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留守女人2&&作者：方格子
留守女人2&
作者：方格子
张春梅：我信主，只有他懂我的苦。
这次到夏邑乡村，我借住在孙大叔家，跟孙大叔的母亲住一个屋，我喊她奶奶，奶奶八十五岁了。三角形屋顶，木头椽子，黑瓦，红砖，一杆天线从屋顶伸向天空，蛛网状的铁杆上，停着一只小鸟，看不清面目。我长久对跟它对视，似乎是有感应的，它一直没有飞走，似乎就为了等到我这个江南过来的女子。
下午，大叔用电瓶三轮车载着去了村子转转，不期然地，我看到一个教堂，确切地说，是另一间中原特色的房子，一样三角形屋顶，长方形屋子里，摆满了长条靠背椅子，椅子的空隙间，另外加了一些长凳子。
两扇院门敞开，院门两侧是一幅对联，“为要拯救罪人，基督耶稣降世。”右边墙上，挂着一大幅宣传招贴，“反邪教宣传警示墙”，左右两侧分别是两行字，左侧是：依靠科学身康体健，远离邪教幸福永远。右侧是：根除邪教刻不容缓，人人参与净我家园。入内，宽阔的院子里，坐满了信徒，高矮不一的凳子上，全都是人。一眼看过去，大都是妇女，我用心数了数，大约坐着五十来个妇女，七八个男子。男子看上去年龄上参差一些，有五十来岁的，有三十来岁的，还有七十来岁的。右边厢房里，四五个孩子坐在桌上玩游戏。院子左边是厨房，两口大锅已经搬到院子里，十几个妇女在忙碌着，准备中饭。地上放着四五个冬瓜，绿葱，两篮子豆腐，据说，这些都是信徒自愿奉送的。
院子里搭了一个台子，电视机里直播着讲道的场景，一个年轻的讲道者生动地讲述着什么，有浓重的河南口音。我能听清楚她在说：把你的悲伤全部说出来，说给主，不隐瞒……
院子里的信徒默默无语，他们大都低着头，这会儿已经在祷告了。穿过院子，我从边门进到里间，才发现，有那么多的信徒在虔诚地祷告，大约两百多。他们已经站立，真诚地祷告。我退出来，却见两个女孩在嬉闹，其中有个女孩穿着连衣裙，胖嘟嘟的，额头的刘海用一个粉色的夹子往头顶夹起来，浑身透着洋气。另一个女孩看起来明显地消瘦，脸上有零星雀斑，白色的上衣，衣襟处有小片淡黄的污渍。
我们蹲在地上闲聊，胖女孩叫孙娇燕，说着当地方言，也接近普通话，可是听着有些费力。她上三年级，喜欢语文，不喜欢数学，喜欢语文是因为可以写作文，写过的作文很多，得分最高的是一篇赞美家乡的作文《故乡美》。在我的要求之下，她凭着记忆背了两句给我：我的家乡在桥楼，那是一个美丽富饶，土地肥沃的地方。秋天的时候，大豆成熟了，一片金黄……最后一句是这么写的：我爱我的故乡。
我笑着问她，你觉得家乡真有你写的这么美吗？她点点头，又摇摇头，说，爸爸妈妈不在家，她要跟着奶奶去地里抗旱——她不喜欢这样的日子。“我喜欢守礼拜。”她说，因为一到礼拜天，奶奶便放下农活，来到教会，她也可以到这里来玩。
孙娇燕因为说不准普通话，常常被妹妹耻笑，妹妹跟着父母去了外地，“我妹妹从小就在外地生活，她会说普通话，在外地不说普通话，人家笑话。”孙娇燕说。
消瘦的女孩名叫罗茜茜，她出生在天津，五岁时，妈妈又生下一个弟弟，便把她送回家来，跟姥姥姥爷住。说到天津，茜茜有着无限的向往，说那边有海——可是她没有过去海边。爸爸妈妈一直答应带她去看海，一直到送她回来，也没有看到。“海底有珊瑚。”茜茜说。我想给她们拍照，她们显得很羞涩，又好奇，欲迎还拒的状态，躲到玻璃门后面，对着相机打手势。
“我们信主。”茜茜说。
我们聊得很投机，从课文聊到小麦，到大米，两个女孩心怀好奇，当我告诉她们杭州这个地名时，孙娇燕抢先说话，“杭州有个西湖。”问到他们是否看课外书，两人都摇头，说家里没有书。教堂内已经开始唱诗歌，整齐的声音传出来，我们开始沉默，忽然院子一侧一个孩子哇哇地哭了起来，便有声音喊，茜茜赶紧起身过去，我看到她牵过一个小男孩的手，走到院子外面去。孙娇燕告诉我，那是茜茜的弟弟，“她妈妈又生了一个弟弟，就把她大弟送回来了。”
没多久，茜茜带着她弟弟进了院子，小男孩手里拿着一个小罐子，拇指一般大小，里面是五颜六色的小颗粒，细微的海洋球，我问这东西多少钱，茜茜说五毛。弟弟熟练地咬开皮罐子，仰头倒了几粒颗粒，咂吧咂吧地吃起来——简直在吃颜料，乡村零食总是叫人担忧。
这个叫不出名堂的零食，在这里很受欢迎，地上，角落，散落着吃空了的小塑料罐子。没有商标，没有说明，只有一个被掏空了的浅白灰色的塑料壳子。孙娇燕拿脚在踩一个壳子。
唱诗结束，开始讲道，我试图找个空位坐下，无果。里面密密麻麻都是人，他们专注，一门心思。院子里，一个白铁皮大桶边上，我找到半张空着的木头凳子。一个妇女低着头，一本圣经摊开在腿上，身边一个五岁的女孩，窝在妇女的胳膊底下。我悄悄坐下，试图对着妇女笑一笑，表示友好。她太专心了，一直没有抬头，身边的女孩早就按捺不住，开始闹情绪，先是嘤嘤嗡嗡的声音，后来便焦躁起来。这时妇女才惊醒过来的样子，腾出一只手来摸摸女孩的头，女孩顺势便要哭闹，妇女也不责怪，只是附在女孩耳边说了什么，女孩显然不愿听——她已经等得太久了。这个聚会从早上七点半开始，一直到眼前的十点半，三个小时，她一直跟着妈妈身边，她听着完全陌生的圣经，她想挣脱，却又不知去哪里。
我记起带了两个乒乓球，掏出一个递给小女孩，小女孩接住了，妇女才发现我在身边，笑笑说，感谢主。便把圣经往我这边送，好让我看得到上面的字，我用眼神搜索，不知已经讲到何处，妇女拿手指在一处指了指，我们对视一眼，会心地笑了笑。
好吧，我承认，我是带着目的去的教会，我试图了解什么。比如，在这个小自然村，作为行政级别上来说，最小的村落，何以会有这么多的人，聚集到这里，听从一个声音，把内心的荒僻说出来。趁着她对我有些许好感，我开始跟她搭讪，问她是不是全家都信主，她看看我，似乎有些惊讶，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我从浙江来，她一听到浙江，便多了一份热情，说到过浙江的富阳，曾经在富阳建设村打工——话题便这么打开，我拿出身份证递给她，她欣喜地指指身份证上“富阳”两个字，笑说，就是富阳。
她叫张春梅，今年40岁，丈夫在山东建筑工地打工，三个孩子，大儿子14岁，在镇上读初一，二女儿12岁，跟她姥姥住，带着的这个女儿五岁，一直跟着自己，在村里住。
张春梅第一次进教堂是在春天，那时，她还没有生下最小的女儿，丈夫在富阳建筑工地做杂工，她被思念逼迫着，无处诉说。白天忙碌着时间过得很快，一到晚上，便觉得“过不去了。”中原难得下雨，干旱严重，即便如此，张春梅依旧喜欢清朗。因为“一到下雨天，坐在屋子里，看着院子里的积水，不知道要去哪里，就觉得活着没意思。”张春梅说，丈夫在家的时候，一到雨天，也就看看电视，其实也很无聊的。但是，他是在家的，家里是有人气的。有个晚上，张春梅憋得慌，二女儿从姥姥家回来，不听话——二女儿孩子出生六个月，张春梅急急地给断了奶，送到六里路外的姥姥家。“这孩子跟我不亲，就亲她姥姥。”孩子难得被接回来住，到了晚上，却还要回到姥姥身边去，二女儿已经完全疏离了父母。张春梅有些气恼，抓了一把高粱做的扫把横腰打过去，不料打到了背脊骨上，孩子哭得厉害。张春梅说，“真想死了算了。”
母女俩都哭了，“不知道为什么哭，我后来想想，一定是主，主让我哭，因为他来了，他眷顾我了。”邻居妇女进来，这个叫罗乔英的女子是个基督信徒，在这个雨天之前，罗乔英从来没有得到过张春梅的认同，那些年，罗乔英无论在庄稼地里，还是在饭桌上，说得最多的是三个字，“感谢主。”
“以前我不明白，我软弱，没有遇见主，所以我不喜欢罗乔英。”罗乔英进来，拿起扫把清扫院子里的积水，张春梅冷冷地坐着，不搭理她。罗乔英井井有条地扫干净院子，把晾在绳子上的湿衣服收下来，重新洗了一遍，再把衣服晾晒在屋檐下，做完这一切，罗乔英默默地离开了院子。
“她没有跟我说一句话，可是，我的心却像是得到的安慰，真的，我像看到了主，罗乔英一定是主派来救我的。”第二天，天蒙蒙亮，张春梅先去了地里，拔草，清理沟渠。中午回来的时候，孩子在院子里坐着，很安静，“我放下担子，拉起孩子，一路赶着去了罗乔英家。”罗乔英似乎早已预见了这一切，她正捧着圣经在读，“罗姊妹她不识字，可是她在读圣经。”张春梅拉着女儿，跪在罗乔英跟前，罗乔英收起圣经，看了看天色，说，走吧，去教会，那里有很多兄弟姊妹，“以后你就不会哭了，就算你哭，也是因为见着了主，因为主的恩典。”
那是张春梅第一次到教会，她胆怯，“如果软弱，就遇不到主，也得不到主的恩典。”张春梅欣喜地发现，一本厚厚的圣经，居然就是她的依靠，她的安慰。没过多久，丈夫在工地受伤，不能坐车，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张春梅，坐了两天汽车，到达这个江畔小城富阳。一切都很新鲜，整洁的街道，时尚的服装。她在医院服侍丈夫，她心存感激，她成心喜欢上了这里，“因为那里也有一个教堂，不过，我没有走进去，我软弱。”
丈夫的身体恢复之后，张春梅在建设村一个小厂找了一份工，一直到再一次怀了孩子。孩子出生后，丈夫打工的工程也已经结束，他即将奔赴另外一个工地，在上海。张春梅带着两个月大的孩子，回到了村里。这之后，张春梅的生活完全变了样。她每天的农活都干得“得劲”。农活之余，她就读圣经，“我上到中学，心里想考大学，可是，读着读着就没劲了。”跟张春梅同龄人相比，她算是读到高年级了。“同学听到我要读大学，有人笑话我，也有人支持我，可惜我没有坚持。”“那么，你还是后悔了，要不然，你就是一个大学生了嘛。”我莫名其妙说了这一句，谁知张春梅很快反驳，“我不后悔，我有主。”
张春梅一边跟我说着这些，时不时还会抬头看电视机，电视机里换了一个年轻的讲道者，正在说着圣经。因为我们一直在聊天，跟圣经无关，张春梅似乎有些过意不去，打个手势让我不再说话。她的思绪很快又进入了情景之中，合着教会的节奏，听道，祷告，唱诗。
这中间，两个女孩走到我身边，把我拉起来，说去看一个地方。我跟着她们出了院子，院子外面一侧地上，无数的蚂蚁正在搬运东西，这些蚂蚁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只为了一小片白面馒头，它们齐心协力地往一边搬运，顺着它们的足迹，一条黑色的蚂蚁线延伸到草丛深处，又从草丛另一边出来，进了墙缝。我们蹲下来，孙娇燕问我这些蚂蚁到底要搬到哪里去，墙缝是它们的家吗？我没有办法回答，想了想，说，它们也许住在主的屋子里。罗茜茜看了看我，似乎有些疑惑，她忽然就认同了，说了一句叫我震动的话，“奶奶说，在上帝的眼里，我们就是蚂蚁。”
