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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供求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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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供求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官方公共微信从教育产品的融合属性看政府投资教育的理论依据与政策选择-牛bb文章网
从教育产品的融合属性看政府投资教育的理论依据与政策选择
教育投资，也称教育资源、教育投入、教育经济条件，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根据教育事业发展的要求，投入教育领域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它投入教育领域中用于培养不同熟练程度的后备劳动力和各种专门人才，以及提高人的劳动能力的人力和物力的货币表现。这里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教育投资是投入教育领域，而非其他领域的人力和物力的货币表现，第二，教育投资的目的在于培养和提高人的劳动能力。教育投资来源是多方面、多渠道、多主体的，主要包括政府投资、社会投资、企业及民间资本投资、受教育者家庭或个人投资。纵观世界各国，财政拨款是最主要的教育投资来源，我国亦不例外——即实行国家财政拨款为主，社会团体和劳动群众多渠道筹集的方针。大多数国家之所以不约而同地采用这种教育投资体制，是由教育产品的特殊性决定的。一、教育是一种融合产品，它具有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双重特征宏观经济学认为，在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情况下，资源配置主要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进行。两类不同部门的资源又会生产出两类不同性质的产品：公共产品（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和私人产品（Ｐｒｉｖａｔｅ Ｇｏｏｄｓ）。这里的“产品”概念是广义的，它包括产品和服务两个方面。公共产品是一种无排他性的服务。政府提供的服务是由全体居民享用的，一个人消费该种公共产品并不排除其他人对该种公共产品的消费，甚至也不减少其他人对该种公共产品的消费。而私人产品则是有排他性的。比如说，一个企业提供的服务被某个消费者享用之后，就会减少甚至可能排除其他人对该种服务的享用。公共产品的价格具有垄断性，它们由供给者规定，没有讨价还价之余地。但是，某些享用者可以不付费（如免税户）或少付费（如减税户），而某些不享用者也可能要按规定付费（如纳税的普遍性）。私人产品的价格可能是垄断性的，也可能是竞争性的，但它一般会随供求变动而上下波动。私人产品按单位产品收费，谁享用谁付费，不享用不付费，多享用多付费，少享用少付费。经济学中利用产品的消费特征将其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从理论上是周到的，但实际生活中却有很多产品难以简单地将其归于某一种。例如，接种疫苗首先受益的是接种者本人，但同时也为与他接触的所有人及全社会带来减少疾病传播源的好处。我们不能把接种疫苗简单地视为纯公共或纯私人产品，它的效用在自己充分享用的同时也被众人所共同享用。这样的产品一般被称作“准公共产品”或“混合产品”。但前者是在已经承认其公共性的前提下而承认其私人性，其中的私人性只是附属成分；后者则仅仅表达了各要素的相加状况，未体现出消费上可能出现的一定程度的排他现象（如某人不接种疫苗便可能成为疾病传播源使众人受损）。两种说法或概念都没有准确地表述出该类特殊产品的特征——既不在于首先承认公共性的“准”的意义，也不在于像做加法似的“混合”，而在于其公共产品要素和私人产品要素的“融合”，故笔者采用西南师范大学张学敏教授的定义，称此类产品为“融合产品”。根据经济学中所给定的公共产品、融合产品、私人产品的定义，不难发现教育产品或教育服务即属于融合产品的范畴。首先，从制度本身来看，教育是向整个社会提供的，全社会成员有平等权利享用，而不能将其分割为若干部分归属于某些集团或个人享用（如各国的义务教育制度）；从受教育者对社会的贡献来看，教育是提升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弘扬本民族文化、传播人类科技和文化基础知识、提高大众的民主意识最为重要和直接且无可替代的手段。这种效用也被全社会成员共同、平等地享用，而不能将其分割后为某些集团或个人拥有。在宏观范围上的教育消费不仅具有非排他性，而且具有非竞争性。勿需赘言，仅此便足以充分肯定教育的公共产品特征。其次，作为具体阶段或具体形式的教育过程，除了具有纯粹公共产品属性外，还具有很强的私人产品属性。即便是义务教育制度，也不能排除竞争并将其视为纯粹的公共产品。这是如下两方面因素所致。①接受教育是个人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手段，儿童接受义务教育也不例外。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重要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越来越体现为知识化和智能化，且对资本、土地等其他生产要素具有更高的统合作用。