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国农村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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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若冰工作室
　　2014年中国农村调查报告
　　━━河南、山西、甘肃、河北、内蒙、北京
　　2010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大陆人口13.39亿。其中城镇人口6.65亿，占49.68％；乡村人口占50.32％，农村居民6.74亿。2011年中国耕地为18.3亿亩耕地，人均1.4亩，按农民人均算2.7亩。到目前2010上半年，中国农民工人数2.3亿。这是我们农村调查的前提。
　　我们选择的第一批村庄，不是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近郊农村，而是带普遍性的，以种植养殖为主的农业地区。中国绝大多数农民生活在这部分地区，他们多以大田作物、经济作物、种养植为主，极少有机会得到非农资源和非农土地使用的增值收益。我们调研的目的简单、具体，就是结合农村实际情况，在现有中央政策不变的大前提下，找出能够立足三农，互帮互助，共同发展的办法。
　　1、农村是中国发展之根
　　中国是有五千年传统的农耕社会，农村是中国发展之根。自周秦以来，以“男耕女织”为代表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铁制农具、作物轮作、套作，运用多熟种植技手术，大幅度提高单产和土地利用率，使中国农业遥遥领先世界。国家长期推行“上农除末”“重农抑商”的政策，保护自耕农经济稳定，作为征调租赋力役的社会基础。农民、农村、农业承担了养活庞大人口和中央集权政府的使命。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帝制历史，“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成了三民主义的主张。但1927年国民党建立南京政权后，抛弃了大革命时期“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转而依靠地主士绅建立保甲制度。国家政权强行向下扩张、渗透，将乡村权力交由土豪劣绅等边缘恶势力来填充。结果正如人们指出，“中国土地问题迄今不能获得合理解决，原因固多，但尤可注意的是政府的本质问题。一个进步的革命政策拿出来，转了两个弯便没有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0年冬到1953年春，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从此，中国农民大体上有了彼此差不多的土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得到了实现。但随后而来的工业化压力，使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以牺牲农业和农村来发展工业和城市，第二第三产业创造的财富很少向农村转移。国家经济的成长，还是靠农民创造的财富来支撑。1980年代，中国开始以家庭承包为核心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农业生产力得到空前解放，农村劳动力得到巨大释放。但到90年代后，农民增收又出现困难。从2000年起，中央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6年全国农村彻底取消农业税，具有2600年历史的农业税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2006年开始农村综合改革，推进农村上层建筑变革。中央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农村“多给少取”、反哺农业，成了历史拐点。但广大农村并没得到应有的实惠，相反，随着“农民进城，资本下乡”，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三农问题越发严重。有人计算，1996年以来，农民从农业特别是种植业得到的收入已经连续多年负增长，如果没有养殖业，没有外出打工，农民收入增长连2.1%都达不到。1995年现金收入零增长的农民只有1%，到2000年，已经增长到46%。
　　2、现在政策好，就是富不了
　　“三村行政村”位于河南省郸城县李楼乡，包括郝楼、张巩庄、小李庄三个自然村。310户家庭，1715人。土地2200多亩，除去宅基地，可耕地1780亩，人均一亩。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油菜、辣椒等。三村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差，土地肥沃，黑河从村前流过，其支流郝河断流后，在河道上形成了许多大小不等的池塘。三村位于从前的郝河边，旧称郝河沿。
　　三村种植最多的是小麦和玉米，除去种子、肥料、人工外，小麦亩产600－800斤，玉米亩产1000斤左右。留出口粮和饲料，刨掉成本，按当地小麦价格1.22元/斤，玉米售价1.04元/斤计算，每年每亩能赚500－600元。有的家庭地多些，有的家庭地很少。1979年按人头分地后，后来出生的人口就没了地，只能种祖辈、父辈的地。去年由于气温高，辣椒白化，一片片的辣椒地约有上百亩绝收。辛苦劳作一年不但没有收成，投入的种子、化肥，人力、地力全都化作乌有。
　　村里人想致富，干部带头搞副业。村主任张秀行大儿子从山东学习种蘑菇，娶了山东媳妇，盖大棚种蘑菇，投资三十万元，被乡里充分肯定并作为典型观摩、考察。不巧一场难以预见的大雨，把地势较低的蘑菇大棚淹没泡透，投资打了水漂。村书记郝祥成带头贷款搞砖场、买汽车，可泥路烂不能走。头几年政府同意出资修路，这二年又说让村民集资修路。眼看修路无望，只好忍痛赔钱卖掉汽车，把砖场挖成鱼塘，欠下几万元的债务慢慢还。小学校长郝家银和郝楼村村长郝家乾是兄弟，校长女儿农校养殖专业科班毕业，回乡搞肉鸡养殖，建鸡场，买鸡苗、饲料、防疫、打针，谁知闹禽流感，所有鸡被扑杀。第二年借钱继续养鸡，能借钱的都借来，又闹禽流感，血本无归。至今欠有40万元的欠款无力偿还。
　　村里无村办企业，仅张开见夫妻一家个体户，坚持生产养殖蛋鸡。两个鸡舍，各7000只蛋鸡，机械化喂水、喂料，自动化除粪设备，95％的鸡产蛋，日销售1400斤蛋，有专人专车收蛋。但现金进来就出去，购饲料花了大量的卖蛋钱，几年辛苦下，现欠贷款二十万，还欠村民的玉米没付钱。他说养鸡不如外出打工挣得多，而且很累心，如果给他重新选择的机会，他是一定要出去打工的。
