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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传销三十年：北派与南派 从爽安康到1040阳光工程
传销界习惯根据地域的不同分为南派和北派，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睡地铺、是否打人。2008年广西北海的一次会议上，丁耀华提出了“负面调控论”，使得传销的洗脑理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
　　打地铺与进小区
　　由于南派和北派互相交叉严重，易铁更愿意用“净衣帮”和“污衣帮”来形容这两个派别。
　　日，广东警方成功捣毁犯罪窝点七十余个，侦破“1040阳光工程”“黄金国际EGC”“赛比安”等系列网络传销案件五十余宗。（视觉中国/图）
　　1998年的一纸禁令将传销赶到了地下，公安部门数十年来也从未停止打击，一场旷日持久的猫鼠游戏从此上演。
　　传销行业里首个“教父级”人物，也正是在那时出现。
　　1997年4月，台湾人郑永森、李佩瑜夫妇以台湾华渝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义，在湖南长沙高新技术开发区成立了华良（长沙）实业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海豹油等产品，并进行传销活动。华良接盘了爽安康，成为当时风头无两的传销骗局。
　　公安部门很快出手，根据当时公安机关的通告，该案的传销窝点遍及全国25个省份的75个城市，18个月内搜刮传销资金达到2.9亿元，受骗群众达二十多万人，该案被列入“2001年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十大经济犯罪案件”，并由公安部挂牌督办。
　　遗憾的是，郑永森夫妇未能归案。此后又传出，郑永森利用赃款在太平洋岛国帕劳购置房产，并成为该国政府经济顾问。
　　天问自称是郑永森的朋友，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此传言可信度很高。郑永森在政策高压之下火中取栗，最后又能全身而退，并且从华良体系里出来的“高管”在此后的传销江湖里又扮演着重要角色。郑被不少传销的老江湖视为“教父级”的人物。
　　传销被禁止之后，一批涉入尚浅的人开始反思，离开或被家人劝离这个行业。易铁在做传销研究和反传工作时，发现这些人的思考方式往往比较简单，适应社会的能力也比较弱，他把这群人称作是“传销难民”。
　　经常性的，这些传销难民过了一段无所事事的日子后，只能重新寻找传销组织做回老本行。那个时候，早期的传销老窝点被反复打击清理，他们开始流向新的地方。
　　将这些人称为“难民”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从事传销时，往往居住在小城市城乡接合部的廉价民房里，过着打地铺、吃大锅饭的“苦日子”。这一传统保持至今，传销界内部美其名曰“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随着相对高收入、高学历、高智商人群的加入，传统的“丐帮式”生活也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尤其是南方的一些传销派别，告别地铺，进入了小区。不过在北方，传销界依然保留睡地铺的传统。
　　传销界习惯根据地域的不同分为南派和北派，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睡地铺、是否打人。但由于南派和北派互相交叉严重，易铁更愿意用“净衣帮”和“污衣帮”来形容这两个派别，净衣帮指住小区、不打人的派别，污衣帮则指睡地铺、有暴力倾向的派别。
　　净衣帮和污衣帮的分化大概从2007年前后形成。一直到今日，这两派的老江湖们还经常争吵着谁更正宗。不过，在易铁看来，从传销系统发展来看，大部分的传销套路、洗脑套路，是从净衣帮里产生。
　　话术套路
　　底层人员打鸡血，每天在课堂分享上感受着成功迷梦；中层人员装气质，固定的时间接见前来学习的人员；高层人员秀财富，成为财富神话的主角。
　　2005年8月，国务院发布《禁止传销条例》和《直销管理条例》，再次明确传销活动在我国的非法性质，并为传销行为做了定义，明确了查处措施和法律责任。2009年2月，又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写入《刑法修正案（七）》。
