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关注中国劳动力迁徙新阶段：留守儿童被带进城_新浪新闻
　　参考消息网2月17日报道 外媒称，上海四分之一的人口即将离开这座城市。许多人已经走了。他们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年度人类迁徙的一部分，即来自农村的进城务工人员回家过年。对其中的很多人来说，这也是他们一年中见到子女的唯一时间。
　　据英国《金融时报》2月17日报道，在一年中余下的时间里，当父母在大城市辛勤工作时，7000万“留守儿童”留在家里，要么跟奶奶，要么跟父母中的一方生活；或者被送到寄宿学校，往往没有任何成年人的监督。
　　由于父母被迫到远离家乡的地方找工作而不能抚养子女，这些孩子们的情绪、营养、甚至体格都会发育不良。其中一些孩子差不多成了经济孤儿：根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200万留守儿童实际上无家可归，在农历新年以外的时间里生活在没有家庭关爱的状态下。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根据去年发表的一份政府报告，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正想方设法带子女进城。35岁的倪梅红（音）是其中之一：她有一个齿缝明显的8岁儿子，名叫周倪君（音），她和她的农民工丈夫带着这个孩子居住在上海北部的郊区宝山，而不是把孩子留在他们自己为了追求美好生活而逃离的家乡，让奶奶去照顾。
　　“我不能把我的宝宝留在那里，”倪女士说。她说，倪君出生于他们在上海崇明岛的农村老家。他在出生后的头三个月待在老家，由外祖母照料，而父母返回上海工作，尽管两地之间只有两小时的车程。但在那之后，倪女士希望把儿子接来，与父母一起住在城里。于是，她的母亲也迁移至上海，由她照料孩子，让她的女儿和女婿在城里打造中产阶层的生活。
　　但是，即便如此，把倪君接到上海生活也并不是一件直截了当的事情。尽管父母都已住在上海10余年，但小倪君严格说来没有在上海上学的自动权利。他的户口在他们的乡村小镇。
　　农民工子女被允许进入上海的公立学校&&当地慈善机构称，确实有大约三分之二的孩子入学&&但前提是学校有名额。很多学校没有。倪女士表示，为了让儿子能够上学，她被迫花20万元人民币（合3.2万美元）在宝山买了一套公寓，这对农民工来说是一笔大钱。“他的班上有近50名学生。如果你没有房产，就不可能进学校，”她说。
　　今年春节，倪女士和她的出租车司机丈夫只打算回崇明老家吃一顿年夜饭（相当于西方的圣诞晚餐）。之后他们将返回上海投入工作。农历新年是出租车行业的旺季，夫妇俩承受不起在老家度过整个黄金周假期的代价。
　　倪女士和她的丈夫代表着政府官员所称的中国劳动力迁移的“新阶段”。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司长王谦去年曾在一个发布会上表示：“开始是一个人的流动，主要是劳动力的流动，然后是夫妻，然后是带着孩子，再往后将是带着老人。”
　　崇明总工会的官员表示，崇明大多数出租车司机确实带着孩子一起住在上海。虽然并不遥远，但每天驾车在上海和崇明之间奔波仍然太远，成本也太高了&&再说上海的学校更好。崇明的地方政府官员表示，即便是岛上的留守儿童，多数也能每周或每两周见到父母，因此他们的境遇比“真正”的农村留守儿童好得多。
　　但他们是幸运者：数千万农民工子女正要与父母共享一周的天伦之乐，然后告别父母又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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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一名义教老师在与留守儿童一起玩趣味英语学习游戏。新华社
　　【延伸阅读】留守儿童盼春节与父母团聚：简单却最奢侈的愿望
　　中新网惠州2月8日电 题：留守儿童盼春节与父母团聚
　　中新网记者 康孝娟
　　临近春节，留守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对于他们而言，春节意味着很快能与父母团聚了。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程度的提高，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记者所在的广东惠州市不是劳工输出大市，但当地的留守儿童仍有约7万人。
