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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李昌金（江西宜黄县政协委员、三农研究学者）
　　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高歌猛进的时代，牺牲部分耕地资源在所难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以确保13亿人的口粮，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这其中就有“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和“土地增减挂钩”政策。迄今这两项政策实施已十多年了，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这两项政策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有专家断言：“在占补平衡问题上，全国都在骗中央。”果真如此，18亿亩耕地红线和粮食安全保障将岌岌可危！
　　一、从“退耕还林”到“毁林造田”的演变
　　我国从1999年起开始实施“退耕还林工程”，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生态建设工程，仅中央投入的工程资金就超过4300多亿元，全国累计完成退耕还林任务4.47亿亩。1998年“耕地占补平衡”写入新修改的《土地管理法》，随后国土资源部出台了多项具体政策，为全面实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提供依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补充耕地的来源主要是开发适宜垦造成耕地的荒山、荒坡、荒草地、火烧迹地、废弃园地、灾毁耕地等。但很多地方在实施耕地占补平衡项目中，并没有遵守这些规定，而是把林地（包括退耕还林地）和有防洪要求的土地也列入开发范围，采取“上山”、“下海”、“垦草”、“植沙”、“移林”、“围湖”等非常规手段补充耕地，因此埋下了水土流失、地质灾害等生态隐患。
　　以2011年央视曝光的浙江省景宁县将青山开垦成农地实现占补平衡的事为例。2010年，景宁县要完成开发2000亩耕地，以此来实现本县的占补平衡，但同时景宁县又给自己额外规定了新的任务，就是争取完成外调杭州、宁波土地开发占补平衡的指标5500亩。完成这个指标的回报是“进账3个亿”，而政府通过招投标开发价格为每亩1.5DD1.6万。如果每亩收入54000元，刨去成本16000元，造地一亩就能净赚约38000元。中标者以每亩1.5DD1.6万中标其中又能赚多少呢？也一定不是一个小数，更重要的是谁可以成为中标者？景宁县岭头岙的造地项目是忠溪村的村支书承包的。
　　如此，在城市固定资产投资下，大量用于建设的平原优质农保田（基本农田），被“平衡”到偏远山区的耕地，从表面上看农保田数量没有减少，但实际上种植能力已经大打折扣。尽管新造出的田归所在地村里所有，但由于没法耕种，没有人出来承包，也就只好放着，就像村民所说的也就是“空做一场”。那么早知如此，当初为什么一定要做呢？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利益的驱使。
　　二、变味的“增减挂钩”
　　上世纪90年代，“增减挂钩”在苏南等地开展，2004年中央在18号文件中首次提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简称“增减挂钩”）的概念。相关政策规定，“增减挂钩”项目立项后就可获得上级预支的“周转指标”，农村房屋拆除复垦到位后，再按计划归还当初上级预支的“周转指标”。“增减挂钩”政策的出台为各地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急需占用大量耕地找到了突破口，因而大受地方政府的欢迎，在零星的试点后迅速扩大到全国。2006年4月，山东、天津、江苏、湖北、四川五省市被国土部列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第一批试点。2008年6月，国土部颁布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2008、2009年国土部又分别批准了19省加入增减挂钩试点，分别是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浙江、福建、安徽、江西、河南、广东、广西、湖南、贵州、重庆、云南、陕西、宁夏。
　　“增减挂钩”本意是为了加强乡镇和村庄的规划建设。相关政策规定，“增减挂钩”指标的来源主要是农村居民点、废弃工矿用地的复垦。但在实际落实过程中，“增减挂钩”政策变了味，地方领导关注的只是拿到周转指标，有了用地指标就能占用耕地，进而上更多的项目。而承接复垦任务的乡镇关注只是有多少钱可以进帐，怎么才能应付上级国土部门的验收，而对于复垦出来的耕地有没有价值，几年后会不会复荒则不是他们要关心的。笔者在某县考察过一个“增减挂钩”复垦项目点，这个点是把一个废弃“砖瓦窑厂”整理复垦，然而，就在这块新造地的旁边就有大片农保田抛荒。