　　村干部深陷债务，以至于农民群众也缩手缩脚，至今村里没有致富的带头人。村民郝祥启不甘受贫困，包了20亩地种辣椒、青椒和娃娃菜，除辣椒外收成还不错，可是收获后也很烦恼。成口袋的娃娃菜眼瞅着烂在地头，菜钱还不够人工和运费，在夸他的娃娃菜好的同时，露出无奈和伤感。村里的劳力用工价很低，尤其是妇女，每场10元钱，即每天20元。人均不到1亩地，三村容纳不了多少种田的人，地里干活的都是妇女、老人和孩子。农忙时壮劳力也会回家帮忙，通常一年两次。
　　村里富裕人家都是外出打工挣钱。外出打工者占到村里劳动力80%以上。从盖的楼房、装修水平就能看出家底的厚薄。张巩庄有个搭灯光舞台的队伍，逐渐带动起全三村的伙伴们。他们到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为著名明星演唱会搭舞台，少则十几人，多则二十多人加入到他们的行列，直接或间接地富裕了一些家庭。每年过了大年初五，去南方工厂打工的女孩子成群结队。工厂工资相对稳定，还有带新员工进厂方面的奖励，更加大了女孩子结队外出的规模。男劳力通常到北方做建筑工，每年基本上也是成规模的。正月十五以后，家里就剩下老人、妇女、孩子和狗。
　　村支书说“现在政策好，就是富不了”。近几十年，没有上面领导来村里。时逢开春多雨时节，道路泥泞、坑洼不平，我们走访了三村一些在家务农无法外出打工的农户。郝家喜家，儿子病故，儿媳患肿瘤，两个孙女、一个孙子未成年，60多岁的老两口养活一家六口，十分辛苦；郝家田，一个本分的庄稼汉，外出打工出意外，炸伤了面部，双目几近失明，无法外出打工，家里两个儿子刚上小学，一家人过得很艰难；老支书张秀党，66岁，儿子外出打工失去了联系，丢给他四个未成年的孙子、孙女，无力养活；张开芳双目失明，大女儿患糖尿病，妻子靠卖油条挣点钱应付全家生活开销，两个未成年的女儿不得不辍学，以确保小儿子还能上学读书；张秀财，63岁，身子硬朗，妻子患脑萎缩症常年卧床不起，他必须每天为无法自理的老伴儿喂水、喂饭、翻身，还要照顾孙子、孙女。
　　以务农为主要收入，家庭无劳力外出打工，或因孩子多、年龄小，还有年老多病者，几乎都是贫困户，这在中国农村具有普遍性。三村重点贫困户有九户，生活困难、无法摆脱困境的家庭有17户。贫困家庭主要源于：老年无子、五保户；重病、大病、伤残，丧失劳动能力；家庭主要劳力死亡、离异、失踪等；照顾重伤病人、未成年孩子、老人，无法外出打工；孩子上中学、大学导致家庭贫困；投资失败导致返贫……我们走访村里重点贫困户，多是因重病、伤残导致丧失劳动能力。他们都拿到低保，每月60－90元不等，参加医学合作的可以报销40％，尽管对于他们得病的花销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村民都热切希望得到帮助。但如何以农村现有的条件、仅有的劳动力，找到摆脱困境的方法，让他们能走上减少贫困的路子？？
　　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新站镇“李香铺村”。淮阳县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华夏人文始祖太昊伏羲在此建都长眠，炎帝神农继之建都兴业，是姓氏文化、农耕文化、八卦文化和龙图腾的发源地。然而周口地区在河南属于最穷的三个地区之一，淮阳县为国家级贫困县。
　　李香铺行政村距离淮阳县城25公里，平原地区，交通方便，但经济并不发达。农作物种植单一，以小麦和玉米为主。这个村的显著问题也是贫困。留在村里的人可以依靠自己地里打的粮食维持生活，但没有钱。全村清一色姓李，汉族，只有两个倒插门。共有288户，1300人，人均约一亩地。村里大田种植小麦、大豆，秋季有玉米、红薯。如果没有天灾，除去种子、农药、化肥的开支，一茬地年收入700-800元就不错了。5亩地可收入4000元，不算工钱。算工钱就是亏本。现在地表水都干了，打井10米没有水，要打到15米深。按出来人说话，他们那里还是“原始农业”。种大田政府有补贴，一亩地115元，直接打到农户的卡里，包括种子、肥料的费用。抗旱的时候，每亩还另外补贴5元。从种子站买种子，都是杂交品种，只要产量高，农民就会种，不区别是否是转基因。
　　农民主要依靠自己耕种，少数家庭养几只羊，还担心被偷走。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合作。村里没有企业，有一个60多亩地的养鸡场，是外人租地办的，不属于这个村所有。村中40-50％为劳动力，学生毕业后到70岁以下都算劳力，大约600人。其中一半劳动力外出打工，特别是年轻人都出去了。外出者分散，从深圳到北京都有，在北京卖菜的就有40人左右。外出打工者大都从事低技手术的工作，收入不高，但与每年只有很少现金收入的务农者相比，打工者收入比留在村里，还是好了很多。每人年收入一万至两万元或更多。多年的积蓄被用来盖房，据说要占到总收入的80%。在当地，10多年的房子就被认为是过时的老房子，需要盖新房了。
　　村里的贫困家庭有20多个，大都一贫如洗。即使养了3000只鸡的一户农民，因为孩子上学，没有打工者，家里没有一件像样家具和工具。有病人的家庭、老年人的家庭，有子女也得不到帮助，则更是艰难。
　　除了国家规定的农民养老保险、低保和合作医学之外，上级政府对本村基本没有扶助。村里没有幼儿园，没有小学。4里外有学校，派车来村里接学生，包括中午一顿饭，每学期800-1000元。公立学校不收钱，但教学不好。上初中去乡里，高中到县里。村里最困难的是没有学校，孩子来回跑，路又不好。上小学1-3年级的有50-60人。村里需要维修道路，3公里的路要修。村里到106国道的路1.1公里，已经10多年了，都烂完了。村里的路也不好，下雨的时候是烂路。
　　［对河南三村、李香铺村的扶助计划与具体落实］
　　一、根据三村的具体情况,白若冰工作室认为适合发展养驴业,尤其是山东的三粉驴：适应力强,耐粗饲,基本不得病,靠吃树叶、草根、秸秆就能生长得很好。三村有130亩林地和大量废弃秸秆可利用，不会给村民增加饲养负担。驴认人认家,还能驮人、运货、拉车，且不计较路况好坏,这也很适合三村的情况。驴肉的市场行情很好，发展潜力巨大，每头驴的利润在4000元左右。如果农户每家一头驴，就等于增加了两亩地。由于驴适合群养,在与三村党支部商定后,由十家农户自愿组成了养驴互助组。
　　现第一批20头三粉驴已经送至三村，乡亲们非常高兴，目前，驴的生长状况很好。
　　二、为了解决贫困户日常应急困难，白若冰工作室提出以绿色农副产品包装的“乡亲包”，赠送给关心“三农”的社会人士，由他们选定愿救助的村与农户，直接赞助。这是一种扶助好办法，现全国政协副主席黄孟复、王敏刚、刘亭、张抗抗等，都对此给予了支持。他们赠与的赞助费已发放到三村互助组成员和部分贫困户手里，乡亲们很感动，专门写了感谢信，还按了红手印。
　　三、已安排两名贫困人员到北京进行技手术培训。
　　四、李香铺村也愿养驴。正在筹建养驴互助组。
　　3、80后没有人愿意回乡务农
　　山西翼城县南梁镇“北常村”属平原地带，501户，2105人，劳动人口830人。总土地2360亩，可耕地2100亩，也是人均一亩。粮地1000亩，主要种植小麦、桔梗、玉米，苹果1000亩。过去有较足的地下水提供给农户，现在水位严重下降，要打数十米才有水。近期会引流黄河水，正在修建水渠。但据介绍，水渠建好后也只能给部分农田提供灌溉用水。肥料除了粪便外，主要还是用化肥。
　　北常村在当地，是个响当当的模范村，村书记是功勋书记，村长是功臣村长。在北常村，土地可以生产农民温饱所需的粮食，一般存在编织袋和米缸里，多余的粮食拿去卖掉。在院子种点小菜，可以部分自给。苹果收益比粮食高，根据勤劳和身体状况，每户收成都不一样。差的每亩200-300斤，好的每亩600-800斤。养殖业可以为农民提供一些收入，村里农户养羊600只，猪有200头。村民以前养猪和鸡，但是受猪肉价格下滑及鸡肉疾病预防的影响，养猪和鸡的村民在逐渐减少。
