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2期虽然中国在西菲律宾海有咄咄逼人之举，但“肩并...[]
是 蔡英文搞“台独”只有死路一条
否 蔡英文间接的承认“九二共识”
与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
对于英国脱欧，中美的立场表现出了惊人的高度一致。那就是都希望英国留在欧盟。这无疑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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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在中国取得了胜利，还是中国文明在现代取得了胜利？
要么把国家当成宗教去信仰和崇拜，成为一个国家主义者；要么认为国家不仅是问题的解决者，也可能是问题的制造者。
“中华文明再出发”这个主题，好像是谈中华传统文化，其实我们目的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或者筹谋中华之未来。
儒家保守主义在这点上有些愚蠢，仍然幻想“帝王师”，不能与时俱进，他们并不是活的、充满生命力的儒家学说。
大约有一半左右的新兴民主国家走向了相对的民主稳固，也就是说，在发展中国家引入民主制度，并不必然引发系统性、暴力性的政治危机。
程序化的民主观念则强调“政治自由”这个限定语对于民主的根本性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自由所具有的内在价值，而且因为政治自由对于民主的前提性意义。
即使在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内外形势极为严峻时代，其对乌克兰等昔日“兄弟民族”，仍表现出强烈大民族主义传统和气派。
由于看不到改变不利环境的希望，为了减轻痛苦和低下感，弱势群体往往会有两种选择，或者以自己受损为代价去伤害那些境遇较佳的人，或者听之任之变得顺从甚至麻木不仁。
在战争中，青年们通过他们的投入对战争的延长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参加收割，辅助对空防御，充当前线通信兵，投递食品配给票，分发宣传资料。
地表水污染在国外也是普遍的，在当时被称作“黑臭时代”。浅层水的更新是比较快的，但被污染以
后也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来恢复，虽然长，但这只是一个周期的问题。
对于军事检查大员来说，在那个内战之火越烧越旺的岁月里，这样的监控和检查是须臾不可推延的措
相对于不烧香拜佛的老年人而言，那些进行烧香拜佛的老年人对党的认可度更低；相对于没有参加过算命、看相活动的老年人，那些参加过此类活动的老年人对党办实事的认可度较低。
纳粹德国的一个没有引起充分注意的现象是，以希特勒为首的一些领导人，在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时，却对动物怀有感情。
对英国人而言，我们关心的其实是在新局势下中国能不能帮助英国发展核电、高铁等领域，是否会支持伦敦作为全球两大金融中心之一，成为海外的人民币离岸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和冷战时期，出于对外战略的考虑，为了让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了解美国的政策和观点，美国人搞起了声势浩大的对外宣传，以期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看一个国家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你不用看那个国家的统计指标，你就到他的公共厕所里看他的公共厕所有没有手纸。
长期以来，中国思想界热衷于同国外的非主流思想接轨，习惯于把被别人抛弃的、非科学的思想当做宝贝，甚至对已经被历史证明为荒谬的理论体系，也要坚决维护。
到了1919年的秋天，“罗斯塔”下成立了“罗斯塔之窗”这样的“墙报”形式的街头宣传栏。它主要以诗配画的形式，以讽刺的语言来对时政大事进行宣传鼓动。
在实施军事检查条例的进程中，除了军事人民委员部的军事检查局外，内务人民委员部也有自己的军事检查局，而根据自己的需要确定需要预先进行军事检查的内容。
调查发现，46.6％的老年人认为共产主义最终能实现，47.3％的老年人不清楚共产主义是否能够实现，仅6.1％的老年人觉得共产主义最终不能实现。
中国的北上广，里面是户籍人口，外侧是外来人口。由于吸引了大量的20-40岁的外来人口，目前北京、上海还有活力。
中国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大陆，换句话说，它像一个小型的国际体系，它代表国际政治经济的很多种选择，所以中国有能力来做有效的国家治理。
敌友观念至今仍然是影响中国政治生活最深刻的意识形态观念之一，判断并且打击“敌对势力”，仍然被列为执政党的重要政治任务。
19世纪末以来，中国需要不断地适应欧洲化的国际机制。而现在，中国虽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它已是一个强大的发展中国家，不再需要简单地去适应世界其他国家的模式。
严酷的经验观察告诉我们，绝大多数人只剩下一招：被迫接受低于期待的工资水平。劳工越是闹事，越是刺激资本所有者向境外他国投资，本土的招工市场就越是压缩，工资水平就越是低迷不振。
由于看不到改变不利环境的希望，为了减轻痛苦和低下感，弱势群体往往会有两种选择，或者以自己受损为代价去伤害那些境遇较佳的人，或者听之任之变得顺从甚至麻木不仁。
在和平时期，到底谁有权力来认定内部敌人？是谁赋予他们这种权力的？如何来界定敌人并解决敌我矛盾？
现在的体制下，可能起点作用的是新闻监督，但本地新闻媒体也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之下，异地监督现在又被打压，新闻监督的空间在当下更加狭窄。
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对峙，成为现代群己关系的两大思想张力。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主张个体重于群体；社群主义强调群体责任，主张群体重于个体。
在苏联早期的政治实践中，掌权者常常通过建构“人民公敌”或“人民敌人”这一内部敌人意象来对苏联公民进行政治动员并分而治之。
文化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更多地是从精英的手中转移到大众的手里。我们要在这个时代观察文化，就不是看所谓的精英团体，而是要看老百姓的生活文化究竟是怎样的。
今天公务员队伍和清代的官吏群体最大的区别是，二者处在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今天的权力乃民所授，民众缴纳税款，其中一部分用来雇佣公务员为纳税人服务。
如果要理解为什么大家在微信、微博等各种平台发牢骚，就要想背后有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支配着这个社会、国家、文化往前走，或者往前发生一个断裂性的转变。
人类历史上跟宪政有关的最重要的两次事件都跟征税权有关，一次是大宪章，一次是美国独立，都是历史上非常大的进步。
在沃洛达尔斯基担任出版、宣传和鼓动人民委员的这段时间里，有460多家报纸被查封，其中资产阶级报纸226家，立宪民主党和孟什维克报纸235家。
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这些口号已经喊了很多年，但迄今为止，差不多是越改越糟糕，无论是提供服务者还是服务享受者都有很多的抱怨。
司法人民委员部把新法令的基本点放在“护民官”这个新职务或者说新机制上，显然是起因于肃反委员会所操纵的革命法庭的滥用职权、无法制的逮捕、审讯和杀人。
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资产阶级报刊就很多，而在乌克兰这样的报纸要比这两个首都的还要多得多。
