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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社副社长罗先友在人教版初中语文新课标教材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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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社副社长罗先友在人教版初中语文新课标教材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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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 罗先友
尊敬的温儒敏教授,田万隆主任,东曙光院长,各位教研员、专家:大家早上好!
在举国共逐“中国梦”的社会氛围中,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教材事业部和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地市级以上的中学语文教研员以及有关专家一起,举行这样一个人教版初中语文新课标教材座谈会,很有意义。从实用的角度说,这是请各位教研员、专家来为人教版的语文教材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国家新的课程标准、更加贴近社会发展实际出主意、当指导。因此,请允许我首先代表人民教育出版社领导班子,也代表人教社殷忠民社长、韦志榕总编辑向与会的各位教研员、专家表示真诚的谢意,感谢大家牺牲假期时间冒着酷暑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为我们的教材编写献计献策,出主意、当高参!
感谢之余,我觉得如果站在高一层的角度,这次座谈会还有实践“中国梦”的更深远意义。自从习近平总书记去年11月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展览时提出“中国梦”概念后,“中国梦”就成为中国社会上下追逐的共同目标。尽管对这个概念的解释不尽一致,但“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三个词组应该是其核心内涵。实现这一“中国梦”为期不远,然而决不是就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工程,是一个比上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还要艰险还要复杂还要历时长久还要宏大千万倍的工程。这一工程的实现不仅需要消除官场上的腐败,需要匡复民风中的诚信,需要国家内外环境的安稳,还需要举国上下的联动顺畅、各行各业的辛勤劳动。恕我用一个不一定恰切的比喻,那就是只有国家这架航天飞机上的每个部件都安全运转,我们的宇宙飞船才能上天,“中国梦”才能圆满实现。那么,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同人都是我国中学语文教育研究和实践导向的核心层成员,大家共同做着一件事──中国的中学语文教育,这不正像国家航天飞机上的一个独立部件吗?如果这个部件不合适不能充分发挥应有作用甚或出了毛病而不能正常运转,也就是说,我们的中学语文教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那就直接影响到卫星上天,影响到“中国梦”的实现。道理很清楚,中学语文教育是母语教育的一部分,母语教育是整个基础教育中的基础,如果母语教育不好,直接影响整个基础教育质量,进而影响国民素质的提高。国民素质不高,达不到现代化要求,既不能民族复兴,也不可能国家富强,更不能人民幸福。人民幸福本身就要求全民素质的高水准。
在此多谈语文教育的重要性似乎有自吹自擂之嫌,我们还是多想想语文教育任务的艰巨、道路的艰难更有意义。无论是语文教材的编写,还是语文教育的指导及研究,要做好都很难。相当比例的学生不喜欢语文课、厌恶写作文,网上时不时冒出几声对语文课或者语文教材的谩骂,媒体几年一次对语文教育的全盘否定等现象,各位教研员身临指挥前线,比我见得更多、体会更深,因此也用不着我来唠叨。我仅谈自己所知的两个案例,来和大家共证语文教育事业的艰难。