　　村里有幼儿园、学前班和小学，到达学龄的儿童能很方便地入学。因为交通便利，所以到乡镇里读中学也很方便。但是孩子的教育的费用，是村民的一个大开销。农民外出打工收入主要用于超出温饱之外的需求，诸如建楼房，购买消费品，供子女上高中和读大学等。当地不管个人收入如何，都有盖新房习俗，部分贫困村民结婚、盖新房等花销很大。超出温饱之需的收入，可以让农民获得尊严。但盖房户50％的钱要靠借款，有的现在欠款还多达十多万。
　　全村外出打工615人。村里壮劳力，以前大多在铁厂打工。控制污染，铁厂关门之后，这些人只有另找工作。村里有务工能力的年轻人都在外打工。剩下劳力在家照顾老、弱、病、残。村民外出打工一般是做建筑小工和零工，赚了钱会带回村子盖新房。外出打工年收入3－5万元。村子结婚费用较高，一般要十多万礼钱，还要有新房，所以当地有很多入赘的家庭。
　　进城不再种地的农民，一般倾向于将承包地流转给兄弟姐妹、邻里朋友，租金很低，流转合约一般口头约定。进城农民不指望将耕地租出去赚大钱，而是不撂荒即可。在现有生产条件下，一个农户耕种30亩以上土地，才有可能赚些钱。按当地情况，若外出务工农民愿意将土地流转给在家务农者，耕种30－50亩土地，则可从耕地上每年获利3－5万元。但北常村内部流转土地只有35亩，用于种粮。
　　从北常村可以看出，农业生产主要依靠50岁以上的农民。个别40岁以上的农民是骨干，加上60、70岁老人形成眼下的农业劳动的结构。我们预计，目前这种相对稳定的结构，会保持很长一个时期。支书说“30岁以下的年青人绝不种地，就是机耕机收也不回来干。”这是令村支书、村长最忧心的。
　　在这个较为富裕的村庄，贫困仍然是普遍现象。村里贫富差距较大，有的全家年收入5000元，有的一年放几百万贷款，吃利息。中等标准8000元，306户；贫困标准3000元，123户；特贫标准1000元，47户。因病致贫的家庭比较多。问到村里的公共事业，支书说没钱做。全村一年，村行政收入3万元，其中订报纸要1万元，干部工资1.2万，0.8万公共电费，没了。问为什么用这么多钱订报纸？？村书记说“没办法。钱到镇上就被扣下买报了。全镇30个村，这一笔镇上拿走30万。”
　　临走时，得知该村又被选为县领导“党的群众路线敎育实践活动”蹲点村。问：为什么模范村县领导还要来蹲点？？回答说：“真正的贫困村，改变面貌时间长，规定几个月运动时间，显不出政绩，没有干部去。”
　　［对北常村的扶助计划与具体落实］
　　一、北常村利用林间养殖“致富”的思路很好，也可行。工作室正在联系落实“万羊农场”的项目。投资起点为：首批投入500至1000只，五年即可达到年获利400万的规模。现已有企业表示有兴趣，届时，工作室将安排投资方到现场考察。
　　二、已向农科院有关相关人士咨询林间中草药种植技手术，如万羊农场计划短期难以实施，可启动中草药林下种植计划。工作室将安排相关人士与专项扶助予以支持。
　　三、工作室计划利用北京退休医护人员多的优势，组成义务下乡医学队。北常村已被确定为诊治点之一，并支持北常村派遣人员，进京学习深造。
　　四、为保护北常村现有的几处历史遗址，工作室已与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院商定，由该院免费进行文物鉴定并挂牌保护。该院可向北常村提供一定的保护用费。
　　4、贫困县中的贫困村
　　甘肃省礼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先秦文化与中华原生文明的摇篮、黄河仰韶文化与长江巴蜀文化的交汇点。古称“西垂、西犬丘”，为秦人最早都邑所在地，秦为天嘉、北魏称兰仓、西礼县，素有“秦皇故里．三国胜地”美誉。礼县是传统农业县，全国苹果生产重点县、优质水果生产基地县、牛羊产业大县和梯田建设大县，但至今仍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
　　“西山村”位于礼县固城乡西部，地处礼县、甘谷、武山三县交界，距县城53公里。全村辖大马地、秀林、白草三个自然村，共102户467人，劳动力234人。西山村地处高寒阴湿山区，海拔高，冰雹、暴雨、霜冻等自然灾害多发，区位劣势明显，最突出的是整体贫困。房屋以砖瓦和草房为主。2013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2218元，比全县平均水平低1220元，是全县最贫困的村之一。其中贫困户78户312人，贫困面达77％。
　　西山村虽有耕地面积1650亩，人均耕地面积3.5亩，但全村陡坡地占65%以上，土壤以沙土为主，土地贫瘠，产量很低。主要农作物有小麦、洋芋、豌豆、胡麻等。由于坡地收成不好。2013年全村粮食播种750亩，小麦产量仅200-300斤／亩，土豆个头很小。村民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撂荒土地多。收成差的家庭粮食基本够自己家全年口粮，一般用来自给自足。肥料基本是粪便，家里一般准备少量化肥。
　　该村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基础设施落后。多数群众家中无圈舍、无厕所，卫生状况较差。村民主要靠摩托车及骡子等牲口上下山。山上没手机信号，只有支书家里有部座机。村里靠喇叭来通知事情，沟通基本靠吼。村里部分人员是近亲结婚，孩子智力有问题。因村里生活条件艰苦，外村的不愿嫁过来，很多人找不到对象，最后只能找弱智结婚，形成恶性循环。很多家庭供不起学生，如果家里有了一个大学生，那么其他孩子无论学业如何，都会选择休学打工贴补家用，和家里一起供大学生读书。
　　外出打工是该村群众主要收入来源。壮劳力外出打工，到西安、新疆、上海等地。大多为季工和短工，主要从事建筑小工、家政和饭店工作等工资较低的行业，年人均创收6000元左右。年收入低的每户有元，高的每户每年打工能带回1万多。外出打工，赚了钱会带回村子，翻新和装修自己家。有部分年轻人赚钱后会选择搬到山脚居住。有部分家庭在外打工后，不想回来而离异。村里结婚费用较高，一般要十多万礼钱，还要有新房，当地有部分入赘的家庭。
　　西山村的优势，是有林地1.3万亩，山地草场1.7万亩。眼下，村干部只有鼓励引导群众外出务工或就地从事造林、护林工作，增加收入。农民迫切希望纳入国家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计划，在现有退耕还林408亩的基础上，除保留口粮田和部分饲料田外，再实施退耕还林670亩，村民可以享受生态补偿。然而，国家没有退耕还林指标下达。
　　村民有丰富的养殖经验，基本每户人家都有1头牛，有的人家还养骡子、猪、鸡。骡子用来跑运输，猪和鸡都是自家过年过节吃。有时因家庭贫困，不得已选择卖掉牛犊贴补家用。村民对养牛羊非常热衷，觉得是个脱贫的好办法，所以比较支持。目前村里百姓，期盼国家会给农民贷款。现在村里太穷，没钱投资创造机会。很多村民希望可以得国家15万贷款，养20头牛，5年还清贷款。这无疑是个梦。
