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解之谜全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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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现在读书网
中国有着数千年难以读懂的历史，为了满足人们对历史的好奇心，增进世人对华夏史实的了解，本书综合了大量历史、地理、科研文献资料，以全面、全新、探索的视角，从帝王、文臣、武将、文人、红颜、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地域、考古、异趣、探秘等近20个方面，甄选600多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经由深刻精确的分析，力求达到去伪存真，求得事实的真相，解读历史的规则。
　　中国历史自黄帝时代起算，至今已有6000多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饱经风霜的华夏民族，以其坚毅睿智的精神、聪敏广博的智慧、勤劳实干的双手，织就了一幅幅风华绝代的画面、一卷卷精彩纷呈的篇章。
　　纵向观阅，可览秦皇气概、大汉胡风、唐代雍容、宋世卓姿、明时风月、清朝雄浑。从风云骤起的长安古城，到潋滟波光的杭州湖畔，从庄严威武的紫禁之巅，到容纳海外的广州海湾，无不留下了中华历史的印痕，令世人领略东方中土的魅力。横向探索，无数帝王将相纵横捭阖，建立不朽功勋；无数盖世豪杰横空出世，留下千古传奇；无数奇人异士、才子佳人潜行于世，演绎世态繁华、悲欢人生。
　　在这里，无论是一个时代，还是一段奇缘，抑或是一处半壁残垣、一处古墓深山，他们都是中华五千年瑰丽诗篇的组成部分，在为世人呈现奇趣剧目的同时，也留下无数难以道清说明的历史谜题。时人皆知，越是悠远的历史脉络，越是广大的土地山河，因为难以处处照看、细细研究，越发显得像谜一样，令人观之心生乐趣，想要拆解其中疑窦。中国的历史就是如此害羞，不轻易揭开自己的层层面纱，叫人想要探个究竟。
　　秦始皇奇货可居的身世、项羽火烧阿房宫的真相、西施玉环的下落疑点、嵇康被杀原因、武则天立无字碑的目的、“烛影斧声”与宋太祖死因、和亲政策背后的政治目的、外戚乱政的实质、楼兰古国沉没因由、桃花源仙境身在何地、水浒红楼作者今何在……一个个未解悬案、一串串历史怪圈，伴随着华夏文明的演进，牵涉中土上下内外，推动历史的进程，激发着后人强烈的求知欲。
　　中国有着数千年难以读懂的历史，为了满足人们对历史的好奇心，增进世人对华夏史实的了解，本书综合了大量历史、地理、科研文献资料，以全面、全新、探索的视角，从帝王、文臣、武将、文人、红颜、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地域、考古、异趣、探秘等近20个方面，甄选600多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经由深刻精确的分析，力求达到去伪存真，求得事实的真相，解读历史的规则。
　　全书涉猎范围广泛，内容深浅合宜，情节充满轶趣，语言生动活泼，可以帮助读者掌握研究历史和探求真相的方法，从中获得探索发现的规律，引发深层次的思考，扩大视野，重塑历史观念。让读者在悬疑丛生的史海当中，感叹世间的玄妙，真正体验阅读的快感，感受灵魂深处的酣畅。鉴于时间仓促，书中难免疏漏之处，恳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登上历史的车架，开始一场千年之旅，领略史海深处的风光。
　　编著者
第一章 政治未解之谜——勘破历史潜规则
炎黄二帝战蚩尤是否真实存在&&&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常自称炎黄子孙。所谓炎黄，指的正是炎帝和黄帝。然而，就像中华民族自称龙的传人一样，龙是否真实存在没有人知晓。炎帝、黄帝是否存在？是否有炎黄二帝战蚩尤一事？人们也都说不清楚。
　　在许多书籍当中，一般这样记载，炎帝、黄帝指的是中国原始社会中两位不同部落的首领。炎帝姓姜，是炎帝族的首领，在西部游牧后进入中原，与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族发生冲突，历经很长一段时间。黄帝姓公孙，号轩辕氏，居住在中原地区。黄帝一族的文化和生产技术相对发达，军力较强。所以，炎帝一族在输给蚩尤之后，逃到涿鹿（今河北境内），得到黄帝族的援助，终于杀了蚩尤得到蜀、苗等地，控制了中土核心土地，也将这些地方的人口纳入中原文化圈。中华民族的雏形也就由此形成。
　　以上情节在《史记》当中也有记载。但几千年来仅是史料中提及炎黄战蚩尤一役，人们并没有挖掘到能证明这些部落战争的文物以供后人参详。直到1928年龙山文化的出土，人们才推测出炎黄大战蚩尤 的可能性。
　　这一年，考古学者相继在山东境内和河南、陕西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他们的共性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石器、骨器、陶器等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有部分粗陋的青铜器。故此，有人说这片龙山文化圈处于金石并用时代，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
　　龙山文化究竟与炎黄战蚩尤有何关系呢？根据史料记载和天文年代学考证，黄帝应该生活在公元前4400年至公元前4300年间。也就是说，炎黄大战蚩尤的时间也在这个范围内。炎黄在世时期比龙山文化时期早了1000多年。在通常情况下，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是不会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因为该时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更不可能出现炎黄合并九黎地区的事情。因为只有父系氏族社会，才有炎、黄、蚩尤这类男性部落首领存在。那么，究竟距今6000年以前，中国的原始人是否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了呢？这就要看龙山文化是否处于父系氏族时期。由于龙山文化与炎、黄文明的时间比较相近，地区也接近，只要肯定了龙山文化处于父系氏族时代，炎、黄战蚩尤一役存在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一般来说，区分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要看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的规模和结构。早期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男子狩猎，女子采集、种植，家庭生活的主要重担由女子承担。但是，随着农业开垦工作的繁重和畜牧业规模扩大，许多粗活由体力较好的男子承担，大型的手工业产品也基本由男性制造，男性逐渐成了家庭的领袖。参看龙山文化的农业、畜牧业规模和使用工具，人们可以完全确信它处于父系氏族社会。也就是说，炎、黄、蚩尤这类男性部落首领在距今6000年以前是很有可能存在的。为了获得更广阔的土地资源和农业资源，部落之间发生战争大有可能。
　　虽然到现在为止人们没有办法完全肯定炎、黄的存在，也无法改变蚩尤在远古传说中的魔怪形象，但三者的恩恩怨怨已经给了人们无限遐想的空间。
盘庚是否迁都到安阳殷&&&
　　随着19世纪最后一道晚霞的消逝、20世纪曙光的浮现，在河南安阳小屯村的附近，数量惊人的甲骨文、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等古老文物逐渐浮出“水面”，距今数千年的、中国最早可以确定具体位置的都城——殷，也显现出自己的“美貌”。
　　殷被认为是商王朝相继迁移五都的最后一个国都，陪伴商王朝走过了273个春秋，直至商的灰飞烟灭。相比存在将近500年的商王朝，殷占据其一半以上的时间，目睹了一个国家稳定之后的沧桑　变迁。因此，商王朝又被称为殷商。
　　君王死后，城市消泯，从此殷化为废墟，归于尘土。如果殷墟再推迟几百年出土，人们可能会认为，史书上所记载的商王盘庚迁都至殷不过是个传说而已。即便如此，仍有一些学者对盘庚迁都至殷的问题表示怀疑。
　　盘庚究竟是否迁都到安阳殷？表示肯定的学者是站在出土古文物的数量和质量上来确定的。且不说小屯村地下数以万计的刻镂文字龟甲和兽骨，也不说那些制作精巧的青铜器和兵器，单一个艺术水平高超的司母戊大方鼎，就令学者们不得不承认，一个普通的远古城市有这样高的制造水平，舍了殷为都，找不出第二个地方？
　　偌大的司母戊鼎，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轮廓方直，重达800多千克，自有不可动摇的气魄。除了鼎身四面的中央处无纹外，其余各处包括提手、脚柱，都刻有精美的云雷纹和各具形态的生 动纹饰，尤以饕餮刻纹为主。除此之外，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内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霸气十足。根据多方面的考证，司母戊鼎很可能是商王室的重器，因为其雕工和制造技术已经达到了商代青铜文化的巅峰，再无出其右者。
　　如果说司母戊鼎强化了人们对盘庚迁都至殷的说法，那么，随着考古挖掘工作的进行，一座座宫殿宗庙建筑遗址、一片片王陵墓地、星罗棋布的居住遗址、繁华的手工业作坊的相继出现，更使人们确信殷墟的前身是一个都城。
　　不过，盘庚是否迁都到殷，仍旧遭到怀疑。据《史记》记载，成汤帝于公元前1711年灭夏，建都于商丘南亳。成汤五世孙仲丁迁都到河南郑州，仲丁弟河澶甲迁都到今河南内黄东南，六世孙祖乙又迁都 至今河南温县东，八世孙南庚把都城迁到今天的山东曲阜，直到九世孙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也就是说，盘庚迁都是从黄河以北迁往黄河以南，到达成汤建都南亳之前的居所——商丘县北部的北亳。
　　说来说去，盘庚还是回到了原点，而并非迁都到安阳殷。不仅如此，《竹书纪年》中也有与《史记》不谋而合的记载，且书中将北亳称之为殷。很显然，史书上表明盘庚迁都不是去了现代我们所看到的殷墟，而是去了北亳之殷。原来，此殷非彼殷，是一个历史的文字误会，令殷墟被误以为是都城。
　　然而，谁又能解释安阳殷墟规模宏大的遗址和数量惊人的文物究竟是怎么回事？谁能解释为何就连商丘的遗址也不能与安阳相比呢？难道真如少数历史学者推测的那样，是成汤的十三世孙武乙迁到安阳小屯，才留下如此庞大的都城么？可是，数以万计的史料都这样显示，商王朝历经五次迁都，若是由武乙迁都安阳，岂非有了六次迁都之说了？
　　一个历史的谜题就这样难倒了世人，至今仍没有人拿出更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是盘庚迁都到殷。但不管怎样，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殷作为商王朝后半期经济水平的代表，其宏大的规模，可以让人深切地体会到3000多年前中土的繁华。