而教育则成为形成和积累人力资本、提高个人参与社会分配及收入水平的首要且至为重要的方式。所以，教育绝对不会因其公共产品属性而失去这种私人产品属性。即便是公共产品属性最强的义务教育，家庭也会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根据儿童个人成长发展乃至就业预期，来盘算个人的投入（能力和偏好）和产出（效用的大小）之间的关系。无数家庭为子女选择好的学校、好的老师，为子女的升学不惜代价，都是将教育作为私人产品在消费。义务教育尚且如此，其他阶段和类型的教育更是将教育产品的私人性放在首要地位加以考虑。这说明，教育本身并不是纯粹的公共产品，它同时也具有私人产品属性。②教育也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具体不同阶段或类型的教育，总是由一定的机构来实施，它们不论公立私立，都会因办学历史、地理区位、经营理念、管理能力和教师水平的差异而导致教学质量等多方面不同；再者，无论教育制度怎么安排，任何教育机构都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大学生容量。由此可见，具体阶段和具体类型的教育实施过程，是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应该将教育（包括义务教育）——同时作为制度和具体的教育过程——视为融合了私人产品要素和公共产品要素于一体的“融合产品（ｆｕｓｅｄ ｇｏｏｄｓ）”。二、政府成为教育主要投资者的理由市场经济是一种由市场来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运行方式，并引导微观经济主体朝向有利于社会的方向发展。然而，市场机制本身也有局限性，尤其是对于公共产品或兼有公共产品要素的产品（如融合产品）的提供，市场失灵在所难免。教育作为融合产品，其中的公共产品要素在消费上具有不可分割性、非竞争性和排他性并存在外部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教育产品中的公共性要素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两类特征将导致市场失灵。此时，教育的社会边际效益大于社会边际成本，市场价格不能真实反映教育成本，也不能反映产品带给具体消费者（受教育者）的利益。因此，市场价格机制在教育产品中的公共性要素面前发生失灵。其二，教育产品中的公共性要素存在正外部效应。一个人受教育的效益不能为其本人或家庭所独占，受教育可以提升全民族人口综合素质、形成良好社会风气、改善治安秩序、提高环境保护意识等社会效益。因此，教育产品的价格因这一缘故而同样不能反映其真实成本，从而导致供给不足。以上两方面因素导致教育的实施成本不能为其市场价格（学费）所真实反映。我们假设学费一旦全面反映成本，那么受教育者将支付包括外部社会效应在内的一切费用，而外部效应的获益者却免费搭了便车。对于这种外部效应的矫正，由政府出面通过公共税收以财政拨款方式支付教育的实施成本更为恰当。由此，教育投资的主要来源应由政府提供便获得了经济学意义上的支持。同时，政府成为教育的最大投资者也有利于协调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教育同步发展。事实上，政府成为教育的最大投资者也是当今世界各国的不二选择。固然，政府的行为也有局限性，同样会失灵，如公共决策失误、政府机构扩张、官僚主义的低效率和腐败等。这非但不能补充市场机制的作用，反而可能加剧市场失灵，带来巨大资源浪费。完全通过政府提供教育决不是最好的办法，在传统的财政性教育投资体制下引入竞争机制，打破融合产品生产和供给的垄断格局，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中寻找二者的相互补充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探索的，当前我国民办教育的蓬勃发展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不过，这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故未对其进行深入分析。三、我国政府多元化教育投资体制的政策形成与现实选择通过上述对教育产品性质的理论探讨，可以得出政府为什么必须介入教育的一般结论，其实这不仅仅是理论上的结论，也是各国发展教育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我国目前的教育投资体制也采取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社会团体和劳动群众多渠道筹集的方针。这个方针是经历了近六十年的经验积累和政策更新而逐步形成的。建国初期，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我国财政采取统收统支政策，所有教育投资由中央集中掌握，实行“计划定、财政拨、银行管”的管理方式。1979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原有的单一财政性教育投资体制与教育事业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建立多渠道筹集经费的教育投资体制的呼声逾来逾高。与此同时，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转变，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城乡居民和企业收入份额不断上升，财政收入份额不断下降。