费事检查呢？！”但那位所长却面孔铁板 地回答：“不检查？可以。这许多船不许移动一步！”朱品三见对方不肯让 步，决定硬来。于是，他换上一脸笑容，拉着那位所长的手说：“哨长阿哥， 大家都是自家人，有啥事体不好商量？来来来，请到船舱里一面吃酒，一面 商量。”连请带拉地将那位所长拖上了船，上了船，朱品三对躲在船舱里的 几名武装护送人员使个眼色，那些人立刻拔出枪逼住了周所长，解除了他的 武装，命令他将头伸出舱口，叫岸边的哨卡放船队通过。事到这般地步，那 位周所长只得乖乖从命。　　船队好不容易开到淳安附近的场口镇，国民党当地的驻军头脑俞主任又 伸出了手。他对徐子为和朱品三说：“上峰派我守场口，命令我们就地筹饷， 否则弟兄们就没有饭吃。我看这样吧，照老规矩办，值十抽二，二位交百分 之二十的钱或棉纱，我立刻放行。”徐子为、朱品三知道杜月笙决不会同意 出这样高的“买路钱”，便一口回绝。这位俞主任手段却比先前那位周所长 辣得多，他见徐子为、朱品三不让他分肥，立刻下令：“连船带货，全部扣 留！”他的部下全副武装地登上了各艘运送棉纱的船只。徐子为，朱品三见 状不好，只得急电杜月笙求救。后来由杨志雄从上海赶到场口慎，多方周旋， 给了国民党在当地驻军一些好处，船只才被放行。经过这些风波，棉纱终于运到了淳安。徐子为、朱品三以为大功告成，可以回去向杜月笙交差了。但这批棉纱最后还是没能运到重庆、而被杜月笙 的老朋友、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扣下来派了别的用处。为此，戴笠 专门到蒋介石那里告了顾祝同，但也不了了之。不仅如此，徐子为后来还在 富春江边被番号不明的国民党杂牌部队绑架到山里，逼通济公司拿出法币七 万元，才将他放了出来。一辈子敲惯别人竹杠的杜月笙，在这次棉纱生意中 却让别人狠敲了一记竹杠。“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杜月笙避难重庆，离开十里洋场的上海、灯红酒绿的香港，照样花天酒 地，穷奢极侈。　　杜月笙刚到重庆时，住在汪山一幢别墅中。四川军阀范绍曾一再对杜月 笙说：“重庆城里我的好房子多得很，杜先生，我陪你去看看，你欢喜哪幢 便住那幢。”　　范绍曾对杜月笙为何格外关照？原来他们是早已相熟的酒肉朋友。范绍 曾，字海亭，四川渠县人，本来是杨森的部下，后来改投刘湘门庭。范绍曾 在杨森部下当师长时，因需要在上海出售鸦片和采办军火，已和杜月笙搭上 关系。一九二八年前后，范绍曾在刘湘部下任川军第四师师长时，杜月笙介 绍上海的吗啡大王陈坤元到范防区邻水县开设了一座吗啡工厂，由范给以保　　护。一九二九年，范绍曾第一次到上海，杜月笙盛情款待，并与范换了写有 生庚年月的帖子，结拜为兄弟。为了感谢杜月笙的款待，一九三○年范绍曾 曾送两百担鸦片烟土给杜月笙。一九三三年，范绍曾奉蒋介石之命率领部队 至洪湖地区“围剿”红军，被红军打伤，杜月笙闻讯后，派他的徒弟张松涛 赶到汉口，专程接范到上海治伤。范绍曾十分留恋上海的花花世界，得到杜 月笙邀请，乐不可支，便以治伤为名，向刘湘请准一个月假，赶去上海。在 那里，杜月笙专门派顾嘉棠陪送他去自渡桥公济医院，找了一个英国医生代 为诊治，使范绍曾保住了负伤的右臂。治伤期间，范绍曾仍不忘寻欢作乐。 临走时，杜月笙盛宴饯行，并特地问一声：“范师长，你这一次到上海，玩 得痛快不痛快？”范绍曾在连称痛快之余，不无遗憾地对杜月笙流露了一件 心事。原来，当年上海有位名舞女叫黄白瑛。范绍曾到上海不久便看上了她， 大献殷勤，并几次向她表示了非份之想，但都被拒绝。杜月笙知道范绍曾这 一心事后，笑着点了点头。送走范绍曾后，他便派人去找黄白瑛，威胁利诱， 逼她就范。以伴舞为生的黄白瑛，当然知道杜月笙在上海滩的威势，如果她 敢说半个不字，杜手下的流氓恶棍就会象碾死一只蚂蚁般弄死她，因而只得 答应了。范绍曾返回重庆后不到三天，便接到了黄白瑛的电话，原来黄紧随 他之后也到了重庆，并在重庆租了旅馆，特邀他去玩。范绍曾与杜月笙因此 当然更加“情深意切”了。由于范绍曾一再邀请，位于重庆来龙巷的范公馆就成了杜月笙每天必到之处。此外，刘航琛也将他在汪山的一幢豪华别墅借给杜月笙使用。加上杜 月笙原来的住宅，这三处地方成了杜月笙在重庆宴客、聚赌的场所。到上述地方去的，不是国民党政要，就是腰缠万贯的老板，或帮会组织的大头目。他们每次聚赌，各自至少带法币五万元。当时国民党军的上将， 名义上月薪只有八百五十元，二等兵为二十二元四角。杜月笙者流每人每天 的赌资超过六十个国民党上将月薪的总合，或二千二百三十余名二等兵月薪 的总合。这些人赌起来，通宵达旦，厨子流水不断地送上各式精美糕点和丰 盛肴馔，供他们边赌边吃。赌桌旁还请来不少打扮入时的交际花。当时的重 庆，曾有不少关于这些赌窟的传言，例如说：某阔佬钱输多了，懒得开支票， 抓张纸条写个数目，第二天赢家便可持此纸条去银行兑现，十万、百万，决 无差误。纸条找不到，拿支香烟写上钱数，一样等于现钱。有人一时疏忽， 点燃一支写有钱数的香烟，就此烧掉一百万。又例如说：美丰银行股东康心 如、康心之两兄弟有一次和杜月笙以扑克牌相赌，结果将一家美丰银行全输 给了杜月笙，正当康氏兄弟懊悔不已时，杜月笙却对他们说：“这是逢场作 戏，认不得真”，随手将康氏兄弟付给他的巨额支票扯成碎片。这些传言当 然不无夸张，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杜月笙在重庆生活糜烂的程度。　　就是这种生活，仍不能使杜月笙满足。一九四二年十月，他以“考察” 为名，离开重庆，作川陕之游。一路上歌台舞榭、钟鸣鼎食，更是穷享其乐。 到成都时，国民党四川省主席张群特派其副官长至城外二十里处的龙泉 驿相迎。国民党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川陕鄂边区总司令潘文华、成都警备 司令严啸虎等人则至城门外迎接。一排锃亮的汽车，直把杜月笙送到成都城内的金城银行招待所。 杜月笙在成都住了三天，天天赴宴，夜夜看戏。当晚便是张群主持的所谓“联合公宴”，几十桌酒席，整整摆满一间大厅。操勺者是成都烹调业的 第一把手，川菜精品，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并请有成都著名演员在一旁唱戏助兴。 之后，张群又设“家宴”款待。为了准备这次“家宴”，张群把成都城里著名的小吃师傅，几乎全叫到了家里。成都的风味小吃如龙抄手①、赖抄手、 麻婆豆腐、怪味鸡等等，流水不断地端上席来。其中不少是杜月笙这些生在 江南、长在江南的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品尝之下，一个个舔嘴咂舌， 连声叫绝。　　再后，刘文辉在修竹摇曳、古柏掩映的浣花溪宴请杜月笙。刘文辉搞到 了四川罕见的二十年绍兴陈酿。酒坛去盖，香气四溢，配上窗外瀑瀑流水， 飒飒秋风，使这些一身铜臭的人物，居然也生出几分飘然欲仙的感觉。　　离开成都，杜月笙经梓潼等地，到了南郑。在南郑，国民党川陕鄂边区 警备副总司令祝绍周也设所谓“联合公宴”为杜月笙接风。一九二七年，祝 绍周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参谋长时，在上海参与了四一二反共事 变。在那时，他结识了杜月笙，他的妻子是杜月笙和俞叶封牵线介绍的，因 而祝绍周对杜月笙格外表示亲热。他所设的“联合公宴”，花样翻新，宴席 排成“U”字形，他和杜月笙居“U”字形的底端而坐。两队戎装笔挺、面目 清秀的士兵捧着托盘，依次上菜。每上一道菜，恭立一旁的军乐队便奏一次 乐，使杜月笙在大饱口福的同时，得以耀武扬威。晚间，祝绍周又设“家宴” 款待，南郑的土产名菜，几乎全搬到了宴席之上。南郑享乐一通之后，杜月笙经褒城、留坝、凤县到达宝鸡。在那里，国民党宝鸡警备司令、陕西省政府建设厅长、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的代 表，特率一批“民众”代表，恭候车站迎接。杜月笙的汽车到达之时，这些 “民众”代表齐集车门，欲表“欢迎之忱”。杜月座很少愿意放过这种出风 头机会，但这次因途经秦岭时，气候寒冷，空气稀薄，气喘病发作了，喘得 上气不接下气，脸色憋成铁青，只好派随员出面“答谢”，他本人缩在车内， 直驰住处。即使这样，杜月笙仍然不忘口腹之乐、声色之娱，休息一两天后， 又强作精神赴宴，宴后观看宝鸡当局专为他请来的豫剧名角演唱，听到得意 之处，嘶哑着喉咙，拍案叫好。宝鸡逗留了两天，时任国民党陇海铁路局副局长的周啸潮，因曾任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与杜月笙有过“交情”，亲率一列花车，到宝鸡 接杜月笙去西安。这列花车到达西安时，胡宗南派了军乐队在车站吹吹打打， 锣鼓喧天地表示欢迎。国民党西北公路局局长何竟武特地让出他的官舍“四 皓庄”供杜月笙居住。在西安，杜月笙一住两个月，从国民党陕西省主席熊 斌、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到帮会组织的大小头目，相继宴请。为投 杜月笙所好，宴会菜肴一次比一次精，宴会方式一天比一天奇。例如，杜月 笙爱吃活鲫鱼，但西北素来缺少鲜鱼，据说甘肃省有时举行宴会，实在找不 到鲜鱼，只得以木雕鱼，放在席上，让赴宴者望鱼止馋。为了宴请杜月笙， 权贵们不惜动用各种交通工具，到远处捕抓活鲫鱼，抓到后养在清水之中， 小心翼翼地运抵西安，遇到宴请杜月笙时，席上必会出现两种烧法不同的鲫 鱼。西安人因此称这种酒宴为“双鱼席”。再如，曾任国民党河南省主席的 张钫，在西安聚集了湖北、河南、陕西三省清洪帮大小头目一千余人，仿罗 汉请观音方式，开出一千多客西餐，请杜月笙赴宴。那天，这些帮会头目们， 特在杜月笙所坐的首位上，披上虎皮座褥，两旁各放一只炭火通红的大火炉，①