泰国认为，泰国政府接受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下属的国际常设法院的强制管辖权，而国际常设法院已经在1946年解散。
如果没有法国人的到来，在泰强柬弱的大形势下，柏威夏寺可能不会成为一个有着戏剧性变数的领土争端事件。
政治学因为涉及重大利益的权威性分配，涉及权威的合法性，所以和现实关系紧密。正因为这样，常常被现实政治所挟持。
乌克兰的表象工作在做，比如清除苏联时期的标志，镰刀斧头及列宁像。但对于真正的民主来说，这些是不够的。
随着法律越来越大规模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如何表达、如何协调也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议题。
新宪法生效之后，美国就建立了一个联邦共和国，也叫“复合共和国”，即共和国里边套着共和国，联邦共和国是一个大的共和国，每一个州是一个小的共和国。
如果我们今天确有必要将民主和法治视为两种并不完全相同的知识（或制度）体系的话，那么，在大约两百年前的欧美国家，这种区分或许并没有今天那么鲜明。
对于总统的任期，如果太长的话，容易被人认为搞世袭，如果太短的话，频繁的选举，不利于行政权的行使。最后，与会代表们达成一致的是，总统任期四年。
由于情绪具有深刻的社会性，以及在“个人麻烦”与“公共”问题之间建立联系的重要功能，情绪管理已成为国家治理的崭新维度和重要内容。
与会代表一致决定，会议期间的讨论和投票在会议结束之前要保密。会议还决定，仅仅对《邦联条款》进行一些修改是不够的，应该制定一部新的宪法。
“制宪议会”结束之后，汉密尔顿为推动新宪法的批准，召集麦迪逊和杰伊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后来结集成册，名为《联邦党人文集》，他写得最多，一共写了51篇论文。
很多拥有奴隶的代表们，比如麦迪逊等，也打心底里反对奴隶制，希望有一天废除它，只不过就当时的情形看来，废除奴隶制不太现实，至少南部各州不会答应，这样的话，联邦就很难建立起来。
保守主义所要维护的不是任何特定的利益，而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模式。在保守主义看来，这种秩
序的存在既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也是文明成长的要件。
在家庭中，在小团体中，在熟人圈子中，报应机制并不那么容易错乱。即使不谈道德，以个人物质利
益最大化为唯一标准，我也不认为厚黑学是高明的生存策略。
中国因为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比台湾、韩国面临的情况更加严峻，台湾、韩国主要是经济、文化导致
的生育率下降，我们是长期实行计划生育导致的，今后很难提升。
鲁迅正是这样的富有勇气和理性的爱国主义者，因此，他在每一次爱国主义的热潮里，都能保持清醒
，冷静观察、思考，特别对很容易被表面的热情与热闹遮蔽的危险。
只有在小社会中，才有可能把熟人社会建立起来，很多制度以及伦理和信仰才可以构建起来。
从秦汉一直到清，大一统帝国的平均寿命是171年。这不算三国、两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如果算上分裂的局面，平均寿命是67年。
英美这些普通法国家最核心的一个博弈平台就是议会，在议会里各种各样的利益都参与到博弈、辩论、争吵中来。
事实上，中国的“未曾阔气”的人，即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已经通过不同方式提出了自己的利益诉求。
每一个地方的传统社会结构、传统宗教、传统信仰等都可以得到有效的留存，英国的统治成本就降得极低。
海盗能够向海面上的各种船只征收保护费，表明其势力达到了顶峰。无论商人、船主、舵手和渔民要把船驶往何方，都必须向海盗购买保险。
因为英国是岛国，不用面临任何陆地上的威胁，因此不需要一支强大的陆军。君主政府始终没有力量压制跟它博弈的微观自治体和利益群体。
“间接税”之所以受青睐，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有强大的“聚财”功能，可以向一切商品和劳务征收，税源自然丰富。
对于乌克兰及其他前加盟共和国人的渴求西方的生活，向欧盟接近、靠拢甚至加入，普京说过一句狠话：“想过西方人的生活吗？那就像西方人那样付费吧！”
皇帝立法定规，就是王法；条条块块立的那些法，就是部门法规，地方法规；官员个人也能立法吗？能，官员个人立的法就是潜规则。
中国经济的下降一定会影响全球经济，无论是汇率波动还是股市波动，还是楼市波动，还是债式波动，一定会引起全球各个市场的震荡。
社会当中老人多了，老人是负储蓄者，他们几乎没有收入但是还得消费，一旦这个群体的占比高了以后，整个社会的储蓄率就下来了。
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形成的一个最重大的后果是，在这片土地上，民族有了大小之分、尊卑之别、主宰和从属的关系。
其实中国也不一定要有世界一流大学，德国和日本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但是人家的工业和高科技也没有比英国差到哪里，所以是否有世界一流大学并不一定是强国梦的一部分。
官方数据说庞某购进疫苗2.6亿元价值，卖出3.1亿。如果药品经营企业或者接种单位购买了庞某的疫
苗，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出版革命法庭法令》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布尔什维克将坚持查禁非法报刊，并且将司法手段视为最终的解决办法。
回顾当年美苏争霸，美国也是采取这样的政策，让苏联竭尽全国之力发展军事工业、发展导弹、发展空间力量，让苏联的“苏联第一”的爱国主义演变为大苏联沙文主义。
真正的障碍在于中国人的自大和自卑和日本人的优越感。这不是作为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被宣传的，而是在社会里像空气一样弥漫的一种约定俗成。
我国有一句古谚是“胜者英雄败者寇”，于是爱面子、怕失败、怕讥笑等，就成了许多国人不敢冒险的原因。
执政党应将司法改革置于国家战略的地位，虽然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的司法改革，司法正变好，但变坏的风险仍然没有消除。
在日本的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体系中，中国古代思想渗透得一塌糊涂。所以日本战后的发展是托中国的福，没有从中国学习的过程是不成的。
在欧洲过去至少1500年左右，犹太人在欧洲金融业一直唱主角，基督教徒一直到16世纪才被解放，可以从事用钱赚钱的金融业务。
企业还可以通过提高机械化程度、分包或外包的办法，避免过多增加用工成本。从根本上讲，企业发展很难受制于劳动力。
基于血缘体系，不同的宗教以及福利国家的保障系统三者都不希望通过市场化、货币化的交易达到互通有无、互相帮助的效果。
保守派的斯卡利亚去世，奥巴马总统极可能任命一位自由派大法官，这将会改变美国最高法院的倾向。但是在大选之年不提名和确认大法官，是美国过去80年中的不成文惯例。
这意味着取消了特权，每个人的法律地位都没有了差别。根据宪章，除非依据法律并且给与合理补偿，不得征收任何人的物品。这对政府侵犯民众的财产权设置了屏障。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出现相对衰落，中国崛起速度加快的局面什么导致的？究其根本是两个国家的领导进行的改革不一样。
自治意味着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参与公共事务，都成为统治者，同时成为被统治者。只有这样的一个共同体，才能称得上是自治共同体。
“中国期待印度和其他邻国以什么角色，做些什么？”“我要说，‘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倡议；是关于你们接通外部的议事表。”
