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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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该是从李大钊开始的。他在1918年的《言治》季刊发表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尽管文中尚未提及马克思主义,但从现有资料看,这应该是他最早提到十月革命的一篇文章,为他不久之后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奠定了基础。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开启了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先河,某种意义上也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启蒙时代,即“后五四”文化启蒙时代,而他也由此成为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引路人。　　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有着非常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政治经济的现实基础。在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之下,中国近代的有识之士不断思考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和途径,目的就是要“救亡图存”,但近代中国的数次变革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这就给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极为严峻而尖锐的问题,中国应向何处走才能实现真正的变革?1915年以《新青年》为阵地的新文化运动的发轫就与此密切相关。陈独秀打出“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冲击,这种极有号召力的新观点很快就得到了当时具备新思想文人的认同。所以当1917年《新青年》迁入北京后,当时的一批具有锐意改革和进取精神的文化精英人士纷纷聚集到《新青年》,为以启蒙为目的的新文化运动聚积了极大的能量。而在1919年新文化运动达到高潮以后,《新青年》阵营发生了明显分化。李大钊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改变中国的现状,“主义”才是救国的良方。他在当时影响较大的《晨报》上协助开办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而胡适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在1919年7月的《每周评论》第31期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空谈外来进口主义是没用的,是危险的,中国的现实是更应多谈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等等。此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文人对此展开了批评,形成“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积极宣传下,“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正式发起。其成员有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张国焘、瞿秋白等。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极为关键的一步,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为越来越多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即新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接受的重要一步。如果说“五四”初期的知识分子仍然还是在黑暗中摸索的话,那么“后五四”一代则在十月革命和李大钊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下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曙光。“五四学生们深信,他们能够从下层通过唤醒同胞们的社会意识的办法挽救中国”(参见《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页)。因为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们看到人类一种全新的制度正在俄国大地诞生,真正的能够代表“劳工”阶层利益的无产阶级社会制度的曙光正在升起。　　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什么会在中国受到新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同,其实有其必然的历史基础和思想渊源: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显示出很多弊端和矛盾,马克思精确而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矛盾存在的根源。中国近代的改革不断地失败,而近代的改革又主要是受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物质文化的影响的结果。因此无论是近代的顽固保守派文人,还是思想较为灵活的革新派文人都日渐对此产生失望心理。譬如1902年去日本留学的鲁迅,其实早在1907年写的长篇文言论文《文化偏至论》和发表于1908年12月《河南》杂志上的《破恶声论》中已流露出对中国近代一味盲目学习西方物质文化的批评。鲁迅所绝望的并不是中国物质文化的落后,让他更绝望的是国民灵魂的沉沦,因而他开始转向以改造“国民性”为基础的改造中国文化的艰难求索之路,试图寻求新的救国良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也曾以一个热情的追随者为新文化“呐喊”过,但他并没有从中看到真正的希望,“五四”后他仍然是一个在十字路口徘徊的知识分子,怀着赤诚救国思想为寻求光明而不停地探索。但是30年代与瞿秋白的相遇才真正彻底改变了他的思想,这时的鲁迅才从思想上真正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追求。　　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发生后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十月革命迅速介绍到中国,也是基于他长期以来对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现状的思考。他在发表于1918年《新青年》第5卷5号上的《庶民的胜利》中就认为,“1789年的法国革命,是19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1917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这是多么精辟的认识和预见,说明在当时他已经把中国革命纳入到20世纪世界革命的范围中来考察。而20世纪对世界革命影响最大的思想毫无疑问是马克思主义。所以他正是在寻求中国前途的过程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俄国的胜利,并随后开始在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希望为中国寻找到新的出路。　　李大钊不仅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俄国十月革命进行宣传,他还为新文学革命从一开始就注入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血液和活力,使新文学从起步阶段就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不同于追求改造旧文学和以“个性解放”为启蒙基础的“五四”文学。早在日,李大钊就在成都的《星期日》周刊“社会问题”号发表了《什么是新文学》的文章,针对早期新文学中存在的改良主义倾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认识。他认为新文学不是简单地罗列新名词、介绍新学说,或光是用白话写文章,而是特别强调新文学应该是反映社会现实的文学,应该建立在“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土壤、根基”上,这为后来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产生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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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３月３０日电
