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学术的圣地——访北京大学中文系严绍璗教授--北京大学教学促进通讯的博客--凤凰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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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学术的圣地——访北京大学中文系严绍璗教授
摘要：本文中严教授载重点阐述了文革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的重建过程，以及他自己的教学经验与风格，并对北大本科教育和研究生、博士生培养中的问题与弊病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大学教学工作提出了非常宝贵而中肯的意见。此外，严老师还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进行了冷静的思考与讨论，指出了一所大学，特别是北大应有的办学思想与指导原则。严老师直言不讳，有理有据，充分展现出了一代名师的思想魅力与其拳拳的赤子之心。 一、重建古典文献专业，恢复文本教学传统记者：下面想请教您一些具体的教学及相关问题。文革对大学的教育与研究体系造成了严重破坏，之后北大的正常教学工作是怎样逐渐恢复起来的？严老师：从现在来回顾来看，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在掀起“大革文化命”的氛围中实现这场运动指导者的一系列的政治目标。所以“运动群众”的主要手段就是以扫荡“四旧”的方式把古今中外的绝大多数文化贴上“封资修”的标签予以摧毁，古典文献专业当然就首当其冲了。“文革”在北大进入到第三阶段即所谓创建“社会主义新大学”的阶段，它的标志就是1970年开始重新招生和新生入学。我记得第一届文科是分系但不分专业入学的。招生的对象实际上是三大部类，一是当时大规模的“上山下乡”的“插队知青”，二是农村本地青年，三是工厂的青工。入学方式全部是“组织推荐”，他们的知识状态从初一到高二都有，家庭背景各别，这就是我国二十世纪大学教育中的“工农兵学员”。当时把大学生称为“学员”而不称为“学生”，我觉得就是沿用了我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建立的各种“军政”学校的学生称谓，凸显了与“旧学校”的不同。北大文科学生以长江为界，分别在南北两校入学，北校即北京大学本部，南校即江西鲤鱼洲北大五七干校。在学生来临前夕，有关方面为此起了个“北京大学江西分校”的新名词，震天响的口号叫“在金色的草棚中创建社会主义的新大学”。分校各连队凡有“学员”到来的（中文系、俄语系、校医院、图书馆学系以及图书馆共5个单位组成第7连）就抽调部分教师组成“教学组”，适量减少了大田的劳动，集中研讨备课进行“迎新”准备。中文系教学组成员记得有乐黛云、陈贻焮、袁行霈、段宝林、闵开德、张雪森、袁良骏、符淮青和我大约十来人组成。上级的总体精神是“中文系部分专业”，据此我们议定的教学核心内容是培养“四种文体”的写作。所谓“四种文体”就是当时社会急需的“工作与会议的简报”、“新闻采访稿”、“专题会议的讲话稿”和“报告文学”这样数种文体形式，有点如同眼下很热门的“写手培训班”。当时根本不提大学还要“人文精神”，只是“急国家之急需”、“急社会之急需”、“急工农兵之急需”，就是一种“技能养成”，像我原先读书的“古典文献”想来要再招生，那恐怕是连影子也没有的事儿。第二年即1971年夏天鲤鱼洲干校开始撤销，教师和学员分批返回北大本部，“新大学”的教育状态有了较大的变化，即从原先混同的“文体写作养成”变成了“专业学习”。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系（前身为北大中文系的新闻专业）此时已经被重新调整回归北大中文系变成了“新闻专业”，总校与分校招收的1970届学生归成“文学专业”。这年的初秋，校军代表召集我们几个相对年轻的教师，陈宏天、孙钦善和我，还有当时的系“革委会”负责人邵岳诸人，表达学校要恢复“古典文献”专业招生的决定，并要求争取在72年招生上课，指定我的同班同学陈宏天为负责人（64年古典文献专业第一届学生留校任助教的就是我们两个人）。同时我们也得知72年中文系恢复招生的还有“汉语言专业”。这样，中文系经过将近5年的革命冲击在教学体制上事实上又回复到了原来的状态。这个消息使我们很高兴，但也感到比较棘手。所谓“棘手”当然指的就是由于“文革”前期造成的冲击太大了，就像在一所已经垮塌的楼房中现在又要住人了，觉得“可真是有些难办”。当时我们还真的没有后来才有的“文革破坏了教育”的觉悟，因为谁都明白“文革”是毛主席发动的，而毛主席无论做什么都是理所当然“英明正确”的。我们感到“棘手”的主要有三个层面：第一，培养目标是什么，“文革”的狂潮把我们专业主任兼任北大副校长的魏建功先生指斥为“封建余孽”，专业本身被定为“封建主义大杂铺”，教师被嘲讽为“店小二”。在这样的“政治评价”中，我们到底应该如何为重新开张的这个“封建主义大杂铺”进行价值定位呢，也就是说专业的培养目标究竟是什么？第二，文革前的专业课程安排和授课的各位先生已经被大潮冲垮，现在这个“社会主义新大学”的“古典文献专业”究竟应该安排哪些课程，由谁来上课才符合“新大学”的标准呢？第三，“新大学”的教学形式应该是什么形态的呢？我当学生的时候“在学校教室上课”是绝对主体的形态，但毕业后自己在社会的大课堂中接受了“再教育”，江西分校高举的旗帜是“在金色的草棚中创建社会主义的新大学”，师生一起在农田劳动、千里徒步拉练、在井冈山铁路建筑工地采访并写作等等。那么，这个新专业的“主课堂”究竟应该在哪里？这些疑惑和不解当时是非常自然的。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当时在“文革”扫荡“封资修”的行动和观念都仍在进行中的时候，北京大学却要恢复“封建主义大杂铺”的古典文献专业的招生，是不是有哪位“很高的站得住的领导”表达了这一层意思呢？当然未见任何书面文案，但想来当时北大的“军宣队”和“工宣队”都不可能有这样的远见和这样的胆识。尽管系里也有些先生议论“大学也不能一直搞‘总结’、‘报道’的写作，总得有点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吧”，但单凭我们这种熟人之间私下议论，其力度当然是远远不可能使这个“封建主义大杂铺”重新开张的。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我们听说了“有关方面”正在全国召集一批老学者（其中包括老“右派”，或“文革”中受到冲击的相关先生）陆续集中在北京中华书局开始“重新校点廿四史”。用眼下时髦话说，这绝对是“国家级重点特大工程项目”。这个“工程”的立项绝对来自国家权力的最高层，我的几个大学同班同学也从文化部的“五七干校”回来参加了这个“项目”。这么说来北大军代表要我们复活“古典文献专业”之举与此事是不是“同一构思”的不同层面呢？但这些只是想想而已，至今不解，留待以后的“北大校史”研究者去考证了。在北大校史上还需要研究的是与我们同时开业的“汉语言专业”把培养的目标设定为“培养国外汉语教师”，分别招收“法语班”和“英语班”（分别培养准备派遣法语地区和英语地区的汉语教师/这也是极具远见的措施，起源于1963年教育部的“国外汉语教师培训班”）。我们在专业筹备中很快就感到了北大高层（军代表）释放的善意。比如我们商量专业培养目标，文革前定位为“培养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专门整理人才”，现在革命了，培养的目标总要体现“阶级性”和“一辈子做普通劳动者”的方向吧，于是就改定为“培养能够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才，可以从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相应工作，包括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等等”。学校的最高军代表对我们说“你们定的这个目标不行！