这就为居民和企业分担教育经费，实行多元化教育投资体制提供了可能。人们对教育支出观念的改变，刺激了教育需求，也激发了多元教育供给。政府、企业、居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教育支出不仅是消费，而且是可以获得较高经济收益的投资。发展教育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投入要素。企业也逐步视人才和教育为生存和发展之本，城乡居民则把子女教育支出视为可带来较高预期收益的投资。观念的转变，不仅刺激了社会和个人的教育需求，也刺激了对教育投入的增加，促进了多元化教育投资体制的形成。在这种背景下，党和政府从不自觉到自觉；从局部到整体；从倡导、政策到制度规范，逐步对教育投资体制进行了改革。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还制定了有关教育投资的法规或条款（如《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义务教育法》、《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等），使多元教育投资纳入了法制规范，形成了以财政拨款为主，城乡教育费附加、学杂费、校产和社会服务收入、社会团体和个人捐赠及民办教育、教育基金等多元的教育投资体制。第一，明确规定了多元教育经费来源中，以财政拨款为主，规定了财政性教育经费和教育财政拨款增长的原则和数量。第二，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制度从试水到全面落实。学费属于个人教育支出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居民个人作为教育的直接受益者开始直接将个人收入投资于教育，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政府投资于非义务教育的压力。第三，校办产业和有偿社会服务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经费筹措制度。国家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和扶持学校在不影响正常教育教学的前提下开展勤工俭学和社会服务，兴办校办产业。校办产业和学校有偿社会服务收入中的一部分用于教育发展，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筹措教育经费的重要途径之一。第四，社会捐资、集资办学或助学力量逐渐增强，民办教育深入人心。动员各种社会力量为教育发展捐资，在自愿原则下为教育集资，是教育融资的重要途径之一。我国鼓励和提倡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根据自愿、量力原则捐资助学、集资办学。欢迎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外籍团体和友好人士对教育提供资助和捐赠。国家还鼓励非政府机构的团体和个人兴办学校，发展民办教育。2002年颁布实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日起施行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是我国民办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它们标志着党和政府已经把大力支持民办教育协调、健康发展作为一个重大举措来抓，也充分说明大力发展民办教育得到了全国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除了上述四种教育投资渠道，我国还在探索通过教育银行、教育储蓄、教育基金等金融手段为教育融资。还在利用世界银行教育贷款等国外资本来发展我国教育事业。总而言之，为了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教育投资体制，需要从经济学角度对教育在市场经济中的性质进行界定。按照产品或服务在消费和利益占有上是否具有排他性，可以把市场经济中全部产品和服务分为“公共产品”、“私人产品”。教育就整体而言属于类似于同时具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特征的“融合产品”；相对而言，义务教育属于靠近“公共产品”的“融合产品”，非义务教育则属于靠近“私人产品”的“融合产品”。“公共产品”应由政府提供，“私人产品”应由市场提供，“融合产品”当然应该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义务教育的投资应由政府负担，非义务教育的投资应由政府和受教育者及其他市场渠道负担，对于不同级别和类型的非义务教育，政府、受教育者和市场的负担比例，应视该种教育“融合产品”更接近于“公共产品”或“私人产品”性质的程度而定。这是规范的选择，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我国教育投资体制的不二选择。参考文献［1］ 厉以宁．教育经济学．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发［1９93］3号．［3］ 吴德刚．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报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９9．［4］ 王善迈．我国教育投资体制的改革．教育发展研究，19９9（6）．［5］ 张学敏．论义务教育的产品属性及其教育券方式投入探讨．西南教育论丛，2004（3）．［6］ 王小刚．中国教育投入的财政政策分析．财政研究，2004（4）．家庭非理性投资高等教育行为的经济学分析-牛bb文章网