　　事实上，自从1998年被禁止之后，传销行业就进入了一段漫长的“理论危机”期。传销组织者需要苦口婆心地解释和美化这个行业，各种“洗脑”的话术和套路在那时酝酿出来，暴力传销的形式也开始有了苗头——实在说不通了，就打。
　　“净衣帮也有打人的，但是很少，他们会盯着你，跟着你，从精神上压迫你，让你学习。”易铁说，“不过，如果你实在学习不了的话，他们也会把你放走。”
　　根据易铁的观察，到了2008年，上述危机得到了解决，这与丁耀华、曾培淦这两个人的出现不无关系。
　　易铁称，与普通的传销者不同，这两个人理论素养较高，总是能找出说辞来化解质疑。根据公开资料，这两个人也都有着各类研究院院长、协会会长的假头衔。
　　比如，2008年广西北海的一次会议上，丁耀华提出了“负面调控论”，使得传销的洗脑理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所谓“负面调控论”是说国家之所以让媒体曝光、让公安部门打击传销，实际上是在暗中保护这个行业，担心这个行业发展太快，13亿中国人不够用。
　　曾培淦已经在几年前去世，但是依然可以从网络上找到他的一些演讲视频。他习惯戴着一副金框眼镜，穿着白色T恤，从国家政策的角度，诸如北部湾开发、“1040阳光工程”、西部大开发等，来解释他们所编织的传销迷梦。
　　“这种营销方式在政府文件里是没有的，如果有，就不会轮到我们来做了。”他曾在广西北海的一次宴会上说，“我们的方式，在世界经济史上是有先例的。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南方农场主把社会上闲散的资金有序地集合起来，度过了战争创伤；二战后的日本面对巨额战争赔款，民众在政府的号召下，将自己的财产变现支持战后恢复，用这笔钱迎来了今天的腾飞。”
　　易铁曾接触过大量的传销头目，他发现在传销这个行业里，各类“老油条”已经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他们会到处交流学习，将自己学到的理论说辞带回自己的团队。丁耀华的“负面调控论”就是这样在传销界里流传开来的。
　　2008年前后，传统的异地传销体系大多改头换面，他们打着慈善、保健品、资本运作、国家政策、电子商务、互联网科技等各种名义，去拉人头，发展下线。这个时候的传销，已经很少能够看到实物，所传播的就是“财富梦想”。
　　传销人群的特性也开始形成。底层人员打鸡血，每天在课堂分享上感受着成功迷梦；中层人员装气质，固定的时间，在自己的屋子里礼貌地接见前来学习的人员，为他们传递成功的经验；高层人员秀财富，他们住高档酒店，穿着名牌西服，成为一个个财富神话的主角。
　　易铁将传销人群从上至下分成四层，第一层是金字塔顶端的人，他们知道整个骗局的一切，是财富的最后收割者；他们把骗局的80%告诉第二层的人——传销江湖的老手，让他们为自己摇旗呐喊并获得财富，第二层人很有可能在日后重新开盘时，晋升为第一层人；第三层的人知道骗局的一半，他们曾经做过传销，但被第二层的人洗脑，依然相信这是一个可以赚钱的行业；最底层的则是“傻人圈”，相信自己做的是一个伟大而有前途的行业，并且极易被煽动。
　　网络传销新变种
　　新型的传销变种由于不限制人身自由，多在网络上进行，那些起初的受害者更容易变成组织者。
　　最近几年，随着智能手机、网络社交平台的发达，新的网络传销开始崛起，并且与传统的异地传销两分天下。异地传销奉为圭臬的五级三阶制和洗脑手法，在这里都被弃用，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奖励体制和洗脑话术。
　　与传统异地传销不同，近两年爆出的3M、维卡币、中券资本、善心汇、亚欧币等传销新变种的代表，周期更短，涉及金额更大。
　　根据公安部门的通报，在中券资本传销骗局中，一年多的时间就发展了二十多万会员，吸收传销资金四十多亿；在亚欧币的传销骗局里，10个月的时间，就吸收资金40个亿，发展会员5万人。
　　而传统的异地传销，一个盘子可以维持几年，甚至十几年，如假天狮就存在了十几年。
　　8月7日下午，陈龙考察的那个项目就是这类传销。这个传销界的老江湖有自己的团队和人脉，虽然他已经将从异地传销里赚来的钱洗白，但还是希望在这种新兴的传销盘中做几笔“短线交易”，然后抽身走人。
　　这个时期的传销江湖，也有新的教父出现。中券资本的操盘手王思禹曾是传销界的新星，目前已被警方控制。王思禹背后的教父则是一个叫郭建的人。