上海称之为馄饨、广州称之为云吞。本意是想用黑社会方式为杜月笙捧场。但杜月笙瘦如枯柴，坐在那张牙舞爪 的虎皮之上，只能让人感到滑稽。　　西安之后，杜月笙本来还想东下洛阳，西上兰州。但这时有个号称“半 仙”的算命先生为他起了一课，煞有介事地对他说：“这一卦，明明白白， 出行利南方面大不利西北。杜先生，在这个时候你如果执意往西北走，可能 有性命之忧。”旅游之乐，对杜月笙虽有奠大吸引力，但毕竟抵不住“性命 之忧”的威胁，他只得收拾行李，转身返回重庆。仅此半途而废的“考察”， 就不知挥霍了多少民脂民膏。无怪当时在前线浴血奋战的中国士兵无比愤怒 地说：“前线吃紧，后方紧吃！”　　十一 重返沪上秘密使命　　抗战将近胜利时，蒋介石集团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积极准备抢夺胜利 果实。　　这时，由杜月笙协助戴笠组建的别动队，已改名为忠义救国军，成为军 统特务武装的基本队伍。美国海军特务头子梅乐斯与戴笠合作，在安徽歇县 雄村开办了一个“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聘请美国教官，使用美国教材， 对忠义救国军进行美式武器及特工技术的训练。每期三个月，毕业后，按成 绩分别发给火箭炮或汤姆生、卡宾、左轮等枪械。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有 一千多人受过这种训练。忠义救国军的公开任务是“策应盟军登陆”，实际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是打击坚持抗日的新四军，防止东南地区及上海落 入人民之手。一九四四年冬天，当新四军进驻浙江安吉、孝丰山区时，忠义 救国军就使用美式汤姆生枪、卡宾枪，对新四军进行过袭击。　　但这一切并未能阻挡新四军和人民抗日力量蓬勃发展。美国特务机关和 蒋介石因此决定动用杜月笙的力量予以配合。一九四四年秋天，老罗斯福的 孙子、时在美国国防部 G2 部门任职的奎恩了·罗斯福来华，策划美军在西太 平洋的行动，专门去拜访了杜月笙，要求他对美国的情报工作给以协助。杜 月笙表示：“只要事体对于双方有利，随时随地彼此密切合作，应该没有什 么问题。”一九四五年四月蒋介石召见杜月笙，“面谕驰赴东南”。其后， 杜月笙的党羽纷纷打听蒋介石给他布置了一些什么任务，杜故作神秘地笑而 不答。但在梅乐斯以后发表的回忆录《另一种战争》中，对此却披露得一清 二楚。梅乐斯说：“对日战争胜利以前，我们获得情报，日人拟在撤退前破 坏上海，于是戴笠将军和我赶往上海附近，设法保卫上海的公共设施，戴笠 将军请能力卓越的杜月笙，协助此一工作。”又说：“我们计划在浙江省西 部淳安以北的安徽屯溪雄村，开设一个训练班，训练上海各业重要分子一百 五十名，我们的总部设立在淳安西庙，在戴笠将军和我还不曾到达淳安之前， 已有一部分杜月笙的部下自上海抵达。”还说：“胜利前夕，共党准备夺取 重要城市，我们则计划保卫京沪。我们虽然缺乏时间训练必需的干部和人员， 但是忠义救国军、海盗、杜月笙的部下，仍能保护上海的一切公共设施，诸 如电厂、码头、自来水及道路桥梁、邮电交通等等。”杜月笙接受了蒋介石交给的这些秘密任务之后，六月二十五日，率领他的党羽顾嘉棠、叶焯山，以及私人医生庞京周、秘书胡叙五等人离开重庆， 乘自备轿车驰抵贵阳。在贵阳，与戴笠及其随行人员会齐后，选择了一个深 夜，去机场搭乘美军 c—46 型运输机飞往湖南芷江。就在这架飞机上，杜月 笙与美国特务梅乐斯相遇，经戴笠介绍，这两个早已在从事共同使命的人， 开始了进一步勾结。飞机到芷江后，为了掩盖行踪，只有时任国民党军委会 别动军副司令兼华中总指挥的陶一珊至机场迎候。杜月笙、戴笠、梅乐斯等 人在芷江深居简出，躲了三天，继续乘飞机飞向福建长汀。至长汀要经过衡 阳。衡阳当时尚在日本人占领之下，梅乐斯关照驾驶员在衡阳上空盘旋三圈， 摄取衡阳的地面照片。杜月笙闻讯，唯恐当了日本高射炮的活靶子，吓得脸 色发白，但又不敢违拗美国人，只得连声叨念：“阿弥陀佛，菩萨帮忙”。 可是三圈转过，日本人的高射炮却令人费解地一声不吭，客客气气地放这架飞机穿越他们的阵地。到长汀后，其时被任命为国民党军委会少将工运特派 员的陆京士已带着张晓岩、龚夏、赵云昭等十八人先行到达，并在当地恭候。 杜月笙等人会同这伙人，在交通银行驻长汀办事处稍事歇息，又坐上长途汽 车直奔永安。永安是国民党战时福建省政府所在地。在那里，杜月笙拜会了 国民党福建省主席刘建绪。之后，驱车经建阳，抵达铅山。在铅山，国民党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别出心裁地在凉风习习、风景优美的山野间设宴款 待杜月座等人。杜月笙在铅山住了三天，与顾祝同密谈了两个晚上。离开铅 山后，杜月笙直赴淳安，戴笠、梅乐斯则绕道上饶、玉山一带向淳安进发。 七月十五日，两行人又在淳安会合。淳安当时设有国民党军统局 55 号站，负 责人是林基，又名俞祥琴，原是上海一个第三流的律师，已为杜月笙、戴笠、 梅乐斯等人预先作了安排，他们抵达后，便一起住在西庙。　　杜月笙如此急似星火地由重庆长途跋涉至浙江淳安，除因为此行是蒋介 石面谕之外，内心深处尚有另外的考虑。他感到自从一九三七年他潜离上海 避居香港后，与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的联系虽然始终没有中断，但毕竟不如他 身居上海时那样密切。同时，几经动乱，他原来那班人马中，改换门庭者有 之，出走他方者有之，成为死鬼者有之，力量已大不如昔。例如淞沪别动队 成立之初，从总司令到各级干部，不是他的把兄弟、老朋友，便是他的门人 学生，而历经八年，改组为忠义救国军后，其中有的人甚至连杜月笙是何许 人都不知道。杜月笙因此产生一种危机感，担心失去往日“闲话一句”的威 势。他的亲信顾嘉棠、叶焯山知道他的心事后，为了宽他的心，对他说：“月 笙哥，你用不着操这许多心，上海人终归少不了你月笙哥的。”但杜月笙却 摇头苦笑说：“依我看来，事体未必乐观，我现在最担忧的就是力不从心， 把握不住目前的局面了。”正因如此，他急于在抗战胜利前，赶到上海附近， 一方面设法收拢旧班底，另一方面也想在“配合”盟军登陆和反共上为国民 党政府出把力，捞点资本，以稳定自己的地位。杜月笙在西庙住下不久，便开始和上海联系。当时，他设想的行动方案，一是利用大、小八股党留在上海的人物，如马祥生、杨顺铨、朱景芳等人， 在清帮力量的支持下，拉起一支队伍，以在盟军登陆时有所动作；二是利用 他两个当了伪军头目的门徒，即马柏生、徐朴诚所指挥的伪军部队，帮助国 民党在上海抢地盘。正当杜月笙急欲有所“建树”时，日本侵略者在八月宣布无条件投降。浴血奋战八年的中国人民，对此无不欢欣鼓舞。杜月笙却罔然若有所失。《杜 月笙先生六十年大事记》透露了他的真实思想：“以事出仓猝，一切未及准 备为虑”，也就是说怨恨抗战胜利来得太快，担心无力抢夺胜利果实。　　其实，有这种忧虑的何止杜月笙一人？蒋介石同样如此。八年抗战时， 他躲在大后方，为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命令他的主要部队远离抗日战场。 因此，抗日战争接近胜利时，上海等大城市便处在坚持敌后抗战的新四军包 围之中。蒋介石为了独占人民抗日胜利果实，把上海抢夺到手，不惜与汉奸 勾结。日本刚一宣布投降，便明令发表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别动队上海行 动总队指挥”，命他率领伪军和汉奸特务部队负责维持上海治安，并联络日 本军队，阻止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进入上海。　　与蒋介石同病相怜的杜月笙，为了自己，也为了维护国民党反动统治， 费尽心机，积极协助蒋介石争夺抗战胜利果实。