哪个专业都培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才，这样的目标等于没有目标！ 你们说要培养中小学老师，这件事情还要你们古典文献专业？” 他说，“你们这样在房间里思考问题是不行的，要走出去，要调查你们从前的毕业生在做些什么工作，发挥了什么作用？哪些工作是与你们培养无关的，与专业无关的、无用的，就不是专业培养的目标了，以后也不要再分配去了。你们要摸清国家在这个领域中究竟需要什么。”军代表这样的表述，其实暗示了这个专业的培养目标本质上与“文革”前的目标应该是一样的，这与我们心里想的也是一样的了。我们当时在上报材料上写“培养能够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才”本来就是一句废话，怕不写了就没有了“大方向”，又写了“包括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一句，那是一句搪塞的话，免得说我们“‘文革’已经六年了，怎么还有专家思想？”我们当时面对“文革”中“砸烂四旧”的疯狂劲头，对这个专业的未来出路还真的没有什么坚定的信心，但是中央警卫部队驻北大军事代表的表述竟然与我们的想法基本一样，却与他们平常的口号逻辑不大一样，高兴之余仍然有些不可解。私下议论中大家又觉得“原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中国社会主义也还是需要顾及古籍整理的专门人才的！”这算是一种新的觉悟吧！这时候邵岳先生又代表中文系对我们说，“小朱（军代表、文革后为我军中将）和谢师傅（工人代表）已经定下了，把游国恩、王力和蒋绍愚三位也编入你们专业教研室”。看来校系真的很重视了。依据军代表的提议，我们就在北京上海两个城市的文化机构，像中华书局、人民出版社、故宫、北京图书馆（国图）等进行了走访。在上海的时候和“市革委会”副主任（副市长）朱永嘉见了面，他原本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师，说话中引用了马恩列斯毛的不少语录，回想起来也很有意思。我们最后为这个专业的培养目标设计为“培养具有无产阶级精神的有社会主义坚定方向的中国文化遗产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人员”。学校同意了我们拟定的培养方案，于是“古典文献专业”又开始招生。依据我们的建议，这个专业实行“隔年招生”，采取“适量”、“均衡”为国家培养相对专业化的古籍文献整理者。记者：古典文献专业的课程设置有什么调整和变化吗？严老师：“文革”中复兴的专业，课程就不可能像我当学生那样40来门了。我们做学生时候的课80%是教授主讲的，现在教师虽然有了游国恩、魏建功、王力三位“文革”前的一级教授，但其它的课程则只能由教研室7个年轻教师（孙钦善、陈铁民、向仍旦、侯忠义、蒋绍愚、陈宏天、严绍璗）担任，清一色的“助教”，也就“铁肩担道义”了。课程内容的设计分成四大块，即“基础知识”（古文选读、古代汉语、文学史、中国史、哲学史综合的三史概述等）、“基本理论”（古籍整理概论、历史文化理论）、“专业技能”（古籍目录、版本、校勘）和“社会实践”（到工厂农村）。在时间分配上大约前三个层面主要在学校，综合占2/3，后一个层面约占1/3。我们把这样的课程构思曾经送给郭沫若先生请他审查，他回信说这样的安排很不错，他有时间的话很想来北大听听这些课。大家也很高兴。学员彼此之间的文化程度有些差别，我们主要选择的还是读过高一或高二的“知青”，也有复员军人。专业的几乎所有老师都参加了选编《古文选读》的“文章”，把自己认定的中国历史文献中具有代表性的精华文章各自推荐，最后认定。王力先生参加了专业的古汉语教本的编写后，就回了汉语言专业。至于专业的理论课程商定名称为《马克思主义历史文化论》，由蒋绍愚先生和我负责编辑材料，编好材料后蒋老师也被汉语言专业要回去了。在我们编辑教材的时候，发生了林彪逃窜事件。魏建功先生被调去阅读被抄获的林彪的各类文书，因为林彪的笔迹极其潦草，中央要我国杰出的文字学家魏先生去辨认。魏先生有时回来休息与我们聊天，他说，他所能辨认的字迹是必须符合“字体”为前提的，但林彪笔迹上的胡乱涂写把他弄得十分头痛，因为胡乱书写叫“潦草”，“潦草”不是“草书”。我们觉得这件事很有趣，并受到启示，决定把“文字字体的基本体认与字迹的辨认”放到“基本技能”的课程中去讲述。中央在林彪的“文案”中发现上面抄写有孔子的语录“克己复礼”，由此而认定林彪原来是孔子的信徒，而儒学核心又是“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运动主要的批判对象之一，而历来认定“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思想基础。这一“发现”，揭示了林彪不仅在政治上，而且也在思想上彻底背叛了党的纲领。“批判运动”转向为“批林批孔”，进而揭示林彪试图“复辟奴隶制度”。当时本来正在批判以林彪为代表的“极左思潮”，但这样一来就拐弯抹角地把“林彪”与“极右”（此即“文革”目标）链接在一起了。这一套逻辑经毛主席对“法家”的多次表述而为一般大众所接受，但我们几个都觉得这在“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上有不少的困惑。当时我正在准备“历史文化论”课程，回想起当年在首钢曾经阅读过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他曾经阐述过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与历史文化的关系问题，我立即找到了他的论述。马克思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恰好在革命的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出它们中间的显著的差别。……资产阶级的斗士们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资产阶级的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例如，在一百年前，在另一发展阶段上，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马恩全集》第八卷）阅读这样的阐述使自己的精神思考大为警醒和提升。这与林彪通过窃取儒家的思想为自己篡权服务是一样的，不要认为一个当代人物举起了历史文化中的某一面“旗帜”就“真的”是要实现这面旗帜的宗旨。马克思说“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这中间充满着极为复杂的“特定时空”中多极关系的博弈。由此，我们在关于把握“林彪与儒学”的关系层面似乎有了和一般人并不完全一样的认知，这恰恰加深了我对于专业必需开设《历史文化论》课程之价值意义的认识了。记者：看来马克思对某些社会历史问题确实有深刻的见解。具体对您“比较文学”的学科，马恩著作里有什么可供借鉴的思想吗？严老师：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19世纪人类最杰出的思想家行列中的成员，他们对人类社会多层面的思考和表述创造的“精神财富”至今仍然是全人类宝贵的思想库中重要的组成层面。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欧洲相关研究机构进行过数次调研，马克思仍然被列为极为前位的思想家。我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家”，我只是从自己的人文学术实践中逐步意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在我的研究主题中也曾有过相当睿智的思考和表述。而且我现在可以断言，在欧洲“比较文学”作为学科诞生之前，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曾经为马恩思想提供了思想原料的更加早期的一些文化学家和文明史学家如达尔文、泰勒、摩尔根等等，他们的思考和表述在事实上也已经为“人文学术”的“跨文化思考”提供了不少精粹的见解，而中国学者在介入“比较文学”学术的时候，几乎是沿着这一学术中欧美学者的衣钵一步步接过来的。