从各国历史上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下，君主权力与朝臣权力之间的关系大致有四种模式，即强君强相型、强君弱臣型（含有君无相型）、弱君强相型、弱君弱臣型。
中国民众对印度的印象大多还局限于落后的种姓制度和宝莱坞电影的程度，甚至还包括许多谬误和偏见。
高尔基以及其他著名作家和文化人对《出版法令》的强烈反对、抵制令列宁和托洛茨基十分恼火。
“小日本”有另一个含义，是石桥湛山提出来的：不要侵略中国，不要侵略亚洲，尽可能建立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
我们中国人说的“一丝不苟”，那一根丝可能有一米粗。对于德国人来说，那根丝就只有千分之一米细。德国的工匠精神就是扎根于此的，这是制作最精密设备的根本。
近代中国应对资本主义化西方文明的挑战时，缺乏个体微观变异能力的清王朝，无法成功应对西方挑战。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里对《出版法令》的分歧发展成了一场激烈、尖锐的斗争。
《出版法令》是由苏维埃政权初期的“三驾马车”：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和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商讨同意后成文的。
金融中心很重要的一点，是人家把钱放在你这儿放心，政府不会用这种方式来抢夺人家的财产，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毛泽东想通过“穷过渡”的方式，来加快在中国实现均平的共产主义理想。这样激进群众运动再次出现在中国。
中华传统帝国文明的崩溃，辛亥革命后的民主体制的建立，对于中国现代化来说，造成了长期的脱序状态与失范危机。
历史学家杨天石的每一本著作都值得阅读。他写的这本关于清朝覆灭的通史著作非常有价值。
文明的几何结构，微观结构对宏观结构的影响更能说明为什么帝国文明在近代败于欧洲文明。只有理解了这种几何结构，才能对文明特性有更清晰的认识。
制度设计的要害在于制约国家权力，议会的财政权力和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这两个因素在公债制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美国的民主政治实践对托克维尔有着决定性地影响。虽然三权分立是绝对必要的，但并不足以使一个国家同时享有民主和自由。
美国的民主政治实践对托克维尔有着决定性地影响。虽然三权分立是绝对必要的，但并不足以使一个国家同时享有民主和自由。
虽说右翼势力抬头，但极端分子并不多见。现在的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应该说很小。
如果选择“铸币税”一途筹集资金，将会引发长期恶性的通货膨胀，这无异于“饮鸩止渴”，最终将会严重影响国家的汇率水平，打乱进出口秩序和金融秩序，大幅削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用。
要想建立一个有限政府，对人们的权利和自由进行有效和良好的保护，必须得确立分权制衡架构。联邦主义加上三权分立，是迄今为止被经验证明行之有效的方式。
“一边倒”的关键是全盘照搬苏联模式。照搬苏联虽然只有七八年，1958年以后开始和苏联分裂，但从苏联搬来的东西有很多却固定化了，有些一直影响到今天。
毛泽东认为二战后世界仍然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据此制定的战略方针是：积极推进世界革命，全面准备迎接战争，即所谓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
商业兴国与法护产权――即使可能最初时还算不上个人主义特性充分完整的现代法治。当改革的航船进入深水区后，能避免被狂风巨浪摧毁的主要依凭就是保护产权的法治这一千钧铁锚，别无他物。
没有谁能够穿越到过去的战场上杀敌，而过去的仇恨也不必穿越至今成为两国继续仇恨的理由。毕竟
，今天的日本人和当年的日本鬼子完全是两代人。
我的执著的批判性格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我在青年时代遭遇到十年文革，除了社会政策荒诞外，令一个爱思考的少年难以忍受的是，一切都有钦定的答案。
如果说中国仍保留着人治社会的特征（有大量的官员），美国是法治社会（有大量的律师），那么日
本就是“（空）气治社会”（每个人都是空气，每个人都参与对他人的治理）。
2013年，中国化石能源燃烧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大约为97亿吨，超过了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排放的总和，大体上与OECD34个成员国的排放总和相当。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视域里，中国到底需要怎样的个税改革？应该如何推进税制改革？财税学者姚轩鸽喊话楼继伟：“免征额”≠“起征点” 个税改革需要敬畏常识。
中国现在地下空间的管理和1990年的土地市场一样，由于大部分都是市政功能，业主不是政府就是国企，长期以来基本上都是无偿使用，自然没有人愿意为节约地下空间建设管廊付费。
近些年来“发动机”逐渐熄火的原因在于创设制度的能力的缺失，只要这个能力不如发达国家，中国经济就永远只能是追赶。
计划生育从宏观上来讲是干预人口变化的。而最后，人们把贫困落后的原因都归结于人口多，增长太迅速。人口成为导致贫困落后的替罪羊。
尤其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是急功近利的。事实上，按照人口生产的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避孕技术和服务上的完善、女性教育机会、就业机会的增多，总和生育率自然会出现从高到低的变化。
“活该怎么干还得怎么干，盼望着下一个丰收和下一个收成，这就是我们的农民。
“全面二孩”政策很快将被自由生育政策取代，甚至直接被鼓励生育政策取代。
他谈起堕掉的女儿口气非常轻描淡写，“啥生命啊，那就是一包水！
于农民而言，土地是最大的权利，如果土地不能成为他们真正的财富，就是最大的不公。
毛泽东一再表示，帮助朝鲜打这场仗是错误的。只是他把这笔账完全算到了金日成和斯大林的头上。
毛泽东打算派兵赴朝作战有很大的主动性，是早就下了决心的，比金日成通过斯大林向中国求援要早得多。
由于蒙古帝国的出现，原本相对独立的西方地中海文明和东方文明终于实现了交融，让世界史第一次成为可能。
可以说，朝鲜战争是由于毛泽东奉行世界革命外交路线而打起来的。
中国即便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率，峰值人口也只能勉强达到14亿，今后还将下降，不可能达到15亿。
中国应果断停止计划生育，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才能打破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文化惯性和经济惯性。
改革和引进的目的不是要进行全盘的自我否定，而是在国家机器保障下进行制度的自我完善。
尼克松访华的那几天，专门从全国调来了大量的鸡鸭鱼肉蛋菜，堆满了北京商场往日空空的货架。
议员们常常为争取选区民众的利益，有格外惊人的战斗力，若以杯子为凶器，画面太美，不敢想。
在两极分化的状态下，贫困者是无力对抗既得利益者的，缺少充足食物或住处的人不可能很好地参与政治过程。
2月25日（周四）晚19：00，李建新、杨支柱、王羚做客腾讯思享会，和您一起探讨“中国需要计划生育吗？”
群体性事件的参加者和同情者日益超出地理界限。这一特点在徐纯合之死引发的网络热议和外地网友前往庆安抗议中得到充分体现。