“指鹿为马”岂止辨忠奸&&&
　　赵高其人在历史上是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一是身世，二是生年，三是功过是非。此人精通律法，虽是宦人，却深得秦始皇的喜爱。可以说，秦王朝的建立，他也算有些功劳。然而，他又是一个可以将善恶、是非、忠奸、美丑颠倒的邪恶人物，秦国正是亡在他的手上。历史让这样一个平庸至极的人扮演了英雄般的人物，实在可笑至极。
　　颠倒人类的审美观念，是赵高远远超于其他人的地方。单是一个“指鹿为马”，就没有人能够做到。当时，秦二世胡亥年幼无知。因为他幼时一直依仗赵高，对于赵高的狼子野心毫无察觉。而赵高已经继李斯位列中丞，二世哪想到赵高竟然有簒政的打算。
　　为了辨识朝廷中谁对自己“忠”、谁对自己“奸”，赵高在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八月某日，于朝上叫人牵来一只鹿，对秦二世说：“陛下，我献给您一匹好马。”秦二世一看，这哪里是马，分明是一只鹿，便笑着说：“丞相搞错了，这是一只鹿，怎么说是马呢？”赵高笑着道：“请陛下看清楚，这分明是一匹千里马。”秦二世又看了看鹿，将信将疑地说：“马的头上怎么会长角呢？”赵高道： “陛下若是不信，可以问问诸位大臣。”
　　大臣们顿时色变，不知赵高又要做什么。明知他胡作非为，颠倒是非，却敢怒不敢言，一时间都低下头。有些正直的人坚持认为是鹿而不是马，还有一些赵高的党羽则顺着赵高也指鹿为马。此事过去才几天，那些正直的大臣便被赵高以各种名目治罪，甚至有满门抄斩者。
　　一段“指鹿为马”的风波，让赵高知道了哪些人依附自己、哪些人反对自己，但他的目的哪里是如此简单。隔日，赵高便派占卜者对胡亥说：“皇帝您连鹿马都不分了，肯定是祭祀没有好好斋戒，以致脑袋昏聩。”胡亥不疑他，遂去上林苑斋戒。但他毕竟年幼，耐不住寂寞，每日出去游玩打猎，一不小心射死一个路人。其实，这路人是赵高安排好的。赵高借着胡亥射杀活人的事情，对胡亥说：“皇上您无故杀了一个人，上天恐怕会怪罪，应该躲起来才是。”胡亥心中害怕，立刻躲到咸阳城外的望夷宫。望夷宫中所有侍候的人都是赵高的亲信，已经深陷牢笼的胡亥犹不自知，就这样浑浑噩噩地丢掉了性命。
　　胡亥一死，赵高就撤下了他的玉玺佩上，想要仗着自己也有着嬴姓赵氏的血统，准备登基为帝。但他名不正言不顺，又是个宦人，根本没有人服他。他的皇帝梦就这样破碎了，只好临时改变主意，将玉玺传给子婴。由于秦国实力已经大不如前，子婴只得取消帝号，复称秦王，随即便与贴身太监韩谈商定斩除赵高的计划，诛赵高于内宫，并夷其三族（父族、母族、妻族）。
　　不管赵高的结局如何，从他“指鹿为马”到布置种种计谋簒政，足见此人心思之缜密、办事之诡诈。若是他能真心辅佐秦室，不与李斯相争，认真教导胡亥，以他的能耐说不定能成为一代名臣。可是，赵高偏偏不甘寂寞，日夜盘算着要篡夺皇位。不知餍足成了他的死穴，注定他要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
何因导致汉代屡现外戚干政&&&
　　外戚又称“外家”、“戚畹”，乃帝王的母族、妻族一脉。若是外戚安分守己，作为帝王的亲戚，自能享尽荣华富贵。可惜，历数千年中华历史，偏偏是外戚的野心最为膨胀，甚至远远超过乱臣贼子，其干政乃至篡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叫帝王之家头痛不已。
　　发生外戚干政事件，尤以汉代为甚，确切地说是东汉。大多数史学家认为，东汉外戚干政颇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小皇帝多，一个是尚书台的设置。
　　幼帝登基，难以亲政，似乎是历史的惯例。当然，也不乏康熙皇帝这样的异类，因为他碰上了没有强烈野心的外戚，加之自身心性早熟，且拥有治世的莫大勇气。但东汉就不一样了。
　　东汉幼帝多，根子还在秦始皇那。嬴政确立皇位继承制之后，希望子孙统治万世，虽然秦国未能昌盛千年，但嫡系继承帝位的规矩却被汉代完全吸收。因此，一旦遭逢皇帝英年早逝，其子嗣不管多么年幼，都要继承皇位。虽然西汉时期的帝王大多中年以后亡故，但到了东汉却连续遭遇几代皇帝三十余岁驾崩的情况，其幼子继承皇位，后宫的势力便不可遏止地膨胀起来。
　　后宫女性不能直接干政，自然是通过扶持本家的势力来掌握政权。然而在汉代，外戚不只是有后宫势力可以依靠，他们还有一个突出的优势，便是大多为有功之臣。东汉的外戚，主要有“马、窦、邓、梁”四大家族。东汉明帝的马皇后，是功臣马援的女儿；章帝的窦皇后，是功臣窦融的曾孙女；和帝的邓皇后，是功臣邓禹的孙女；顺帝的梁皇后，是功臣梁统的后代。四大家族既是功臣又是外戚，封地广大，势力雄厚，真如豪强慢慢地蚕食东汉的江山。
　　皇帝年幼只是外戚干政的原因之一，另有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光武帝刘秀遗留的历史问题——尚书台的设立。光武帝刘秀在南方建立政权之后，为了稳固皇权，遏制相权，虽然保留了过去的宰相“三公” 之职，即司徒（丞相）、太尉、司空（御史大夫），却将三公的实权抽走，徒留地位和俸禄，而设置名为“台阁”的尚书台掌握实权，由自己直接指挥。
　　最早的尚书是相对外部朝廷的内部朝阁，由皇帝统管，相当于机要秘书的工作单位，为下级官吏。汉武帝刘彻在位时期，尚书被私下称为“内朝”，与三公九卿的“外朝”相对应，没有什么实质的执政权。但是，光武帝却将尚书机构的地位抬高至超过“外朝”的地步。虽然尚书台内的官员品阶不高，但比“外朝”中人更有权力。很快，这样的弊端就凸现出来。一旦皇帝早逝，幼帝登基，便无力掌控尚书台。自然，掌管尚书台的“重任”就落到后宫、外戚的手里。
　　光武帝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做法，就这样令东汉江山一点点落入他人手中。而外戚专权的直接后果，便是宦官权力的膨胀。因为幼帝唯有后宫宦官近侍可以依靠，长大后宦官帮助皇帝夺回皇权有功，受到土地、俸禄上的巨额封赏，势力便迅速扩大，甚至超过外戚。东汉末年的“十常侍之乱”，便是由此引起。
　　在以后的朝代当中，虽有外戚干政现象，但与东汉相比，实在是望尘莫及。
为什么中原王朝热衷于和亲&&&
　　恩格斯在谈到中世纪封建主之间的联姻现象时，曾直言不讳地说：“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借一种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愿。”伟大思想家如此精辟的结论，将几千年来世界各国古代和亲政策的实质道了个通透。
　　和亲，名义上是停止民族、国家战争，彼此捐弃仇怨、和平共处的外交手段。外表看似有着爱情韵味，实则是军事、政治妥协的策略。和亲双方的决策人心中藏的都是叫对方“为我所用”的算计，而牺牲品就是那些没有话语权的女性。
　　纵观中国历史，早在周襄王（公元前651—前619年）时期，王欲讨伐郑，怕自己实力不足，遂娶狄女为王后，联合戎狄兵力共同讨伐郑地，继而双方各自得到土地和财富。这是中国史料上可见的最早的和亲事件，很显然，如此和亲不过是双方利益的需要。此后，无论是汉唐还是宋明清，为了缓和边境紧张的民族关系，和亲成了惯用的手段。也正因为如此，“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的情景，便常浮现于茫茫荒野、枯山之间，化做诗人的凄美感叹。后人对此想象无限，却如何能体味个中“梧桐秋雨”的悲凉？
　　今日我们所熟知的和亲，并不是为政者突发奇想的政策。它受到帝王青睐，实则是有历史根源的。试想，当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足以轻松抵御外来入侵时，便会采取软化敌人的政策：一则以钱财诱惑对方，只要彼此和平相处，我方会奉上足够的金银珠宝；二则以和亲来表示尊敬、友好，我方嫁个公主、郡主过去，双方就成了亲戚，看在亲戚的份上，也应和和气气。一旦双方达成共识，还可以携起手来打击共同的敌人。
　　中国数千年更替十数王朝，多居于风水宝地的中原。周边少数民族钦羡不已，都想到聚宝盆般的中原掳上一二。一旦中原王朝稍显弱势，便会采取和亲政策，例如汉代，和亲的目的无非是求得周边的安稳。不过，和亲不仅仅是中原王朝的自保手段，在唐朝，它还是“以夷制夷”的手段，也是彰显国威的策略。
　　唐朝初期，与突厥的和亲，表面上看，突厥人受到优待，实际上是唐朝用以软来同化突厥，令其再无反抗之心。再者，有了突厥的支持，一些漠北、漠西的少数民族就不敢再轻举妄动，唐王朝也省去很多力气去应付外患。在当时，有许多弱小的少数民族还主动到唐室请求赐婚，愿做汉家的女婿以壮声威。
　　其实，总结和亲政策仍旧是一句话，攀亲双方无非是希望对方“为我所用”。一旦这种手段失去价值，和亲成不能带来和平于是便诉诸武力，用战争解决问题。不过，我们不能否定和亲政策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在不同时期，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免受战争之苦。
顾命大臣表面风光却是玩命活&&&
　　所谓顾命大臣，就是皇帝在临终之前，亲自挑选任命的辅佐不能亲政的小皇帝的臣子。这些人通常都是德高望重、出类拔萃、忠心耿耿的重臣。古代被挑选为顾命大臣的官员，领着先皇的遗命，代替小皇帝打理朝政，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虽不是皇帝，但同样一言九鼎，甚至可以决定是否废除幼主。不过，凡事有利自有弊，顾命大臣的无限风光背后往往也伴随着巨大的危险。
　　以南朝宋武帝刘裕临终前托付的顾命大臣为例。刘裕在临终前，任徐羡之、谢晦、傅亮等人为顾命大臣，嘱托他们辅佐少帝义符。刚开始的两年里，少帝年幼，几位顾命大臣可以对他进行教育指导，可以代为治理朝政。可是，随着少帝逐渐长大，几位顾命大臣对他的影响越来越校于是，几人联合废了少帝义符。随后，立宋武帝第三个儿子义隆为帝，是为宋文帝。第二年，这几位顾命大臣奉表归政，文帝亲政。第三年，亲政后的文帝就先后诛杀了这几位顾命大臣。
　　顾命大臣为什么要废掉先帝所立的皇帝，去立一个新的皇帝？为什么被立的皇帝最终却又将把自己扶正的顾命大臣赶尽杀绝？像南朝这样的例子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这其中有多层原因。
　　首先，顾命大臣本为先帝选出的忠心为国的大臣，多德高望重，为人耿直。由于古代封建思想的灌输，多数幼帝在小的时候因为是太子，很少有人敢管教他们。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他们无法无天的品性。小的时候不参政，这样的品性不会影响到国家的利益。但随着年龄增长，顽劣的品性自然会影响到国家的治理。顾命大臣这时候出于对国家安危的考虑，就会废旧立新。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些顾命大臣习惯了高高在上的地位后，当小皇帝长大要亲政时便不想让出手中大权，于是就设计陷害幼帝，再重新立一位年龄小的傀儡皇帝，使自己得以继续把持朝政。
　　可是，为什么被顾命大臣们立的新皇帝往往会反过来杀掉他们呢？第一，新立的皇帝虽然很感谢顾命大臣给了他们当一朝天子的机会，但前面一个皇帝被废或被杀对新帝心理的影响是很大的。新帝为了防止顾命大臣以同样的手段对付自己，就先下手为强，杀了这些权臣，一来可以替曾经受制于顾命大臣的臣子出口气以笼络人心，二来可以杀鸡儆猴，树立威信，可以说是一箭双雕。