我顺着茜茜手指的方向往院子里看，茜茜的奶奶席地而坐，“奶奶为什么不坐在凳子上？”我有些好奇。
茜茜摇摇头，对此，她似乎已经习惯，孙娇燕给补充一句，“她奶奶每次到教堂，都坐在地上。”
“奶奶说，那是马槽。”茜茜忽然说。
孙娇燕问我是否知道马槽的故事，我点点头，想了想又摇摇头，不想扯得太远。我把话题引开来，问她们是否会唱诗，她们点点头，我站起来说，听，开始唱诗了，走吧。
再一次进入院子，张春梅却不在凳子上坐着，我想她大约进到屋子里去了吧，我打算离开。整个教会沉浸在诗歌之中，“每当我软弱疲乏，对未来充满惧怕，你对我慈声呼唤，来到你宝座前，你是如此温柔，深知我心里感受，你赐下化瘀，你光照显明……”，唱诗完毕，又恢复讲道。
我拿眼在院子里寻找，才发现张春梅站在一个白铁皮桶前面，嘴里念念有词，她在祷告，不知在说些什么。在她的身边，一个男信徒，也闭着眼在念叨，他们神情安详，似乎完全不在这俗世。铁皮大桶旁边，女孩疲乏地要求妈妈抱她，她抓住妈妈的手，拉她拽她。张春梅腾出手来，轻轻抚摸女孩的头，女孩没有片刻的安宁，只是要求妈妈离开。
我站在院子门口，远远地看着这一幕，妈妈的专注，女孩的纠缠，看着看着，泪水模糊了双眼。大约七八分钟的样子，张春梅结束祷告，她神情落寞，却没有我想象中的安静，她抬眼看到我跟她挥手，抱起女儿走出来。我问她刚才在干什么，“祷告，跟主告解。”那个引她入门的姊妹罗乔英在医院服侍婆婆，不能前来听道，她委托张春梅替她祷告。
我问，祷告有些什么内容？
张春梅宽容地笑笑，说，就是心里的事跟主说说。
临走，张春梅热情地邀请我到她家去做客，又挽留我在教会吃中饭，我问在教会吃饭是否需要付钱。张春梅说，“这看你愿意，你愿意奉献就奉献一点，不奉献也可以在这里吃的。你大老远从浙江过来，就在这里吃饭吧，兄弟姊妹都是一家人嘛。”
我点点头，内心感动。在门口跟她坐下来，我有很多问题想问，只是不知道怎么开口。张春梅看出了我的犹豫，说，只要不软弱，信主，就不会有烦恼了。
这大约就是她相信主的全部理由，或者，她根本不用理由，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你觉得信主好么？
“当然好，你想想，我们的心事跟谁说，我们的困难谁来帮，我有病痛谁知道？这一切都可以告诉主，主能帮助我们解决一切问题。我跟你说姊妹，自从我信了主，这里……”她摸摸胸口，“这里就是满的，不空，不慌张。”
小女孩拿着乒乓球，定定地看着，她已经没有了胆怯，只是厌烦。是的，我看出了五岁孩子的厌烦。我拉拉她的手表示友好，女孩忽然间对我笑了，我接过乒乓球，在地上打了十来下，女孩显然很开心，也要挣脱张春梅的怀抱，下了地，在地上玩乒乓，学着我的样子。自始至终，女孩没有真正开口说一句话，她发出的都是声音词。看着女孩蹲下来拣乒乓球，我问张春梅，你以后会让孩子信主吗？
张春梅笃定地点头，说，一定会让孩子信主，我们只有主了，没有别人。
可是，在我油然而生的复杂情绪里，上午四个小时左右的祷告不如一个乒乓球来得更实际，孩子还那么小，她如何懂得安宁是什么？
讲道已经结束，诗歌也已唱完，大约要开始吃中饭了。张春梅还在挽留我吃饭。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问她老公是否信耶稣，张春梅摇摇头，说，他不信，他软弱——在我跟张春梅断断续续的闲聊中，我听她反复说起这个表示情感的词，软弱。
张春梅的丈夫不信主，他在遥远的山东，在2013年盛夏火热的太阳底下做工，以维持远在豫东的家人生存，生活，他不信主。“但是他不反对我，他知道我需要依靠主。”张春梅表示她不想念丈夫，“我有主，主能帮我。”
张春梅穿一件黑色薄纱短袖，一条黑色泛着暗光的裤子，辨不清料子，左右两侧裤沿上，镶了一些亮片，一双黑色坡跟凉鞋，她的脚趾粗大，皮肤粗糙，看得出在田地浸泡的痕迹。她的头发看起来干干净净的，像是刚从水里洗净了在太阳底下晾干。因为她有在富阳打工的经历，我们之间似乎有更多的亲近，教会的兄弟姊妹问她，这个人是谁？张春梅看了看我，笑着告诉她们说，姊妹，从浙江来。
大叔开着电瓶三轮车来接我吃饭，临走时，两个女孩追出来，茜茜明显哭过了，眼红红的，我问她怎么回事，她用手背抹泪，又有新的泪水流出来。孙娇燕用胳膊碰碰茜茜，说，别哭了。然后她告诉我，就在刚才，茜茜的弟弟摔了一跤，膝盖破了，奶奶一生气，拿圣经在她头上打了一记，茜茜想躲避，圣经打到她的眼角了，这时我才发现，茜茜的眼角红红的。
我跟两个女孩挥手说再见，她们问我明天会不会再过来，我想了想，说，不一定。她们似乎很喜欢我，说明天后天两天都有讲道的，希望我再过去。茜茜甚至说，她明天带东西给我吃。
人群慢慢地散落起来，开始吃饭了，一大筐碗从外面抬进去，一辆车停在门口，从车上抬下一个大钢筋锅，里面是豆腐汤。又有一辆小皮卡开来，抬下来一筐包面馍馍，陆续的，信徒们手拿馍馍出来，又端了豆腐汤在喝。回到大叔家里，说到教会，我问大叔信不信主，大叔摇头，不信。问阿姨信不信主，阿姨说，原来信，后来因为农活太多，没有时间，“我太软弱。”阿姨说。我们就着南瓜面汤吃馍馍，沉默着完成了一顿中餐。时不时的，我的心灵总回放着张春梅站在白铁皮桶边上祷告的情形来，大叔告诉我，村里大部分人家都信了主，“农闲时，没事干，就去教会看看，听听。反正信有信的好，不信有不信的好。”大叔总结道。又说到谁家的羊子被偷了，夜晚，窃贼先下了什么迷药，主人酣睡不醒，窃贼翻进院子，先把屋门给锁了，然后再动手牵羊——大叔家也被偷过一次，六只羊子。大叔算是警惕，迷糊中听到院子里有动静，想开门出去瞧瞧，屋门被反锁，借着手电筒，看到院子里两个窃贼“像在自家院子一样，牵出一只，再牵出一只，牵光了羊圈里的六只，出了院门，还给关上。”
问大叔是否报警，“不报，没人报，报了也不管用。”怎么会没用？也许抓住窃贼了可以赔偿。“没得赔，抓到了也没得赔。”说以前是报警的，运气好的话，窃贼被抓后，交代在哪个庄大约哪户人家牵过几只羊子，警察便来证实，一一记下数量后便走了——他们从没把从小偷那罚来的钱补偿给我们，大叔的村邻凑过来说。
尽管教会很多人，祷告也每天可以进行，但是在很多村民的内心，这些夜晚，依然是信仰的光芒不能抵达之处。顶多在羊子、耕牛被偷之后，翻翻《圣经》，看看其中是否有可安慰的力量。或者默默地跪倒在十字架前，祷告一番，祷告内容除了心疼家中财物损失之外，也会替那些乖巧的羊子多说一些，以使这些弱小的灵魂早日抵达天堂。
日 晴朗的夜 潜山乡村
从河南回来不久，我便到了这个山村。我之所以特别记录这些文字，是因为，在这个山村，我见到了皈依的山村居民，他们身处偏远的山间，也许物质贫乏，也许他们都在寻找出路，这跟我在夏邑看到的教会一样，都在寻求精神的家园，他们都是有信仰的人。山村的夜寂静，偶有落寞的狗叫声，也是全然不上心的意思，因为在这个山村，很少有陌生人过来，它们在月色朗朗之下犬吠，无非告诉主人它是尽职的。在我小姐妹的婆婆方老太家入住，“我们也不太吃肉，我们不杀猪，我们都信佛的”——小有意外，这个坐落在半山腰的自然村，六百多口人，有近四百人在外打工，留下的一百多个人，老人大约占到六七十，另外的就是儿童。“我们村里有一半人皈依的。”方老太如此告诉我。
在之前的几次走访中，小林陪同我一起在湖南、江西等乡村，那些孤独的、绝望的、忧伤的人们，总是看不到希望，“我们有话也没处说。”在这里，听到“皈依”这个词，似乎有些突兀。想着这个山村的人们，如何在清晨、夜半时分，燃上一炷香，默默地诉说心事。“国外乡村小镇有教堂，居民可以告解，中国没有——即便有，中国人也不信这个”。小林说。
吃饭，闲谈，理所当然从山上的小寺庙谈起。
“我们都皈依了。”方老太淡淡地说，“你信佛吗？”
我敬畏。可是我不知道如何明确地表明，只是笑了笑，“能意会已经很好。”不置可否，因为确实内心有疑惑，我只得捋起袖管，让看腕上的佛珠，小有炫耀地说它的来历，说法，又有些示好地说自己曾经吃过一年素食，只是为了让自己做到一年不杀生。想借此拉近跟他们的距离。
事实是，在信仰这个问题上我极度矛盾，我外祖母、我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在迷茫之际总是跟着母亲去教堂转转，母亲1996年抑郁而终，我也脱离了那境地。去教堂，我不祷告，我需要的只是到那里去坐一坐，听听福音。
“我敬畏世间神秘之事，我绝不是唯物主义者，但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事物让我信服甘愿膜拜。”陪我同去的小凤说，“因为我确实做不到这一点，比如，人家打了我的右脸，我转过左脸去让他打。”
被问到这次行程的目的，我似乎很难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概括，我只是浅表性地告诉他们，我想了解留守家庭的生活，我想关注留守妇女的生存境遇，还有养老、教育的问题。
“留守妇女？她们的日子不太好过。”被称为堂伯的老人叹气地表示。
“写她们有用吗？”方老太比较直接，抛出这个最实际的问题。
“写出来给谁看？人家看了之后会来帮一帮吗？”吴师傅接着问。在这个山村，吴师傅是唯一一位不用离家又依然身体健康的壮年男子，“像我这个年纪的，都出去了，哦……有一个留在家里，可是，他不算……他身体不好，有病，干不了重活，出去也找不到钱，才留在家里。”
“那你们这个写出来，政府会看到么？看到了会给补助么？”方老太依然是这个问题。
小凤一直在玩手机，玩微信，刷微博，她的长篇小说不久前在人民文学发表，有大量的读者在微博上说喜欢这个作品，她忙里偷闲地回复着一些赞誉短信。见我如此窘迫，她沉吟片刻。抽出时间来，企图替我解释此次行程的意义：
安庆乡下村庄里有一个年轻的男子，叫查海生，是一个诗人，1989年他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此后每一年，都有读者朋友陌生人来看望他，看望他的母亲。
小凤适时加一句：当然这样也不一定是好事，每一年都在提醒他母亲，儿子在山海关卧轨了。
因为海子留下了大量的诗歌，也许这些文字不能段时间内唤醒什么，但是终究在唤醒什么的过程中。
在座的乡亲听得云里雾里，他们虽然表面客气，却依然葆有警惕，隔膜。