东亚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私营企业，中国大陆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太大。东亚靠政策扶植和依法监督管理干预经济，大陆为政府垄断和各级权力的控制。
官本主义就是以权力为本位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政治形态，在这种政治文化和社会政治形态中，权力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
人们相信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比一般人能讲出道理来，他们也很自信，因为他们觉得读了书就有知识，对自己往往有很高的估计。
人生在世，总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为之奋斗的事业，更要对得起历史。这是我对后来者的殷切期待，愿与朋友们共勉。
对西方民主的建构主义的追求和对乌托邦极左世界的追求，都是右与左的建构理性的产物。
并不是蒋介石不抗日，只是他从战略上考虑，如果自身政权不稳定，抗日无从谈起，所以他其实是做了个战略选择。
汪的悲剧性，除了其以文人之躯投入空前严酷的军事化环境和社会重组的巨变时代，也与他的多情、脆弱而易冲动的自恋性格有很大关系。
周轶君：世界中产阶级正在崛起。
斯蒂文?霍尔：我热爱艺术。
建筑本身必须有意义，而不是只玩摩天大楼的外表游戏。必须考虑许多因素，比如都市生活和空间。
集体主义一贯在人们心目中占据重要地位，向着“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的方向去努力，比“做自己”的吸引力大得多。
至于广为流传的宋子文“发国难财”一说，经考证，确是来自日本方面的污蔑，以扰乱国民政府的合法性。
在拉丁美洲，由于我们没能力建设好的社会保障住房，社会出现了很大的不平等，这造成了社会的紧张和城市的不安全感。我们想以我们的设计来解决这些威胁与挑战。
这周有令人激动的《星战之原力觉醒》上映，网友和媒体都high了，只是大家一起去影院怀旧之后未免失落：还有什么能够存放我们的乡愁？
如果将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看成战争的一方，其他国家是战争的另一方，那么，二战肯定始于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
这些史料对大量明朝官员降闯事实有明确记载，不可能故意隐去吴三桂降闯，可见当时根本没有降闯的说法。
趁苏德战争之际，蒋介石将苏联势力清除出新疆，这是蒋介石外交上的重大失误。
香港有座重庆大厦，它在游客眼里，是兴奋的、廉价的冒险乐园；在辗转而来的第三世界国家商人那里，是通往锦绣前程的希望之光；在香港人心中，它是罪恶和恐惧代名词。
文明会有区域性、时代性差异，但一定有其一致的地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是孔子及其儒家坚定的信念。所谓大同世界，并不是不着边际的空想。
为什么经济发展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缺少能够使得这个市场往前走的社会依托。市场最核心的就是信任，而我们最大问题是没有信任。
这或许是一个暴利时代的结束，一个在二十年前买了房子就能够成为百万、千万富翁时代的结束，一个小时候从没见过汽车火车的人现在却可以周游世界乃至异国购房时代的结束。
国军主动挑起淞沪会战并非单纯军事考虑，而是整体政治形势推动之结果，而淞沪会战虽然惨烈，但其在某种程度上团结了地方实力派，巩固了蒋介石地位。
进城能立得住脚，那才叫真正的城市化。近年来，东南沿海很多企业已无以为继，而现在搞土地流转，成片的土地包给私人老板，农民工回去又该何去何从？
在中国进行协商民意测验时，当地政府领导认为他们正在进行的所谓“民主恳谈”是不完美的，因为他们得到的所谓“民意”并不十分具有代表性。
回顾褚老的一生，从一个“不甘心”命运安排到希望过平静的小日子的老人，背后的故事值得人们回味。
欧洲地区有很多传统的公墓，其中基督教传统将墓地呈现得如同花园。很多人在那溜弯和约会，这在中国文化中是无法想象的。
“我去中国的一些地方，看到成百上千年留下来的传统建筑被冠以‘危楼’之名很快拆掉，代之以毫无特色的通用楼群。作为旁观者，我也感到伤心。”
现在这个国家的政府是一个强势政府，国家机器非常强大，不应该对商业群体心怀恐惧和戒备，应该很好地去引导和帮助他们，给他们铺设好轨道，让他们在轨道上运行。
在导致卢作孚之死的最后历史环节中，有几个人难辞其咎。
粟特人做生意往往会结成商队，到了一个地方停留，形成聚落，商队首领叫“萨保”。粟特商队留下一拨人，一拨人又往前走，在丝绸之路上形成贸易网络。
欧洲在经济层面上的碎片化进程，和国与国之间的彼此防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安全感并行，造成国与国之间、欧盟与全球之间在政治层面上的紧张状态。所有问题都是欧洲的缺席所带来的。
经过40多年的努力，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初步形成一个投影式文明的框架，文明的这种投影性质，决定了中国制造业的基本属性――它的所有东西全部是克隆、拷贝和山寨的。
陈杰认为，中国媒体有很多人是在做宣传而不是在做记者，调查记者的缺位让媒体离真相更远，这会让互联网时代的报道缺乏力量。
历史学虽然还没有进入像牛顿、爱因斯坦这些物理学家所代表的那种范式，但如果你现在还用民族建国的角度去谈历史，就是在演穿越剧。
我们今天太关注物质，关注企业、经商、赚钱等层面的东西，其实这个社会应该让更多精英、更多知识分子去关注精神层面的东西。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刘东觉得99%的人都适合去当“学术二传手”，而他要“继续攀登学术思想的最高峰”，因为这事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干。
国学里有大量的精华，也有很多的垃圾。比如说举一个例子，二十四孝，就是古代心理学变态样本，拿这个来作为我们道德弘扬的范本，这不是出了严重的问题吗。
诗歌应该帮助人们思考，不应该抛弃那些正在受伤的人，不应该抛弃那些过得不好的人们。
叶夫图申科几乎经历了前苏联各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叶夫图申科的诗随政治现实起舞。
雍正死亡，外界猜测纷纷。乾隆要求太监不得向宫内外传递消息。驱逐僧道，要求他们不得透露只言片语。同时告诫群臣，父亲并没有吃丹药，“此地无银三百两”，雍正帝丹药中毒而死仍永流传。
游击战对国军来说，只是一种军事策略，而对中共来说，更多的却是一种政略。无论从哪方面看，中共的这一持久大战略都具有相当的超前性，远非国民党所能比较。
当人们想救助犹太人、帮他们藏身时，他们不知道要帮多久：可能是一个月，也可能是一年，甚至更久。当时普通波兰人也生活在恐怖之中，粮食和物资都很缺乏，根本无力援救别人。
如今日益激进的国学话语是否会转化成另一种形式的革命话语？德里克认为应保持一种“多元化的国学观”，它应该包括“革命”的理念，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
极力排外的地方却成为中国激进改革和革命的先锋阵地，这种观点是挑战西方史学家直觉的。实际上，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湖南既是中国最保守的地方，又是中国最激进的地方。
当非欧美社会正在全球资本主义中获取成功时，他们也在努力复兴那些曾经被欧洲现代性边缘化了的“传统”。
秦制是一个大领主，不能直接管小领主，所以用受宠的官员去管那些不受宠的人，这个制度的不人道程度远远超过主人直接管理奴才的制度。
面对美国制度衰退的危机，福山对自己“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度”这个论断依然充满信心。
其实袁世凯如果真的要搞货真价实的君主立宪，在当时未必没有实施的条件，也未必“反动”，因为民主共和已公认被搞得很糟糕了。
“逮捕韩复榘，吓死刘湘”之说、蒋介石嘱人下毒之说，一度甚嚣尘上。是否在韩复榘被逮捕之后，刘湘、韩复榘、宋哲元反蒋联盟的秘密败露，因而加剧了刘湘的死亡。