　　所以，千百年来的顾命大臣虽然表面上看来风光无限，但背地里要承担的风险更大，这一点是很多人都看不到的。一句“既涉太行险，斯路信难陟”就贴切地概括了顾命大臣的命运，是悲惨还是风光，只有他们自己才清楚。
宦官干政是偶然还是必然&&&
　　太监，又叫宦官、内臣，是封建社会一种悲哀的现象。我们现在很多人提及太监，或是看到的电视剧里的太监，很少有正面的形象，他们要么不男不女、阴阳怪气，要么胆小怕事、左右逢源，还有的就是阴险狡诈、作恶多端。但是，历史上却有一些成大事的太监，如郑和、蔡伦这些人对后世的贡献是无可替代的。
　　回顾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帝制时代，太监的数量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即使在明代这个太监数量最多的时期，也不到十万。但是，这些宦官们的能量却是不容忽视的。纵观历史，从汉代开始的十常侍，到清朝末年老佛爷手下的安公公、小李子，唯有宋代没有太监乱政，其余大多数的朝代都出现过太监干政、祸国的事件。这些都是碰巧发生的吗？还是其中有什么原因？
　　先说宋代为什么没有出现宦官乱政的局面。纵观整个宋朝社会，没有能完全掌有大权的文官或者武官。宋代的以文率武的政策，致使武官不握兵权，而文官多为士大夫出身，以忠君报国为己任，野心家少之又少。再者，文官的朝政意见一旦相左，很快会形成各自的集团，互相争斗，由此导致从中央到地方的文官各自为政同时又相互制约。所以，皇帝不用费心去培养一个亲信或者说是一个专用的奴才去替自己处理分化文臣武将的事情。宦官与朝政不相接触，也就减少了宦官乱政的机会。
　　那么，其他朝代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太监乱政的局面，是不是其政府结构与宋代截然相反呢？事实上，的确是这样的。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郡县制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从文官到武将，各个官员手中都握有大大小小的权力，所有官员虽然都服务于一个君主，但官员们在利益面前都会打起自己的小算盘。所谓山高皇帝远，皇上高高在上，不是每一个官员他都可以看得见。久而久之，就会有人做出反举。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皇上总会把大权交给自家的亲属或是身边的亲信。这是重用宦官的根本原因。
　　还有一个间接的原因使得宦官的权力越来越大，那就是有些事情皇帝可以交给自己住的大臣们去做，有些事情则不然。例如，暗中监视某个要臣。这些没有办法做在明面上的事情，就要靠皇帝身边的亲信去做。宦官为皇帝做过越多此类的事情，皇帝自会越重用他。久而久之，当宦官不想再受控于人，想要独揽大权的时候，就会出现干政的局面。
　　另外，太监因为没有子女，皇帝通常不会有宦官篡权之虞，所以才对他们放松了警惕。再加上平日里宦官经常讨好皇帝，说些贴心的话，又照顾皇帝的起居，自然容易得到皇帝的信赖，继而有机可乘，干涉朝政。
　　所以说，史上的宦官干政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是封建社会腐朽政治的产物。
为何帝王常玩“狡兔死，走狗烹”的游戏&&&
　　许多读史的人均对帝王“卸磨杀驴”的做法万分鄙视，或者人们便以“功高盖主”的理由嘲笑那些权臣不识时务。尽管许多帝王明知道做“狡兔死，走狗烹”的事情会留下千古骂名，却依然为之，究竟为何呢？其实，可以总结出三点因由。
　　其一，臣子功高盖主，帝王胆战心惊。这一点用来解释刘邦对付韩信，便是再好不过。刘邦立国前后，张良、萧何、韩信毋庸置疑是最有功劳的人。若论智谋，张良、萧何自然无人可及。若论军功，韩信当遥遥领先。大汉建立伊始，刘邦便封韩信为楚王，赐其县邑，任其手握重兵。如果韩信聪明一点，出行时不搞太大的排场，平时作风不要太招摇，也不会被有心人在刘邦面前说坏话，招来刘邦的猜忌。但他偏不知趣，于是，刘邦假借出行巡狩的机会，暗中将陪同的韩信软禁起来。倘若此时韩信能安守本分当个淮阴侯，说不定可得善终。可韩信毕竟是韩信，自然无法如张良那般聪明地隐退，终于还是耐不住寂寞，联合巨鹿郡郡守陈豨造反，被吕后识破阴谋，诱而击杀。
　　回过头来再看，还是淮阴侯的谋士蒯通临死前对“主子”的评价最中肯：“昔日楚汉之命皆悬于彼，彼却毫无反心。今天下已集，且无权无兵，彼竟心生反意，而勾结陈豨，欲谋不轨，韩信真乃一愚人 哉！”有机会作为时不作为，该安守本分时不本分，韩信死就死在自己的愚蠢上，无怪乎刘邦会轻松地将他“烹煮”了。
　　上演“走狗烹”游戏的第二个原因，便是功臣盲目自大，皇帝不得不弃之。因这类原因不得好下场的臣子有很多，唐代的尉迟敬德就是其中之一。幸运的是他遇上了宽宏大量的君主李世民，才不至于落得悲惨的结局。尉迟敬德在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就忠心追随，几次救了李世民的性命。在玄武门之变时，尉迟敬德也是最支持李世民的人。所以，在李世民登基之后，以军功“敬德与长孙无忌为第一 ”的理由，封尉迟敬德为右一府统军，有封地和军权。
　　尉迟敬德一介武夫，性格耿直，颇有些蛮横。因成了大功臣，一时间不可一世，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　别人碍于李世民的原因不敢得罪他，但李世民看在眼里，却心中有数。杀尉迟敬德的事情，李世民自认做不到，他也不想如刘邦对付韩信那样，这并不是明主的行为，便故意在尉迟敬德面前讲了韩信的故事。尉迟敬德又不是蠢人，当然明白李世民的意思，暗暗冒了冷汗。从此之后，他再也不敢胡作非为，而是去追求黄老之道，以避开朝廷的锋芒。
　　从某一方面来说，尉迟敬德比韩信聪明，而李世民又比刘邦英明，所以避免了血溅朝廷事件的发生。但是，此等好事并没有给后人一个很好的榜样，反而“走狗烹”的事件发生得更多，犹以明代初年为甚。如果说韩信“死有余辜”，尉迟敬德“自找麻烦”，那么，如明朝胡惟庸、刘基这类名臣，死得可是太冤枉了。当无辜臣子遇上凶残多疑的帝王，第三类“走狗烹”游戏就会堂而皇之地上演。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开国皇帝甚至是所有帝王当中最多疑、最好杀人者之一。他在位期间，几乎所有助他建立大明朝的臣子都被尽数除去，少数因为英年早逝而避免了冤死。就连一向温文尔雅、熟谙进退的刘基，也被朱元璋冷落，最后病死榻上。
　　千百年来，帝王无情已经是司空见惯之事，但多少臣子未能参透“伴君如伴虎”的规律，只好沦为刀下亡魂。在帝王眼里，天下之大，率土之滨，皆是王土，任你有再高的功劳，都不能忘了这规矩。范蠡在2000多年前就说出一番良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时人自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才是存活之道。一旦不能与帝王相与，功成身退正是最好的选择。　遍览中国封建王朝历史，或许真正懂得权衡之道的人，应该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一班臣子石守信等人。乖乖交出兵权，无论何时何地都悄然无声，所以才能过一个富足的余生。
“秦晋之好”不过是阴谋乱伦的政治笑话&&&
　　在过去的小说当中，时常团结“秦晋之好”一词来形容两户人家结亲。“秦晋之好”看似备显亲密，其实不过是政治婚姻的幌子。政治婚姻是建立在互相利用的基础上，其中很难排除阴谋的成分。而“ 秦晋之好”这一典故的来源，更是充满龌龊的算计。
　　春秋时期，秦晋两国间的相互嫁娶已成惯例。秦穆公刚刚登基为王，有睥睨天下的野心。当时，晋国占据中原宝地，乃大国之一。所以，穆公向献公求亲，娶了献公与齐姜的女儿伯姬。
　　晋献公老来昏庸，被美色所迷，为了讨好自己的年轻妃子，要立最小的儿子卓子为王，竟然杀了太子申生。献公的另外两个儿子夷吾和重耳见状心寒，生怕下一个死的就是自己，均逃往别国避难。而夷吾直接投奔姐姐伯姬，得到姐夫秦穆公的庇护。
　　晋献公死后，夷吾联合里克、邳郑等臣子将九岁新君卓子摔死在宫中，派人通知重耳回国。但重耳鄙夷夷吾的狠毒手段，拒绝了回国的邀请。不过，夷吾想要回国称王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只好请求秦穆公出兵助己回国继位，答应事成之后送穆公秦河西五个城池。穆公为了得到地盘，便命大将公孙枝率三百兵车，送夷吾回晋国继承了王位，是为晋惠公。
　　哪知道夷吾成了晋惠公之后不守信用，不履行之前送秦穆公五城的诺言。秦穆公恼羞成怒，决定与晋国断绝往来。不久，晋国突然遭逢旱灾，颗粒无收，难民四起，晋惠公没办法，只好厚着脸皮再次找秦穆公这个姐夫帮忙。秦穆公考虑到晋国对自己还有用处，便借粮给晋国。不料，第二年秦国大旱，晋惠公不但不帮忙，反过来讽刺秦国。
　　秦穆公一看晋惠公简直欺人太甚，遂令闻名遐迩的宰相百里奚率兵攻打晋国，将督战的晋惠公俘虏过来。伯姬见弟弟被俘，生怕秦穆公杀了他。于是，“一哭二闹三上吊”，终于令秦穆公改变初衷，迫使晋惠公割地求饶。晋惠公灰头土脸地将土地献上，还把儿子公子圉送到秦国做人质，这才使两国的关系修好。
　　公子圉在秦穆公眼里，就是另外一个可以利用的夷吾。于是，穆公便将女儿怀赢嫁给公子圉，让外甥成了自己的女婿。几年之后，晋惠公病了。公子圉怕父亲将国君的位子传给别人，扔下怀赢逃回晋国，果然坐上了王位。没想到，公子圉也是个忘恩负义之人，竟然定下国策，与秦国老死不相往来，妻子也不要了。秦穆公一看这个女婿是个不义之徒，决定要帮重耳重夺晋国国君的皇位，遂把怀赢再次嫁给重耳。论关系，重耳本是秦穆公的大舅子，但如今又成了秦穆公的女婿。怀赢一女嫁二夫，从前夫的妻子变成了前夫的叔母，这其中的关系可谓乱套。
　　在秦穆公的帮助下，重耳赶走公子圉成为晋国国君，是为晋文公。但谁也料不到，秦穆公扶持三代晋国国君，都遭到背叛。晋文公拒绝与秦国往来之后，发愤图强，竟一举称霸，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而秦穆公直到晋文公死后才借机打败中原霸主晋国，最终修得正果，称霸一方。
　　一段称霸的历程，充满可笑的婚姻关系。两国统治集团之间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互相利用，结成亲家，而亲家之间也不免钩心斗角，争夺霸权，兵戎相见。似乎“秦晋之好”这段“佳话”更适合用“ 秦晋之争”来代替。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阴谋&&&
　　汉武帝在位时，有两个人是他思想上的玩伴，一个是东方朔，一个是董仲舒。前者为武帝调剂平时的生活，依靠一张绝世辩嘴常弄得武帝哭笑不得。后者则是凭借一套强有力的儒家大一统理论，满足了汉武帝一统天下的野心。于是，武帝掀起了一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风潮，也由此奠定了儒家思想统治中国2000年之久的基矗
　　“独尊儒术”在汉以前是行不通的，因为周分天下，礼学崩溃，百家学说兴起，阴阳、儒、墨、名、法、道等诸家学说各有市场，特别是法家和道家，越到战国末年越是蓬勃。汉初时，高祖刘邦为了恢复农业生产让百姓休养生息，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自然思想上遵循的便是黄老学说。这种政治、经济、思想政策一直持续到武帝登基。但随着国家生产力的提高，这一政策已经无法满足中央集权的需要，必须要有一个宣传一统观念的理论去潜移默化影响世人。就在这时，董仲舒出现了。