　　西山村因务农全靠体力，所以村里有一定壮劳力。综合当地土壤、气候条件，可以发展当归、党参为主的中药材产业。村民普遍认为如果留在村里能赚钱，收入就算比城里打工少点，也会选择留在村里。如何让村民留在村里，又能致富呢？？我们发动老乡的智慧和经验，讨论、想办法、拿主意，先从白草自然村做起。果然，热热闹闹的辩论会就开在老乡家的院子里。一个下午不行，晚上接着议论。直到第二天，村民们终于把一致同意的办法告诉我们。
　　依托近2万亩的山地草场资源，发展畜牧养殖产业“养殖奶山羊”，当地的一种肉羊。每户只要有三只成年母羊，三年能减贫，五年可脱贫。村民们对用互助的方式养羊很支持，连夜开会组织互助组、互助会，讨论购羊的办法和互助养羊的落实。临到我们离开，白草村37户农民已经自愿组成了9个互助组，一个互助会。扶助养羊“协议书”附有三个附件：① 互助会、互助组成员名单；② 承诺遵守《互助公约》，全体互助组成员签名；③ 养羊扶助款的监督使用办法。
　　“冉坝村”位于礼县白关乡东南部，全县最贫困的村之一。全村辖5个村民小组104户443人，其中贫困户80户315人。全村有劳动力280人，耕地面积1648亩，人均耕地面积3.7亩。主要作物有小麦、黄豆、洋芋、玉米等，经济作物有核桃、党参等。人均纯收入2200元。
　　冉坝村比西山村的自然条件更差，分布在山沟1个小组，山顶3个小组。全村海拔1900米，属于多地震区，且同样容易受其他自然灾害影响。村里陡坡地占80%以上，水土流失非常严重，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十分常见。加之村子在山沟和山顶，一到汛期，乡里就会安排人员到上游预警。去年8月，由于泥石流，山沟里的村边7-8米深的小河完全被填平，还有部分房屋被冲毁。而山顶的房子由于山体滑坡，随时有坍塌、滑落的危险。沟里村子组织修河堤，但是只有一米半高，如发生去年一样大的泥石流，完全没办法防御。
　　去往村子的路上山体滑坡非常常见，进村时会趟过2条半米深的小河。村里前往种地和去往别的小组的山路非常陡峭，有的小路宽不足30厘米，下面就是悬崖。村里除了部分年轻人用摩托外，大部分人还是走路进出村。从村里到乡里单程要走三个小时，从行政村到另外两个自然村，也要走两三个小时艰险狭窄的山路。
　　土地主要种植小麦、土豆，也有种些小菜。坡陡加上缺水，农户的收成一般都是自给自足。收成差的年头粮食基本够自己家全年的口粮，好的年头能把粮食存起来。去年水灾，很多村民没了食物，部分家庭靠买粮生活。很多村民贫困，有的几户一起养1头牛用于耕地，养猪和鸡也是准备过年过节食用。村里有养羊户，因为草场全部是坡地，只适合养殖个体很小的山羊。羊羔价格400-500元，成羊卖价1000多元。中药材种植是该村群众主要收入来源之一，由于缺乏技手术，药材收入较低。
　　村里有年400-800元收入的低保户，个别有年收入3万多元的家庭。壮劳力基本都外出到西安、新疆、安徽等地打工。主要从事建筑行业，年人均创收也是6000元左右。今年有部分外出人员还没找到工作。因村子太过偏僻，生活条件太恶劣，很少有人愿意嫁过来。村民赚钱回村的人比较少，大部分在外打工后愿意留在外面。很多孩子不愿意读书，年纪刚满16岁就会选择休学，外出打工。有一些孩子出去后就不愿意再和家里联系，更不用说回家了。
　　［对西山村、冉坝村的扶助计划与具体落实］
　　一、西山村有17500亩山地草原，且有充足的降雨量，适合发展山羊养殖。工作室决定：支援每户五只羊标准。村民积极性很高，并组成了互助组。现购羊款已发放至互助组。
　　二、冉坝村山高坡陡，自然灾害频发，已不宜人居。常规的种植和养殖都有困难。工作室决定：拨专款支持该村养“虫”。现土元、蝎等市场前景看好，投资小、用工少、养殖容易、费用低，且可利用当地的空屋废院上规模。“虫”虽小，收益却很高，一位家庭妇女轻轻松松就能做到年获利五千以上。
　　三、根据西山村、冉坝村劳力多的情况，工作室与其建立了“务工”联络点，定期免费向他们提供用工信息。并对贫困户提供外出打工的路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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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沦陷的农业区
　　河北省怀来县新保安镇“东园子村”。该村地处平地，位于县西部，距县城6公里。京包铁路，高藏高速，110国道穿界而过。东园子村有1000户，2450人。共有可耕地2200亩。1000户中，纯农业户200户，兼业农户600户，非农户200户；属农业户口的850户；低保167余户、五保24户。
　　东园子村人口2400多人，村支书说实际居住800多人，现有很多空置房与未建宅基地。说是人均收入8千元，其实最多只有3.5千元，是用收入大户的数平摊的。村里普遍是砖瓦房，几乎未见有改建的新房。从80年代分土地，每人六至八分地左右，分地后出生的年轻人就没有地。2003年搞“小城镇户口”农转非，一户收两百元。买了户口的户至今小城镇户口没着落，还在村里住，地也没了。东园子村青壮年劳动力，选择在怀来县或北京打工。北京虽然每月工资稳定，但由于房租生活费等开支较高，基本没有储蓄。在沙城打工，生活成本便宜，大部分年轻人想留在城里不愿返村，会选择贷款在县城买房定居。
　　1984年，集体资产，牲口大车卖光分光，没留一分集体机动地。1994年又改制，将集体企业、小作坊卖掉。村庄以前有砖厂、白灰厂、采石厂等，后都关闭了。现在村里没有集体经济，没有集体财产，没有任何企业，没有蔬菜大棚，没有对外的土地流转，没有大资本农业作物。因留守村民劳动力有限，只有极少数村民选择养牛、养羊贴补家用。村民副业都是单干，支书养4000只肉鸡，村长有80亩树苗林。
　　村里务农多是60岁以上的人。
　　村民郑洪亮，男，73岁，妻子65岁。一儿两女，都已婚生子，在外打工。4个孙辈。儿子在附近打短工，兼种4亩地，住在父母的房子里。老两口在村里另租房子住，已经12年了。村里空房多，房租每年只需120元。租的房子和他自有的房子一样，都是1978年盖的土坯房，3间46平方米。大女儿已在县城买了房子，分期付款。老俩有2亩地，都种玉米，自己干农活，儿子也帮着种。每亩收获1000多斤，成本约300元。家里养了2只羊、3只鸡。每年用一部分玉米喂羊，自己吃100斤左右，剩下的卖掉，买大米和白面。两人每月食物开支近300元，水电煤气的开支约60元。药费每年要花2000多元，“大医院去不起”。在当地医院看病可报45%，但自己买药不能报销。两口每月各有55元社保。老人说，“往年有低保，今年没有。”他们两人一年的总收入不到5000元，支出要比收入多2000元左右，所以经常要借钱。儿女在经济上帮不了什么忙。妻子说：“孩子自己还顾不过来。”“他们比老的活得还累得慌。”
　　村里的富户都不是务农户。
　　村民郑海源，男，38岁。中专生，济南卫校毕业，在村里开了一个诊所。有两张病床，5间房共75平方米。是2004年花2.1万元买下的旧房。有两个孩子，诊所和家都在这5间房子里。每月接诊40多病人。病人在他这里的一次花费，多的1000多元，少的几块钱。他说，每年的收入大约有7-8万元。不算搬迁出去的富户，他可以算是村里的高收入者了。村里收入在50万以上的，应该有10多户，都不在本村生活了。因为富人搬迁走了，又有新农合的报销，他的诊所这些年不如前些年收入高。父母在种玉米，亩产可达1500斤。他自己不做农业和副业。每月吃饭的开支要花2000多元，因为两个孩子在学校吃，比较费。每年衣服钱也主要花在孩子身上。他为自己买了养老保险，为两个孩子买了少儿红运，每年共3000元；一个孩子上幼儿园，学费每年6000元；一个孩子上小学，每年在校费用2000元。去年花12.4万元买了一辆车，接送孩子上学，每年油钱大约是1.1-1.2万元。有两辆摩托车，其中一辆已经坏了。平时家人生病都是吃诊所进的药。