&&& 历史上的今天 ３月３１日
　　１７３２年３月３１日，海顿诞生。海顿是奥地利作曲家，出生于一个铁匠家庭，靠自学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音乐家。海顿主要从事主调音乐的创作，他确立了弦乐四重奏和古典交响曲的结构形式，把交响曲固定为四个乐章形式，以完整的交响乐队编制进行配器，为近代交响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因对交响乐和弦乐四重奏这两种形式作出巨大贡献，常被称为交响乐和弦乐四重奏之父。海顿一生共创作了１０６部交响曲、７９首弦乐四重奏、１２６首三重奏、５４首钢琴奏鸣曲、１６部歌剧、３部清唱剧以及１３部弥撒曲等。他于１８０９年５月３１日逝世。
　　１８８９年３月３１日，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落成。埃菲尔铁塔是法国政府为纪念法国大革命胜利１００周年而建造的纪念塔。该塔位于法国首都巴黎的战神广场，总高３２０米，是法国巴黎的标志之一。
　　１９２０年３月３１日，由李大钊组织发起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成员有邓中夏、何孟雄等。这个研究会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共产党培养干部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１９２７年３月３１日，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康有为在青岛逝世。
　　１９３９年３月３１日，由冼星海作曲、光未然作词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写成。
　　１９５９年３月３１日，由达赖喇嘛发动的西藏反革命武装叛乱失败，达赖喇嘛逃亡印度。
　　１９７４年３月３１日，由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审议批准了建设中国大陆第一座核电站——位于浙江省海盐县县城东南杭州湾北岸的秦山核电站的方案。
　　１９９３年３月３１日，全国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２００８年３月３１日，北京２００８奥运会圣火欢迎仪式暨火炬接力启动仪式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火炬接力活动历时１３０天，总行程１５万公里，运行火炬手２１８８０名，是奥运史上传递路线最长、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
　　（新华社记者王沛、王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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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小伟【民族脊梁】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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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来源：央视新闻
　　什么样的人能称之为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应该是那些铸就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人，是那些捍卫了英勇不屈的民族尊严的人。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民族脊梁》专栏，展现中国共产党95年的历史中一批优秀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今天为你介绍的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
　　这个端午节，河北乐亭县李大钊纪念馆，来了近5000名缅怀的游客，大家来，是因为这里纪念着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纪念着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
　　1889年出生在河北乐亭的李大钊，经历了战乱动荡，这让他从小就有了忧国忧民情怀。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在日本留学的李大钊积极斗争，他起草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传遍全国。
　　1916年，李大钊从日本回国，先后创办和编辑《晨钟报》、《甲寅日刊》、《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报刊，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0年，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新党。“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1922年到1924年初，李大钊奔走于大江南北，多次代表共产党与孙中山会谈，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呕心沥血。1926年，李大钊领导并参与反帝反军阀斗争，遭到北洋军阀的仇视，日，北洋军阀政府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
　　临刑前，李大钊慷慨激昂：“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他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3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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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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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和李大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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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内容上说有一个从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学说、政治经济学到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的逐步深化过程；从规模上说，有一个从只言片语介绍到文章摘编、著作翻译的深入过程；从人员上说，有从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知识分子，再到广大群众的接受过程；从传播者的主体上看，有一个从个人、社团再到政党的由被动到主动的过程；当然，最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一个从学理传入到行动指南，由单纯的理论研究到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过程。　　在所有这些传播的转换中，李大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他不愧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的先躯。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内容上看，首先是由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的学说开始的　　马克思主义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等理论构成的科学的整体，它是在前人理论基础上的革命和发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任何理论的传播，都不可能完整地、一次性地为人们所接受，这一方面是因为体系的庞大，另一方面是由于传播者或接受者自身的立场和水平所限，对理论的掌握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一种新的理论的传入，往往是以能否医治社会的痼疾为前提，也惟有这样的理论，才能引起世人的关注，才有植根的土壤。　　在20世纪的初年，最为中国人所渴求的，是寻找迅速改变中国黑暗社会的利器。中国人最早使用“社会主义”一词，是在介绍马克思和第一国际时提及的。