　　把“增减挂钩”的游戏玩到极至的是“成都土改”，因为它不仅玩出了一套理念DD“还权赋权”，还玩出了一个模式DD“成都模式”。由于一些崇拜西方经济学、照搬新自由主义、迷信土地私有化的专家学者（如周其仁等）的极力吹捧，“成都土改”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似乎新一轮农村改革又要从这里发轫，并因此改写中国农村的历史。实际上，“成都土改”成功的秘密就是两点DD以成都“改革试点第一村”DD都江堰市鹤鸣村为例：第一是拿“增减挂钩”指标卖钱，指标为什么能卖钱？因为它的稀缺性DD国土部每年分配的用地指标远小于城市急剧扩张对土地的需求。因此无论是谁，只要能拿到“增减挂钩”指标并完成复垦计划就能发财。都江堰市鹤鸣村为什么能拿到“增减挂钩”指标？因为它是“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试点村”，同时因为汶川地震受到特殊照顾。第二是借汶川地震国家给的特殊政策，突破现行土地政策的约束DD农村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即社会资金在农民宅基地上新盖的住宅可享有完全产权。这实际就是把原来属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土地收购拍卖所得）让渡给了农民。因此，“成都土改”并不神秘，也不见创新，甚至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更遑论成为指导全国新土改的一种模式。无独有偶，类似的土改实验还有重庆土改（即所谓的“重庆地票”）。
　　三、无法自圆其说的悖论
　　悖论之一：山上造田与山下空心村。
　　一些地方为了完成“耕地占补平衡”任务，不惜上山毁林造田，而与此同时，伴随着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农村出现了大量的所谓的“空心村”和“烂心村”，这种现象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尤为严重。江西省抚州市委政研室早年进行了一项调查，被调查的15个村共有闲置旧房面积50877。6平方米，空闲地131016平方米，两项合计181893。6平方米（合272。84亩）。按此标准推算，抚州全市农村闲置土地至少在12万亩以上，全国则至少上千万亩。
　　悖论之二：垦荒造田与良田抛荒。
　　许多地方城镇周边或工业园区大量的良田被毁，用来建设厂房或商品房，这些被毁的良田通过“增减挂钩”政策“平衡”到了边远山区DD拆除农民旧房造田或垦荒造田，但就在这些新造田的地方，却有大量农田甚至是农保田被抛荒，而且这种抛荒呈不断加速的发展趋势。粗略推算，我国中西部地区山区县农田抛荒面积大约占总面积的15％左右。一边花钱造劣地、一边良田被抛荒，这是运用什么政治经济学原理？
　　悖论之三：帐内平衡与帐外失衡。
　　估且不论“占优补劣”或若干年后新造田复荒的问题，也就是说，就算通过“占补平衡”把搞建设损毁的农田都补回来了，国土部账册上的耕地数字似乎是平衡的，但这也只是国土部帐内的数字，那么账外的数字呢？近一二十年来，农民农民违约用地、违规占地、违法卖地现象非常严重，甚至可以说到了失控的地步。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中西部地区山区县耕地减少幅度大致在30%左右，这些减少的耕地显然没有进国土部的账，也没有进统计局的账。近数年来，江西许多城市周边的所谓“三非”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起，国道省道及县乡公路两旁大量当地最好的农田被毁用来建房或搞其他非农建设，其情其景令人触目惊心、痛心不已。
　　四、耕地保护政策为何失效？
　　“占补平衡”和“增减挂钩”为什么会变形？中央政府出台的一系旨在保护耕地的政策为什么效果不佳？有些政策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除了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需要占用大量土地这个客观因素外，还有其他一些复杂的问题，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土地管理体制的问题。
　　一项把土地的主人DD与土地利益休戚相关方排斥在外、依靠政府专门机构（国土部）DD与土地利益无关方来管理土地的制度安排，能够把集体土地管理好吗？近一二十年来，尽管土地新政不断，管理手段现代化也不断升级（如航拍），但管理的效果却不见改善，滥占的耕地的现象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和国土部门能够从耕地“农转非”中获得巨大利益。原因之二是国土部门在很多情况下，自觉不自觉地充当地方政府、企业及个人违法占用耕地的保护伞，有时对于已经发生的违法占用耕地的现象，国土部门不是依法处罚而是千方百计疏通与上级国土局的关系，通过用增加用地指标等措施，来掩盖和粉饰地方政府、企业或个人的违法占地行为，使违法者免受法律的制裁。
　　其次是土地承包方式的问题。