　　根据常德警方的介绍，王思禹从境外传销组织“新亚洲集团”引进中券资本，新亚洲集团的幕后老板是“传销大亨”郭建。二十多年前郭建从大陆去泰国开展传销事业，其人非常狡猾，从不在公开场合露面，所以只闻其名，不见其人。近年来，中国大陆很多打着境外公司招牌的传销项目，背后多是郭建一手策划操作的。
　　警方通报称，2015年12月以来，“新亚洲集团”先后推出中券资本、国盟资本、DB科融证券、诺亚方舟、精准策略等6个项目，在国内建立了二十多个大的传销团队，发展会员五十多万人，涉及全国25个省份，收取传销资金一百多亿元，有六十多亿通过地下钱庄流向境外。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型的网络传销在国内也已形成成熟的产业链。通过百度搜索“3M软件系统”“互助盘直销系统”等关键词，便可见置顶的竞价排名广告，售卖的是一系列专业的传销系统管理软件——“会员管理平台”“资金分配平台”等，售价在5000元至35000元不等，每年会定期收一千五百多元的系统维护费。传销团队使用这些软件后，只需造势、拉人头即可从事传销业务。
　　2016年7月，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新型网络传销——微传销在我国的发展、危害及防治研究》，认为这是2013年以后传销的主要形式。报告中写道，这种新型网络传销无实体项目支撑、无明确投资标的、无实体机构，以高收益、低门槛、快回报为诱饵，靠不断发展新的投资者实现虚高利润。
　　该报告作者、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武长海副教授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微传销涉及的金额和人数非常巨大，“这种传销没有根据地，上下线的联系都通过社交平台，如果没有人主动报案的话，很难发现”。
　　更令武长海担忧的是，这种新型的传销变种由于不限制人身自由，多在网络上进行，那些起初的受害者更容易变成组织者。他接触的一些受害者跟他说，以前算交了学费，但“认可这是一种挣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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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中江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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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销分为“北派”和“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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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喊打的传销骗术日渐进级。《经济参考报》记者多地查询拜访发明，近年来，在“拉人头”、周密节制人身自由、强迫洗脑、施加暴力等传统手腕以外，传销开端借助收集完成信息化，与不法集资、欺骗等错综交错，犯法运动复合化，传销职员结构变得高学历、年青化，触及金额宏大，发明和查处的难度增长，必要惹起相干部门的鉴戒。
　　收集传销敏捷舒展
　　近年来，跟着互联网利用日趋普遍，收集传销开端浩繁。“电子商务”、“收集直销”、“投资理财”、“私募基金”、“网游红利”、“本钱运作”、“股权投资”、“网上培训”等收集传销形式多种多样，这成为近年来传销新动向中最主要的特性。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商局相干负责人先容，传销构造以收集传销取代什物传销，以“一日游”、看房贩卖取代会合洗脑，以现金生意业务取代银行还账，以正当公司身份掩饰不法传销。
　　据广西相干部门先容，此前在桂林发明，有一个以收集为载体的涉传构造，后盾服务器在国外，根本无奈取证；在南宁，一些传销构造为了成长下线，专门派一批年青男子泡在网吧，以谈恋爱等为托言，找各类来由欺骗对方来会晤，而后实行洗脑、监督和人身节制等，迫使其参加传销构造。
　　记者采访发明，近年来收集传销开端浩繁，而且具有如下特性：
