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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比喻把建筑学想象成一座房子，这房子建在基础之上，基础又嵌固于大地之中。如果建筑学的基本问题是这房子的基础。那么了解基础之前需要先了解承载它的大地，因为大地很大程度上限定了基础的形式。在讨论建筑基本问题之前同样要先搞清楚问题的前提。这前提可以理解为谈论问题时潜在的语境，全球化时代制造了一种天下大同的幻觉：让中国的建筑师觉得自己和西方建筑师渐渐融入同一个语境，但事实是我们和西方建筑师处于非常不同的语境中，这种差异主要来自政治环境的不同。很多年以来我们不是在一种自由开放的状态中来思考建筑学的基本问题，在我们的思考中有些禁区，可怕的是这些禁区久而久之已经固化为我们思考的盲区。曾经中国的建筑师是可以也敢于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的，但经不起几十年多次的政治斗争的折磨以及意识形态的洗脑。以梁思成先生为例，1954年在建筑学报上热情洋溢地表达自己的建筑创作思想，却招致了1955年来自政治、学术界等多方面的严厉批判。而后来的多次冲击比1955年的大批判更凶猛。从1950年代到文革结束许多建筑师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对建筑师的斗争，结果是整个建筑师群体地位下滑，建筑师逐渐失去独立性和影响力，成为仰权贵鼻息的跟班。现在政治环境有所改善，但是建筑师们已经将思想的紧箍咒内化为无意识，对自身思想的局限和不自由视而不见了。既然存在语境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表征着的是我们环境的病态，那么我们的建筑学的基本问题是不是可以不要永恒，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此刻这种病态？那让我们了解一下中国语境下的建筑实践到底是怎样一种病态的状况。2，三大主流建筑实践我们所处的语境中的思想禁区/盲区引发了建筑师思想的扭曲和虚伪。扭曲和虚伪反过来掩饰着思想的禁区。在这种语境下的中国建筑设计出现了三种主流。一种是为政治歌功颂德的形象建筑。各地的大型公共、政府建筑基本都是这一路。鸟巢、国家大剧院、世博会中国馆、CCTV大楼等是这类建筑的代表，这是一种宏大建筑实践。另一类看似和前一种相反，拒绝表达意识形态的宏大的主题，专注于建筑师个人的兴趣，有些建筑师甚至反对建筑的表意功能，以此尝试回到一种纯粹的、零度的建筑。这类建筑师大多是逃逸出设计院体制外的“独立”建筑师，他们的项目常常规模很小，精雕细刻，这类可以称为小众建筑实践。再有一种是在建筑设计中占有量的绝对优势却基本被学术话语边缘化的普通建筑设计，这些普通设计的特点是量大质差，所谓质差主要是指这些设计缺少深入细致的思考，常常是简单的模仿和重复。这三大主流设计形成了一系列相互对比又相互补偿的关系。前两种看似有追求有价值观，可以称为崇高的建筑学。后面一种的建筑师姿态很低，顺从市场，可以称为普通建筑学。前两种建筑实践量小但是影响力大，垄断了专业话语权，媒体时代它们四两拨千斤，声名显赫，充当着中国建筑界的希望之光。，后一种量大却难登大雅之堂。同时崇高建筑学和普通建筑学又相互补偿：崇高建筑学是中国建筑界的面子，讲学术讲成就靠的是这些精品、标杆；普通建筑学是里子，简单粗暴地解决着人类史无前例的快速城市化和大规模的居住问题。 崇高建筑与普通建筑这些年形成强烈的两极分化面子越光里子越糟，汶川地震大量房屋，特别是学校类建筑的损毁让我们看到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中国建筑状况。崇高建筑学的内部分为一“大”一“小”，这种分法最早见于朱剑飞老师《现代化：在历史大关系中寻找张永和及其非常建筑》一文。