当我以“局外人”的身份介入这一学科的时候，我在朦胧中意识到对“比较文学”中的有些命题，可能先前的思想家中已经有过意义相同甚至更为精粹的表述了。比如，比较文学学术的基石是“跨文化观念”，也就是“文明的多元文化论”，其实这也是马克思文明观和历史学的基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第一卷《费尔巴哈》）、《哲学的贫困》以及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河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等著作中都有很精确的表述。“比较文学”学术中常常喜欢使用“误读”这个概念，我介入比较文学研究30年中是从来不使用这个概念的，因为我早就阅读过马克思在号为评价他的朋友拉萨尔的《既得利益体系》而写给拉萨尔的信中，以“英国法”和“罗马法”的关系，以及法国古典主义戏剧标榜的“三一律”（编者注：three unities,是西方戏剧结构理论之一，亦称“三整一律”）与“希腊悲剧”特别是与亚历斯多德《诗学》的关系，阐述了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不正确理解的形式正好是普遍的形式，并且在社会的一定的阶段上，是适合于普遍使用的形式。”马克思关于“不正确的理解”的命题可能是人类文化发展中一个普遍的原则，这个命题在现今观察和阐明人类文化的发展中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十年前我在日本遇到陈建功先生，他是北大中文系培养的著名作家，中国作协的副主席，也曾经是我讲述《历史文化论》课程的听众。陈建功跟我说，几十年过去了，之前上过的好多课程都忘记了，唯独严老师说的“文化传递是以不正确的方式进行的”这个概念，真是愈想愈有道理。我告诉他，你记住的命题是对的，但不是我说的，这马克思说的呀！古典文献专业76级王涵、77级王瑞来等几位他们早已经在国外工作，先后给我电话告诉我他们的著作获得了好评和荣誉，他们也说“我的思考中贯穿着严老师讲授的历史文化论的好几个命题，特别是‘不正确理解’给我们的启示真的是很大的。” 这是在一个小小的场地中表现的马恩文化论的精神与实践的价值了。记者：具体在教学上您是怎么做的？怎样让学生真正理解这些文化理论？严老师：我在教学中是按照以前老先生们的教学原则，从基础文本入手。学生首先应该知道原典文本是什么样子，在没有读懂文本以前不要瞎说，更不要人云亦云；另一条是将理论阐释和人类文明史中的很多问题综合起来，学生就会印象深刻，理解透彻，课程也就有了吸引力。《历史文化论》课程后来改称为《比较文化论》，从基本的“历史”是什么、“文化”是什么、“比较”是什么开始，逐步展开，贯穿文化理论和我们对中国古文化之间的审视关系。让学生养成学习从最基础、最本质的层面进行思考的习惯。我从来不采用已经有的“教科书”。学生都有一定基础，自己阅读这些教科书就可以了。《古文选读》是需要文本的，“论说”的课程资料和教学内容都是我自己组织的。我讲的都是自己有过思考的问题，都是自己想过、自己已经有点结论性的东西，也有一部分内容是希望和学生讨论过的问题。我觉得给学生讲课需要做到“博通精明”四个字。“博”就是面广，授课内容不能局限在一个点上，而要给学生宽阔的知识视域；“通”就是通达，呈献给学生的知识是互相关联的，各个知识面间具有内在的联系；“精”就是要精粹，不能海阔天空的胡说，也不迎合时尚兴趣，学生听课不是“看戏”，必须把我认为的“核心内容”转达给学生；“明”是明白，要让学生明白我在说什么，为什么说这些，以及我的这些观念表达所运用的文本等等。记者：听说您的课堂上有很多其它专业的学生，这门课对他们的吸引力在什么地方？严老师：北大的教学传统中有一个坚持“课堂开放”的基本特征，当年毛泽东同志就是在北大文科不少课程中自由听讲的“非注册生”。从90年代以来大约在十几年的时间中吧，确实有一部分外系甚至外校的学生和民间人士来听课。记得1987年的《历史文化论》课上先是有两位清华大学建筑系的研究生来听我的课，后来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研究生班关于“长安街改造问题”的座谈会，开过两次。我不懂建筑与城市规划，但他们各人的主张里面有我讲的历史文化的理论实践问题。我与他们全班十几位同学讨论的问题既是非常“现实”的，又是高度“理论”的。例如他们对“老长安街”的路面到底要不要拓展？街道两边的建筑到底要不要改造？ 争论不休。“拓展”和“改造”吧，就一定要对原有的“构造”大动手术，但可以呈现一个“现代化图景”，可是这样的手术必须承担“破环文化遗产”的罪名；假如保留原样吧，在世界日新月异的全面跃进中长安街这样的状态会显得沉重、暮气和压抑。他们说，老前辈中还有主张“保存老街”，以供参观瞻仰，另造一个“新北京中心”，供实际工作生活。我觉得这些问题太有趣了，在“历史文化论”中实际上就是“传统”-“继承”-“批判”与“创新”的关系问题，建筑学的难题是与人文学术相同的呀。我和清华的年轻学生们讨论得很热烈。这个研究生班的同学现在大概都是建筑学家了吧。记得还有一位中央音乐学院的博士生。几次课后她与我谈如何处置古典音乐的现代化、现代性问题。音乐是一个特别的艺术门类，我不敢瞎说，但她还是坚持和我聊聊。后来我们在外面喝茶，她给我讲了很多古典音乐的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内容。现代化和现代性是两个概念，她希望把古典音乐变成具有现代性的形式，同时又要保持古典音乐的本色特征。这样的谈话对我也有很大收获。这里我引用一段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主任刘军博士当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课程中来我这里听课的感受，他说：“我还去北大聆听了日本研究学界一位重量级人物严绍璗先生的《日本文学的发生学研究》课程。严先生的课深入浅出，经常引用日常生活中的小故事作‘引子’，小故事和大道理相得益彰……用浅显的故事解释艰深的理论，如果套用周作人的话，就是一个‘化’字。把原来看到的庞杂无序的各种信息‘化’成了自己的理解，再用自己的‘话’说出来。记得第一次遇见严先生的大名，是在国内日本研究的权威杂志《日本学刊》上，那已经是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了。具体是在哪一期已经忘记，不过我却清楚地记得那篇文章发表在那一期的首篇，内容是关于日本《古事记》的考证。严先生是北大文献专业出身，郭沫若先生还曾为他们授过课，这种在考证考据上的训练使得先生的文章具有一种厚重感和很强的说服力。严先生的授课也是如此，没有半句废话，句句言之有物”（刘军著《日本文化视域中的周作人·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记者：您的课上会给学生留作业吗？严老师：我的课几乎没有书写性作业，但提供要求阅读的文本篇目，至于你读不读，我想你是大学生了，应该有这样的自觉性。北大的学生，应该有“朗朗的书声”，你要摸着良心来上课。我的课都有一次中期测评，让学生们结合文化课题或者比较文学学术界正在讨论的问题写一点自我看法，也可以写成关于一个问题的各家研究的综合报告，完全是学生的自由。写完文章后他们要在课上报告，这也是确定成绩的参考。这样的测评主要是对文本知识、观念和逻辑水平的考核，除最基本的政治观念之外没有绝对的对错。只要你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成一家之言，即使是萌芽状态，也是很好的。我不想学生完全复述我的观念和表述，就算把他们复制成一个个“严绍璗”也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在学术上应该有自己的生命力特征。记者：听说您对学生的着装还有一定要求？严老师：这是一个传闻讹误。我们研究所的孟华教授，对学生上课的着装确实有点要求，要求他们穿着整齐干净，不要花里胡哨、奇装怪服。我支持孟华教授这样的要求。课堂不是娱乐场，传递人类文明的知识具有神圣性，无论是讲课者还是听课者要有一个认真的态度。我们系里像袁行霈教授、卢永璘教授、曹文轩教授诸位，他们上课的着装从来都是整装笔挺，极为精神的，这就是“授课神圣性”的表现。你看政府的纪律部门不都有制服吗？这就是严肃性的表现。