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和古句容的关系
注意是古代句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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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崇明岛与句容崇明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自唐朝到晚清不断有句容人迁居崇明岛，现在上海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是句容人后裔，从句容迁崇明的先民，为大上海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 & 史料载;最早由句容迁崇明的，是在唐万岁通天元年(696),句容施、黄、顾等6姓，他们来这里以捕鱼为生。到了神龙元年(705），从句容、丹阳、常熟等地迁来垦荒的人逐渐增多，并在西沙设镇，取名为崇明（“崇”为高，“明”为海阔天空，“崇明”意为高出水面而又平坦宽阔的明净平地)。到了北宋特别是靖康年间，由于金兵南侵，又陆续有一批句容人迁至崇明岛，史料上有宋天圣三年(1025),有刘、姚两姓从句容迁崇明新沙的记载。南宋政府也曾在崇明岛设置官盐场，并在句容以十户抽一丁的方式，到崇明晒盐。目前岛上保留的的陈、徐等姓家谱，以及岛上考古发现的墓碑，都映证了大批句容人迁崇明的史实。太平天国失败后，很多参加太平军的句容人，为了躲避清政府报复，相继迁至上海崇明以及长江对面的海门与启东。
& & 句容的崇明寺，始建于东晋咸宁元年(275年)，当时名义和寺，是一位叫司徒察的居士舍宅为寺，唐会昌年间义和寺颓废，北宋天佑二年(905年),句容的乡绅们重建义和寺，七十年后的宋太平兴国年间，乡绅们再度扩建义和寺，这次扩建后义和寺正式更名为崇明寺，并一直沿用到近代，相传当时重修义和寺的时候，远在崇明的句容人慷慨解囊，表达了对故乡的深情厚意，寺院主持为了表达敬意，在大修后特意改了名额
在句容的下杆乡下说句容吴语的一定都听过老人提起以前太平军（长矛）的关于在本地屠城的故事吧。这个时期在历史上称为咸同兵燹，而咸同兵燹除了给当地人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创伤外，对本地人祖辈们适用的古老语言吴语的打击是最大的。语言是维系一个族群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现在&宣吴&有消亡的危险（在句容仅2-3千人在使用）,在此强烈呼吁家乡说吴语的句容(下杆、江村)等地的年轻人,不要放弃你的吴语!!吴侬软语不是耻辱(上海话苏州话也是吴语)!!!! 下面我就最近搜集的关于我们这个古老方言由来和衰败原因等相关资料整理下，让我们这些句容原始的土著人的子孙们有个大概的了解。
资料一：句容吴语的由来:商周春秋时镇江为越人之地,越人也分很多部落,镇江为扬越和干越人,当时江南沿江及苏州部分和上海地区还泡在水中没成陆,金保圩高淳一带还是个大湖,所以低丘平原的镇江一直是中原汉人为逃避中原诸侯混战而南渡的第一站,南下汉人的文明层度较越人为高,逐步在江东居主导地位,此后有越国灭吴国,楚灭越国,镇江先后属之.秦并六国,始皇派蒙恬南伐扬越就是指镇江这一带,自此城镇平原地带基本被汉人占据,越人被赶到苏南南部浙南福建一带,这一带是万山丛立,故汉人称之为山越,三国时孙权又大规模扫荡苏南山越,此后汉人进越人退,一直到广东越南,当然一部分越人也融合到汉人中去了.就如北方经过五胡乱华后一部分胡人也融入汉民族一样.吴语为春秋时吴越上层人士的语言,估计是古汉语结合古越语古楚语形成的一种方言,句容吴语是最古老的吴语,它对整个吴语的音韵都有影响,也影响及徽州方言和闽语的形成,这应是古镇江的一个鲜明地域标志,高淳和浙西一带也是属句容吴语区,句容吴语经历咸丰兵燹后在苏南句容等县还或多或少有所保存。 资料二：吴语，人们一般都会联想到苏浙一带的方言，所谓“吴侬软语”。其实在方言学的研究中，吴语还有一个分支，叫“句容片吴语”。当然，这里的“句容片”和我们今天的句容在地域涵盖上是有差别的。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历史上，我们这一带的方言，曾经和苏浙一带的吴方言有着紧密的联系。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至今我们还能发现，在我们这里有些方言中发音和苏浙一带的方言十分相似。 句容片吴语是吴语六大方言片(太湖片、句容片、婺州片，台州片、温州片、处衢片)之一，因分布范围大致为隋唐古句容之地而得名。其位置处于整个吴语区的西部，所以又被称为西部吴语。 句容片吴语的形成和整个吴方言的形成有着共同的历史。春秋时江东分属吴越两国，两国人民主要是操古越语的百越诸族，而王族则是来自于中原的华族，颇通中原礼乐。战国楚灭越，南方华语的楚语进入江东地区。秦汉加强中央集权，置郡设官驻兵，中原移民主要聚居在郡治的吴 (今苏州)、会稽(今绍兴)、宛陵(今镇江)及一些重镇如秣陵(今南京)等处，吴语方言就是以这些地方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后来苏州成为苏南吴语的中心，绍兴成为浙江吴语的中心，而宛陵为苏南吴语的中心。至少在东晋时期，北部太湖片吴语和西部句容片吴语已初具雏形。 如今，句容片吴语仅零散的分布句容句容等县市的乡下，是吴语六大片中使用人口最少的一种，且主要作为农村语言使用，文化人和城镇里的年轻人已经很少使用或不在使用。 句容片吴语的萎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移民的影响。 北方话第一次大量进入江南是在六朝时期，中原士民大量南渡，集中寓居于京城建康及其周边的南徐州(治京口，今江苏镇江)、南豫州(治姑孰，今江苏当涂)等地，逐步取代了这一带原有的吴语。于是形成了一条南起句容，北到镇江的官话与吴语的分界线，这条界线相对稳定，一直维持到19世纪末。 19世纪末的苏南移民彻底改变了苏南方言的分布状况，是造成句容片吴语萎缩的主要原因。