而我很想告诉他们，在我生活着的周围，有很多打工者，男人居多，他们离开家乡，抛家别子来到这个城市，工地，工厂，服务行业，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为城市出了汗，留了血。可是，他们常常被喊成了“外地佬”。这些外地佬很少受到尊重，他们的三轮车跟轿车相碰，被说成“外地佬想讹诈本地人的钱。”他们在工地挥汗如雨，从来没有见过高温补贴，而负责工程的人士总是信誓旦旦地跟记者表示“高温费早就发下去了。”
……只是我写的不是他们，而是他们留在家乡的妻儿——我希望每一个看到我这本书的人，他们愿意停下脚步，用心体会这些“外地佬”的艰辛。他们是打工者，是男人，更是儿子、丈夫和爸爸。我希望我的书能够传递给这些被奚落的群体一点点温情。这样的解释我跟小凤都不甚满意。在座的乡间人士稍稍听明白了我的意图，觉得是好事，我们的距离瞬间拉近。只是我独自一人去厨房盛饭时，停顿了一分钟，我希望自己能够很明确地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开始谈论气候、习俗等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气氛便显示出了轻松的一面，这个村子里的大部分妇女，都抽烟，“我家里的那个，也抽烟，那烟都是我给买的，让她戒，她说戒不了。”席间，堂伯拿出一包烟，分发给我们，我们竭力解释不会抽烟，堂伯便重新收起我们递回去的烟。方老太熟练地把烟夹在两个手指中间，堂伯适时给点了火，堂伯自己也点了一根，就着烟雾，我们接着说话，他们听说我曾素食一年，大约觉得不杀生的女子心地不会太坏，便也接受了我们不明所以的解释。
“不吃牛肉，牛太苦，体力好的时候耕田，耕不动了，就杀了它吃肉，太罪过了。”方老太说，她信佛，但是她不素食。方老太慈眉善目，满身透出一种佛相，温和，淡然，笃定，她指指门外，告诉我们，那边山腰上，有寺庙，师傅今天出去了，明天回来。“明天带你们去拜会师傅。”
就寺庙的存在以及年份，方老太只说她嫁过来时就有这寺庙了，有一些年份里空着，没有师傅，“佛在那里。”初一十五村里很多人都会去上一炷香，求佛保佑。
保佑什么？
“人活着，这个心，心里，不就要个依靠么？”方老太宽容地笑笑。
在这点上，潜山的方老太跟夏邑教会里的张春梅，在某个瞬间，有了灵性的相通。
苏巧燕：我要去新疆。
相对夏邑，在我的感受中，永城似乎更浮世一些，广场上在唱戏，也有卖书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那是永城的夜。雨后新晴给人们带来了泥土的气息，似乎夹杂着煤炭的腥味。那是夜晚，等到第二天，永城已经恢复到作为一个省直管市应有的姿态，安静，也干净。给我感觉最好的是，公交车可以随路上，只要在路口招手，它便依顺着停下来，上车，也不买票。有个售票员在关切：都往里站站，给老人让个座。5路公交车，从永城新城到老城，据说老城之前也是煤矿比较集中的地方，后来经济迅猛发展，老城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式需要，便在矗立起了新的一个城市。
上车不久，一个妇女也随之上了车，一手紧紧抓住扶手，另一只手拿着一只小袋子，里面是小盒的药品，另有一只袋子里，装了一张CT片子。我们紧挨着站在一侧，人很多，在仅有的空间，我跟她像两个被挤进了胡同。我们对视着笑了笑，我拿嘴努努她的手背，“挂水了么？”她笑笑点头，黧黑的手背上，贴着一张医用创口贴，她腰不好，痛。医生给配了药，还得继续去挂水。她脸色蜡黄，发间密密地透出白发来，路过一个建筑物，有个漂亮的小广场。她轻声问我，“是一中么？”我是外乡人，对此不熟悉，刚想伸头看看窗外，售票员报站，一中一中，一中到了。妇女对我笑笑说，是一中，我不识字——他的儿子在一中读书，这个看起来有些傲气的建筑物，因为儿子的缘故，跟她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能体会她内心的亲切。
便聊了起来，我问她在老城做什么，她告诉我，做点生意。她是乡村的，“住在老城的都是做点生意的，不打工。”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我能感觉出来，她不讨厌我，虽然小有戒备，却也愿意跟我坦诚相待，这样的感觉真好——在连续几个月的乡村走访中，我倍受猜忌，防备，甚至也被怀疑。我曾经在一条小路上偶遇祖孙三人，爷爷骑着电瓶三轮车，带着孙男孙女在村道上闲逛。我们聊得比较开心，两个孩子沉默着，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我拿出自带的饼干递给他们，孩子伸手想拿，爷爷保持了足够的警惕。不过他还是给足了我面子，让孙男孙女接了过去。然而，我听到爷爷拿家乡话跟孙儿说，你们吃着，吃着人家就给抱走你俩。后来我回到借助的小胡家，小胡便告诉我，刚才那位爷爷特地到她家来求证，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女的，戴着帽子，瘦小的个子，确认我可信赖之后，他才让孙儿们吃饼干——太多欺骗，任谁都在心门前设一道防护栏。
我跟这个女子聊得很投缘，适时地，我看到旁边坐着的陌生人，他们对我俩的情形表现出担忧。虽然他们神情漠然，但是他们随时准备提醒这个女子，让她提防着我。在我看了女子的病历卡并知道了她叫钱海珍之后，她身边有一个妇女便开始提醒钱海珍，先是拿胳膊碰了碰钱，钱看了看妇女，那妇女跟她使颜色。钱海珍适时住了嘴——新城到老城，路上消耗的时间太长，我们又接上了话头，我问她是哪个村的，几个孩子，她开始躲闪着跟我说话。我决定跟着她下车，去她小店看看，她是怎样生活的——售票员及时打断了我的念想，车上人渐渐地少了，我这个外乡人更加引人注目。“你要到哪里？”售票员问，我的回答更加引起他们的怀疑，“随便，终点站吧。”
然后她到站了，她要下车，我很想跟着她一起走一段路，哪怕只是说上几句话。售票员出于某种严肃的正义，或者是善意的干扰，“前面是终点站，你就到前面下吧。”
我看到钱海珍眼底的渴盼，没错，她有期待，正如我也有期待。也许，在茫茫的人海之中，很少有那样一个陌生的女子，愿意跟她分享生命，喜怒哀乐。她不识字，但是她是有渴望的，渴望跟陌生人说话。她从没有去过外地，她不认识世界，她的好奇被打断——很快，她就将回到既有的生活之中，买菜，烧饭，送货。那些冰冷的散发出铁锈腥味的五金材料，从没有给予她应有的温暖——我一厢情愿地想着这一切，“到了到了，下车，下车了！”
车站没有想象中的嘈杂，一排乡间中巴车兀自停留在这个狭小的停车场，每一辆车的挡风玻璃前竖着一块小牌子，红色的不干胶纸刻出一些地名：王集。李寨。刘河。裴桥。我依次看过去，没有目的，只在心里对自己说，随缘。
然后我坐上了去往裴桥的中巴车，过裴桥，道路明显狭窄，颠簸得厉害，司机是个年轻的男子。1972年出生，已经开了十三年中巴，问起这地方外出打工的人可多，他直愣愣地说，“全都是，全都出去了。”再往前，是一个叫书案的集镇。我对于集镇的理解很片面，只觉得应该是喧嚣的，杂乱之中透出繁华来，而这繁华又可以瞬间退却，是虚浮的，当然也充满了烟火的气息。一个十字路口，凹凸不平的路面，司机笑着说，“这就是书案了。”关于书案的由来，他给过我解释，碎片式的记忆，使我无法给拼接起来，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一个从江南过来的女子，此刻已经踏上了书案的泥泞小道，并且认识了一个叫苏巧燕的女子。来的时候已经下起了雨，待我到达书案这个十字路口时，雨变得密集起来，下车，便见左侧一个麦草垛，挨着电线杆堆放，电线杆上系着一根绳子，栓着一匹棕色的马。那是一匹健壮的马，有着发达的肌肉，匀称的身材，它在雨中站立，偶尔吃一口发霉的麦草。嘤嘤嗡嗡的苍蝇，牛虻在吸它的血，它四肢走动，尾巴甩起来，以驱赶寄生虫。我走近，再走近，看到一个小女孩手拦在头顶从一边的屋子里冲出来，见我站在一边呆呆地看着马。她忽然说，要踢你的，马要踢人的。随后又有一个女子出来，我问女子，这马儿用来犁田的么？女子有些奇怪地看着我，摆摆手，说，“杀的。”
苏巧燕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分别是11岁，9岁，7岁，我为了躲雨，贸然进了她家的院子。她们三人齐刷刷地抬起头来看着我，我不好意思地笑笑，“没带伞，雨太大了。”
苏巧燕让孩子搬了一把小马扎给我，我抹一把脸，就在她们身边坐下来。雨打在屋前的雨棚上，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一边的凤仙花开得正艳，我看到她女儿的指甲上染着橘黄色的指甲油，我说，“这颜色挺好看的。”
她们把凤仙花称为指甲花，把指甲花捣碎了，敷在指甲上，用布包起来，第二天，指甲盖便染了色。我尝试着摘了一朵指甲花，捏碎了敷在小指指甲上，没一会儿便觉辣乎乎地，有轻微的痛感，不敢再尝试。后来查资料说，凤仙花微毒，却又有良好的保护指甲的作用——这可真悖论。
照例问我从哪来，到这里干什么。我一一作答，苏巧燕不像别的乡村女子，她们总是好奇地问我，为什么放着家里好好的日子不过，跑到遥远的乡村。我总是无力回答，因为说真的，我常常也很难回答自己。苏巧燕却没有这方面的疑虑，她说知道浙江，还知道一个叫大唐的地方，她的丈夫曾经在那里上班，那里有很多袜子厂。问她丈夫现在在哪里，她说，山东。
苏巧燕十八岁那年，由亲戚说媒从邻镇嫁到这个集镇，那时她们刚刚从学校出来，内心里充满了希望。“也想过上大学，不过，家里已经给说了人家，就什么都不想了。”苏巧燕说，在她生活着的这些乡村，结婚都很早，她十八岁成婚时，小学同学已经生下了一个孩子。小伙子身子很结实，一米七八，有着健壮的身体，田里地里一把好手。家里十一亩地，种了苞谷，大豆，花生，收了大豆玉米之后，便可以下小麦了，“只要肯做，田地也不会亏待我们的。”苏巧燕的丈夫现在在福建一个工地，电焊是他最近几年学的，算是一门技术，工地用得上。十多年前第一次去陕西，冷得受不了，觉得气候不适合，没赚什么钱，就回来了。后来又去了山东，在一个工地当电焊工。“其实不出去我们一家也能过，钱多钱少我们也不太在意。”既如此，又如何舍得让丈夫去了他乡呢？