　　春节是合家团聚的日子，和父母呆在一起，是留守儿童最简单却最奢侈的愿望。
　　在广东惠州市汝湖中心小学上六年级的高瑞滢，学习成绩很好，乖巧听话。从很小开始，就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因为父母都在东莞上班，工作很忙，每两个月才能回家一次，而不到两天又要离开。过年，是高瑞滢和父母呆在一起最长的时间。
　　一个星期前，高瑞滢和学校其他3位同学被选上，参加2月1日在深圳举办的一场关于关爱留守儿童的2015首届公益春节联欢晚会，当时4位同学表演了一个朗诵节目叫《把幸福带回家》。高瑞滢说，到现在她还记得节目的台词，并马上背了出来：“老师问我们长大后想做什么，有的同学要当科学家，有的同学要当大明星，轮到我时，我没有犹豫，我说我只想当城管，因为再碰到爸爸摆小摊时，我追赶他，不会那么用力。”听着让人无比心酸。五年级一班的刘颖，一同参加了该朗诵节目，第一次登上舞台表演，她和其他几个小伙伴们兴奋得一晚上都睡不着，不过父母没有亲眼看到她们精彩的表演，对于小刘颖来说，还是有点失落。
　　她朗诵的那段，大意是妈妈在城里当保姆，下大雨时只能为别人的孩子撑伞，而自己躲在屋檐，很孤独。
　　刘颖说，爸爸刘景春是建筑工，长期在外地很少回家，母亲在一个工厂上班，一年能见到父母一次已经很满足了。
　　随着年关岁末临近，有多少留守儿童已经在默默数着日子，等待父母回家。在中国内地的农村，父母外出务工或忙于生计，多数把孩子交给家中老人或寄宿学校，使孩子无法得到细致的照料和监护，更可怕的是，因为无法享受到正常的亲情关爱，他们心里容易形成无助感、失落感和被遗弃感，影响心理健康。
　　据策划这个朗诵节目的惠州市民协艺润万家策划中心负责人邱宏伟介绍，希望给留守儿童一个展示自己精神面貌的平台和机会，让他们走出去，得到锻炼和提高，关爱留守儿童是全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希望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让社会更多关注到农村留守儿童的现状和未来，同时也希望引起政府层面对于留守儿童的大力重视。
　　为了给农村留守儿童送去真正的精神食粮，惠州客家中国画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毛体书法家叶汉平还向惠州汝湖中心小学捐赠了价值3万元的国学大礼包。
　　据悉，惠州的外来务工人员较多，在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等问题上，当地政府下了很多功夫，让不少的留守子女实现了跟父母随迁到打工城市。而对于惠州本地的留守儿童，有当地官员表示，除了给予更多的社会关爱，只能通过产业引导，让农民在家门口就业从而减少外出流动。(完)
　　（ 17:23:12）
　　【延伸阅读】两岁留守儿童听说爸妈要回家 独自跑3里迎接
　　首席记者 李钊
　　本报驻马店讯2月10日下午，遂平县城一个刚满两岁的孩子，听奶奶说“爸爸妈妈马上就要回来了！”就独自一人徒步去车站迎接。傍晚时分，街头蹬三轮的“捡”到了他，并把他送到了派出所……
　　午休后，突然发现两岁孙子不见了
　　2月10日，农历腊月二十二。这天中午，遂平县县城里的不少居民为了迎接“小年”，午饭时都要放鞭炮。
　　听到“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刚满两周岁的小王一问奶奶：“我爸我妈啥时到家？”
　　“你爸妈，马上就回来了！”奶奶见孙子端起饭碗吃饭不香，在一旁宽慰。
　　当天下午3点多钟，奶奶见他午休还没起床，便进小王一的卧房，突然发现孩子不见了。问遍邻居，都没见小王一的踪影，小王一的爷爷问奶奶：“你给孙娃儿说啥没！？”
　　“就说了句‘你爸妈，马上就回来了！’”奶奶追忆。
　　“不好，孙娃儿可能去车站了！”爷爷奶奶骑上三轮车，直奔县城里的汽车站。来到汽车站，寻遍车站的旮旮旯旯，也没寻到孙娃子的踪影。
　　下午6时33分，小王一的爷爷奶奶，风风火火赶到辖区的莲花湖派出所报警。莲花湖派出所接到报警后，立即与县城里的各派出所联动，民警开始沿街寻找……
　　孩子总问爸妈啥时回来，爷爷觉得要多去车站找找