表面上看这是一组相互对抗的实践，但笔者以为两者的精神内核都是“崇高”的启蒙思想，可以看作是一种崇高建筑学的一体两面。宏大的建筑实践自上而下构建国族认同，独立建筑师的建筑实践自下而上展开个体的文化身份寻根之旅。国族/个体两个维度超越了民众的生活现实，俯瞰芸芸众生。王澍的作品内涵可以看出他的设计不仅是个人小叙事，同时也应合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族大叙事，王澍的成功恰恰揭示了大/小叙事内在的一致性，主流意识形态和先锋文化在此胜利会师。这三大主流从不同方向扭曲地掩饰着思想的盲区。表现宏大叙事的公共建筑设计以抽象高远的对国族认同的构建替代了对日常具体的公共性的探讨，或者说用纪念性替代了公共性。比如类似国家大剧院这样的宏大建筑富丽堂皇彰显着国家和民族的崛起和实力，但是却远离民众的生活需求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民众积极参与、交流、分享的场所。精英化的小众建常常是私人拥有的会所、别墅等建筑设施同样与民众日常生活没有关系。而设计普通建筑的建筑师，因为将自身工作视为与学术无关的服务业而大多放弃了独立思考的努力和关怀社会性话题的责任。 可见我们的几种主流建筑实践都回避了现代主义建筑的基本价值观：人文主义关怀和社会公共性话题。中国的所谓现代建筑其实是抛弃了现代思想灵魂的皮相的现代建筑。3，不同的实践不同的基本问题宏大建筑学的基本问题是国族意识形态的当代表达，这里有两条路，一是如何体现中国的现代化或者国际化，因为近代中国的一大合法性支柱是中国人的现代梦、强国梦，所以国家重金打造一些能代表当下世界最先进建筑理念和风格的标杆项目：风格前卫加技术高难的如CCTV、鸟巢这样项目应运而生；另一种是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这是权力合法性的另一来源：民族道统的继承人。其实强调中国传统的另一个动机也是为了填补激进的乌托邦理想破产后的意识形态真空。从1950年代的大屋顶民族形式到王澍的象山校园都传递出这种对传统的转化利用。如果能将现代主义手法和中国传统结合起来那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最佳建筑表现，世博会的中国馆大约就是这种套路。中而新的建筑学基本是一种巧妙地装扮成建构的问题的符号学把戏，将中式传统建筑的构造符号化，取消其建造上的合理性，只保留其视觉上的趣味性；高级的做法是从文人诗画中提取神秘意境和宇宙真理来阐释建筑的空间叙事，制造出倾倒众生的空间神话。小众建筑学非常喜欢讨论所谓基本问题，这是小众建筑回避社会问题的重要借口。小众建筑的基本问题总是向内指向建筑学自身，使学科表现为一种封闭的状态。这类建筑实践中设计的动力往往不再来自复杂的外部社会矛盾而是囿于怎样盖房子的专业化的思考。建筑师在恪守中性立场的同时放弃了对社会状况的价值判断，等于是一种自我的阉割。建筑学是以空间、建造为手段满足人的需求（在人本主义的维度上），所以建筑物是手段，但不是目的。小众建筑学错把手段当目的，为建筑而建筑。小众建筑学的基本问题因此限制在专业化的领域内围绕建筑物的营建展开，包括：场地关系、空间关系、尺度比例、建造逻辑、材料应用、审美趣味等等。小众建筑师以技巧和境界为追求的做法，切断了建筑学与社会学科的关系，让建筑学走向建筑师的自娱自乐。中国传统文人不也是济世不成，就退隐园中自娱自乐吗？既然无力对外面的世界有所作为，就躲进自家园林里当一把创世主，通过恣意扭曲园内花草树石来换取一种象征性的心理补偿。对于文人来说一个园林就是一个私有的小世界，一个外部世界的替代品。这个虚拟的世界是精神萎顿的文人想象意淫的载体，补偿和慰籍了内心的虚弱无能。这种园林不关心尘世生活，这个园林越是丰富细腻迷人，文人就越无力无心向外求索。封闭内向，孤芳自赏的中国园林变成许多“独立”建筑师当下工作的象征，不仅是那些迷恋中国传统文化的建筑师也包括那些沉迷于建构、材料、造型和空间的建筑师。