　　董仲舒虽为一介书生，但却从汉武帝甄选人才的考场上脱颖而出，他凭借的就是如下的这套理论。他说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只有尊孔子之术，勿使其他道学并进，才可一统。董仲舒的这一番言论就是让武帝尊儒术一道，确保思想上的统一，以利于政治上的统治。
　　这番言论深受武帝的推崇。在武帝看来，秦王朝独尊法家学术，虽然严厉有效，却不适合汉朝应用，而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他面临的形势相适应。就这样，儒家思想取代道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一跃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然而，汉武帝所尊儒术，就是真正的儒术吗？孔子在确立儒家思想时，本是反对绝对君权的，但董仲舒等儒生的理论却是为绝对君权服务，他们将“天命”、“尊卑之制”、“贵贱之差”、“三纲五行 ”这类观点加入儒家思想，将变形的儒学送给统治者，统治者则顺理成章地利用其为自己服务。与此同时，武帝虽然没有采纳法家学术观点治国，但其实行使的严刑苛政无一不是遵循法家原则。
　　汉武帝到了晚年昏聩至极，将儒、法抛诸脑后，一心钻研黄老之术。他笃信方士、巫术，曾一度打算乘舟过海去寻神仙，还到全国各地遍访高人，寻求长生不老药。他在宫中铸造了一个巨型铜像，高二十丈，用手托盘承接晨露，再用露水调配药物每天饮用，以求延年益寿。
　　皇帝发疯，臣子、妃嫔也跟着荒唐。据说，迷信巫术在当时已形成一种时尚潮流，街市上、皇宫里，到处聚集着方士和神巫。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对此追捧之至，社会各界广泛拥护。后宫女巫横行，向寂寞的嫔妃传授排斥他人的驭夫秘诀。在宫里，纸人、草人、木偶、铜像藏在各个角落。据说，用这些东西诅咒人，可以使被诅咒者神志不清，癫狂失控，不明不白地死去。不管巫蛊之术是否为真，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时的汉武帝已经完全不顾儒学教义，一门心思带领全国走向求仙问道的道路。
　　由此可见，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过是皇帝玩的一场政治游戏。　表面上道貌岸然地安抚天下，实则暗中以专制权术操控、愚弄世人。汉武帝是如此，以后的帝王也是如此。
西汉巫蛊连环案之谜&&&
　　西汉巫蛊连环案，诱因是汉武帝沉迷于黄老巫蛊之术，引发嫔妃之间的斗争，但牵涉进来的却不仅仅是后宫，而是整个朝廷，并最终引发了“太子谋反”的惊天大冤案，导致汉武帝晚年妻离子散、众叛亲离，在悔恨与哀痛中死去。
　　作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汉武帝大半生所行功德可抵黩武之过。然而，一个小小的巫蛊之术，却令武帝千古功名毁于一旦。难道巫蛊之术竟可怕如斯吗？其实，真正可怕的应当是人心才对。
　　巫蛊连环案的事情起源于汉武帝的一场幻觉。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三月赵敬肃王刘彭祖去世，夏季又逢大旱，宫外尚未安定下来，宫内就出现嫔妃以巫蛊互相攻击的事件。　本来，嫔妃用厌胜之术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当时，武帝也未放在心上。哪知道嫔妃们的斗争愈演愈烈，最后变成泼妇骂街，互相诬陷对方用巫术诅咒皇上。汉武帝见状心烦得很，一怒之下就处死了大量宫人和一些外戚臣子。但他总是梦见有人在用木人诅咒他，一时间寝食难安。有一天，他正坐在建章宫内养神，仿佛看到有一个男子带剑走进中龙华门，本来应该重兵把守的中龙华门却无人出来阻止。
　　汉武帝认定那男子是来刺杀自己的，于是大声叫喊。哪知道，男子扔下剑隐遁而去。吓出一身冷汗的汉武帝大叫侍卫护驾，并派人在皇宫内翻查，却一无所获。其实，武帝一生杀人众多，很可能因为心中有鬼，产生了有人欲找自己报仇的幻觉。但彻查的结果让他非常失望和生气，不但没有找到刺客，反而在后宫翻出大量的木偶和咒符。武帝认为是有人用巫术制造神魔来刺杀自己，此事不查不行。于是，“巫蛊案”就这样掀开帷幕。
　　君主身边最不乏的就是小人，“巫蛊案”本来可以很快地过去，有人却诬告当朝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施用巫蛊之术诅咒皇帝。公孙贺的夫人君孺是皇后卫子夫的姐姐，汉武帝与公孙贺关系素来亲密，公孙敬声也因父亲的关系担任太仆一职，负责掌管皇帝的舆马和马政。可是，偏偏公孙敬声不争气，骄奢淫逸，贪财好色，收受贿赂，结果被关了起来。于是公孙贺抓了到处劫富济贫的阳陵侠客朱安世，想要借此立功，帮儿子将功赎罪。
　　朱安世自然不能坐以待毙，就托人上书汉武帝，称公孙敬声和武帝的女儿阳石公主私通，并派遣巫师在天子所驰的马路上埋木偶人诅咒天子。天子马路本来就是公孙敬声的管辖范围，朱安世这一告发有理有据，汉武帝立刻相信此事，就逮捕了公孙贺一家，交给当时著名的酷吏杜周查办。杜周公报私仇，不但杀了公孙贺父子，还将阳石公主和与本案没有什么关系的诸邑公主一起杀了，只因诸邑公主与卫子夫弟弟卫青之子卫伉是表亲，而卫伉与杜周结了怨。
　　虽然死了一群人，但汉武帝还是认为有人想要害自己，便将“巫蛊案”交给宠臣江充查办。江充是个靠裙带关系和故意装出来的“公正无私”而取信于武帝的人。巫蛊案由他来办武帝相当放心，没想到江充却将个人恩怨融入查案当中。此时，他最想扳倒的人就是太子刘据。之前两人曾有过恩怨，江充曾经抓了刘据的亲信，刘据向江充百般求情，江充却一意孤行，结果得罪了刘据。其实，刘据对此事早已忘到脑后，他也并不是记仇的人。但江充的小人之心却不这样认为，只想着借巫蛊案诬陷太子和皇后卫子夫。不过，汉武帝对刘据疼爱至极，江充几次搞鬼都没有成功，倒是刘据看出江充的歹心，一怒之下发动政变，杀了江充一干人等。
　　已经深居简出、在长安城外甘泉宫养生的汉武帝不明事由，只知道太子杀了自己的近臣。恰在此时，有人在武帝耳边不断吹风，说太子想要谋反。一开始，武帝并不相信，便派了侍从去长安城探听情况。侍从到城外转了一圈，发现守备森严，没敢进城，转身便跑回甘泉宫禀告武帝，太子的的确确是造反了。或许是刘据倒霉，也可以说是汉武帝昏聩，他就这样听信小人之言，相信自己的儿子有谋反之心。于是，他敕令丞相刘屈牦：立即发兵出击，对造反者一律杀无赦。刘屈牦本来无心害太子，无奈天子之命不能违抗，便派兵攻打长安城。
　　刘据根本没有造反之心，哪里有重兵抵抗宰相的军队，只得发动百姓死守长安。但百姓知道“太子造反”之事大逆不道，刘据大失人心，最后兵败如山倒，逃离了长安。没过多久他便被找到，此时刘据已自缢而死，其母卫子夫在他之前已上吊自荆
　　一年以后，汉武帝才查清楚，原来是奸臣搞鬼，害死了皇后和太子。此时除了为太子平反、追封之外，再没有什么能够挽回。
　　小小的一桩巫蛊案，在皇帝的疑神疑鬼和小人的借题发挥下，在汉王朝宫廷内外掀起了长达数年的血雨腥风。到头来却发现是误会一场，也没有任何人对此承担责任。
曹操缘何对文人既笼络又打压&&&
　　东汉末年的文士祢衡是一个狂傲之人，虽有几分才学，但性格极端，平素最喜好讽刺别人，动不动就开口骂人，因而得罪了不少人。这其中，就包括素来以“爱才任贤”著称的曹操。曹操善笼络人心的手段早已闻名，他手下的文臣武将，多数是在他“甜言蜜语的交心”中被笼络而来，祢衡却不是，后者完全是由孔融的推荐，才走到曹操的面前。
　　时值曹操与袁绍争夺北方各地，孔融给曹操出主意，欲与袁绍争锋，必须扫除南方的障碍，也就是刘表、张绣和孙策，手段则是招安。曹操本想让孔融去办招安的事情，但孔融推荐了他的朋友祢衡。曹操素来爱才，也知道祢衡有些能耐，于是召见祢衡。谁知道祢衡一见曹操，将曹操和其手下的能臣批评了一通。曹操一向对天下人摆出爱才的面孔，自然不能为此恼怒而杀了祢衡，招来恶名声，就用了一招“借刀杀人”法，将祢衡送到刘表那里。据说，后来祢衡因为刁嘴惹火，先后得罪刘表和江夏的黄祖，最终被黄祖一刀劈成两半。
　　祢衡的死虽不是曹操所为，却与曹操大有关系。而像祢衡这类有些狂妾的文人到了曹操身边，几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杨修就是典型的一例。曹操明知道此人聪明异常，对自己大有用处。但因为杨修常常自作聪明，又搅和到曹丕、曹植之争当中，最终被曹操除去。再如像孔融这类比较耿直的人，在曹操面前直言敢谏，曹操虽然欢喜，但也因与自己的利益有冲突，不得不除掉孔融。
　　爱才的曹操，为什么要杀掉这些他千辛万苦笼络来的文人呢？说白了，也就是政治立场的问题。一直以来，曹操都会广泛地吸收和笼络文人名士，不管对方对他如何，他都不遗余力地讨好对方，尽可能纳入自己的羽翼之下，这是曹操的用人策略。例如，陈琳曾写了一篇文章将曹操骂得狗血淋头，甚至牵涉到曹操的祖宗。可是，曹操依然因为爱怜其才情而重用他，还时常与陈琳进行文学交流。
　　这样的曹操，并不像屠杀文人的暴徒。我们要看到，曹操所杀之人，不是那些人政见上与曹操相左，动摇了曹操控制刘氏的基础，便是参与到曹操的家业斗争当中。　比如崔琰，此人阳奉阴违，表面上在曹操手底下做事，但却有反意，对曹操甚为不满，不但诋毁曹操，还指责曹操有颠覆汉室的野心。曹操之心如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崔琰却不知好歹将此事挑了起来，触了曹操的逆鳞，曹操如何能饶他。所以说，崔琰“死有余辜”。
　　作为一名文武双全的人，曹操深知“唯才是举”、重用知识分子是非常重要的，况且他喜好文学，也是文化上的名人，对文人的喜爱更是发自内心。但作为一个野心十足的统治者，曹操要实现“以曹代刘”的计划，就必须以“铁血政策”对待那些违背他意志且不识时务的文人。这就叫杀一儆百，以正视听。
玄武门之变的真相&&&
　　公元626年7月2日的清晨，在刚刚建国九年的李唐王朝皇宫的玄武门外，一场腥风血雨即将来临。
　　太子李建成和四皇子齐王李元吉正准备从长安城北门玄武门进宫朝见高祖李渊，二皇子秦王李世民带领人马赶来，射死李建成，杀死李元吉，并诛杀两家老小，进而带兵进宫朝见李渊说二人谋反。李渊随即下诏改李世民为太子。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玄武门之变”。这场兄弟相戕的惨剧，牵连人命高达数百人，甚至动摇了唐朝在河北的统治。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这一血腥事实的真相却一直扑朔迷离，学者们也一直争论不休，众说纷纾总结学者们的观点，大概有三种主流说法。
　　一是自卫之说。秦王李世民是被逼无奈，不得已才先发制人，发动政变。史书记载，李世民在灭隋兴唐的大业中劳苦功高，显露出雄才伟略。作为太子的李建成不可能感觉不到李世民咄咄逼人的威胁，面对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皇位可能失去的危险，李建成当然不甘心。于是，一场你死我活、手足相戕的争夺皇位的政治斗争爆发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一直暗中蓄意谋害李世民。就在玄武门之变前不久，李世民到李元吉家喝酒，才喝几杯酒便腹痛不止，回府之后“吐血数升”，差点死去。而李建成和李元吉此次进宫，也正是为了向李渊参劾李世民。李世民为了自卫，被迫先发制人，不得已发动政变。其实，玄武门之变是迟早的事情。若不是李世民先下手，躺在血泊中的就是他了。
