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闯入者》后半段，女主角回到贵州老厂, 《山楂树》的音乐响起，看到这里，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这个取景点就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有一个镜头的远景里，甚至都能看到我曾经的家。那里的一草一木我最熟悉，如今却已人去楼空，几近废墟。“三线建设”是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战备为目的进行的一场大规模工业迁移。所谓“三线”是针对沿海的 “一线”和中东部地区的“二线”而言，主要指我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以距离沿海的远近，又有“大三线”和“小三线”之分。数百万的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和官兵，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从沿海西迁。我的父母就是上世纪60年代末从上海去贵州三线的，他们在那里相识结婚，我的青少年时代也大部分在贵州的那个厂子里度过。根据大分散小集中、“山、散、洞”的建设要求，厂子建在一个山沟里，开车到最近的县城也要半个小时。厂里一应俱全，有自己的住房、学校、医务室、影院、集体澡堂、商店、派出所、俱乐部。整个厂子连职工带家属有上千人，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全厂设有无死角高音喇叭，坐在家里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每天早上7点，会播放起床号“叫早”，大家起床洗漱吃早饭，然后大人们一起从家属区步行去厂区上班，孩子们则去学校上课。8点整会放“上班号”，此时还未进入厂区或教室的就算迟到。此外，中午12点下班、1点上班、5点下班时也都会鸣号。每天学校放学之后到5点家长下班之前的这段时间，是孩子们最快乐的自由时段。等下班号一响，无论在玩什么，我们会顿时作鸟兽散，回到自家书桌前假装“安心做作业”。在厂子里，父母们都是同事，孩子们都是同学，回家后还是邻居，随时随地都有一双眼睛盯着你。谁家夫妻吵了架，第二天全厂都会知道，我上午考试成绩不好，中午还没到家，我妈已经拿着尺子在等我。厂长就是这个小社会的全权总管，生产、生活、学习、娱乐、购物全都能管，甚至包括调解夫妻吵架。王小帅此前拍摄的电影《青红》，讲述的就是三线职工子女在当地的生活由于资源和机会极其有限，一切都由“上面”统一安排或分配，平时工作生活又都在一起，职工们之间磕磕碰碰的事都不少。我母亲早年曾和医务室的一位女同事工作上有些过节，后来这位女同事的丈夫成了厂长。用我父母的话说，此后十多年他们都遭受厂长的“迫害”，无处可逃。那时的人也没有辞职之说，而一旦原本来往密切的两家父母之间有了矛盾，孩子们也不在一起玩了。我们那个厂大部分是上海人，也有来自北京、东北、西安、湖南等地的。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有几年就是我们家楼下的邻居，他们对自家身世严格保密。直到有一次全场放电影纪录片，镜头中出现了周总理，她家的儿子童言无忌，对着银幕上的周总理大叫“姥爷！姥爷！”，这时大家才知道了这个秘密，没多久他们全家就回北京了。虽然远离家乡几千公里，大人们仍努力保持上海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日常生活中都用上海话交流，我们这些孩子也从小会说地道的上海话，却不会说贵州话。我有两个姑妈当时也去了贵州“插队落户”，和“三线人”住在相对隔离的厂矿不同，她们是完全在农村生活，生活条件比我们厂矿要差很多。每隔几年全家会回上海探亲，火车要坐两天两夜，常常要一路坐硬座到上海。到了晚上，父母们坐着，我则横躺在父母身上或座位底下。在上海短暂停留的时间里，父母用平时攒下的积蓄到处采购生活用品，全家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换成新的，仿佛这样全家就又能和上海人一样了。回去前自然也免不了为同事们代购产品。而对孩子们来说，每次从上海回去后，就是我们炫耀新玩（文）具，展示新衣鞋的日子。父母从小对我的教育就是: 只有考上大学，全家才能回到上海。所以我的成绩已经和学习本身无关，而是维系着全家的命运。我妈给我定下的规则是: 考试成绩95分以下，每少一分，就用尺子打一下手心，90分以下就自动进入不计数“乱打”模式。当然，等我考上大学之后，父母再没问过我学习成绩的事。小学三年级时，父母曾把我送回上海外祖父母家读书。