　　一是舒展敏捷，大要案多发。专家表现，传销信息依靠互联网和微博、微信、QQ等交际平台，在收集空间普遍分散，传销运动得以疾速舒展，短时间内裹挟巨额资金、触及浩繁介入职员，涉及天下，社会迫害重大。2016年公安机关查处亿元以上案件就有30余起，部门案件触及天下多个省区市。
　　二是名目繁多，困惑性强。官方反传人士（“中国官方反传销协会会长”）李旭先容，不法分子打着“虚拟货币”、“金融互助”、“微商”、“爱心慈善”等幌子从事收集传销犯法，大多以“金融创新”为噱头，曲解利用“区块链技术”、“数字资产”、“电子商务”、“微信营销”等观点混淆黑白，惹人受骗。
　　三是成长下线加倍方便。反传销人士先容，收集传销多以许以高额报答，在大众介入早期每每赐与必定返利，制作“红利”假象，组成较大引诱力，以勾引更多职员参加并继承成长下线。在流传办法上，以往传销运动根本都是“杀熟”，即重视从“五同”（同窗、同亲、同宗等）动手，近年来借助求职、婚恋网站或微信等平台，以找事情、谈恋爱的名义收回邀约，再慢慢实行洗脑――这成为如今收集成长“下线”的紧张手腕。
　　恰是因为收集的方便性、虚拟性，近年来触及收集传销的人数敏捷增长。依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和中国反传销协会等结合编撰的《2010中国收集传销查询拜访报告》，2010年介入收集传销的职员跨越4000万。2016年7月，中国政法大学本钱金融研究院宣布中国首份“微传销”研究报告《新型收集传销》，守旧估量，经由过程微信、QQ、陌陌等发生的传销运动介入职员万万人以上。
　　多种犯法错综交错
　　记者克日采访北京、山东、河南、河北、深圳等地数十位受益人和投资者家眷了解到，一个以高科技产品为幌子，经由过程传销手腕在天下范围内从事金融欺骗、不法集资的团伙曾经存在很长期，触及金额异常大。因为传销团伙利用交际媒体停止虚伪鼓吹，构造流传，迫害性强，范围广，曾经形成许多人的多年蓄积毁于一旦，多个家庭支离破碎，组成极大的社会不稳定身分。
　　记者深刻查询拜访了解到，这个团伙鼓吹的系列高科技产品并没有相干实业支持，传播鼓吹的收益率高得惊人，然则报答许诺还没有兑现，公司外部具有层级显著的构造架构，经由过程拉人和提成，组成上下线干系，在天下范围内不法集资，形成投资人动辄上万万的资产被骗。
　　工商部门事情职员奉告记者，近年来传销运动日趋复合化，从事传销违法运动的同时，伴生着不法集资、欺骗、捏造当局公牍、教授犯法办法等违法犯法运动，传销与其余犯法情势复合化趋向显著。
　　前不久，公安机关依法对“善心汇”展开袭击查处事情。2016年5月以来，犯法嫌疑人张天明等人经由过程“深圳市善心汇文化流传有限公司”，以高收益为引诱，经由过程微博、微信等互联网渠道停止鼓吹，鼎力大举成长“会员”展开传销运动，欺骗巨额财物。“救济”金额数百亿元，成长“会员”500多万名，散布天下31个省市区。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晓兵先容，从实行办法和收益办法上看，“善心汇”具有不法集资和传销的两重特性。
　　“近年来，不法传销与不法集资等犯法手腕交错，社会迫害性宏大。”一名下层公安干警说，一些传销职员以投资为名，经由过程入门费和投资返利的办法运作，请求参加者交纳用度得到入门资历，并依照必定顺序组成层级、间接或间接以成长职员的数目作为计酬或返利依据，勾引参加者继承成长别人参加，欺骗财物。“这类传销和其余犯法情势复合化的偏向，每每触及金额宏大，社会迫害宏大，查处难度宏大。”
　　高学历年青化趋向显著
　　记者采访发明，在传销职员结构上加倍繁杂，高学历、年青化趋向显著。与此同时，许多传销构造加倍周密，重大影响社会大众次序。
　　反传销人士蒋德胜奉告记者，今朝传销职员的组成更趋繁杂，传销步队呈现出高学历、年青化的特色，一些大学生、退伍军人参加传销构造并成为主干，社会迫害性增大。
　　“从我在京津冀地域看到的环境看，如今参加传销运动的职员中，18岁到28岁的占大多数，年青化趋向愈来愈显著。这些年青人大多是被同窗或许亲戚以打工、失业、经商、办公司等名义骗来，他们急于找事情，完成本身代价，极易受骗受骗。”蒋德胜说。
　　同时，传销的构造情势更趋周密，严厉履行上下级之间的复线接洽，构造者和上线每每暗藏幕后，机密遥控批示。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相干负责人先容，许多传销构造线下运动呈现了很多变种，呈现非典型特性，给袭击事情带来很大困扰。