五四运动以来我们想把自己的传统丢掉，能丢掉吗？是你自己的血液，怎么能丢得掉？只是说你被别人打败后，对自己的文化不自信了。
英国的崛起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而美国崛起有运气成分，因为“一战”、“二战”，欧洲国家打得一塌糊涂。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对美国的心理打击会很大。
JK罗琳写道：“如果文化抵制有效应，受影响的是普通以色列人。他们有权质疑：为何文化抵制只针对以色列，而不针对（随便举几个例子）朝鲜和津巴布韦，他们的领导也不被国际社会认可。”
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民不能成为现代化的被遗弃者。
近代上海是个大码头。其实，上海不仅仅是贸易的码头、经济的码头，它也是新知识的码头、新思潮的码头、新智慧的码头。概括地说，是新文化的码头。
为什么日本引进西方法学方面远远地走在我们前面，能很好地吸纳消化西方法学？
学者要有自知之明。现在台湾媒体就有一批“名嘴”，往往是学者出身的，可是他们对所有的问题都有意见，所以他们就从“公知”变成了“公害”，变成祸乱天下的根源。
继《装点》后，杨树云将个人职业生涯中对于唐代化装艺术近五十余年的实践，毫无保留地付诸于新作《唐风流韵》中，此书更被奉为化装界的“教科书”。
日本人始终不承认中国军队有“台儿庄大捷”，他认为就是他们的两个支队主动后撤，哪有什么中国军队的“台儿庄大捷”？
韩国与中国率先签署了自贸区协定，但同时也加入了TPP，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韩国不愿意选边站，而是要左右逢源。
文明的繁荣是消耗秩序生产力的结果，如果消耗超过生产，就会盛极而衰。没落意味着秩序出现赤字，对应大一统帝国需要蛮族输入秩序，而以前的多国体系向蛮族输出秩序。
在对文化遗产的发现和申报过程中，都有民俗学者活跃的身影。民俗如果失去了民众的自主参与，失去了精神和信仰的传承，必然会走向衰亡。
帝国因何溃败？张鸣把它又归结为两个主要原因：对内的养人官僚制度，对外怀柔的天下体系。这套理论结构又以帝王、皇帝为核心。
现在变成游客可以在这住宿、吃饭、消费，这个势头很好。下一步传统建筑改造、青年旅社等也会逐步完成，之后还会有民宿、竹编馆、字画馆及其他一些临时性的展示馆。
韩国的发展水平可能处于中美之间，相比于美国还处于追赶状态，而比中国则高出一截，但韩国又没有中国的规模和体量。这种“中间状态”所带来的危机感，随时可以感受到。
川军在淞沪会战、广德泗安之战、台儿庄之战的保卫滕县战役都是血拼到底的。刘湘的精锐部队六个师在淞沪会战中基本打光了。
国学院应该以经学和小学为主，可以分为三部：一个是经学部，一个是小学部，还需要有一个国学教育部。
20世纪初这一代学者的家学渊源特别好，这让他们积累起后人没有办法达到的根底，不是说现在从小学开始念什么《弟子规》、《三字经》就能积累起来的国学根底。
“我唯一的担忧是中国的速度――速度快到没有时间从经验中学习，没有时间尝试和试验，没有时间评估。”
如果进行足球比赛，韩国人民看到朝鲜和日本比赛，一定会给朝鲜加油的。
中国人总是打败日本，其实我们是胜利国，但现在我们心胸有点太狭窄了，没有胜利国的气派，老记着失败的事干嘛呀？
刘亮程表达了对当下人家园意识的担忧：“我们现在对待乡村非常简单粗暴，人为地把第一家园抛在乡下，向第二家园靠拢，我们没有来得及准备和搬家。”
中国式的教育，是违背人的生理和心理成长规律的。它成为了一座围城，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
中国学生还不算全世界最苦的，因为有一个比我们更爱拼命、更能拼命的民族在我们旁边。韩国不仅是中国的体育对手，也是教育的对手，他们读书的拼劲，比中国学生有过之而无不及。
传统中国社会在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等方面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大变局，这是晚清以后中国社会发生颠覆性大变局的思想和文化潜源。
所有伟大的作品都有神性，它是混沌完整的生命。《红楼梦》是混沌的，《三国演义》也是混沌的，作品解读不能一味地去混沌化，把它凿七个洞而死。
公元1006年，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彻底打败了信仰佛教的于阗国，新疆从此伊斯兰化。这个节点是新疆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转折点。新疆的现在就是历史的一个结果，历史是过不去的。
“在今天，大多数严谨的学者会认为，书中的细节很重要，很令人兴奋，很有揭示力，但是有些内容已经过时。"
“只要世界的优秀人才还在往美国流动，它就不会衰落。”著名学者资中筠表示，新公益是改良美国社会弊病的一条重要途径。
慈善是人的本心，不求直接回报而求间接回报。做慈善最重要的目的在于使每个人活得更有尊严。
刘国恩认为解放医生是与建立基层全科医生体系环环相扣的制度安排。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提供高质量的全科医生服务，以及发展互联网医疗等行业。
新公益事业并不只是慈善公益而已，它代表着社会发展的趋向，而且是占领制高点那些精英们的深刻觉悟。
公益是相对于非公有资产而形成的让社会共享的一种行为。只有在私有财产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人们从无产者变成有产者的时候，公益活动才会大规模出现。
如果社会财富只能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人们很难会产生慈善之心。财富的增长扩大对慈善非常重要的。人类自古以来就有慈善，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以后，这种慈善才发挥到了最大程度。
尽管中美两国关系在过去300年来经历了起起伏伏，但美国人实际上早前是把中国当作塑造美国人自我身份和命运的关键点--关于这一点，中国可能未必多了解。
房地产泡沫严重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一个高度扭曲、抑制的金融体系中，老百姓有了钱没地方去，能够投资就是银行存款或者房地产，此外“影子银行”“热钱”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不断积累。
冷战刚结束时，福山乐观地宣称人类对美好制度的探索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度。很显然，目前自由主义面临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强调自主，强调个人的自由选择。至于个人选择何种生活方式，自由主义基本没有涉及。换句话说，自由主义没有提供任何能让个人安身立命的价值资源。
冷战刚结束时，福山乐观地宣称人类对美好制度的探索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度。很显然，目前自由主义面临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回望阿伦特死后的40年，这位20世纪最具洞察力的思想家所做出的影响颇为持久的一项贡献，是如何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
西方一些国家的历史教材中经常见到中国不可能抵抗日本的进攻，不得不依靠美国等盟国的援助等字眼。他们对于中国在极端贫弱的条件下坚持抗战的难度和贡献力理解不透。
如果启蒙是清朝末年引进西方思想的运动，这个启蒙非常糟糕。一些启蒙者很少能抓住西方文明的脉络，引进枝节的东西太多，对根本性问题引进得太少，越往后越糟糕。
大清帝国建立内亚体系，很可能是中亚愿意延续儒家思想传统的最后一代。
如果大家不能把东亚地区的政治秩序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真正的位置理顺一下，在不太远的未来会面临极为严重的情况。现在历史必须为中国完成一个重新定位，重新解释中国是什么。
