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丢肾小伙开口道真相：肾是自己卖掉的(图)
　　新闻纵深
　　早年家庭破裂 他“丢肾”前不太愿意吃苦
　　吴清芬告诉记者，在她的记忆中，舒镇的童年只是一些片段，无法完整串联起来，儿子10岁时，她就和丈夫离异了。之后，舒镇独自跟着乡下的爷爷生活，母亲又常年在外打工，母子情渐渐疏远，事发前的半年多时间里，舒镇与母亲未曾联系过。
　　10岁那年父母离异了
　　说起儿子，50岁的吴清芬充满了歉意，她告诉记者，她和舒丰义经人介绍，认识一个多月就结婚了，婚后感情一直不和。舒镇10岁时，夫妻俩打了一架后就离婚了。
　　“儿子判给了父亲，但是他更多是跟乡下的爷爷一起生活，与五爸五妈的感情最好，所以出事后，就要五妈过去看他！”吴清芬说。
　　为了生计，离婚后的吴清芬远到天津、云南等地打工，主要在工地上记记账、干些杂活，工资不高，每月只有1000多元，后来吴清芬和舒丰义又各自组建过家庭，最终都失败了。
　　离婚后，吴清芬与舒丰义形同陌路，与儿子也是聚少离多，几乎每年春节时才能相聚，呆在一起的时间屈指可数。
　　首份工作没坚持多久
　　“儿子小时候很乖，也很听话，性格也比较开朗，没有什么坏习惯。”在吴清芬眼里，舒镇不是那种顽皮捣蛋的孩子。
　　长期打工，让吴清芬变得好强，对待孩子也是如此，她希望舒镇长大了有出息，因此管教特别严厉，但是舒丰义的性格则相反，对孩子顺其自然。
　　吴清芬透露，舒镇长大后，这种性格越发明显，读到高一时，因成绩差就辍学回家，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托人找了份事业单位的水电工工作，让舒镇去上班，但他怕吃苦，没干多久就撂挑子了。
　　“舒镇吃不得苦，去年上半年还说要出去打工，好好挣钱过日子，当时我还挺替他高兴，哪知会出现这种事。”吴清芬说。
　　重演父母悲剧闹离婚
　　3年前，吴清芬曾回渝打工，在涪陵城区租了一套房，将舒镇接到一起居住。吴清芬说，2010年1月，儿子与恋爱8年的女友结婚，她好希望儿子儿媳能白头偕老，别再重复自己的悲剧。但是事与愿违，去年暑假的一个偶然事件，让母子感情渐渐疏远。
　　“当时我在外打工回来，看见儿子儿媳在家玩电脑，我就说了儿子几句，没想一旁的儿媳多心了，就与儿子闹起矛盾来，争吵不休，不久两人就离婚了。”吴清芬至今还责怪自己。
　　更让吴清芬感到痛心的是，儿子与她渐渐疏远。去年8月份，舒镇独自一人外出打工，从此母子俩就失去了联系，吴清芬多次在儿子的QQ上留言，询问他的情况，但是每次打开QQ时，她都很失望，儿子没回一个字。
　　“可能儿子认为婚变是我造成的，所以一直在怪罪我。”吴清芬自责地说，她渴望有一天，母子俩敞开心扉，好好说说心里话，找回丢失的亲情。记者 韩政
　　三大追问
　　为何要卖掉左肾 他不让父亲追问
　　既然舒镇坦然称自己是自愿卖肾，那么他卖肾的动机或目的又是什么呢？这是公众迫切而又急于想知道的。
　　在病房中，面对父亲舒丰义病房里的怒吼，舒镇始终一言不发。被追问急了时，他吼道：“你莫问了。”
　　在舒丰义看来，儿子的卖肾之谜，依然无法解开。
　　是否为自愿卖肾 对民警闭口不答
　　既然肾是自愿卖掉的，那么舒镇当初为何要向警方撒谎，称自己是昏迷后遭人盗割的呢？
　　现场一民警说，每当守护在病房的警察谈起这个问题时，舒镇总是闭而不谈。难道他有很大的隐情？面对千里迢迢前去探望他的父亲，舒镇还是摇头不愿意多说这件事。
　　警方如何处理他 如有嫌疑将刑拘
　　目前舒镇的身体既然已经恢复得不错，随时可以出院，那么他将来会何去何从呢？
　　东莞警方介绍说，至今没有让舒镇出院的原因是，希望他暂时留下来配合进行深入调查。如果发现他在此案中有犯罪嫌疑，将会依法刑拘，反之则有可能放他回家，这最终要根据调查的结果来定，并权衡他在案件中所起的作用来定。