“他说想去看看外面，就去了。”事实上，“去外面看看”的日子并非称心如意，丈夫先后去了陕西、山东、浙江、还去过福建，“那些地方跟我们这边不一样，人心不太好。”这是苏巧燕对于他乡的理解。
丈夫外出时，她刚生下第一个女儿，公公婆婆身体硬朗，她跟公婆一起下地干农活，还养了一群羊儿，“最多的时候有22只。”苏巧燕皮肤光洁，脸上几乎没有皱纹，只是经年累月的平原日晒，使她的肤色完全蜕化为小麦色，沉着安静。对于肤色的变化，苏巧燕还是有些介意，“你们南方人皮肤白白的，好看。”我试图谦虚，她放下手里的饺子皮，去了屋子里，屋子三大开间，用的都是卷帘门，最左边一间关。她们的房间在中间一间，铝合金移门，刺啦一声，她开门进去，不一会儿便拿出一张照片来。照片上的苏巧燕理着童花头，大大的眼睛看着某一处，青春，白净，嘴角微扬，似乎藏了百般喜悦。我赞赏她的青春，苏巧燕淡淡地笑了笑，顺手把照片放进围裙袋里，继续包饺子。
“在这吃吧，赶巧了，我们也不常包饺子的。”我有些不好意思，这雨似乎一时间还不会停，而我一个不速之客，似乎明摆着要蹭这中餐了。“那……我也来包吧。”我打算洗个手，跟她们一起包饺子，我问厕所在哪，苏巧燕指指屋子边上一个小夹缝，“从那进去。”
夹缝在两栋房子中间，屋檐有雨水滴落，我低头弯腰，踩着铺起来的碎砖头往里走，屋后，有一堵围墙，围墙里堆满了杂物。粗壮的锄头，刨子，铁杆扒子，我在杂物里衬着脚走，找不到厕所。走出夹缝，抱歉地对苏巧燕说找不到厕所，苏巧燕让大女儿甜甜带我过去，她很惊讶怎么会找不到，明明就在那儿的——确实就在那儿，并且如此明显，而我刚才踩过去时，以为只是一些用具，而并非是厕所。田田指指两个水泥墩子，说，这。
我看到的厕所是这样的，在相对平坦的地上，杂物之间，用水泥浇注起四个墩子，并排着，每个墩子之间空出一个脚步的宽度，这便是苏巧燕家的厕所。大约因为雨下得时间时间久了，这个露天厕所已经被雨水冲洗得少有痕迹，只有零星的粪便还黏在水泥墩子上。再看围墙角落，雨水在一个低洼处聚积，用过的纸，以及女性经期用品，就那样敞露在天光下。
洗手，再洗手，洗干净手，又觉得鞋子上还黏着厕所污秽，想去找个屋檐水滴落的地方洗洗鞋底，除了那个通往厕所的夹缝，没有别处是合适的。我只得放弃这个念头，脑海里拼命地想着一些美好的场景，比如青纱帐般的玉米地，郁郁葱葱的大豆，还有……可是，她们为什么不在两个水泥墩子中间挖一个坑呢？要是有一个坑，那么我在如厕时，污水一定不会溅到我的鞋帮，我的裤管。
我跟田田玩乒乓，二女儿露露跟儿子强强在一边怯生生地看着，我几次要求进去帮苏巧燕生火，都被拒绝。等我跟田田混熟之后，田田告诉我，妈妈早上哭过了，因为爸爸打电话来，还得过一个月再回来。
饺子端上来，一张低矮的小方桌，这是河南乡村特有的就餐桌，苏巧燕盛了满满的一碗饺子给我，事实上我根本一只也吃不了（我的骨子里难道是鄙夷乡村生活的么？不然为什么我会把饺子跟屋后的厕所联系起来呢？）。我坚持自己吃素一年了，不吃肉，饺子的馅是韭菜夹肉浆。苏巧燕也不勉强我，我抓了一个馍，吃得有滋有味，吃完一个，苏巧燕又拿一个给我，我推脱着说吃饱了，苏巧燕却非要我拿着，“到车上吃，出门在外，就怕饿着。”我拿在手里，想了想，又咬了一口，然后我把馍放进包里。我跟苏巧燕真正敞开了说话，是在她的三个孩子都进屋去看电视之后。苏巧燕刚收拾完小餐桌，便有邻居在对面屋子喊，“打牌了。”
话题从打牌开始。八月下旬，相对于农忙来说，算是最最闲适的时光，玉米大豆花生还没有成熟，这个时候，苏巧燕每天的生活便安排得很有条理，早饭一般是白面糊糊汤，加一点老南瓜，一个馍，咸菜，有时会炒一个菜，比如炒豇豆。早饭过后，苏巧燕会到对面小店去打牌。有时打扑克，“跑得快”，有时麻将，随机，哪张台子空了，她便在那台子前坐下来。麻将打五块的，输赢在一两百之间，“就是混时间。”苏巧燕对自己的牌技很不赞赏，“我总是输的场次多，不会打，不精。”即便如此，她也还是常常会过去，“因为没事干，不知道要做什么，总是坐在家里，怕自己闷出病来。”
话题引到她丈夫身上，问起他什么时候回来，苏巧燕有些黯然，因为她想去新疆。每年的八月底，她都想去新疆摘棉花——这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每年的八月底到九月初，河南会有大批的人工被火车运往新疆，在奎屯，石河子等棉花地里，采摘棉花。穿长袖，戴帽子，腰间系着一只大口袋，这些勤劳的人工，手脚麻利地采摘棉花。每斤棉花可以换得二十元钱，一个月下来，基本可以赚到七八千块钱——丈夫来电话说，他在工地很忙，脱不开身。为此，丈夫特地告诉她，他接了一个私活，一户人家造房子，需要电焊，他已经接下来了。
也就是说，苏巧燕到新疆去摘棉花的钱，老公已经会赚回来，她可以安心待在家里，不用路远迢迢去边疆赚那苦命钱了。苏巧燕可不这么想，四天三夜的绿皮火车，的确很辛苦，蛇皮袋子里除了换洗衣服，就是馍，这一路虽说有免费餐提供，要是不啃上自家蒸的馍，肚子便总觉得空空的——我是忽然之间领悟到的，苏巧燕她很少去县城，赶会也会找相邻的小镇。可是，每一年，她都要去一趟新疆，如果说之前的新疆，只是一个地域概念。那么，自从她去过那边之后，便是远方了，无边无际的棉花地。躬身于人流里的她，自有一份喜悦，快乐。离家千万里，似乎跟理想，跟梦想有关。
苏巧燕告诉我，第一次到新疆，被那边的宽阔震住了，“我们这里是平原，总觉得要比那些大山要宽阔，到了新疆，好像突然之间胸怀宽了起来，不知道心里怎么想的，都有点想哭了。”那是2009年的八月，苏巧燕第一次坐上了长途火车，颠簸四天三夜之后，“全身都没有力气了，好像骨头都散开了。”然而，出门在外，赚钱回家的念头始终萦绕着，休整一下，她们便开始了一个月的俯身作业。她手脚麻利，又年轻，在同伴中，她的收入总是位居前十名。
摘完棉花即将回家之前，她会跟着同伴去赶集，在新疆，叫巴扎，她们穿梭在陌生的人群里，听着陌生的话语，独创了她们自己的世界。在这个陌生的地方，穿着，语言，习俗都可以忽略不计，贫富也不再重要，有的是好奇，新鲜。她们用自己赚来的钱，像在老家中原赶会一样，在那些摊头上，挑三拣四——她们不买棉花，除了体积庞大，“那些棉花不适合做棉被，好像去纺织布料的。”
苏巧燕第一次从新疆带会葡萄干，杏干，买了几块新疆特色的围巾，“在那边看看挺好的，回家来，就觉得戴不上身了。”那些围巾远离新疆，来到中原这个小集镇上，躺在一户人家的柜子里，偶尔被翻出来看看，聊作回忆，它们已经失却了围巾的美观和保暖功能。
苏巧燕已经做好了要离开的准备，丈夫却说还得一个月才回来，这让她心神不宁。三个孩子留在家里，总叫人不放心。前两年，到八月中旬，丈夫便被她催着回家来，守护着家里三个孩子，两个老人，还有十几头羊，“要是他到月底不回来，我就不能去新疆了。”在苏巧燕跟我的叙述里，对于新疆之行，饱含着的向往，瞬间打动了我——新疆，无边无际的棉花，已经成为苏巧燕每一年的期盼。我真诚地对苏巧燕说，你要告诉老公，去新疆，是你一年当中最快乐的。
“也很苦，你没有坐过那火车，好像永远要往前，永远不会停下来。”苏巧燕说，加上新疆的棉花跟这边的不同，低矮的棉杆，摘棉花的人需要大幅度的弯腰。“每天十来个小时就这么弯着，一直弯着，有时都觉得腰断了，直不起来了，躺到床上，像烂泥，收拾不起来。”即便如此，苏巧燕还是愿意去往那边，那是她对于彼岸的抵达。尽管回来之后，身上会脱一层皮，新疆的太阳太猛了。
回到十字路口坐车，苏巧燕撑着雨伞等待我上车，那匹马依旧被拴着，它显得有些焦灼，四肢不停地走动。“在新疆我也看到过马。”苏巧燕说。我看着这匹从遥远地带被搬运过来的马，无助，无奈，它即将被宰杀。
我指指雨中的马，问苏巧燕是否知道是哪一家的马。苏巧燕摇摇头说不知道，听说有人出去赚到了钱，买一个马回来宰了吃，也会卖。我跟苏巧燕挥手告别，上了车，从脏兮兮的玻璃窗看出去，苏巧燕撑着伞，慢慢地靠近了那匹马，我担心那马扬起蹄子踢她。苏巧燕一手撑着雨伞，抬起手来，摸了摸马的鬃毛，忽然之间，我听见那马声嘶力竭地嘶鸣了一声。我看到苏巧燕惊惶地逃离开去，只留给我一个修长的背影，她的短发在微微的风里，轻轻地一扬一扬，像一颗跳动的挣扎着的心。
汽车又回到永城老城区，我下车，试图寻找上午跟我同行的那个叫钱海珍的女子，我眼前来来往往都是陌生的面孔。他们疲惫，操劳，奔波，大约我再也不会见到钱海珍，就像我再也不会跟苏巧燕见面一样，我们的缘分就那样，消散了。莫名的惆怅击中了我。
第二天，离开永城到商丘，刚下汽车，便见前面二三十个人背着蛇皮袋子，挤挤挨挨地走在街道，一径往火车站方向走去。他们的装束告诉我，是去新疆摘棉花。四天之后，他们将出现在新疆某个地区的棉花地里，他们的汗水即将散落在遥远的土地上。我忽然想到苏巧燕，明知道她不在这人流里，却一厢情愿地希望，那一个年轻的梳着短发的背影是她，那个背影背着一只绿色的蛇皮袋，袋子外面用黑笔写着：书案。新疆。这个袋子将成为绿皮火车上众多行李中的一件，跟许许多多的蛇皮袋挤挤挨挨在一起，去往远方。
书云：多少个夜晚，泪湿枕巾……第一眼看到这个女子，我便喜欢上了她，她有着朴素自然的笑容，干净的衣着，浑身散发出安静的气息。2010年，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期间，由朋友的引荐，我在她家吃了中饭——她是多么热情好客，一杯浓浓的家乡茶端上来，我虽然不是很习惯，但却因为它的醇香，竟然一口接一口便喝完了。待我刚放下杯子，面前又端放了一杯蜂蜜水，她说蜂蜜水喝了美容。
像邻家姐姐，我不由自主地喊她姐姐。姐姐的家整洁，茶几上放着果盘，花生、瓜子分别装在罐子里。一侧的柜子里，放着一些照片，朝气蓬勃的儿子，是这个家的骄傲。我注意到，在柜子上，整齐地排放着一些杂志，《人民文学》《十月》《小说选刊》。姐姐空余时间看书，做针线活，偶尔做点生姜泡蜂蜜之类的美容甜品，宁静之中透出从容。
这次我要去她家乡采访留守家庭，她热情地帮我跟老家的姐姐联系，使我这次修水之行得以顺利进行。我从心底感激她。出发之前，我在QQ给姐姐留言，我们便开始了聊天。
：我想跟你聊聊你曾经的留守时光。
：你说吧，想了解什么？只要我知道的，经历的，我都告诉你。
：我主要是想了解姐姐留在家里那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以问卷的形式可以吗？
：这样就会比较有针对性
：好的，不然我也不知从那里说起
：这份问卷是针对现在依然留守的女子的。姐姐您也可以按照当时的情况来看，有的问题您可以展开来谈。