先说第一个案例。1985年我参加中央讲师团时,领到一本教育部师范司编的《全国特级教师经验选编》,里面全是中小学特级教师的教学经验谈。因为自己做过多年民办教师又上的北师大中文系,所以被书里面的几位语文教师事迹所吸引,对他们的教学事迹至今还印象深刻。第一位是北京实验二小语文教师霍懋征。一般老师每学期最多教四五十篇课文,她每学期教了九十多甚至上百篇课文,学生不仅学得多还学得好。第二位是江苏南通的李吉林老师,教小学低年级语文。她创立的“情景教学法”我认为是一条深得教学三昧的高效教学模式;她的作文教学“提早起步”,二年级学生就开始写日记,也很成功。第三位是辽宁锦州盘山中学语文教师魏书生,在初中进行三年一轮的语文教学整体改革,效果惊人的好。还有两位语文老师我记住了她们的名字,只是教学经验似乎没有这三位新颖我没记住。那一阵我还搜索了其他人的语文教学经验,其中北京教育学院的吕敬先搞集中识字教学,也让我至今未忘,他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记住其教学经验的第四位语文教育探路者。他们的探索都值得人们重视,尤其是前三位的探索很成功,其经验理应被越来越多的人分享,一些有普遍意义的做法(例如小学高年级每期教学百篇课文,低年级作文提早起步等)则应该借助行政手段推行。可是2009年我再次进入语文界时,看到虽然霍懋征、李吉林、魏书生三人都成名家,但是他们宝贵的教学经验似乎并没有得到推广。2009年我在天津参加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的会庆时,时任研究会理事长的崔峦老师还在会上呼吁“和内容分析式教学说拜拜”。内容分析式教学是上个世纪60年代我读小学时的教法,是小学低年级每学期学四五十篇课文、高年级每学期学二三十篇课文的“少慢差费”教学模式,既然霍懋征等老师的“多快好省”式的语文教学法上个世纪80年代中就创造出来,为什么不能早早取代
“少慢差费”的教学模式而让它又行销二十多年呢?可见语文教学改革的复杂艰难。
第二个案例则是我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首任社长叶圣陶先生毕生的语文探索。大家都知道叶圣陶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可是多数人并不知道圣陶先生毕生的事业核心是语文教育,他自我认可的正是这一点。1983年他在九十初度生日宴会上说:“大家都说我是这个家,那个家,我不是什么家,我只是普普通通的语文工作者。”他的语文教育实践可谓深入而又丰富,1912年中学毕业走入社会的前十年,基本是在家乡当小学国文教师,还做过家庭教师。1921年到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教了一年多的国文。此后先后到浙江第一师范任教,到北京大学预科做讲师主讲作文课,到上海神州女校执教,到复旦大学兼课等等。1923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开始编写语文教材,一生编过二三十套教材,三十年代初编的《开明国语课本》前几年像被人们突然发现的宝藏一样受到热炒。抗战时期避难四川,又在迁于乐山的武汉大学当过近两年国文基础课教师,还在重庆巴蜀学校、国立戏剧学校及迁于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教过课。1940年7月开始做四川省立教育科学馆的专门委员,是类似于今天你们语文教研员这样的职务,曾到临近成都的四个县搞过调研,听课、座谈甚至查看部分学生作业本,在此基础上为四川省教育厅拟订出一套《六年一贯制中学国文课程标准》。新中国时期,他的语文教育实践就更深广了。尽管在共和国诞生前夕他就出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共和国诞生后先后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1950年12月起又兼任新组建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可谓位高权重,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包括语文教育在内的基础工作。据《叶圣陶年谱长编》所载,1949年的5-9月间,他就审改了高小国语等四套课本,此外,“开教科书编委会全体常会,拟定课程标准”“拟中学国文课标准”“与北大、清华国文系教师座谈大一国文之目标”“与高中国文教师谈高三国文选材问题”“与北大教师王瑶、清华教师赵西陆等拟定大一国文(现代文之部)全目”“开语文组全体会议”等等。以上可见,他虽然是编委会主任,但涉及语文教育的事都直接参与甚至亲自动手做。尤其可贵的是圣陶先生做事精益求精的态度。据其好友宋云彬的1949年7月25日日记:“朱文叔校国语第三册,发现《细菌》一课有问题,与圣陶商讨一个上午,加以正。”先生自己的日记也有许多类似记载,如1949年10月24日:“与语文组同人共读高小语文第二册课文,仅十余篇,已至日暮。”
这种深入实际踏踏实实做事的高风亮节伴随他终生。1962年时他已68岁高龄,仍是教育部副部长、人教社社长兼总编辑。这年的三、四月中,他出席的行政会议有8次,按时间先后顺序大体是:两次教育部办公会议,分别讨论外语和语文教学事项;两次文改会会议,分别讨论印刷标准字体(3月6日至10日)和简化字表(3月12日至17日);一次人教社社务会议,讨论上年决算和本年计划;两次最高国务会议,分别听刘少奇报告、周总理讲话、毛主席讲话;一次全国人大代表会议(3月27日至4月16日),为主席团成员;此外还有一些工作应酬,如应茅盾之邀出席英文《中国文学》座谈会,出席杜甫诞辰1250周年大会等等。