家庭非理性投资高等教育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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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据有关行为经济学理论,对家庭非理性投资高等教育行为进行分析,着重阐述了羊群效应、可得性启发及过度自信对家庭非理性投资高等教育的影响,并提出了在减少家庭非理性投资高等教育行为的过程中,政府、高校和家庭所应采取的相关措施。[关键词]非理性;高等教育投资;行为经济学[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28-0162-03行为经济学是借助于心理学分析方法,以人的经济行为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而家庭高等教育投资是指以家庭为行为主体的较高层次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家庭为提高家庭的人力资本存量而支付一定的货币成本以获取一定的经济收益的投资活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但也进一步刺激了家庭投资高等教育的愿望,为家庭带来了许多非理性投资高等教育的行为,如随大流投资、盲目投资等。本文就是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家庭在高等教育投资活动中的一些非理性因素,以期对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资决策行为特点有一个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把握。1 家庭非理性投资高等教育的问题分析就当前情况来说,我国家庭在投资高等教育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非理性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1 随大流盲目投资高等教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传统观念的存在,加之家庭收入的增加,对相对地位的追求等因素的影响,许多家庭对高等教育有着非常强烈的投资偏好。但是在这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随大流盲目投资的非理性行为。突出的表现在随大流集中投资热门专业、重点高校,或是盲目追求大众热衷消费的教育领域,如考证热等。以下以非理性投资热门专业来做说明,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工学、经济学、管理学备受追捧,而农学、历史学、哲学则少人问津。实际上,虽然毕业时这些热门专业的社会需求仍然比较大,但是这些专业的毕业生人数远远超过了社会需求,大学毕业生人数的专业分布与社会对各专业毕业生的实际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严重,报考时的热门专业在就业时并不一定都能顺利找到工作。据一份实证调查结果显示,近年来,工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专业的就业率都呈下降趋势。另据桂林地区一项调查显示,61.194%的毕业生专业与其所从事的职业不对口。由此可见,对热门专业的投资很有可能导致高等教育决策的失效和预期收益的难以实现。1.2 忽视高等教育投资风险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指的是对于投资主体的家庭来说,投资高等教育所获得的收益不一定能补偿所付出的投资成本,教育投入与产出之间并不一定存在着线性关系。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受教育者自身状况等原因,家庭在追求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的同时必须面对就业风险、预期收益风险等。从近几年高校毕业生逐年下滑的就业率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的投资风险逐年在增大。从表2可以看出,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剧增,而就业率则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从2001年起,毕业生人数就开始急剧增加,尤其是2002年以后,随着人口高峰期的到来和国家高等教育部门实行扩招政策,每年毕业生增长都在60万左右。虽然就业人数基数逐年在加大,但是总体就业率呈下降趋势,大学生就业率从2001年的90%下降到2007年的71%,就业状况相当的不乐观。然而,许多家庭还没有明确认识到投资高等教育的风险,低估投资风险,高估投资收益,对高等教育的投资热情一直居高不减,由此造成每年高校毕业生基数的增长,学生的就业形势日益严峻。1.3 过度投资高等教育多数家庭认为,学历越高,受教育者成就大事的机会越大,高等教育投资所获得的收益也会越大。