由于没有上海户口，我在上海属于“借读生”，还是父母去学校里使劲求情才把我收下的。我自知能“闯入”上海读书不容易，所以学习还算努力，也知道怎么去讨老师们的喜欢。而更大的挑战其实不在学校里。80年代上海人居住条件很差，几代人蜗居在斗室里，本身已经很困难，我的到来成了一名“小闯入者”。等父母留下我回贵州之后，我突然发现，以前回去探亲时对我很热情的大人们变了样，时常话中有话、冷言冷语、甚至厉声厉气。现在想来他们有他们的难处，而十岁不到的我也正在顽皮倔强的年龄。但记忆中那确实是我真正面对成年人世界的第一年，学会了察言观色和在夹缝中生存。一直熬到来年暑假回贵州时，我再把憋了一年的委屈向父母“汇报”。暑假之后，父母把我转到了另一边的祖父母家，但那边的情况更复杂。五年级时，父母只好把我接回贵州。虽然我很喜欢上海的教育氛围和优良设施，但更愿意不再寄人篱下回到自己父母身边。我的一位朋友则经历了另外一种情况，他自出生后，父母直接把他留在上海的外婆家，长大后，他只认外婆和阿姨是亲人，和自己的父母却很生疏。我父母上世纪90年代中期终于调回上海。可是人到中年的他们，彼时在上海已经连落脚之地都没有了，只好挤在祖父母家睡沙发打地铺。对祖父母来说，他们离家多年，回来后也成了“闯入者”。曾经豪情壮志奔赴四方的他们，最后在“三线”是他乡人，在故乡却成了“三线”人。没多久，他们就从祖父母家搬出来，租农民的房子住。幸亏90年代上海的商品房还不贵，几年省吃俭用下来，再加上借款贷款，终于在城乡结合部买下了一套一室户。这足够全家兴奋不已，我们终于在上海有了自己的家! 那一年我也从北京的大学毕业回到上海工作，第一次报上了上海户口。相比其他一些老同事，我父母已经很幸运了。三线厂矿到了九十年代，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大都濒临倒闭，难以为继。这几年，父母退休了，结伴搭伙地回去看看那个献出过整个青春的地方，我自己这些年也回去过很多次。小时候，户口在贵州，我却从不愿承认我是贵州人，上海才是我的家乡，如今，我却越来越觉得，那个从小长大的厂子才是我心里的故乡。（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章迪思 编辑邮箱：）如需获取更多，请下载上海观察客户端或点击“阅读原文”↓↓ 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上海观察网站浏览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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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凶铃第2部啥意思 有点没看懂，最后贞子重新来到世界上了？并且把死去的教授等人都生出来了？？？
提问者采纳
感染ring病毒，她的目的是让世界上所有的人类，指甲都没了。贞子也从井底徒手爬了上来第二部 和 第三部有什么关系，可以看作午夜凶灵 小说版 结局 ， 但都可以看作 午夜凶灵 最后两个不同结局。最后高野爬出井中。 　　第三部 凶灵再现？而我却被人抛弃在这井里，感受到贞子当时绝望和恐惧，然后捉着 高野舞 的手说了一句话，其实 第2部 贞子缠身 和 第3部凶铃再现 两部作品确实没有任何联系的，在攀爬过程中，回到原来的世界，最后高野舞 生下了 贞子 后就死了，其病毒中有贞子的遗传基因和生前记忆，大概意思是，发现当时只有 龙一 和 她没死。 　　第二部 贞子缠身中结局是高野舞 被 贞子的念力困于录像带的井里，然后安藤通过性关系把自己的有病毒精子 传播给高野舞，而贞子则复活了，其余人在场的人都死了。，让所有人类感受一下她30年来的所承受的恐惧和痛苦：为什么你得救了，结局就是 贞子的病毒通过录像带和笔记感染了 安藤？然后就再次跌入井底的深渊之中，但在 龙司灵魂指引下得到绳索爬出井口
提问者评价
谢谢了！终于弄明白了
，辛苦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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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2条回答
！今天看了五叶兄灵第2部好有意思啊 1点都看懂 最后败家子又重新回到天堂上了呀！并且把活来的教授等人都杀了呀
午夜凶铃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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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马文乡｜到底谁在“玩假学术”和“秀学术”？——驳陶东风教授“不要说假话”一文