我要求的是硕士生和博士生“不要浓妆粉墨”，最好以“自然本相”来求学。我觉得着装也好、化妆也好，其实也是学习态度的反映。既然来到北大，根本的责任就是“求知”，我希望我们的学生“领略生命”一定要基于“自然之美”。如果要引经据典的话，我记得黑格尔多次表述过，“美”作为一种理念，必须是从“真”的本身去把握。中华文化中一直把“真善美”与“假丑恶”作为两组对立的范畴，也就是说，“真”的存在，“善”的意念，构成“美”的观念与境界。我明确不赞成三种“反文明形态”的打扮，此即“染发”（老年人白发染黑除外）、“涂眉毛”和“染指甲”。人体各部位“肤色”的匹配是“人类”在千万年进化中由特定的自然生态所定型的，每个人本身所具有的各种生物属性都是人类进化选择的结果，至今这种选择还在能动地进行，我们何必要违背自然规律？70年代我第一次到日本，看到一个日本女性，染着黄头发，穿着和服，拖着屐板鞋，眉毛发绿，嘴唇血红，真正像鬼一样。这种“鬼蜮横行”难道就是“生活的多样性”？难道就是我们生活中不断刺激与挑战“自然本色中真实存在”的“美意识”？其实，一个人的着装打扮，在本质上是与自我的知识状态和精神状态相一致的。我在校园里见过一些“非人”的打扮，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有北大“通行证”？我们研究所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大多是精神高爽的学子，实在是“系风之幸”、“所风之幸”！二、本科教育基础薄弱，博士培养发展堪忧记者：您曾经提到现在比较文学的研究生不够理想，一个主要原因是本科阶段没有比较文学的训练。这个问题有什么解决思路吗？严老师：谈到这个层面问题的时候，我首要申明“我不是九斤老太”。鲁迅笔下的这位老太太，以婴儿出生的重量标准认定“一代不如一代”。 我信仰“进化论”，当代的青年人在对世界和社会的感知层面要比我们当学生时代领先了许多，比如在电脑的操作中我深感自己的技术竟然不如只有7岁半的孙儿，他从境外回来到我家里，打开电脑，不到半分钟就“跳墙”到我已经打不开的“Google”页面，然后就进入到他自己要的“游戏”中自得其乐了。面对后辈视域的扩大我深知自己的不如。在这样的意义上说，其实孔老夫子对世界的视域是远远不如当代任何一个正常人的感知的。但是，一个人感知层面的扩展与对“感知量”的理解的深刻性是既有联系又是不同的层面。比较文学研究所虽然只培养硕士和博士，但他们的学识基础来自于大学本科，所以我有时也参加一些“本科论文”的指导，就我见到的状态，优劣差别比较严重。极少的论文是很好的，但大多数所谓的论文不好，有的简直是糊弄。从学生的聊天中知道他们的态度是，“这个论文有什么用呀！保研、求职没有人问你论文。我们从三年级开始就要为找工作奔跑了，求人托人的在这里实习、那里实习，基本上都是榨取我们时间和精力，谁顾得上写这个论文呀！不就是形式吗！我们要争取参加大型活动，能上电视或广告出镜是最好的了；什么地方得个‘奖’什么的，这才是真正有用的。老师，不怕你怎么评价我们，论文这个东西你说对我们究竟有什么用？很多同学，用两个来星期就写好了，这算是认真的了，也有四五天就写成了，我们求职要紧啊！”　难怪有的老师在课堂上揶揄地对学生说，“谢谢你们在百忙中来听我的课！” 这位老师“揶揄性”的表述，虽是心中的无奈，但其实它道出了大学四年本科读书的真实状态。我感知本科生的学术知识组成，实际上是以横向的“海面”为主的，但这个“海面”不是“海洋”，因为它基本上没有“深度”可言，其实只是一片“薄纸”。去年一位本科快要毕业的学生找我，要我介绍他去日本留学。自我介绍说，严老师，我很喜欢日本文学的，您推荐我去京都大学念硕士吧！听说您对京大很熟悉。我说，准备去日本研究日本文学是件好事，你对日本文学熟悉吗？她说，我很喜欢的，读过他们的作品。我问，读过什么作品？她说，就像村上春树的小说，我已经读过三遍了啊！我问，其他呢？她说，其他没念过，村上春树不就是代表吗！我问，你读的是原文还是汉文的？她说，哪儿有原文呀，我读的当然是汉文的了。我问，你懂日文吗？她说，正在学，学了半年了，我对日本文化已经有了基本的把握了……。这位同学要去国外留学的愿望应该得到尊重，但作为北京大学本科四年级的学生，她对于人文总体学术研究的无知和轻薄使我感到十分的震惊！这就是我们本科四年级学生对“人文学术”的认知！由这样的本科状态进入硕士课程，再进入博士课程，好比大厦层层地高起来了，但地基竟是如此脆弱。我从1986年开始指导硕士生，从1996开始指导博士生，从1998年开始担任系的学位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成员到今天，担任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和校人文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阅读过自己学校的和校外送审的记不清有多少篇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了。这些论文对我个人知识量的提升确有价值。但就阅读中的学术感知来说，在我阅读范围内可以说从80年代到21世纪最初几年的论文大多数确实是不错的，有的还很有价值，有些论文表述的“学术智慧”确实提升了我自己的智慧；但自21世纪以来的近10年左右，我读到的论文好像愈来愈有点“中气不足”了，真正像“论文”的论文，似乎已成凤毛麟角。当然，杰出的论文也还是有的，我说的是总体趋势不免有点悲哀，有的实在是太悲哀了。这些论文的不足在什么地方呢？归纳而言，大致有这样几个致命点：一是缺少问题意识，二是文本基础薄弱，三是人文综合知识缺失，四是观念理论混乱，五是写作能力低下。仅仅依凭我阅读的印象，估摸大约有 1/4到1/3 的所谓论文可以说就是“打印纸的堆积”（这种状态与当下书店里摆放在那里的一些“著作”的状态十分雷同）。说一个实例吧，几年前一个教育部直属综合高校送我评论一篇本学科的博士论文，我读来觉得毫无价值，上面讲的五个层面的缺失这篇文章中全部都有。比如论文一开始就说，“本课题国内除了我的导师发表过一篇论文外尚未有人关注过，本课题属于探索开创型研究”，后面开列了4个日本学者和1个美国学者的几篇文章，以表明她的“国际化”。我对同人说，“读她的开宗明义我差一点晕过去”。我立即从自己的“资料库”中为她开列了“本课题”的中国学者研究论文58篇和著作2部。依据我的本意这篇对基本学术状态毫无把握而又口出狂言的文字，无疑是“不合格”的。但我有过教训，从论文中我已经读出她的导师是谁了，你要“不通过”一篇有“名望”的导师指导的论文，你会“很累的”。我曾经评审过南方一所大学的一篇论文并给出了“否定”的批语，他们就特地来人约我“商量学科建设的问题”，在漫天的谈话中慢慢地我终于明白了我曾经否定的论文的指导者原来是这所大学的最高领导。他们说，“我们也知道这篇论文不大好，但人文学术这个东西，50多分与60来分，差别其实是很模糊的……60分也是通过，100分也是通过。这篇论文您给了不通过，这是理所当然的，当然的！我们请您评审就是想得到您的指导，如果延期一年，让她好好修改，您看还可以打到合格的水平不？”　我没法坚持，因为我也有私心，学术界是互相“通气”的。于是，我就同意“延期一年”。所以这次我又读到这样水平的“论文”，知道“否定”是不可能的，就也建议“延期一年，修改后再答辩”。这样“宽大”的评审意见返回该校，他们科研部的负责人对送审单位说，“你们把这样主题的论文送给严绍璗看，不是找死吗！”内线传言，一笑了之。不数月在另外一个会议上与该校文科主管副校长见面，闲谈中讲到此事，副校长正色说道，“我回去告诉他们，下次评审答辩，一定要请严先生主持。严先生，帮帮我们的忙，出山吧！”言辞真的很恳切，但当时我还是恳请“免了吧”，副校长则坚持说“这是一定的！”　到现在已经有快六年了，“副校长”任期已满，到头也未见有人与我联系过这篇论文还要答辩，此位“博士生”早就成为“博士”了。这些是我个人的有趣遭遇吧，但我相信这也就是目前我国学位论文答辩状态的冰山一角。硕士和博士论文总体质量的不如意，原因是多元的。大学是社会的一个层面，也可以说是“社会的微缩版”。大学不是“圣贤之地”，这是社会的进步，但大学在这样的“社会进步”中应该明确和正视与社会“多层面的分工”。不幸的是当我们与整个社会“热闹共舞”的时候并没有明确其实有些“舞”我们是不能跳的，是不应该跳的。记得90年代初期《北京日报》曾经在头版头条标出“北大棋高一筹 &有了问题不找市长而找市场 ”。这个标题无疑表现了当时教育部和北大高层设计的“未来北大的基本路线”。