　　利益链接
　　肾中介可获暴利 肾源最高卖30万
　　有资料显示称，我国每年约有150万名患者等待器官移植，但只有1万余人能进行器官移植，供需矛盾突出。巨大的需求缺口催生了活体器官买卖的“地下市场”。在这个黑市中，供体、患者、中介、医院，似乎无不是获利者，他们密切配合，各担其责，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
　　昨日，广州中山医院肾内科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介绍称，肾中介机构究竟能获利多少，一般根据供受之间的配型、匹配点的程度决定，越匹配的患者支付的费用就越多。他说，有时供体所得费用仅2万元，而患者为了得到肾源甚至会付出20万至30万元不等的高价。
　　律师说法
　　买卖人体器官者 最高按8倍罚款
　　昨日，重庆国生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李玉盛教授称，国家明令禁止买卖人体器官。他说，国务院2007年3月出台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能以任何理由进行器官买卖，否则由当地卫生主管部门，对当事双方按交易额的1至8倍进行行政处罚。(新华网重庆频道/重庆商报)
】【】【】男子网上从事肾源买卖中介 卖一个肾能拿3.5万
　来源：新华报业网-扬子晚报　
　　到了7月22日，军哥就打电话喊小徐到南京“跟单”。所谓跟单，就是负责看着军哥找来的供体，也就是张军和王诚，防止南京的中介“林哥”捣鬼，甩开军哥把张军和王诚单独领走。军哥承诺小徐，跟单一次，按手术成功的人头，每人给三千块钱报酬。
　　至于“林哥”，警方查实，他是人，真名叫梁小秦，时年26岁。昨天的庭审中，梁小秦称，他自己也是个肝移植者，他发现器官买卖挺来钱，就自己在网上发布信息，联系买肾和卖肾的人。后来，南京的王姓和孙姓患者家属就找到了梁小秦，梁小秦则到网上找到了“军哥”，随后便发生了上文提到的情况。根据梁小秦提供的情况，警方查明，“军哥”名叫胡大军，并将他上网追逃。去年7月30日，胡大军被石家庄警方抓获。法官告诉记者，刑法只对组织者进行处罚，对于出卖者及收买者并不定罪。
　　买肾人：换个肾要花26.5万
　　随后，警方找到了南京的两名准备买肾的患者。两名患者说，他们是在医院住院时被一个病友介绍给梁小秦的。梁小秦跟他们说，换一个肾的价格是26.5万元，至于那些卖肾的人从哪来的，能从梁小秦手上拿到多少钱，他们并不清楚，他们所想的就是尽快做完移植手术。如果在医院排队等的话，他们一般要等五年时间，甚至更久，期间要支出高昂的费用，他们等不起。
[责任编辑:何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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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完自己的肾，卖别人的
　　2月21日，杭州9人“地下卖肾团伙”案在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可叹的是，这9名组织卖肾的犯罪嫌疑人中，其中6人也卖掉了自己的肾；更可悲的是，有些卖肾的人，是因为看到网络上有关于“卖肾买苹果手机”的新闻之后，动了卖肾的念头。　　“一个肾3.5万元”　　随着审判长的一声落锤 ，9名被告戴着手铐和械具被法警带上法庭 。吕某是整个团伙的组织者，1986年出生，外号“东哥”。2011年5月，他通过网络卖掉了自己的一个肾，得到3万元。康复后，吕某动了组织卖肾的念头。2011年11月份，他来到杭州，开始在网上发布信息，招募供体。