马文乡｜到底谁在“玩假学术”和“秀学术”？——驳陶东风教授“不要说假话”一文
【摘要】保马日前发表的郑盼星同学文章，还有今天推送的这篇文章，同心异气，无非是说：学院从业人员勿要自是自满，摒弃教条和私人意气。这不是道德立场、政治口号，而是每个人的本份。本文提出的那个重要问题：“究竟与哪个阶级站在一起？”相信也能为“文化研究往何处去？”的问题带来重要的启示。　　【保马编者按】本文乃是对陶东风教授《为什么说现在某些“新左派”是在作秀》一文的回应。文章指出，陶文局限于二元对立框架，抽象对立“公民权”与“公权力”，实是怪论。稍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人都应该知道，生产关系的分析绝对优先于财产关系的分析，阶级对立绝对优先于所谓“公”“私”的对立。正如稍懂福柯或布迪厄权力批判的人都应该知道，把资本这一当代世界的最大权力撇清，更不必说把全面私有化这一当代中国的最大阴谋撇清，从而把“权力”仅仅解释为“公权力”，这又意味着什么。　　马克思主义在具体生产关系现实中理解不同阶级的不同地位，进而采取相应的态度和策略，从此出发，无论如何都得不出把“政府”和“公民”简单对立的结论。学院人士不了解工农群众的实际，反而将一切“激活工农自强不息、互助协作、团结一致的做法”视为“道德说教”和“作秀”，将具体实践和书本教义武断地嫁接起来。保马日前发表的郑盼星同学文章，还有今天推送的这篇文章，同心异气，无非是说：学院从业人员勿要自是自满，摒弃教条和私人意气。这不是道德立场、政治口号，而是每个人的本份。本文提出的那个重要问题：“究竟与哪个阶级站在一起?”相信也能为“文化研究往何处去?”的问题带来重要的启示。　　新青年公社外墙口号与新青年们。外墙口号为：为农民服务，为理想奋斗，过有意思的生活，走理想之路。【图片来源：公众号“当代文化研究网”】　　到底谁在“玩假学术”和“秀学术”?　　——驳陶东风教授“不要说假话”一文马文乡　　陶东风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文化研究学者，也是多种出版物的主编，各种基金和项目的专家评委。他于6月25日参加了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联合举办的“生活新样态：教育观察与文化研究”国际研讨会，担当了上午第一场的主持人及评议人，对三位发言人做出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点评(点评文字稿和三位参会者发言录音文字稿已经在网络发表)。更厉害的是，当天吃完晚饭之后，竟然连夜又写出了一篇回忆现场讨论与强化个人观点的博客文章。让我们惊讶的是，陶教授在博文中竟然玩起了“帽子戏法”，以学术探讨为名，直接给几位与会者扣上了“不敢说真话”、“说假话”、“只是道德家”的大帽子。这位以“反思文革”自居的陶教授是文化研究领域的大牌教授和前辈，的确深谙编码与解码的春秋笔法，终于码出了这些让晚学后辈大跌眼镜的奇妙文字。不无遗憾的是，陶教授对参会者不但进行了人身攻击，还严重歪曲了现场发言的实际情况。面对陶教授这位前辈大牌学者这样令人无法容忍的做法，我们不得不做出严肃的回应。我们目前首先要做的，是指明和澄清陶教授在博文“编码”过程中严重迷惑人心、混淆视听的一些问题。老一辈学者可以玩弄学术，我们不能学，我们还希望有个严肃、美好的未来。作为对中国学术充满期待的年轻学人，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或者我们更希望的是，我们应该超越这种低级拙劣的学术表演，走向真正的学术境界。所有关心自身未来，关心中国未来，有志于文化研究的年轻学人们，希望大家与我们一起，加入到严肃的论辩中来，认清当下学术舆论的严峻生态，理清文化研究的学术取向、研究方法和历史使命。　　陶教授博文的主要观点有三个：　　1.不批评政府、不反对“公权力”的学术，就不是真知识，是假知识，就是在说假话，因为这些学者没有引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　　2.自认为培育工农主体性的乡村建设工作不如号召农民争夺“公民权”，并且认为激活工农自强不息、互助协作、团结一致的做法是进行道德说教，这些都不可取，因为放过了“真凶”;　　3.这几位参与和研究新工人文化和乡村建设的学者，都是在摆一种道德家的姿态，只是利用“对受苦受难者的同情”来“秀学术”。　　对于陶教授的第一个观点，我想大家绝对不敢相信他自己所写的那篇移花接木的博客文。还是让我们先看看参会者当时在会场上是怎么说和怎么回应的吧!　　……那么继往就是我们过去前三十年，工人有尊严、很敬业，但是那个体制所导致的官僚和僵化也产生了很多的问题。……中国的前三十年绝对绝对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它是包袱和遗产并存的，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我们怎么样去教育我们的学生?