受这种错误认识的影响,近年来,家庭过度投资高等教育的现象突出,兹有数字为证:年,研究生报考人数由42万增加到128.2万,增加了八十几万人,增幅超过200%。对高学历过度投资的群体效应就是导致了过度教育现象的凸显。对于高等教育而言,一个大学生所从事的职业或工作只要低于其学历水平的资格就被定义为过度教育。据一份不同类型城市的毕业生的过度教育状况调查,得出的结果如下,见表3。从上表可以看出,大城市出现过度教育现象的比例要远远高于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这主要与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极化”现象有关,即大学生就业主要集中于大城市与沿海城市,人力资本相对过多,导致的竞争压力也因此加大。过度教育的突出表征是学非所用、用非所能、得非所投。此现象的发生,使得受教育者的价值无法实现,人力资本的有效性降低,同时家庭投资高等教育的预期收益也难以实现。2 行为经济学理论对家庭非理性投资高等教育的解释传统经济学假设人们的行为都是理性的,他们都能在比较成本收益的情况下,根据外部环境、自身处境及基于自身利益作出正确的经济行为,从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如果每个人都是精于成本收益计算的完全理性经济人的话,上文所分析的家庭忽视投资风险、随大流盲目投资和过度投资高等教育等非理性行为就不会出现,面对这些违背“完全理性”原理的行为,传统经济学给不出一个很好的解释。针对传统经济学所存在的局限性,下文试图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对家庭非理性投资高等教育做一个浅显的分析。2.1 “羊群效应”及其对家庭随大流盲目投资高等教育的解释“羊群效应”又为“从众行为”,是指个人的观念和行为由于群体的引导与压力,而向与多数人一致的方向变化的趋势。“羊群效应”一旦形成就会有不断加强的趋势,所以“羊群效应”很容易导致盲从行为。“羊群效应”的家庭投资高等教育领域内的典型表现就是随大流盲目投资。首先,这和我国文化传统有一定关系。在我国,人们非常重视和周围人保持良好的关系,非常重视周围人的看法和意见,尽量使自己的言行不超出一般人的接受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家庭在投资高等教育时,更容易受到“羊群效应”的影响。其次,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在家庭投资者没有获得有关高等教育的足够信息,或者观测不到准确的信息,缺乏识别信息的专门知识的时候,他们会将其他家庭投资者的行为作为决定是否投资的参照点,在部分家庭选择投资高等教育时,其他家庭必然会受到这部分投资者和整个行为环境的影响,产生一种模仿、追随和互相传染的倾向。当人们得到消息,认为接受高等教育对将来就业能够产生积极影响时,人们就会强烈要求接受该种教育。某种关于教育与就业的预期一旦形成,便很快会在群体中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家庭投资者都会有跟从群体思维和群体决策的倾向,从而表现出明显的从众心理和行为。在对热门专业、热门高校上的投资同样如此,比方说,如果外部环境对某些专业进行正面评价,而且都倾向于投资这些热门专业,那么他们很大程度上会产生同样的选择念头与选择行为;反之,出于从众心理,即使自己认可了某类专业,也可能因为投资的人较少,而不做出该种选择。一旦群体形成了一致性的心理和行为,又会反过来影响高等教育投资市场中每一个投资者的心理和行为,从而,随大流盲目投资的行为也会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家庭投资高等教育所表现出的“羊群效应”也会更加明显。2.2 “过度自信”对家庭忽视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解释“过度自信”是指人们自认为掌握了一定信息和知识,从而对自己过分信任,在面对投资决策时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力,认为自己的投资一定会得到回报,导致出现决策偏差。曾有学者对教育投资进行了充分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存在着较大的个人教育投资风险。但是人们总是倾向低估高等教育投资选择和决策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过高地估计高等教育的经济收益,对高等教育的预期收益不自觉地与东部或沿海发达地区看齐,对受教育者将来能取得的投资收益过度乐观。“过度自信”的心态,使得家庭对高等教育的风险程度认识不够。据一份对河南省部分农民家庭的调查显示,家庭教育投资者确实存在着过度自信的心态。在回答“您的孩子在全班排名大约处于什么位置?”这一问题时,回答孩子排名“名列前茅”的占到21.4%;回答排名在“中上等”的占45.6% ;回答排名“中等”的占28.7%;而回答中等以下只占4.2%,而按照一般规律,整个的排名应该是呈中间多两端低的正态分布,即中等排名的人数较多,排名较高的和较低的人数都比较少。而且,对于家庭教育投资未来能否收回全部投资,51.9%的被调查者认为“肯定能”;认为“肯定不能”的只占到总调查人数的6%。由此可知,家庭确实是过度自信于投资对象的学习水平,过度自信于教育投资的回收能力,从而忽视了教育投资的风险性。