　　二是预谋的杀兄篡位之说。李世民主动发难是蓄谋已久的，并不像史料中记载的那样，是一个可怜巴巴的受迫害者。在李渊诸子中，李建成是长子，按照嫡长子继承皇位的传统，当然应该他为嗣君。高祖即位之初，也是立李建成为太子。李建成既然被立为太子，如果不发生意外，便可以顺利继承皇位。然而，在太原起兵以后，在统一全国的一系列战争中，李世民的功业远远超过李建成，且李世民本人又气度不凡，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他不甘心，也不满足于仅仅当一个秦王，一心想登上权力的顶峰。李世民被封为天策上将之后，就自立天策府，广招天下谋士，讨论国家事务。其权威已可以和太子、皇帝相抗衡。李世民手握重兵，并且有一批甘愿为他出生入死的亲兵勇将。而李渊也曾对其许诺，若一朝得天下，必封其为太子。但事实上却是将李建成立为继位者，可见他对李世民并不信任。因此，李世民怀恨在心，想自立为帝，遂发动玄武门之变，进而逼迫李渊退位当太上皇，自己君临天下。《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就说李建成能有“泰伯之贤”，李世民能有“子臧之节”，互相礼让， “则乱何自而生矣”。对于后来的玄武门之变，司马光也遗憾地表示：“贻讥千古，惜哉！”
　　三是李渊的暗中相助之说。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认为，高祖李渊“处此难矣，非直难也，诚无以处之，智者不能为之辩，勇者不能为之决也”。他认为李世民的篡位之心，得到了李渊的默许和暗中支持。李建成和李世民虽才识俱备，但太子建成却贪图酒色，性格又有些懦弱寡断，不如李世民坚忍果断，李渊早有意传位于李世民。但是，李建成是长子，按照封建观念，废长立幼是不合礼制的，又加之李建成早已培植了一批亲信势力。如果改立太子，必定会激起兵变，到时候天下大乱。所以，为改立太子，李渊策划了这场玄武门之变。李渊其实一直很小心地保护着李世民，如先封他为天策上将，给他巨大的优势，后又派他出征突厥以控制兵权，还准备将富饶的洛阳赐予他做封地。李建成和李元吉几次怂恿李渊杀了李世民，都被拒绝。这些都为李渊的暗中相助提供了佐证。
　　这些说法各有道理，很难判断谁是谁非。到底真正的历史是什么样的，还是让后人自己判断吧。
李世民为何向突厥称臣十二年&&&
　　突厥是中国古代的民族，先世源出于丁零、铁勒。南北朝时铁勒原住在叶尼塞河上游，后南迁高昌的北山（今新疆博格达山），突厥人也在此安家，从此屡屡进犯中原。隋朝未统一中土时，北方多次遭到突厥的进犯。
　　隋灭陈完成南北统一后，与突厥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隋利用军事和政治手段开始全力打击突厥。而突厥汗国也因为内部不和而分裂成东突厥和西突厥。突厥的分裂，使其丧失了攻占中土的良机，而隋帝也利用这层关系而牢牢控制了突厥势力。
　　但是，自从隋二世杨广登基之后，大隋国力渐渐衰微，群雄并起，竟有多数人攀附北方突厥，其中包括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等人，就连在晋阳（太原）起事的李渊、李世民父子也曾臣服突厥。根据《旧唐书》记载，在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时，突厥军队趁机袭击晋阳，大肆掠夺，令李氏父子领教了突厥的实力。为了保证能在太原立足，李氏父子决定忍辱负重，先依仗突厥，年年朝贡割地，与突厥可汗修好。
　　之后，李氏父子的势力逐渐壮大，俨然有一统北方的趋势。此时，突厥人的胃口越来越大，常以各种借口要求李家增加朝贡。李渊天性保守，在军事上并非激进之人，一直隐忍。但到了大唐统一天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而登基之后，依然对突厥表示臣服，这就叫人难以理解了。凭借李唐的军事实力，足可与突厥分庭抗礼，为什么李世民却要低头呢？这一切还要从“渭水之盟”说起。
　　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刚刚即位，东突厥的颉利、突利二可汗便率兵十余万人直逼长安。在此之前，二可汗就率15万兵马攻占并州（今山西全境和河北、内蒙古部分地区），大肆劫掠，而这一次则是 出动十余万兵马，在距长安城仅40里的渭水之北驻扎军队，威慑长安城。此事致使长安人心大动，朝野惊慌。太宗李世民与二可汗直接冲突必然要遭受重击，便采用缓兵之计，以大批金帛财物贿赂二可汗，并与突厥结盟，表示臣服。“渭水之盟”签订之后，突厥果然撤兵。其实，若是突厥不依不饶，就此南下，中国的历史很可能就此改变。但突厥人短浅的目光使他们最后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自受到“渭水之盟”的屈辱，李世民一直隐忍不发，没有做任何反抗突厥的事情，而是加紧训练兵士，增强军事实力。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分析当时的形势，作好充分军事准备后，决定永绝突厥 祸患。他派出李靖率领唐军主动攻打突厥，后来大败突厥军，活捉颉利可汗。突厥大势已去，只好向唐室臣服。此后，李世民清扫北方诸国，令北方诸国俯首称臣。
　　欲取之，先予之。大唐天子李世民将这一兵法之道运用得神乎其神。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出色的皇帝之一，李世民凭借其文治武功创造出中土几十年安稳繁荣的盛世奇景。
唐代楼市崩盘，为何国家不救&&&
　　在我国历史上鼎盛的唐朝时期，楼市就曾出现了崩盘。按现在的收入算，唐朝的房子就曾经从几百、上千元1平方米，跌至几十元1平方米。而此时，唐朝政府却没采取任何措施救“楼市”。
　　唐宣宗大中十年，敦煌居民沈都和因为急等钱用，卖掉自家的房子。按照惯例，他跟买方签了一份房屋转让合同，合同上写道：“慈惠乡百姓沈都和，断作舍物，每尺两硕五升，准地皮尺数。算着舍椟物二十九硕五斗六升九合五圭干湿谷米。其舍及地当日交相分付讫。”意思是说，沈都和这套房子按面积计价，每尺价值小麦两硕五升。另外，房子里所有家具陈设也随房子一起出让，价值小麦二十九硕五斗六升有余。合同上写的“一尺”是指1平方尺，为现在的0.09平方米；“硕”是容量单位，跟“石”通用。“两硕五升”小麦重约180斤，按今天麦价去买，至少需要140元。“每尺两硕五升”，说 明每0.09平方米能卖140元，也就是每平方米能卖1555元。放在1000多年以前的敦煌，这房价是很高的。
　　唐僖宗乾符二年，同样住在慈惠乡的另一位敦煌居民陈都知卖掉自家“东西宽三丈九尺，南北长五丈七尺”，其面积约203平方米的宅基，换来小麦“八百五硕五斗”。拿宅基总价除以宅基面积，可以得 出这块宅基的单价：每平方米556元。考古报告显示，唐代敦煌民宅全是单层，容积率很低。所以，当地价高达五六百元1平方米的时候，房价在千元以上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那么，唐朝人的工资水平如何呢？据《敦煌资料》等文献记载，在公元9世纪后期，不管是帮人牧马放羊，还是给人运送货物，甚至包括替人当兵在内，敦煌平民每月的收入都不会超过两石小麦。换言之 ，工薪阶层的月薪大多在300元以下。像这样的收入水平，就是一年不吃不喝，也只能挣够两三个平方米。倘若想买一套像模像样的房子，恐怕得忙活几十年。
　　值得庆幸的是，这样的状态并没维持多久。敦煌房价在每平方米1555元这个制高点上盘旋了一会儿，很快就急转直下——敦煌楼市崩盘了。
　　唐昭宗乾宁四年，敦煌居民张义全卖房，“东西一丈三尺五寸，南北二丈二尺五寸”，只卖了小麦“五十硕”，每平方米才卖250元。唐昭宗天复二年，敦煌居民曹大行跟人换房，“东西三丈五尺，南北 一丈二尺”的房子，仅估价“斛斗九石”，房价已降到了33元1平方米。
　　关于敦煌房价，目前能找到的文献非常之少，还弄不清刚开始房价为什么高，后来又为什么暴跌。另外，鉴于中原和江南地区出土的唐代经济文献更加稀少，研究者也不敢确定在敦煌之外的其他区域是不是同时出现了房价暴跌的现象。
　　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敦煌房价暴跌之后，大唐朝廷和敦煌官府都没有出手救市。因为《新唐书》、《旧唐书》、《册府元龟》、《唐六典》等史书和现代的敦煌石室藏书释文汇编《敦煌资料》中均未出现相关内容。
　　那么，唐朝政府为什么不救市呢？
　　第一，当时没有专门的“房地产开发商”。所谓房地产交易，只是在业主之间进行的二手房买卖。而业主们作为一盘散沙，是没有能力游说政府作出救市决策的。第二，当时房地产行业在整个国民经济领域所占的比重非常小，无论这个行业是否兴旺，都不会导致GDP下滑。第三，当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田赋和人头税，政府从来没有想过卖地生财，房价暴涨也好，暴跌也罢，只能影响地价。
　　由此可见，唐朝政府之所以不救市，倒未必是因为它更能替广大购房者着想，而是因为没有真正损害到政府的切身利益。
为什么说李商隐是牛李党争的牺牲品&&&
　　中国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它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消泯于清末。而唐朝可以说是科举制度真正发展起来的时期，它对汉代到魏晋南北朝的选士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汲取，详明严密地开创了考试取士的模式，具有一定的客观标准，也就是选贤任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般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就有了打破旧的严格的封建等级界线，进入仕途的机会。
　　然而，任何事情有利必有弊。庶族们的平步青云让养尊处优的士族们感到强烈的心理失衡。于是，正当文人才子们寒窗苦读，为挤过这道狭窄的入仕门槛而争得你死我活、头破血流的时候，一场政治斗争在文人间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这就是“牛李党争”的时代背景。在当时，有两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牛僧孺、李宗闵对此毫不知情，一门心思想着如何中举，却在不知不觉中踏入党争的泥淖。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长安制科考试，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策论中批评时政，得到考官的赏识，但因为二人的考卷中抨击宰相李吉甫，于是李吉甫从中作梗，对二人久不续用。谁知，此事却引致朝野哗然，他们争相为牛僧孺等人鸣冤叫屈，谴责李吉甫嫉贤妒能。唐宪宗迫于压力，只得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另任命宰相。至此，朝臣分成两派，互相对立。但真正的“牛李党争”，是在牛僧孺和李吉甫之子李德裕上台之后开始的。