　　“来报警的爷爷奶奶泪汪汪的，万分着急。”11日上午11时许，本报记者驱车赶到莲花湖派出所，当时的值班民警杨宪、张海涛对小王一的爷爷奶奶进行接警询问，两位老人说：小王一的爸爸妈妈，在北京打工。割麦时，回来过一趟，在家待了几天。“这几天，邻居家孩子的爸爸妈妈相继回来过年了，小王一便一天问好几遍‘爸爸妈妈啥时回来’。”
　　“打回来电话，说买的是腊月二十四的车票，所以俺告诉小王一‘马上就回来了’。”小王一的奶奶在一旁解释：“我说的‘马上’，是两天后，可能是孙娃子理解错了。”
　　“平日里，带小王一闲逛时，每走到车站，总是对他说‘你爸妈回来，就是从这里下车’。”小王一的爷爷肯定地说：虽没找到，应该还是在去车站的方向那一带寻找。
　　蹬三轮男子“捡”到孩子，送到派出所便悄悄离开了
　　10日傍晚6时55分，一辆人力三轮蹬进莲花湖派出所。蹬三轮的说：“这孩子，独自一人在街上走，说是要去车站接爹娘，俺诓他去车站，把他带来了……”
　　据蹬三轮的男子说：“是在瞿阳大道上‘捡’到的。”
　　当民警把小王一交给他的爷爷奶奶时，蹬三轮的男子便悄悄地离开了。
　　小王一找到后，小王一在派出所里就急不可耐地给爸爸妈妈通了话，说“去车站接，摸迷了，走了几条街；骑三轮的好心爷爷，送我来到了派出所”。远在北京的爸爸妈妈说：“今年过大年，天天跟孩子在一起……”从小王一家到瞿阳大道，至少有3里地以上。在派出所里，民警耐心询问，小王一说，他是一边走一边问，七拐八拐转了几条街。
　　11日下午，小王一的爸爸妈妈接受本报记者独家电话采访时说：为了挣钱，把孩子扔在老家，一年半载也不回去一趟；我们想孩子，孩子更想念我们。“等回到家后，再慢慢寻找那位蹬三轮的男子，找到他要当面道谢，并给他鞠几个躬。”
　　（ 07:21:10）
　　【延伸阅读】留守儿童生活现状：羡慕城里生活 到城里又想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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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兴化市南宋村，10岁的林晓雪(右)带着3岁的弟弟林仁旭在家洗碗。新华社记者李响 摄
　　“周洋当爸爸了，等你们来喝酒。”电话那头，周洋父亲周春生喜洋洋的笑容仿佛就在眼前。春节前闹洞房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如今，新的生命已经诞生，时间快得不容人思考。
　　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空气中也充盈着喜悦的味道。在憧憬一年收成的时候，远方的南宋村，会是什么光景呢？江苏省兴化市南宋村，作为一个留守的样本，半月谈记者已多次报道，带着希望，记者决定再次前行。
　　从中堡镇到南宋村，约8公里。车在乡村公路上颠簸，空气中弥漫着水乡特有的甜味，让那颠簸也显得恍如在水中行船。车窗外白鹭时而飞起，时而缓缓落于河塘中，脖子一伸一缩地寻觅着食物。远处，是成片的草黄色稻田，正等待着收割；近处，一片片荷叶竖立，骄傲地等人来收获那深藏水下的白嫩白嫩的藕。
　　“新爸爸”周洋早早等在村口，因为他家的鱼塘8点准时开捕，他想让记者分享收获的喜悦。深一脚浅一脚走在田埂上，鞋很快便被露水打湿。三里路的距离，走到鱼塘，鞋子早已沾满泥泞。
　　周家的鱼塘占地90亩，是南宋村单体面积最大的，视野足够开阔。周春生开动投饵机给鱼儿喂食，饵料定点投向沉在水中的900平方米大网。不一会，水面上鱼头攒动，黑压压的一片赶着争食。柴油机声由远及近，两条收鱼的机驳船停靠在鱼塘外的河边，五六个黝黑的壮汉跳上了岸。
　　“起网！”听到周春生的吆喝，岸边的人开始用力拽绳子，原本沉在水中的渔网，逐渐露出水面，鱼儿纷纷往外逃窜。空间太小，互相挤撞的鱼儿大多又被撞向网中央，其中一些只能直直地空中跳，再重重落下。
　　“这一网，起码有三四万斤。”周洋兴奋地说，收鱼的老板昨天打电话，要9000斤草鱼。说话间，渔网已经收口，几万斤鱼黑压压地在网内涌动。大伙慢慢往岸边拉拽，生怕把渔网扯坏。
　　突然，渔网似乎被什么东西挂住了。“会不会是去年打下的木桩？”有人嘀咕了一句。周春生已经忍不住脱下了外套，准备下水排除障碍。就在这时，拉拽的人稍微调整了角度，渔网又缓缓向前。网内的鱼，拥挤得更厉害了。
　　两名捉鱼高手穿上黑色橡胶衣，等渔网一靠岸，便跳入水中，从拥挤的鱼堆中挑选个头中意的草鱼，动作娴熟得令人惊讶——手一探入水中，便有一条草鱼飞起，被抛入事先准备好的小渔网内。其他几位壮汉也没闲着，用网兜将鱼捞到箩筐里，一筐筐过秤。