：我就把自己经历的，想到的，感受到的写下来，发给你。
书云感受实录：
1963年，我出生在江南一个安静的小镇，母亲说，我出生的那一天，母亲说我们家院子的竹篱笆上，开满了蔷薇，那些粉色的，红色的蔷薇，像云彩。父亲是个乡村秀才，懂医术，欣喜之余，便给我取名，书云。
如今，我已经不能回想起童年，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父母发现我不能跟同龄孩子一样，走路，玩耍，才惊觉，冥冥之中，我的命运已经被改变。小儿麻痹症，这在当时，无论对家人，还是对我本人，都是致命的打击。
我的童年生活伴随着无限的屈辱，我清楚地记得那些懵懂的孩子，是如何在我无法正常行走时，讥笑于我。是的，他们都是孩子，跟我一样，对这个世界心怀好奇，藏在童年心底的小小的恶意，总是被无限扩张。读到三年级时，我不想再去学校，家才是我最安全的，母亲允许我留在家里——我的母亲，是如何地心疼我，直到我自己成为母亲之后，才渐渐地体会到。我受到的伤痛，在母亲这里，永远是双倍的。
饱经伤痛的蔷薇，渐渐地开了，我从一个青涩女孩，长成了少女，十六岁，花季。而我却不能像别的女孩一样，享受甜蜜的恋爱。怕我再受人欺负，父母不忍心我嫁到外面去，招了个女婿上门。他是我哥哥的好朋友，家里人认为对他知根知底，比较放心。十八岁时我们结婚了，那样的婚姻，只是在完成人生必须走过的一步，是的，他是一个小伙子，我是一个少女，我们正当花样年华，我们的婚姻顺理成章。
结婚之后，我才发现生活除了需要物质条件，也是需要感情的，我们的婚姻很大程度上说，带着悲剧色彩，两个残缺的灵魂在孤寂的夜晚结合了。然后，由于没有感情基础，加上他是农村户口，在镇上，他不能有一份像样的工作。如此，我们的生活便捉襟见肘，为了生存，他开始离家外出了。1980年代初期，似乎还没有打工这个说法，外出谋生，被称为“找活计”。他喜欢画画，凭着这点手艺，他便到各个乡村去给老人画瓷板像，收取微薄的报酬。
因为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加上那时瓷板像也不流行，虽然他艰辛地奔波，获得的报酬只能维特他自己的生活。那时我们都年轻，也好玩，完全没有家的概念，尽管活计不是很多，他也不爱回家，三天洒网，两天打鱼的在外漂着，很少回家。
很多个夜晚，我独自躺在床上，等待他敲响家门，那些寂寥的黄昏，我开始设想自己的出路。那个时候，只觉得需要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来，不管前方是什么，我也将披荆斩棘往前。在罗列了许许多多行业之后，我想到了裁缝，裁缝这个行当不用在外奔波，只要把技术学精了，四乡八邻都会带着布料上门来请我做衣服。父母都支持我拜师学艺，由于行动不便，我只学了三个月裁缝便回到了家，只能买来裁剪书边做边学。慢慢地尝试着给人加工服装，加上文化太底，觉得很是辛苦。好在熟能生巧，慢慢的有所进步。
两年之后，我二十一岁那年，父亲突然中风去世，顶梁枉一倒，感觉天都要塌了。那时还有三个弟弟在读书，最小的弟弟才十岁，母亲又没有工作，家里千斤重的担子压在我大哥身上。可谓天无绝人之路，我的生意有了起色，能帮家里尽点微薄之力了。二十五岁那年，大弟工作结婚，二弟高中毕业，而我在结婚七年之后，终于顺利生下儿子。
从我十八岁开始，到二十五岁生下儿子，我的丈夫一直在外漂着，我说他漂，是因为他既没钱拿回家，也不在家照顾我们母子。而我，在漫长的七年里，从最初的等待，到后来的渐渐失望，对他的回家几乎不抱任何希望。
孩子六个月，丈夫跟着老乡去了福建打工，这一去就是十年。十年，三千多个日夜，他有时一年回来一次，有时两年回来一次，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又吃不了苦，也只能维持他自己的生活。那时候家里没装电话，他也不写信回家，所以只有他到了家门口，才知道他回来了。
从孩子懂事开始，我除了要维持家庭开支之外，还得担当起孩子的教育。因为我自己只读了三年书，要说在学习上的教育，无法辅导孩子的学习，只能任其发展。只有在他成长的路上，教育他怎么做人。培养他良好的品质和助人为乐的精神。好在孩子还争气，从小到大，虽然学习不是那么拔尖，但没在外给我惹事生非，顺顺利利的长大了，这是我感到欣慰的，觉得不管吃多大的苦受多大的委屈都是值得的。孩子和他的父亲的关系很微妙，因为他们长期不在一起，没有亲人之间的相濡以沫，即便他在家的日子，也不跟孩子多交流。因为缺少沟通，所以父子俩相处时不是很融洽，孩子对待父亲，也只有伦理上的尊重。还子有什么话都是和我说，但是，他很懂事，给予父亲的足够的孝顺和尊重。父亲去世后，母亲基本和我生活在一起，一是因我从没有嫁出去，而是招的上门夫君；另外，好像自古以来婆媳相处的都不是很融洽，为了不让兄弟们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也为了兄弟们的事业和家庭不产生矛盾，我选择了母亲和我住在一起。好在母亲身体很好，只要我给她做做饭，陪她聊聊天就行了，但毕竟是五十岁就守寡的母亲，不管她的子女们多么孝顺，她的内心是孤独的。
关于我自己的感情生活，一个女人，特别是我这样的女人，需要的是丈夫的担当和体贴，但老天给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不仅给了我一个不健全的身体，还给了我一个和我性格完全相反的男人，可以说是南辕北辙。我感情细腻，多愁善感，渴望浪漫的爱情，从小就天真地认为，浪漫的爱情和经济条件无关，和相貌无关，和能力无关。只要能在我孤独无助时、痛苦绝望时能给我一个温暖的怀抱，坚实的背脊，几句甜蜜的话语就够了，这就是我认为的幸福的婚姻家庭生活，事实上，人的一生是不可能按自己的标准而定，一切都是天注定。可是，没有，这一切都只是我的妄想，从结婚开始，他的外出谋生似乎给了他足够的借口丢开家庭，丢开一个日日等待的女人。难得的回家，我们也是陌生的难堪，很少热络，也没有贴心贴肝的交流，我们看起来是夫妻，却完全缺乏夫妻间应有的甜蜜。
冷静地回想一下，那么多年，其实我们经济上的困难还不是极端的，因为那时候对生活的要求不是很高，只是吃饱穿暖便算是富足了。那时我有手艺，又带了几个学徒，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加上学徒能帮我带孩子做家务，我便一心放在裁缝这个事上。可是，看起来我的生活红红火火的，内心里，我的心像一块抛荒的田，杂草纵生，我像是一个木头一样，只是机械地做着活儿。
也有人想来帮助我，但由于我们是在乡下，毕竟是结婚生子的的人，一是怕流言蜚语，二是怕影响孩子身心健康。虽然在感情上，生理上都很需要男人，也只能克制自己。家里人都知道我们的情况，说这样不能依靠的男人，碰着年轻早点分手吧，家里人都劝他，说我俩不合适，分手了对他对我都好。但一而再而三，他就是不同意，或者干脆躲着不见人，所以就一年拖一年，孩子也一年大一年，那时候就想，不管他是否负责的丈夫和父亲，对孩子而言，总有个挂名的父亲，总比单亲家里的孩子不受欺负些。有时这么一想，也就算了，觉得这种种磨难，也许都是命运给我安排好了的，无论如何躲避，都没用。
我天生是个浪漫多情的女人，别人家的夫妻相亲相爱，相依相伴，而我就像住在庵里，年纪轻轻就断绝了男欢女爱，更别奢望夫妻有难同当。每当看到左邻右舍的夫妻，出双入对，我是何等的羡慕。多少个夜晚，泪湿枕巾，无眠到天亮。多少个夜晚，渴望男人的拥抱和亲吻。
本来这是一个女人应该享受的一切，对我而言，唉！那时的理解就是前生做多了恶事，老天给我现世报了，让我的身体生理都在痛苦中挣扎。
我曾经假象，如果他不出去谋生，我们的感情会不会好一点呢？很多可能性呈现在脑海。没错，我心里对他有些怨恨。因此，我常常这样想，即便他不去打工，我们的感情一样好不了。
除了他没有家庭观念之外，而且天生对女人不感兴趣。有个秘密，我想告诉你，对你直说了吧，反正你写到书里也不用我的真名。他有轻微的同性恋。这是我多年观察体会的结果。在他眼里，心里，男人似乎更能引起他的兴趣，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我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知识猜测，造成这样的结果，也许和他的生活经历有关。他16岁就出去当兵了，一直和男人们待在一起，来我家也是因为离不开我的哥哥而入赘的。
那时我太小，没发现他有这个问题，直到我们的新婚之夜，他不上床，也不亲吻我，而是和他要好的朋友睡在一起。那时我也没往别处想，只以为他也年少，怕难为情，或者真的像别人说的，他是一个讲朋友义气的男子汉。我的新婚之夜是独自度过的，冷冷清清的房间，大约也暗示了我跟他将来的婚姻生活也会这样。
但木已成舟，我又不好意思和家里人说，心想慢慢的看他能否改变。我也曾经想过，也许，他也有不如意的童年，他也有心酸的往事，他的内心也许有说不出的伤痛。这样想着，我便在心里多了一份对他的同情，我想用女性的关怀和温柔来感化他，来温暖他。可是，不管我对他多么亲热，对他多么体贴，他就是不动心。上了我的床，用背对着我，看了电视里面亲热的镜头，马上走开，真让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难道我的生命要消耗在这种毫无希望的婚姻里？没有爱情的甜蜜，没有夫妻情话，甚至连基本的男女之事也没有。我是个女人，年轻，有旺盛的生命力，抛开生理安慰，我总得生个孩子吧。我思前想后，终于顾不得面子而告诉了家里人，家里人除了思想比较落后，还因为善良，说等生了孩子他会好的，也许是他放不开，都是为他考虑。也怪我自己没有当机立断，明明知道不是自己想要的人，偏偏还将就着过，也认为等有了孩子他会好的。这一等，便是二十多年。二十年，人生有多少个二十年？二十年，我在等待、憋屈中度过，我已经不再拥有青春。
这就是我为什么结婚七年才生孩子的原因，我都不知道孩子是怎么杯上的，也许是天意吧。孩子出生后，他的情状更是愈演愈烈，我们早已经没有了肌肤相亲，只是在同一个屋檐下，在同一口锅里吃饭。我们一直分居着，直到现在。
几十年过去了，不管他怎么看，在我的心里，他是孩子的父亲，是我的哥哥。我们一家人也把他当成亲人一样看持，情也好，性也罢，所有美好的念想，都被生活磨平了。