(吕途)　　我需要澄清的是：我们并不是简单的“避重就轻”，我们并不是回避难做的，而去挑好做的事情来做。如果在座的知道晏阳初乡建学院2007年是如何中止的，相信大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潘家恩)　　在这两段话中，两位发言者并没有否认中国存在官僚体制和僵化的问题，而是再三强调，要辩证地清理历史的“包袱”和“遗产”。他们虽然在会场有限的时间内无法充分展开自己的论述，但是已经明确表达了他们最基本的历史观。(关于工人敬业觉得有尊严这方面，可参考《热风学术》网刊2016年6月期吕途文章《工人文化的继往开来——集体劳动的记忆与合作经济的开拓》)关于如何应对当下的官僚体制和公权力这一问题，发言者已经远远超越了陶教授倡导的那种只用口舌“批评”政府的水准，他们在亲历了社会组织被关闭的痛苦过程之后，已经走向了一边批评一边积极建设的新探索。而陶教授却还停留在因批评“公权力”而获得的道德光环中沾沾自喜，不能自拔，每每拿出来教训后辈，坐在书斋中轻佻地指责实践者“虚伪”、“说谎”和“作秀”，实在不能不让人有种自欺欺人的荒诞感。　　北京皮村，在这里居住着2万多打工者，从事着家具制造、装修、布展等各行各业。北京工友之家在这里的工作有：同心实验学校、社区工会、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新工人艺术团。【来源：公众号“当代文化研究网”】　　北京平谷同心公社营地，这是北京工友之家创办的工人大学和同心桃合作社的所在地。【来源：公众号“当代文化研究网”】　　当然，如果陶教授坚持认为，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与主流社会资本逻辑不同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这条路根本产生不出“真知识”，只有我陶教授坐在屋子里用语言文字批判了政府才叫做生产“真知识”，那么，我们还真的想坐下来与陶教授探讨一下：像陶教授这样的知识分子与政府到底是啥关系?陶教授您认为我们与“坏”的政府合谋了，但您却为啥只字不提及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多重复杂关系。在陶教授看来，我们所说的资本太抽象了，那么，请问陶教授，您所说的“公权力”就是具体的、统一的和铁板一块的吗?谁代表“公权力”?基层公务员?省/自治区/市政府?党中央?还是您这样的知识分子?还是工人、农民……“公权力”能脱离生产关系而存在吗?“公权力”的经济基础又是什么?实际上，它的内部非常复杂，它的权力分属不同的阶级，而这些阶级在生产关系中也处于不同的位置。　　问题又来了，陶教授以不容分辩的高调口气教训这几个年轻的发言者：你们不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究竟是怎样的知识，又要分析什么对象?陶教授自己说，马克思“把资本放在政治环境中加以审视”。如果稍有马列常识的人都看得出，陶教授明显说反了。马克思是把政治放到生产关系、资本结构中去理解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马克思以及后来的一些有创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才在经济生产方式的变革中去探讨政治的能动性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分析不同阶级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以及他们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这些态度既包括资产阶级政治支持资本的能动性，也包括无产阶级政治反抗资本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能动性，从而各自制定出不同的社会改造和社会发展的策略、方案。如果陶教授认为我们批判资本是不对的，资本没有“阴谋”，按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来看，这恰好可以映照出陶教授的阶级认同来。其实会议现场的报告并不是对当下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研究，而是对乡建的体会与困境的描述。陶教授只是从“资本”、“异化”、“劳动者”这些词中，就听出了“新左派”，听出了“反资本”，为资本辩护和看家护院的心情未免太急迫了。阶级立场代替学术研究，价值观代替知识，这个帽子必须原物奉还给陶教授。　　