　　“386斤”“398斤”“400斤”……收鱼的老板坐在磅秤旁记录着。周洋递了一圈烟，也坐了下来，认真记着每筐鱼的重量。一条逃生欲望特别强的草鱼跳出箩筐，在泥地里挣扎着。捡起来一过磅，三斤六两。“似乎小了点。”老板的眉头不经意地皱了一下。
　　“去年草鱼每斤6块多，今年只有4块多，亏大了。”周洋并没有注意到老板的表情，自顾自地嘀咕着。周春生并不太在乎鱼价下跌，因为今年鱼的产量高，完全可以弥补价格下跌造成的损失。
　　老板猛吸了口烟，向周春生招招手，两人到屋里商量事情去了。没几分钟，周春生皱着眉头走了出来，对捉鱼的人说：“别挑了，等会儿。”
　　原来，老板嫌草鱼偏小，准备只收3000斤。“怎么能说话不算数？起网会伤着鱼，你让我们怎么办？”周洋有点急。经过多番讨价还价，双方最终达成协议——收7000斤。一大半入网的鱼儿，又被重新放回塘中。
　　原本丰收的场景，差点闹得不欢而散。而这种丰收后的苦恼和不快，竟在南宋村传开了。
　　回村路上，记者碰到宋子豪的奶奶，正独自在摘棉花。子豪的父母长期在镇江打工，家里只有爷爷奶奶。爷爷在附近的沙沟镇打零工，家里的农活，全落在60多岁的奶奶身上。
　　去年棉花4块多一斤，今年只有3块钱。“多大的工啊？从种棉花钵到现在，隔几天就要打一次农药，今年亏大了。”奶奶一边说一边叹气。今年她种了5亩地，4亩多种了棉花。
　　种田大户宋德于的情况也不乐观。63岁的他和老伴承包了23亩地，其中8亩种棉花，目前还没人上门收购。3亩水稻还没成熟，价格也没数。好在玉米比去年每斤上涨了5分钱，给了宋德于少许安慰。
　　“如果种田能赚到钱，谁愿意往城里跑？”周洋对此愤愤不平。本想守着故乡、守着鱼塘，但收入没保障，他日渐心慌。“养鱼风险太大，外出打工，多少还能赚个纯利润。”周洋说。
　　是啊，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谁不想把家乡建设好，让家乡和外面的世界同样精彩。暑假期间，很多留守的孩子被接到父母打工的城里去，他们又是怎么理解农村和城市的呢？
　　记者找到中堡镇中心校校长祭德华，他爽快地答应配合记者做一次小型调查，让那些到外地过暑假的孩子以此为主题写一篇作文。“六(1)班作文水平较高，就找他们班。”
　　40多分钟后，十多篇即时作文就放到了记者面前。通过一篇篇文章，孩子们向记者敞开了心扉。
　　“浙江很大，但有的地方环境污染严重。一些大卡车呼啸而过，排放的尾气可想而知……相比起来，家乡的空气好多了……如果城里空气好一点的话，我或许愿意到那里生活。”学生沈高丽写道。
　　“暑假我去了昆山，那里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我家住在马路边，好恐怖，一不小心，出门就会碰上急来急往的车。我也不能随便出门，因为人生地不熟，怕找不到回家的路……”学生苏灵欣写道。
　　“爸爸妈妈在苏州，那里没有湛蓝的天空，没有新鲜的空气……虽然在苏州穿得好、吃得好，但是没有玩伴，我只能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家写作业，再也不想去那儿了。”学生罗玉成写道。
　　“在上海每天早上起来就是写作业，写完作业又不能出去玩，只能在家看电视。农村的早晨没有刺耳的汽车喇叭声，只有清脆悦耳的鸟鸣……还是农村好。希望爸爸妈妈暑假能回来陪我。”学生房雨婷写道。
　　大多数孩子都羡慕城里的物质生活，但真正去了城里，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想回家，盼望父母能回农村和他们团聚。而留守的妇女，又何尝不盼望丈夫在家多住些时日呢？
　　47岁的谭玉华站在家门口一人多高的草垛上，接着邻居陈春旺递上来的黄豆秆，用力码好。“丈夫是木匠，在哈尔滨打工，他不愿意我出去。”谭玉华擦了擦额头的汗水道，儿子在无锡上班，27岁了，刚结婚还没房子，“一套房要70万元，我们还要苦多少年哦。”
　　“男人不在家，她不容易啊，一个人哪忙得过来。”66岁的陈春旺说，谭玉华一年苦到头，也只有万把块钱收入。如果附近有个工厂，她或许就能找到份工作，外出打工的人也会回来不少。
　　问过南宋好多村民“怎么解决留守问题”，他们能想到的，就是希望附近有工厂。记者与中堡镇和兴化市多位领导沟通，他们均表示，搞村办工厂的做法已经过时，关键要看农村如何转型、农民如何职业化。至于怎么转，他们一筹莫展。