在如此繁忙重大的行政活动之余,这两个月中他在景山、二龙路、丰盛胡同三所小学的语文教研活动仍达10次,围绕《丛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为了忘却的纪念》两课文的教学,他与三校老师共同备课,然后听课,在三校共听了5次课,最后还与三校教师讲析测验试卷。这种作风正是习近平同志提倡的办实事而不搞形式主义的作风。他生前创办或参与办刊的语文教育杂志不少;他一生著作等身,其中有关语文教育的著作所占比例最大。他的朋友圈中来往密切的人物也大多是语文教育或者中文学科中的著名人物,如顾颉刚、郭绍虞、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俞平伯、胡愈之、朱东润、朱光潜、沈雁冰、郑振铎、吕叔湘、王了一(力)、张志公、刘国正、张中行等。他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亦有语文教育范畴的学术磋商甚至业务合作,如与朱自清合著《精读指导举隅》,和吕叔湘、张志公、刘国正共商语文教育改革的问题就更直接更深入了。
像叶圣陶先生这样一位语文知识十分渊博、语文教育实践十分深广、语文人脉资源十分雄厚且学尊位高者,尽毕生之力似乎仍未找到现代语文教育的有效途径。他1978年的讲话仍强调要“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1983年的讲话中仍然说“语文教学到底是干什么的,要研究”。当然,以叶圣陶先生的谦虚性格,很可能他自己找到了现代语文教育的有效途径,只是鉴于现状的落后而唤醒全体努力以改变现状罢了。他1978年曾抱怨:1923年以来,五十多年语文教育“文言白话夹杂”、“师讲为主”这两点毫无改变。总之,要么是他毕生探索仍未找到有效途径,要么是他已清楚“路在何方”但大家却未“迷途知返”。不管哪种情况,都说明我国语文教育事业十分艰难,仍需要我们大家同心协力,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
这次会议的大部分代表是全国各个地市的教研员,多数都没有打过交道,可能对我们人教社了解不多。借此机会,我也把人教社的情况向大家简要汇报。人教社成立于1950年,是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下成立的,毛主席还题写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社名。据老“人教社”讲,首任社长叶圣陶向毛主席申请编辑人才,毛主席问要多少,答要300个。毛主席大吃一惊说,你如果要300个将军我马上就给,要300个编辑人才哪儿有啊!就批准叶圣陶到全国各地物色,物色好了就调入北京。因此,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教社可谓人才济济,像语文界的著名人物吕叔湘、吴伯箫、张志公、张中行,稍后的刘国正等,都曾是人教社的语文编辑。“文革”期间人教社被解散。打倒“四人帮”后,人教社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过问下得以恢复。尽管当时国家还比较穷,但小平同志特批50万元外汇给人教社购买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教材供研究用。1983年,小平同志又为人教社题写了第二块牌子:“课程教材研究所”。因此,人教社基本上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我们的编辑双重身份,既是人教社的教材编辑,又是课程所的研究员。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是解决新中国教材的有无、教育的普及问题;设立“课程教材研究所”则是解决教材的优质、教育质量的提高问题。从“人民教育出版社”到“课程教材研究所”,不仅是人教社编辑业务的完善、教材质量上台阶,更是新中国基础教育大发展大提高的一个标志。
新世纪以来,人教社遵循社会效益为主同时注重经济效益的原则,为建设基础教育的主流教材而尽心竭力。毫不讳言,今天人教社的学术大师没有五六十年代多,但我们的中青年编辑力量也很强。像中语室的主任王本华,就是张志公先生物色到人教社的,做室主任都已经十年多,是年轻的资深室主任;副主任朱于国,不但社内青年论文竞赛、编校竞赛都是一等奖,而且到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全国编校大赛中也能拿奖。为了编好人教版教材,我们必须借用社外力量,首先是请各高校的专家教授来帮助我们编写教材。在座的温儒敏教授就是我们人教版语文教材的执行主编。还有,像受到江泽民主席接见的北师大教授朱振威先生也一直是我社生物教材的主编。同时,我们还要请教学一线的优秀教研员、特级教师参加我们的教材编写队伍,在座就有多位是我们人教社的社外阵营中人。尤其重要的是,我们以各种形式与全国各地广大的教师、教研员建立了密切联系,随时听取他们对人教社教材编写的意见。总之,人教社不仅是一家教材编研机构,更是一项人民教育的事业,是上述各个方面人士、人才共同参与的大事业。让我们继续共同努力,为早日实现“中国梦”做好这份工作。