他“苦心策划，对于中央军 政力量未抵达前之种种问题：“如伪军警之处置，伪币之流通，以及严防奸　　宄乘机骚动，均周密策划，电陈主席（指蒋介石），而以宽大和平为吁求， 又与顾墨三（顾祝同）将军函电往回，商讨治安全融粮食接收等问题”①。 正是在日伪及杜月笙势力的协助下，蒋介石政权使脱离了日伪魔爪的上 海，重新落入它的统治之下，并得以将日伪巧取豪夺到的五十万二千三百一 十两黄金、七百六十三万九千四百四十五两白银、三十三万银元、五百五十 万美金、九百二十三万日元等大量金钱物资占为己有，增加了反共反人民的力量。争霸上海　　日本投降，杜月笙在淳安坐不住了，急于赶回大上海。但又怕去得早了， 秩序尚未稳定，生命有虞。因而在得知他的“学生”陆京士、吴绍澍先后安 抵上海后，才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九日，带着随行人员，乘坐一艘名为“健 飞十七号”的轮船，取道杭州返回上海。　　九月一日，杜月笙抵达杭州，三日，乘沪杭甬铁路专车由杭州开往上海。 他的徒子徒孙们预先和杜月笙商定，在上海北站举行盛大欢迎仪式，迎接杜 “凯旋”归来。此刻，杜月笙大有春风得意之感，在火车上兴冲冲、喜洋洋 地想象着回到阔别八年的上海后，众人向他欢呼的场面。不料，专车驰抵梅 陇镇，急急跑来两个神色慌张的人，登车向杜月笙报告了一个令他大为扫兴 的消息。原来北站附近贴出不少匿名传单和大字标语，上面赫然写着：“打 倒恶势力！”“杜月笙是恶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口号。这些 传单标语有来头、有背景。密告者将其背景告知了杜月笙，杜不便发作，只 好堆出满脸苦笑，佯作镇静地决定不去北站，改在上海西站下车。杜月笙的 徒子徒孙在那里组织了欢迎。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凌云培还带了队伍到场 戒备。但欢迎仪式的规模和气氛比原定在北站举行的要小而冷清得多了。杜 月笙下了火车，没有去华格臬路杜公馆，也没有去杜美路金廷荪为他购置的 精美住宅，而驱车直奔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顾嘉棠的家中，与顾嘉棠商 议应付这“不测之变”的办法。这“不测之变”的背景是谁呢？——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副市长的吴绍澍。吴绍澍原来是杜月笙的“学生”，两人此时反目是有原因的。 抗战前，国民党上海党务一直在吴开先的把待下，因此吴素有上海“党皇帝”之称。吴开先是杜月笙的密友。吴开先与吴绍澍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同是上海市松江县人，同是 CY①的叛徒。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吴绍澍 与吴开先来往密切。抗战前，吴绍澍在南京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 民训处长时，每来上海，吴开先和陆京士总要到他下榻的一品香旅社一起寻 欢作乐。以后，吴绍澍由 CC 系陈立夫转而投靠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及 复兴社头子康泽，与陈立夫系统的吴开先关系渐趋疏远。抗战期间，日本人 在上海捕获吴开先，要他携带条件去诱蒋介石谈和，日军并安排飞机将他送 去广西柳州，再转道去重庆。此事激起舆论谴责，蒋介石不得不解除了吴开 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职务，让其闲居重庆市郊。吴绍澍乘此机会，公 开抨击吴开先，并逐渐将自己的人马输送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取吴开先①
《杜月笙先生六十年大事记》。①
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地位而代之。在两吴争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权力的斗争中，杜月笙偏袒吴开 先，引起吴绍澍不满。一九四五年五月，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前 夕，杜月笙的得力门徒陆京士希望上海推选他为代表，从重庆打电报给吴绍 澍，要求吴绍澍帮忙。吴绍澍却以名额已满为理由，不允所请。　　日本投降前夕，吴绍澍虽曾带一批人马专程去淳安拜访杜月笙，但仅是 表面文章而已，已失去了早年那股亲热劲。日本一投降，吴绍澍便率大批人 马，雇了两艘大船，星夜由安徽屯溪赶往上海“劫收”。在他到达以前，他 的一些潜伏在上海的骨干如庄鹤礽、费树声、蒋起麟、凌泽夫等已开始动手， 将爱棠路（今余庆路）80 号汪伪苏浙皖三省税务局长邵式军新建的一幢豪华 住宅接收下来，作为国民党市党部办公大楼；将富民路 43 号作为三青团支团 部；将陕西北路 128 号日本驻沪领事馆作为分团部，接收汪伪的《平报》与《国民新闻》，分别改名为《正言报》和《青年报》。吴绍澍抵达上海后， 将富民路 43 号拨归两个三青团分团部使用，他又接收了中正南二路（今瑞金 二路）114 号日本三井洋行大班的一座私人花园住宅，将三青团支团部迁入。 他手下的骨干在这场“劫收”中，大都成为暴发户，住进洋房，出入汽车， 风头一时。吴绍澍本人更是身兼六职，除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和三青 团上海市支团部主任外，还兼任上海市军事特派员、上海市政治特派员和上 海市副市长兼社会局长。成为上海新贵的吴绍澍，不希望在上海拥有相当势 力的杜月笙返回上海并恢复昔日的咸势，因为这会危及他的利益和地位。因 而他回上海不久，便一方面在报纸上宣传“建设正义的新上海”，另一方面 以打击流氓势力为号召，给杜月笙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但吴绍澍这些行动，没有也不可能阻止杜月笙参与“劫收”。杜月笙返沪前后，他的徒子徒孙已放出空气，说蒋介石将派杜月笙做国民党上海市市 长，并假托舆论宣传：“有以为先生协助抗战，功勋灿然，今建国方始，如 先生者，不当仍为在野之身”①，赤裸裸地为杜月笙争官要权。日本投降，在 上海“劫”得最早，“收”得最快的所谓“地下先遣军”、“挺进队”、“别 动队”，几乎无一不是杜月笙与戴笠联合经营的所谓“地下部队”或“行动 部队”。而且如杜月笙徒众所说：“迨中央接收大员，纷沓而来，几无役不 就商于先生，而得其劻勷焉”②。杜月笙心腹管家万墨林根据杜的授意，在杜 美路 26 号杜月笙一幢住宅内设立总部，专门指挥杜的徒子徒孙进行“劫收”， 仅“劫收”得中央商场一个仓库的无账物资，价值便在六百亿元以上。杜月 笙很多亲朋好友，如叶焯山、万墨林、杜维藩等人的汽车、房子都经“劫收” 而来。杜月笙的徒弟、大贩毒贩罗洪义，被列为汉奸通缉，他的全部不动产， 便由杜月笙交徐采丞支配。范绍曾那时也在上海，他听说国民党政府在拍卖 接收的敌伪物资，可以整个仓库卖出，只要找到门路，顶到一个仓库，就能 发横财。他找到杜月笙设法，杜叫他请国民党政府敌伪物资管理局局长刘攻 芸吃饭，由杜当面说情。于是范绍曾便按杜的主意，在家里设宴招待刘攻芸， 杜到场作陪。酒醉饭饱之余，范便向刘提出要顶座仓库，刘还未答话，杜便 在旁说：“这些东西都是抓在他手上，有什么话好说。”刘见状，只得答应 让范顶一座仓库。杜月笙一句话，范连现款都未付，只由他开的福华银行出 了一张期票，便到手了一座仓库。仓库内所藏布匹、棉纱、蜂蜜、皮毛等物①
《杜月笙先生六十年大事记》。②