　　回南京的路上，记者路过了六合区竹镇的“巴布洛生态谷”。国庆前刚开园的生态谷，是一家集旅游观光、娱乐休闲和绿色健康食品生产为一体的现代化智慧农业综合体。距离南京城区80公里，地处六合区的“边角料”，这里原来散居着4个自然村的1000多户农民。经过5年的建设，农民全部集中居住，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生态谷也初步开发出现代旅游观光葡萄产业园、现代都市牧场科技产业园、现代农业文化体验产业园。
　　国庆期间，自驾游旅客蜂拥而至。尽管每车要交200元门票，7天仍涌来近20万人次。游客在这里钓鱼、挖藕、喂养牛羊、欣赏美景、品味美食，忙坏了公司员工，也乐坏了当地村民。生态谷因此成为黄金周期间，南京新增景点最亮的一家。
　　江苏永鸿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生态谷的投资方。公司董事长胡鸿飞说，通过拆迁安置，当地农民每家获得了十几万元至几十万元的一次性补偿。农民不仅能获得固定的土地租赁费，还能在生态谷里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目前已经让1000多位中老年农民重新就业，还吸引了很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回来。”
　　54岁的李庆凤是金竹村人，正和20多名中老年妇女在葡萄架下除草，身着统一的印有“巴布洛”字样的背心。“除草每天60元，每天8小时。”在她看来，她也算有了份工作。
　　李庆凤的两个儿子分别在南京、镇江工作，月收入有四五千元。“赚得多，花得也多，如果能在家附近工作，哪怕少赚点，也是划算的。”虽然33岁的大儿子还没成家，但李庆凤已经开始考虑孙辈的教育问题。“现在小孩都很聪明，教什么会什么，可我们什么都不会，最好由他们的父母亲自教。”至于做木匠的丈夫，现在每天在镇里有200元收入，李庆凤却非常羡慕生态谷的保安。“保安每月工资两千多，不算高，但很固定，还包吃包住。如果有机会，我会让两个儿子回来应聘。”
　　聊着聊着，李庆凤抱怨起来：“以前有地种时，粮食蔬菜基本不用买，现在没地种了，从锅底到锅上都要花钱，还得交物业管理费。”“现在的生活与以前比，你更乐意哪种？”记者问道。李庆凤愣了一下，琢磨了十几秒，坚定地说：“还是现在的好。”李庆凤说，以前农村又脏又乱，不仅辛苦，收入还没保障，“不管哪种生活，没有养懒汉的。”
　　勤劳的中国农民，不管是外出的，还是留守的，都不是懒汉。巴布洛生态谷改变了金竹村的生态和李庆凤的生活，能改变南宋村和周洋的吗？胡鸿飞表示，愿意到南宋村一试。(记者 朱旭东)
　　（ 10:09:06）
　　【延伸阅读】谁来呵护农村留守儿童的青春期
　　放学后，空荡荡的教室里只有茵茵（化名）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一动不动，心事重重。没有人知道这个女孩子到底坐了多久，直到班主任回教室取落下的手机时，她才注意到孩子的古怪。
　　在班主任的一再追问下，茵茵趴在桌上放声大哭，她慢慢挪开座位，身下是一片血迹。
　　“这个12岁的女孩不知道自己来月经了，不知道月经对女性意味着什么，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妈妈从没对她谈起即将到来的身体变化。”山东省青少年研究所副教授魏晓娟对农村青少年问题11年的研究历程中，类似情况绝非个案，每次接触，她都不免“震惊、痛心”。
　　2014年7月，山东东平初中女生性侵悲剧被媒体曝光（本报曾于7月16日报道），青春期叛逆、性教育匮乏、家庭和学校教育缺失，更是将农村留守儿童青春期问题推进公众视野。
　　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多达6102.55万人，占农村儿童的37.7%，其中，12～17岁农村留守儿童所占比例为29.62%。
　　“心理学把青春期称为‘暴风骤雨期’，身心发育不协调、性意识萌发、独立意识觉醒，极易使青春期孩子充满困惑、矛盾，甚至产生叛逆心理。加之亲情缺失、监管不力和教育不足，农村留守儿童的青春期可能面临更多风险。”魏晓娟说。
　　危险已经来临，并通过个体境遇折射出诸多问题，越来越多目光也聚焦于此：谁来呵护农村留守儿童的青春期？
　　放逐、孤独、无助的青春期
　　在8年的驻村调查生涯中，年轻学者吕德文已走过17个省的几十个村庄。这位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对青春期留守儿童的生存状态印象深刻。“很多孩子处于放逐、无助的境遇。”吕德文说。