　　关于土地承包关系的政策性语言是“长久不变”，而《土地承包法》规定的承包期是30年。在农民的思想观点里，承包的土地“长久不变”就等同于自家的私有财产，换一个学术名词就是“私有化”或“准私有化”、“变相私有化”。既然“长久不变”就与集体其他成员没有任何关系，想在上面挖塘就挖塘、盖房就盖房，甚至把它卖掉也没有任何障碍，乡村组干部没人管这个事，不想管也管不了似乎也没有必要管。一个既定事实是：大凡从1982年分田到户后一直没调过田或以前调过但近一二十年没有调过田的地方，农民没有土地集体所有的观念，因此违约用地、违规占地、违法卖土地的现象司空见惯，大片的良田被破坏得面目全非，而那些坚持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的地方农民土地集体所有的观念坚固，耕地保护得很好，就是卖地也是收入归集体，全组平分后再打乱重分。
　　其三是社会舆论环境的问题。
　　近一二十年来，随着西方人权思想的西风东渐，国内民粹主义抬头，在由右派公知占据主导地位的互联网舆论场，农民成了道德的化身，谁为农民说话,谁就占据领道德高地，谁批评农民（某些缺点）谁就是大逆不道，谁提公共利益谁就是以民争利。网络对基层干部的污名化乃至否定整个基层政府工作的舆论氛围已然固化。有老干部痛心疾首地说：现在象不象文化大革命？干部抬不起头，不敢干大事，不敢干实事？不敢说真话，有理不敢说，任由上下说冠冕堂皇的假话？现在所谓的民主，其实是坏人的民主、狡猾人的民主！还有谁愿意做诚实本份的人？现在国家救济的是什么人？是一批好吃懒做、刁钻无赖之人，如此下去怎么得了？这样国家还有前途吗？在这样的社会舆论环境下，哪个基层干部去管农民在自己承包地上建房子？在中国当代史上，曾经过于苛严的政治控制和社会管理不好，但现在失之于宽、失之于松的社会管理同样不好、同样要出问题。
　　其四是政策脱离实际的问题。
　　毛泽东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所必需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但这样的工作方法我们已丢失多年了，因为现在各级领导层和专家学者群里，真正懂农村的人越来越少，这是其一；其二是治国理政的理念“西方化”，在实践中这种“西方化”被一句更具诱惑力的名词所代替，这就是“与国际社会接轨”；其是三是专家治国或精英治国，忽视甚至排斥基层干部群众在决策中的作用。纵观近一二十年来的农村政策，总体判断是：元政策基本正确、基本政策问题不小、具体政策问题严重。最近也是最典型就是近几年在全国农村开展的土地确权，从实践看，这项工作不仅完全看不到专家所臆想的种种效果，相反暴露出来的问题层出不穷，问题严重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把农村搞乱了。其实1982年的首轮土地承包和1998年的土地延包就是确权，现在又来确权只能是“折腾”，更不可以出现一些自由派专家学者所冀望的“再启新一轮土地改革的伟大意义”！
　　“占补平衡”和“增减挂钩”变形是中国土地问题的一个缩影，折射的是当前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存在的诸多问题。这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举国上下的急功近利思想。因此，要解决土地乱象问题需要从全局出发，需要大视野、大思路，需要中国式解决方案。就当前而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一些带全局性和实际工作中的突出问题：首先是要坚持正确方向和道路，这就是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尊重农民的自治权力和首创精神，赋予农民承包土地的自决权，允许农民按照“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自发自主调田。其次是改革土地管理体制机制，强化基层政府和村委会在保护耕地中的责任。其三是改革建设用地指标管理模式，改“总量管死、耕地放松”为“耕地管死、总量放松”，即最大限度地压缩耕地用地指标，放宽非耕地用地指标DDD放松对占用荒地、荒滩、荒山（包括稀疏残次林）搞建设的限制，甚至可以不用指标去控制。其四是采取切实措施扭转滥占耕地失控的局面，遏制农村出现的违约用地、违规占地、违法卖地的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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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邮箱：境外媒体：习近平讲话为中国网络治理定调