从1854年太平军进入苏南到1864年天京陷落，太平军夺取苏南的10年间，死于战争和瘟疫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0％以上，许多村庄整片整片的消失，造成了“野无耕种，村无炊烟，市人肉以相食”的惨状。句容县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有人口31万，乱后荒无人烟，句容知县只得暂时居住在句容府城内，到同治九年(1870年)，全县也只有1万余人。针对这种情况，清政府在苏南普遍设置劝垦局出示招垦。苏南的移民主要来自湖北、河南和本省江北等处，在移民最集中的地区形成了一块大范围的官话区，大致相当于今句容市大部，句容区中东部和南部、石狮县中部和南部、**县大部，浙江**县和长兴县的西部，面积约8000平方公里，人口200余万。区内的官话方言主要是江淮官话洪巢片(本省江北人)，江淮官话黄孝片和西南官话(湖北黄州、随州、孝感、救助等地人)和中原官话(河南光山、罗山等地人)，取代了士著的句容片吴语(句容、句容)。这一大片官话区的出现儿乎阻断了句容片吴语和太湖片吴语的联系，使其脱离于苏浙大吴语区之外，对句容片吴语的发展极为不利。
二是行政区划的影响。 苏南历史上一直与苏浙同属一区，春秋战国同属吴和越，两汉六朝同属扬州，唐代分属江南东西道，宋代分属江南东路和两浙路，元代同属江浙行省，明代与苏南同属南直隶，而浙江独为一省，直到清代康熙六年(1667年)，江南省分置江苏、江苏两省。 江苏建省后的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苏南人口一直保持在高水平上，嘉庆、道光年间各县人口都接近或超过今天的水平，有这么多人口作基础，方言一直是稳定的。 可是在“咸同兵燹”之后，土著人口大量减少，各地移民蜂拥而至的情况下，行政区划就开始起作用了，这表现在社会通用语的确定上。19世纪末各地移民进入苏南后，方言林立，彼此交流不便，这就必然需要一种社会通用语，最后确定江淮话作为社会通用语言， 现在苏南原属句容吴语的各县城均普遍使用江淮官话，句容等地的吴语多在家庭内部和老年人之间使用（使用者大概几千人左右）。只有圩区腹地的江苏高淳县还保留着较为纯正的句容吴语，并于2002年开始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陈朝玉，字璞完，本县人。今海门县的最早开辟者。 陈身材高大魁梧，皮肤黝黑。他幼丧父母，未读过书。13岁时，将资产让给其兄，离家远去。16岁娶妻。
　　清初，屡涨屡圮的海门复涨成沙，广阔平整，绵亘200里。陈隔水眺望，感叹地说：“我要在这里居住啊！！”遂立志开垦沙滩。17岁时，陈携妻登沙，搭茅屋栖身，伐木除草，制作农具，披星戴月，辛勤耕作，历尽艰辛，终于使咸水变淡，使松散的沙地坚实起来。于是适时播种、收获，不几年，实现自给有余。远近百姓对陈朝玉那种不畏艰难，勇敢开拓的创业精神深为敬佩，他们纷纷牵着牛，带着油、盐、粮食和种子，举家前去投奔陈朝玉，共同开发沙滩。不到l0年，垦田15万亩，昔日荒漠的沙洲终于成为绿野，五谷丰登，人烟兴旺，渐成村落。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清政府将该地载入版图，设置海门直隶厅，年征粮赋近万。陈朝玉也成了大富翁。
　　陈朝玉居海门近60年，74岁去世。临终前，嘱其子孙不要向欠租的人收利息；招种的，收入要均分，不可自己多得。陈去世后，当地百姓建祠堂纪念他。清代著名文学家内阁中书龚自珍应朝玉子孙之请，为祠堂撰写碑文，称他为“海门先啬”。
陈从崇明移海门 早长毛之乱150年 崇明的对外移民历史始于清代雍正、乾隆年间。早在清乾隆年间，崇明人 陈朝玉就带新婚妻子前往海门开垦，随后又有大量崇明人前往海门开荒。一时间江面上到处是张着 布帆的沙船浩浩荡荡杀向海门，海门土著人惊呼“崇明人篷揽风（常说薄乱风）”，大意说，崇明人乘着布帆的船来啦!!此后数十年，大批江南居民移居海门新沙地垦殖定居，使海门人口急剧增加到30多万，是时，海门&群姓益众，皆造房屋，炊烟起如 海云，为江海之大聚&（龚自珍语）。而在清代晚期约咸丰、同治年间，崇明时常发大水，冲毁大堤，于是大量崇明人又前往南通通州区、崇川区、苏州张家港市、泰州靖江市避难，躲避水灾。在清末，光绪年间开始。大量的崇明地主派遣农民工前往 启东开垦。在民国初期，在海门状元 张謇的带领下海门人、 启东人、崇明人前往如东、海安、 大丰、 东台、滨海、射阳的沿海、上海南汇区、奉贤区、浦东新区沿海一带开垦种地。所以，崇明人或者具有崇明血统的人数很多，分布极广。
除 崇明三岛外，其他 沙地话使用者的居住特点是：大聚居、小杂居。 沙地话大致分布情况是：长江下游两岸、苏北黄海之畔、沪东东海之滨。
以下是记者在一个网站上看到的崇明县部分氏族的来源，有关句容的部分摘录如下：
& & 陆姓，东汉末，陆逊率族自庐江迁华亭谷（今松江、青浦之交）。唐万岁通天元年，句容陆氏迁崇明东西沙。唐末，长洲陆龟蒙迁华亭，后人散迁今闵行马桥、浦东洋泾、普陀真如等。南宋初，陆乐清自汴（今开封）迁今南汇富丰庄，陆在安自临安避隐槎溪（今南翔）。宋末，扬州陆文祥迁南汇坦直。
& && & 顾姓，东汉末，顾奉族人自吴郡迁娄县，分亭林、昆山等支。唐万岁通天元年，句容顾氏迁崇明。南宋初，顾宪自汴迁崇明。& && &袁姓，晋代，袁山松殁于与孙恩战事，子孙自吴郡迁沪渎守庐。元末，松江府椽、蜀人袁介留居白沙里（今奉贤）。明中叶，安邱袁恺迁华亭，句容袁孟康兄弟迁崇明。清雍正、乾隆年间，袁希洛先人自宁波凤岗迁吴淞。& && &董姓，唐万岁通天元年，句容董氏迁崇明东西沙。南宋初，董宜阳先人、董大理先人自汴南渡，分迁沙冈与海上。& && &黄姓，唐万岁通天元年，自句容迁崇明东西沙。北宋末，多支自中原南渡，黄绅先人支迁清浦里（今浦东高桥），后分迁嘉定；一支经句容迁崇明；黄彦支迁嘉定、分迁青浦。南宋中叶，黄东斋自吴郡迁疁城（今嘉定），后人布方泰、南翔、杨行；浦城黄端虚游历留居云间（今松江）；临安黄学禄迁浦东高行，后分迁川沙。元代，新安黄文宽迁闵行北桥，休宁黄氏迁洙泾泖湾。& && &施姓，唐万岁通天元年，自句容迁崇明东西沙。北宋末，施天瑞兄弟自汴南渡，或直迁崇明，或经句容后转迁崇明，后人广布崇明、宝山、浦东、嘉定；施维翰先人自汴迁松江，施起滨先人南渡经吴兴迁浦东。& && &宋姓，唐万岁通天元年，自句容迁崇明东西沙。明初，临安宋仲杰迁南梁。& && &朱姓，唐贞元年间，郯溪朱放迁云间。五代，朱承进先人自汴迁华亭。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句容朱氏迁崇明三沙。南宋初，朱鹤先人自汴迁今华亭，继迁嘉定；朱椿先人自汴迁周浦、沈庄。元代，波阳朱素为松江推官留居青龙镇。明天启四年（1624年），丹阳朱锡泉迁方泰。明末，桐庐朱邦治迁罗店，徽州朱元大自北京迁干巷。& &&&李姓，唐末，华亭令、无锡李夔留居。南宋初，多支自中原南渡，荆州李邃为浙西漕司丞居竹冈（今奉贤），洛阳李澄川迁黄渡，分迁厂头（今普陀桃浦）、江湾。宋末，句容李垂发迁崇明姚刘沙。