　　唐穆宗在位期间，牛僧孺曾一度为相，一次科举考试由牛党人物钱徽主持，其中牵涉李宗闵等人。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指斥李宗闵等人主持科考舞弊。结果，李宗闵等人被贬官，斗争逐渐趋于复杂化。朝廷中形成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两党相互倾轧四十余年。牛李两党的政治主张截然不同，主要表现在：李党力主摧抑藩镇割据势力，恢复中央集权；牛党反对对藩镇用兵，主张姑息妥协。
　　其实，这样的争论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可是，自长庆以后，党争的内容已经丝毫看不到有意义的内容，而完全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唐代党争已经完全演变成一场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这正是唐代党争的实质所在。官僚之间的斗争不断升级、扩大。
　　那么，牛李党争之事与晚唐著名才子李商隐又有何干系呢？为什么说李商隐是牛李党争的牺牲品呢？原来，这一切都与牛党的令狐楚有关。据《旧唐书·李商隐传》的记载，李商隐少富文采，儒雅风流，深受当时镇守河阳的令狐楚的赏识。如能得到令狐楚的引荐，李商隐的仕途必将一片辉煌。可不巧的是，河阳侍御史王茂元也对李商隐青睐有加，并将女儿嫁给了李商隐。王茂元是李党领袖李德裕的亲信，李商隐娶了王茂元的女儿，无形中就是靠拢了李党。令狐楚知道此事后，大骂李商隐背信弃义。李商隐多次解释，仍得不到令狐楚的原谅。
　　由于处境尴尬，李商隐既没办法与牛党交好，失去了被引荐的机会，又不想借着岳父的关系走入政坛。再说李党对于李商隐曾与牛党亲密接触的事情始终有所忌惮，更不可能举荐他。结果，满腹经纶、才情高绝的李商隐一生备受冷落，黯然而终。对于李商隐而言，他的心中并没有党派之分。不然，他也不会私下结交文人，从不过问对方党属。不过，他心里坦荡自然，并不等于别人同样拥有君子之心。凭君子之心结识小人，又如何能得善终呢？
　　看历史上历朝历代“朋党之争”，汉、明两朝主要是宦官与外戚或朝臣的权力之争，宋朝则是朝臣的政见之争，唯有唐朝的朋党之争是公卿显官集团（李党）同豪强地主、暴发户庶族（牛党）之间的冲突。
宋太宗为何不禁止反而推广《推背图》&&&
　　《推背图》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预言书，据传是唐朝太宗时期天相家李淳风和袁天罡所著，本来是用以推算大唐国运的书籍。相传李淳风某日仰观天象，得知武后将夺权之事。于是，他一时兴起，开始推算是否属实，竟推算到唐以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命运脉络。袁天罡见状，推了李淳风的背一下，神秘地说道：“天机不可泄露。”于是，李淳风不敢再继续推算下去。但《推背图》却因袁天罡这一推而得名。
　　《推背图》一经问世，最初并没有得到重视。但经过几百年的见证，上面所写口诀竟与真实历史有几分切合，使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胆战心惊，一直将其列为禁书。不过，有一个统治者却一改常态，大量发行《推背图》，这个皇帝便是宋太宗赵光义。
　　赵光义以赵匡胤的弟弟身份接替皇位，在历史上一直都有争议。而他登基称帝的手段，民间也有种种猜测，说他弑兄夺位者不在少数。但赵光义除了有很强烈的野心之外，也的确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他在位期间，不仅大力推进国家的统一，而且施行多种政策稳定民心，使宋王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
　　然而，就在此时，民间有传言说《推背图》预示了大宋王朝会在宋太宗这一朝灭亡。其实，从宋王朝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来看，正如日中天。很显然，民间的谣言是非常荒诞的。但百姓容易受到愚弄，逐渐显露了惶惶之态。特别是京城开封，更是人心浮动。开封府尹见状不好，立刻将情况如实上奏给宋太宗。宋太宗认为是有人借《推背图》危言耸听，制造危害宋室的言论。如果事态继续发展下去，一定会引起内乱。于是，他立刻下令查禁《推背图》，将之列为国家禁书。如有人家私藏此书，不但查抄，还要遭受严惩。凡是发现有四处造谣者，即入狱接受严刑。
　　宋太宗的这种做法是大多数统治者辟谣的常用手段，不过谣言越是禁止，就越会被人传来传去。《推背图》越是被禁，就越有人敢于犯上，在民间私下发行。一时间，不但没有把《推背图》的事情压下去，反而更激起民间的舆论热潮。于是，便有大臣向太宗皇帝进言，查禁不宜，应当另行寻找对策。宋太宗向来心思缜密，略一思考，忽然大笑起来：“大禹治水，不禁而疏，效果极佳。查禁一事可以效仿，不必再禁《推背图》，索性大事发行，让百姓随意购买，自然能止谣言。”
大臣依太宗之言开始大量出版《推背图》。最后，京城内外，家家有一本《推背图》。因为发行量过大，百姓对《推背图》的神秘性开始质疑，逐渐也就忘记了《推背图》预言这码事。很快，关于宋王朝即将灭亡的谣言便消失无踪。
李煜为何命人画《韩熙载夜宴图》&&&
　　中国历史上的画作闻名遐迩者不在少数，《韩熙载夜宴图》正是其中之一。此画卷分多幅，如同一幅连环画，绘制了南唐著名官员韩熙载家开宴行乐的场景，包括琵琶独奏、六幺独舞、宴间小憩、管乐合奏、夜宴结束五幅画卷。画中无论人物、事物，皆笔法细腻，活灵活现。整幅长卷线条准确流畅，工细灵动，充满表现力，设色端丽雅致，层次分明，神韵独特，简直是神来之笔。
　　这样一幅绝世画作，在得到千年盛誉的同时，却被人判定是一份“谍报”。该评价顿时在文化界掀起一阵讨论热潮。为什么名画竟成了谍报图呢？这还要从画作的由来谈起。
　　《韩熙载夜宴图》所画的既然是南唐名臣韩熙载，画的背景当然就是南唐。李唐末年，各路节度使、太守、军阀趁势而起，将大唐江山撕分食之。其中，偏居于江西、浙江一带的南唐国自称为李唐正统遗脉。韩熙载就生活在南唐国君李煜在位时期，那时他已经是权倾朝野的大臣。若说李煜与韩熙载的关系，只能用微妙来形容，却不能说二人关系紧张，因为韩熙载还是忠于国家、忠于国主的人。只不过，他时常顶撞李煜，叫后者对他的防备之心越来越盛。
　　时值国势衰微之际，李煜新娶小周后周薇，大臣们纷纷恭喜，没有一个人敢说李煜沉迷酒色，韩熙载却写了一首讽刺诗。李煜看了之后，也是无奈。韩熙载颇有诤臣和谏臣的风范，为人耿直。李煜对他是又爱又恨，升了他的官又想踢他下台。
　　不久，赵宋于中原兴盛起来，南唐岌岌可危，满朝文武均知大势已去。想必韩熙载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再也不上朝，而是终日在家饮酒作乐，夜夜笙歌。此事传到李煜耳中，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于是，他叫了两个非常有名的画师去参加韩熙载的夜宴，并将夜宴的场景细细刻画出来。
　　经过几个月的工夫，李煜接到了后来闻名遐迩的《韩熙载夜宴图》，欣赏来欣赏去，最终吩咐人将此画送给韩熙载。此时，这位李后主的行为不禁叫人诧异，他明明派人做间谍去韩熙载府上参加晚宴，又花了数月的工夫让人将《韩熙载夜宴图》画好。如此大费周折，怎么还要把夜宴图送给韩熙载呢？
　　其实，仔细一想，如果李煜真的想要找人做间谍监视韩熙载，只要派身手矫健的探子盯着后者就行，没有必要派人参加晚宴，还命人作画。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借画告诉韩熙载：你作为重臣如此堕落，国家怎么能再次兴旺起来？
　　不过，韩熙载似乎并未领会李煜的用意，依然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李煜在失望之余，决定将韩熙载迁至洪州。韩熙载这才知道李煜并不是软柿子，慌忙借此机会告老还乡，再不涉政。李煜念在他对南唐江山有功的份上，将他放逐出了金陵。
　　《韩熙载夜宴图》是否真的是一份谍报，没人能肯定地回答。不过，这幅画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会被人们永记在心。
范仲淹的改革为何走向失败&&&
　　当代学者李存山曾如此评价过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如果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得以‘尽行’，则不会有‘熙宁之急政’。”有很多历史学家也曾有过类似的言论，极大地肯定了范仲淹“庆历新政”的优秀，认为他的新政如果能够顺利进行，也就不会有王安石变法。可是，时代并没有给范仲淹尽情发挥的空间，宋王朝就这样失去了图强的机遇。
　　“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与君主昏聩有一部分关系，与时代背景也有关系。当时，宋王朝正面临着西夏强兵的威胁。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宋军面对西夏军全面崩溃，宋王朝只得以岁贡来换取 和平，在外交上采取守势。此时此刻，国内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财政收入入不敷出，土地兼并严重，人民生活困苦，不时爆发的农民起义严重威胁着宋朝的统治。内外交困之下，宋仁宗痛下决心进行改革。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命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宋朝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开始了。
　　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宋仁宗在朝商量，表示赞同，便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逐步开始。短短几个月，政治局面已呈现出崭新的面目：官僚机构开始精简；以往凭家庭关系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昔日单凭资历晋升的官僚，对其增加了调查业绩品德等考核内容，某些领域特别优秀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科举考试中，突出了实用性内容的考核；全国普遍办起了学堂。
　　新政的措施切中宋朝的时弊，但庆历新政的内容却与宋朝立国的方针相冲突，这就注定了庆历新政必然失败。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是要富国强兵。但是，范仲淹、富弼的各项改革措施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称职的官员。而当时北宋的官僚，已经是暮气生成的腐朽政治集团，真要实行上述改革，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丢官。
　　当下的形势就是，要改革就要牺牲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可是，牺牲了士大夫就动摇了统治基矗权衡之下，宋仁宗还是选择了因循守旧，以稳定为大局。庆历五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