相反，普通建筑学貌似拥抱现实，但遗憾的是它又放弃了独立的批判性的立场。普通建筑学没有精英们的做派但仍有追求，普通建筑学的基本问题和崇高的建筑学相似，它也关心文化象征、建筑品质、造型和空间的美学等等，只是崇高建筑学的标准是超然世外，而普通建筑实践的标准是随行就市。普通建筑学更在乎业主（开发商）的心理感受，但是由于市场机制引发的扭曲，它并不很关注最终使用者的感受而是在意交易时的卖相和如何通过复制降低成本。4，标明禁区建筑和社会一直相互作用，西方社会转型的过程也正是建筑学快速演变的时期，其间产生了现代主义建筑。现代建筑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以建筑这种物理实体肯定和传播现代性价值观。现代性的内核是对个人的尊重，以及基于这种尊重而衍生出的自由、平等、民主观念。但是我们的政治语境不认同现代性的一些基本价值观。所以我们的建筑实践虽然规模空前，但在精神上却是虚弱乏力。国内三大主流实践所关注的基本问题都有其建筑学意义但是无法将建筑与社会整体发展紧密联系，这三种实践遮蔽了我们的视线，束缚了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建筑设计不能在政治上挑战官方意识形态。建筑师要么在政治上追随吹捧官方意识形态（宏大建筑实践），要么远离政治自我放逐，在精英化的自娱自乐中沉醉（小众建筑实践），或者在市场化的唯利是图中忙碌（普通建筑实践）。因此，我们只有标记出语境中隐藏的禁区，显影出我们思想的不自由，才能看清主流建筑实践的缺陷。也许我们不能立刻去改变语境，但至少可以诚实地说出我们的真实处境，标明那些禁地。&5，重新思考基本问题如果重提建筑的社会性，或者说恢复建筑学的独立的社会立场，那么就要重新规划建筑学的基本问题。并不是要宣布建筑学的其他基本问题无效，而是说从建立独立立场的角度我们要重新思考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建筑师的位置、理论和职能。现在的空间生产体制，牢牢地将建筑师固定在三种主流实践的位置上。每一种位置要么被权力控制要么被资本控制。这三种建筑实践如前文所述，有的充当面子有的充当里子，只是分工不同，都是被驯服的建筑学。理想的做法是建筑师跳出自己的所处的生产链条摆脱体制束缚，这并非不可能。因为在这些被规范的建筑活动外还是有大量民间自发的建造活动，从乡村农舍到城镇里的小产权房甚至各种违章建筑，人类建造的本能并没有也不会被权力资本完全驯化。建筑师可以投身到这些非正规的建筑活动去，建构新的空间生产机制，这些活动可以部分地对抗对我们职业化的建筑学逻辑。当然大多数建筑师不会离开体制，但在体制内的建筑师也未必就只能充当权力资本的工具。建筑师的专业知识对于雇主多少还是有些难以琢磨的地方。建筑师可以利用专业知识的不透明对抗权力和资本的操控。从理论上看，笔者以为建筑学的理论需要向生活转向。生活是一个尚未被充分探索的领域，在无数可能的划分中笔者选择了将生活的知识分为主体主义和反主体主义两条线索：主体主义立足于主体或自我，弘扬主体的能动性，包括各种人本主义的思想：如现象学（现象学是从主体性哲学向反主体性哲学的过渡）、人本主义心理学、生命哲学、存在主义。现象学虽然有大得不靠谱的目标：诸如回到事物本身和对“纯粹意识”的提炼等。但仍然为现代人提供了一些启发，比如现象学提倡直观描述而不是因果分析和实证，提倡关注生活的世界，强调追寻存在的意义。虽然现象学本身并不是针对具体、个别的事物，但现象学还是启发了建筑学去关注体验，关注身体，关注具体的生活情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从主体出发讨论生活的意义，人的意义等对建筑学建立人本主义的价值观有重要的影响。心理学描述了主体的形成历程与心理结构，内在心理和外在环境之间的关系，帮助我们了解人如何感知外部世界，如何使用空间满足自身的生理、情感、精神和信仰的需求等等。