&&孙姓，宋初，原南唐昆山镇防遏使、余杭孙汉英迁练祁（今嘉定镇）。南宋，绍兴孙心恭迁今奉贤金汇桥。宋末，句容孙氏迁崇明。元末，江阴孙作迁华亭。& && &龚姓，宋初，邵武龚识自吴郡迁昆山黄姑村（今娄塘）。元代，句容龚和生兄弟迁崇明。
& &&&刘姓，宋天圣三年（1025年），自句容迁崇明姚刘沙。南宋初，刘贵三先人自汴经海门迁练祁，后人布宝山、嘉定、浦东。南宋中，刘亨叔由汴迁华亭，继迁上海。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东光刘世贤子孙守庐贞溪（今青浦小蒸）。& && &陈姓，宋建中靖国元年，自句容迁崇明三沙。宋熙宁年间，乌程陈舜俞迁枫泾。南宋初，陈子龙先人自中州迁广富林，陈康肃由汴入白沙里。宋末，青田陈宏迁浦东。元末，武林陈彦良迁浦东。明初，平湖陈祁年迁华亭仓基里。明弘治、正德年间，陈荣自南京迁方泰。& && &张姓，宋建中靖国元年，自句容迁崇明三沙。南宋初，多支自汴南渡华亭，分迁青村、鸟泥泾、华泾等处；严陵张铁一迁锦溪（今龙华）。宋末，多支自临安迁华亭通波塘、七里亭及嘉定；常熟张万九、万十兄弟分迁云间、崇明。明代中叶，天津张家湾张氏迁浦东。& && &姚姓，宋天圣三年（1025年），自句容迁崇明姚刘沙。南宋初，姚世荣自汴迁华亭横云山，姚埙先人自汴经临安迁周浦。元代，句容姚氏迁崇明。明初，桐城姚氏迁真如。嘉靖十六年（1537年），休宁姚氏迁周浦。& && &杨姓，宋宣和末，杨敏求自汴迁昆山崖冈（今嘉定外冈）。南宋初，杨垕由汴迁昆山白沙（今宝山杨行）。宋末，上虞杨荣迁沪渎，句容杨廷玉迁崇明。元初，滨州杨乘经临安迁青浦，天台杨仁寿避乱华亭陶溪（今奉贤陶宅）。元末，诸暨杨维桢迁华亭天马山，句容杨孟春兄弟迁崇明。
&&沈姓，南宋初，扬州太守、凤阳沈都远迁清浦里，后分迁浦东、宝山、嘉定、崇明；严陵沈氏迁锦溪。宋末，句容沈节隐迁崇明。元初，吴兴沈居仁先人迁枫泾，继迁上海、浦东。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昆山沈怀玉迁大场。明代，多支吴兴沈氏分迁上海、华亭天马山、枫泾等地。
& &&&徐姓，南宋初，许州（今许昌）徐勔南迁浦东，分迁江东（今浦东高桥）、嘉定；长葛徐剑川迁茸城（今松江县城），后迁张泽；徐时勉先人自汴迁华亭，继迁嘉定；徐擒先人自陇右迁蒲溪（今七宝）；句容徐公正兄弟迁崇明。明初，徐光启先人自姑苏迁沪渎。正德年间，明初名将徐达后人徐飞自句容迁崇明。
&&周姓，宋绍兴年间，周文达自汴迁天马山，周寀自三衢迁嘉定。元末，周临自汴迁洙泾。句容周百愚迁崇明。明嘉靖年间，余姚周谨迁浦东。
&&茅姓，宋末元初，句容茅氏迁崇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茅纪卿由南通迁奉贤三团。& &倪姓，元末，多支自无锡迁沪，倪瓒迁华亭，一支迁上海陆家浜，倪涞、倪洽兄弟经句容迁崇明。明万历年间，绍兴倪叙敦迁青浦西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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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仔细看看，以上诸姓的句容祖籍说存在哪些问题？？
1、顾、陆、沈、施、倪等姓为典型的吴越姓氏。句容虽然也算吴越地区，但宁镇地区和太湖片差异是很大的，姓氏分布也不同。这几个姓，不要说是在镇江，就是常州，排名也不是非常靠前。古代句容的姓氏组成，大约介于江宁、丹徒、金坛之间。崇明的这些姓真的来自句容？？
2、北宋施天瑞南渡（按：八成是定居开封等处的江南裔），为何要经句容中转？？元代倪氏兄弟又从句容转崇明。连徐达后人也要从句容转徙崇明。
1025年东沙东北新涨的沙洲因姚、刘两姓前来居住，故名姚刘沙。1101年（宋建中靖国元年），涨三沙，句容人朱、陈、张三姓来此定居。这些都是比较肯定的。但是其他氏族就很可疑了。
如果存在附会现象，为何附会句容呢？？这和士大夫的宣传有关。明正德年间编纂的《崇明县志》是沙地人地方志中较早的一种，沙地人源自“句容说”的文献依据大概就是此志。于是乎，崇明文史学者多持此观点，民间也就有部分氏族附会起句容来。
不过，即使从氏族来源看，来自句容的也只是一部分。扣除那些可疑的，可义确定，大部分氏族都是来自太湖地区。
（一）郡名雁门郡。相传明朝的时候，童姓兄弟俩从句容迁居常熟、崇明。港东乡泯东村（东三江口）童姓，座落13号袁家沙，堂名永和堂。（二）清崇明人童叶庚，将七巧板改良为“益智图”，名载臧励和《中国人名大辞典》1192页、民国《崇明县志》卷之十一《人物、宦迹》。（三）崇明童姓，另有数支，一支在城内富民街，一支在侯家镇，一支在蟠龙镇南河东，一支在鲈鱼镇。从东三江口搬到小横河、桥头油车湾共二支。
高朝宰为崇明高氏之十六世孙，大约于清朝乾隆末期即1780年前后，由崇明迁居通州（今南通），占籍海门。二百多年来，以朝宰公为始祖的高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支族。我们确切地知道它的堂号是渤海郡近天堂，但是，近天堂的范围却无法说清。而渤海郡高氏的起源，则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的齐国高氏。