隋唐愿意假装自己是汉族，而辽金元清坚持中亚过去的传统，公开把南方人贬到帝国底端，政权的核心是保护中亚传统。
梁漱溟的乡建方案最核心的部分是乡学村学。在东方，学问和道德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可是谁来讲学呢，所以还是需要几十万梁漱溟。
刘仲敬认为，殷商的兴起破坏了本来由一大片难分伯仲的文明体构成的连续的东亚文明地带，大大削减了周边地区的文明的复杂性。
晚清张之洞和梁启超之间形成的体系创造“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在西方基本征服世界的情况下，他们比较印度、波兰、犹太等古老文明后告诉人们，唯大清没有灭亡。
现代性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审美情绪、商业伦理对上海的影响持续，同时上海也脱不去不同于30年代的穿着革命外衣的摩登情怀。
梁启超先生创造的“中华民族”引起了很大的麻烦。一开始认为“中华民族”指“汉族”，即“汉人”，但后来发现难以解释，又用“中华民族”指称“中国人”。
司马迁在《史记》中用“大一统”的观念将匈奴等边疆族群都说成是“夏”的支系，迎合了汉武帝构建“大一统”王朝的需要。
谍报人员一直像一群隐身人秘密地执行国家任务，保卫国家安全。高压下的他们怎样战胜恐慌？和亲人分离，他们如何忍受孤独？
中国企业家在相当多的地方缺乏担当。换言之，它仍然只是一个自在的阶层，而不是一个自为的阶层。
万历二十年，日本发动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战争。万历皇帝朱翊钧毅然派名将李如松出师东征，抗日援朝，血沃朝鲜半岛。
民国范儿的第四个精神要素是“尊严”。人最可贵的第一个是生命，第二个是精神的尊严，知识分子尤其在乎自己的尊严。
晚清“赌王”刘学询横跨商、政、学，其成功和失败，都因为中国式的政商关系。
当白道不好走时，就要走红道，红道走风险更大时，也慢慢尝试黑道，这是刘学询时代商人的处境。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是真正的文化救亡运动，它将中国这个东方从一个崩溃的现场拯救出来，东西方之间有了最具价值的谈话。
宋初为政与为学是不能有机结合的，这种学术思想的长期低迷，自然就导致了政治上的因循苟且。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第一次在亚洲举办，就选择了中国。召开后的第一个主要议题，是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
整个文坛看下来，能让获奖者在行政级别待遇上有飞速提升的，唯有茅奖。在这一点上，茅奖与奥运金牌的意义可以类比。
“‘后现代性’告诉我们的是‘后现代跟在现代之后’，现代已经结束了……但实际上，我们依然属于现代，并且是彻彻底底的现代。”
纳粹的科学家如果没有一点对科学的纯真性的话，对不起，无论崇高，还是邪恶，这些“外在利益”一定无法让他攀上科学的巅峰。
晚清没有真正的民营，三十多年来把国有资产揣到自己兜里所变成的所谓“民营”。因此，1910年宣布铁路建设权收归国有时，老百姓举双手拥护。
龙云上交汪精卫的信，是为了敷衍蒋，让蒋觉得他是转变了，跟汪精卫一刀两断了。
“如果我们的领袖知道的话”――这是很多‘第三帝国’普通公民在意识到腐败现象时都会说的一句话。但是事实上，希特勒本人才是纳粹党腐败的源头。
陈丹青说《木心谈木心》是“私房话里的私房话”，私房话公开便增加了一个新的纬度――读者的纬度、公众的纬度。
纳粹的科学家，当然有“爱国”的动机，甚至有邪恶之心，但是，如果他没有一点对科学的纯真性的话，对不起，无论崇高，还是邪恶，这些“外在利益”一定无法让他攀上科学的巅峰。
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研究体制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们崇拜状元、崇拜老大、崇拜强者，却对失败者缺乏应有的尊重。
2002年，德国政府才开始承认同性恋者也是二战纳粹政权的牺牲者，但是1945年之后受175法规迫害的那部分同性恋受害者被排除在外。
顾孟馀到美国之后，是领“总统府资政”薪水过日子。这是在蒋介石同意之下给的。
蒋介石处理问题的方式是，我对你仁至义尽，还一步步地让着你，让你感动。
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大清国就是亡在了慈禧、李鸿章这两大卖国贼手里。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李鸿章能力强、劳苦功高的一面逐渐为人所知。
法规在执法实践层面落入两难的尴尬情境，按照目前的法规体系，宗教问题“不好管”也“管不好”。当务之急，是要以立法权来清楚界定出宗教活动的合法性及合法的活动范围。
梁漱溟为何与国民党合不来？原因之一在于他与李济深等人有很深的互动。他在李济深的司令部中曾提出关于国家统一的看法，与李济深的价值观相契合，这让他与国民党“左派”产生深刻关联。
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众多奴隶的华盛顿、杰斐逊等人，对蓄奴这件事在内心里多少是矛盾的，这应该也是华盛顿临死立下遗嘱解放他名下全部黑奴的重要原因罢。
我们无法做出没有真相的宽恕、没有真相的和解。宽恕需要基于历史真相的还原，受害方与加害方共同面对历史，才能对抗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旧的冷战思维下零和博弈的对抗情绪。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应该以批评为使命，而这种批评终究是为了社会的进步。”马勇认为这种定位是当下知识分子首先需要明晰的。
1913年制定的《天坛宪法草案》，赋予立法权对于行政权的绝对优势，甚至过分的剥夺了本应属于袁世凯的两项基本权力。
光荣实际上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直到里根上台之后，苏联崩溃，美国才重新站起来。在止庵看来，《光荣与梦想》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是一幅像“清明上河图”一样的时代画卷。
他觉得在责任内阁制下，总理的实际权力要大得多。后来，他出任临时执政，实际上就是国家元首，和总统只是称呼上的不同。
贫富分化、腐败等问题在当下确实存在，但解决的途径不应是退回到过去的时代，而是应该在发展自由、法治、民主的前提下来解决这些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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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行门槛的降低让更多中国人挣脱传统的对日敌意，转而理性地勘察了解；而日方妖魔化的刊物和报道却歪曲了日本对于中国的正确认知。
闵德福的《易经》英译本比原定计划推迟了7年问世。在书的前言中，他写道：“这本书和你之间不存在任何区别，你就是这本书，你会成为这本书。”
“我常常到柏林，那里艺术家的水平非常高，但是价格和中国比却低很多。在全球的艺术圈中，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属于相当昂贵的。”
因为日本“拿来主义”式的文化沉淀的来路有非常可疑的地方，所以确实也有一种不自信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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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风起云涌的变革历程中诞生的重要思潮和先驱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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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的转型和改革都不是容易的，至少要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一个是既得利益，另外一个就是思想，脑子一下子是转不过来的”。