　　禹芝礼，男，65岁，是“村综治维稳组织第四区区长”、“村和谐促进会成员”。他夫妻两人单过，年纯收入在5万元以上，也是村里的富户。禹有3.2亩地，交给别人种，每年共收300元。租户亩产玉米1500斤，每亩纯收入有700多元。村里有7个小铺。禹家的主要收入来自一个小铺，妻子在照看。房子是30多年前和12年前盖的，有4间。在房子之间搭了顶棚，共有190平米。每月吃饭、水电等开销，都“没有算计”。穿的花费很少，妻子白巧英说“舍不得，有个穿的就得。”家里有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电动车、电脑、小汽车。禹芝礼两个女儿，一个北京打工，另外一个在村里。村里女儿没工作，一个14岁儿子，上小学6年级。丈夫开松花江车，接送村里的12个孩子上学，每人每月交200元，此项每月纯收入800元。另外打点散工，年总收入不到两万元。丈夫有肝病，每年药费5000多元，去小药铺自己买药吃，不能报销。因为家境不太好，一家每天在父母家吃饭，但住在租来的房子里。她又怀孕了，笑着说：“越穷越生。”
　　禹振根与妻子贾春萍，以前家种两亩地。儿子外出打工结婚后，老两口生活压力也越来越大。十年前，决定养奶牛来改善生活，现在经过繁殖有了4头奶牛，两亩地的玉米秆子开始有点不够牛吃。好在牛奶能卖1.6元/斤，平时村民要点牛粪改善土壤给点钱，家里还能存一点钱。现在老两口十分感谢党带来的新生活，以前觉得活50多岁就不错了，没想到现在不仅身体不错，而且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东园子村常住人口基本为老弱病残，只有少部分打工人员选择待村里。2008年以前东园子村种水稻，用洋河水灌溉，后为保护水质不让种水稻了。以后种小麦、玉米。村土壤含碱，原种一季水稻可压两年碱地。现不种水稻，碱化严重，地力下降。最基本的土地资源、劳动力都在枯竭。村里并不缺水，但没钱打井。这些年水位下降，水务局出钱帮打两眼机井，原来120米见水，现在210米见水。一眼饮用，一眼浇地，可管200亩。小麦吃水费工，产量只有400斤，这些年也不种了。现在只种一季玉米，另一季抛荒。农地2000亩，已谈不上精耕细作，现在是优质种子，加上化肥、除草剂，不用间苗、不用除草，产量能到1000多斤。种地90％用化肥，10％用农家肥。大糞没人要，一挑7元卖给收糞的。
　　农业首先是无钱可赚，不够养家糊口。加之离北京近，打工一年收入达2万元，务农绝对达不到。因此宁可出外打工，不回来种地。打工资金很少返村盖房，更不说带动村经济发展。个人没有存款、财产抵押，很难在信用社贷到款。劳动力加资金的短缺，土地没有养护，地力下降，形成恶性循环。老乡都说，现在种地是低人四等，“有文化人不种地”。这里，农村不再构成农民生活的归宿，农业不再能代表农民生活的意义。
　　［对东园子村扶助计划］
　　东园子村是很典型的农业沦陷区。依据他们现有土地少，离北京近，交通方便的条件，现有土地很适合搞专项高效产业，走土地、劳动、资本平等合作的路子。回到北京后，工作室要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高效产业方案，供东园子村选择。
6、想种地，没有水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乌兰花镇土城子村“讨思号自然村”。四子王旗属平原式丘陵地貌，据《蒙古游牧记》：“元太祖牙哈布图哈萨尔十世孙诺&&
　　延泰有四子，分牧而处，后遂名四子王旗。”乌兰花镇是四子王旗政府驻地。乌兰花在蒙语中意为“红色的花”。土城子村360户，1200人，劳动力400人。其中，讨思号自然村106户，344人，劳动力120人；可耕地3800亩，人均8至10亩。
　　原来农作物是小麦，产量低不挣钱，现在主要种植土豆、葵花、草玉米。土豆可产1800斤，但每亩收入不稳定，按收购价不等，低到800元高可到1400元。全村近2000亩缺水土地，己经流转出去，种植土豆。一亩流转费200元/年。全村一半以上是贫困户，人均收入3000元以下。我们走访的贫困户，都是因病、因残，没有劳动力或孩子多。种地收入除去成本，仅够糊口。留在村里，致富的唯一途经是养羊。
　　元金平家。本人64岁，妻子62岁。两人每月有近百元的养老金。女儿出嫁。两儿子都已经结婚，在外打工。为了照顾家庭压力非常大，很少回家，老人表示理解。家有15亩地，全靠元金平自己种葵花、山药和草玉米，其中葵花和山药收成好的时候能卖8000多元，草玉米自家拿来喂羊。家里有40只羊，大羊能卖700到800元，小羊能卖300到400元，过去一年能卖元。每年全家能有4万多元的收入。元金平说“这也仅够全年开支，没有积蓄”。儿子在外面要租房生活，妻子有高血压，动脉也有问题，不能农务。家里买粮吃，每月基本花费80元，老两口不买新衣服，身上衣服虽然干净，但是很旧。一年的水、电、汽/柴油、煤气等花费500多元。元金平消费主要是烟，每年花费800多元，两人看病买药每年至少4000多元。现有住房4间120多平方米，为40多年的土胚房，已经记不起当年花了多少钱。现在一直想翻新房子，预计要3到4万元，可是家里没有钱。以前钱不够时会找孩子要或者找亲戚借，养羊后经济有所改善，两人现在没外债。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古城镇“西黑沙图村”。古城镇是种养殖大镇。西黑沙图行政村距县城约60公里，平原地形。全村280户，970人，五个自然村。行政村总土地25平方公里，耕地1.3万亩，林地4千亩，荒地2万亩。主要农作物是玉米、绿豆、谷子、土豆、葵花。
　　西黑沙图村的土地全部是旱地，没有水。种地是十年九旱，收入很少，有的年头连成本都收不回来。“现耙现种，过一天地就吹干了。”盼雨，完全靠天吃饭。没有外人愿意来承包土地，村长说“他们一看地就不行。”全村劳力700人，村里青年人都外出打工了，留村200人。该村没有集体财产，人均收入也在3000元/年以下。村中贫困户，同所有村庄一样，都是结构性的。
　　这里的村长也说：致富有两条路，水和羊。整个行政村大约有5000只羊，比较分散，几乎每家都有。村长自己就是例子。8年前，别人送他一只小母羊羔，当年就生了三头小羊，现在已经繁殖到160只。不算陆续卖掉的300多只公羊，去年就卖了40只，每只800多元。正好是卖羊的钱，供两个孩子上了大学。
　　为解决老弱病残户及没有种地劳力，土地荒废的问题。西黑沙图村王俊维等5个村民今年发起成立农业合作社。有合同、签字、手印，1月8日在民政部门注册。注册名为托克托县金果来种养殖农业合作社。法人代表说：“我们手续齐全。”现加入合作社有40余户，220多成员。合作社成员全部以土地入股，都是股东，共有3104亩耕地。合作社没有启动资金，入社成员，每人上交500元，由此筹集了1万多元，作为代赊购买种子、化肥的资金。余下所欠费用，待收成后还。