我都已经五十岁了，五十知天命，现在的我，很多事情都能看得明白，也懂得了宽容。即便给我活到一百岁，生命也已经进入倒计时，还有什么不能放下的呢？
回望我匆忙而过的几十年，曾经我是获得了爱情的，只是我不敢接受，那爱就像是彼岸的花，只能远远地观望。如果说，爱有光芒，那么，我想，他的光芒曾经越过河流，抵达我清冷的屋子，来到我冰凉的房间，给予我最最纯粹的温暖。有个男人爱了我七年，等了我七年，那时候孩子在身边，我们迫于传统的压力，迫于乡村道德的约束，只能默默的相爱，而不敢越雷池半步。但我们曾经真心相爱过，此生足亦。小记：
此后，我跟书云有过再一次交流，我问她是否问过丈夫的感受，有没有就此问题进行认真的沟通。对此，我们又有了以下对话。
：另外我想问，关于“他”这种情况，您跟他有正面交流吗？
：交流过一二次，关键是他逃避，不回答，反而说我有病
：是怎么说的呢？他是怎么回答的呢？有细节吗？
：我说其它的男人都不和你一样，他就保持沉默。
：那么，针对这种情况，他是不是也是一个极其痛苦的男人？
：是的，我也很同情他。
：您是否有那么一刻，在悲叹命运对你不公时，对他抱有深切的同情？
：是的，有过，有很多次，我都因此而难受，我想，他是多么痛苦的男人啊。也许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维持这种状态到现在，不然的话我下决心也要他走。
：最近有谈过吗？人到中年之后，有对这个话题谈过吗？
：近二十年来，我干脆不说这个话题了，因为我知道他已成定局，改变不了的。
：想过要改变这样的情状吗？
：不了，就这样吧。现在儿子也大了，已经参加工作，我觉得很安慰，虽然我们没给他一个好的家庭环境，他却还那么健康，阳光，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爱琴：没有窗帘的房间
新建的楼房，两层，水泥砖瓦结构，一个露天大阳台，站在阳台上，能看到山坡一些向阳人家，错落着的房屋，“开门见山”的朝向，大都关门闭户，落日余晖映照在门脸，金属防盗门闪烁着橘黄色的光。
“瞧瞧，他们可都出去了。”毫不掩饰羡慕，爱琴是向往外面的，这条通往外部世界的砂石路基村组公路，像一条黑色的带子从她脚下延伸，只是她不能迈出去。
“上个月，我在潜山火车站被他给挡回来了。”爱琴摇摇头，叹气道，“出不去”。
我跟她坐在露天阳台上剥豌豆，掰开外壳，青绿的豆子饱满，丰润，散发着生命的光泽。是爱琴从地里收来的。作为一个留守在家的女子，爱琴的勤劳不用语言多形容，屋后小柴房层层叠叠堆起来的是她从山上砍下来晒干的柴禾，分解成一小把一小把，竹枝，松叶，枯树，码得整整齐齐。挨着柴房围了一个小棚子，刚刚褪去绒毛的鸡子们追逐，吃食。“原来舍不得吃，总想留给他吃。”这个“他”是丈夫，丈夫在合肥，合肥很大，从农村来，都市是海洋，他未曾识得水性，常常被海水淹没。失踪带给家人的信息便是，“他连续两年没回家，不知去了哪里”
虽然清贫，一家人过得依旧饭糯菜香，两个儿子，大儿子学校出来后，去外面谋生，走潜山，过合肥，到南京，隔了一条江，似乎就是大世界。大儿子在南京找到适合自己的小世界，传来消息都是好的，有工作了，老板不错；发工资了，已经去邮局汇款——他跟很多外出务工的孩子一样，希望一张薄薄的汇款单带给父母些许的慰藉。
“他们在合肥就好上了。”爱琴谈到丈夫的首次出轨，依然浑身颤抖，手中的豌豆扑落落往下掉，两手绞在一起，手指掐进肉里，扣掉一块皮来。我不知所措，赶紧站起来试图拍她肩安慰她，她甩掉我的手，低下头说，“妹子，倒杯水给我”。
我冲着下楼，灶台上，除了油盐酱醋瓶子，找不到一只碗，拉开移门碗柜，一溜小碗，取出一只，捏在手里，满手冰冷，立夏已过，怎会如此冰凉——没有人气的碗柜像冰箱。拿开水烫碗，倒水。颤颤巍巍上楼，她伸出手来接碗，愕然发现掌心的疤痕，不规整的十字架，她用刀子在手心刻划，让肉体钻心的疼痛来缓解丈夫背叛传达的绝望。
发现丈夫跟村里同族人的嫂子相好之后，爱琴曾经求助远在八十里路外的娘家，娘家有哥哥，娶了媳妇，双双去了外面谋生，妹妹远嫁。只见双亲浑浊的老眼，一时无以言说。掏出所有的钱塞给母亲——不打算回到夫家，随便找根绳子结束薄命。
是母亲的一句话挽留了她。“你得活着送我跟你爹先去。”母亲一眼看到女儿的痛，母女俩抱头痛哭。
然后回到夫家找同族长辈理论此事，长辈令人去合肥把“那两个败门风的给绑回来。”人回来了，也被分散了，心却走到一起——在合肥汪洋一样的人流中，这两个偶尔相遇的家乡人，互相给予对方温暖，他们没有别的需求，只在孤寂的时候，受尽委屈的时候在一起诉说。不往家里打电话的理由有千百条，一条便足以叫人心生酸楚：他的心里是疼惜妻子的，不忍心让她知道他在外受到的轻慢、鄙薄甚至身体的伤害。他怎么忍心告诉她呢？家中小儿子还在读书，大儿子在外打工也是腥风苦雨，妻子含辛茹苦抚养孩子，她孝顺公婆，她田里山上日夜操劳。
可是妻子想知道，她愿意风雨同舟，他不给她这个机会。摇摇欲坠的旧祠堂里，族长跟同族男性聚集，祠堂太小，只允许60岁以上男性，其他人被拒之门外，所有的人都来看这出戏，各种心境的都有。就在这一刻，她发现自己犯了大错，她怎么忘了“家丑不可外扬”。她醒悟过来，要离开，可是不被允许，祠堂外她是主角，所有人同情她，她在外喊族长，说错了，她错了，让丈夫跟他回家，他们有能力独自解决这家务。正在拉扯之际，祠堂里面发出喧哗声，接着便是轰隆隆的声音，房梁塌陷，爱琴只听见丈夫在里面大喊她的名字，爱琴爱琴。
“是不是命里定好了的？”爱琴没有喝水，仲夏的露台，舒适，宁静，暮色未曾到来，勤劳的青蛙就开始唱歌。抬抬手里的碗，说，“没有人替我端这热乎乎的茶水。”
陈姓族人早就希望修葺祠堂，盛世修家谱，只是这一大笔资金何处来。盛世是外面的，繁华是外面的，跟这山村无关，掀动竹林的是现代风气，跟传统相距甚远。
“他说不会丢掉我。”貌似一件物品，她大约也是默许的，他用了“丢掉”这个词，我听着心下颤动。
接下来，丈夫离开合肥回到村里，这一年年底，在南京打工的儿子没有回来过年，他只给母亲发了个短信：“如此羞耻地活着，妈妈，我真想死”。儿子说的羞耻除了父亲之事，是不是还有在外受尽的白眼？祠堂事件历经两年才渐渐被村人忘却，夫妻俩在家里过着平淡的日子，“别人都以为我们和好了，其实我们晚上没有睡在一起”。我坚信爱琴断断续续的讲述里有她自己的生命感受，不知道这一次我们的相遇，是替她打开一个结，还是往伤口上撒盐。我记得同来的小东说，你去山下后，我跟老太太到她家里，她那个眼神，充满了信赖，亲人一般，有着强烈的倾诉欲望——她把自己闷太久了。小东说，“你这样采访可能有问题，你打不开人家心扉。”她替我担心，路远迢迢从浙江来到安徽，她希望我有所斩获，她对我没有跟爱琴深入交谈小有责备。事实上，我隐瞒了一些事实，我没有告诉她爱琴在跟我说话时，那倾泻而下的情景。我没有告诉小东是因为，我答应爱琴不在村里面跟任何一个人说，包括小东。
“他回来后，我们过了一年安定日子，每天早上，我烧好早饭就去地里，山上，他也没闲着，有时会帮我做点事。晴天还好，忙忙碌碌地过去时间很快，雨天就难熬了，两个人坐在家里没事，我有时织织毛衣，有时在家里搞搞卫生。他大部分时间待在床上，蒙头睡觉。后来村里陆续买了麻将桌，闲在家里的就都过去凑热闹，因为人多麻将桌少，有时还会因为轮不到座位闹事。麻将打多了，他就上瘾，不是东家就是西家，晴天落雨都不停手。家里经济本来就不宽裕，他也不管，先跟人打五毛的，后来打一块，再后来坐车赶到县城去赌，被公安局一锅端，抓进去了，还是我借钱去领他出来。他看到我站在门口等，一走出来就打我耳光，抓我头发往墙上撞，说都是我害了他，他在合肥好好的有份工干，都是因为我闹开了，才丢了工作，现在他什么都没有了，活着也没有意思……公安局的人出来抓住他衣领让他别耍疯，他跟人家单位上的人扯上了脸，抓了人家一脸血，又被关了一个晚上……这天夜里，我没有回家，没地方去，我跟公安局传达室的说情，让我进去看看他，人家说不行。我在大门外走了几个小时，到半夜实在冷得顶不住，就在大街上来回跑，跑到全身热乎乎，我又回到公安局门口，见传达室人斜靠在桌上看报，我弓着腰进了大门，偷偷来到隔间窗外，我看到他缩成一团蹲在墙角，那时，我的心被揪得痛，你说我犯贱也好，说我没有骨气也好，我还是心疼他……我脱下外套从窗栏塞进去，他被我喊醒，见是我，抓起衣服丢出来……他恨我。
我们在家里一年，他很少碰我，有时喝点酒半夜到我房间，他那时睡在儿子小床上，他进来就直接扑到我身上……没有脱过一次短裤，他马马虎虎，也不跟我说话，闭着眼睛，要完就走……有一次，水掉到我脸上以为是鼻血，一摸一闻，再往他脸上一摸，都是泪，他把脸转过去，在我手掌里蹭来蹭去，我把他的头扳下来，他的身子跌在我身上，他狠命地哭啊哭啊，一直到最后……我们俩一起哭。我想到妈说那句话，要我活着送他们。我咬着牙告诉自己，要活着，活着送爹妈终老……”
小儿子一周从学校回来一趟，村里人偶有说起他父亲的事，吃饭时，小儿子在母亲面前说没想到爸爸堕落了。堕落需要时机，合适的土壤，合适的气候，其如其分的风吹草动。母亲便不让儿子说他爸，母子俩不快，说到这里，爱琴有些疑惑，问我，他丈夫这样是不是堕落了？堕落在她的理解中，是下作，活着一日不如早死一天。我看着爱琴的手背，有被指甲抠过的痕迹，哪一天哪一刻，她又想起了哪些被背叛的日子？对于“堕落”这个词，我无法言语，是不是堕落，如何界定堕落，那样的生命是不是理当早死，我说不清。
说，修行之人大都不该计较周遭环境，一切的人跟事物，或好或歹，都是他修行必须的，越是无法呼吸之所，对修行来说是绝境更是佳境。我当然无法跟爱琴说这些，我没有更阔朗的理论提供给她，我只感觉爱琴是来修行的，她来到这个村庄修炼，只待父母终老时回家替他们盖上一张黄裱纸。
翻看当地资料，对于本村的数据清晰明了：全村35个村民组665户，2530人，其中男1324人，女1206人，0-20岁505人，20-65岁1740人，65岁以上的285人，文盲268人，小学文化1477人，初中文化476人，高中文化140人，大学及以上文化的169人。五保户15户，因残因病贫困户69户，人口139人，村民文化素质不高。这些数据只告诉我们这个村庄的平面，不涉及情感，谁都有重要的事要做，无暇顾及他人内心。
丈夫在村里住满一年，同在一个屋檐下，分睡两张床，不知道这样的冷暴力冷情绪需要僵持多久，有一次吃饭，丈夫第一次正面跟她谈事。