吕某交代：“一般来说，一个肾3.5万元，还有受体给的红包。这笔钱是一次性给的，后续的治疗费就得自己出了。”　　向某是吕某组织来的第一个供体。向某做完手术后，得到了4万元，吕某也从这笔“生意”中获利2万元。而向某卖掉了自己的一个肾后，也加入这个团伙。同时，另外一些人也开始介入“生意”，介绍一个供体，就能获得奖励500元，如果供体卖肾成功，就能获利3000元。　　发展到后来，这个卖肾团伙有了严密的分工和流程。一般由吕某和沈某在网上发布消息，招募供体，供体来杭以后，由沈某负责带他们体检、配型。如果找到了合适的受体能配型，供体就要去受体所在的城市，这时候，便需要有一个人“跟单”。据吕某交代，他组织近10人卖掉了肾，获得中介费16.1万元。　　为了买苹果手机卖肾　　在庭审过程中，最让人震惊的是，这个团伙中，除了黄鱼车司机郝某不想卖肾外，其余8人中的6人都卖掉了自己的肾，另外2人因为还在等待受体的时候被抓才没割掉肾。　　2011年10月份，犯罪嫌疑人沈某听说有人卖肾买苹果手机的事，就想到去卖肾，随后通过网络找到了吕某卖掉了肾。而此案的一个被害人张某，也是看到“卖肾买苹果手机 ”的新闻后动了卖肾的念头。2012年3月份，他在网上联系到了吕某，最后卖掉了自己的肾，得到了3.5万元。张某在审讯笔录中说，他是自愿的，没有受到任何强迫。　　这些人事先为何对卖肾没有恐惧？记者调查发现，一是网络上关于卖肾对身体没有多大影响的帖子很多，给他们误导；二是介绍卖肾的人很多像吕某、沈某这样，传销式地发展下家，而下家粗粗一看上家身体没问题，也就无所谓了；而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卖肾的人大都好逸恶劳。　　庭审后，9名被告最后都表示认罪，法院将择日宣判。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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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者暗访中，何青、孙明、马涛讲述了一些卖肾者看似五花八门的理由：董楠，25岁，他用来拉货的卡车被交警扣下，他曾经想通过卖肾来筹钱赎车。小
丁，22岁，为了凑3000元钱给女朋友打胎，来广东卖肾。阿豪，19岁，坚定不移地要卖肾，只是为了还分期付款买的智能手机，以及他每天都在念叨的
iPad 2和iPhone 4S，同时还要给QQ充一年的黄钻。后来被强子3000元“转卖”到郑州的地下中介。
◎每个人卖肾的动机，其实并不复杂。但现实的残酷就在于，每一个看上去似乎并不足以解释卖肾行为的理由，其背后隐藏的是个体的命运之困。在无奈的现实面前，在所谓自尊的驱使之下，他们选择了卖肾。
◎明明知道一个肾能卖多少钱，但到卖肾者手里能有1/10就不错了。中介、老板、主刀医生、麻醉师、护士，每一层都要拿钱。这些钱，都沾着卖肾者的血。
◎中介分成两个体系，一个专门找患者，这些人常年游荡在各大医院里；另一个专门找“供体”。强子就是找“供体”人群中的一个小老板，负责出钱“养人”，通过中介做成一例肾脏移植手术，可以提成5万元。
◎在小老板强子的下面，有线上和线下工作人员。线上有各种网络客服，包括通过QQ、网页、论坛等非法网络广告。线下工作人员主要负责“养人”，提供食宿，管理松散，来去自由。等到“供体”配型成功后，就与主刀医生联系，安排手术。
　器官移植系统不健全
　　非法器官交易频现
一些关于“肾”的流言一直在民间流传。一则最广泛传播的谣言，称坊间有团伙专门趁人不注意将其麻醉后偷肾。这些谣言多次引起当地民众的恐慌。