　　在湖南的一个农村，一名14岁留守女孩因和同学相处障碍，已先后两次离校回家。爷爷找来“外面来的文化人”吕德文，希望吕德文能帮忙劝劝孙女。经过一番劝说，女孩最终答应接着回去读书。一个月后，吕德文却听到女孩辍学南下广东投奔父母的消息。
　　“根据我的观察，多地农村初中的辍学率较高，有的甚至高达一半，其中留守儿童居多”，吕德文注意到，在一些地方，“辍学”两个字常被“放长假”所代替。
　　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2005年，有1/3的15～17岁农村留守少年开始外出打工。
　　在吕德文眼中，这些孩子没有安全感，很多问题需要自己面对，却无力承担，极易自我放弃。
　　“一旦出了问题，他们只能用不成熟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逃避、被动接受。”令魏晓娟倍感荒谬的一个个案是，一个16岁女孩初二时早恋怀孕，后辍学和男友同居，在外打工的父亲上门苦劝女儿回家，女孩却拒绝见面。
　　两个大孩子，带着一个小孩子，三口人全靠男方父母抚养——这让魏晓娟感到揪心。还有一些个案反映的问题，更让人不容忽视：不当的同伴关系，有的男孩和社会青年称兄道弟，或在同伴示范效应下一起辍学；有的女孩经不起诱惑，社会青年给她买零食和衣服，就跟着回家过夜……
　　中国青年报记者曾采访某农村中学校长，该校留守儿童比例高达80%，他坦言该校学生的性教育几乎为零，同时承认这也是目前周边农村中学的现状。
　　“研究显示，青春期留守儿童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他们缺少必要的青春期发育有关知识，对性及生殖健康知识不了解；尚未形成端正的青春期健康态度，一定程度上对自身成长发育抱有烦恼、担忧等负面情绪；同时，缺乏自我保护和防范意外伤害的能力，可能面临性相关行为侵害的风险。”魏晓娟说。
　　在这一弱势群体中，女童显然处于更为弱势的地位。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女童被性侵案件的曝光即是佐证。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发布的《12省市农村留守儿童状况调查情况总报告》显示，90%的女童在青春期生理变化时，因母亲不在身边而感到无助和害怕。
　　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看来，“他们的青春期其实是很孤独的”。
　　童小军刚刚结束一项关于留守儿童留守经历的研究，访谈显示，青春期留守儿童平时和同伴、老师、家人的交流较少，尤其在家里，他们的玩伴很少，彼此住得较远。此外，在家里一般看电视、做作业，空闲时干农活，几乎没有课外书。
　　“青春期的孩子开始确认自己身份了，比如我是谁，我是否优秀，身边人怎么看我，这都是青春期比较独特、需要不断肯定和回馈的过程，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回应。对于人生体验，特别是青春期的问题，能给予他们指导的父母通常不在身边。”童小军说。
　　看似偶然，但恶因早已种下
　　对这些青春期的农村留守儿童来说，“由不良行为到严重不良行为，再走上犯罪道路仅一步之遥。”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法官于莉总结。自2010年起，她开始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犯罪问题，据她统计，目前菏泽留守儿童犯罪比例以每年5%的速度增加。
　　“全省少年审判庭审理的案件中，涉及青春期留守儿童的案件比例在七成以上，其中，被告人年龄为十六七岁的占80%以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谢萍认为，这些孩子是少年犯中比较突出的一个群体。
　　于莉将其犯罪特点总结为以下几点：低龄化趋势明显，刚满14周岁犯罪的留守儿童日渐增多；是非观念模糊；常结伙作案，实施暴力犯罪时手段会比较残忍。
　　“这一群体激情犯罪占重要比例，他们处于盲目模仿、心理因素极不稳定的特殊生长发育期，稍被唆使便容易上当，其犯罪动机模糊，只为证明自己，不考虑后果。”单县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庭长李兰香说。
