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期盼的名言能有丰收的微信名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16-02-19 02:46 标签： 年年丰收打一城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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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羊年的最后一天，从明儿起就到了猴年了。
我老家那边有个老规矩，正月初一（春节）不能劳累，如果一个人在这样一个狂欢时刻还是很忙（无论忙工作还是学习还是其他什么事），都预示着接下来的一年他将非常劳累，常年如此就是劳碌命。所以在这放松的过年时节，不如发散性地闲聊一些感想。
春节是酝酿乡愁的时刻，是坐实家本位的载体。多少年来，始终有人认为是春节晚会起了这种凝聚作用，其实不然，到如今春晚的去留有无已无足轻重，但春运搅动起来的人口流动大潮始终澎湃如昨。
前几年有部片子叫《舌尖上的中国》，第一部中有一集讲过年的，天南海北的几个故事，最后收尾到年夜饭。不管怎么煽情，争议多大，它道出了中国人的生存逻辑。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为什么不管是金融危机初起之时冷若冰霜的2009年春节，还是如今所谓去产能新常态下的2016年春节，所有人还是高高兴兴打起背包回家过年？这就叫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是一种充满韧性和期待的活法。这是家本位的传统。
商鞅变法开始，致力于拆散大家族，一家之内有两个以上男子的都要分家，父子兄弟不得同居一处。这就是要推动建立核心家庭为主的社会结构嘛。可是枝繁叶茂、家大业大的家族在厉害上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统治集团基于理想状态所做的顶层设计——上层立嫡立长和底层诸子均分，始终不得其法。任凭权力的上层结构如何打压，社会的底层始终基于家本位之上形成适度规模的自发联合（家族、宗族）。
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在这一点上都是把家族、宗族作为靶子反复拉出来批判、鞭尸的。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说法，给中国共产党对待家族、宗族的态度定了调子，他说：“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于是，无论《大红灯笼高高挂》还是《青青河边草》，无论是走惊悚路线还是扮清新风格，家族、宗族结构被认定为一切罪恶的源头，阴险顽固的族长、毫无人性的浸猪笼成为此类戏码的标配。
事实恐怕并非如此。这种基于家本位的衍生性结构，提供了七分束缚的同时，也提供了三分保护，至少是剧烈动荡的现代冲击的某种缓冲和过渡地带。既称不上温情脉脉，却也不至于那么残酷无情。
这种抹黑，如同将北方、南方不同区域的地主与佃农的关系一刀切、认定二者矛盾十分剧烈尖锐一样，是存在极大误导的。
独生子女政策给中国家本位的社会结构，施加了十分怪异的外生影响。一方面是家庭的核心化（三口之家）越来越普遍，另一方面则由于男女双方都成为独子（女），导致双方上一代家庭因溺爱之故而撤手的时机越发延后，形成一种若即若离、半独立半依附、飘忽不定的新核心家庭。
我几年前曾与同事一道在上海郊区金山调研，住在一户农民家里。他家在过年时还是要和亲兄弟一起过，因为老母尚在。实际上这种情况如今在城市中都已经非常少见了。前几天看劳动报有一则消息说，申城居民改变习惯去郊区农村过春节了。报道里对这种“工农联盟”式过年举了几个例子：
黄浦区中华路某小区一位姓顾的退休工人，他打算小年夜起家中就仅留“铁将军”把门，自己当仁不让地作为领队，率领大家庭12口人，浩浩荡荡“开进”浦江镇建岗村的外甥府上。而其外甥，于去年刚建造好的“三上三下”楼房的青年农民季某，近日对笔者说道：“舅舅家人口多，房子又不是那么宽敞，一到过年更是拥挤得不得了，面对这一情况，元旦后的第五天，我就主动发出邀请，请他全家来我这儿过年，反正他们会将各种年货全都带来，几户人家一同过年，更加热闹开心。”