广州华侨医院泌尿外科的一位周姓医生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其实被麻醉后偷取器官完全没有科学根据，“移植器官不是一个简单的替换零件的过程，一般来说需要先做人类白细胞抗原(HLA)供体和受体的配型，减少移植后的排斥反应。”
周医生解释：“受体的免疫系统，能够对体内的外来组织器官加以识别后进行控制，逐步摧毁甚至消灭。这种生理免疫的过程在器官移植上被称为排斥反应，如果反应足够强烈，就会导致器官移植手术失败。”
“除非是同卵双胞胎，几乎不可能找到HLA完全相同的供受体。因此，如果是陌生的肾源进行移植，能够匹配上肾源的几率连1%都不到。”周医生说，即使能匹配上，在进行移植手术后仍然会发生排斥反应，“需要进行长期的抗排异反应治疗，整个过程将会是漫长而复杂的。”
暨南大学医学院免疫学系教授江振友告诉记者：“取下的肾器官在常温下少则几分钟，多则不超过1小时就会死亡，不能用于移植。因此，要通过降温和持续灌流保持器官活性，才能有效延长器官的存活时间，但即使在理想状态下进行保存，器官活性也很难超过24小时。”
谣言的背后，是国内器官移植系统的不健全，以及器官捐赠比例的严重失调。非法器官交易的猖獗，成为“谣言”让人信以为真的基本前提。
32岁的何青坐在不足1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时不时会检查肚子上的伤口。一个月前，他做了肾切除手术。
何青的肾是自愿切除的，他用自己的肾“换”来两万元现金。黑中介“强子”原本答应，另外再给何青1000元钱，并归还何青的身份证。一个月过去了，强子不知去向，何青成了“三无”人员。
　肚子上的伤口
“求人不如求己，求别人，他们未必肯借钱给你，没借到多难堪啊。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何青向南方日报记者展示他的伤口：自上而下一道12厘米长的伤疤，看上去缝合得很好，“像一只蜈蚣在肚子上爬”。
何青是安徽人，前些年一直在杭州打工。当时何青由于肯吃苦还做到了部门主管，“一个月收入也有四五千块钱。”在杭州，何青了老婆，还生了个可爱的女儿。
幸福的生活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几个月后，由于生活价值观的差异，老婆与何青分道扬镳，带着女儿回了老家。那段时间，失意的何青经常跟几个朋友去泡酒吧，每次都抢着刷卡埋单。“当时办了两张卡，每张都欠下了一万多元的债。”
老婆带着孩子跑了，何青再也没心思工作，那段日子何青挥霍无度，很快背负了2.3万元的债务。感情受挫加上经济压力，何青主动辞职。
两个月后，银行委托专业讨债公司致电何青。“如果欠的款项逾期未还，我们将报警，根据刑法196条信用卡诈骗罪追究你的刑事责任，你还要承担诉讼费和律师费。”何青开始感到害怕，但又无力偿还。
“如果让家里人知道，自己在外面辛苦打工这么多年，还欠下一屁股债，那面子就丢大了。”何青一直没跟家人说老婆带着孩子离开他的事情，怕家里人在街坊面前抬不起头来。朋友们看到何青平时出手阔绰，经常请客，谁都不信他会出现债务问题。
几乎把自己逼到绝路的何青，偶然听到别人在谈“有偿捐肾”的话题。“一个肾能卖十几万元呢，而且对身体影响也不大。”卖肾，处于崩溃边缘的何青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我在网上联系到福建漳州的一个卖肾中介，说是能卖4万元，但要等三四个月。”山穷水尽的何青别无选择，花126元买了一张火车票，身上只剩下
100多元钱。到了漳州卖肾中介的窝点后，何青用自己身上余下的钱买了几包烟，分给跟他一起等待卖肾的人，“初到贵地，还请各位多多关照。”
两万多元的债务，为何不求助亲戚朋友？
“这种事情是自己造的孽，哪好意思去求别人？再说了，求人不如求己，求别人，他们也未必肯借给你，没借到多难堪啊。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解决。”