　　 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为周武王姬发灭商建周立了首功的姜尚即姜太公，被封到今天的山东北部地区建立齐国，都城营丘（今山东临淄北）。春秋时期，周王室逐渐衰微，姜尚的十二世孙齐桓公小白趁机以“尊王攘夷”为号召，讨诸侯，伐戎夷，灭小国，终于在周襄王元年（公元前651）大会诸侯于葵丘（今河南考城东），成为天下盟主。而在齐桓公登上国君宝座、称霸中原的过程中，有两个人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是管仲，一个是高傒。高傒（？？——公元前637年）是齐国大夫，为姜尚十一世孙，齐桓公从小跟他是至交。齐桓公即位后，高傒因拥立有功，由大夫升为上卿，成为主要辅佐之一。高傒同鲍叔牙一起，推荐管仲为相。管仲在高傒、鲍叔牙等人的支持和合作下，在齐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高傒曾代表齐桓公与鲁庄公会盟，也曾奉命率军帮助鲁国平乱，从而建立起齐、鲁同盟，最终辅佐齐桓公实现了”九合诸侯”的霸业。高傒本应姓姜。他的祖父公子姜高是姜尚八世孙齐文公之子。按照古代的宗法制度，国君是按嫡长继承的传统世袭的。嫡长子继承为国君后，老一代国君的其他各子，就称为别子，也叫公子。这些公子必须分出去自立一家，公子自立一家，就成为这一家的始祖。齐文公传位给儿子齐成公姜脱，姜脱的弟弟姜高，便是公子高，被封到高邑（今山东禹城县）。公子高的孙子傒“与管仲合诸侯有功，桓公以王父字为氏，食采于卢（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西南）。谥曰敬仲，世为上卿”。这样，从傒开始的一支姜姓，便成为高氏。春秋末期，高傒的后裔高量迁居楚国。东汉时，高量的十世孙、亦即高傒的二十五世孙高洪出任渤海太守，渤海的郡治先在今天河北沧州的沧县，以后迁到南皮。高洪家族在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定居下来，逐渐形成了澎海郡高氏。
　　 本支族属于澎海郡高氏的先祖最初居住在山东临淄。北宋靖康二年（1127），兴起于东北的女真族金王朝攻占北宋都城汴京，宋钦宗的弟弟赵构称帝，并且逃往江南，偏居东南一隅，史称南宋。南宋与金朝或战或和，长期对峙。南宋末年，北方蒙古族建立政权为元，灭金后进兵江南，1279年灭亡南宋，统一中国。从北宋末年到元朝统一全国的一百五十余年的战乱中，北方以渤海郡为主体的高姓大规模南迁，本支高氏亦由山东临淄迁到江苏句容。句容东连镇江、西靠南京，南倚茅山，北濒大江，历史上多属金陵，有别称曰“金陵句容”，为南京的东南门户。东晋南渡时，许多贵族蜂拥而随，于是大兴三年（320年）朝廷专门在句容安置琅琊国人，咸康元年（335年）又侨置琅琊郡。据传明朝初年朱元璋又从崇明征集了大量因海坍而失地的农民到句容建设天下粮仓，至今句容仍保留着许多崇明人的遗迹。可见句容曾是一个十分典型的移民社会。对于移民社会中的移民及其后人来说，中国农民“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相对薄弱，当出现某种变故或迫于生计的时候，他们往往选择离乡背井，再一次远走他乡。同样是移民社会的江苏海门的农民在二十世纪初的苏北盐垦中义无反顾地沿着黄海北迁，一直到达连云港云台山南麓的陈家港，便是一个有力例证。
　　 明朝正德六年（1511），河北霸州文安县(今河北文安)人刘六（宠）、刘七（宸）等人在河北霸州起事，很快发展到数万人。在此期间，南京一带曾反复受到战乱的影响。正德七年（1512）刘六、刘七的部队一度由文安南下，经河南到湖广（今湖南、湖北），再从南直隶（今安徽、江苏）、山东折回河北。接着，闰五月，刘七等自武昌而下，驾舟师转战于上起九江、下抵苏松的大江上下。七月十八日，攻打通州(今江苏南通)并占领通州东南的狼山，至二十一日，在明军的南北夹击下，刘七全军覆没。在刘六、刘七转战长江流域之际，紧靠长江的句容形势十分险恶，于是大批移民后人为了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躲避战乱而外流。这时崇明正好涨出了大片新沙，于是这个“东海瀛洲”就成了当时句容移民的最佳选择。当年到句容修建粮仓的崇明人后裔在这次句容人的大逃难中很可能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临淄迁来句容的高氏家族中的高溢和高成，告别了他们的先祖生活了三百年的客居地句容，在这次大迁移中，也来到了崇明。其后子孙绵绵，相继流传，遍及于崇明各沙。凡是崇明高氏，都是高溢和高成的后代。
　　 清朝康熙中期，亦即十八、十九世纪之交，长江主泓南倾，大量泥沙淤积，在长江北岸狼山以东直到黄海绵延二百里的一片汪洋中，逐渐涨出了许多骈联相望的新沙。这些新沙吸引了一批批缺少耕地的农民，其中百分之八、九十是崇明人。三百年前大批句容移民涌入崇明，经过三百年的繁衍生息，崇明已经人满为患。在机会到来的时候，这批句容移民的后人又一次开始了大规模的迁移活动，前往新涨的“北沙”垦荒。现在南通、海门、启东沿长江一带以及一百年前从这里迁往苏北黄海沿岸一线直到陈家港的“沙里人”的祖籍大都是崇明，而他们更早的祖籍又大都在句容。当时，在崇明的原句容高氏的许多后人也加入了这支开垦新沙的队伍。其中就有住在崇明西沙头蛸蜞镇的高氏迁崇十六世孙的高朝荣、高朝宰、高朝士兄弟。他们带着先人遗骨跨江北渡，落脚到通州张芝山东南的官登头和张芝山西南的新镇南。这一带新沙，名之曰福星沙。这次迁移与已往因战乱由临淄到句容、由句容到崇明不同的是因为贫困少地。已往的迁移多少带着惶恐和无奈，然而这一次却表现出穷则思变和义无反顾的进取精神。
　　 虽然可以确认崇明高氏的始祖是高溢和高成，然而他们以后的世系却无从查考。现存的《高氏宗谱》由崇明高氏二十世孙高守卿于同治十三年（1874）修纂，其中载明迁到通州的高朝荣、高朝宰、高朝士兄弟属于“明公支士忠后”，而可上溯的却只是十三世孙高尚逵及夫人朱氏。高尚逵的次子为高文选，娶朱氏，其长子曰明贤，娶陈、范二氏。高明贤长子朝荣，次子朝宰，幼子朝士，便是迁通的三兄弟。
　　 高朝宰弟兄来到福星沙的时候，是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的。他们不算这块土地上最初的垦荒者。其实即使是先于他们前来垦荒的崇明人，也同样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南通的史学家管劲丞说过：“这一带农民的祖上，都是自康熙、雍正以来，从崇明移居过来的。他们的祖上用自己的劳动，冒着风险，就不毛之地的江滩挑泥筑岸，圩成了良田。可是他们不能完全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州官们不许他们直接报领滩地乃至成田完粮；他们用自己血汗圩成的良田，只能被视为暂时占有。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得不到官厅的承认与保障，于是地主恶霸们就有机可乘了，地主恶霸们借着代行出名报领，从而骗取了农民集体拿出来的资金，在申请书上用上自己的名义，向官厅出价报领了滩地；及至成田以后，依然沿用自己的户名登记完粮。”可见，高朝宰弟兄当时的身份，只不过是地主的佃户而已。