最后,我要代表人教社,向这次会议的承办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教研室和呼伦贝尔市教育研修院,向田万隆老师和东曙光院长表示衷心感谢。没有你们为这次座谈会所做的精心准备和周到安排,今天这么多人如期聚集在这里开会是不可能的。
祝座谈会圆满成功,祝各位专家老师会议期间安康愉快!&
                         
                      2013年8月16日初稿
&&2013年8月25日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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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卷第8期2013年8月学科教学与教研CURRICULUM,TEACHING MATERIALAND METHOD Vol.33,No.8,2Auust013g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中的四个基本点罗先友()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100081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有四个基本点:一、儿童本位是语文教育的起点;  摘要:二、社会生活是语文教育的立足点;三、培养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是语文教育的终点;四、训练是语文教育的着重点。这四个基本点强调了四个问题:语文教育为学生而教;语文教育依据现实社会生活而教;语文教育主要是培养学生的母语听说读写能力;语文教育重在训练而不是讲解。理解和继承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要重视十条要则。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基本点;要则  关键词:()G63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130806607  中图分类号:---叶圣陶编写、丰子恺绘画的《开明国语课本》2010年开始受到媒体广泛关注。课本名字成为网络搜索的热词,各大论坛好评如潮。由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整理再版的这套老课本多次重印,仍供不应求。南京一位语文教师甚至以该课本为教材开办公益课堂,“两年来,课堂日益受家长追捧,从最初的8个学生到现在[1]。自1开明国语课本》第的180人”932年《一、儿童本位:语文教育的起点生命繁衍和物种进化的规律,使得代际间生存技能的传授成了高等级动物的天性,老虎、狮子等动物如此,人类亦如此。人类从长幼间口耳相传的面授演化出专门的学校教育,以及对教育的种种发展和完善。但万变不离其宗,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培养人的生存技能。以我国目前的教育板块划分来说,基础教育就是培养未成年一代的生存技能,高等教育则是进一步提高青年一代的生存技能,职业教育培养人的职业技能,其实质还是生存技能,成人教育更是继续完善人的生存技能。人的生存技能在文明社会表现为人的素质,教育就是培养人的素质,受教育者素质的提高是教育的全部内涵和唯一目标。在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无疑应是教育的重心和教学的主体。可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一大痼疾是长者至尊和老人本位,表现在学校教育中则是师道尊严。长者至尊违反了生物进化规律,师道尊严一次出版至新中国诞生的十几年中,这套教材桃李不言,下先后再版了四十多次,真可谓“。自成蹊”一套普通的小学语文课本能有八十年以上的生命力,足以让人刮目相看。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教材是编者文化修养和精神思想的表现。取人之鱼不如取人之渔,我们与其追捧《开明国语,不如学习研究并继承发展该书编写者的课本》语文教育思想。基于此,笔者研读了《叶圣陶教育文集》中有关语文教育的论著,梳理出了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四个基本点。收稿日期:201363-0-0作者简介:罗先友,湖北麻城人,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博士,编审,主要从事文艺理论和语文教育的研究。?66?违背了教育规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们,曾对这一传统文化痼疾进行过针砭。鲁迅我们怎样做父亲》中尖锐指出“中国的旧见在《:“解”与生物进化的道理“完全相反”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他呼吁“身的能力。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2]。