　有点后悔卖肾了
“我现在比以前瘦了很多，其实找份工作，踏踏实实干几个月，也能挣个一两万”
在漳州等了3个月，何青一直没有等到能够跟他的肾配上型的患者。后来听说广东也有“有偿捐肾”的地下中介，实在等不下去的何青，和另外两个“供体”一起来到广东，等待新的“有偿捐肾”机会。
这一次，“幸运”的何青很快找到了“受体”，2月23日，做完一系列的体检后，在东莞的一家小旅馆里，强子跟他签下了“有偿捐肾”的协议。
何青并没有仔细看协议的内容，只是核对了一下给多少钱，他按下手印时还有点紧张。“只有一份协议，两页纸，签完之后就被强子收回去了。他问我是打卡还是现金，我说要现金。”
2月23日下午，何青被人从东莞带到了佛山，全程都被要求戴着墨镜和帽子，不许摘掉。
“我不知道是哪里，但肯定不是医院。”房间里的设备非常专业，一间休息室，旁边还有一间“手术室”。一名三四十岁、操着东北口音的男子要求何青换上睡衣，来到“手术室”，何青看到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已经在等他。护士给何青注射了麻醉药之后，他很快就睡着了。
“整个手术才一个多小时。”手术后的何青感觉到自己的呼吸“很短促，只能半呼吸，因为很痛”，东北口音男告诉他，手术很成功，让他在休息室躺了一天，“痛得根本睡不着，但我也不好意思说。”主刀医生还夸何青勇敢，“别人来做都喊疼，你却一声不吭。”
“静养一段时间就好了，不用拆线。”主刀医生术后告诉何青，采用的是皮内缝合术。东北口音男对主刀医生的技术“非常满意”。
第三天中午，中介送何青走，离开前东北口音男给了何青两万元现金，“钱放哪里？”何青疼得几乎走不了路，在男子的搀扶下，何青上了车。整个过程同样被戴上了墨镜和帽子。
20分钟后，车停在顺德碧江轻轨车站，何青被带到附近一个小旅馆里安顿下来，此时已经是2月25日下午。
“好久没理发了，像疯子一样。”爱面子的何青忍着痛跑去附近先剪了头发。何青花250元租下一间出租屋，花9000元还了一半的信用卡债务，偶
尔何青也会去沙县小吃店喝一碗乌鸡汤补补身体，后来实在无聊，又买了台电脑，换了新手机。折腾了一个月，何青的两万元钱所剩不多。
“我有点后悔卖肾了。”何青面色苍白，无精打采地告诉南方日报记者，“我现在比以前瘦了很多，折腾了这么长时间，其实找份工作，踏踏实实干几个月，也能挣个一两万。”
　也有卖不出去的肾
“那里面跟猪窝一样，连个被罩都没有，吃的是白菜土豆，简直就是把人当猪养”
手术后次日，何青给他在中介等待“受体”过程中结识的朋友孙明发了条信息，“手术已做，一切顺利”。孙明想让何青到深圳和他们一起住，“都是兄弟，相互有个照应”，但何青婉拒了他的好意。
跟何青相比，孙明的肾没有“卖”出去。
去年上半年，孙明在连云港做水晶灯饰的生意，因为没有经验欠下8万元债务。孙明急于还债，无奈之下就想到了卖肾。“当时也没想那么多，觉得到期了没钱还给人家，面子上过不去。”
日，孙明买了张火车票，一路从老家西安站到成都。在成都待了两天，因为没有配型成功，中介给了他400元路费打发他回去，不死心的孙明又辗转来到广东，在顺德碧江市场一带，见到了中介老板强子和他的手下董楠。
“平时很少见到强子，只有在有人要做手术的时候才会看到他，主要是董楠在负责我们的吃住。”董楠原本也是来卖肾的，但是由于长期配不上型，就只能等待。后来慢慢发现，干中介有利可图，他就专职负责“养人”。
孙明在中介的出租屋里住了3个月，一直没有配上型。和他抱着一样目的的还有六七个人。在此期间，孙明见到几个做完摘肾手术的人，“之前还蛮有精神的，做完手术后整个人脸色苍白，非常虚弱。”孙明心里开始犹豫。
今年1月28日，马涛从深圳来到顺德，和孙明一见如故。在马涛的劝说下，孙明彻底打消了卖肾的念头。