　　“很多孩子的命运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改变。”曾任单县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法官、现任纪检书记的蒋勇，至今仍为11年前一个留守男孩的命运扼腕叹息：16岁辍学后，男孩帮爷爷打理一家小超市，本想着好好经营把生意做大，一天晚上，他被同村青年拉去喝酒，几个人一时兴起，一晚上作案三次，抢劫了一辆面包车和两位行人。
　　“如果他们能及时得到父母的呵护和引导，夜不归宿、拉帮结派、交往不当这些坏习惯很可能会得到遏制甚至根除。”蒋勇说。
　　更令蒋勇愤怒且无奈的是，即使这些孩子站在被告席上时，仍有1/3左右的父母因外出务工而未能到场。
　　在于莉经手的卷宗中，甚至不乏孩子为吸引父母关注而故意打架斗殴的案件。“农村多数学校缺乏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与法制教育的必要条件和设施，没有相应课程，大量案例表明，走上犯罪道路的留守儿童甚至连一些最基本的法律常识也不知道。”于莉说。
　　“这些案件的发生看似偶然，却是家庭和学校教育缺失、不良环境影响等长期积累的结果。”李兰香说。
　　“这一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要解决的程度”
　　随着研究视野中个案的积累，吕德文对该群体的担忧与日俱增，“他们的境遇显然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人口大规模流动密切相关”。
　　在魏晓娟看来，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不单单是贫困、留守、教育不力等原因，而是多个因素的累积效应，解决不当，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影响人口的整体素质、新农村建设进程，甚至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这一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要解决的程度，否则会堵塞这部分群体的上升空间，造成底层社会的固化。”吕德文说。
　　然而，谁来呵护他们的青春期？如何呵护？
　　魏晓娟建议，教育部门应开发和完善相关教材和课程建设， 从学校层面切实开展好青春期教育；鉴于家长对孩子进行性教育所具有的无可比拟的优势，应依托学校对家长进行教育和必要培训，提升家长的教养能力；此外，对留守儿童的法制教育和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中国公安大学的一项针对未成年人犯罪心理路径和行为路径的联合研究显示，从未成年人十三四岁起，就应关注其不良行为。谢萍建议加强学校、社区、村委的引导作用，可借鉴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将问题少年纳入司法程序的模式。此外，应加强教育、民政、司法等部门联动。
　　在实践中，借助社区力量保护儿童的努力已经开始。据童小军介绍，从2010年起，民政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选取云南、新疆、山西、河南、四川相对边远、贫困、少数民族聚居的120个村开展为期10年的试点工作。
　　每个村设置儿童福利主任的岗位，其工作职责是掌握村里所有18岁以下孩子及其家庭的情况，对需要帮助的家庭及时协调资源，解决问题，比如留守儿童家庭、贫困家庭、服刑人员家庭等。此外，每个村建立“儿童之家”活动场所。
　　总体来说，效果比较理想。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知道，孩子的事情还有这么多需要关注。村里还培养了一批相对专业、热爱儿童福利事业、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工作人员。童小军说，“我一直认为呵护留守儿童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但兜底的应该是党和政府。”