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在《狂人日记》等。教师也可以自己创作教材,因为教师最了解自己的学生,他们最有可能造出最适合其学生口倘若自己不味的精神食粮。叶圣陶甚至认为,“敢创作,而唯赖编辑先生信手挥来的作品以临。教材还可以从学生自身事,乃是教师的奇耻”得到。儿童生活中自有难忘的趣事,萦绕在他们脑海里便是丰妙的情思,从他们口中说出便是有味的一段语言,“更令笔之于书,使他们多一种玩索的方法和机会,岂不成为最适切的教[(3]9―16)?材”儿童本位决定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教师固然应在课堂上发挥主导作用,但这种主导作用只是体现在组织和指导两个方面。组织工作主要是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和兴趣,指导工作必须是精要的点拨。教师不能满堂灌,要尽量多给学生说话表达的机会。20世纪40年代初,他就认为“国文课是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工作。可是主体究竟是学生,教师的实施方法无论,也如何精到,如果学生只还他个‘不动天君’[(3]71)。直至1就难有很好的成绩”963年,叶圣中,鲁迅还发出了“救救孩子”的世纪呼声。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战士的叶圣陶,其独特贡献之一,就是把“救救孩子”的目标切切实实地落实到对中国儿童的语文教育中去。在语文教育起点的设定上,他坚持儿童本位应是语文教育的出发点。早在1小学922年1月发表的《国文教授的诸问题》中,叶圣陶就持儿童本位的立场,批评了教授国文中“置儿童于不理”的种种时弊。他诊断那些时弊的病根,就是教师的观念错误:“不会了解儿童,不以儿童本位一义为”由这种错误观念,“教授的出发点。引起非正当的教授态度;仿佛儿童本不定需要国文,乃是成人要教他们以国文。于是选材,练习,都归成人。要消除时弊,叶圣做主,学童全居被动地位”陶认为首先要改变教育者的观念和态度。教师不能为教语文而教语文,要从培养学生的角度出发,设置情境激发学生语文兴趣引起他们学习动不为学校有国文科而教授国文;机而后施教。“宜为学童特设境遇,引起他们的需要、他们学习。“儿童既处于特设国文的动机,而后教授国文”的境遇里,一切需要,都从内心发出。教师于这个当儿,从旁导引,或竟授与。这个在儿童何等。地满足,安慰,当然倾心领受,愿意学习”以儿童本位为语文教育的出发点,那么“非。在教材的选择儿童所自需,就不得强为授与”上,课文内容应当是儿童所曾接触的事物,呈现方法又能引起儿童的感情。因此,富有文学趣味的教材(此处教材指用来教学的语言文学资料,可以是一篇文章,一首诗歌或一个语言片段,并非一册书。本段中的“教材”一词义同)比较好,如童话、有谐韵的歌曲、演唱的戏剧,等陶在给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作报告时仍然强,并调:“所谓教师之主导作用,其义在‘引导’非一切由教师主动,学生处于被动地位,只听教[(3]193)”师讲说。新中国成立以后,教育界讨论语文教师如何讲课的问题,叶圣陶否定逐句讲解课文的方式,“我认为教文言文也不应该逐句逐句讲,至于逐句逐句讲语体文,那简直是浪费学生的时间和精力”。他主张学生预习,“学生预习,“学生了解不透领会不而领会了的就不必再讲”深的地方,才需要教师给以指点和引导,但是也不宜讲得很多很琐碎……讲的目的,在于达到不[(3]175)。需要讲”儿童本位的原则,自然也贯注于叶圣陶的作文教学思想中。他强调作文要让学生自己写,写他们自己熟悉的生活,抒发他们自己的真情。考总得站在学生方面着想,从他们试的命题作文“,否则,“思想感情的范围里找出题目来”是不可[(3]47)。饶恕的罪过”二、社会生活:语文教育的立足点教育培养人生存技能的本质,决定了它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人的生存技能根植于社会生?67?活,教育内容自然要根据社会生活需要来确定。可是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在封建统治者的私利制约下,愈益脱离广大民众的生活需求而走向畸形,学校成了孔孟之道的专用讲坛和士大夫晋身的阶梯。人类必要的生存技能教育的大部分内容如农、工、商、医等都抛给了民间,主要靠老百姓世世代代口耳相传延续下去。涵养那些生存技能根基的自然科学,由于失去了官方的有力支持而日渐萎缩。伴随着中国封建帝制的崩溃,灌注着科学和民主精神的西方教育体系在清末民初被引进了中国。成长于这一时期的叶圣陶和他的同代人,深恶痛绝脱离大众生活的旧教育。“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先生用来揭出中国社会病苦以引起疗救注意而塑造的孔乙己形象,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旧教育的牺牲品。孔乙己本性善良,但念书念出了两个致命的毛病:一是失去生存能力,只能靠小偷小摸为生;二是与社会大众格格不入,至死也不愿脱去长衫与大众为伍。