《杜月笙先生六十年大事记》。资数量之多，连范看后都感到吃惊。通过买卖这一仓库年的物资，范净赚黄 金三千多两。　　杜月笙积极插手“劫收”活动，大肆搜刮财富，进一步激起吴绍澍侧目， 更加处心积虑地要排挤杜月笙势力。十月，吴绍澍改组了国民党市党部和三 青团支团部，在重要岗位上，统统安排了他的亲信。接着又对社会局人事进 行变动。社会局是国民党政府用以控制和镇压群众运动的机关，抗战以前， 社会局的不少成员都给杜月笙递过门生帖子。杜月笙担心丧失对这一部门的 影响，向吴绍澍推荐陆京士担任社会局副局长。吴绍澍明白，如让陆京士担 任副局长，他这个局长就会大权旁落，因此很不客气地将杜月笙的推荐顶了 回去，而派原国民党市党部书记长、与他私交较厚的葛克信担任社会局副局 长。以后，又派周英才、孙以芗、陈培德为国民党市党部工人运动指导委员 会常委，增派国民党市党部组织科长应仲杰、妇运会干事凌其慎等亲信为上 海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与杜月笙、陆京士争夺对黄色工会的控制权。　　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吴绍澍还积极邀好于国民党上海市长钱大钩、警 察局长宣铁吾。钱大钧原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一九四五年九月到上海就 任市长。吴绍澍对钱大钧表示热烈欢迎，在海格路（今华山路）范园将国民 党上海市党团干部一一介绍给钱大钩。平时，吴绍澍从不以副市长身份干预 全市性的行政事务，让钱大钧决定和安排，努力与钱大钧保持和睦相处的关 系。除钱大钩、宣铁吾外，吴绍澍更千方百计博取蒋介石的信任。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第一次到上海是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左右。吴绍澍早在一个多 月前，就指定专人驻守在江宁路新仙林舞厅内，积极准备蒋介石来临。蒋介 石抵沪后，吴绍澍除和钱大钧、宣铁吾等人陪同蒋介石在上海跑马厅参加“庆 祝大会”外，还把中正南二路 114 号三青团支团部的花园洋房整饰一新，房 屋内外贴满“拥护”、“万岁”一类标语，作为蒋介石“对内训话”的场所。 蒋介石来训话时，吴绍澍命三青团干部一律穿上团服，肃立“听训”，他本 人则一直站在蒋介石身边，凝神谛听。蒋介石“训话”完毕，吴绍澍毕恭毕 敬地领着蒋介石走向边门，抢先开门，恭送如仪。同年底，蒋经国来上海， 吴绍澍把五层楼酒家（今中百一店五楼）全部包下来，大张筵席，为蒋经国 接风。吴绍澍经过多方活动，在上海滩一度占了上风，气焰赫赫，咄咄逼人。处于被动地位的杜月笙一伙，称王称霸惯了，怎受得了这个气。顾嘉棠大呼 小叫地给杜月笙出主意：“吴绍澍这个赤佬①是给月笙哥磕过头拜先生的，欺 师灭祖，照江湖规矩就该处死！月笙哥，你把他的拜师帖子寻出来，让我拿 去跟他算账。”工于心计的杜月笙早就想到用帮会义气和封建道德来打击吴 绍澍，顾嘉棠的主意正合他的心思，当下便命人打开存放拜师帖的保险箱， 拿出一包包大红帖子翻来覆去地寻找，谁知上千份拜师帖子中偏偏少了吴绍 澍的那一张。顾嘉棠认为：一定是吴绍澍买通内线，将拜师帖偷了出去。杜 月笙闻言，气得脸孔发青，手脚冰凉。顾嘉棠见状，咬牙切齿地声称：“三 天之内，我非杀了这个吃里扒外的内贼不可。”但三天过去了，三十天过去 了，这个“内贼”始终未曾找到，杜月笙只好不了了之。拜师帖失踪，无法 当面我吴绍澍寻衅，杜月笙便通过喽罗门徒广为散布当年他如何扶持吴，现①
上海方言，这个家伙的意思。在吴又如何翻脸不认人等等，极力将吴丑化成一个忘恩负义、欺师灭祖的小 人，以激起舆论对吴绍澍的忿懑和蔑视。同时，还指说吴绍澍在接收敌伪产 业时中饱惊人、贪污无数，并通过戴笠多次向蒋介石控告，使国民党中央内 支持吴绍澍的人也难以在蒋面前为吴绍澍说话。军统还派毛森拘留了吴绍澍 两名参与接收邵式军房产的亲信，企图查出证据，用以打击吴绍澍。陆京士 则以社会部沪宁特派员的身份，仿照军统忠义救国军的名称，吸收大量工特 骨干，拉起一支“工人忠义救国军”，以后又搞了个护工队，遍布各厂。在 陆京士等人活动下，吴绍澍派去担任市总工会筹备委员的儿个人，手脚如同 被缚，难以施展。陆京士还利用大批失业工人要求寻找工作和在职工人要求 增加工资的愿望，组织他们川流不息地到国民党市党部和社会局请愿，给吴 绍澍制造麻烦，施加压力。上海工商金融界的许多老板，也在杜月笙及其门 徒授意下，不跟吴绍澍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吴绍澍的困难和阻力一无比一天大，他的情绪也由亢进 转为低落。到一九四六年一月，吴绍澍就很少到社会局去，而让副局长葛克 信勉为应付。为了摆脱困境，吴绍澍曾去重庆向朱家骅和蒋经国求助，并求 见蒋介石进行申辩。但吴绍澍此行并未争得满意结果。不久，国民党政府由 宋子文出面，下令免去吴绍澍的上海市副市长和社会局长职务，改派吴开先 接任上海社会局长。以后，又相继免去了吴绍澍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 员和三青团上海支团部主任等职务。这个当年曾要铲除恶势力的人，最后却 被恶势力连根扳倒。吴绍澍下台后，陆京士主办的《立报》，便连篇累牍地 揭发和攻击吴，趁机大打落水狗。即使如此，杜月笙等人仍不解恨，还想索 了他的命去。一九四六年四月的一天上午，吴绍澍外出后返回他在安福路“鹤 园”的寓所时，预先埋伏在周围的枪手，连珠般地对准汽车扫射，将吴绍澍 的防弹汽车打穿了七个洞。吴绍澍虽未被击中，但这场虚惊也够他受的。吴 遇刺的消息传出后，接替钱大钧任国民党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和警察局长宣 铁吾赶去“慰问”。对此案的背景，众人心里有数，”嘴上却都不说。吴绍 澍见状，只好自认诲气，叫大家不要把他遇刺的消息传开，也不要登报。以 后，杜月笙还指使他的门徒王兆槐派人去暗杀吴绍澍。这件事被毛人凤知道 了，曾派保密局处长沈醉赶到上海，不允许王为杜去充当打手，事情才算作 罢①。经过这场角逐，吴绍澍称霸上海的勃勃雄心，冰消瓦解，而杜月笙却变得更加跋扈、骄横。为汉奸缓颊　　八年杭战期间，杜月笙的很多亲朋好友投敌当了汉奸，其中不少人始终 与杜月笙保持联系。抗战胜利，这些变色龙为了逃脱民族和人民的惩罚，纷 纷寻求杜月笙庇护。
早在杜月笙由淳安返回上海途经杭州时，大汉奸丁默邨便特地在杭州设 宴为杜月笙接风。了默邨，湖南常德县人，早年曾混入革命队伍，后叛变革 命，投靠国民党。一九三四年，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三 处处长，地位一度与戴笠、徐恩曾相差无几。抗日战争开始后，丁默邮投降①
范绍增口述，沈醉整理：《关于杜月笙》。日本侵略者，坐上了上海极司非尔路 76 号汪伪特工总部的第一把交椅，后又 先后任伪社会部部长、浙江省省长。抗战后期，他眼见日本主子寿数有限， 便与戴笠、顾祝同拉上关系，通过戴笠和顾祝同向蒋介石保证：“决心以原 样的浙江归还中央，决不让共产党抢去。”所以，日本一投降，他便被蒋介 石任命为“浙江军事专员”。但他自感作恶多端，唯恐不为国人所容，还想 要杜月笙多加美言，因而特地设宴款待杜月笙。席间，欢声笑语，打得火热， 席后，丁默邨当然更有“孝敬“。杜月笙接受了丁默邨给的好处，自然极力 为他开脱。　　汪伪政权大汉奸头子之一周佛海，也曾要求杜月笙帮忙。周佛海，湖南 阮陵县人，一八九七年生。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曾出席中 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实现后，他与国民党右 派沆瀣一气，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参加何公敢为首的“孤军社”， 表示信奉国家主义。一九二七年，周佛海秘密向蒋介石献反共之策，得到蒋 的赏识，被派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少将秘书兼政治部主任。第一次 大革命失败后，周佛海先后担任过南京中央军事学校政治总教官、政训处少 将处长、国民党军委会总政治训练部兼蒋介石行营总政治训练部中将主任等 职。一九三一年，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抗日故争爆发后，周佛海任国 民党大本营第二部副部长、代理宣传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以 后，投降日本，成为汪伪政权的第三号人物。抗日战争后期，周佛海通过军统恢复了与蒋介石的关系，接受了蒋介石交给的秘密任务。蒋介石为此亲笔给周佛海写了一封信，内称：“顷闻君有 意回头，不胜欣慰，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于君今后政治前途，余绝 对予以保证，望勿过虑为要。”为掩人耳目，蒋介石在这封信上未署名，而 只落下了“知名不具”的字样。①日本投降后，周佛海被蒋介石明令发表为“上 海行动总队”总指挥，照样前呼后拥，招摇过市。结果，招致国内外舆论的 强烈谴责。国际上有人提出：“南京伪府曾向英美宣战，其首脑人物应属于 战争罪犯”。这使周佛海极为恐慌，特地找到杜月笙，通过杜月笙向国民党 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求情，希望王在国际上帮助他说些好话。周佛海虽然拼 命活动，蒋介石也有意保护，但其罪孽深重，名声太臭，国民党政府很难公 开庇护，为了搪塞舆论，不得不派专机将他送到重庆软禁，后又解到南京交 法院判决。在审讯期间，周佛海妻子杨淑慧为保全局佛海生命，特给周佛海 请了三位律师，即章士钊、王善祥、杨家麟为之辩护。此外，还多方搜罗对 周佛海有利的证据。给周佛海提供证据的人有：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 蒋伯诚、杜月笙、吴绍澍、吴开先、马元放等。陈果夫、陈立夫为周佛海写 给蒋介石的信说：“周胜利前一年所表演者，全能按照第三战区之预定计划， 例如派罗君强为上海市秘书长，了默邮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在京沪一带暗中 布置军事颇周密，胜利后使江浙两省不致竟陷于共党之手，国府得以顺利还 都运兵至华北各地，不无微功。如蒙钧座开恩免其死，拟请于日内，饬司法 行政部长设法准予缓刑或减等处罪。”①杜月笙也写了大致相同的证明。经此 活动，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政府主席的名义，下令将 周佛海由原判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在此之前，杜月笙长子杜维藩便知道了这①