使本支族境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是高朝宰的独子高天成。高朝宰先娶范氏为妻，继娶陈氏。陈氏娘家在张芝山西南的洞子港，据说她的兄或弟考中了秀才，并做了医生，家境颇富。陈氏夫人生下高天成没几年，不到三十岁的高朝宰英年早逝，时间约为1794年。孤苦伶仃的高天成与母亲相依为命，在极其艰难的生活中，得到舅舅的多方接济，度过了十分困窘的少年时代，因而很早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将近二十岁时，高天成碰上一个机会。张芝山西南七、八里的朱姓有王大圩东起第二窕两万步田要转卖。因为地势比一般田低一尺多，几乎年年遭受涝灾，常常颗粒无收，田主决意将它贱卖，而且卖得非常便宜。年轻然而精明的高天成盘算，把它买下后，即使一无收成，光割芦苇，也很合算。于是他向舅舅借钱买下了其中的一万四千步。谁料高天成买下后，竟连年变涝为旱。他种的是棉花，棉花正需要干旱，于是屡获丰收。不几年，家境便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天成省吃俭用，将钱积累起来，与观音山的韩姓又合买了南面不远的袁家窕 ，并且将袁家宅买了下来。推算起来，大约在1820年前后。这个袁家宅，便是后来的高家老宅。高天成的精明和勤俭，是毫无疑问的。他除了有一个能够给予他慈爱和因此得到精神鼓励的寡母和一个能够给予他一定资助的舅舅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优越的条件。他的一生都贯穿了“勤俭”二字。即使后来他成了富人，甚至捐为国子监生，也仍然保持了勤俭的本色，“非婚姻丧祭、乡里吊贺之事，又未尝衣一鲜衣，穿一华履”。高天成勤俭，然而不吝啬。他“乐善好施，百无一吝，凡于酬饷、赈饥、疏河、建桥之事，屡屡谕董”，“倾囊不惜，身任而力行之”。高天成后来做了“沙董”，成为一方乡绅，但他“慎语言，崇师傅，虽邻里往来，从未敢忤一人意”。所有这些，使高天成赢得了戚党乡闾的众多人缘。
　　 高天成生活在清朝迅速走向衰败的年代。本来，朝廷的兴衰与世代务农的高天成没有直接的关系。通州历来是一个闭塞而很少战乱的太平世界。但这时正闹得清朝政府不得安宁的太平天国已经在南京建都，与通州一江之隔的江南已经是太平军的天下。不断从江南逃来江北的人们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长毛”们种种骇人听闻的行状，使高天成与当地所有的农民一样感到十分恐惧。已经成了富人的高天成更希望保住自己的子孙和家业，于是当官府为了对付太平军而征集民工挑筑江堤、加强江防时，作为“沙董”的高天成便积极组织实施，“八年之间，昼夜轮流捍御，始终无怠”。
　　 与高天成的想法相反的另一些富人则采取了别样的做法，在江南太平军的策动下，开始与太平军取得联系。其中最有名的是家住军山附近的黄朝飏。据王步青的《见闻录》说，黄朝飏是一个家境较为殷实的农民。在战火似将燎及通州的时候，黄朝飏“每虑贼（太平军）至，避则恋田舍，处则忧家财。人劝其结民团，练乡兵，则又以不敌为惧”。而这时太平军又加强了在通州地区的地下宣传，太平军声言“有降者弗杀，执官出献者赏职，举兵助应者世袭爵禄”。这时，凡与太平军有联系并且捐了钱的，都得到了“伪职捐照”的厚待，声言“有照之家，贼至不敢扰”。怀着患得患失心理的黄朝飏也加入了捐资保家的行列，并领取了太平军授职为“超天义”（相当于清兵的游击参将）的“照”，不久又被加封为“朝将”（类似清军的总兵提督）。于是黄朝飏开始以宗教形式秘密结社，发展力量。之后，捻军头目盛广大来到通州，黄朝飏接受了他的启发和策动，将自己发展的力量改组成后天会。入会者“设宴于堂。宴罢，人各分钱二百”，“会中有劝人入会者，以人数计功超职。其职有会副、会总、会长等名。月得金三两”，“男有男神、煞神、瘟神之号，女有电母、月母、星母之呼，月给米五斗”，“于是贫民之乐于入会者，纷至沓来，数月之间，蜂屯蚁附，不下万人。”1862年，由于长江南岸江阴、常熟地区太平军反攻常熟不克而自动撤退，形势对于江南沿江一带的太平军变得非常严峻，太平军急切地要求获得北岸的应援，以打开新的局面。在这种困难的处境中，太平军开始酝酿新的战略，即移师北渡，通过占领通州、泰州，进而占领里下河一带，以孤立扬州，并与淮北捻军取得密切联系，凭借后方作战，来松弛清军对天京的包围。这年冬天，太平军攻打扬州失败，便催促黄朝飏袭击通州，以分散清军的兵力，并将太平军的战略计划告知了他，说“通州克，则如皋、泰州、高邮等县必望风溃降，乘胜直捣淮安，席卷徐、扬，四郡十三城可唾手而得。”并约定事成后，封黄朝飏为淮南王。经过反复磋商，江南太平军与黄朝飏议定于阴历五月十四日夜在军山举火为号，接应太平军渡江。
　　 在高天成所住的福星沙，同样有不少富人参加了黄朝飏的后天会，例如高宅东不远的虞万高、张芝山的袁廷爵，便都是骨干分子。因为牵涉人员很多，又缺乏经验，所以会众在亲友间传递消息时导致了不同程度的泄密。据管劲丞的《南通军山农民起义史料》说，袁廷爵所住的张芝山，是后天教在通州东乡的据点，由袁廷爵负责密雇成衣日夜赶制官服、军衣、旗帜。五月十四日前几天，袁廷爵的妹夫朱一诚到袁家走亲戚，发现袁家的行动，袁廷爵也告知了起义的消息，劝朱一诚参加。时年十九岁的朱一诚非常害怕，便于五月十二日去与住在南宅的干爹张衡（字莘田）商量。张衡住在高家宅东面不到一里的地方，是当地颇有名气的传真画师，平时与高天成过从甚密。张衡从朱一诚处得到了惊天秘密后，即与朱一诚去见高天成。张衡要求高天成这位“沙董”立即率领团丁抓人，但已经年逾古稀的高天成不肯冒险，于是张衡大发脾气，自动约定朱一诚和一群闲汉，于第二天早晨查抄了后天会教徒张进轩、袁廷爵、杨太和三家，但三家人已跑光，一无所获，只是在附近抓了几个教徒和偶来张进轩家的一个亲戚。高天成见事已至此，便将抓到的人解送通州知州衙门报案。朱一诚因为未有证据害怕反坐，本想逃走，却又不知逃往何处，于是只得听命于张衡。张衡又一次在半夜进行查抄，并将被查抄者的家烧光。消息败露后，各乡纷纷捉拿教徒首领，也有的首领被人出首，虞万高就被他的弟弟虞嵩高出首了。黄朝飏逃到海门九匡庙后被捕，除盛广大逃走外，不久，黄朝飏等几十人被杀。这样，太平军渡江的计划便宣告了流产。