于此开始了在北大和几乎所有的高校“以资本为王，以学术为资本有魅力的披纱”。可是近几年，教育部和北大相关领导又申言“我们从来也没有说过大学产业化、学术产业化呀！”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年纪大了，视力和脑力都出了问题。社会生活逐步富裕化是件好事，但大学里如果不能及时提出“精神指向”的引导，不能强化“北大精神”（马寅初校长语），一时间使“学术理想”萎缩而迎合社会上那种脆弱而自大的心理，后果当然在多处显现了。我有时候想起宋代欧阳修评价梅圣俞诗文的名句，说“盖愈穷则愈工”（《梅圣俞诗集序》）。这个“穷”说的是“发奋”、“钻研”和“努力”；这个“工”说的是“水平”、“价值”和“成就”。浮躁繁华的生活如果没有了“定性丸”，就会使人沉于昏昏之中，失却了“拼命精神”。一个学人只有具备了发奋的精神才能成就学术（愈穷则愈工），古今中外应该是一个道理。“急功近利”、“夸张神童状元”、“煽动小聪明”诸如此类，我想都不该是大学所为吧。研究生水平乏力的第二层原因我以为是现在的“教师太忙”。当前教师的压力实在太大，他们要上课，要承担课题，要设法在“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章，要参加各种竞争与被评审。学校又设立了许多名目，把已经分了“职称等级”的“大学教师”再分化成更多的等级。教育部里一个司设立了“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另一个司就设立“国家重点学科”。回想当年教育部设计“社科研究重点基地”的时候，我们研究所组织了5位教师，一个半月的时间日夜填表。系里有人说，看走路不稳，神志不清的那几位，就是在填写教育部的报表。最后上缴的那一天，我们把“申请表”以及规定的“附件”过秤，竟然有18斤半的重量，世界级别的吧？第三天我在北师大逸夫楼（教育部交表处）大门前看见他们把我们的“申报表”装车，还不像我们在五七干校“装砖头”那样一块一块垒整齐，而是从车梆边上就像“扔垃圾”似的往车里“扔”，有的材料包霎那间就断了线，胡乱地飞洒在车厢各处。不说这些飞散的纸张中有我们多少的血汗，单说上面承载着多少教师的本应致力于学术的时间，也是无法计算的呀！我站在边上目睹这样的“惨状”，心中有难言的愤懑、悲痛和无奈！教师们还要面对许多的名誉竞争，“长江学者”、“跨世纪人才”、“新世纪人才”等等……。在这样的“教育生态”中，教师与学生的“脱节”不仅是难免的，而且是一定的了。稍稍有名的“教授”还要到各处讲演，学校更愿意他们“电视出镜”、“高端论坛”、“顶级论坛”上现身……。不能指责我们的教师耽于名利，这是从教育部开始的一系列的所谓“管理”和“考核”把他们“逼”到了这个地步的。他们还能够“全身心”地“扑在”培养研究生的岗位上吗！当然，还有一个影响学生学术结构的层面，就是社会上被称之为“大师”的不少“公众知识分子”利用媒体为套取名利发表的囊括上自天文下至地理、古往今来、中外宇宙的所谓“见解”。在我们日趋进步的“言论自由”的社会生态中我不能对他们个人评价什么，但就凭我的知识量听到的“大师”们的表述，常常觉得既缺少文明史知识和文化学学理，又对自己宣讲的主题没有深入独到的思考见解，只是利用民众对于知识的渴望和对一些专题的好奇。特别是有的“大师”混杂着国家主流话语的某些需要，从中谋取私人利益。他们的见解在学生的知识构成，包括论文中也可以看到这种“阴影”的深刻化。其实世界上一般把人文社科知识者至少分为“学者”和“公众知识分子”两大类。“学者”致力于学术的研究，他们的主要特征是“低头做学问”，偶尔也在“论坛”、“讲座”上发表些认真的讲演，但不卖野人头，多少总会有些真知灼见。其为人行事可能略有些“清高”，思考研究的“终端”总可以为人文学术的某个层面进行提升或补益，并可以在国际学界获得一定话语权。“公共知识分子”活跃在媒体中，他们几乎都能昂头评说，头头是道，他们是人文社科学术中的“万事通”。这不是新的文化现象，这是跟随近代文化形成而造就的一个知识者群体。在许多发达国家，“万事通”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仅仅只是作为被“非专业的”社会群体特别是家庭主妇们的“消闲对象”和“高雅的闲言碎语”的“语料库”。不知为什么在当代我国社会生态中，这样的角色忽然被授予了“大师”“权威”的学衔。当年鲁迅的《狂人日记》最早就是被这样的日本人中所谓的“中国通”井上红梅译成了日文，他愤懑不已，不得不委托真正的日本“中国学家”增田涉重新再译一遍。国民以媒体消闲是世界的普遍现象，但连大学竟然也痴迷媒体，觉得“出头露脸”、“万事应对”和“夸夸其谈”就是“名人”和“大师”，这可能是“世界之最”了。这种“名人大师”与“电视报纸”共谋造成的氛围真的是侵蚀了我国人文学术的严肃性、真理性和坚实性。第四，造成大学生知识结构“广而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电脑的发达。宇宙万物“好事”和“坏事”总是以辨证的形态展现于生活中，在万千世界中假如自己不能管束自己，而是自己轻薄自己，一定会被“辩证法”所击倒在生活的低层中。在网络数据库时代，人们不需要认真阅读“文本”，就可以从数据库中获得自己设想的各种材料，可以海阔天空地引证出许多的“说法”。有时候我从阅读相关的论文中对佐证的材料提出质疑，而论文作者回答不了这些材料在“原文本”中的意义，可以确证他并没有阅读过原著。正好比一件衣服看起来“像件衣服”， 原来是用捡来的一块一块的布料拼接起来的，虽然也有点“时尚”，但行家一看和一摸就能感知成色与布料的杂乱无章，并且漏洞百出。数据库“主导论文”的另一类状态是在一个或几个主题中可以寻找到许多“论说观念”，加上学生在平时阅读中接受的多元“新学说”，混合搅和而构成自己的所谓“理论框架”。观念不是从“思考事实”（细读文本）引出的质疑出发，而是从框架出发“寻租材料”，所以无论怎么论证，论文中都没有新的哪怕是些微的“属于自己的真正心得”。这样的“博士学术”在眼下的“学位大潮”中最终可能，也仅仅是换得了一张“学位文凭”。现代技术的发达造就了“不读书照样可以组织成好文章”的局面。社会上那些“代写论文”的“枪手”不就是这样为我们的硕士博士论文忙碌着吗？我们敢说在我们收到的这么多数量的“学位论文”中没有“枪手”们的影子吗？假如没有“顾客”，那么多“枪手”们又怎么可能年复一年地生活并招揽他们的“营生”呢？！现在我们的博士生、硕士生招得太多了吧。有一年我在日本文部科学省直属日本文学研究所任客座教授，北大中文系通知我回来参加学位评审，说系里这次可能会提出82篇博士论文（后来大约有40多人真正申请答辩）。当时文部省一个官员问起我今年有多少“博士学位申请”，我随口告诉他80多个吧，他说，北京大学一年培养80多个博士，很了不起啊！我说不是北京大学，只是我们一个系。他问我北大人文学科有多少个系？我说近20个吧，平均每个系50 篇论文，就接近有1000个博士学位申请了。他又问我北大有多少个学部，我跟他说有四、五个，我们一年可能要培养几千个博士啊！他笑着说“中国真大，真大！北大一个学校的博士数量已经远远超出了日本全国国立大学的博士数了。”他有些发怔，我想他一定觉得自己的想象力不够了吧(编者注：经查，2010年北京大学共招收博士生一千六百多人)。过去拿到博士学位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现在博士越来越多，培养要求越来越低，“博士”还有什么意义？我觉得这件事与社会风气和教育部有关。社会上不少行业入行标准就是“博士”，教育部又把博士生论文发表数量作为评价学科的标准之一，两厢契合，大学就生产这么多博士。大学教师也以“博导”为荣誉，我看见不少的名片上都写着“博导”，社会在这个层面上真是极其虚华！在我们的学科中，有一位教授（不是北大的）一年招收了26个博士生（2006年《人民网》通报），我不明白教育部和这个大学怎么能发放出这么宏大的博士招生名额给一个教授。当一件好事做到“泛滥成灾”的时候，它必定就与“粗制滥造”成为同义词了。我在最近几年的一些座谈会上一直主张取消博士生招生考试的笔试，直接采取面试的形式，组织专家小组和考生谈话。考生事先提出“研究课题初步思考报告”，略略陈述为什么要到这个专业做博士，究竟有什么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以及自我的学术准备等等。之后由专家小组研究，投票决定这个题目是否有意义，能不能做成。