周之友（幼海）：《周佛海之死》，载《周末》。①
周之友（幼海）：《周佛海之死》。一消息，并于三月十五日禀告杜月笙：“周佛海两次控告被驳，现由居院长 签呈主席，批准改无期徒刑，手谕交洪兰公（洪兰友）密藏。”得此消息， 杜月笙方安下心来。　　杜月笙的徒弟罗洪义，在上海沦陷后，首则置身于官僚买办盛宣怀的姪 子盛文颐主办的贩毒机构“宏济善堂”，继而在汪伪政权禁烟总监部担任要 职，大肆贩卖鸦片，帮助日本侵略者推行以鸦片摧毁中国人抗战意志的阴谋。 通过这种罪恶贸易，罗洪义到手的金钱，要以天文数字计。为了给日后留一 条路，罗洪义当时就从他的巨额收入中拨出一部分，源源不断地送交住在重 庆的杜月笙，一方面供杜月笙挥霍，另一方面请杜月笙代他买进黄金、美钞， 以备不时之需。抗战胜利后，上海人民强烈要求法办罗洪义。罗洪义四面楚 歌，将杜月笙奉为救星。杜月笙一到上海，他立刻搬进杜月笙住处，跟在杜 月笙屈股后边，寸步不离，白天黑夜，足不出户。杜月笙对外扬言：“我收 留罗洪义，一来是顾念师生之情；二来当年的地下工作，只要我有事情交代 他，他从不推辞，多少也有些微劳。”千方百计为罗洪义开脱罪名。但杜月 笙指鹿为马、化黑成白的手段再高，也难以掩尽天下人耳目。罗洪义抗战期 间，到底是为虎作伥，还是干“地下工作”，上海人民清清楚楚。因此，杜 月笙越是庇护罗洪义，上海人民追究罗洪义的呼声越是高涨。国民党政府被 迫将罗洪义列为汉奸通缉。但罗洪义躲在杜月笙住处，军统特务不便去抓。 戴笠找了个与杜月笙相熟的人对他说：“你去告诉杜先生，他究竟要我戴某 人这个朋友呢？还是非保牢罗洪义不可？如果他要顾全和我的交情，那么就 交出罗洪义，否则的话，我为顾全友谊，可以放他一码，只是从今以后，我 和杜先生不再有朋友情份。”此话传到后，杜月笙才把罗洪义叫出，交给戴 笠派来的人带走。其后，国民党政府象征性地判了罗洪义几年刑。罗洪义坐 了儿年牢，在全国解放时，便追随杜月笙逃到香港去了。此外，一些与日本侵略者有过经济来往的资本家，也接二连三地找到杜月笙。有的送以干股，有的送上金钞，以求庇护。如糖业巨头黄增诗一次便 送杜月笙重四百两的一块美国大金砖。杜月笙的门生徐懋棠以买房相赠的方 式，变相送给杜月笙的姨太太姚玉兰黄金大条一百根。哈同的儿子乔奇·哈 同，则送社月笙以干股。类似例子，不胜枚举。在杜月笙的卵翼下，不少汉奸重罪变轻、轻罪化无，而杜月笙则乘机捞进大笔钱财，并招降纳叛，扩充了势力。兔死狐悲　　正当杜月笙在上海纵横掸阖，力图恢复并扩大自己威势的时候，他的有 力支持者与合作者戴笠突然死于非命。　　戴笠来往各地，经常由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给他调拨专机使用。一九四六 年三月十七日，他拟从青岛乘一架 D·C47 型 222 号专机飞上海，第二天再转 飞重庆。他如此紧张地行动，是为了揽权。抗战胜利后，戴笠向蒋介石递交 过一个全国建警计划，请求成立全国警察总监部，由他兼任总监。然而，多 年来一直与戴笠争夺警察领导权的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这时也拟了 一份战后建警计划，并通过他的靠山、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请求蒋介石将建 警任务交给他。戴笠得知此事后，急于赶去重庆，向蒋介石面争警权。十七 日当天，戴笠虽然接到上海方面气候不好的通知，但仍决定照常起飞。上午　　十一时四十五分，飞机从青岛沧口机场起飞，到上海时正值大雨滂沱，机场 不同意降落，改飞南京。南京也正下大雨，机场勉强同意降落，但由于云层 很厚，又有雷雨，飞机与地面联络有困难，在穿云下降时，误越机场，飞到 江阴县去了。在大雨中，飞机飞得很低，先撞到一棵大树上，接着冲到江阴 板桥镇南面一座不到二百公尺高的岱山上，轰然炸毁，机上人员无一幸免， 个个烧得焦黑。军统局派人去收尸时，无法辨认哪一具尸体是戴笠，后由他 的亲信副官根据戴笠左边臼齿上下镶有六颗金牙的特征，才算认出。　　杜月笙得知戴笠机毁人亡的消息，如中雷殛，呆若木鸡，不哭、不说话， 连眼睛几乎都不眨，回过神来之后，才呼天抢地，嚎陶大哭。他如此伤心， 是有原因的。　　戴笠是杜月笙的把兄弟。长期以来，杜月笙利用他在黑社会的关系，为 戴笠的特务活动提供了便利和情报；而戴笠凭借他在蒋介石身边的特殊地 位，对杜月笙邀宠于蒋介石起了重要作用。两人各有所求，互相利用，虽有 争斗，但在更多情况下互相勾结、依靠和维护。　　抗战胜利后，上海租界不复存在，杜月笙失去了过去赖以活动的特殊背 景，因而更加注意与戴笠拉扰关系。他自淳安返回上海不久，戴笠的部下、 军统局上海区区长王新衡接踵而至。王新衡去拜望杜月笙时，杜做出一副体 贴入微的姿态问王新衡：“新衡兄，你准备住在哪里？”王新衡回答：“我 刚到，先来拜望杜先生，住的地方还不曾安排好。”杜月笙立刻表示可以将 他在杜美路 26 号那幢华丽住宅借给王新衡作为军统局上海区办公处。以后， 戴笠来到上海，又在这幢房子内成立了军统局上海办事处。杜月笙特派他的 心腹管家万墨林和既是他的门徒又是军统特务的陈默住进杜美路 26 号，帮助 戴笠处理总务。而戴笠在上海也为杜月笙捧了不少场，帮了不少忙。一九四五年十月，戴笠在杜美路 26 号军统局上海办事处内摆下三十桌丰盛酒席，请了军统局大 特务、忠义救国军的重要干部、以及上海帮会组织的头头脑脑，大张旗鼓地 庆祝胜利。宴会上，戴笠让杜月笙坐在首席。举筷之前，戴笠致词，他吹嘘 了一通军统局和忠义救国军在抗战期间的“功劳”之后，突然伸手挽起杜月 笙一条胳臂，将嗓门提高一个音阶，大声嚷道：“我们都知道杜先生对于本 军的重大贡献，所以我要说，‘没有杜先生，就没有忠义救国军，没有忠义 救国军，就没有今天的胜利庆祝’”。把杜月笙吹捧成抗战胜利的元勋。戴 笠带头捧场，下面的大小党徒难恐落后，纷纷拿着酒杯，涌向杜月笙敬酒。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一直处心积虑要把自己美化成“抗日功臣”，因而对戴 笠导演的这幕闹剧特别称心，以至于眼眶里掉出几滴混浊的泪水。　　杜月笙、吴开先等人与吴绍澍争权夺利时，戴笠是站在杜月笙这边的。 为了打击吴绍澍，戴笠借口汪伪苏浙皖三省税务局局长邵式军在爱棠路 80 号的豪华住宅是被吴绍澍手下人员接收的。因此放风说：邵式军的亿万家产 不可能随身携走，现在失踪了，肯定是接收人员搞了鬼。戴笠设法找到了邵 式军的妻子，让她提供证据。邵式军妻子说：邵式军的住宅内原有四只装满 金银财宝和大量钞票的巨型保险箱。其中第一只放的是金条，第二只放的是 美钞，第三只装满钻石珠宝，第四只则装满日元和日本国家债券。取得邵式 军妻子的这一口供后，戴笠派出忠义救国军和军统特务，连夜封锁了爱棠路80 号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办公处，由军统特务毛森负责搜查。事后，据毛森汇 报，在该处搜出有四只巨型保险箱，其中三只的箱门已遭破坏，里面空无所有；另一只则完好无损，设法打开箱门后，发现里面确如邵式军妻子所说装 满日元和日本国家债券。戴笠以此为根据，推论三只已遭破坏的巨型保险箱 内原来存放的肯定是黄金、钻石珠宝和美钞，以后被吴绍澍都下接管时毁门 取走。戴笠将这缺少直接证据的结论，向蒋介石作了报告，使吴绍澍在上海 争权夺利的斗争中更加陷于被动。吴 绍澍不得不去找戴笠求情，被戴笠拒绝。 为给自己辩解，吴绍澍决定飞去重庆面见蒋介石。戴笠知道这一消息后，吩 咐手下通知各航空公司：“不许卖机票给吴绍澍。”吴绍澍几经设法，方去 了重庆，但自重庆返回后，仍被国民党政府免去了职务。　　杜月笙和戴笠互相勾结、互相依靠，形成一种我少不了你，你也缺不了 我的关系。所以，杜月笙经常对外扬言：戴笠是他生平唯一知己。