马涛和强子是东北老乡，以前又做过侦察兵，很快就取得强子的信任。“我想找到证据后，把强子抓住送去公安局，端掉这个团伙。”
“我们在这吃住，行动不受限制。但强子很警觉，每次一有人突然走掉，他就要挪动一下。”马涛掌握了强子至少3个“窝点”。南方日报记者随后前往调查时发现，3处窝点都已经人去楼空，但是从房东老板的记录中，还可以发现一些端倪。
为了摸清地下中介的网络，马涛在中介窝点一共待了10天，跟5个完全不认识的“供体”一起，同吃同住同睡，“里面跟猪窝一样，连个被罩都没有，破棉絮，光板床，吃的是白菜土豆，简直就是把人当猪养。”
　卖肾的种种“理由”
在做手术前，卖肾者的心情既害怕又兴奋，害怕是怕疼，兴奋是因为马上就能拿到钱
“在中介窝点，大家吃饭就故意浪费，开水一壶接一壶地烧，烧完冲厕所；饭煮两锅，吃一锅倒一锅，菜也是炒一盘倒一盘，我们5个人，两天干掉50
斤米，一桶油。为什么这么干？因为我们‘供体’恨中介，恨死中介了。明明知道一个肾能卖多少钱，但到你手里能有1/10就不错了。中介、老板、主刀医生、
麻醉师、护士，每一层都要拿钱。这些钱，都沾着卖肾者的血。”
马涛接触到的每一个卖肾者，无人不痛恨中介，但生活的无奈让他们只能贱卖自己的器官，在他们看来，这是他们唯一还能支配的资本。
每个人卖肾的动机，其实并不复杂。但现实的残酷就在于，每一个看上去似乎并不足以解释卖肾行为的理由，其背后隐藏的是个体的命运之困。在无奈的现实面前，在自尊的驱使之下，他们选择了卖肾。
“凡是卖肾的人，都会给自己找个可以接受的理由。但起码这个人的心并不坏。”每个人卖肾的理由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缺钱。
在记者暗访中，何青、孙明、马涛讲述了一些卖肾者看似五花八门的理由：
董楠，25岁，陕西人。他用来拉货的卡车被交警扣下，他曾经想通过卖肾来筹钱赎车。因为头脑灵活，能说会道，董楠得到强子的赏识，让他做帮手帮
忙“养人”。董楠喜欢上网玩通宵的网络游戏，经常以各种理由克扣卖肾者的生活费。他还会发动其他的卖肾者去网吧，找更多的“供体”，成功找到一个就可以从
中赚取500元“介绍费”。
小丁，22岁，河南人。为了凑3000元钱给女朋友打胎，来广东卖肾，来到中介窝点的当晚，被马涛和孙明劝回家了。
阿管，24岁，广西人，从小被爷爷养大，一直待业在家。为了给爷爷买养老保险才准备卖肾。他打算等卖肾赚了钱，就租个房子，买台电脑，玩网络游戏赚钱，后因为体检不合格被强子打发走。
小张，25岁，广西人，之前在深圳工作，4张信用卡一共欠了5万元债务，一直表现得很忧伤，住了一晚后自行离开，走之前给马涛留下一封遗书。
阿豪，19岁，广东人，坚定不移地要卖肾，只是为了还分期付款买的智能手机，以及他每天都在念叨的iPad2和iPhone4s，同时还要给QQ充一年的黄钻。后来被强子3000元“转卖”到郑州的地下中介。
在做手术之前，每个卖肾者的心情极为复杂，紧张、兴奋、刺激、害怕。紧张、害怕是因为以前没做过这种手术，怕疼；兴奋、刺激是因为马上就能拿到现钱，两万元。
脱离了中介的马涛，在深圳一家学校做校车司机，而孙明则成了快递员，虽然工资不高，但他们每天过着踏实的生活，同时也在朝着自己的梦想一步步靠近。
卖完肾的何青，现在仍然无法劳动，住在250元一个月的出租屋里，每天无聊地上网，玩着新买的手机，盘算着剩下的一半信用卡债务该如何偿还。
　中介分成两个体系
中介分成两个体系，一个专门找患者，这些人常年游荡在各大医院里；另一个专门找“供体”
在全国，非法器官交易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地下网络，地下中介遍布全国多个省市。漳州、郑州、成都、南昌……在广东，主要是集中在外来务工人员相对密集的珠三角地区。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珠三角一带的肾源，一半被强子所在的地下中介所控制。事实上，强子只是这个非法器官交易链条中的一个小老板，在他背后还有更大的老板。至于这个人是谁，具体做什么的，很少有人知道。“唯一知道的是，他是东北人，拥有一家自己的私人医院。”