2.3 “损失规避”及其对家庭过度投资高等教育的解释Kahneman和Tversky的前景理论认为,人们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损失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获得的快乐,因而,“损失规避”是指人们为了避免痛苦而采取相应的规避行为。面对获得时,人们倾向于风险规避,而面临损失时,人们倾向于追求风险。获得与损失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于“参照点”而言的。强烈的“损失规避”心理是家庭过度投资高等教育的主要原因。家庭在投资高等教育时,会对大学生就业时的情况有一个预期,这个预期值就是前景理论中的参照点。在受教育者毕业时,家庭会分析并比较实际的收益值与参照点,以确定其价值函数是获利还是损失。在受教育者即将毕业时,面临就业率持续下降的严峻就业环境,家庭估计其投资预期很难实现,即极有可能面临投资损失,在这时,家庭会做两种分析:一是让受教育者进入就业市场,从事一份低于其就业预期的工作。而两三年后,其他的由于接受了研究生教育的同学凭借其较高的学历水平,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实现了其家庭的投资预期,两相对比,差别悬殊;二是继续投资于研究生教育,提高其学历水平,以提升其就业竞争力,实现新一轮的投资预期。家庭不希望看到不确定性的发生,不愿意承担潜在的就业风险,即使没有办法避免潜在就业风险,也会想方设法使风险减少。因而,为了找到合适的途径使受教育者的就业竞争力得以提升,出于“损失规避”心理,家庭会倾向于做出继续投资研究生教育的决策。以我国当前的考研为例,据浙江大学的一项调查,在众多的考研者中,出于对本专业的热爱,对学术研究的兴趣而报考研究生的仅占15%,而为了以后能获取一份更高报酬的工作的占45.3%。由此可见,“损失规避”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研究生报考热并加剧了过度教育现象的产生。3 减少家庭非理性投资高等教育行为的对策3.1 政府应为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政府应发挥教育投资的主体作用,完善国家的助学贷款体系,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要对人才供求趋势进行研究和预测,并及时进行公布,供大学生作为专业选择的参考依据;提供全方位的就业平台,为毕业生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同时,政府应加强对高等教育有关信息的收集、统计和发布,规范高等教育市场,及时提供各种信息为家庭高等教育投资服务,从而降低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过程中的非理性程度,提高决策的有效性。3.2 高校应为家庭高等教育投资提供优质的服务高校应根据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对人才需求的科学预测,及时地调整学科专业结构,适度压缩纯理论型专业,扩大应用型专业,改革人才培养模式,适度控制扩招速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要加强对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工作,建立健全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机构,加强信息指导,向受教育者家庭提供学校的招生信息、专业信息、成本收益信息和历年来毕业生就业供求信息等,同时,强化就业服务意识,规范大学生就业率统计指标体系,为家庭高等教育投资者提供依据,促使家庭更加理性地选择高等教育投资。3.3 家庭应提高自身的高等教育投资决策能力家庭决策者首先要转变观念,培养理性的投资意识,应提高自身素质,从各方面收集完整而准确的高等教育投资相关信息,掌握科学的决策理论和决策方法,提高高等教育投资的决策水平;应树立成本意识和风险意识,保持合理的投资心态,理性对待投资;应结合受教育者的兴趣爱好及能力,科学地选择学校与专业类型,合理地安排高等教育投资策略;应指导受教育者树立合理的职业价值观,调整就业预期值和就业心态,以规避投资风险,提高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资收益。参考文献:[1] 刘文.高等教育投资与毕业生供求研究[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2]黄敬宝.教育扩展与大学生就业率的变化[J]. 北京社会科学,2007.[3]郑华.桂林六成大学生专业与职业不对口[N].桂林晚报,.[4]陈磊.我国高校本科毕业生过度教育问题研究[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7.[5]张学军.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研究[D].咸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8.[6]白B.我国高等教育中的过度教育探索――兼论过度教育下的大学生就业[D].西安:西北大学,2009.[作者简介]刘婷(1984―),女,湖南岳阳人,硕士,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经济。欢迎您转载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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