戴笠机毁 人亡，杜月笙当然抑制不住兔死狐悲之感°他嚎啕大哭一场后，哮喘发作， 上气不接下气，脸孔青紫，项粗如斗，只得倒下养病。养病期间，有人去看 他，杜月笙还呜呜咽咽地对来者说：“我哭雨农兄，不但是为我个人失去了 平生知己，我也为国家民族在这种时候，竟失去了雨农兄而伤心难过！雨农 兄一死，共产党又不知要闹到什么田地了啊！”　　杜月笙话中的所谓“国家民族”，实际上指的是国民党蒋介石。戴笠一 死，对国民党蒋介石来说，确丧失了一条镇压革命的凶恶鹰犬。蒋介石因此 伤心不已，亲自去南京灵谷寺后山踏看风水，为戴笠选择墓地，并关照军统 局大特务毛人凤说：“安葬时，要取子午向。”此言此行，与杜月笙如丧妣 妣般的嚎哭，倒是相映成趣。杜月笙病愈后，与吴国桢、钱大钧、潘公展、吴开先、杨虎宣铁吾等人发起，于五月二十六日在浦东同乡会大厦举行所谓“戴签将军追悼会”，并 在报上大登启事，哭叫：“懔国步之犹艰，痛哲人之遽萎”①。举行“追悼会” 那天，杜月笙亲自主祭。“追悼会”后，为使参加者都能象杜月笙那样对戴 笠“永志不忘”，还给每人发了刻有戴笠遗像的“纪念章”一枚，和“纪念 册”一集。经这番追悼，杜月笙犹觉“哀情”未尽，又请了一批和尚尼姑，在淡水庙，击鼓敲磬，诵经拜忏，为戴笠超度亡魂。 戴笠有个儿子，名叫戴藏宜，高中毕业后，没有再升学，在老家办了所小学，自任校长。戴藏宜仗其老子权势，为所欲为，无恶不作，尤好玩弄女性，兽性发作时，连一些女性亲戚也不能幸免。戴笠死时，戴藏宜已三十多 岁，杜月笙却以抚恤“遗孤”为名，广为募捐，帮戴藏宜大大捞进一票。①
1946 年 5 月 25 日《商报》。十二 再展“宏图”出任纺织公会联合会理事长　　戴笠的死，对杜月笙虽是一个沉重打击，但并没有使他放弃在上海滩再 展“宏图”的野心。他把手伸得更长，极力将自己的势力向各行各业渗透。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在工商界捞得的第一个新头衔是纺织公会联合会理事长。　　一九四六年秋，所谓“中华民国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联合会”在上 海举行大会。该会之所以称之为“公会联合会”，是因为当时的纺织业按地 域划分为区，上海是第六区，各区纺织业有区公会，各区公会合成一全国性 统一机构，便成“公会联合会”。纺织行业中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的激烈争 斗，反映到“公会联合会”之中，双方竭力推选己方代表担任“公会联合会” 理事长，以加强对“公会联合会”的控制。官僚资本控制的厂家多，在“公 会联合会”中占据优势，因而理事长的职位很可能落到他们之手。民族资本 的代表不甘示弱，便由荣家纺织业主持人荣尔仁、福澄公司联营纺织厂股东 袁国樑、纺织业六区公会秘书长奚玉书等四出活动，力图阻止官僚资本代表 当选为理事长。杜月笙涉足于纺织业是在抗战时期。当时，有一家颇具规模的“沙市纱厂”由湖北沙市迁至重庆，由于股东内部争权夺利，发生纠纷，厂子几乎维 持不下去。杜月笙见经营纺织业赢利很厚，乘机插手其间，购得“沙市纱厂” 的股权，将该厂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后杜月笙又与孔祥熙和花纱布管制 局勾结，担任了官僚资本性质的“中国纺织公司”董事长。此外，他还在西 北投资设立西北毛纺厂。抗战胜利后，杜月笙在纺织业的势力进一步扩展。 一九四六年，长期从事棉纺工业的袁国梁，在江阴投资兴建福澄公司联营纺 织厂。此事引起当地“大亨”黄善青、祝林等人觊觎，他们力图分润，甚至 想攫取董事长职务。袁国樑强龙难压地头蛇，便和福澄公司常务董事之一王 先青至上海走杜月笙门路。他们拜杜月笙为老头子，加入恒社，然后请杜月 笙担任福澄公司董事长。杜月笙问：“我做福澄的董事长，该入多少钱的股 份呢？”袁国樑立刻会意地答道：“老夫子加五千万元的股份可以了，这笔 钱由我替老夫子垫。”之后，福澄公司股东在丽都花园（现上海市政协处） 召开会议，正式推举杜月笙为董事长。江阴的几位“大亨”，自忖斗不过杜 月笙，只得知难而退。福澄公司就此落入杜月笙控制之中。以后，杜月笙又 投资于各有千余名工人的荣丰一厂、二厂，和有七百余名工人的恒大纱厂， 还担任了设在西安的利泰纺织厂董事长。这样，杜月笙在纺织业逐步建立了 自己的地位，他不但拥有大量产业，而且既和官僚资本有密切勾结，又成为 一些民族资本家的靠山，因而两面兜得转。　　但杜月笙对此并不满足，他得知纺织公会联合会内两种势力的代表在争 夺理事长职务后，认为这是扩展自己势力的大好机合，便将他新收的“学生” 袁国樑召来，对他表示自己愿意出任理事长，但又唯恐落选。他对袁国樑说： “这个理事长，我做不做倒无所谓，就怕万一选不上，坍不起这个合。你去 替我各方面摸摸看，早些给我回音。”袁国樑奉命外出调查。一些民族资本 的代表虽感杜月笙与官方勾结过于密切，但又认为他与蒋、宋、孔、陈四大 家族直接控制的官僚资本还是有区别的；而且杜月笙手里掌握着一股恶势　　力，得罪不起，为了不让官僚资本独霸“公会联合会”，也为了通过杜月笙 缓冲与官僚资本的矛盾，他们同意推选杜月笙为理事长。而官僚资本代表攫 取理事长的图谋，在遭到民族资本代表的激烈反对以后，碍于舆论，不得不 有所收敛；同时，鉴于杜月笙和蒋介石政权的特殊关系，他们也愿意支持杜 月笙出任理事长。袁国樑摸准这些情况后，立刻向杜月笙报告说：“我四处 摸过一遍，大约有六七分苗头”。杜月笙因此决定参加竞选。选举会场设在 上海总商会。届时，杜月笙亲自到会，堆着满脸微笑和来自各地的代表频频 握手，不厌其烦地嘘寒问暖，做最后的拉票努力。选举结果，杜月笙名下票 数最多，他如愿以偿地谋得了“中华民国纺织业公会联合会”理事长的位置。 这一成功，促使杜月笙更加野心勃勃地大肆活动，他除了派人将自己昔 日控制的产业如中汇银行、华丰面粉厂、沙市纱厂、大达轮船公司等整理复 业外，又接连担任了《申报》董事长、《新闻报》常务董事、中国通商银行 总经理和华商电气公司、浦东商业银行、恒大纱厂、华安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等职务，在金融工商界取得更加惹人注目的地位。苏北遭灾上海选美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苏北地区遭受一场大水灾，大批难民涌入京沪杭沿 线城市，特别是南京、杭州、上海等地。杜月笙为了博取声誉，捞得油水， 历来热心于所谓救灾之类的“赈济”事务。面对这次水灾，他感到又遇上一 个名利双收的好机会，决定出面募捐。主意打定，杜月笙放出风说：如果让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任汪宝瑄亲自我他，他愿意出面为苏北募捐救灾。杜月笙知道汪宝瑄与国民党 CC 系头子陈 立夫关系密切，想借此机会加强与陈立夫的联系。国民党政府当时正因大批 难民流落于南京、杭州、上海等各大城市，感到有失体面而大光其火，见杜 月笙愿意出面募捐救灾，自然乐意。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王懋功等人找到 汪宝瑄，请他专程去上海一趟。汪宝瑄知道募捐救灾是一件名利双收的事情， 当然愿意染指。但按照惯例，募捐救灾不属省党部工作范围，唯恐手伸得太 长，被人攻击。于是跑去南京，向陈立夫请示。陈立夫回答说：“很好，既 然杜先生对你重视，你便去做好了。其他问题不必考虑”。汪宝瑄得此指示， 有恃无恐，立刻跑去上海，找到杜月笙，请杜出面募捐“救灾”。杜月笙、 汪宝瑄商定，此举要设法搞到法币二十亿元。不久，杜月笙等人借上海银行 公会召集会议，将上海各业公会、各银行负责人一律请到，国民党江苏省政 府主席王懋功、财政厅长董辙、省党部主任委员汪宝瑄、省临时省议会议长 冷瑄均列席。会议由杜月笙主持。在这次会上，杜月笙宣布了募款二十亿元 的数额，并使会议按照他与汪宝瑄等人预先的策划，通过成立“苏北难民救 济协会”，由杜月笙任主任委员，钱新之、徐寄成为副主任委员，汪宝瑄为 总干事，另设副总干事三人，分驻上海、镇江、南京等地。会址设在上海浦 东同乡会。　　“苏北难民救济协会”的募捐重点在上海。杜月笙亲自出面，挽国民党 上海市市长钱大钧、市议会议长潘公展、军统局长郑介民作陪，在顾嘉棠冢 中摆酒宴请上海金融工商界的全部头面人物。这些人知道赴宴就要掏钱，但 杜月笙设宴是“霸王请客”，不能不去。宴席上杯觥交错之间，潘公展等人 口若悬河劝捐于前，顾嘉棠之流挺胸凸肚虎视于后，处这种场面之中，谁敢　　不捐。一顿饭吃下来，杜月笙等人便“募”得了大笔款子。 这种募捐方式之外，杜月笙还派恒社成员四出活动，在上海各报、各电台上大肆宣传，号召捐款。并举行所谓“义演”、“义卖”，捞取钱钞。尤 其别出心裁的是以女色刺激捐款，组织所谓“选美”活动，公开选举“上海 小姐’，凡参加者，要高价购买选票，出售选票的收入转为捐款。