作者：不详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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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派传销和北派传销都属于异地传销（异地邀约，把人从甲地骗到乙地，封闭或者半封闭式洗脑），都利用传销的惯用制度五级三阶（晋）制为制度，通过购买商品或者投资份额取得加入资格（入门费），运用几何倍增原理发展下线组成上下线层级关系；层层返利形成多
南派传销和北派传销都属于异地传销（异地邀约，把人从甲地骗到乙地，封闭或者半封闭式洗脑），都利用传销的惯用制度“五级三阶（晋）制为制度，通过购买商品或者投资份额取得加入资格（入门费），运用几何倍增原理发展下线组成上下线层级关系；层层返利形成多层次计酬。这两种传销模式完全具备传销的特征，是《禁止传销条例》严令禁止的。北派传销属于异地传销的初级版，南派传销属于异地传销的升级版。这两派传销，并不是严格按地域划分的，主要是操作模式上有很大的区别。北派传销打着“直销”、“网络营销”、“人际网络”“中国绿色商会商务资本运作”等旗号，属于低端传销，上当受骗的人年龄较小，层次比较低，20岁左右的年轻人居多，毕业或者未毕业的大学生占有很大的比例。主要特征是异地邀约，吃大锅饭、睡地铺，一个家住10多个人，集中上课，以磨砺意志为假象，条件比较艰苦。有的组织有控制手机、非法拘禁等限制自由的情况。以“三商法”、“五级三阶制”（有的叫六级四晋制或日式级差制及其类似的制度，代表制度有出局制、超越制、回归制等）为制度，上线款（入门费）主要有2900元和3900元不等。一般假冒一家公司，以卖化妆品或者保健品为名，实际上产品只是一个道具，都是一些三无产品或者根本无产品，传销组织名称比较杂乱。现在北派传销受南派“资本运作”高端传销影响，洗脑手段升级，传销理论向南派学习，投资金额也越来越大，从最初的投资几千元到数万元不等（投资一套2900元或者3900元不等，鼓吹多投资多回报，有的投资10套，或者15套，甚至更多）。北派传销最初发源地在东北一带，由传销鼻祖辽宁鞍山人杨玉勇在98年禁止传销后发展到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后来逐渐裂变，很多网头开始挑旗单干，将北派传销扩散到全国各地。南派传销打着“连锁销售”、“自愿连锁经营业”、“纯资本运作”、“商会商务运作”、“民间互助理财”“资本孵化”“富民工程”等旗号，属于异地传销的升级版，参与者以三四十岁有独立经济能力的人为主，很多高端人群深陷其中，有退休教授、博士、海龟、研究生、甚至退休干部，很多沿海一带的老板和富人也卷入了这场金钱的游戏，当然有些相对低端的体系参与者也不乏农民、打工者、大学生。南派传销的主要特征是以考察项目、包工程、旅游探亲为名把新人骗到外地，然后以串门拜访为由一对一洗脑，来去自由，吃住条件好，有一句稍显夸张的话叫“北派打地铺，南派住别墅”，南派由于参与的人层次较高，经济能力较好，一般租住高档小区，家庭式居住，每个家庭住的人比较少，有的高端体系规定每个家庭住两三个，就是低端体系也要求不能超过六七个人。南派传销也是以传销惯用制度“五级三阶（晋）制”为制度，投资1份3800元到21份69800元甚至更多，投资金额越来越大。南派传销由最初的“连锁销售”挂靠一家虚拟的公司卖产品为名，到“纯资本运作”打着“虚拟经济”的旗号不讲公司和产品，传销的一个新动向，这种金融传销损失更大，有的都投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确实触目惊心。传销已不再仅仅是穷人玩的游戏，正在向高层次、高智商、高学历、高投入方面发展，值得我们全社会关注。南派传销打着“西部开发”、“北部湾开发”、“中部崛起”“环渤海湾经济圈”“京津冀一体化”“兴边富民工程”等旗号，以“国家项目”、“国家暗中支持”为幌子，传销理论更完善，印刷了很多非法出版物、光盘等，编造国家领导人讲话，甚至红头文件为“行业正名”，更具有欺骗性和迷惑性。南派传销发源地最初在广西来宾、玉林、南宁、北海一带，后来扩散到云贵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陕西、河南等省，现在南宁、北海、合肥、贵阳、长沙、南京、武汉、昆明、西安、成都等地都成为这种传销的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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