中介分成两个体系，一个专门找患者，这些人常年游荡在各大医院里；另一个专门找“供体”。强子就是找“供体”人群中的一个小老板，负责出钱“养
人”，通过中介做成一例肾脏移植手术后，可以提成5万元。强子自称，2011年他经手促成肾移植的，就有100多例，“而且从来没出过事。”
在强子的下面，就是线上和线下工作人员。线上有各种网络客服，包括通过QQ、网页、论坛等非法网络广告，线下工作人员主要负责“养人”，提供食宿，管理松散，来去自由。等到供体配型成功后，就与主刀医生联系，安排手术。
而一些私人医院的医生，为了挣外快，也愿意私下跟地下中介合作，“但相关的手术设备一定要够专业。这里面肯定有着高额的利润空间，否则谁会愿意铤而走险？”
据统计，全国每年有近100万名依靠透析维持生存的肾病患者，2011年，国内合法进行的肾移植手术还不足4000例。巨大的市场需求导致地下卖肾中介的兴起，他们巧妙地搭建起自己的网络，并从中谋取暴利。
寻找“供体”—提供食宿—安排体检—配型成功—签署协议—移植手术，这就是非法器官交易中介的典型流程。
■专家观点
　　广东德比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春兰：
　　欺骗他人捐器官
　　可判故意伤害罪
3月22日，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杭州表示，我国将尽快建立器官捐献体系。专家表示，建立完善的器官捐献体系，是改变器官移植乱象的根本出路。
2012年2月，北京检方以“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对犯罪嫌疑人郑某等16人进行起诉，该案为我国最大一起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案，共非法出卖51个肾脏器官，涉案金额超过千万。
广东德比律师事务所郭春兰律师表示，日起施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确规定不允许任何人或组织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一旦发现有违法行为，当地卫生主管部门将对当事双方按交易额1—8倍进行行政处罚。”
郭春兰告诉记者，从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将组织他人卖器官入刑，规定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且明确未经本人同意摘取其器官，或者摘取不满18周岁的人的器官，或者强迫、欺骗他人捐
献器官的，依照故意伤害罪等处罚；以及违背本人生前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或者本人生前未表示同意，违反国家规定，违背其近亲属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的，依盗
窃、侮辱尸体罪的规定处罚。
　　寻找“供体”—提供食宿—安排体检—配型成功—签署协议—移植手术，是非法器官交易中介的典型流程。
《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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