不少名门 淑女、著名交际花，为了取得“上海小姐”的头衔，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并抬高身价，纷纷前来竞美。选美场内，花团锦簇，千娇百媚。不少市民被 吸引前来看热闹或参加选举，更有不少军阀、巨贾来为他们的情人、姘妇捧 场助威。角逐到后来，还剩下王韵梅、谢家骅、刘德明三人。这三人各有后 台支持，王韵梅是四川军阀范绍曾的“女朋友”。为了将王韵梅捧为头号“上 海小姐”，范绍曾拿出大笔钱款购买选票。谢家骅、刘德明的后台不甘示弱， 自然也解囊相助。于是选美场上，王、谢、刘三人的票数此起彼落，相持不 下。在这三位“美人”的争斗中，大量金钱涌进杜月笙等人主持的“难民救 济协会”。杜月笙还以支持范绍曾为名，邀人聚赌，每夜抽头，抽头所得， 用来购买选票投给王韵梅。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晚间，这场选美闹剧终于在上海新仙林舞厅宣 告结束，王韵梅居首，谢家骅、刘德明分列二、三。事后，范绍曾算了一下， 仅他一人为王韵梅捧场，便用去法币四千万元。通过评选“上海小姐”，杜 月笙等人募集款项之巨，可想而知。“选美”之后，杜月笙等人在歌坛、平剧界和跳舞厅，如法炮制，分别评选所谓“平剧皇后”、“歌后”、“舞后”，接连捞进大笔款项。 通过上述种种办法，二十亿法币很快到手。为了感谢汪宝瑄在这一事情上的配合，不久，当汪宝瑄因病住进国民党南京中央医院时，杜月笙特派徐子为前去探望，送上一张二千万元的支票。参与这次募捐活动的还有其他许 多重要人物需要摆平，如以每人到手二千万元计，募捐总数二十多亿元，不 过仅够百来人之分。如此一算，那些辗转街头、饥寒交迫的难民，究能分享 几多，便可想而知了。重整恒社又组“新建会”　　抗战胜利后，散处各地的“恒社”成员，大多重返上海。杜月笙为了团 聚和扩展势力，决定重整“恒社”。一九四五年十月，杜月笙在浦东同乡会召开第一次座谈会，商量恢复恒社和社员重新登记问题。有个大发国难财的恒社社员徐大统，表示愿意将他 接收的江西路“伦社”房屋拿出一层，给恒社做为临时社址。这样，恒社活 动便开始恢复。恒社社员都被通知返社，连汉奸汪曼云、张克昌等人也在受 请之列。为掩人耳目，杜月笙等人搬出“江湖义气”，声称：“帮会是讲道 义的，他们做了汉奸，国家有法律制裁，但我们兄弟之谊还是有的。”　　一九四六年，恒社借丽都舞厅召开了战后第一次社员大会。杜月笙穿一 领长衫，在其亲信党羽的簇拥下，春风满面地接受众社员的参拜和恭维。应 邀参加的还有所谓“恒社之友”，如顾嘉棠、杨管北、徐采丞、范绍曾、吴 开先、陶百川、程沧波、钱新之、章士钊、徐为彬等。大会由陆京士主持。 当时，陆京士已成为恒社中除杜月笙外最有势力的人物。杜月笙曾公开夸奖 陆京士是恒社的“模范社员”，他说：“我们社里象陆京士同志，他对于社　　会对于国家努力贡献外，在本社也是非常负责的一人，希望每个社员都能象 陆京士同志一样努力负责，本社发扬光大，前程无量”。实际上把陆京士作 为他在恒社的继承人。这次大会讨论了恒社的正式社址问题，决定由众社员 认捐，在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中南新村对面的一块空地上新造一幢大楼。 会后并请专人进行了设计，新建恒社社址预定包括大会场、舞台、餐厅、图 书馆、宾馆、办公室等。后来，顾嘉棠得知汉奸陶雪生在福履理路有一幢住 宅，为了逃避没收，愿以低价卖出。顾嘉棠认为这幢住宅做为恒社社址很适 宜，征得杜月笙同意后，由杜月笙向恒社社员募得七十二根金条，将这一汉 奸财产盘下。因此，抗战后，恒社的正式社址便设到了福履理路。恒社搬到 福履理路之后，还向国民党政府有关机构申请立案，使恒社成为所谓“法定 团体”。为了与所谓“法定团体”的名称相符，恒社在组织形式和产生领导 机构的方式上做了某些变动，例如通过社员大会选举理监事会，理监事会下 分设各组，办理恒社事务等。抗战胜利后，产生出的最后一届理监事名单如下：常务理事：陆京士、唐缵之、杜维藩、王兆槐、郭兰馨。 理事：王先青、水祥云、殷新甫、王润生、吴颖荪、黄炳权、陆增福、姚君喻、陈觉民、周祥生、王震欧、汪其俊、高尚德、朱亚杰。 候补理事：王得民、罗松云、钱培荣、陆庆黻、朱化农。 常务监事：唐世昌。 监事：于松乔、张廷灏、彭尧亭、王叔和、张受百。 候补监事：周星北、沈莱舟、邵予英。 总干事：陈士皋。副总干事：吴颖荪、陆庆黻。经过整顿和扩展，恒社人数由抗战前的五百二十人增加到九百十人。这九百十人是正式列入《恒社社员通讯录》的，如果加上实际在社、但由于某 种原因联系中断而未列上名单的，以及恒社社员的徒子徒孙，人数更多。《杜 月笙先生六十年大事记》中曾吹嘘说：“如恒社，则剏于民国二十一年”， “八千弟子，患难相从，声应气求，遍于寰内。今亦于沪市复员，恢复总社”。 在这支号称八千人的庞杂队伍中，有国民党中央的部长、司长，省、市党部 委员，厅长、局长、县长、区长，法院院长、首席检察官、警察局长，师长、 参谋长、高级参谋、队长，“国大”代表、立法委员，以及工商企业中的董 事长、理事长、厂长、经理、协理、襄理和学校校长、报社社长、编辑、记 者、医生、律师、会计师等等。包括了许多政治派系，如军统、中统、孔祥 熙派、太子派、青年党等等，其中军统人员尤多。《恒社社员通讯录》中， 没有杜月笙的姓名和地址，这是因为“老夫子”不便与门生弟子同列。杜月 笙对恒社采取的始终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　　整顿和扩展后的恒社，极力把它的触角伸向全国各地，在不少地方设了 分社，原准备在香港和北平也设分社，后因蒋介石政权迅速崩溃而作罢。但 恒社社员实际已遍布全国，甚至及于海外。从《恒社社员通讯录》及杜月笙 六十岁作寿时各地发来的贺电看，当时分布有恒社社员的地区包括南京、杭 州、北平、天津、武汉、重庆、沈阳、青岛、西安、兰州、宝鸡、成都、昆 明、桂林、南宁、福州、南昌、苏州、无锡、南通、屯溪、金华、绍兴、台 湾、香港，以及缅甸、菲律宾等地。　　在恢复恒社的前后，杜月笙还与继戴笠之后担任国民党军统局负责人的 郑介民勾结，将原来的所谓“人民行动委员会”改组成“中国新社会事业建　　设协会”。 那是在一九四六年下半年，郑介民指派“人民行动委员会”秘书、军统骨干徐亮专程到上海找杜月笙，希望杜月笙协助，将“人民行动委员会”改 组为“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目的“是为了配合政府对共产党所下的 讨伐令的执行，团结全国帮会势力，作为军统局的外围组织，协助政府反共， 深入各阶层，各职业界做情报工作”。杜月笙认为这是他邀好于蒋介石及军 统局新负责人，并扩展自己势力的大好机会，于是一口应承。“人民行动委员会”在抗战胜利后，已迁到上海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40 号，其头子们对该组织今后的发展方向意见不一，有的主张改成政党，有 的主张组为协会。杜月笙与郑介民达成协议后，便设法勾结上海洪帮头子向 海潜、四川袍哥首领田得胜、河南闻人张钫、西北帮魁樊崧甫、“东北大侠” 杜仙五，以及许崇智、杨虎、范绍曾、莫德惠等人，并与红枪会、大刀会、 白莲教等帮会首脑取得联系，促使他们接受了军统关于将“人民行动委员会” 改组为“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简称“新建会”）的主张。经过一通 紧锣密鼓的筹备，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八日，“新建会”在上海丽都花园召开 了成立大会，全国各地赶来参加会议的帮会首领、军阀攻客、闯人名流达千 人之多。蒋介石指派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次大会通过一个章程，虚伪地宜称： “新建会”“秉承孙中山先生遗教，以求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秉承事业 以人民为本之原则，以努力新社会事业之建设；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达 成复兴民族，安定世界之目的”①。会议选出了杜月笙、杨虎、杨庆山、向海 潜、范绍曾、张子廉、徐亮、田得胜、张钫等九人为“新建会”理事；黄金 荣、张树声、潘子欣、李福林、王慕沂等五人为“新建会”监事；以军统特 务徐亮为书记长，程克祥为副书记长。杜月笙、杨虎、向海潜为常务理事， 黄金荣为常务监察；王铁民为总干事。之后，“新建会”又在上海、南京、江苏、徐州、福建、台湾、贵州、江西、云南、山西、陕西、河南、浙江、重庆、安徽、山东、河北、天津、 沈阳、长春、察哈尔、绥远、热河、香港、青岛、广东、湖南、甘肃、新疆 等省、市、地区设立了二十八个分会，并在这些省、市、地区的下属县设县 支分会四百六十八个，会员总数号称五十六万。