战后中日关系的主题是如何处理战争责任问题。战后中国对日提出赔偿要求，但因为冷战，美国一度阻挠了日本对中国的赔偿进程。
战后70年，日本转型为一个和平主义的民主主义国家。它没有像战前那样，策动过任何的军事行动，没有开过一枪。
科幻的写法不是直接搬过来，是要用科幻的思维，把现实中的荒诞重新组织成为具有强烈逻辑性、理性的东西。这个一下就让人觉得很神奇，超越了一般的文学。
有一种担心，怕机器人会把人杀了。人脑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现在的认知程度，所以不要那么紧张。杀人也是恶意的人做的事，善意的人不会去做。
二十年后如果人工智能的感知技术足够成熟，未来的世界将是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沟通的平行世界，万物感知，始称“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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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术使得你的逻辑和理性不断清晰，不断地从历史模糊地痕迹中找到一条可供叙述、可供理解的线索。作者需通过资料的占有和自身的理解来达成最终的理论叙事。
陪审团制度绝不是人类社会中最好的审判模式，但当下中国需要陪审团制度。
十五、十六世纪的中国另有一种状况，我们当时有一个超稳定的政治架构和良好的政治秩序。
“满人汉化的问题压倒了自明朝一直走下来的中西交流。因为满人如果对汉文明没有足够的了解，是没办法统治这么大的帝国的。”
在辛亥革命之前的十年，皇权的神圣性就已经完全被世俗化了。无论是革命党还是其他的党，其他的政治家，都在妖魔化皇帝，皇帝被说成是一个傻帽。
在张守礼看来，今天的中国教育正面临着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局面。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教育公平3.0时期。
“从30多年前到现在（中日关系的）整个的变化，有人讲是一生两世，有人讲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我个人始终有这样的印象：比起我们对日本的认知，日本人对我们的研究要高出一大截。
十八世纪后半期的泰国和缅甸，在罗摩衍那的艺术呈现上，开始出现惊人的相似。
​&#年数据显示，在中国每四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体重超重。
80年代的​​上海“小男人”只是一个符号。他们不只是在上海，而是全国的一种现象。
环保基金会：每一笔经费都是与捐赠方谈好要用于做什么，并且每年都有年审。
​​约翰?奈斯比特：户口是制约中国发展的一个问题。户口制度应该逐步取消。
​​中华民族有自己的尊严，自己的民族艺术，我们绝不能忘记，我们是有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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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要在世界有中国话语、中国故事的话，最重要的不是靠打仗，靠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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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普世性呢？就是符合人性，符合人的尊严。儒学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从生活的本身出发寻找生活的意义，不为了来世、彼岸来对现实进行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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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实力现在是一个非常时髦的词儿，所有人都谈中国应该提高它的软实力什么的，听起来软实力很美、很软，实际上我们应该分析一下软实力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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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到底有哪些可圈可点的符号值得向世界进行介绍？中国文化的魅力或者中国符号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要传播的可能更多的是中国人的真实生活，真实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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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印证了GDP的有效性和GDP的有限性，因为电影是文化商品，电影到今天为止仍是国家形象名片，全世界仍然把电影作为传播自己差异性文化的一个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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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不是了解世界？现在中国人跑到全世界去，他看到的是很多的商品、商机，但很多人是带着一颗封闭的心走向世界，从来没有去想这些东西体现的是什么样一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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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全世界到处都是中国的热钱，都是中国的商人，但是中国给世界带来的只有金钱和商品。我们缺乏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没有一个文明的价值观和先进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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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可以借鉴的是“和而不同”的想法。儒家一定不是说不允许别的力量存在，而是要落实为制度设计，并向现代做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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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业吗？”姚中秋认为，儒家不仅有能力担当民族复兴大业的使命，而且是全面解决方案的唯一提供者。