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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测绘60年记事(下册)
全国天文大地网整体平差，通过了两局组织的大地测量与计算技术著名专家的科学鉴定，一致认为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后来，这一项目被国家授予科技进步二等奖并颁发奖金。陕西省第四测绘大队朱梅珍、国家测绘总局测绘研究所顾旦生、总参第二测绘大队王贞玺、总参测绘研究所鲁福和上海计算技术研究所刘长学分别代表主要参与单位和人员接受了国家授予的奖励证书与奖章。
我国天文大地网整体平差完成和 1980 年国家大地坐标系建立在国内外引起了良好的反响，它成就了我国一批大地测量学家，他们在全国各种测绘刊物发表了数十篇相关论文。全国天文大地网整体平差和 1980 年国家大地坐标系被写入测绘教科书。我国的测绘人员和一些专家、学者以及国外测绘代表团纷纷到大地原点参观。
1981 年国际大地测量协会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慕尼黑召开大地网与大地测量计算科学讨论会，这是我国测绘学会在 1997 年加入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联合会后，第一次参加国际大地测量学术会议。中国大地测量代表团由国家测绘总局组成，选定著名的大地测量学家胡明城、天文大地网整体平差方案提出人顾旦生、天文大地网平差主要技术实施负责人董鸿闻以及在联邦德国做访问学者的周忠谟为成员。出发前，国家测绘总局局长王大钧听取了代表团有关情况及预案的汇报。在这次国际学术会议上，顾旦生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文大地网平差介绍》的论文。我国天文大地网平差受到国际大地测量界的好评。正在参与北美大地控制网重新平差和新的大地坐标系——北美 1983 年基准工程的著名奥地利大地测量学家麦塞尔认为：中国天文大地网整体平差，虽然用的是经典观测量、经典方法，但在近30 年的时间建立起这么大规模的大地网并进行整体平差，成就是巨大的。刚刚完成欧洲三角网重新平差第二阶段（ED-79）工作的德国同行，还热情地邀请中国大地测量代表团就相关问题进行座谈，交流资料。中国天文大地网精度与欧洲三角网相当，但规模远比欧洲三角网大，平差经历的时间也短得多。
全国天文大地网整体平差后，在 21 世纪初我国又完成了天文大地网与卫星定位网联合平差。2008 年 7 月，我国已正式启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 2000），这是一个更具现代时空特征与科学意义的大地坐标系，它以地心为原点，更适合于空间技术发展与卫星定位技术广泛应用的需要。
全国天文大地网整体平差与 1980 年国家大地坐标系的建立与使用已成为历史。当我们回顾这段历程的时候，仍可以无愧地说，它是载入我国测绘史册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258我与全国天文大地网平差
中国人民解放军 61363 部队 杨德庚
全国天文大地网平差与“1980 年国家大地坐标系”的建立，是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完成的重大测绘工程，对促进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有着重要的实用价值和科学意义，在科学技术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这个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全国天文大地网平差，从 1972 年到 1982 年进行了整整 10 年。这是一个漫长的岁月，10 年里，西安测绘总站共投入 100 多人，用了 5 万多个工作日，安排了 7 大类 70 多项具体工作，使用电子计算机有效机时 5400 多小时，编写程序 4.8 万多条，抄写数据 420 万条，数据穿孔 220 万条，参加平差的总点数近 5 万点，解算了 15 万多个线性方程组。工程的庞大，在国内是首次，在国际上也是罕见的。
我自始至终参加了这项工作，深知其中的艰辛；同时我也清楚地知道，我们所做的工作远远不止上面这些。实际上，我与这项工作的渊源始自 20 世纪 50 年代。