“他说再不出去，他要死了。就算是死，也不想跟村里人一样的死。”死亡这个字眼第一次真正从丈夫嘴里出来。爱琴说，我真是不知道留住他还是把他送出去。再说，这样在村里住着无所事事，跟等死没有两样。经济匮乏直接导致壮劳力外出谋生，同样的担忧也在相对理性的文字中显现：虽是毛竹之乡，拥有万亩竹海，毛竹资源非常丰富，但都是原竹销售，经济效益低，必须通过引进资金，引进技术，让竹制品深加工、精加工的企业到本村落户生产加工，才能充分发挥自身毛竹资源优势，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农民增收。其次就是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本村地理位置优越，旅游资源丰富，随着毗邻景区的开发，旅游服务、度假、休闲、娱乐服务业，在本村境内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引进外资，投资发展旅游服务业，从而带动本地经济发展，是发展本村经济的最佳途径，这些只有依靠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结合自身的共同努力才能办到。
这个位于天柱山北面，坐落在大别山余脉下的小山村，曾试图从当地经济困境中崛起。也有新农村建设成果的样板房。问到村中可有老街，都被告知：那边没什么看的，走那边……看那边，新农村。这个喜欢喝锅巴汤的村落，安静，空气洁净，爱琴在这里生活了二十五年。
后来发生一件大事，彻底瓦解这个家庭。
“过了段时间，那个女人从合肥回来，听说是被老板欺负，不给老板暖床不给发工资。她不要工资回到村里，我知道她一回来我家就不安生了，我怕她回来，但是，她也没地方去……那件事后，她娘家不让她在踏进门。他本来说就这几天出去合肥打工，我准备了鸡蛋，还用盐水泡了一只鸡，让他到合肥吃。那天我从地里回来，见家里没人，心里慌，总觉得要出什么事，手忙脚乱烧了饭也不见他回来。我们村你知道，家家离得近，喊一声就听见，我出门到村里走了一圈，没见到他，七八个麻将场也去看了，都没有。心里慌得更厉害，他手机关了。问同村人，确定他没坐车去外面，实在没办法，站在路口喊了几声，有个人走过来，指指山上，说，那婆娘也在。他们居然在我眼皮底下鬼混，眼前黑得不行，站不稳，坐到田埂，喘气，手脚冰凉，总感觉自己立刻就要死了。坐了有一会儿，我站起来，跑回家，从柴房拿出一把柴刀，直奔山上。那山路平时我走着不觉得累，这会儿我四脚着地爬上去……他们抱在一起睡在柴草里，那婆娘的头就窝在他的胳膊下，我大喝一声，一甩手把柴刀往婆娘脸上砸去，他一惊，手挡了挡，血直愣愣就喷出来……”爱琴捋起一点头发让我看，发根处，一小片头皮白皑皑地裸露着，“他抓掉我一把头发，长不出来了。”
山上三个人分散离开，“婆娘当天晚上就跑了。”爱琴手拿柴刀到那婆娘家，砸破了人家的锅。丈夫躲到别人家里几天不回来，再传来消息说，不在合肥打工了，已经跟人到了天津。
活着非得这么煎熬吗？是不是放手更好？跟爱琴吃饭时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可是，已经到嗓子眼的话，又被我咽下去。这样的问题只适合写到文字中去，产生的效果不痛不痒的。而眼前这个女子，我怎么忍心再多说一句类似生活哲理的话，再说，在她这样的人生历练面前，我又能比她懂得多少？晚餐按我的要求做，剩饭在锅里热了热，露台上新剥的豌豆，在清水里煮熟了放一点盐，清淡的晚餐。爱琴说你多吃点，你多吃点。
1967年出生的爱琴，皮肤光洁，富有弹性，她盯着看我的脸，说，你怎么这么白？我笑笑说，早上出门时装修了一下，打了粉。她对我说的“装修”一词忍不住发笑，我们俨然成为姐妹，她告诉我家里只有一个空架子，没有装修，装修还得一大笔钱。她现在独自住在一楼，三个开间，中间厅堂，左侧厨灶间，右侧卧室。
自然转到两个儿子身上，装修是为了让儿子体面地娶媳妇——大儿子六年前去世。“被火车……被火车撞了。”我迅速想到赔偿，“是在铁路打工被撞的么？”
爱琴摇摇头，“不能说，不能说这件事，全身痛，刀割，刀割一样。”爱琴的眼里含了满满的泪，满到溢出来，跌落在柴灶门口，用布满创痛的手背擦泪。我坐在一张木头做起来的小凳子上，凳子卡通形状，经年累月之后已经有了生活的成色，我说，这个凳子挺好看的，买的吗？
“嫁过来时，我爸给我做的。”爱琴说，这是她留下的唯一嫁妆，父亲不是木工，心疼女儿远嫁，圆了女儿一个梦，女儿小时候曾经渴望玩具，木质积木，父亲买不起。待女儿长大出嫁时，父亲花了半个月拼接，硬是拿木头给做成了。
“要是大儿子还在，二十五了。”内心里，她有强烈的说话欲望，儿子的事又是她无以言说的痛。掌灯时分，我们依旧坐在柴灶门口，谁都没有动，偶有人从窗外走过，我抬眼看，男人闪身离开。我问爱琴，你邻居吗？
“村里的。”站起来，关上门，窗外已经暗下来，依稀看得到山脉，树影重重。心底小有恐慌，不知为何。白天从山腰下来到此，心里笃定了要跟她住一个晚上，我承认有做戏的成分，或者我藏了私心，想从她嘴里掏出更多的事件，为我以后完成纪实提供现成素材。四周很安静，只有各种不知名的虫子或高或低在唱和，常有一个落单的声音，在喧嚣之中孤立出来，偶尔发出嘶哑的叽叽的声音。我说你平时几点睡觉。
爱琴跟我详细说了一天二十四小时她是怎么分配的：五点起床，在床上坐着看电视，模糊地看看又睡再醒再睡，六点半的样子起床，做早餐，八点左右去地里，有时也去山上，“去地里看看时间过得快一点。”上午过去，待中饭之后，便有人陆续过来，大都来打麻将——爱琴告诉我，去年她买了一台自动麻将机，“赚不到钱，不拿这个赚钱。”曾经她如此痛恨麻将，现在不得不依赖于此。待一桌坐定之后，爱琴给每一个麻友倒茶水，分烟，下午时光过去很快，便是晚餐时间，爱琴做饭，晚上接着打麻将的留下来吃饭，其他的人留下五块钱头钱，各自回家。
如果天晴，她的麻将机便没有生意。“我做不来生意。”爱琴的日子太孤寂，需要用人声来烘托活着的气息。在她的柴房门口，因少有人踩踏，积了厚厚的青苔
爱琴没有看到我内心，她热情地邀请我到房间，关了厨灶间的灯，进厅堂，摸黑进了房间，开灯——空旷的房间霎时出现在我眼前。
我问：他回来睡哪里？
他指指楼上，我顺着看了看楼梯，水泥预制板搁起来的楼梯，依然是毛坯，我忽然想象那些无声的夜晚，他是如何摸着黑从楼梯下来，践踏到她的身体的。床上铺盖整齐，床单、薄被子、枕头三个颜色三种料子。电视机搁在一个矮脚橱柜上，挨着床边，靠墙立着一个衣橱，打开衣橱，凌乱着，像搬家之后留下来不及整理的物品。
是忽然之间发现的，没有窗帘——爱琴的卧室没有窗帘。整个一层，没有窗帘。我走到窗边，就着窗户透出去的亮光，看到一个人工挖就的水塘，浅浅的，里面有石灰，泥浆，树叶，塑料袋子，还有枯树枝。
我问爱琴，“怎么不装一个窗帘？”
“不为什么，就没有装。”爱琴对我提出的问题表示有点不解。
“那你晚上睡觉怎么安心？”
“关了灯，拿被子捂住头，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还是要挂个窗帘的。”
言谈之间我已经想好了，快速离开，在这黑漆漆的夜晚，山坳里该有什么在洞察一切吧，他或许看到我跟爱琴在套近乎，为了找到我需要的故事——我彻底打消跟她一起度过漫漫长夜的念头，我没有那个胆量，在没有窗帘的房间毫不防备地袒露自己。
我得找借口。我说，“爱琴，什么在叫，听着很吓人的。”
爱琴屏息听了听，说，“没有。”
我说，“你再听听。”
爱琴仿佛明白我的想法，说，“你是不是有点怕。”
是的，不止一点，也不是怕可以形容，只是觉得慌张，手机及时响起，我热切盼望着它早点发出声音，它终于来了。事实上，我看一看号码就知道是向我推荐某款护肤品的，我的美容年卡即将用完，美容院会在你花光卡上最后一笔钱之前，时时提醒你，该去充值了，我从来都好声好气抱歉地跟对方说，对不起，这段时间忙，暂时没有时间来保养，等我空点可以吗？言语之中全都是上帝的腔调，顾客都是上帝。
挂了手机，我抱歉地跟爱琴说，跟我同来的朋友身体不舒服，我得回到山腰去看看她。她胆儿小，今晚我就陪她睡了。
爱琴拉着我的胳膊，说，“我很想你跟我一起睡。”
是的，我是答应了她，我给了她最大的希望，又兜头一盆冷水泼在她身上，从身体到内心，她的寒冷跟害怕，我懂得，但是，我故意忽略，让自己有个理由坦然离开。爱琴拿了手电筒，说，我送你过田埂。
她挽着我的胳膊，我们并行十几步，因为田埂太窄，容不了两人并肩同行，我不动声色轻轻掰开她的手。装作若无其事地回头看看，黑黝黝的山，平坦处是爱琴的家。离开那间房子再来看，在黑暗中，它仿佛一张大嘴，随时要吞噬掉什么。那盏没有灭的灯孤零零地亮着。我想起一个问题，忽然问，“有人敲你门吗？”
爱琴顿了顿，看着我的眼睛，黑暗中，我们对视，她拿开手电，说，“有，有人会敲我的窗。”
“敲窗干什么？”明知故问。
“……谁知道。”
“你知道。”我说。
爱琴拉了拉我，我们停下，她不再隐瞒，说，“他们觉得我男人在外面跟别的女人乱来，以为我也会乱来。”
“他们会说什么？”我想知道最隐秘的。
“有个说，你老公都这样了，不要你，你想不想男人？”爱琴和盘托出。
“你答应过吗？”我步步紧逼。
“心里也想过，可是，没有答应。”
“不答应是因为不喜欢那个男人？”
我们继续往前走，我出发前，朋友帮我在这个村子联系了一户老太太，我跟小东就住在老太太家。这个村子呈长椭圆形铺开，爱琴家在椭圆的下尖端，太太在中间圆弧处。前面便是竹林，攀过竹林间的小路，便可看到老太太家。我们气喘吁吁地上石头铺就的台阶。听得见自己的心跳。
走出竹林，老太太家在望，我说，“爱琴，要不你跟我们睡吧，别下去了。”
爱琴把手电塞给我，喘着粗气，说，“别人家我住不惯。”
爱琴让我明天到她家去，她给我做饭吃，再跟我说话。“我喜欢跟你说。”很想拥抱她一下，我知道明天得去山下学校走访，我已经约了那边的老师。此刻，黑暗里，我不想爱琴失望，笑笑说，明天我要吃两碗饭。
我往前走几步，回身看爱琴站着目送我，我退回去，轻声问她，“你为什么不答应敲窗的男人？”
“……他们家的女人都是我熟悉的，白天一起打麻将，一起吃饭，我怎么忍心。”
像是一个耳光，我趔趄一下，转身往前跑。
爱琴在身后喊，小心，别摔着。
小东还没睡，老太太女儿得知我们要来，从山下走了一个多小时回来，她的老公在南京雨花台附近某处打工，跟小东家离得很近，我看到他们正在交换手机号——这个时代太容易失去联系，而手机号最具欺骗性，换一张卡便可消失不见。