　　庆历新政的失败也与范仲淹的武将出身有关。宋朝对武将的防范必然使宋仁宗对范仲淹心怀忌惮，这不仅是范仲淹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宋朝的悲剧。
　　宋仁宗的个性也注定新政不会成功，想改革时急不可耐，一遇见困难就撒手不管。后来的宋徽宗更加不堪，金兵入侵时，竟把皇位扔给儿子，自己一走了之。宋朝皇帝中除太祖、太宗算是比较圣明的皇帝外，其他的似乎一开始都想振作朝纲，但都坚持不了多久。
　　宋仁宗已经是难得的一位肯一改朝政的君王。但他性格本身有着优柔寡断的一面，平素也比较胆小，生怕皇权被动遥有了这种皇帝，庆历新政失败也在情理之中。
　　废除庆历新政，实际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改革。庆历新政为以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开创了先例，但也预先宣告了熙宁变法的失败。这是因为，宋朝一开始就把基础建立在一个堕落士大夫阶层的基础之上，而正是他们造成了国家的内困，造成了国家军事上的弱势，并最终令宋朝走向灭亡。
　　“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与。争教我悲无欢绪。”若干年后，南宋兵败灭亡，文天祥在大都的牢中痛定思痛，痛心自己的改革主张没有得到实施。宋朝错失了最后一次拯救自己的机会，而庆历新政失败时，宋朝早已将灭亡的兆头显露在世人面前。
　　只可怜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报国情怀，本是当世人心中永远的痛，却都付后人的笑谈之中。
司马光为何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赵顼在位年间，宋王朝出现严重的内部危机。国家亟待改革，王安石应运而出，宋王朝迅速掀起熙宁变法的改革之风。此时的司马光正值青年，在欧阳修的推荐下晋升为翰林学士兼御史中丞。他本可在改革中做一番事业，但他却与王安石站在截然不同的立场上。王安石的变法，激进革新，忽略了一些传统固有的情况，几乎颠覆了赵氏王朝祖宗留下来的所有治国规矩。在司马光看来：“先王之法，不可变也。”
　　站在当时的角度，司马光的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　变法的意义在于减轻农民负担，但许多政策反而变成强制摊派，使他们的生活更困苦。许多贪官污吏利用变法，趁机搜刮地皮，私下做尽坏事。一时间，变法大失民心，百姓怨声载道。
　　争执的纠结之处，首先就从此处开始。王安石认为变法可增加财政收入，减少农民负担，因为善理财者，可以使“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但司马光却认为：“天地间物产总有一个定数，不在民，便在官，你所谓的善理财只不过是盘剥百姓罢了。”言下之意就是王安石非但没有减少民之负担，反而更增加了民众的困苦。
　　司马光这样说，是有根据的。首先，我们必须了解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及其运行机制。在经济方面，施行方田均税法、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军事上施行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科举选才方面，施行太学三舍法、贡举法。撇开其他政策不谈，但就一个“市易法”，就足以证明王安石变法的弊端之处。
　　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朝廷颁行市易法。由政府出资金一百万贯，在开封设“市易务”（市易司），在平价时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时再卖出去。同时，向商贩发放贷款，以财产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纳息二分。其目的就是“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
　　乍看“市易法”很像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却与宏观调控大不相同。宏观调控管理市场，国家本身是不参与经营的，只是平抑物价。但“市易司”从事的却是买卖，这其中自然牵涉到利益问题。“市易司”虽然不能像商人一样奇货可居牟取暴利，但为了赢利，在收购和发放时就会有回扣的问题存在。“市易司”本来作为国家机构存在，如今却打上商业垄断组织的徽章，商人们为了能从“市易司” 那里获得收益，就必须贿赂司中官员。如此一来二去，大量的贪官污吏在“市易司”中产生了，百姓还是得不到实惠，反而受到政府的剥削。官方经商，竟是祸国殃民。
　　“市易法”刚出台没多久，苏轼就曾上书王安石陈述以上弊端，许多官员也对种种变法颇有微词，司马光也在其中。王安石非但不听，还以“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的理由，令近臣蔡京等人将神宗围在变法的舆论中，使其忽略了朝内外反对的呼声。
　　王安石的变法或许好意居多，但却有不周全的地方。司马光大为反对作为好朋友的他，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司马光的反对也有其刻板的一面。在司马光看来，治理天下就好比对待房子，坏了就加以修整，不是严重毁坏就不用重新建造。改革要稳妥，因为“重建房子，非得有良匠优材，而今二者都没有，要拆旧屋建新房的话，恐怕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了”。司马光的这些观点未免迂腐，这是时代和社会给士大夫的心理束缚，在所难免。
　　一开始，司马光只对新法持反对态度，后来才用激烈的言词弹劾王安石。两人由莫逆之交发展到互相攻击，用司马光的话来说，最后变成“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的死对头，在无休止又无结果的争论中同归于荆王安石被戴上“熙丰小人”的帽子，受到千夫所指。司马光则作为反对王安石的元佑（宋神宗之子宋哲宗第一个年号）守旧党，背上“元佑奸党”的罪名被后世唾骂。
　　司马光一辈子维护帝王宗法，落个千古骂名。王安石下台了，他最后也下台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法，在二人面红耳赤的争斗中结束了。
朱元璋为什么要制造胡惟庸案&&&
　　明王朝建立伊始，经过十几年的精心治理，终于走上正轨，但太祖朱元璋并没有安下心来。他的多疑令他无法尽信江山能够稳守，唯恐有谋臣造反。于是，因此而成为牺牲品的明朝将相不在少数。其中，宰相胡惟庸堪称最大的牺牲品。
　　朱元璋为何大张旗鼓地制造胡惟庸案，至今还是一个谜。没有人能够触摸到它的真相，很多事情只是后人的分析与猜测。
　　关于胡惟庸获罪的原因，历史上有两种说法。
　　一说是胡惟庸位高权重，心生他意，同倭寇与旧元勾结，意在弑君，结果事情败露。另一种说法是胡惟庸引朱元璋来家里观看醴泉，朱元璋欣然前往，在路上被一个宦官拦住，诉说胡惟庸谋反的阴谋。不管是哪种说法料，都是疑点重重，真实情况已无从考证。但是，胡惟庸谋反一事，在皇帝那里就是事实。这是十恶不赦之大罪，死是死定了，许多人胡惟庸受到株连。开始是他的家人，被诛了三族，连同同谋及告发者一并斩首。随后，朱元璋借此东风，一举撤销中书省，不再设丞相。随后，又追查了依附胡惟庸的官员和六部官属。结果，此案迁延十余年，大小官员被处死者多达三万余人，朝野震动。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讲道，自古以来，中国的皇权和相权是划分的。即使两种权力的比重不同，相权对皇权也有一定的制约，并不是皇帝一人专制。而政府真正由一个皇帝来独裁，则是在明清两代。始作俑者，就是这位明太祖朱元璋。他废止宰相一职，并严格规定子孙们永远不准再立宰相。殊不知，世上的事情是没有永远的。从明朝中后期的事情来看，皇帝们总是滥用手里的权力，为所欲为。最终没能守住祖宗的这份基业，在祖宗这里也许能够找到根由。
　　胡惟庸一案血流成河，并没有让朱元璋放心。宰相虽然没有了，还有很多劳苦功高的大臣，难以保证他们不会起异心。于是，他又举起了屠刀。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正月，蓝玉案起。蓝玉以谋逆罪 被杀，连坐被诛杀者达1.5万人。
　　纵观中国历史，开国皇帝与功臣之间总会有不和谐的音符。其中，唐太宗李世民处理得最为妥当，这是因为他气量恢宏；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也自有其合理之处；至于汉高祖刘邦和朱元璋，都是大杀开国功臣。其实，两者也有区别。朱元璋身边的人都是他的同乡，和他出生入死，与他的交情非同一般。建国之后，如果让他们恪守君臣之礼，或永不起异心，这是任何人都不能保证的。因此，为了给子孙扫清道路，他选择了斩草除根。
　　据史书记载，太子朱标对朱元璋大开杀戒曾数次劝谏。一次，朱元璋命人找来一根长满尖刺的荆棘放到朱标面前，让他去拿，朱标畏惧不敢伸手。于是，朱元璋说：“汝弗能执与，使我润琢以遗汝，岂不美哉？今所诛者皆天下之险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意思是说，我杀人就像去掉荆棘上的尖刺一样，你将来才可以安坐天下。这话说得倒也在理，朱标无可反驳。
　　但是，朱元璋的屠戮如此耸人听闻，也与他本人的性格有关。清代史学家赵翼说过这样的话：“独至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
　　无论如何，经过胡、蓝案，宰相一职取消了，开国功臣也被屠戮殆荆从此，皇帝身兼君主与宰相，行使着皇权和相权，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职责于一体，控制了一切生杀大权。
　　不过，明王朝或许是不幸的。自朱元璋死后，其子孙“圣贤、豪杰”者少，“盗贼”性者多，从而造就了大明一朝十几位个性鲜明的皇帝在是非、人伦颠倒中，左右了明王朝两百多年命途。只可怜，那最后一位欲做大事、励精图治的崇祯皇帝成了王朝的牺牲品。
北京如何成为明朝的政治中心&&&
　　若从风水学的角度来看，君王选都城一般遵循四个原则，即地大、山大、湾大、“明堂”大。其实，也就是地域辽阔，有山水可依的地方。古人说，龙脉集结之处适宜建都，遵循的正是这个原则。所谓龙脉，即“山龙”和“水龙”。山为阴，水为阳，阴阳交汇符合三才（天、地、人）协调生活的规律。有龙脉的地方建都，自然再好不过。金代帝王一眼瞧中了燕京（北京），正是有此原因。所以，元人也舍不得这块风水宝地，燕京就这样作为元大都存在了百余年。
　　公元1368年，朱元璋创立大明王朝，定都金陵（南京）。可惜金陵偏安江南，朱元璋想到定都南方的王朝多是短命，总是有块心玻他一度选取大梁（开封）、凤阳等地作为迁都的位置，但都搁置了。后来，又想到进入关中（长安）宝地，可惜未等实现，太子懿文不幸夭折，年事已高的朱元璋痛心疾首，再无力谋划迁都的事情。不久，他便一命呜呼。
　　大明王朝当然不会因为朱元璋没有迁都而短命。只不过将都城改迁至北方的是燕王朱棣而已。朱元璋一生共有二十六子，包括太子懿文在内，其中数第四子朱棣最为能干。朱元璋还在世时，将东北、西北分为九地给了九个儿子，其中北平（燕京）正是朱棣的封地，故而朱棣被称为燕王。