（大地网联合平差技术攻关）
1954 年苏联专家克甫立克来到了我们单位。他的到来，可以说给我们国家的大地测量计算工作带来了活力和生机。在此以前，我们能做的稍复杂一点的工作就是单锁平差，而最大量的工作则是资用坐标计算，就是用严格归算的平面方向值单点推求各未知点平面直角坐标。由于受到技术水平的限制，我们还没有掌握大面积锁环的平差方法。所以我国东北、东部和东南地区的 88 条一等三角锁平差计算，是在
年间由苏联中央计算队完成的。这次平差是由东北北部三个与苏联联测后的基线网点作起算而推算过来的，由本次平差结果定义了“1954 年北京坐标系”，这就是后来人所共知的“1954 年北京坐标系是苏联 1942 年坐标系的延伸”的缘由。苏联专家到来后，其中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将苏联学者普朗尼斯o普拉尼维奇的分组平差法传授给了我们。学会了这个方法，就可以用普通计算机解算大规模锁系平差了。在以后我们独立进行的中部、西北部、西南部等锁环整体平差中，都是采用的这种方法。这种锁环平差，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天文大地网平差的雏形。它从思想上、理论上和实施方法上为我们进行全国天文大地网平差做了必要的准备，把我们起初对克拉索夫斯基的崇拜，把对 8.3（地球长半径和扁率倒数）倒背如流的热情，变成了工作的动力和奋进的目标。
2591956 年我到研究组当组长。所谓研究，倒不是选什么课题，立什么项目，只是早上从保密室把一大堆国民党和日本人所测的资料搬出来，到晚上再送回去。中间我们所做的事，就是看看这些资料是哪个地区、哪条锁段、哪年测的、都测了些什么、资料全不全等等。这样看来看去得出的结论是：国民党时期所测成果本来就不多，在不多的成果中还不全、不完整，所以认为这部分资料没有采用价值。后来也确实是这样处理的，在我们的天文大地网中，没有一个点是那个时期所测的成果。而
年间，日本关东军在东北所测的资料，经过我们的梳理和分析，认为资料完整，精度也比较好。所以在我们的天文大地网中，至今还保留了其中 9 条共 163 个一等三角锁点和 10 个一等天文点、8 条一等基线成果。这项工作，当时并没有感觉出什么，可后来却成了为天文大地网平差选取数据的第一步。
1962 年，我第二次从测绘学院毕业回来后，担任了中队长。这时大队除常规计算任务外，对天文大地网平差工作，也从茫然走向了自觉，从探索走向了主动安排。从 1964 年开始，就有计划地安排了对天文、大地、重力成果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这项工作，在当时的 3 个计算中队中，都安排有任务，对每项资料都拟定出明细的分析提纲和分析的方法步骤。通过分析所要达到的目的，直白地说，就是每个点、每条锁、每个方位角、每条边，精度是否达标，能不能参加天文大地网平差。分析的结果是，绝大多数的成果可用，局部的、少量的成果存在一些问题，并对这些成果列出了明细表。以此为据，总参测绘局向各军区测绘大队下达了重测、加强与改造的具体任务。这项改造工作是在
年间完成的。
1969 年我到大队担任业务主管领导。这时，大地测量外业工作进展异常喜人。一等三角锁和一、二等导线已经完成了全部任务的 91%；二等网完成了 97%；基线、测距边完成 84%；天文点完成 75%。全部完成我国天文大地网的布测任务，已是指日可待之事，进行全国天文大地网平差已成势在必行的任务。
我上任不久，就深深感受到总参测绘局内外渴望进行天文大地网平差的强烈意愿，深深感受到落在我们肩上担子的分量。这是几代大地测量人为之奋斗的目标，是几代人追求的梦想。这个目标，这种梦想，能在我们身上实现吗？兴奋与压力、责任与动力集于一身。
70 年代初，在这种强烈氛围感召下，王贞玺同志通过自己多年的研究探索，大胆地提出了进行全面网平差的方案设想。这个设想由于是开国内先河，可以说是对传统一等锁环平差的一种挑战。设想在大队内部引起了强烈反响，普遍认为，设想好，实现难，要争取。充满风险的艰难路程由此起航……
1972 年 10 月，在全国天文大地网布设即将完成的条件下，总参测绘局主持召开了有国内有关测绘单位和知名大地测量专家参加的“全国天文大地网平差工作座谈会”。在会上，王贞玺同志代表大队正式提出了进行全面网整体平差的设想，得到了与会者的热切关注。座谈会后，总参测绘局转发了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的会议纪要。从此，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的全国天文大地网平差和建立我国大地坐标系统的工作，就有计划、有步骤地正式全面展开了。