1901年1月留学生在翻译日本有贺雄的《近世政治史》中说到“西方学者悯贫富之不等，而为雇工者往往受资本家之压制，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谓之社会主义”。1903年2月，马君武在留日学生办的《译书汇编》杂志刊文《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中更明谓“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①并列出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书单，包括《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在介绍《共产党宣言》时也说：“而其要归，则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固不易之说也。”②　　20世纪初，为什么很多阶级、阶层的人们热衷于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来进行社会革命呢？那是因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的贫困在逐步地加深，中国社会的黑暗在加剧，用得上理论家的一句话：被统治阶级已经不能再继续忍受下去，统治阶级也已经不能再继续统治下去了。　　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了中国人民以希望和成功的榜样，主张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路的声势渐起，而其中的代表者就是李大钊。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中，歌颂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1919年，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更明确表述了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所以他的唯物史观说：‘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资本论》也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立论。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③　　1919年《每周评论》的按语把《共产党宣言》说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他们发表的时候，是由1847年的11月到1848年的正月，其要旨是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现新时代的方书”。④这一时期，陈独秀、李达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是从主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开始的。“这是马克思社会主义与别家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的要点”。⑤　　从阶级斗争入手，证明社会革命的必要；又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证明社会革命的激烈和频仍；再从经济学的角度说明社会革命产生的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最初的过程或模式。这个过程说明了社会实践对理论的迫切需要，说明传播者抓住了理论的精髓，说明认识是由个别到一般的深化。当然，如果我们的认识停顿了，传播停顿了，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全面地准确地理解，用马克思阶级斗争的言词扩大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以此衡量一切，就会走上违背历史发展的弯路。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规模上经历了从转引、摘编、翻译原著的逐步扩大的过程　　中国人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一个基督教办的刊物《万国公报》发表《大同学》，多次提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后来又经由日本，通过一些留学生，介绍马克思的一些言论和著述。当然，这种介绍是零碎的、片断的，据不完全统计，1903年在中国报刊上发表有关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有10篇以上，翻译出版有关社会主义的专著7部。《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财产及私有制之起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的有关章节也开始在中国的报章上出现。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需求迅速扩大，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做了大量的翻译、宣传等传播工作。李大钊在《新青年》上编辑出版了“马克思研究”专号。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北京的《晨报》副刊、广东的《中华新报》，及《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上海《建设》杂志等，都刊载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译著，报导有关十月革命和俄国的消息。重要的是，除报刊摘登、连载马恩著作外，十月革命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已开始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单行本，著名的有：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同年，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后半部分）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192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工资、价格与利润》，列宁《苏维埃的政权与建设》《论策略书》等。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情形，正如时人评论所说：“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的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中国，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⑥　　从马克思主义著述的摘编、翻译到专著的出版，好似只有量的增加，实际不然，它至少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得以直接地、或经由日本、欧洲传到了中国，中国知识界得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更加准确；说明由国外传入的渠道更加流畅，人们翻译选择的余地更大；说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迫切的需求。也说明中国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以比较全面的正确的思想理论为指导的。　　李大钊凭籍他在日本留学的经历和对日本社会者著述的熟悉，在翻译和传译马克思著作方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1918年至1921年中国一大召开前夕，李大钊发表的有关马克思主义文章和著述就有数十篇（部）之多。李达从1919年秋到1920年夏，在日本先后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三部著作，寄回国内出版。李大钊在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北师大等大学中开设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更是开创了中国现代思想界、教育界的先河。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传播者的身分看，经历了从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再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知识分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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