关于“公权力”的问题，就算暂且接受陶教授所谓“公权力∕政府”铁板一块的说法，难道我们与政府之间真的只有批判和被批判的关系?难道我们只有表达了与政府对立的言论而不是其他言论，才叫做彰显了“真性情”，才叫说了“真话”吗?如果通过走访沟通、协商、谈判、博弈，不断寻找方法并最终争取到了公众的支持，先遭遇政府误解乃至打压但最后获得了互信和认可，这些斗争的策略和认识就一定不是真知识?就一定是假关系吗?作为擅长理论思维的大牌教授，我们不相信您的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比我们差，您怎么能用这种简单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来划分真假呢?政府的政策是阶级利益的集中表达和执行，在社会分层、利益分化严重的当下中国，政府政策也不是铁板一块，与其治理对象只形成二元对立的关系。围绕政策有不同的社会动员，各阶级参与并在其中博弈。要理解这里面错综复杂的关系和过程，最根本的还是要抓住生产关系，在经济活动的动态过程中去发现、分析和理解政治，而非将“公权力”单独摆出来作为独立的分析单位。当然，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最终能够同情性地理解，坐在书桌前做文本分析的陶教授，带有强烈的阶级认同，是无法想象出这些复杂性来的，也无法在复杂性中抓住主要矛盾(生产关系和资本结构)，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刻板化地重复一下主流舆论所喜好的那种“政府是坏蛋”的口技式论述。　　接下来，我们又不得不与陶教授探讨“公民权”的问题了。我们仍旧先引一段发言者的话：　　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根据我们的调研和与工友的讨论，可能有两个大的方向：在企业内部通过集体谈判提高劳动者的待遇，在企业外部通过团结经济探索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的新生活。(吕途)　　这段话很清晰地表达了发言者赞同集体谈判的态度，虽然集体谈判不是发言者的论述重点。而集体谈判正是近几年来彰显劳工权利的焦点，但在法律上仍然争议颇多。为什么在法律上无法完全确立集体谈判的合法地位?我们大家仍旧可以用上述在经济中去理解政治的方法，来思考下左右集体谈判立法问题的各方神圣是什么性质。从发言者支持集体谈判这点来看，发言者是像陶教授说的那样根本不理会公民权吗?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发言者所在的社会组织昨天(6月29日)还在给打工青年举办讲座，研讨的主题内容正是《政治、法律与劳动权益》。这些内容不就是在给工人们介绍公民权的具体内涵吗?　　当然，我们不能也不想止于对“公民权”的追求。我们想问：到底谁是公民?王石、潘石屹、马云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或许是多国公民哈，有耳闻但是不太清楚)。就算工人、农民也按照陶教授的标准，取得了在城市自由生活和工作的权利，完全解决了社会保障的“公民权”(尤其是陶教授心仪的言论权)，他们真的就能与王石、潘石屹、马云这类的人物在公民权的实际内涵上拥有平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吗?不要说工农无法与这些人分享平等的公民权了，一般的白领也没法比啊。“公民”的内部并非同质，不同的“公民”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上有本质上的不同，不同的“公民”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很不同。那么，我们在何种意义上想要超越对现有的“公民权”的追求呢?在公民这一概念之下，还需不需要保留“人民”这一概念?法学学者冯象先生在他广为流传的文章《国歌赋予自由》中说道：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意味着牺牲个人利益，为筑“新的长城”，伸张“天下最权威的东西”……　　劳动者的团结是“劳工三权”的基础。若是把“三权”解作工人的个人权利，主要是经济权，集体行动就难免囿于一套借来的法治话语，无力挑战资本的教义。　　农民工的团结，显然不属任何法定的“权利”，而是源自对法权的克服，即人对历史、对自身的正确认识或觉悟。　　陶教授，现在明白了吧?告诉您吧，这就是我们和工友们为嘛非要坚持团结一致、互相协作和自强不息这些精神要义的秘密!这样的团结和自强，是陶教授您所说的电视广告和心灵鸡汤的层次吗？您太小看工农群众的政治敏锐力和思想力了吧，他们天天也在学习政治和文化研究啊。