如果认为题目比较有前途，就让考生交一个书面计划，然后专家小组再对考生进行面试，进行“学术谈话”，最后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决定是否录取。如果这样实行，每个录取的学生都有被认可的博士研究方向和博士题目。这个题目既是他本人根据研究兴趣提出来的，又经过了专家小组认可“具有学术意义”，彻底摆脱了“博士生向老师要题目”和“导师出题学生答题目作为论文”的“中学作文写作模式”。这样做成论文应该比较顺当并有价值。导师的作用是在学生做研究时推助学生一把，而不是从学术启蒙教起 —— 这应是本科时期形成的学术兴趣。不少老师觉得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实行很难，一是有的孩子真的没有题目，但“底子”较好。但我觉得，没有“问题意识”就是“底气不足”，连“问题意识”也没有怎么会有“底气”呢？二是担心有人会指责“人情录取”。这个其实也不用担心，我们可以“全程录像”，不要怕传言。法律的原则是“谁举报，谁举证”，心正不怕影斜。其实这个想法早就不是“标新立异”了，世界上许多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的博士招生都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我们为什么从“科举考试”以来，始终这样地崇拜“书面考试”呢？记者：按照“比较文学”这个学科的特点，对博士生和硕士生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至少需要精通两门语言和两种文化。但对于学校和教育部来说，比较文学的研究生和博士生都是普通的学生，在招生与培养上似乎并没有特别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教学与学术培养是不是变得相当困难？严老师：是的。应该说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自创办以来一直是坚持着高标准的。在近30年的时间里，我们在“把住入学标准”、“保证课程质量”、“强化文本细读”、“清理学术理念”、“开通在学期间的国际联系”和“建立融洽的师生学术情感”诸多层面着力，大多数博士生在理念和感情上能够进入“跨文化研究”这个相对艰深的学术范畴中，并在相应的专题领域中具有“学术灵感”和“学术表述”的能力，集中表现在他们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等著作，多受学术界同行好评。而且我们研究所出身的博士大多数在国内外的工作岗位上学术状态良好。但要求全部学生达到理想的学术状态确实很难，有的学生往往进来后才知道这个专业的“水深火热”，所以容易觉得压力大负担重。有的学生精神受不了，我们所今年（2013年）就有两起“状况”。先是一个学生紧张得不得了，一到晚上都没办法睡觉，发展下去可能会出问题，健康心理测试中心建议他休学。学校已经同意他休学一年。同学说他得到“休息一年”的通知后，当天晚上就睡得踏实了，精神也好多了。另外，一个导师提出他的一个学生已经博士三年级了，但至今搞不清楚比较文学是什么，导师觉得没法再培养了。就是再延长几年，估计也不一定能拿到学位，导师和研究所正在犯难着哩。在不降低培养要求的情况下，要避免或尽量减少出现这类问题，唯一的办法首先就是改革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招生考试制度，至少对有些专业应该增加招生方式的自主性。记者：教育部门对不同学科的管理确实太简单化了。严老师：教育部作为全国教育的最高领导机关，远离我们教师本体，但我们又几乎事事、处处生活在它设计的网络中。2010年我在为我的朋友庞跃华教授撰写的《中国教育怎么么了：求解“钱学森之问”》一书的《序言》中，对我国的“教育生态”有过这样的表述：“必须消除幼儿教育拔苗助长的危害，让幼儿保持童心与童趣；必须改变小学生在不堪重负中喘息的情状，使小学生在愉快学习中成长；必须改变中学教育文理分科的模式，让中学生在知识的海洋中畅游；必须改变大学教育单向度程式化定势，使大学生能真正成为社会栋梁”（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刊）。这里表述的“必须改变……”，是因为我感受到的中国教育有可能“断送”国民前途的现状，文中所说的“使……”，表述的是我对未来教育的极其微弱的希望。具体说到我们现在这个“比较文学”学科，教育部现在的学科目录上被列为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但在1985年教育部批示北大建立全国第一个实体性的“比较文学研究所”的时候，它归属在“外国文学学科”中。1994或是1995年，教育部把学科名称改称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1997年“学科目录”突然变成为“中文系”二级学科。不需要多少知识就可以感知这个“目录”的诡谲，作为“研究世界文学”的学科，先是与“英国文学”、“法国文学”、“日本文学”等并列，继后又设立在“中国语言文学”下，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先期“世界文学”与“国别文学”并行，继后“世界”又处在“一个国家”之下。这件事情表明，大学最高领导机关缺乏“学科前瞻观念”，没有意识到“比较文学”是人文学科中典型的“跨学科的学科”，是一个极具生命力发展的“国际间人文关系”的新学科。它在研究人类文明的发展、世界文化的相互能动、中国文化与世界的关联和融合多个领域中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这样的学科目录，愈益彰显这一学科的价值与定位的尴尬。教育部对不同学科管理的简单化、单向性思维的定势涉及的层面是很多的。再举一个使人寒心的实例，就是它设立的评估标准。且不说在全国争名逐利的氛围中，原来几乎所有的“专科学院”都变成了“大学”，又在“大学”的名义下，各种本来有专门特长的“学科学院”无论你挂什么校牌，诸如“理工”、“化学”、“科技”、“交通”、“航天”等等，在一夜春风中大家都变成了“文理工商”俱全的“综合大学”；就说现在全国有本科以上学科同类清一色的大学肯定超过了一千所，但教育部从没有真正想要把这些大学分类的意思。虽然有“211”、“985”这些名号，但是“学术评估”仍然在全国以统一的标准进行，上至北大清华下至三本学校，全都用统一的表格、统一的评判方式。记得当年申报“社科研究重点基地”的表格中有一栏目为“国际交流”，填写近3年本单位“出国人数”和“出国任务”，特别注明“时间以连续出国半年以上为一次”。我们研究所觉得没法填写，一读这个表的规定就知道，教育部认为的“国际交流”是以“出国进修”为中心的。当时北大比较所可以说是人文学科中“国际交流”最为频繁的一个研究机构，但我们所的成员出国或参加学术会议，或作讲演，或参与学术协调等等，来往都较为匆忙，一般只在4-5天，短的3天，最长的也就是10来天。按照这个表的规定，本所的“国际交流”为“0”。在全所的愤怒中我请求约见教育部社科司一位副司长当面请示，他很和蔼地接待了我。我很不客气地询问，“一般说来，学问达到一定水平的人，出国停留的时间就比较短，因为来来回回是业务常态，他完成任务后即刻就回来，因为他还有另外的任务。我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吧，您见过国家领导人出国有半年以上的吗？”这话说大了，但道理是一样的。副司长不生气，很和气地回答我说：“你说的有道理。但这个表格是针对全国所有大学的，不是对你北大比较研究所的。我们明白，严先生您出国的次数比我到西单的次数还要多，让你们填写为‘0’是不合理的。”他想了想又说：“您拿来这么多我们部里发出的给你们老师的出国批件，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要不这样，你们在表格中写一个简单的说明，再把这些部里的‘批件’全部贴在这张表的背后，这样评审的人一看就会明白。”我当时呈上教育部下达的出国申请批准件36份。我还说明，有些先生手里有特定国家地区的较为长期的有效签证，两三天的会议或讲演就在学校请假，不再麻烦教育部了，所以我们两年教师参与的“国际合作”活动可能有近50次左右。我觉得副司长很通情达理，回来就照办了。