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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占比在医院管理评价工作中的管制价值和社会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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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占比在医院管理评价工作中的管制价值和社会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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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资源在我国的工业化过程中逐渐显示出其稀缺性,但是由于环境资源的产权并不像其他资源那样容易界定,传统的市场机制在解决这一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时表现出许多不足。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往往并未将环境视为生产要素,过度排放污染物的情况屡见不鲜,导致我国环境污染严重。在我们尝试以政府直接行政干预或者产权激励的方法解决这一难题时,就涉及到了政府管制的内容。政府管制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部门(通常是一国政府)凭借其行政权利对经济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的行为进行干预或限制,以提高社会福利。尽管许多学者对于政府管制的效率都持怀疑...展开
环境资源在我国的工业化过程中逐渐显示出其稀缺性,但是由于环境资源的产权并不像其他资源那样容易界定,传统的市场机制在解决这一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时表现出许多不足。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往往并未将环境视为生产要素,过度排放污染物的情况屡见不鲜,导致我国环境污染严重。在我们尝试以政府直接行政干预或者产权激励的方法解决这一难题时,就涉及到了政府管制的内容。政府管制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部门(通常是一国政府)凭借其行政权利对经济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的行为进行干预或限制,以提高社会福利。尽管许多学者对于政府管制的效率都持怀疑态度,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各国的环境保护领域,政府管制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我国经济建设不断取得重大进步的同时,环境破坏问题也同样令人关注。各级政府也意识到环境问题的紧迫,正不断加大投入加紧环境治理。一方面我们对政府行政效率持有合理的怀疑态度,另一方面政府不断加大对环境管制的投入,于是对环境管制绩效的关注便显得十分重要和紧迫。
本文旨在研究政府环境管制的理论基础以及如何提高政府在环境管制中的效率。环境管制的经济评估,指的是政府管制机构或其他独立组织、学者等,利用成本-收益分析的经济方法,对环境管制政策或管制行为进行评价,以得出管制是否经济有效、能够进行改进等结论。通过对环境管制进行经济评估,以成本收益的原则量化环境管制的效益,政府能改进环境管制的决策水平和执行效率,相关官员的责任和业绩能得到明确和体现；同时,公众能参与环保政策的制定,加强对环保工作的理解和监督。环境管制由于其影响对象的特殊性,往往缺乏完善的交易市场,环境价值的计量存在诸多困难,这也导致对环境管制的评估必须在评估技术上有所创新。本文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管制评估的经验,整理和归纳出一套适合我国环境管制的评价机制,并以上海市“十一五”计划中烟气脱硫为案例,简单计算比较了这一管制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得出了相应的评估结论,并指出了评估的局限和改进方向。
文章分为四章：第一章为绪论,说明本文的选题依据、理论意义,并介绍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回顾了从公共管制理论到环境评估理论的研究发展,提出本文的研究基本方法。第二章为本文的理论部分。从环境管制的理论基础开始论述,介绍了公共管制的基本理论和发展趋势,回顾了环境管制的兴起和发展,并介绍了环境管制的一般方法,从理论上说明实行环境管制评估的必要性,并对环境管制评估在国内外的发展情况作了简单介绍。可以说,前两章是本文的理论部分,着重从理论角度说明环境管制评估的必要性。第三章通过借鉴国外环境管制评估的先进经验,分析了美国环境管制评估制度的建立过程及目前的现状,提出在我国建立管制评估机制的大致框架,并对其中部分评估技术进行了介绍和讨论。最后一章利用管制评估的基本方法对上海市实行烟气脱硫管制的成本收益进行了评估,以检验管制评估的可行性。后两章是在我国建立管制评估的设想和案例分析,以初步验证建立这一制度的可行性,指出存在的相关问题和改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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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价格管制是天下最事与愿违的政策
作者：周其仁
　　注：本文原载于日《经济观察报》，本网刊发此文仅供读者商榷之用，不代表赞同作者立场。
　　上次到武汉,当地朋友说过一个火车站站长的案子。最近看法院网站,该案于4月底判决,事实清楚,可以拿来当教材了。案犯刘志祥曾任汉口火车站站长和武汉铁路局副局长,在任9年期间(),利用职权单独侵吞或伙同他人私分、贪污公款折合人民币1870万元,并“先后160余次收受工程建筑商、车票代售点负责人和所属工作人员等的巨额款物”共1435.4万元。除此之外,还有1440万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不得了,一个门的地方头头,9年时间非法进账近5000万元。但本文要讨论的不是刘志祥案一审判决的结果,也不把评论重点放在刘个人的权势和霸道上。以上两项当然也有一般意义,问题是目前可得的资料不足,随意的“一般化”没有什么意思。这里集中追问: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权势和霸道”才可以在9年时间内为一个地区铁道部门领导人带来5000万的非法进账？
　　一个原由很明显,那就是作为国家垄断性经营的国企和国资管理人,实际上控制着部分国有资源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在监督成本过高的局限条件下,上属于国家和全民的资产,在实际上就落到代理人手中。具体到刘案,无论以各种名义贪污公款,设立并支取“小金库”,捞取工程项目回扣,还是决定承包合同的存废,这些本来的公权,被肆无忌惮地私用了。于是,才有了“肥差”这么一个历久不衰的称谓。“差”的本意是“公差”,但只要监管不足,就变成私差,成为私利的源泉。
　　报道说,刘的行为看上去“火车站好像就是他家的”。不对了,要是火车站真是刘志祥的,他何苦如此来回折腾,以至于“刘在的时候,汉口站的装修工程从来没有断过”？!看数字吧:“汉口火车站经刘志祥的手,几年来装饰维修费用高达1.74亿元”,其中包括花30万元建一处花坛,花110万修一个5米见方的小休息厅,也包括“2000年厅内刚花巨款安装好中央空调,还未使用,2002年又被敲了重新装修”。这就是说,“公权私用”往往伴随着惊人的社会浪费。
　　类似的“工程腐败”司空见惯,根源就是公权私用。在理论上,增加对公权的监督就可以减少公权私用的结果。这一点没有分歧。问题是年年月月喊监督,实际上还是有太多的公共资源根本就是刘志祥之类少数人的囊中私物,为什么就不能进一步做点分析,以求切实解决问题？讲到这一点,我从来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在消灭私人产权环境里形成的国企国资,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最后的资产委托人”。讲来讲去,“强化监管”无非也是代理人行为,最后的监管者在哪里？我们看到,刘志祥居然还当过纪委书记,监守自盗,何其方便耳!