　　 高守卿的《高氏宗谱》收录曹云所撰《高氏善元公小引》中关于上述事件的描述有所不同，文中说，“其时适有会匪盛广大等谋反，贼党不下数万馀人，江北要害地方，悉被潜匪通窜，且勾引李逆伪忠王，克日起事，一举十五城。时人情汹汹，州主黄金韶孤掌难鸣，绅官面面相觑，惟有打包作逃难计耳。公（指高天成）乃奋不顾身，与同里士子张衡，二子佩璋、佩璜挟先发制人之策，遂纠集乡丁数千人，一鼓而擒为首者四人，并搜获旌旗器械禀州严办。会匪逃散，大难以平，州主具详申奏，上谕批准各有赏典。公自因年迈，以长子佩璋助己有功，遂褒佩璋，而已不与，其实灭匪之功，公居第一也”。《高氏善元公小引》作于同治十三年（1874），上距事件发生的时间只有九年，虽不免言过其实，但应该不会十分离谱。这从事后朝廷的奖赏也可得到印证。同治三年（1864）二月，朝廷颁赐高天成“绩肇枌乡”（曾国藩所书）匾额，并赠六品顶戴；朝廷特授高天成的长子高佩璋“巡政厅，不论单双月选用”；为了表彰高天成的母亲年轻丧夫守节，将六岁的高天成抚养成人，而高天成终于为朝廷立功，颁匾额一块，文曰“奉旨旌表高朝宰之妻陈氏”。
　　 一百五十年来关于黄朝飏事件的说法很多，今后也许仍然不能论定。但是，它的平息导致太平军最终未能渡江，因而避免了战火烧到通州、海门地区，这对当时的官府和百姓来说，都是觉得万分庆幸的事。正因为如此，高天成得到了很高的荣耀，本支族也就成了当地的望族。
　　 很不幸的是年迈的高天成此后不久便卷进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官司。曾经出首了乃兄的虞嵩高为了取得哥哥留下的“逆产”，将高天成、张衡控告到京，京里将案子发到苏州府。虽然此案最终以虞嵩高败诉告终，但因为这场官司，高天成于1864年七十三岁那年客死苏州，高家元气大伤。在此之前，高天成得到了朝廷的匾额，打算盖一个像样的厅堂将匾额悬挂起来。突然的变故，高家显得手头拮据起来，不能不卖掉了少量田产，高天成计划中的厅堂，也只得因陋就简，用细木料草草了却了老人心愿。
　　 几乎同时的打击是，受到“上谕特授巡政厅”的高天成的长子高佩璋也“不幸天不永年，未及莅任”而以五十三岁病逝
高天成，字素堂，号善元，娶妻陈氏，生二子一女。他的女儿嫁在西宅黄家。两个儿子即东半宅的长子高佩璋，佩璋字达斋，娶妻孙氏，生子四人，依次为立朝（字莲塘）、立范（字藕塘）、立名（字芙塘）、立夫（又名望魁，字蓉塘）；西半宅的次子高佩璜，佩璜字渔亭，娶妻朱氏，生子五人，依次为立岗（一名望曾，字云蒸，又字啸云）、立功（字卧云）、立中（又名望英，字霁云，又字轶伦）、立贤（字湘云）、立人，另有一子曰春荣。遗憾的是，由于男女的不平等，我们无从知道本支族先世女性的任何情况。
　　 高天成的长子高佩璋已如上述。《高氏宗谱》收录了李联琇（小湖）对于其次子高佩璜的评价：“能读诗书，不羡功名；颇精文艺，不服儒巾；居家节俭，处世和平；落落莫莫，留福后人。”李联琇是国学大师，做过学政和大理寺卿，他的这个评语应该不是纯粹的应酬话。
　　 从高朝宰以佃户起家，经过高天成和他的两个儿子两代人的努力，传到第四代手中的财产，田产约为八万八千五百步（二百二十余亩）、瓦房三十余间。高家老宅已经在四汀宅沟以内建成了四合院的格局，北面正埭五间，东西两面各四间，南面有偏于东侧的大门和穿堂，大门东侧是“东门道”两间，西侧是散三间的“厅”和“西门道”两间。另外又建了北宅、东北宅和西南宅。这以后，又陆续在高家老宅建了外宅，在王大圩高天成的发祥地等处建了新宅。这在当时应该是十分可观的。
　　 在高天成的十个孙子中，由于名分的原因，高春荣虽然上了家谱，但事实上得到的待遇并不公平。他先是入赘新镇南施家，以后夫妇两人又迁回高家老宅东窕，开了个糖坊。
　　 其他九个孙子，名字中均有“立”字，即所谓“立”字辈。“立”字辈自然不必像当时绝大多数人家那样为吃穿担忧，因而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氛围中，他们都在父辈的督促下读了很多书。曹云在同治十三年（1874）写的《高氏善元公小引》中说，“孙九。其已列胶庠名望曾（即高立岗）者，乃次房长孙也。然皆有超群绝类之材，非可作池中物观者也，他日必有显公门庭，发公潜德，天将以报善人之施也”。此前三年，高立岗已在海门厅考上秀才。早高立岗七年考上秀才的川港人、后来成为江苏五才子之一的文史学家周家禄回忆海门厅学考试之难时说，“诚以历届厅试人数多至七、八百名，准之学额，仅百而取一”，“士束发应试，白首不获一矜者有之”，“童子籍数十年，挟卷有司之门，槁项黄馘，终身不遇者，犹比比也’”。而在曹云预言其他诸孙亦“非可作池中物观者也”的同一年，高天成的另两个孙子高立夫和高立中又双双考上武秀才。据传说，高立夫在考场上走马射箭的时候，箭筒被人做了手脚，一时竟拔不出箭来，于是飞驰而过，错失良机。时年二十三岁血气方刚的高立夫愤而搬起一块数百斤的巨石置于膝上，写诗一首。他的悲壮形象令主考官拍案叫绝。但高立夫回到家里便吐血而死。之后，高立贤又考上武秀才。在支族中第一个走上科举道路的高立岗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当年高天成为官司所累困于苏州时，正是他代祖父在苏州舌战虞氏，终于击败了对手。据说当时高、虞两家都是孙辈出场，而两人又都属龙，双龙相斗苏州府。据此推算，这一年高立岗实足只有二十岁。《高氏宗谱》称他“有练达才，无鄙俗想；绝世聪明，随时俯仰”。高立岗的弟弟们后来弃文从武，走武科道路，是受了他们的表兄黄国柱的影响，并受到黄国柱的指教。黄国柱（后更名国桂，字来宾，又字敬夫）是高天成的外孙，与高立岗同一年考上武秀才，但他的运气格外地好，只隔了一年便高中举人，中举次年的同治十三年（1874）又一举考中进士，钦点守府，赏戴花翎，千总衔。黄国柱专门用一窕田做跑马练武场，平日便与高家的几位老表在这里谈兵论武。走科举道路，是高天成孙辈中部分人的选择。也许这只是富家子弟的一种爱好，就像后来高立朝、高立中捐七品、六品顶戴一样，并不一定有所追求。
　　 “立”字辈的弟兄们开始了极大的分化。这种分化，并没有深层的或者后来被概念化了的原因。他们的起点几乎是一样的。因为与门当户对的富户联姻，有的人从老泰山家还得到了很多的支持，例如高立朝娶的是雁行头西曹家的千金，便得到了妻子一窕田的陪嫁。“立”字辈中有的人致力于继续发家致富。高立功在分得老宅的三间朝东屋后，很快便想在四合院中间建造新居，在遭到反对后，他便另建了西高家宅。他在军山南面一下子购买了六十万步（一千五百亩）新涨沙田，只是后来又坍入了长江。他和高立岗、黄国柱合建了七匡头：高立岗建朝北街，黄国柱建朝南街，他建河南街。一时间七匡头成了颇具规模的小镇。也有另一些人经不住败坏风气的诱惑，吸食鸦片，参与豪赌，弄得不断卖地，卖房，很快地败落了。西南宅于是易手为张家宅，到儿辈有的竟已穷得连老婆也讨不上，到孙辈则已全靠好心的族人养育长大，之后流落外地。在好心的族人中，尤为突出的是高立夫遗孀黄氏夫人，族中侄孙辈多有得到她的照料者。族中也有人虽守成了家业，然而子孙繁多，又难免灾害疾病的打击，最后也沦落为寻常人家，甚至于达不到中等水准。到后来，这自然是塞翁失马的事。