　　懿文太子未死之前，朱棣纵有野心，也不敢夺嫡，毕竟有朱元璋坐镇，容不得他乱来。懿文太子、太祖朱元璋相继过世之后，斯文儒雅的建文帝朱允炆一上位，朱棣在下属的怂恿之下，野心不可遏止地 膨胀起来。遂挥军南下，一举“靖难之役”，稳稳当当地坐上了皇位，一代明君就此产生。
　　明成祖朱棣的一生功绩繁多，无论是组织修撰《永乐大典》，还是派郑和下西洋彰显国威，似乎都不及他迁都北京对后世的影响大。自明成祖迁都北京，明王朝的政治经济中心全面转移，清朝继之，数百年京都龙脉旺盛，不曾衰竭。
　　那么，成祖为何毅然决然地选择迁都北京，而不选择关中长安宝地呢？其实，若依地利而言，长安确实是不可多得的易守难攻的龙脉汇集之处。若论底蕴，北京自然比不过长安千年古都的优势。成祖究竟因为什么选定北京，难道仅仅因为这里是自己的封地吗？
　　其实，成祖之所以敲定北京，元人功不可没。元朝确立燕京为元大都之后，一直致力于城防建设。燕王朱棣初来乍到时，燕京已经不是往昔的燕云边城，而是彻彻底底的繁华都市。再者，北京依地利之险，有抵抗外族的天然优势。以往的王朝多数将国都建立在北方，正是方便抵御异族侵扰，稳守国土安全。当然，北京为燕王势力最稳固的地方，洛阳、关中虽不失为迁都的好选择，但都不及北京的优势多。
　　另外，成祖定都北京，也是出于方便打压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南方士族这个目的。成祖虽然已经坐稳帝位，但仍背着“名不正言不顺”的包袱。当年“靖难一役”，为了铲除朱允炆的势力，成祖曾痛下杀 手，令南方士族对他又恨又怕。如果他继续在南京执政，很可能遭到暗算。所以，他迁都北京，让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又可以将南方士族打压于南方一隅，不得动弹。
　　很显然，无论从地理方面还是人性方面，成祖的考虑都是正确而周全的。再说，南京的皇宫虽建在拥有“帝王之气”的燕雀湖之地，但因为地质松软，在朱元璋晚年时，宫殿已有塌陷，呈现宫城前昂后洼。依阴阳风水学者的说法，此乃绝后和亡国的征兆。南京皇城的美中不足叫朱元璋到死也不能释怀。虽然成祖朱棣不信这套，可南京总归不是他立身的好地方，索性干脆迁都北京。
　　就这样，北京成为明王朝的政治中心。
为什么说历史与张居正开了个“错位”玩笑&&&
　　人说时势造英雄，殊不知时势更造就一代人的悲凉和反思。万历初年的辉煌只是明朝历史上一颗转瞬即逝的流星，照耀了王朝短暂的强大，大地转而重新陷入黑暗。宰相张居正力挽狂澜于既倒，心系社稷而图新，为孱弱的国家注入新鲜的血液。只可惜大厦将倾非一人之力所能及，短暂中兴后的倒行逆施使得王朝病入膏肓，而张居正的家人却惨遭祸及。
　　有人说，是历史与张居正开了个“错位”玩笑，这种评价倒是中肯。倘若张居正早生几百年，再碰上明主，相信华夏在他的改革之下必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惜的是，历史总与那些励精图治者玩着不应时的游戏。
　　《明史》当中记载的张居正是这样的：“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如果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张居正仪表堂堂，长须飘飘，敢作敢为，很有思想，城府极深，既帅气又有才华，使人可望而不可即。如此翩翩才子，却生活在千疮百孔的明朝中期。
　　那时的紫禁城每日青烟缭绕，幻想长生不死的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不理朝政，将社稷大业交给奸相严嵩打理。严嵩父子趁机为非作歹，贪赃枉法。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一言不发。当时，并不是没有打算重新振作的人，但每每有人重振朝纲，诸如首辅徐阶、高拱等人，却都难以奏效。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张居正继任首辅。
　　在张居正看来，要彻底治好明室的病，就要给国家换血。隆庆二年八月，他托《陈六事疏》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在军事方面，张居正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平定外患。在治水患方面，重用潘季驯，把黄河从水患变成水利。在内政方面，他提出著名的考成法，裁撤了政府机构中的冗员，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总之，张居正主政以来的明朝形势是明朝中叶以来最好的。
　　面对幼主万历皇帝，张居正如同一个严厉的父亲，一方面教导幼帝，另一方面把持着朝政。明初皇权过分集中的局面再次被打破，张居正令相权再次分离出来。
　　端看万历皇帝在位前期的社会局面，就知道张居正改革的有效性。要知道，张居正的改革是在统治机构近乎解体、财政濒于破产的局面下，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自救运动。改革是触动社会体制的变革，这虽然是在同一社会制度下的推陈出新、自我完善，却是“变”字当头，改变某些不合时宜的规章、制度和政策。
　　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张居正对明王朝面临的问题有深刻的认识。针对外患，他倚重抗倭名将戚继光解决了沿海倭寇，抵御了北方鞑靼的入侵。此外，他利用鞑靼首领俺答汗与其孙把汉那吉之间的暗流涌动说服鞑靼称臣。张居正一面和鞑靼通商往来，一面在边境练兵屯田，加强防备。之后二三十年间，明朝和鞑靼之间一直没有发生战争。他还通过俺答汗同西藏喇嘛教格鲁派首领达赖三世建立了封贡关系。
　　对于当时国力匮乏和盗贼横行的问题，张居正认为是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部分人钱包大鼓，朝廷却是囊中羞涩。加上皇帝太不像样，挥霍无度，百姓因此吃不饱睡不好，无奈之下上山当了草寇。张居正很高明地把了国家的脉象，政不通，社会问题就得不到解决。于是，在万历元年（1573年）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对官员实施绩效考核，即“考成法”，以便明确职责。针对公文传递过程中“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的弊端，张居正上书皇帝提出改革，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朝廷的六部、都察院，其奏疏凡得到皇帝批准的事项，转行到各衙门，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地方的路途远近，限定办理期限，每月月底清点。事情办得怎样，就靠这条线层层监督，一只眼逐级盯下去，评定官员的一个指标就是办事的效率和质量。
　　张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时，还将追收赋税作为考成的标准。一时间，全国各地官员不少因考核成绩不合格，或无法缴纳赋税而遭到降职处分。官员们再不敢贪污受贿，唯恐丢了乌纱帽。然而，对官吏的管理限制势必损害官僚豪强的利益。当改革与制度碰撞时，失败的往往是前者。
　　不管张居正的改革多么成功，他倡导的始终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改良运动。改革虽然清除积弊，澄清吏治，抑制豪强，减轻农民痛苦，却树立了大地主阶级这个强敌。而财政收入的提高，致使官僚豪强大地主对百姓的盘剥加重。
　　随着张居正一死，一度遭受张居正精神压迫的神宗万历皇帝情绪出现大幅度的反弹，开始疯狂破坏张居正一手建立的国家机器。新政被废除以后，国家朝政急剧败落，有的危机不仅故态复萌，统治机构还出现自行解体的趋向。各种社会矛盾环环相扣，交错而起，一场更为严重的危机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官僚体制被破坏，国家库藏被耗尽，平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民众起义此起彼伏，全国各地怨声载道，朝堂动荡不安。
　　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成果轻易地被破坏，这究竟是张居正的悲哀，还是大明王朝的悲哀？寻根究底，是体制的弊端造成了改革的悲剧。而对于张居正这个人，历史上有人骂，也有人捧。有人说，张居正“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仔细琢磨，此说法竟也中肯。张居正只是一心一意为他的国家倾尽心力，只不过是时代没有给他理想的机遇而已。
康熙帝为何要秘密立储&&&
　　自秦汉以来，我国古代皇家皆遵循嫡长子继承制。但不管在哪一时代，均有皇子争位的惨剧发生。秦始皇因犹豫立储，在临死前属意扶苏即位，却因时间紧急而未能诏告天下，被赵高、李斯等小人篡改遗诏。结果，令秦王朝历两世而灭亡。秦皇和历朝立储君的教训，令后世王朝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避免祸起萧墙，但似乎都不是很见效。于是，到了清朝康熙帝晚年的时候，这位闻名中外的圣君面对着 15个儿子，筹划如何册立储君而不会引发宫变时犹豫了。
　　康熙的嫡系长子胤礽曾在康熙十四年被立为皇太子，后被废黜，复又被立。结果，康熙帝还是废了这个太子。以后多年，康熙帝都未曾提出立储一事，朝中大臣为此甚是担心，曾多次请求皇帝早立储君，以免夜长梦多。但是，康熙帝心中却总是犹豫不决。太子被立废两次，就是因为宫中关于继承皇位的争斗而导致的。康熙皇帝生怕自己再选错了人，引发宫廷血案。至此，选储君一事悬而未决。
　　经过多年的筹划和总结，康熙帝开始实现自己的立储计划，一切都在秘密地进行，大多数朝臣均不知情，只有部分朝臣参与了计划的实施。自古选立帝王的标准，皆是以有德者承大位，康熙帝具体选择哪一个儿子继承皇位，诸位大臣皆不知晓，立储诏书也没有人亲眼见到。此时，康熙帝业已病危，仍不缺防人之心，恐怕也是恐惧有人知道储君的人选，会对未来的皇帝不利。不仅如此，康熙帝也有这样的考虑，一旦他所选定的人选在考察期间做出不当的行为，诏书可以任他及时修改，而不被任何贵族势力所左右。　毕竟每个皇子的背后均有清廷的各脉势力，一旦令各派知道所立皇储是哪一子，再想废储就不容易了。
　　康熙帝思虑相当周密，他的做法也是将皇权专制堆至顶峰的表现，让储君之事再也不受其他势力集团左右。
　　对于康熙帝秘密立储的行动，不能不说这是我国古代皇室立储君最好的办法之一。但是，康熙帝千算万算仍算漏了一点，由于诏书过分保密，也给了他的诸位儿子任意篡改诏书的空子。雍正皇帝胤禛登 基一事至今为止都是一个未解谜题。传闻康熙帝中意的是其十四子胤祯，而被四子胤禛临时篡改了诏书；又有传闻说康熙帝实际上传位给胤禛的目的是为了让胤禛传位给弘历，也就是未来的乾隆皇帝。 弘历自幼得康熙喜爱，此子颇有祖父的风范。所以，有人说康熙的诏书上的的确确写的是胤禛。可惜的是，康熙传位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疑问。
雍正为何诏令驱逐传教士&&&
　　来到中国最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