发言者在会场上有几句非常通俗的话，其实也是想让您尽快明白，遗憾的是您好像还不如一般的工友领悟得快。这句话是：　　我们不跟您玩了，当劳动者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极为低下的时候法律它是一个游戏，但是法律当然也很重要，我们要建立法制社会，但是我们能不能不跟他们玩这个游戏了?(吕途)　　不玩这个游戏了，玩别的什么游戏呢?难道只允许大家去追求高富帅，嫁入豪门，晋升资产阶级和您这样的中产阶级，而不允许弱势的工农自己去建立一些合作社，去相互扶持，自负盈亏，去自我赋权吗？　　关于那个有关“公社”就是“人民公社”的笑话，我想您现在肯定后悔了。从您的妄断来看，您评议别人的发言之前根本没有看别人的论文。这只能表明评议人不尊重发言人、没有基本的学术敬业精神(也就是说缺乏您倡导的“公民道德”)的鲜活的例证。那您现在再看看另一位发言者的话吧!　　我刚才提到穿越小说，穿越回去一般都是要做小姐的，富家小姐，没有想做丫环的。这种思想“五四”的时候就有人批判过，这有什么新的，都是要别人服侍我，男人围着我转的。这个不是新的。(孟登迎)　　而“新青年公社”的奋斗目标是：探索一个可持续生活的新型社区，创建一个开放、包容和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空间，践行社会关怀与责任，参与社会化农业的建设。(孟登迎)　　陶教授，您为何一听到“合作社”或者“公社”这样的字眼，就这么敏感而紧张，就这么恐惧而恼怒?这大概是让大家最感到匪夷所思的地方了。但是，我们想要和陶教授说的是，您看，您孤陋寡闻了吧，现在的“公社”满天飞呢。上海就有好几家自称“公社”的咖啡馆呢，在这里，我们冒着给人家打广告的嫌疑，放一张他们的照片吧，有图有证据(如下图)。那张照片上不仅有“公社”两个字，还有大大的“people2”——人民的平方啊!陶教授，快，这里很危险，要历史复辟啦，赶紧把您的文章转给这家店的老板，批评、提醒他一下吧!文化研究是反思很多既定概念和文化现象的，希望陶教授也能够做到循名“求”实，不要动辄就把当下的具体实践与被自己意识形态化了的概念等同起来。　　最后着重要说的，也是我们最想说的，还是我们这些发言者与工农之间的关系。因为这里有您让我们最不能释怀的恶意。我们，更广泛一些来说，知识分子们，应该以道德家抱着同情心的姿态把工农当作景观一样观看，还是与工农一起建构一种别样的经济和社会关系？这无论对于中国革命，工农翻身得解放的历史遗产来说，还是对于诞生于英国伯明翰的文化研究的基本立意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它内在地指向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究竟与哪个阶级站在一起？！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次性的、个人的选择，而是一个知识分子与工农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相互交流，深入彼此的过程，是互为主体性的过程，更是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过程。发言者在会场中说：　　最后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很多年前我们在定州培训的时候，我不是今天这个形象的……我们常说“欲化农民，需先农民化”……那么我们只能在穿着打扮上尽可能像农民，那时我们每天穿着十三块钱一双的棉鞋，我们不是说要农民化吗?有一次我去西安组织一个农民培训，我们说“农民化”，农民应该穿布鞋，所以我专门也穿了一双布鞋。可到现场后我发现，全部的农民脚上都穿着皮鞋，只有我一个人穿布鞋，我又一次没有“农民化”。　　这看起来是一个笑话，但却给了我一个巨大的刺激，它给了我一个什么样的体会，给了我一个什么样的思考呢?它让我们看到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流动和变化的社会，常常是“变化的农民”和“不变的我们”，我们的“偏见”其实一直存在着，面对这些“偏见”与“定见”，我们如何在其中保持一种充分的敏感，保持一种充分的自觉?我们如何从一线的实践中，从经验、困惑和张力里寻找这样的一种自觉和敏感?(潘家恩)　　这段乡村建设研究者和实践者的真诚的自我反思，到了陶教授您那里，怎么居然被歪曲成为发言者不懂装懂、自爆笑话的证据?乖乖，我的陶教授，您怎么这么说话?　　那些自称关心、研究、代表农民的人，真正了解农民吗?(陶东风博文)　　这一点你实在是欺人太甚了!而且，两位发言者在会场就已经对此作了回应和说明，陶教授你怎么竟然能明知有几十名参会师生作证，依然胆大包天、装聋作哑，在会后的博文里仍然按照老套路恶意曲解一位从事乡村建设十五年的青年的真诚努力，为了造就你那篇煽情的小文章而枉顾事实和良知呢?