　　今年是合作社的第一个年头。在3104亩耕地中，有400多亩已经荒废了10年，要在今年夏天耕过之后，明年才能下种。其中900多亩用来种植玉米，估计每亩收入约600多元；2400多亩用于种植草玉米，种植成本300元左右，每亩毛收入500多元。他们说，今年是马年，收成会好。合作社成员多在外打工，或者是老弱病残，真正种地的，就是16个人。劳动力中，最年轻的李广军45岁，担任机耕手，会使用和维修农机。第二年青的56岁，劳力年纪最大的有67岁。劳力出工时记工分，到时按照收成好坏决定工分值。合作社从外面租一台120马力的大拖拉机耕耙播，连司机的费用，每亩30元。收割用各户小机械。成员自有5-6个小四轮，使用费另外算账。
　　合作社所在自然村单干的还有10多户，这些家的劳力多，土地多，有的100多亩。支书说：“他们劳力多，觉得入社亏了。但是如果到年底看到合作社收成好，他们也会加入。”入合作社之后，可以省出劳力去打工，增加收入。
　　村民说“想种地，没有水”。从大青山上流下来的宝贝河经过村庄，现在已经无水。“毛主席时修下的水坝”，在雨季可以形成1000多亩的湖面，搞水产养殖。后来暴雨多次冲垮堤坝，现在无钱再修。村里有6、7眼机井，但没有水，要打到300米以下才有水，成本太高。“渠没有，地不平，没有钱”。引黄河水的灌溉主渠经过村子附近，西黑沙图村民自己挖了一条支渠，电力部门把电线也接过来了，但没有钱把土沟用水泥“衬”起来成为支干水渠。据说政府已有计划，但一直没有修渠。村民摇头说：“代价可大了。”如果有灌溉水，他们愿意自己平整土地，便于水流。尽管6级提水灌溉，每亩需要用水成本约50元，但可以增产。每年浇一次，农民可获水费10倍以上的收益。村长说“如果每年得到一次水利灌溉，还可以再开垦荒地1万亩。”西黑沙图村农民愿意种粮，使我们沉重的心略感欣慰。似乎又看到了“我们的未来在希望的田野上”，只要政府帮助解决农村小水利设施。但除此以外，种牧草也是一个发展方向。
　　西黑沙图村养羊合作社也是今年成立的。名义上有6家，实际上只有李喜贵一家，其余是挂名，因为注册要求有5人以上。农民个人的贷款额度只有2-3万元，李喜贵以合作社的名义贷款，公务员亲戚担保，可得20万。现在李家羊近150只，主要是小尾羊和杜波羊的杂交，花了15、6万元，另外还修了羊舍，总共花了将近50万元。村民养羊的风险和成本主要集中在小羊。中间商来收购，只要50斤以下的4个多月的羊，然后把羊养到100多斤再卖给屠宰厂，赚取利润的大头。小羊每斤可卖12元。养羊的村民没有市场渠道把大羊直接卖给加工公司，中间商收大羊，每斤只有8元。如果能建立与大公司直接收购的网络，农民可以得到更多的收益。另一自然村有养100多头山羊卖羊绒的。
　　［对讨思号村、西黑沙图村的扶助计划与具体落实］
　　一、尊重讨思号村提出的“每户三只羊，当年就能脱贫”的意见。决定支援贫困户3只羊。考虑到贫困户大多缺劳力、土地，因此给参加互助组的中等户2只、一般户1只的支持，以便互帮互助。
　　二、白若冰工作室在现场，即为西黑沙图村解决了全村羊的销售市场问题& & & & 。
　　三、西黑沙图村养羊有经验，散养和圈养出栏率都很高，可继续扩大羊的养殖规模。由于当地缺水，且盐碱化严重。工作室决定支持该村进行“羊草”种植。羊草抗寒、抗旱、耐盐碱、耐土壤瘠薄，且一次种植多年收益。工作室与该村现有互助组合作，提供资金与技手术支持，今年先搞小规模试验，成功后再大规模推广，力争五年内建或万亩牧草基地，让该村彻底脱贫致富。
7、“没有[非法关键词已被屏蔽]就没有新中国”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不同于北京其它近郊农村。该村地处深山区，离十渡镇35公里，总面积14.7平方公里，606户，1203人，可耕地只有300亩。
　　到了村里我们才知道，堂上村是《没有[非法关键词已被屏蔽]就没有新中国》歌曲原创地，还有一个“纪念馆”。1943年，19岁的曹火星在堂上村中堂庙，针对蒋介石“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了中国”借助当地民歌霸王鞭旋律，写成《没有[非法关键词已被屏蔽]就没有中国》这首表达人民相信[非法关键词已被屏蔽]的歌曲，传唱全中国。1950年毛泽东同志在歌名“中国”前，加了一个“新”字。从此，“没有[非法关键词已被屏蔽]就没有新中国”象征着一个真理。
　　现在，堂上村村民受到政府很多政策扶持。村里每年每户有八罐50元的煤气，帮助村民节约了开支；农村新型医学保险为村民报销部分40％医学的费用，解决了部分看病问题；险户192户，集中搬迁村建楼房住，人均25平米。政府出一千元，集体出一千元，个人出3-5百元。这些政策村民都很支持，也很感谢。部分村民在走访期间一直说“感谢党让我们走上了新的生活，比过去日子稳定多了。”可是村民也认为这些扶持后面也有很大的问题。医学保险有了，但药医费太贵了，病不起。住在内迁房，个人应交的房钱4万元多数还欠着。
　　改革开放前后，堂上村靠山吃山，由煤矿支撑村内的主要经济。原有小煤窑40个，2007年开始，为保护环境全部禁采。2010年最后一个小煤窑关闭，村里经济面临真正“转型”。
　　转向那里？？全村可耕地才300亩，种植小麦、玉米，仅够口粮的十分之一。租用骡子耕地，一头骡子一天300元，收成不够租骡子钱。300亩地抛荒150亩。种优质粮，土壤只适合种玉米、土豆；养羊，牧畜局支持，林业局禁止，发现就罚；养驴要三年才有收入，不如去打工；种树，后期浇水管理跟不上成活率低，就靠反复种。政府提供树苗，种一亩给人工费800元。先种后给钱。护林员，一月450元，一天8－15元，一年只能工作6个月。能做护林员，成了村民的理想。村支书说，失去了非农经济支柱“没有任何出路”，连吃饭都成了问题。现在政府给面，25斤/人年，村集体给米，50斤/人年，油10斤/人年。即使这样，村里因各种原因贫困的还有140户左右，有残疾证的110人，还有10个聋哑人。
　　安进平42岁。有两亩地，每亩产玉米250斤，自家吃。1999年，前夫跑运输车子掉下悬崖摔死了，留下买卡车欠账4万多元。她一直抚养前夫的婶子，招赘了一个比她大3岁的河北人。丈夫是全家6口中的唯一劳力，在房山工地当小工，一个月拿回来1000多元。村里照顾她，安排护林工作，每天收入15元。收获的核桃去年卖了30多元。她有两个女儿，21岁和16岁，丈夫带来一个儿子，16岁，三人都在上学，每年学费、生活费需4万多元。住进村里的内迁房，每年冬天电取暖的费用7000多元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个人应交建房费47500元，仍然欠着。此外还有近10万元的欠债，她说“不知道怎么才能还上。”前夫婶子患有肺气肿、老年痴呆、冠心病，每年药钱要花3000多元。好在她有4个哥、1个姐，时常接济她，还借钱给她。
　　高祥增，41岁，家里有6口人。最近检查出肝病，村里人说他活不了多久了。每月药钱大约是1500元。村民给他捐款，两个姐姐也帮助他很多。今年春节，村支书跑了三趟乡政府，为他家要来3000元补助，他们才能够过年。说到这里，他流泪了。高祥增住村里内迁房，病是搬家之后发现的，4.6万元个人付款还没有还。妻子在村里护林防火。高祥增父母分别是73岁和68岁，种4亩地，都是小块山坡地。玉米亩产约300斤，黄豆亩产约300斤。大女儿16岁，上高中，学费等开支1万多元。小女儿14岁，上初中，吃住、学费全免，每月开支大约80元。两个孩子依靠爷爷奶奶每月500元的养老金上学。
　　搬进新房的李广云说，他们一家五口今年住进了新修的房子，可是现在新房是地暖，取暖要用电，每天省着花也要100来元，过冬光电费就要花元。人怕冷，不可能不过冬，电暖开销又太大，最后一家只能搬回老房子。