　　 跟其他兄弟都不同的是高立名。他既无意于功名，亦并不着意发家致富，颇具隐逸之风。每天晚上，东邻西舍爱来听他开讲《三国》，他饱读诗书，最后令他唯一感到兴趣盎然的竟然只有一部《三国演义》。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最大的爱好却是醉心于研究工艺品的制作。他无师自通，精于木、竹工艺甚至缝纫女红之类，手艺远非工匠所及。他用毛竹根雕刻的一个笔筒，百年以后成了价值不菲的艺手术品流到古玩市场。西宅杨家是鲁班世家，老木匠杨庆很钦佩高立名的高超手艺，令自己的三个儿子龙祥、浩祥、李祥跟高立名学习雕刻花板。据说当年，通海沙地百里之广，某大家闺秀出嫁，能够求得高立名亲手裁缝的衣服，是很荣耀的事。而他并不籍此生财，他的作品从不卖钱，似乎只是为了艺手术的追求，他宁愿倒贴本钱做成送人。但是，高立名却并不想让后人效法自己，他专门请曹云到家里教三个儿子应春、应科、应庚读书。曹云，字润苍，又字雨三，同治六年（1867）年秀才，“明堪舆、医理”。高立名事亲至孝。光绪十九年（1893）清明前连日大风，正在常荫沙亲戚家的高立名不顾人们的劝阻，执意返乡祭祖，不幸于二月十五日（公历4月1日）在通州任港江面遭遇海难身亡，是年四十五岁。除早已做了弟弟、已故秀才高立夫嗣子的应春外，十九岁的次子应科和十七岁的少子应庚从此辍学，家道也就急转直下。当年东半宅分家的时候，高天成最早买下的王大圩低田很不被看好，那位“明堪舆、医理”的曹云极力劝说高立名接受这块低田，并将东半宅始祖高佩璋葬在那里，不久竟连生二女三男，成了最兴旺的一房，于是其他人提议迁坟，将坟迁到了西南高家宅前。建坟与迁坟的奥秘不得而知。而后来，高立名次子高应科的五个子女中，长女冠芬、次子冠仁和少子冠芳享年九十六岁、九十五岁和九十九岁，是族中最为高寿的；次女冠囗和长子冠奏也年逾古稀辞世。则一定与他们兄弟姊妹终身谦让友爱，与世无争，很好地继承了乃祖家风有关。
　　 本支族对于读书高度重视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虽然读书未必有用，但总要千方百计让男孩读书，因而族中跳出“农门”的人很多，其中不乏出类拔萃之才，当代著名画家高冠华即其一。高冠华教过小学，后来受表兄王个簃的影响，追随国画大师潘天寿，最终成为潘氏最得意的高足。也有令人扼腕的是，有的人虽有满腹诗书，由于时代的限制和家庭的变故而以一介农夫终老的。例如高立名的次子高应科，在曹云的教诲下，熟读六经，亦通制艺，而父亲的猝然离世使他不能不以嬴弱之躯挑起养家的重担，开始从事农业劳动，从此与书本绝缘。虽然他终生以自己“文章完篇”自诩，但毕竟成了一个最普通的农民。
　　 本支族对于先人的景仰是值得回忆的。始祖高朝宰葬于新镇南，二世高天成葬于官登头。贵为清朝六品顶戴的高天成的墓园，在不足一亩的柏树林中，只有一个小小的长方形土坟，很久没有墓碑。上世纪四十年代，日本占领南通后想砍伐高天成墓园的柏树林时，族人先下手将树砍光，并立墓碑为记，曰“高公天成之墓”。高天成的墓，一仍其生前的俭朴之风。每年清明，族人去祭扫高朝宰和高天成之墓时，有步行的，也有坐独轮小车的，几百号人络绎不绝，绵延数里，颇有浩浩荡荡的气势。扫墓回来，照例由轮到收取上年祭田地租的那一家办一次全族大聚餐。这种祭祀，不仅表达了对先祖的敬畏和思念，更是唤起了作为家族成员的自豪，这种自豪是超越了贫贱和富贵的。某年，某家当值，借口祭田歉收，入不敷出，改为只许男人聚餐，女人一律回家自便。此事闹得沸反盈天，给族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就看出人的不同品格了。每个人由于各自对于先人的传承和贫富、贵贱以及个人经历的不同，一定会形成各人不同的素养，所以我们很难概括出本支族共同的品格。在世俗社会里，即使在同一个家族里，不同的社会地位、不同的身份，也一定会有不同的话语权，古今并无二致，将来也一定很难改变。但有一点，抛弃恩恩怨怨，想到我们一脉相传，都是高朝宰的后人，应该做无愧于列祖列宗的事情，则于社会，于家族，都是有益的。
　　 一九四九年初，高家老宅和西高家宅先后成为雁行乡乡政府所在地。接着，在扫除文盲运动中，高家老宅厅堂做了民校教室，每夜汽油灯灯火辉煌，让原本是“睁眼瞎子”的年轻男女农民们捧起了书本。
　　 一九五八年，高家老宅厅堂和正埭公堂屋及其他已经被没收的房屋变成小学教室，更多农民的孩子们有了读书的地方。而那块极具文物价值的“绩肇枌乡”匾额则被削平，做成了黑板。
　　 ‘文革”中，高家老宅穿堂、厅堂、正埭大部和朝东屋等拆除，“奉旨旌表高朝宰之妻陈氏”匾额被毁。长期珍藏的祖宗遗像、朝廷奖赏文书和一部大约编纂于1925年左右的《高氏宗谱》被收藏者主动付之一炬。
　　 二00九年清明前，祖宗遗骨或骨灰移往小海公墓或天宁园公墓。
　　 二0一0年，由于南通开发区发展之需，高家老宅及其他分宅陆续拆除，被夷为平地。住在那里的族人迁入新建的楼房，开始新的生活，而阖族从此很难再有相聚的机会。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从高朝宰由崇明迁居通州至今约为二百三十年；从高天成建宅开始，至此历经一百九十年。有形的宅院不复存在，支族的子孙则仍将繁衍不息。我们不应该苛求先人，只要我们的先人在当时做过一点有益于社会、有益于百姓、有益于族人的事，我们都将永远铭记；我们的先人表现出的可贵的精神和优秀品质，我们都将发扬光大；我们先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我们都应该认真记取。
日,我的父亲陈兆舟出生于崇明岛庙镇庙西桥鼻港的一个农户家中.他的父亲叫陈筠信,小名载福.排行老三.大约是在1887年左右生人,1942年去世.大约55岁.而祖父叫陈锡三,大约是在1860年左右生人.40岁左右就去世了.父亲告诉我,锡.筠.兆都是有排行的.再往上就不清楚了,但父亲告诉我,祖上应该是从河南颖川来的.岛上亲戚聚会时,我听说是“有十八家一起登的岛,都姓陈.”至于家谱,都不知道.但在上海图书馆,还真有几本崇明陈氏宗谱.以后有机会再查吧.