　　参考消息网4月24日报道 境外媒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9日表示，中国将加强网络安全能力，包括网络威慑力。　　据《泰晤士报》网站4月20日报道，习近平说，政府官员应该对中国7亿网民“多一些包容和耐心”，对网上的批评，“不论是和风细雨的还是忠言逆耳的”，都必须积极听取和真心接受。　　报道称，习近平是在中共一次网络安全座谈会上发表上述讲话的，这凸显出，他对中国的网络空间拥有绝对领导权。　　根据中国国家电视台的报道，在习近平发表讲话时，出席会议的人都在认真做着笔记。参加此次座谈会的包括负责网络监管的官员和一些大型网络企业的高管，其中包括中国最大在线零售企业阿里巴巴集团的董事局主席。　　报道称，习近平还要求加强网络安全，加快网络立法进程。为抵御国内外潜在网络威胁，中共将加强网络安全作为执政基石之一。　　另据之音电台网站4月20日报道，身兼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19日在举行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表示，领导干部要经常上网看看，了解群众所思所愿，要对广大网民多一些包容和耐心，对于网上善意批评，不仅要欢迎，而且要认真研究和吸取。习近平的这番谈话引发外界关注。　　报道称，习近平在座谈会上重申治理的重要性，表明若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并不符合人民利益。习近平强调，要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及正面宣传，同时加快网络立法进程。　　有分析表示，习近平的谈话显然是为下一步网络工作定调。　　报道称，引发外界关注的是，习近平还同时表示，对困难要及时帮助，对不了解情况的要及时宣介，对模糊认识要及时廓清，对怨气怨言要及时化解，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引导和纠正，让互联网成为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　　另外，习近平在网络安全会议上还强调，要加快网络立法进程，完善依法监管措施，化解网络风险。中国开放的大门不能关上，也不会关上。外国互联网企业，只要遵守中国法规都欢迎。　　去年12月，习近平出席世界互联网大会，一方面强调尊重网民交流思想，另一方面表明要构建良好网络秩序，强调中国会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习近平当时还促请各国尊重“网络主权”，称各国有权自主选择网络发展道路，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干涉他国内政。　　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4月20日报道，习近平19日与高级官员、工程师和信息科技高管座谈，鼓励互联网企业拓展海外发展空间，并要求政府部门帮助这些企业，吸引全球的人才为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工作。　　习近平说，需要加快构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增强网络安全防御能力和威慑能力”。　　报道称，中国3月通过的新的五年规划，着重于互联网行业和网络安全的发展，包括网络防御，但并未提到“网络威慑能力”。去年，美国国防部更新了其网络战略，其中包括“网络威慑力”。　　参加会议的国家计算机网络与管理中心主任黄澄清说：“一些国家将运用网络霸权袭击其他国家。当中国也具备威慑力时，就能平衡其他国家的影响，从而保持和平。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负责人说，没有大国能忽视网络安全，中国的核心技术曾落后于其他大国，更新网络安全系统对打击网络袭击、网络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很关键。　　【延伸阅读】外媒评中国网络强国战略：对网络关注度骤然提高　　参考消息网4月19日报道 外媒称，截至2015年年底，中国的网民人数已超过6.8亿。中国是世界上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如今网络正迅速渗透进人们的生活。中国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中国政府对网络相关政策的重视引人关注。　　据《经济学人》周刊4月5日一期报道，中国将网络定位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支柱和国家安全保障的新领域。在这种背景下，对网络技术革新的正面肯定及对网络风险的警惕同时存在。　　使人们对网络正面效果的期待进一步升华的是“互联网+”。它将网络与现有产业融合起来，有效利用云计算和大数据来提高生产效率。各地方和各产业已开始启动相关行动计划。　　报道称，中国政府对网络关注度骤然提高的背景是，依赖投资和生产的旧增长模式已到达极限。尽管2015年中国制造业增长放缓，但占国内生产总值约50%的服务业发展坚挺（同比增长8.3%），个人消费也保持了与前一年相当的增幅。　　网络成为商品和服务消费的重要平台，而商品和服务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2015年，中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创下3.2万亿元人民币的新纪录，比前一年增加31.6%，是个人消费整体增长率的三倍。网络零售额占零售总额的比例已超过10%。　　2015年，中国电子商务领域的最大话题是阿里巴巴集团的“双十一”大促销，这期间该集团旗下网络购物平台和淘宝销售额达91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近60%。　　