反主体主义关心的是关系而非主体，包括：结构、后结构、解构主义等思想。比如，拉康的精神分析、福柯的权力学说，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阿尔都塞将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结合等等。反主体主义思想从外部关系（比如社会、语言等）来看待主体的形成以及他的命运。主体思想追求的是我如何掌握命运，反主体思想则将之视为外部为麻痹并奴役主体而制造的幻象。反主体主义给出了类似圆形监狱（福柯）、教堂（阿尔都塞）等空间范式，揭示权力如何利用空间监视、训诫、管理、驯化和控制主体。反主体主义也通过对统治体系的分析让建筑师认清自身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精神分析对无意识的研究是其最耐人寻味的部分。现代主义建筑学在意识领域凯歌频奏，却因忽略和压抑了无意识而陷入危机。现在已经有建筑师开始探索无意识，通过观察人们无意识使用空间的特点，将人们的自发的、直觉的行为转化为设计的自觉。探索无意识也将空间设计从形式与功能明晰对应的状态带回到相对暧昧多义的状态中，在这种晦暗不明的空间中生活具有了某种不确定性和灵活性，刺激和调动人们的感官和直觉。反主体主义可以帮助建筑学向外与社会、经济、政治发生关联，将建筑学放置到整个社会空间统治和生产的背景中去理解自身的意义，又可以将建筑学带入主体内在黑暗隐秘的世界中去寻找空间和主体间最细微的关联。从建筑师的职能上思考也可以帮我们抵抗权力和资本的控制。对于绝大多数建筑师是不能离开空间生产体制，但是体制内的建筑师除了生产性的角色也有评论者审查者等不同的职能，建筑师可以巧妙利用不同职能扩自身的话语权，建构建筑学的独立立场。此外建筑教育也是一个建筑师可以发挥力量的领域。我们正规的建筑教育非常僵化滞后，民间自发的建筑教育却有着宽阔的天地和勃勃生机，比如深圳有不少面向公众的普及建筑学知识和价值观的民间文化活动等等，近年又出现了面向儿童的建筑教育，笔者也积极参与了一些民间机构组织的儿童建筑学教育。这种教育并非以培养未来的建筑师为目的，而是希望借助学习建筑，开拓儿童的观察能力、想象力和动手能力，让儿童直接用身体与空间对话。建筑学需要与社会充分融合，需要更多人对建筑感兴趣，儿童建筑教育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做的一项面向未来的功课。在建造活动被束缚的情况下，建筑师在不自由的状态中可以通过寻找建筑学衍生出的其它职能，躲避权力的控制开辟新的实践领域。在重新思考建筑学在当下的基本问题时，我们也得注意一些误区。比如近年建筑界也有不少标榜建筑公共性、社会性的声音。这些让我们觉得一种面向社会面向民众的建筑学正在出现，但这些建筑实践内里往往只是对固有实践的“时髦”包装。因为这些建筑师思想观念尚处于桎梏之中，他们的理论、认识和策略上的准备相当欠缺，纵然意识到建筑的社会性也缺乏深入探讨这些问题的有效工具，设计上也缺少相应的空间策略。这些鱼目混珠的建筑实践在某种意义上比三大主流建筑实践更有害。所以，在讨论当下病态语境下的建筑学基本问题，需要地从语境、观念、策略和实践等方面细致深入地推进，这需要建筑师拿出足够的诚实和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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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学复习题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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