崇明陈氏宗谱
1101年（宋建中靖国元年），涨三沙，句容人朱、陈、张三姓来此定居。1277年（元至元十四年）首任崇明知州广西横州薛文虎的子女留居崇明。嗣后州同知陈起龙之子陈真孙，从盐城迁来崇明。陈姓，郡名颖川郡。迁崇始祖是陈乐闲。宋靖康之乱，汴都失守，陈乐闲随宋高宗南渡，家于句容；建炎时，陈乐闲任仁和知县，避兵来崇，居住在崇明镇西川道安乡平等里。参考黄清宪《半弓居文集》（崇明县图书馆收藏）、《颖川支谱》（海门县档巡查馆收藏）。
陈姓（一）一支从盐城迁居崇明，乾隆《崇明县志》载：“（元）陈真孙，其先盐城人，父起龙，为州同知，秩满家焉。”（二）江口乡宏北村陈奇谋（文明）说：远祖“乐闲太太，讨七个老婆（七房），这里最幼（小房），是七司里人马。”陈北两宅，三余堂，陈二郎是南宅开宅始祖。（三）迁崇始祖陈乐闲，十四世孙陈朝玉，字荩钦，号璞完，从崇明排衙镇渡江，迁居海门，清内阁中书龚自珍撰《海门先啬陈君祠堂碑文》，盛赞这位开发海门的“先啬”、“田祖”。陈朝玉后代今聚居海门县西部（原裙带沙、西天补沙一带），海门县天补乡湾头村陈继辉收藏《颖川支谱》二十卷。（四）港西乡协北村4队陈姓，是陈同庆堂陈梅春、县立乙种农业学校校长陈龙章的本家，东半宅、西半宅。
@烧酒爱烧酒& &&&有哈个要说的
还句容吴语..。明明是高淳吴语。
@海上名门&&@通郎& &@苏北农民2012&&@桥上的风景fly&&@吴越瀛洲
对文献如何看
实际上是，启海地区，尤其是启东，大规模人口进入是晚清时期，尤其是太平天国时期，进入的，来源大部分是湖州到苏州一线的老百姓，为了躲避战乱而来的。同时期也来到崇明。
张家港沿江少部分沙地，也讲差不多的崇明话，实际上自从沙地成陆地之后，也由去启海、崇明的先辈们来到这里，开垦土地定居下来的。
我也说一句& &
港城沙洲湖边
坐看云起 8 常熟与江阴之县界，早在清康熙六年(1667年)已有明确划分，北部以川港为界。但打这以后，北部江中沙洲积涨迅速，到嘉庆年间(1796年～1820年)东、西各沙洲并联，两县江涂已无明确界限。同时，通州府认为该片沙洲应属通州。咸丰年间(1851年～1861年)，海门顾七斤仗南通团练使王藻之力在北沙占围沙田。这时，江阴王关、曹龙持江阴县的滩照也来进行围垦，双方遂起冲（和谐）突，大打沙仗。顾七斤贿请王藻驻通州的绿营军前来镇（和谐）压。绿营军以剿（和谐）匪为名追捕王、曹未果，烧毁民房甚多，制造“绿营会（和谐）剿”事件。后省府在北沙划定疆界，将金鸡港以西划作江阴县境，其中有西兴、常安等集市。
常通领地之争 海门顾七斤持通州发放的滩照在北沙大力围垦时，鹿苑钱友芝持常熟发放的滩照也来大举围垦，遂引发了沙洲归（和谐）属之争。两家各自向对方地盘扩展，明争暗斗不断发生。随着矛盾的发展、扩大，双方同诉于江苏布政使司。经省调停，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在北沙开凿由西到东的常通港，港南属常熟县，港北称刘海沙隶属通州府。
我也说一句& &
港城沙洲湖边
坐看云起 8 横贯三兴全境的常通港，则於1872年同治十年，由通州知府孙云景会同常熟知县勘测，以乾巽向开掘，西起朝阳港东至十一圩港；以后随东滩之不断涨扩而延伸至恤济港，做为常熟和通洲的界河。1911年通州府设刘海沙乡自治会，1927年改称刘海沙行政局，1929年再改称刘海沙区，区公所设於三兴镇。暨时1911年常熟县在常通港以南的常阴沙，东兴沙和南沙设立”沙洲市”，1928年改称沙洲区，区公所设於东兴沙的西港镇。抗战时期年曾接管南通刘海沙区并称为常熟县第十区，区公所设在三兴镇。1945年光复后又恢复成两县分管，直到1949年正式结束了常阴沙，刘海沙百多年来地辖两县的状况，由常熟县统一建制。
最有趣的是常阴沙人，无论是先归江北南通，还是后属江南常熟，他们都惯称自己为沙上人。讲著既非江北的南通、如皋话，也非江南的常熟、江阴方言，而是和今属上海的崇明人同声同气；讲此种方言的还有长江口北岸的海门人和启东人。而不管其行政辖区归属何处，沙上人始终保持著自己来自崇明的母语。循此方言脉络，可推断围垦的先民们应均为崇明岛上固沙人的后裔，崇明应为沙上人的根
你每天不用读书的吗？？
我上一天休一天&&电工&&这位南京老兄
太长了 看不完
崇明人和句容有关系吗??我觉得和嘉兴，湖州那一带的方言比较接近
虽然我不懂你到底想说什么？？但我觉得很牛逼
我是句容人，不过句容确实有崇明小区，崇明桥，崇明路，上海也有句容小区，句容路
这么多&&鬼才看得完
句容哪个地方是说吴语的啊？？
来自哪里不重要，沙地人组成比较多样化，我还是那句话，血统不重要，重要的是接受了哪里的文化
既然来到了启东海门，自然都是一家人，再加上当年漂往长江对岸的张家港沙上以及如东一片，只要方言相同，都自有亲切感
其实一般老百姓不关心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不涨工资啊..。
没必要到处找关系，我们就是沙地文化，坦坦荡荡，自己独立的一种，追溯老祖宗太难了，这边移来一点那边移来一点，一般启东人都认为是海门移过来的
看来我要去高淳学我的句容吴语去了！！！！不能让我句容吴语失传
———九妹能帮我搞定这么完整的十五字
我以前看的历史典故为什么是五代十国时嘉兴人移民崇明呢，而且嘉兴话与崇明话那么相似。常州话就与崇明话差异很大，在常州以西的句容人怎么就成了崇明的先民了？？我以为楼主说的不可信。
我觉得崇明与嘉兴才接近，句容的事不过是以讹传讹，他们讲的都是江淮方言南京话，和崇明没什么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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