中国的淘宝和百度等大型网站的访问量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的，仅凭国内用户便可达数亿人规模。中国的大网络公司利用规模化和集中化的优势，在发展核心业务的同时，在金融、媒体、、教育、物流、汽车等领域进行收购和合作，努力推进业务多元化。这给中国经济体系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变革。　　中国政府认为，网络渗透至各个产业领域，高效率的网络经济将代替低效率的投资和生产，在经济成长中起到引擎作用。　　报道称，从军事角度来看，性价比高也是中国网络的一大优点。在发生战事时，为对付仅凭常规战力无法抗衡的美国，中国可对美国的卫星系统发动网络攻击，这种非对称战略日益重要。　　报道称，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在就网络风险采取切实对策。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网络脆弱性这一各国均面临的风险外，对于西方国家视为理所当然的“网上信息自由流通”，中国也将之视为大风险。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月底公布了去年的全国网信执法成果，称“依法关闭严重违法违规网站4977家，有关网站依法关闭各类违法违规账号226万多个，要求相关网站依法清理违法违规有害信息近10亿条”。其中，“违法违规有害信息”包括“涉恶性政治谣言”、“涉恐涉暴涉枪”、“涉民族宗教”等信息。　　【延伸阅读】中国首个网络信息安全产业园在成都奠基　　
中国电科（成都）网络信息安全产业园奠基仪式在成都举行。 胡敏 摄　　中新网成都4月13日电 (记者 胡敏)13日，中国电科(成都)网络信息安全产业园奠基仪式在成都举行。该产业园涉及网络信息安全、时频通导、电磁空间安全，是中国目前首个网络信息安全产业园。　　中国电科(成都)网络信息安全产业园园区占地约1140亩，规划总建筑面积约76万平方米，计划总投资约130亿元。该项目按照军民融合产业发展思路，以国家网络安全战略为引领，大力发展网络信息安全、时频安全、电磁安防相关产业。　　“产业园分为网络信息安全、时频通导、电磁空间安全三个产业园，整个园区按照千亿规模来打造。”中国网安董事长李成刚表示，产业园涉及传统信息安全产品、安全信息系统、信息安全服务等内容，是软件、硬件一体化的产业园。　　李成刚表示，网络信息安全产业园之所以落户成都，主要基于成都拥有中国国内最大的网络信息安全企业，同时成都是继北京、深圳之后，中国最重要的信息安全企业的聚集地，此外拥有众多高校，人才基础培养具有优势。　　中国电科副总经理胡爱民介绍，网络信息安全产业园是一个开放式的平台，其发展不是封闭式的，相关企业有意向也可入驻，这样能够形成产业聚集和产业链条。　　中国电科(成都)网络信息安全产业园在2015年4月签署投资协议，已列入省重点项目，产业园一期预计2017年底建成，2018年全面建成。该产业园建成后预计2018年产值约100个亿，2020年约150亿。　　【延伸阅读】英媒:网主权观大势所趋 美难永远主导网络　　参考消息网4月5日报道 英媒称，互联网正在被国有化。最近，一家监管机构强调，基于公民拥有被遗忘的权利，法国公民有权将信息从网络空间移除。这是互联网朝着“互联网主权”方向发展总体趋势的又一例证。　　英国《卫报》网站4月3日刊登《开放的、世界性的互联网终结了，但它真的存在过吗？》一文，作者系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研究员、《分裂网：地缘政治和商业如何正在使互联网支离破碎》一书作者斯科特?L?马尔科姆森。　　文章称，在某些情况下，互联网主权意味着国家保护其公民的隐私不受国际企业的监视或其他国家的渗透，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互联网主权也意味着确保国家能在任何时间、以任何其所希望的方式侵犯公民隐私。如何选择取决于国家，拥有决定权的是国家，这不可避免。计算机技术以及很久以后才出现的互联网都根源于国家项目，并由国家需求塑造。此外，由于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广告收入和其他零售形式，在其巨大的规模背后，商业互联网也一直贯穿着“本土化”的逻辑。　　事实上，无论人们的意愿如何，这种全球化的网络乌托邦似乎都依赖一种难以永远维系的美国主导地位。当其他国家开始伸张各自的权利，这个曾经引发无数想象的、开放的虚拟空间还会剩下什么？　　文章称，互联网对国家经济繁荣至关重要的意义使现实中的国家彻底回归网络空间。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和就开始思考，为什么这样完美的发明应该由美国政府和企业来控制。当时，互联网用户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不足1%。现在，这个比例已近40%，而且还将继续增长。据统计，互联网占全球最大的20个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超过5%。　　目前，主要互联网平台的商业刺激因素仍在威胁数字世界主权。正如曾在微软和谷歌工作的查尔斯?