新文化运动过去二十多年后,叶圣陶还忘不了旧教育给语文教育造成的灾难:,旧式教育可以养成记诵很广博的“活书橱”,可以养成可以养成学舌很巧妙的“人形鹦鹉”;儒学生员”或大或小的官吏以及靠教读为生的“可是不能养成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3]92)活的普通公民。文章包含某家思想,要读多少篇,诸如此类,一时也说不尽,总之给学生配一副十全大补剂。他们以为唯有这样做,在训育方面既可以收效,在国文科的本职养成阅读能力方面也做到了家。不知道这样做能不能养成阅读能力已成问题,即使能养成用处也不多,因为学生中除了最少数的几”个,离开了学校就永远不再接触这类文章了。他认为“切近不切近现代青年的现实生活,才是[(3]44)。国文教学成功跟失败的分界标”学习国文的新路》1947年,叶圣陶在给《一书作序时,赞扬了书中《从全面生活学习》一,因为学文,称“这个题目揭出了全书的宗旨”读书”的美名,也不是为习国文不是为了博得“[(3]158),而是“。了做个“能文之士”为了生活”新中国时期,叶圣陶仍坚持语文教育要立足现实大生活的思想。直到1978年8月,他在题为《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尤其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如何启发学生,把所学的应用到实际生活的各方面去。这就需要研究。说也说不尽,总而言之,我以为学生既然要一辈子独自看书作文,语文教学就得着眼在这一点上,为他们打下坚实的基础。如何打下[(3]204)”这样的基础是研究的总题目。不仅语文教育内容要根据学生在未来社会生活中的需要来选择,语文教学的方式方法也要依据社会现实状况来确定。还是青年教师时,叶圣陶就认识到语文教育要从幼儿抓起。他根据自己对社会生活的观察,认为“一个学童的国文程度。的好坏,与他的家庭、他的幼孩时代很有关系”当时十之七八的家庭没有为幼儿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或因贫苦无暇顾及,或只有责骂没有谈话,“更有绝对不理孩童”而只在给吃给穿时用命令的语气吩咐了事的。只有最多十之二三的家庭给了幼儿种种的训练,使他们“能说清楚显明。叶的话,能就所问的回答,能有丰妙的情思”圣陶强调语文教师要注意与学龄前儿童的语文教,按照良好的家庭教育状况发展下去,育“衔接”消除不良家庭教育的弊病,“务使学童步入正轨,[(3]9―10)。不受损害”说话训练》一1924年他在《语文教育的内容要立足社会生活,一是根据学生在未来社会生活中的需要来设定教育内容,使学生能学以致用、能应付未来生活,不至于像孔乙己那样学成废物;二是教材内容要结合学生生活实际来编选,这样学生易学爱学,因而学习效果也会事半功倍。20世纪30年代前期,叶圣陶批评当时语文教育内容脱离社会现实时说:“除了少数学校指定阅读课外书籍外,大多数学校里就只读多少篇选文。选文都是所谓文学作品或者是满纸大道理的经世名文,那些作者的本领,在学生自然是不会有的,这就使学生渐渐觉得写作并非容易的事,甚而至于忘了写一张便条[(3]41)”也是写作。他从当时围绕“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论争中感到:“学生并不需要读那些力所不及的或者没有这许多闲工夫去读的文章。但是偏有人要学生去读那些。他们好像医生配药似的,哪类文章包含道德教训,要读多少篇,哪类?68?入文中,谈到训练儿童说话的方法时,他认为“,以此接触手的办法,就是要与儿童一起生活”儿童的内心,完全了解儿童,并且自己也成为儿童中的一个。“他明白儿童的想象、欲求、嗜好”教师是什么,而且也这么想象、欲求、嗜好。与儿童一起生活,就会经常有很好的机会来训练儿童说话。有的机会是偶然发生的,如一个儿童放出好奇的眼光突然提出对某事物的疑问,又或一个儿童脸上含着颇想亲近的微笑走近你,这时教师就要抓住这些机会,循循善诱,循序渐进地与儿童交谈,鼓励儿童的求知热望,发掘儿童的表达激情,让儿童在交谈中有所收获、增强自信。有的机会是待创的,即营造一种情景诱发儿童表达的欲望,比如把教室整理得秩然有序,让,表达起来才是儿童真切体会到“整理的必要”真正的发表而不是鹦鹉学舌。叶圣陶认为“训练儿童说话,不是要他们鼓弄唇舌,随便说说而已,也不是要他们说话给我们听听而已,乃欲使他们所说的实质渐进于完善深美,而不说空虚无[(3]28―29)。聊的话”文教育作为教育中的一支,应该培养人生存技能中的哪一部分呢?或者说,它如何为儿童的未来独当生活奠定基础呢?叶圣陶认为,语文教育“。因为学其任的任,那就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生不但在学校要阅读,要写作,而且未来“一辈子要阅读,要写作。这种技术的训练,他科教学[(3]52)。是不负责任的,全在国文教学的肩膀上”我国现行的“语文”学科概念,是统合民国时期的小学“国语”课和中学“国文”课而[(3]506)创立“语文”这一概念的叶圣陶的想来。法是,口头为语,笔下为文,合成“语文”一词[(3]477)。后,其义“似以语言文章为较切”他强文”既不能做“文字”解,也不能做“文调,“学”解。如果把“语文”理解成“语言文字”显语言文学”也不能包容文学之然褊狭,理解成“、语文”一词是统合“国语”外的课文。