但那天在北师大逸夫楼教育部临时的“交表处”交表的时候，那位设计表格的处长拿着我们的申请表大声吼叫道：“你这是什么！是什么？谁让你贴一大堆批件在这里？你糊弄什么！”我低声下气地告诉他，“这是★副司长让我这样办的呀！”他继续吼叫“我这个表是全国统一的，你放这么大一堆批件在这里有用嘛！”我说，“我不是说了吗，我们请示过★副司长了，这个表没有办法显示我们的实际状态，他建议我们这样表述的。”处长对我有胆量违抗他的“全国统一标准”，竟然还有后台，怒火冲天了，他瞪眼问我“怎么不能显示你们的状态？他在哪里？在哪里？你把他叫来！” 这样的喊叫不是岂有此理吗？！但我还是很有耐心的，低声地回答“★副司长是教育部的司长，他在哪里您应该明白呀！”他没有理睬我，随手“嘶”的一声，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的这位张姓处长，竟然把北京大学一个研究所上报的由“国家教育部”批发的36份“出国批件”当众撕下了！这件事情的本质是极为恶劣的。它至少展现了国家教育部这位处长某个层面的“领导劣根性”。第一，他具有特别深刻的“单向思维”，而且他所表述的这种“单向思维”是极其浅薄的；第二，作为国家“教育部”的一个处长，竟然对一个大学，对大学中的教师态度如此恶劣，权力使他如此神经质，表现了教育部领导对他的雇员严重缺乏训导。作为补充，我再说一件也是“小事”的“大事”。北大化学系的★教授调任★★大学校长，有一次我从上海回北京，同在一间软卧车厢中。我开玩笑说：“★校长，您现在是一部之下，万人之上，比在北大自由了吧？”他笑笑说，“你没有当过大学校长吧？你知道这‘一部之下’是什么滋味吗？”他看我兴趣大增，便说道，“给你说个上星期的故事吧，那天我去部里向一位副部长回报，走进二楼的走廊才几步，就听到一个屋里大叫一声‘★★★，你进来’！我一看门里，一个小伙子向我招手，我就进去问他‘你叫我？’，他说是的，你回去叫你们的社科处把发给他们的表赶快送来！我一头雾水，问他什么表？他说你回去一提他们就知道了。说完他就不理我了。我在走廊又走了没几步，一个屋里又叫‘★校长，你来一趟！’ 这回还不错，叫我校长了。进去又是一件事。我到部长室之前，被叫进去三次，有叫名字的，有叫校长的，但每次都是我站着，他们坐着，昂头对我说话，让我做他们的‘帮差’。” ★校长笑笑说，“挂着教育部的这座大楼里，其实是很缺少教育的！” 这话说得尖刻，说得痛心。我想起北大党委书记王学珍在任时多次提醒党政层面，他说“党对北大的领导是通过我们为北大的服务体现出来的”，这才是真正的在大学教育领导岗位上概述的肺腑之言！其实，近多少年来，一些大学的校长在到任或辞任后，对我国教育部的“微辞”已经相当尖锐，不少是切肤之痛，但说的归说的，做的依然照样做。三、建设心中的一流大学，延续远去的北大精神记者：您觉得北京大学培养学生的根本指导思想应该是什么？严老师：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还是先要讲两个小故事。我的一位熟人是20年前日本国立东京大学“电子工学博士”出身，他从事“芯片材料”的研究。进入一家国际大公司时，上级建议他参加“芯片逻辑设计”，他有点犹豫。公司部长故意问他，“你是东京大学的工学博士吗？”他说“是的”，部长对她说，“东大博士！你一定能进入这个领域，当原先的知识与你的新领域碰在一起的时候，你将获得辉煌！” 这就是说，“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术，是获得绝对信任的！同样，1985年我在国立京都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时，遇到一个在京大医学部进修的四川医科大学的女医生。一次她晚上骑自行车没打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说她违反交通规则，还怀疑她的车子是捡来的（新买的车都有灯）。大概这位女医生的日语不太好吧，对话不太通，警察就把她带到了派出所，询问她的身份。她拿出了京都大学医学部进修教师的登录证，看到这个证件，她说三个警察都站起来向她鞠了个躬，对她说很抱歉、很抱歉！因为在警察心目中，京都大学的老师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一定是他们搞错了。这就是说一流大学的师生“道德”，在一般民众的心目中它的信任度是无可怀疑的。提到北大创建一流大学，我常常想起这两个“微不足道”的小故事，因为从中可以获得“大启示”。我觉得北大培养学生的根本指导思想首先应该把握“确立北大的神圣观念”，此即忠诚于北大培养“精神引领者”的任务。这个“精神引领”包括“人文精神”、“社科精神”、“科学精神”和“技术精神”，同时必须对学生强化“尊重知识”和“尊重知识创造者”的教育。人类知识的积累是任何‘创新设想’的基础，知识的积累对于个人而言，必定是“艰苦的劳动”。当前必须警惕“急功近利”，特别是警惕把北大变成一所“热闹的大舞台”。我觉得教育指导者应该明白“古训”所言“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厚重经验，应该明白“大智若愚”的人生哲理。由此引出了以什么来教育学生的问题？仅从课程而言，人文学术的教育在于教师的教养和智慧。我一直不主张大学使用统一教材，而我们又特别喜欢为大学编写教材。大学之所以不同于中学，就是因为我们培养的目的是不统一的，价值在于追求各有所长。我们一直在说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大师上课用别人的教材吗？大师的“教材”都是自己构思的学识的表述，都是他研究的业绩。如果编了统一的教材，还要教师做什么？老师讲课就按照教材的框架，教师所做的只是在这个框架中的某些地方多说两句，某些地方补充一点。这不就是禁锢思想么？我在北大讲了近几十年的课，从来没有用过教材，这也得感谢北大的宽容，从来没有人检查我用什么教材。比较文学研究所也出过一些教材，但我认为我们之所以编写教材，就是为了进不了课堂而又热爱专业的人士阅读，是把这些书当作大众读本。在教室里要听的就是主讲者自己的说法，最精彩、最前沿的内容都是言传的。我们比较文学所的老师，几乎没有人拿着出版的教材讲课的，大家都按照自己的逻辑、自己的思维，所以我们的学生才能表现出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学术水平。前不久我们两个博士生去参加香港大学暑期博士论坛，他们的院长一下子就看上了我们的学生，邀请他们去做博士后。我们也和台湾辅仁大学办博士论坛，大家都反映北大学生提出的论文构思比他们辅仁大学的，一般说来是高出了一筹。记者：有些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单靠大学其实很难扭转。从学生和社会的角度讲，要对大学教育进行哪些准备？严老师：依据我们教师之间的感觉，本科生中大概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学生具有学术原动力，进来的时候就很想读书，希望以后搞学问；剩下的学生是以求职为目标的，现在读书只为将来能找个好工作。当年我们大学时代没有求职的概念，工作是国家分配。这样的制度现在受到诟病，但也使我们在上学过程中心无旁骛地学习。现在社会多元化了，学生应当考虑学什么，怎么学，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我觉得，在怎么对待选择，在怎样选择的问题上，现在的学生反而退步了，从“比较近代化”退回到了“很封建形态”。我们当年考大学，父母一般是不参加意见的。我们高中同学其实都很有主见，靠父母出主意是要被大家笑话的。现在我们学生的志愿很多是父母决定的，学生其实并没有兴趣。我们研究所经常接到要求转系来的学生，有物理系、数学系转来的，还有长春光学仪器专业的。我问一位物理系的学生为什么要转过来，他说当年考物理系是父母定的，如果他不考物理系父母会伤心，但现在自己长大了，可以自己决定了。当然这样的学生是少数，大部分学生也就“将错就错”了。再说每年的大学新生入学，与现在幼儿园入学的场景几乎无二，只是没有号天哭声而已。古人“千里求学”，都是自背行李书囊。我们离家来北京父母在家门口道别，几个同学到车站送送，也算很有人情味。但现在弄成极为低能幼稚，经得起几多风霜？在确定工作的时候，在谈婚论嫁的过程中，家长与家族的“手”也伸得太长了。由于家长过多地介入到孩子的生活、学习、工作当中，这使我们的大学教育陷入了困境。