桑赫斯特在新书《未来的工业》中所解释的，“在优步出现之前，的米兰和法国的里昂都有两三家微型出租车公司相互竞争。每个欧洲城市都是这样的。现在，它们都不复存在。意大利GDP的一部分转移到了硅谷。由于这些互联网平台的出现，硅谷越来越像古罗马，它接受各个城邦的进贡……所以，全球各地的不平等现象也将是我们前所未见的”。　　文章称，斯诺登所曝光的五角大楼的过度干预只是加剧了桑赫斯特观点中所暗含的政治危险。在这个各种民族主义在曾经繁荣的全球化面前日渐兴起的时代，这只会加剧数字世界的民族主义。而科技大国具有的优势仍多于其他国家。正如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去年所说的，面对网络空间的共同挑战，中国和东盟越来越成为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形成这种命运的过程中，一些国家将比另一些国家获得更多的公平。　　
　　【延伸阅读】美媒:中国网络能力直追美国 中美需“数字缓和”　　参考消息网2月16日报道 美国世界政治评论网站2月12日刊登《中国争取网络宗主权的挑战》一文，作者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法学教授、外交学会兼职高级研究员戴维?菲德勒。　　文章称，互联网革命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世界尚在适应西方的后冷战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认为互联网不仅是又一项变革性的西方技术，而且给中国带来了真正的风险。他们不希望在网络空间成为西方的附属，从而受到他们无法控制的思潮和势力的危害。于是，中国针对网络领域制定战略、提升能力并提出规范，以便保护自己免受此类可感知威胁的危害。　　文章称，互联网及其全球性扩张令中国不安。不过，互联网是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努力与世界重新接触的背景下到来的，这意味着中国无法拒绝这一技术，也不能左右其短期的轨迹。　　作为替代，中国接纳了网络技术，并制定了利用网络技术的战略，军方推行“信息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发展了实施这些战略的能力。美国政府逐渐开始担心中国网络能力会危及美国军队及关键基础设施。　　除了提升网络能力外，中国还在影响网络规范。中国是“互联网主权”的主要支持国，这种观念认为，网络空间应服从国家主权原则。这一准则为中国的下述做法提供了支持：中国强调对抗来自更强大国家的军事威胁的防御战略、其辨别可能影响国内稳定的源自外国的互联网通信的努力，及其对外国高技术公司遵守中国法律的要求。中国力促各国政府和政府间机构监督互联网管理。它还支持双边、地区及多边协议；起草行为准则；在联合国有关信息安全的谈判中强调主权和不干涉原则。通过这些活动，中国挑战了美国主张的“互联网自由”准则、对互联网管理的多方参与立场以及西方对于国际法应如何用于网络空间的看法。　　文章称，中国的战略、能力及提议的准则，证明它对网络领域有全面的思考，并且已经改变了网络空间的走向以反映中国的理念和实力。这种影响导致了关于中国对西方国家构成网络威胁的警报。一些分析师称：中国强调的是在武装冲突中利用网络武器，而不是用网络武器发动战争；中国军事和情报部门的网络能力落后于美国；由于中国的网络防御系统仍然在构建之中，中国存在严重隐患。此外，美国还没有将规范领域拱手让给中国，并一直推崇反映西方好恶的网络准则。　　即便如此，中国的策略已获得了充分的吸引力，从而使它可以在网络地缘政治中展现更大的自信，就像最新的事态所证明的。最新的中国军事战略承认了中国进攻性网络能力，并强调了网络对于其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中国还成立了战略支援部队，对网络领域防御、情报和进攻性活动进行集中指挥，并对其空间领域的努力进行整合。　　文章称，所有这些事态都表明了中国的野心。这些事态表明，中国正通过需要国家、企业和民众以前所未有的态度正视中国网络能力的方式，巩固、强化和延伸其在网络空间的利益和战略。这种行为与中国通过“”倡议借助经济扩展其影响力的努力异曲同工。换言之，中国已度过了其对美国网络霸权的早期恐惧时期以及对互联网主权的反应性强调。中国现在在本国领土之外的网络空间中行使权力，从而对国家、企业和个人的自主权产生影响。　　对美国而言，中国对网络宗主权的争取，将在一个政治不确定的时刻带来挑战。尽管美国仍是令人生畏的网络强国，但随着美中能力差距的缩小，人们的担心有所增加。　　文章认为，网络力量对比的改变意味着美国战略需要与中国实现“数字缓和”，以降低两国走向网络威慑所导致的冲突的可能性。中美两国涉及非网络问题（如经济和海洋争端）的矛盾可能会在网络领域产生“溢出”效应，这是两国必须加以管控的。鉴于中国日益公开自己的网络战思维，“数字缓和”可以就有关武装冲突和军事网络行动的法律建立共同立场，并且就像在网络经济间谍活动领域中那样，在以往分歧占上风的领域中取得一定的谅解。　　
网络安全问题一直是影响中美关系的棘手问题。（资料图片）
（责任编辑：宋政 HN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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