既然““国文”而来,故语文教育就是我国的母语教育。设置母语教育这一课程的主要目的,无疑是使每一个学生都能正确运用本国的语言文字来进行信。应付生活”息交流沟通,即叶圣陶所言之“同类之间传递并接受信息是所有动物亘古不变的生存本能。人类的高明之处是从原始的面对面口耳授受,不断开发出各种跨时空的间接信息传递和信息获取。这就无穷大地扩大了人类信息传递和信息获取的范围,也无穷大地增强了人类的生存能力。语言和文字正是人类传递信息的基本工具,儿童上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会识字读书和书写表达,也就是掌握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运用。在音像数字媒介诞生前的纸介质时代,完成这一任务的基本途径就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通过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简单至复杂的循环往复的大量训练,每个学生都能认识并准确理解汉语文本的文义,同时也能用汉语正确表达自己的思想,语文教育的任务就算圆满完成。达到了这一步,学生就能适应未来的社会生活环境,既能很好地与人沟通,又能跨时空接收和发布信息。具体说,就是不仅能用口语与同一时空中的人进行直接的信息(包括思想观点和情感态度等精神信息)交流沟通,也能用汉字语言与异度时空中的人进行间接的信息交流沟通,包括接受中外的一切古圣先贤的精神财富。人类脱离动物界升华为人,从某种意义上说?69?,无论叶圣陶反对教师在课堂上“满堂灌”是逐句讲解课文,还是讲时代背景、中心思想、写作特点之类。“师讲生听”是中国传统的学校教育方式,所谓“传道、授业、解惑”是也。这一产生于农业生产时代的经典教育方式,无论从教育目标、教育效率、教育对象还是从语文教育内容来看,都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叶圣陶称,2传统教育为“旧式教育”0世纪40年代初,他就清醒地看到“学校里的一些科目,都是旧式教育所没有的,唯有国文一科,所做的工作包括,由此阅读和写作两项,正是旧式教育的全部”也就承袭了较多的旧式教育弊端。他批判旧式教,“育有两大弊端,一是“守着古典主义”不问它;二是“对于现实生活适合不适合”守着利禄主,根本不去培义:读书作文的目标在取得功名”。他认为像古典主养“个人生活上必要的知能”义那样死记硬塞,读书比不读更坏;“像利禄主义那样专做摹仿迎合的功夫,非但说不上终身受,用,并且把心术弄坏了,所得是虚而所失是实”他强调“阅读和写作两项是生活上必要的知能;知要真知,能要真能,那方法绝不是死记硬塞,[(3]92―94)。绝不是摹仿迎合”三、培养学生阅读和写作能力:语文教学的终点教育的根本是培养人的生存技能。中小学语得力于信息交流的时空范围不断扩大。文明社会中文盲之所以生存能力较弱,最直接的原因是他们的信息交流手段原始,接收和发布信息的范围窄小,这是一个需要专著才能彻底讲清楚的道理,在此不多赘言。总之,只有具备了在广大时空内的信息交流沟通的语言能力,学生的整体素质才可能提升。无论是心灵的净化、思想信仰的建立,还是专业技能的提高,都是通过人际交往沟通的渠道得以完成的,如果不具备相应的语言交往沟通能力,心灵净化、信仰建立、专业技能提高等都谈不上。列宁对此深有体会,他认为“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这个论断诚为真理。的”注重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在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中既是主体,也是核心。如果说在意气风发的青年教师阶段,他这一思想还不太明确的话,那么从经历丰富、思想成熟的中年,一直到耄耋老者,包括其间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任期内,他都始终不渝地明确主张语文教育主要是抓好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随着新中国语文教育事业的深入发展,他的这一思想更坚定,也更具体、更细化。民国时期,他的视点还只停留在阅读与写作两个基点上。他强调“学习国文该认定两个目标:培养阅读能力,培;要求“养写作能力”学习国文必须多多阅读,多多写作,并且随时要求阅读得精审,写作得适;呼吁“当”人人能凭文字吸收人家的经验思想,感情,人人能用文字发表自己的经验思想感情”养成“凭文字吸收”与“用文字发表”的两种好[(3]56―157)新中国时期,他则把阅读与写作习惯。力培养不可。合起来说,这两类能力又是相辅相成的,就是说,听和读的能力的加强,有助于说和写的能力的提高,反过来亦然。因此,培养的时候宜乎双方兼顾,听、说、读、写四个字中间不偏废任何一个字,才能收相互促进、不断提高(3]167―168)的成效。[无论阅读与写作,还是听、说、读、写,都是语文教学的基本内涵。培养学生的这些能力是语文教育的主要目标。语文教育不但在这些宏观层面要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其下的中观和微观层面也要与社会生活密切结合。