睡觉的时候，我跟小东说不敢在爱琴家睡，我们都很困，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小东问，“你知道爱琴的儿子是怎么死的吗？”
“你听谁说的？”我问。
“得知父母闹出这么大的事，他在南京铁轨上撞火车死的。”黑暗中，我的震惊无以言说，我想起爱琴谈到儿子时，含在眼里的泪，满胸满腔地委屈……我知道我们都无法入睡，爱琴也不会有好睡眠，我承诺明天去她那边吃饭，其实心底早有安排。我低声告诉小东，明天再去跟爱琴聊聊，话一出口，在心里骂自己畜生，为了写一本书，我已经习惯揭人秘密。我开始质疑写作此书的初衷。
“你没看到老太太女儿那么真诚，毫不防备，有太多话想说。”小凤说。是的，她们信赖远道而来的两个女子。而我们除了留下一些文字，没有任何能力为她们做点什么。可以想象，当我们离开老太太家，离开村子，她们会有适度的想念，想念我们曾经带给她们的少许新奇，面上的友善，以及她们永远无法企及的某些东西。老太太会在我们离开之后，回到房间，整理被我们打乱的生活，她会拿起我们当做废纸丢掉的两张在南京用过的电影票，也许会夹到她那本佛经里，偶尔想起时，拿出来看一看。
耳边一直响起爱琴的声音，“不能说，不能说这件事，全身痛，刀割，刀割一样。”我在暗里地淌下泪，翻身之际，忽听小东说，“我们真无耻。”鼻音很重，她在哽咽。
第二天，我没有去爱琴家，清早出发，我去了村部那边的小学，“全村35个村民组全部修筑了砂石路基的村组公路，村内实现公路小循环，通车总里程20.5公里，交通十分便利。”资料告诉告诉我，这里有一条路可以通向外面的世界，待我步行两个小时回到这个村子时，我看到爱琴屋里亮起了灯。
离开村子几个月，我依然沉浸其中，我想不明白很多事，比如爱琴为什么不出去打工，有独立的生活。记得那次吃饭时，她也跟我说起一嘴，说她整理包裹到了潜山火车站，远在天津的丈夫不知从哪得到的消息，打爱琴电话，爱琴掐了。待爱琴临出检票处时，丈夫却出现在眼前，拖着爱琴让她回家。
“他根本没有在天津，都是编的谎话。”爱琴由此不再相信丈夫的话。可是，丈夫既然不再回来，也不再要这个屋子里的女人，又为什么不给她自由？
爱琴给我看过一条短信，丈夫不久前发给她的，那天她生日。
短信说，“身体一直不好，前几天去医院检查，肺部还有积水，怕传染，暂时不回来，等好一点再看。家里缺少什么跟我说一声，我让陈东海带回来。”陈东海是他们村的私营面包车司机，每天五点半从村子出发到县城，下午四点半从县城出发回到村子，是连接乡村跟城市唯一通道。
我问爱琴，“你给他回信了吗？”
爱琴摇摇头，“都是谎话，我不相信他了。”
丈夫短信说：“家里缺少什么跟我说一声”——虽是夫妻，他不一定知道爱琴需要什么，即便知道，他也避而不谈，他根本没有能力给予，作为男人，他活得很累，无论蜷缩县城，还是奔波在省城，抑或远在北方他乡，他只是一尊泥塑的身子，汪洋大海之中，他渡不了自己，遑论爱琴。
海玉：神婆，救救我的孩子。
“我不是心甘情愿留在家里的，如果你写的是先进什么的，我可不合适。”36岁的海玉身子结实，皮肤白净，繁杂的农活没有在她身上留下太多的印记，一双手伸出来，除了贴着橡皮膏的几处，依然保持丰润。刚洗了头，披散下来，刚好够到肩膀，见到我一头烫卷了的头发，她眼底有羡慕，悄悄跟我说，她也在养长发，也想卷成我这样的，“不过很像方便面，细细的卷起来，很好看。”我到她家来做客纯属偶然，当时我正在一个山弯闲逛，贵州大山里，有很多我不熟悉的草，出发去那边之前，我曾经跟一位学植物的朋友请教了这方面的知识，西南山区那些树木花草比较多。我甚至还买了一本植物方面的书，试图记住一些花草，以便到了山里用得着——主要是我很怕蛇。在路边小摊吃了一碗粉，我上了一条崎岖的山路，想拍一点奇奇怪怪的野草，海玉来了，很焦灼的样子，一只篮子挎在手腕上，正拿了剪子在找什么，出于好奇，我跟她攀谈起来，才得知她在寻找苦蒿，我问她是不是要剪回去烧着吃。海玉显得有些奇怪，“你说苦蒿？这野草，没人吃，苦得很。”
她在这里剪了苦蒿去是当做药材，另外还得去地头抽一些苦竹心来——贵州大山给我的印象，很神秘，每一个人都身怀绝技，尤其在草药应用方面，“黔地无闲草”。想起前年到贵阳下属熄峰县一个乡村，吃过晚饭，坐着跟一个三十四五岁的女子聊天，她丈夫起房子时被压死了，她带着三个孩子寡居在家。我们坐在屋檐下闲聊，急急地来了几个人，说孩子一直哭，不吃奶，让她给看看。是个小男孩，大约六个月的样子，胖乎乎的身子。她拿出一把椅子，从屋子里拿出一根白色的带子，长长地缠绕成一个线团，有一小杯白酒，还有几片干枯的艾草叶子。准备就绪后，她把孩子仰着平放到腿上，一双手开始在小孩肚子上来回揉搓，打圈，看着像是没有规律，其实有讲究。孩子大声地哭着，她一会儿在孩子肚脐眼处揉搓，一会儿在孩子胸口打圈，这样的动作连续不断大约持续了二十多分钟之后，便拿起白带子，从孩子身子底下穿过，慢慢地一圈一圈缠绕着，一直到把孩子整个肚子都缠紧了，再把孩子的身子翻过来，在腰际处揉搓一番。解开带子，把孩子翻过来，含了一口白酒，对着孩子的肚子喷起来，又用手在孩子肚子上拿捏，类似于盲人推拿的手势，持续七八分钟之后，孩子的哭声渐渐稀薄，慢慢地似乎睡了过去。她把孩子抱起来，还给孩子妈妈，又拿了那几片干枯的艾草，交代，明天夜里十二点整，拿这叶子煎水给孩子肚子上涂抹便可。孩子妈妈千恩万谢，抱着孩子试图给喂奶，孩子吧唧吧唧便喝上了奶，大家都很开心，我只觉神奇，孩子妈妈掏出钱来要给女子，女子笑笑推脱了，没有要。
问明白了说这一套功夫是女子父亲传给她的，平时她不太用，“人家都生了五个娃儿，这幺儿是男娃，舍不得。”又问怎么不拿这个医术赚钱，她告诉我说，这是救人命的，不能拿这个赚钱。再说，给人看病自己很伤元气，父亲只传给了她，她不能因此把命给丢了。
海玉今年36岁，四个孩子，大女儿14岁二女儿12岁在镇上读六年级五年级，第三个男娃，10岁，三年级，最小一个是女儿。说到最小的女儿，海玉说，“不知怎么就怀上了，不想去医院，怕花钱嘛，便生了。”这样的理论，我听了真是要感慨。
患病的是儿子，二十多天前不知什么原因，在教室里昏倒了，海玉骑了自行车赶到学校。只见儿子嘴唇发乌，眼皮往上翻，露出白眼珠，双手冰冷，她吓坏了，赶紧送到镇上医院，被告知急病，得送县医院，县医院诊断说是急性脑膜炎。
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吃药，挂水，脑膜炎的症状基本消失，孩子也基本恢复了正常，胃口也渐渐好起来，这期间，远在浙江打工的丈夫汇款回来，四千多块钱，远远不够，海玉手忙脚乱之际，对着手机就吼，“你这点钱，能顶球用！”挂了电话，海玉搂着儿子就哭，想想丈夫离家打工，每个月也不过赚了两千来块钱，他得多节约才能每月寄回一千五百块钱啊。丈夫在一个工地做工，因为没有技术，基本以打零工为主，这四千块钱定丈夫向包工头先预支了汇到家里给儿子看病。手机响起来，海玉看号码是丈夫的，接了，声音却变得很温柔，问老公最近吃饭好不好，中暑了有没有去看医生，不要惦记家里，说着说着便又要抽泣。丈夫很想回来，海玉也很希望他能回来，可是工程赶得紧，夫妻俩都怕人一走，他的活儿便丢了，再去找份工作又得耽搁时间。对于一个贫寒家庭来说，充足的时间加上健康的身体组合起来便是活命的钱。
出院前，海玉回家了一趟，家里实在没处筹钱了，婆婆从箱底翻出一个布包，这点钱都是平时自己在山上地里刨点草药卖了存下来的。海玉知道这钱是婆婆留着给自己，以应付急用。海玉从没想到要跟婆婆伸手，这么些年来，海玉明白婆婆不容易，公公去世之后，家里欠了不少债务，婆婆硬是自己积攒了一部分钱，交给海玉夫妻，让他们还债。母亲早亡，对海玉来说，婆婆就是自己的娘。婆媳感情很好，海玉每次都跟丈夫说，等我们家好起来我们要对妈妈好，不要她操心，可是，这个“好起来以后”总是来得缓慢。
海玉推脱一下便接住了，数一数，有一千来块，一百块一张，五十块四张，二十块七张，十块的三十二张，其余的都是五块、一块，还有五角、一角的。海玉拿一张纸，把钱的数额记下来。到医院付钱时，她有些不好意思，只有穷人家才会以这样的形式支付医药费，等她满脸是汗数清楚，排在后面的人开始嘟囔了，“快点咯。”“我们要结账，快点咯。”
孩子接回来当天，村里好多人都来问候，这让海玉“村子里的人都关心我们家，有的给拿几个鸡蛋，有的拿粉，还有的塞给我五块十块钱。”海玉说对于这些热心人的心意，她都一一收下了，待到晚上，海玉拿出本子记录那些心意，“马成英五块钱。”“钱群蓝5个鸡蛋。”海玉说，等她家情况好一点之后，她都要去回报他们的。
我跟着海玉到了她家，虽然我对她家的大致情状有所猜测，等我到她家门口时，还是吃了一惊，黄泥糊起来的外墙，风雨侵袭之下，斑驳着露出了石头、稻草，有几个地方糊上了水泥，还有沥青，“老公有一年回来，在县城跟人要了一点回来，补补墙。”盖着的黑瓦屋顶中夹杂着红的灰的瓦片，有几处用几段粗壮的毛竹压着，整个屋子仿佛就要倒下。
进入屋内，除了几把椅子一张吃饭的桌子，几乎找不出别的家什，有一台电视机却是新的，“就看看天气预报，看浙江那边的天气预报，别的台收不到。”婆婆见到我这个陌生人，露出惊异的神色，用土话问海玉，海玉说我是谁家的亲戚，过来串门旅游，顺便来玩玩。婆婆对我露出了笑，只剩下两颗牙齿，弱小的婆婆端着一碗水进了里间。里间是一张床，躺着海玉的儿子，自从出院之后，娃儿时不时地呕吐，一会儿发热，一会儿发冷。后来又去过村里医疗站，也到过镇上，检查后没发觉异常。可是娃儿没有胃口，不吃饭，一家人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姑姑带了口信，已经给找了神婆，让海玉准备好几样物品，“一定是家里不干净嘛，不然怎么会这样。”
神婆需要这些物品：苦蒿二两，苦竹心十几根，三个土鸡蛋，一个银器，戒指或者手镯都行，一撮属兔男娃的头发，二两白酒，半斤米，三根香，十来张黄纸。
我跟着海玉下了山坡，去一户人家取头发，为了找个属兔的男娃，问了很多人家，好不容易打听到一个，却在学校，那户人家到学校去剪来头发，海玉赶紧要去取回来。三个土鸡蛋容易，家里养了十多只鸡，每天都能下七八个蛋（舍不得吃，等丈夫回来时给他补身子，可是过去一年，等他回来时，鸡蛋已经坏了，婆婆舍不得丢掉，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