　　如今，每逢空闲时间，于莉都会带着大量案例深入菏泽多所农村中学进行普法教育，告诉这些青春期的孩子如何自我保护，如何面对平时难以启齿的性问题，最重要的是教会他们对错误的行为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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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阅读】美媒：中国人日益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处境
　　参考消息网1月4日报道 美国媒体称，株洲市剪吧理发店的老主顾们最近发现这家理发店暂停营业了，门上贴着一张奇怪的字条。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日报道，“亲爱的各位顾客，昨天我接到女儿打来的电话，因为长时间没有带在身边，她都不会叫我爸爸了&&特向各位VIP请假一周回老家休假探亲。”
　　报道称，这封信被一名路人拍下后发布在了中国的社交网站上，并迅速传播开来。这反映出人们对中国“留守儿童”日益增长的忧虑之情。
　　报道指出，超过6100万农村儿童&&约占中国儿童总数的五分之一&&过着没有父母的生活。大多数是农民子女，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迁徙浪潮之一中，这些农民都纷纷涌向了城市。近30年来，农名工提供的廉价劳动力推动中国崛起为一个强大的经济体。但是高昂的成本和长时间的工作令这些城市劳动者不堪重负，许多人只得把子女留在农村交由上了年纪的长辈照顾。
　　留字条的理发师吴红伟和妻子汪源在女儿9个月时就把她留给了偏僻农村的爷爷奶奶照顾。他们以为340英里的距离不会成为障碍。
　　每天，他们都打电话对年幼的女儿说：“妈妈爱你。”“爸爸想你。”他们把自己的照片贴在了爷爷奶奶家女儿房间的水泥墙上。
　　但在过了近两年后，他们突然认清了现实。吴红伟说：“她觉得我们就像陌生人一样。”
　　在丢下女儿三个月后，夫妻俩急切地回到了农村老家。但当他们走进家门时，女儿贝贝却躲着他们。汪源回忆说：“只要我们试着抱她，她就叫着往奶奶身上挤。”
　　一次，夫妻俩让女儿指出妈妈和爸爸，她跑向的是墙上的照片，而不是他俩。贝贝是个顽皮的小女孩，常常在白天对着丛山唱歌，但在爷爷奶奶身边，她就变得非常安静。
　　由于学的是村子里的方言，她听不懂妈妈说的话。一些女儿说的话，汪源不懂是什么意思。试图克制嫉妒心的汪源说：“她最喜欢奶奶。只要一受到委屈，她就往奶奶那儿跑。”
　　外出时，夫妻俩曾去了附近的一个镇，买了玩具和甜馒头，以试图赢得贝贝的心。为了能抱她，夫妻俩每晚等奶奶把贝贝哄睡着后，就偷偷潜入房间，替换奶奶陪女儿睡觉。汪源说：“晚上这几小时很宝贵。”
　　2012年12月，在第二次返乡临走前，他们终于教会女儿喊“妈妈”“爸爸”了。
　　汪源最近说：“但从她喊‘妈妈’的语气看，这不过就是一个名字。有个人的名字叫‘妈妈’，没有任何意义。”
　　2013年秋天的一天，贝贝的爷爷奶奶打电话给吴红伟和汪源说，几个亲戚&&一对新婚夫妇&&拜访时给贝贝带了礼物。当小女孩看到这对带着玩具和糖果的年轻夫妻时，她喊他们“妈妈”“爸爸”。汪源说：“这把我们伤得很深。”
　　吴红伟和妻子终于攒够了钱在市里一条马路边开了一家小理发店。但听到这事后，他们决定回乡一趟。临走前，他们匆忙将这张字条贴在了门上。
　　许多在网上看到该字条的人留言抱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残酷本质。其中一人说：“为了谋生，人们付出了太多。”另一人说：“我哭了出来，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近年来，“留守儿童”的处境已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中国专家警告说，远离父母成长的儿童存在心理和情感问题。这些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往往比同龄人差。
　　报道还说，城里的农名工子女同样面临难题；除非父母能获得居住证，否则他们往往被当地的公立学校和医疗机构拒之门外。而且，城里人常常歧视农村家庭，认为这些人粗鲁愚蠢、没有文化。（编译/左昌）
　　（ 09:13:01）　　（原标题：外媒关注中国劳动力迁徙新阶段：留守儿童被带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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