从社会生活需要的角度出发,叶圣陶十分强调要培养学生“认,呼吁改变写字潦草的“字真写字的好习惯”。因为生活中无论是写信还是写文稿,字都风”写得不好就叫人不方便。不是写给别人看的,“容易认清,要猜详大半天,不方便。不干不净,满纸错乱,看上去毫无快感,不方便。看了大半天还是有些字认不清,或者以为认清了而实际是认错了,那就不仅是不方便了。写字好像只是一件小事,照前边所说的那样一想,就知道涉及对。至于写得好的标准,人的态度,其实并非小事”他也是从社会大众的角度而非少数书法家的角度笔画清楚,间架合式,行款整齐,通去订定。“体匀称,做到这十六个字很够了,简直可以说写[(3]195)”包括对自己的子女,叶圣陶也是得好了。按这种要求做的。他的次子叶至诚撰文谈自己从小没练书法因而至今羞于题字签名,就源于父亲只管教他们把字写清楚而不管是否练书法。四、训练:语文教学的着重点归纳叶圣陶的语文教育思想,如果用一句话表达就是:语文教育的根本就是培养学生阅读和写作的生活能力,或者说是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生活能力。能力和知识不一样,知识可以灌输,能力则需要在实践中生成。在音像数字时代之训”就前,训练是培养学生能力的不二法门,“是讲,就是教师向学生灌输知识技巧。“训”虽然必要,但要把所训的那些知识技巧转化成学生的能力,还非得靠学生自己亲自实践不可,也就,“。一个人的能力可练”训”是帮助“练”是“由学习得来而绝不可能只是听来,“学”后必须,也就是自己亲身实践方能成功。经过自己“习”的训练细化为语文教学中的“听、说、读、写”四种训练,强调培养学生的这四种能力,并且对这四种能力的关系以及基本的培养方法有着深入细致的认识:语文教学不仅是传授知识,尤其重要的,在乎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分开来说,听和读是一类,说和写是一类。有了听和读的能力,就能吸取人家的东西,化为己有。有了说和写的能力,就能表达自己的心意,让人家完全明晓。这两类能力,无论在学习中,在工作中,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必需的,所以是最基本的能力;非着?70?三亿文库包含各类专业文献、专业论文、中学教育、文学作品欣赏、应用写作文书、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外语学习资料、行业资料、51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中的四个基本点_罗先友等内容。 
 本真语文: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核心内涵_教育学_高等...语文学 习出发点在“知” ,而终极点在“行” ;...1962 年 4 月,他在《阅读是写作的基础》 一文中...  ――《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 ,见《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56-57页 ●尽量运用语言文字并不是生活上一种奢侈的要求, 实在是现代公民所必需具有的一种生活 ...  教法第 34 卷第 11 期发表了《本真语文: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核心内涵》,突 出体现了叶老在教学理想中追求一个 “真” 字, 叶圣陶认为学生读课本并非目的, ...  对于这半个多世纪里我国语文教育工作中的利弊得失知道...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精髓如果用一句话来加以概括,那...从这个基本出发点,他主张要教会学生自 己学习的本领...  叶圣陶教育思想_教育学_高等教育_教育专区。叶圣陶的...例如他对于语文教学活动中课外书的利用(参见《给学生...  国文教学的成功与否,就看以 上两 点。 ――《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点》,见《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 57 页 ●在这里,颇有问一问国文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的...  不断追随时代前进,完成其语文教育思想体系的建构, 这是从形成过程中所体现的时代特色。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随时代变迁,大体经历了四个 阶段: (1)从“五四”前夕...  备课人:傅恩波备课时间: 【学习目标】 1.找出文中的关键句,并在此基础上说出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认清过去语文教 学的两点错误认识、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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