肖岗村一位姓徐的中年妇女激动地告诉笔者：“我那居住在广东路上的姨母一家9口人，今年可能是三十年来头一次来我家过年，她预先给了我4800元钞票作为过年的费用，我不收，她硬是要我收下。她说‘如果在市区自己家中过年，还会大大超过这个数字的开支’。”
这两个例子的有意思之处在于，舅舅到外甥家、姨母到外甥女家过年，且拖家带口，费用更算得清清楚楚。看上去更像是一种互利共赢、各取所需的新型度假方式。
在传统社会，哪些人在一起过年是很讲究的，现在则比较随意，可以在家过，可以出国去过，可以和父母过，还可以和兄弟姐妹过，甚至可以和舅舅姨母一起过，大家族式的大团圆趋于消解。这背后的家族结构、城乡结构变迁，远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
过年是一个过程，“年”本身是一个客观的时间计量单位，但被设定为某个时点，等待人们用一定的仪式去“通过”和纪念，这就是主观的时间意识。所以，年是人为框定的一个节点，掐头去尾，把无意义的自然时间流逝，横截面地赋予了意义。春节，不就是辛亥革命后新政府硬造出来的嘛，而且同时还规定了夏节（端午）、秋节（中秋）、冬节（冬至），最后人们认可的只有春节。
北方把腊月二十三称为小年，从那时起，就进入了过年的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性质，就是虽未正式达到“年味儿”的高潮，但是每一天都在逼近它、向它靠拢。过渡的目的和终点是为了高潮，年夜就是高潮，元宵则是一唱三叹的又一个高峰，是狂欢的收尾。这种盼望过年的急切心态，正如五十年代毛批评周的“由新民主主义逐渐走向社会主义”。他发牢骚说：“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
既然年关是一个门槛、关口，是人为设计并赋予意义的时间节点。总结和反思就是必不可少的，何况为了过年，前前后后在时间空间上做了足够的准备和铺垫。国家领导人的总结，类似年会上的老总讲话，其实主要体现在元旦的贺词。春节这个当口儿，形式要轻松许多，这叫团拜会。团拜活动，古代就有，宋以后尤甚。皇帝请大臣们吃年夜饭、吃烧烤，每个人谈理想谈体会，互致新年问候。官方的团拜会是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民间的走亲串友式拜年，则是群居性社会的一种人际交往方式。
过年放鞭炮的传统，本为蒙昧时代的人们驱邪赶鬼以作心理慰藉，慢慢地变成一种情绪释放和游戏的民俗。上世纪90年代，全国多个城市春节期间禁放烟花爆竹。2006年前后又有一波解禁潮，由禁放改成了限放，打着尊重民俗的旗号。实际上，至少在城市中，喧嚣了一年的人们，倒并不期待“爆竹声中一岁除”，没有雾霾的岁月静好怕是更令其向往。今年的上海全面执行外环线以内区域禁放烟花爆竹，措辞之严可谓是空前了，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
《上海通志》民俗卷中讲到上海的过年习俗，有一段很有意思，我录之如下：
民国建后，改公历纪年，民众仍以春节为新年。无论华界、租界，各行业均歇业4天。正月初一凌晨，开门举爆竹三声，20世纪60-70年代几无人燃放，80年代起，零时城乡各家爆竹、鞭炮、烟火声持续半小时许，境况远甚于50年代前。信众凌晨至龙华寺、静安寺、法华寺或附近寺庙进头香，50年代起少见，60-70年代绝迹，80年代后期起又盛，除夕子夜守候在寺庙，人满为患。
上述引文中对50年代、60-70年代、80年代以后诸多民俗风尚平淡描述和切换的背后，是政治状况、时代精神和社会心理的巨大嬗变。文化、风俗，就是这么奇怪。有些事情，说翻篇儿也就翻篇儿了；有些事情，你无论怎么强制变迁，最后的结果只是翻来覆去地翻烧饼，徒劳而已。
作者：曹东勃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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