“新建会”成立后，积极指挥各地帮会组织，配合国民党特务机构，搜集共产党、解放军的活动情报，打击进步力量；并以侦缉走私为名，大肆敲 诈勒素，鱼肉百姓，无恶不作。通过恒社的整顿扩展，及组成“新建会”，杜月笙的势力又见增长。以此为依托，他的手伸向了更多方面。于是各种各样的职衔接二连三地落到杜 月笙头上，加上原有的，共达七十个左右：国民党“国大”代表、上海市参 议员、上海市商会常务监察、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 上海南区救火联合会理事长、上海市工业会筹备主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 会长、浦东同乡会常务理事，正始中学创办人、中华职业教育社董事、复旦 大学校董、上海法学院校董、申报董事长、商报董事长、新闻报常务董事、 中央日报常务董事、世界书局代董事长、大东书局主席董事、东方经济研究 所理事长、中华书局董事、上海市银行公会理事、中国银行董事、交通银行 董事、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中汇银行董事长、浦东银行董事长、①
1946 年 10 月 20 日《诚报》。国信银行董事长、亚东银行董事长、全国轮船业公会理事长、上海市轮船公 会理事长、招商局理事、民生实业公司董事、上海市轮渡公司董事长、大达 轮船公司董事长、大通轮船公司董事长、裕中轮船公司董事长、复兴轮船公 司董事长、全国棉纺织业公会理事长、荣丰纱厂董事长、大丰纱厂董事长、 恒大纱厂董事长、沙市纱厂董事长、中国纺织公司董事长、华丰织布厂董事 长、利秦纺织公司董事长、西北毛纺织厂董事长、全国面粉业公会理事长、 第四区面粉业公会理事长、华丰面粉厂董事长、华丰造纸厂董事长、民丰造 纸厂董事长、云丰造纸厂董事、上海渔市场理事长、中华水产公司副主任委 员、洽茂冷气公司董事长、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中华贸易公司董事长、 通济贸易公司董事长、扬子贸易公司董事长、嘉陵贸易公司董事长、华商电 气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大中华橡胶厂董事长、新华玻璃厂董事长、永兴化 学工业社董事长、亚浦耳电气厂常务董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董事、香港中 国国货公司董事、中国茶业董事长、上海水果业公会理事长等等。　　以上七十个职衔，其中计董事长三十四，理事长十，常务董事三，董事 九，会长二，副会长一，校董二，常务理事一，理事二，代表、参议员、常 务监察、筹备主任、创办人、副主任委员各一。这些职衔，除所谓公职外， 涉及到文化、教育、金融、交通、纺织、面粉、造纸、证券、贸易、电气、 橡胶、化学、烟草、茶叶、水果、渔业等各行各业。杜月笙以一个流氓出身 的闻人，竟拥有如此众多的职衔，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风头十足的六十岁生日　　经过竭力活动，杜月笙在抗战胜利后的上海，重新成为炙手 252 可热的 人物。一九四七年八月三十日，是他六十岁生日。此时，杜月笙虽然气喘病 不断发作，但仍想大规模举行“花甲之庆”，以炫耀他的权势。为了奉承和讨好杜月笙，恒社门生，加上其他一些好事之徒，组织了一个“庆祝杜公寿豑诞筹备委员会”，推举出二十三人担任筹备委员，其中有 恒社常务理事长陆京士，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海员总工会理事长杨虎，国 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王先青，中汇银行副总经理徐懋棠，金廷荪的大儿 子、上海黄金大戏院所谓“五虎将”之一金元声，上海红十字会总干事殷新 甫，恒社理事、通商银行文书课课长陈士皋，恒社会计组长王润生，恒社平 剧组长汪其俊，恒社调解组长于松乔，恒社事务组长吴颖荪等人。八月二十九日晚上，杜月笙正式做寿以前，“筹备委员会”先在顾嘉棠家里设宴为杜月笙“暖寿”。参加者二百余人，其中有许世英、黄金荣、杨 虎、王晓籁、章士钊、钱新之、徐寄庼、范绍曾、刘航琛、洪兰友、郑介民、 潘公展等闻人名流、军阀政客和国民党要员。杜月笙本人因气喘病发作，只 能当个缺席“寿星”。暖寿宴会由时任国民党“国民大会”秘书长的洪兰友 致“祝寿辞”，他华词美藻、谀语谄声，着实将杜月笙吹捧一番。时任国民 党上海市参议会议长的潘公展，受杜月笙之托，致谢词。一祝一谢后，便是 觥筹交错，大嚼一通。　　次日，杜月笙的“花甲之庆”正式开场。位于泰兴路的丽都花园舞厅停 业一天，专门用作为杜月笙祝寿的场所。舞厅正中悬挂着蒋介石送的寿匾， 上书“嘉乐延年”。左右两边挂着包括国民党中央各院部头脑在内的各式人 物书写的寿联寿幛，以及祝颂寿屏。在这些寿联寿幛、祝颂寿屏的前面，摆　　着一连串茶几，茶几上放满祝寿礼品，大多为金盾银鼎、玉石古玩。其中有 三件别出心裁之物，一件是陆京士等人控制的上海邮务工会送来的百寿图， 此图用各种邮票剪贴而成，花花绿绿、斑斓夺目。另一件是上海美一绣业公 司绣的杜月笙巨幅肖像，这幅像以百余种彩色毛线精心绣成，色泽均匀，不 露一丝造作痕迹，据说是该公司继给杜鲁门、麦克阿瑟绣像后的第三幅作品。 再一件是一幅国画八仙图，铁拐李、何仙姑、张果老、吕洞宾、汉钟离、蓝 采和、韩湘子、曹国舅聚集在古松苍柏之下，周围自云缭绕，仙鹤齐翔。初 看，不知此画与杜月笙做寿有何关系；再看，不禁令人哑然失笑，原来画中 的吕洞宾改画成了穿着道家服装的杜月笙。画者为了拍马屁，连得罪神仙都 不顾了。茶几上除摆设上述礼品字画外，还点燃了胳臂粗的红蜡烛，和一排 排线香。四周则布满各式花篮。厅堂里五光十色，炫目耀眼，花香汗臭，冲 鼻晕脑。　　杜月笙虽心痒难熬地想到场受贺，但因气喘病日见加剧，略动一动，便 气憋难忍，只得命长子杜维藩率领其他子女到场代为应酬。杜月笙回上海后， 因原在华格桌路的旧宅与张啸林被杀身死时的住宅仅一墙之隔，杜月笙因而 视旧宅为“凶宅”，怕张啸林索命，一直不敢重新搬回去居住，大部分时间 住在十八层楼公寓姨太太姚玉兰处。这时，他便躺在十八层楼公寓，通过电 话，了解为他祝寿的情况。那天，最早前来祝寿的是蒋介石的代表、国民党政府文官长吴鼎昌，接踵而来的是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兼警察局局长宣铁吾夫妇、国民党上海市市 长吴国桢。其后，国民党政府要员吴铁城、王宠惠、宋子文、莫德惠、张道 藩、董显光，以及孙科、白崇禧的代表也相继由南京来贺。此外，国民党江 苏省主席王懋功、杭州市长周象贤，特地由镇江和杭州赶来上海为杜月笙捧 场。一天之内，三教九流，各式来客达五千六百多人。丽都花园内，摆下流 水席，一桌之上坐满十人便上菜，吃了散，散了吃，摩肩接踵，熙来攘往， 热闹非凡。之后，又连唱十天堂会。“筹备委员会”委员汪其俊和其结拜兄弟孙兰亭早已在为此事奔忙。他们专门去北平将一些名角拉来；又请了正在南方的 一些著名演员，搭起了一个阵容极为壮观的班子。杜月笙作寿，许多名演员 不得不来逢场作戏，主要是惧怕杜的淫威，顺从他可以保住饭碗，否则轻则 卷铺盖离开上海，重则招来毁容甚至杀身之祸。如一次张君秋在上海中国大 戏院演出时，戏院老板沈兰庭两个月不给他包银，还要他继续演出。张君秋 不得不托范绍曾向杜月笙说情，杜拿起电话，问了沈几句，沈马上付钱。抗 战胜利后，程砚秋来上海演出，范绍曾接到南京许多朋友的电话，让他代买 戏票，但范一直未买到好票子，恼羞成怒，便找杜月笙商量，想在程砚秋演 出时捣乱。杜月笙说了一句：“程是有些不识相”，范绍曾即派了一名打手 在程砚秋演出的戏院丢了一枚手榴弹，迫使程砚秋中止在上海的演出，转回 北平。　　因为演员大多是红极一时的名角，而且又十分难得地凑在一起演，不少 人都想一睹为快。杜月笙见状，于是以救灾为名，搞出一个“祝寿义演”的 名堂，票价分别定为法币三万、十万、二十万、二十五万、四十万、五十万 元六种，黑市最高价甚至卖到一百万元一张。十天唱下来，杜月笙整整等到 一百亿元左右的巨款。做寿之后，由陆京士主编，专门出版了一本《杜月笙先生六秩华诞纪念
成为本站VIP会员,
若未注册,请点击 成为本站会员.
版权声明：本站所有电子书均来自互联网。如果您发现有任何侵犯您权益的情况，请立即和我们联系，我们会及时作相关处理。
　　　　　　　　　　　　　　　　　　　　　　　　　　　　　　　　　　　
蓝田玉PDF文档网致力于建设中国最大的PDF格式电子书的收集和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