学生老是考虑学的知识将来有没有用，也把这个作为评价老师的标准。但他们对“用处”的理解就是“实用”，基本上与“专业技工”的认知状态相似。 家族的干预、社会的观念，利益的诱惑，三者结合阻断了一些学生人文精神的提升和学术眼界的扩展。记者：面对这种现实，从学校层面有什么力所能及的事情可以做吗？严老师： 要不断提升学术，学校运作就不能像太过行政化。比如某位校长到中文系来一趟，我们新闻就报道说某校长到中文系调研，陪同的有哪些部门的领导。我有时想，这就好比一个大家族里，我祖父跟我见个面却要说成祖父视察了他的孙子住处，进行了亲切的谈话，陪同的有祖母和舅老爷，你说这奇怪不奇怪？本来北大是一个大家庭，校长出来走一圈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情，还要煞有介事地报导，说陪同的有谁、视察了某处，这不完全是国家政府首长行事的报道语言吗？我当学生的时候，陆平校长认识我；文革中党委书记王连荣同志认识我，周培源先生认识我；文革后丁石孙先生、张龙翔先生也认识我。这种认识不是点头之交，而是可以随便谈谈话的。周培源先生就邀请我到他家里去过4次，我跟他很熟识。张龙翔校长曾打电话来问，“小严，你什么时候去京都大学？告诉我一声，我有两本书托你帮我带给★★★★先生好吗？”这样的普通的交往很轻松自然。后来我当上了比较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却发现“新时代”的校长们都不认识我了。当然像何芳川、吴志攀、张国有、刘伟几位副校长还是认识的，我觉得他们是很有人文精神的大学领导。记得参加对外汉语学院的成立仪式时，会场前三排都是贵宾席。后来吴校长来了，他走到前面说：“办学院，教师是主体、是主人”，于是他把本来坐在后排的老师全都邀请到了前面，在主办方恳求之下才留了一排贵宾席。这也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但光有这样的几位领导还不够，这种精神更需要落实到各行政部门中去。我们所曾经引进一个在日本留学的博士刘建辉，他是1989年之后第一个回国的公派博士，报纸还报道过。当时北大答应给他一套房子，校长和另一位主管后勤的副校长都先后进行了批示。但房产部的同志就说没有房，让我直接向校长要房子，告诉我“谁批房。谁给房”。最终给他分了间筒子楼，还说要住套房就得先经过筒子楼的锻炼才有意义。直到现在，我们所招聘一位美国杜克大学的一位博士，学校安排在巴沟有房子，但告诉他“里面的老师要半年后才走”，他在外面自己租房，一次去巴沟看看，原来里面住的不是……，我不能再说了。 所以我觉得北大如果不在行政方面进行改革，就无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我不是对任何个人有意见，而是对这个系统有意见 —— 我们已经建成了完全工程化的行政系统，但这套系统并不能保证我们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研究所主要与研究生院、社科部和教务部打交道，我觉得这些部门最近几年态度有了很大改善，都是跟我们商量而不以命令的口气了。希望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促进整体的教学环境慢慢改变。记者：一方面北大面临世俗的侵袭，但另一方面北大也有很多像您一样始终坚守学术良知的教授，关键是未来发展导向哪里。严老师：您对我的评价实在不敢当。有人说我是北大培养出来的学院型的人物，离开社会很远，很多话说出来也是非常不合时宜。我觉得这话说得有道理。我从1959年进入北京大学以后，一直在北大和北大周围生活，算来有55年了。现在，一过白石桥我就不大认识路，过了五道口我也说不清楚，往北过颐和园我就不知道是哪里了。其实北大很有一批像我这样的人，只是慢慢地都要走出历史的进程了。我觉得“北大”是神圣的，觉得走在北大的土地上是神圣的。有一次，我在蓝旗营后面的修自行车的车棚里，看到一个老头正蹲在那里敲气门芯。我再仔细一看，这不是陈佳洱校长吗？我想帮他，他说不用，气门芯坏了进不去气，敲两下就好了。陈佳洱是国家自然基金会主席，但他就这样自己骑自行车，而且还自己修自行车，一点没有把自己当成大官的意识。我还曾遇到已故的李正理先生，他是西南联大毕业的老教授，中国植物形态学的创始人。他1956年从美国回来时在皮箱里钉了一颗红霉素，经瑞士带到国内。他生前我们住在一栋楼里，他住在二层，我住在十层。一个下雪的冬日，我看他站在台阶下面，披着塑料布，拿着根棍子。他说想去校医院，可是出来后一辆出租车也没有。我劝他问学校要辆车，或者干脆我帮他打电话。他却说他看病是自己的事情，不要麻烦学校。他太太就是中国医学科学研究院儿科医学研究所的所长，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都是很杰出的人物。他们体现出来的都是北大精神啊！蓝旗营的这些老先生们一生所表现的精神，可以说就是北大精神。他们都是十分淡然的，这是北大老教授和其他一些新型教授很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学问越大的人，越觉得学问是无穷的，越不骄傲；越是没有真正学识的人，反而老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了。记者：多谢严老师！今天就到这里，太感谢您了，我们收获非常大！ 附：严绍璗先生简介 严绍璗，男，1940年9月出生于上海市。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1964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留校任教至今。严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东亚文化与文学关系研究、日本藏汉籍善本调查与整理、中日文化关系研究、日本文学的发生学研究、20世纪国际汉学研究系统工程等。严先生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建立了一套科学而严谨的比较文学研究观念和方法论体系，即“以原典实证为基础的文学与文化的发生学研究”。严先生的主要著作包括《日本的中国学家》、《日中文化交流史丛书·文学卷》、《日中文化交流史丛书·思想卷》、《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录》等，受到学界好评。此外，严先生还开设了历史文化论、日本中国学史、东亚文化史研究、日本文学关系史研究、比较文化史论等课程，深受广大师生称赞。自1993年起，国务院因“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向严先生颁发“政府特殊津贴”至今。严先生先后获得北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第一届（1986）、第二届（1988）、第四届（1993）优秀成果奖；中国比较文学学术著作一等奖（1990）；亚洲-太平洋出版协会（Asian Pacific Publishers Association）学术类图书金奖（1996）；国家图书奖名誉奖（1999）；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2008）；改革开放30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百项精品成果奖”（2008）。2009年1月又被北京大学表彰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学者”；2011年获日本第23届“山片蟠桃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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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教学促进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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