对您这样一个只知道渲泄自己偏见和激情的自由知识分子来说，您到今天可能还不知道您参加的是一个与青年教育密切相关的会议。您的这种侮辱青年人的老道和油滑，是对这次参会晚辈的最好教育。如果您还想说没有意识到或者没有听见发言者的回应，我们这里还可以再重复一遍：　　他这些梦想的动力来自哪里?同时也需要理解他恰是基于当下不合理“城乡关系”的某种合理反应……当下对“城市梦”的浪漫与偏执，难道只是今天才有吗?百年来的中国，难道不一直是以城市为中心和导向，同时不断把乡村“问题化”并“去价值化”的吗?(潘家恩25日下午开放讨论时的回应)　　农民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他们向往的生活是什么?他们希望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公共场合?作为研究者会不会把自己的欲望和想象投射到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建构出虚假的“农民”及其诉求、梦想?(陶东风博文)　　我们想问，农民对于穿名牌、开好车之类的美好生活想象到底是从哪里来?到底是如何建构的?难道不是作为标杆的城市生活以及消费主义文化对于农村传播、渗透的结果吗?陶教授，您的参会论文可是《雷锋形象的建构、重构与解构》(部分内容发表于《学术月刊》2010年第12期)，而且您武断地认为，雷锋的形象完全是建构出来的，真实情况并非如我们以往宣传的那般，雷锋精神并不伟大，“雷锋日记就是为了写给别人看才写的”。那么，我还要问您：如果雷锋形象是官方“存心”建构出来的，而《雷锋日记》因为是写给别人看的，并不“纯粹”，那么，在当下社会中，市面上流行的那些名人日记、老板诀窍，难道不是专门写给做着成功之梦的年轻人看的吗?　　乡建研究者兼实践者在会场上真诚地回顾自己走过的弯路，讲出自己的反思历程，却被敬爱的陶教授利用了!您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就只为宣扬自己那套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讨伐吗?这实在令晚辈们失望了!这就是教授该有的气度和姿态吗?如果一个青年人的诚意可以被这样肆意践踏，我想以后没有几个青年人会愿意与您真诚交流——除非为了学习你的技术，当然还有利益交换!　　更让人感到惊愕的，是陶教授的理解力。陶教授认为，“不能拿鸡蛋去碰石头”的说法等同于犬儒主义，他认为：　　……说了真话是会有“风险”的，而您又没有求真的勇气。(陶东风博文)　　但是，说“鸡蛋与石头”问题的发言者吕途2003年就从高校辞职了，从2008年就投身到某公益机构的工作和生活中去了，她在会场上是这么说的：　　我说到我就要做到!我做不到我不说。　　瞧瞧，到底是谁更有勇气，更求真理呢?吕途不想做体制的附庸，想参加到工人的互助劳动中去，她说到做到了，她真正去做她想做的人。那么，敢问陶教授您想做什么样的人?您逢政府就“批判”就可以占据道德和真理的至高点了吗?敢问陶教授，您认为您和工农之间是什么关系呢?相对于工人、农民，您要做什么样的人呢?做什么样的师表暂且不说了!现在很多大学教授一方面向体制争项目，争名号，争待遇，另一方面却又表现得似乎是与体制毫无关系的“独立知识分子”，自诩为“碰石头”的“鸡蛋”，反体制的“英雄”。我不知道这样扭曲变态的状况，如果用上陶教授所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来进行分析，会得出怎样的结果：是说真话吗？是说假话吗？还是鲁迅先生老早就看透了的“做戏的虚无党”？　　因此，从更广的层面上来说，陶教授的博文其实表征了一种普遍而局限性很顽固的文化理解方式：陷在二元对立的分析逻辑中，无法跳脱出来。这种顽固而狭隘的文化理解方式无法理解，更无法想象存在于自己经验之外的思考和实践方式。奉劝陶教授抛弃与资本逻辑的亲密认同，走出书斋，好好地看一看、学一学当代中国热火朝天的新工人的文化和经济建设，好好地看一看、学一学当代乡村建设的实践逻辑，与工人和农民一起成长，这样才能激发出新的思考方式，新的理解能力，和新的思想活力，这才是文化研究意义上的有机。借用去年的一次文化研究论坛上一位与会者朋友的话作为结尾：农民都种有机蔬菜了，知识分子能不能啊，给我们也生产些有机的、有营养的知识啊?!　　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留影之一　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留影之二　　【图片来源：公众号“当代文化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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