雷颐则认为，仁政学说应付不了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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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每个经历过应试教育的成年人，似乎都能历陈中国教育的某些痼疾；教育流水线上的每个环节，都能引发无尽的争执与批判。为了孩子的当下与未来，我们能为中国教育的改变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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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治到治理，是一种现代的概念，这种概念以权利（Right）为基础。所有的秩序、所有的东西都是以考虑到权利为基础，而不是以身份为基础，有权利才有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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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社会人文环境非常恶劣：很多读者被残破的、充满偏见尤其是种族主义偏见的思想所控制，并以这样不健康的心智来讨论问题、看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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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公知充满了传统读书人的酸腐之气，乖戾之气太多，自伤自怜太过，缺乏大的生命气象，不能做王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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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大局着眼，审视邓小平的领导对于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影响，你会发现他使中国登上了世界舞台，他将作为杰出的亚洲领袖，在历史长河中留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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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状况要求中国自主创新的步伐已经不能再停滞不前了，中国当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才能成为有创新型国家，以及如何吸引国内外高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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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状况要求中国自主创新的步伐已经不能再停滞不前了，中国当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才能成为有创新型国家，以及如何吸引国内外高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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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育风靡全球。在中国，以慕课为代表的在线教育该何去何从？汤敏、尚俊杰、姬十三在腾讯思享会共同探讨了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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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怎样的视角进行观察和写作是一个异国观察者和写作者首先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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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在线教育课程慕课在搞笑蔚然成风。慕课冲击传统教育模式，引发了全方位的革新浪潮。那么，慕课对中国“科举”高考会造成哪些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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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育课程慕课从国外传到国内，在现阶段还是免费的，主要受众是学生，但这不可能是长久之计。慕课仍在探索合理的商业模式，以实现在中国的“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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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技术的发展，在线教育掀起了慕课革命。关于中国的慕课能给中国教育带来怎么样的变革，未来会怎样发展，汤敏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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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处在一个三观尽毁节操碎尽的时代，时代精神已成为一个吊诡的话题。余世存等在腾讯思享会上分享了各自对时代的失望与期望，以及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该如何在这个时代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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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夏季思享会
2014年冬季思享会
2014年夏季思享会
2013年冬季思享会
2013年夏季思享会
2012年度思享会
11月24日，2015冬季思享会围绕“改变――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这一话题，邀请各界学者进行思想碰撞与交锋。同时，向中国当下最为杰出的思考者和行动者致敬。
11月24日，2015冬季思享会围绕“改变――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这一话题，邀请各界学者进行思想碰撞与交锋。致敬“时代知行者”主题晚宴则向中国当下最为杰出的思考者和行动者致敬。腾讯思享会，由腾讯网主办、腾讯文化倾力打造的跨界思想论坛。每年夏冬举行两次跨界思享盛会。坚持建设性、开放性、独立性、学术性，汇聚思想，容纳意见，并主持运营腾讯思享会（thinkerbig）微信公众帐号，每天推出原创思想报道，跨界交流分享智识，助力社会进步。
监制：王永治
主编：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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