　　小煤窑关闭，留下151个程度不等的矽肺病人。
　　李广军50岁，在煤矿工作11年，挣了一些钱，一样患有矽肺。失去大部分劳动能力，仍可做轻活，但以年龄和身体状况找不到工作。家里有父亲、夫妻和两个孩子。女儿打工，月收入2000多元；21岁的儿子还在上学，每年开支两万元。一年前外迁到良乡，花了以前在煤矿积蓄的50万元，买了专供的低价房子并装修。他说“忙前半辈子买了房，后半辈子还没有着落。”村里土地已被收回，老房子被拆，但户口却转不出去，就业、医学、养老均无着落，说好的矽肺补偿费也没有影子，“等于没有人管了”。他们听说房山区另外两个地区和别的省，矽肺病国家都补偿了十多万。但是这边150多人没有补偿措施，有时候想组织上访，但是大队现在压着。
　　堂上村劳动人口600人，外出打工300人。村支书是先富起来的企业家。最好时，全村人均福利达6千元。现在没有经济支柱，务农无收入，行政村干部每年到处乞讨，借钱，就剩下欠债。村支书最大的心思就是指望一半村民搬出去。政府有搬迁指标380户，靠抓阄决定。原定5年完成，现已过4年，仅搬走199人，新户口还没落实。
　　村里富户都迁移出去了，剩下村民较为贫穷。留在村里，首先要就业。村干部一边想发展野生葡萄、国光苹果、山毛桃、樱桃、麻核桃，但都要钱、要时间；一边准备搞红色旅游，村民对这个新产业充满期待。村民都明白，没有住宿、餐饮配套设施，人们参观后会直接离开，不能带动创收。红色旅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堂上村的调查反证了一个事实：没有农业以外的资源，靠种地没有出路，养活自己都困难。没有[非法关键词已被屏蔽]，就没有新中国。现在，不能有了“国家”，没了“农民”。
　　李福会今年89岁，是最早传唱《没有[非法关键词已被屏蔽]，就没有新中国》的人之一。他得了老年痴呆症，平时不说话，家人也认不全。儿子说：“这些年他什么都不记得了，就这首歌还能唱两句。”但也有好几年没唱了。在儿子的反复要求和启发下，老人终于回答说：“会唱。”又沉默了几分钟之后，他完整地唱出了这首歌。他的牙已经掉光，但歌词的发音仍然清晰──没有[非法关键词已被屏蔽]就没有新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
　　［对堂上村的扶助计划与具体落实］
　　一、堂上村的问题很突出，目前政府解决全部移民有困难，可考虑将所剩农户组成护林队，每月发点补助，就能把14平方公里的山林很好地管理起来。
　　二、林间地种植蓝莓是个一劳永逸的好办法。再加上，工作室正与中国全联旅游业商会协商，在该村建立“红色旅游”点，届时可推出“蓝莓采摘节”等配套活动。
　　三、为解决村民目前的生活困难和减少森林火灾发生，工作室愿扶持该村开发“腐殖土”项目，利用森林多年积落的腐殖质，配料成城市人养花的营养基。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市场行情肯定很好。
8、组织农民，依靠农民
　　只要真心实意地帮助农民，中国农民有丰富的经验，足够的智慧走出贫困。
　　我们所到之处，看到报纸讲的最多的，就是“新农村”加“城镇化建设”。要坚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要突出规划编制、民房建设、设施配套、产业发展、民主管理、乡风文明；要完成×××个村庄专业规划编制，整合扶贫、整村推进、财政一事一议、危旧房改造；农业、林业、国土、水利、交通、环保等各类项目资金，用于新农村建设；要“树立典型、以点带面、层次推进”，发改、财政、扶贫、水利、国土、交通部门包抓新农村建设；要包村帮建基层党员活动室、文化广场、村道硬化“十个全覆盖”；要“统一规划、统一风格、统一建设”，彰显生态文明新农村特色……等等。
　　说到底，最终落地的不是农村和城镇的房地产工程，就是无数无效工程，与基础的、底线的、传统的农民生产条件改善与经济生活改善没有何关系。农民的生存现状还是“自生自灭”。靠种粮维持温饱，靠外出打工增加收入。不能外出打工，立马陷入贫困；生病，上大学，出意外事故等，立马陷入贫困。
　　三十年改革，中国城市和城市人是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我们调查的农村，依旧贫穷，依旧无助。如果农村、农民没有一点担风险的能力，说明务农种粮的农民未得改革开放的红利。调查下来最明显一点：一个家庭超生了，经过几十年的挣扎，现孩子长大了，可以外出打工，这个家庭就脱贫了。而当初，响应政府号召，少生孩子的农户，没有多余的劳动力外出打工，反沦落为贫困户。这又证实了一个事实，在农村坚守种粮没有出路，只会越种越贫困。
　　现有条件下，无论种养大户还是家庭农场，本质上都是小农，与大资本无法比拟。从人数来看，农民阶层是最大的，要相信农民、团结农民、组织农民、依靠农民。对小农来说，种养还不是最难的问题，走向市场更加困难。要找到一种将千百万分散的小农与国内、国际大市场联系起来的有效方式，需要组织针对大市场的销售。小农与家庭农场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小生产需要组织大市场，只有大市场才能救小农，这是需要政党、政府、行业、商会共同研究全力解决的，不能靠小农自己单打独斗去闯市场。
　　从农民中来，到农民中去。只有真正下到户里，了解到实情，才可能帮助最受困的老百姓脱贫。在生产环节，摆脱贫困完全靠个人、单个家庭的力量很有限。眼下可行的办法，就是走农民互助组、互助会的路子。所有互助，我们使用同一个《互助公约》：
　　一、互相帮助，是我们的精神。
　　二、科学技手术，是我们的财富。
　　三、民主议事，是我们的权利。
　　四、共同进步，是我们的出路。
　　中国式小农必定要自生自灭，还是可以焕发活力？？生产规模的大小，与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幸福感，并不完全成正比。在中国，[非法关键词已被屏蔽]政府一直宣称坚持社会主义，这与农民的意愿具有本质的一致性：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小生产”要共同富裕，保证农户利益，依赖大资本是靠不住的，自由竞争的市场更是靠不住。实现小农的共同富裕，需要小生产自身有组织的面对大市场。而“有组织的面对大市场”恰是[非法关键词已被屏蔽]和人民政府要做的正事。依靠农民、团结农民、组织农民；建立土地、劳动与资本的平等合作，实现“小农连接大市场”，用产前产后产中的大组织，保护“小生产”的积极性，这些环节都至关重要。这是维护家庭承包者自身权益的需要，也是国家发展的方向。
9、三农问题的继续
　　对农民而言，“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理所当然。问题在于“交什么？？怎么交合理”。现在农村“税”没了，“统”没了三权抵押、担保，进一步架空、削弱了土地集体所有权，只留下“个体”农户承包制。十七届三中全会表述为“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