　　这样看,强化国资监管――尤其是强化没有委托人的代理人的监管――永远只是一条路而已。要是这条路走得通,再也不隔三差五就爆出个大案要案的,谁不乐见其成？问题是,眼看大量在法律上属于全民的资源被权势“代理人”占有、享受、挥霍――办案人员从刘志祥那里查抄出现金4000多万,据说不少钞票已经发霉――为什么就不能容许人们想一想、试一试其他解决之道呢？讲过多次,在这“其他之道”当中,就包括通过改制、境内外上市、断卖等多种办法。管不好、管不了那么多,“减持”一点不行吗？
　　不是没有看到国企改革过程要支付的种种代价。平时就容易被盗被占的资产,面临一次性永久转让的时候不可能无人下手。因此,国企转制与各种“名堂”纠缠在一起,是题中应有之意。因为知道其中利害,自己对国企改革的研究至今限于个案,举一不敢反三,更不敢为没有仔细观察、研究过的改制“站台”。我不过认为,“两害相权取其轻”是可用的传统智慧,面对国资的时候,既要看到改制的代价,也要看到不改制的代价。刘案显然不是一个改制案,其中连那个小小招待所的对外承包也被收回了。不过,未经转制、转让、上市的国资,同样可能发生严重的权益流失,不相信这一点的,可以认真读一读法院对刘的判决公告。
　　刘志祥的另外一条生财之道是倒票。就是“把持计划配票大权”,把海量紧俏车票指令分配给刘的“合作者”,再由后者“加手续费”后卖给市场。报道说,“一般是座位票平常最低加5元,依时间长短、紧张与否分别加10元、15元、20元不等。卧铺票平常一般加20元,黄金周和春运期间一律每张加30元,紧张时,甚至加价到50元”。这当然是不得了的“肥水”,因为“汉口火车站每年运送旅客一千多万人次,卧铺票和紧张方向的座位票占30%至40%”。加价收益当然要与刘志祥分成,居然还“有明确的利益分成合同”。更可圈可点的是,“刘志祥利用职权在火车票上得到实惠,是个公开的秘密。他在汉口火车站担任站长6年,被人封为‘汉口站最大票霸’”。
　　这就涉及第二个原由――价格管制给刘志祥带来的巨大利益。也许有人不明白:政府管制火车票的价格,不准卖得太贵,难道不是为了乘客、尤其是低收入群体比如农民工的利益吗？没有问题,价格管制的立意和出发点当然是政府行善,防止铁道公司赚取暴利。问题是,出发点为民的票价管制政策,在某种条件下,居然成为刘志祥的滚滚财源。
　　作用机制是这样的:当市场对车票需求增加的时候,政府管制车票不得涨价,仅仅对于还能够买到车票的“民”来说,才是一种福音。但是,由于需求增加、车票价格不升,普通人可以买到车票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了――原来无须排队的,现在可能要排队;过去排小队的,现在要排大队;甚至怎样排队也还是买不到车票。这时候,总有人愿意出更高的价来得到车票。这时候,恰恰是立意为民的价格管制政策,给刘志祥之类提供了“吃”的机会:他们可以利用职权把紧俏票倒到市场上,加价出售分成。
　　也许是因为刘志祥离谱的霸气,才使价格管制的分配效果如此地“集中”。读者也许会问:倘若刘志祥不是那样霸道,事情是否就不至于如此糟糕？很不幸,我们的分析得不出这个结果――主事人物霸气与否,只不过影响价管分配效果的分布,但不能影响价管分配效果的总量。在市场上人们愿付的价格与政府管制价格之间只要存在差距,这块“肥水”总要被人吃掉。大霸当权,肥水独揽;小霸呢？参与分肥者的人数增加就是了。至于低收入人群如农民工,不是排队时间延长,就是支付价格提高,否则,根本就得不到票。
　　这就是说,价格管制是天下最事与愿违的政策。看不清这一点的,看看刘案。看清的,不妨看看其他领域如医疗、医药、教育和市政领域里的价管。还看不清了？再等一个刘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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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品质管制体系业绩的一种测量,应用 什么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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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实际上是对质量部门KPI指标的考核内容,一般情况下,对于品质管理系统的考核,可以从下面的几个方面来进行：1、质量控制检验覆盖率：从IQC、PQC、FQC一直到OQC是否建立了完整的检验指标系统,不覆盖全过程；2、QCC品管圈活动的开展情况考核：是否辅导每个车间和部门都成立了改善小组,改善小组的运行情况应该属于衡量内容；3、ISO系统的执行情况：是否在顺利完成内审与外审的前提下,使得ISO的相关工作执行到位；4、员工质量培训工作：是否针对全员设计并执行了系统的质量工艺培训工作；5、质量分析会是否按时准时召开,并通过质量分析会解决了制造的所有过程中存在的、阶段性存在的质量问题；以上的五个方面已经足够作为品质部门的质量KPI指标并进行考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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