　　实行农民种粮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新增补贴向粮食农产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产区倾斜；在有条件的地方开展按实际粮食播种面积或产量，对生产者补贴试点……等等政策。似乎是由过去“多取少予”开始向“少取多予”转变，农民开始由“减负”向“增收”转变。但调查表明，我国财政支农资金中70％左右用在农业行政事业单位上，而没有用于农业生产本身。国家在农业项目上的扶助并不少，由于地方政府、部门利益的关系，绝大多数成了面子工程或被中间环节消耗掉。农民享受到的最终补贴，也被物价上涨吃掉。
　　2000年人们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那以后，全面开展“正税清费”。从2004年起，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1年锁定三农主题。2005年，广东颁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将与国有建设用地一样，按“同地、同价、同权”的原则，通过招、拍、挂等方式进行土地交易。但是，严格的土地管理文件与地方政府、开发商的实际利益相比，显得苍白无力。按粮食生产区域分工，产粮区与销粮区定位的差距，导致“产粮大县，经济弱县，财政穷县”的产生。主产粮区不断萎缩，主销粮区迅速扩大，主产粮区会转用“圈地”突出重围。农地、粮地必然持续减少，已成定局！！
　　今天，我们看到的三农是──农业恶化，农村老化，农民分化。
　　一、农业恶化。全国耕地的70％属粮食种植，30％耕地种植经济作物。2008年我们从粮食净出口变净进口国。2011年玉米全面进口。2012年三大主粮玉米、小麦、稻米进口比2011年增长197％、195％、305％。80年代初30省市21个粮食输出；1990年9个；目前只剩5个有稳定粮食输出。农地数量减少，质量下降。工业占好地，大城市扩张占好地、小城镇建设占好地。真实情况是“房地产占山下，耕地搬山上”。18亿亩耕地，只是一个虚数，并不代表可耕用。
　　除此，占全国耕地总面积20％农地污染严重。每年施用超过5800万吨化肥、180万吨农药以及除草剂、植物激素等化学投放品,超过五千万亩耕地为中、重度污染；而遭受重金属污染的具体耕地数量，还未公开披露；水土流失，强降雨时会发生地质灾害的六千万亩25度以上陡坡耕地；开垦不该开垦的湿地，以及超采地下水形成“漏斗”地区的土地……与此同时，利润导向农业技手术推广，使得农资不安全。农资生产流通，技手术价格，外资垄断。中国作为最大种子需求国，育种核心技手术和品种权没有。外资玉米种、蔬菜种不断扩大。外资农药占三成，水稻、小麦草害防治，已是外资农药主导。
　　二、农村老化。调查反映出的问题是普遍的：农民种几亩地不可能富裕。农民在农业生产里面已经没有收益权了，他们实际上是在用自己的非农收益来补农业收益。农业回到自给自足、保障生存的一种“活命”。
　　2000年后，几乎所有农村年轻人都进城务工经商，农业由留守在村老年人和妇女承担。年轻子女外出务工、年老父母在家务农，比例近乎90%以上。打工赚取收入，既为维持农村家庭生活，也为赚取进城生活的积蓄，获取在城市立足的资本。离土又离乡的民工对于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不只是人离开了村庄，务工赚的钱也不会流回村庄。在我们所到之处，离开村庄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凡是不上学的都外出打工了。他们外出打工的目的，就是要离农村越来越远。最终，农村不仅老化，而且空心化。
　　三、农民分化。农民分化首先来自农用土地分化。同样一块地，种粮食或盖厂房，其价值天壤之别。农地转为非农建设使用，使全国农民分为成两个部分：分布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近郊，农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的农民，可以得到土地非农使用增值收益。而绝大多数农民，是农业种植地区农民，他们没有非农之外的资源，没有条件得到农地非农使用的增值收益。这部分农民不被大资本关注，不受现政府重视。这是优胜劣汰、自生自灭的大多数。在这个自生自灭的人群中，又有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民与进城打工农民之分。在家种地一年收入三、五千元，进城打工一年收入可二万元。农民的选择是明摆着的。离家打工农民，属于“解放出来的劳动力”，也就是“剩余劳动力”。
　　所谓自生自灭，就是无论务农的还是打工的农民，他们自身的生活条件、劳动条件，以及社会生存条件都已变成偶然的东西，单个农民或单个农民工无法加以控制，而且也没有任何社会组织能使他们加以控制。对他们来说，进城打工只是问题的一面，何以能够城市扎根，何以能够返回安生，则是更重要的问题。如果“解放出来的劳动力”进城打工扎不下根，一旦转移到“但凡必须回乡”，他们可以做什么？？怎么做才能安生立命？？70后已鲜有务农能力，而且无地可种。城市呆不下，回乡养不了自己，活路在哪里？？
　　中国基础的、底线的绝大多数农民，不是任由市场起决定作用的领域，而是由路线、方针、政策起决定作用的领域。吃饭、喝水终会成为全人类的最大问题。老歌曲中唱到“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生活，为她富裕为她兴旺”。现实中，却很少尊重农民选择，听取农民意见，赋予农民权力，相信农民智慧。
　　顶层认为：小农经济无效率。中央决议：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用大生产代替小生产；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实现确权，鼓励土地流转，鼓励农民进城和资本下乡；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我们主张：要真心实意地帮助农民。“小农”并不是三农问题所在，小农与社会化并不矛盾。三农问题所在，是国家没把解决三农当作“战略”对待，任其由市场摆布、自生自灭。用大农排挤小农，不计后果地瓦解2亿户小农经营；无视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的现实；无视经营者失地，无视抵押、担保方收回承包地经营权；在排斥农民工在城市落地生根的前提下，城乡建设用地同权、同价的“城镇化”，无疑是一个幌子。结果是，将一般建设用地甚至耕地变成经营性用地。
　　看农民信什么，就看他家中堂。中堂，是这户人家的精神，是这户人家的希望。进到村里，可以看到村民家的中堂墙上，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毛主席老人家穿着大衣顶天立地！！有观世音菩萨的站像，也有天主带着光环的站像，更有每家孩子的成绩奖状和寄托希望的儿女孙辈的照片！！
　　问信教农户，为什么信主？？他们说：信“主”是被逼的，没法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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