明确交给我大队的任务是，承担天文大地网平差中全面网平差的方案设计和组织实施。这是我们心仪已久的一件事。幸甚，幸甚。可我们能完成这项任务吗？
说实在话，当时我们确实底气不足。因为有两个致命难点一直困扰着我们：一个是大型线性方程组解算问题。不管是直接解法，还是迭代法，都存在成与败两种可能。二是电子计算机的稳定性。如果机器不能长期处于稳定状态，很有可能导致解算严重受挫。此外，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它包括三角、天文、重力、长度等全部测量数据，容纳了几十年间、不同精度的观测成果，各项目的数据量都相当庞大。因此，不管哪个环节、哪个数据一旦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延缓时间，或是引起影响解算严密性的严重后果。
260记得 1976 年唐山大地震前两天，总参测绘局专门叫我们去汇报落实情况。当我谈完后，张清化局长就直接提出：你们把所有点都放在一起平差，如果把这个网平坏了怎么办？对此我们都能理解，这是领导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的一种负责任的警示，可我们当时确实无法给出准确而肯定的回答。直到 1979 年第三次平差试算结束后，我们才终于给出了准确而肯定的回答。因为第三次试算的规模和数据与日后正式平差时完全一样。也就是说，开始时我们所担心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圆满地解决。
到 1981 年底，平差解算前的全部准备工作都已就续，于是决定从 1981 年 11 月 25 日正式开始解算。正式解算工作一刻不停地进行了近半年时间，到 1982 年 5 月 12 日圆满结束。
天文大地网平差，从 1972 年到 1982 年，前后整整 10 年。 10 年的历程是漫长的，10年的工作是艰辛的，10 年中留下的记忆是深刻的，10 年里创造的业绩是辉煌的。可以说每个参加这项工作的人都是功臣，我无法一一记述他们。我只想说，在这创造辉煌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个能出谋划策，独当一面，形成决策核心的参谋团队；我们有一个能坚决贯彻意图，敢于承担，勇于负责的第一线指挥团队；我们还有一支不怕苦，不怕累，服从指挥，纪律严明，特别能战斗的广大科技人员团队。也许每个人的知识才干并不都是很出众的，况且他们之中，有一半以上是
年间应征入伍后，经过短期自训、代训培养起来的战士。但这些人形成的整体团队力量，则是强大的。我感谢团队中的每一位成员为完成这项艰巨任务所付出的无私奉献。
最难忘的是最后进行的平差解算工作的点点滴滴，因为这是整个工作的核心，也是我们团队精神的集中体现。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的计算机技术还相当落后，我们解算所用号称百万次的 013国产电子计算机，对天文大地网平差而言，依然是小机器解算大问题。因此计算过程中，要有很多人工操作。这就要求数据绝对准确，人员操作非常熟练，机器要十分稳定。这些条件往往很难同时具备，所以困难和挫折常常伴在我们身边。参加最后解算的司京辉、梁晓煜、董瑞祥、汪舟平四位同志就是在这重重困难情况下坚持到底，最后完成任务的。因为计算机是借用北京某单位的，时间都是安排在夜间，所以总是晚上去，早上回，工作强度很大，白天又很难休息好。然而他们很坚强，从不叫苦叫累，没有发过一句怨言。身体上的劳累是一方面，最怕的是计算不合回来查问题。是数据问题？操作问题？还是机器问题？有时真是一头雾水。这对人心理上的压力是很大的，神经总是处于高度紧张之中。面对这些困境，他们总是齐心协力、互相鼓励、互相帮助，认真、冷静地查找原因，提出解决办法。依靠这种和谐的气氛，不但消除了身体的劳累，也化解了精神上的紧张。他们就是靠这种坚持再坚持、努力再努力的坚强意志，连续奋战 5 个多月，终于胜利完成了解算任务。
1982 年 5 月 12 日，随着打印出最后一张成果表，全国天文大地网整体平差解算圆满完成了，新的国家大地坐标系——“1980 年国家大地坐标系”产生了，几代测绘人的梦想在我们手中实现了。
对于大功告成的宣布，大家并不感到意外。它迟早肯定能到来！但真的来了，让参加解算的同志还是抑制不住发自内心的喜悦。这表明他们的辛苦没有白费，无数个不眠之夜没有白熬。这时，他们的要求并不高，只是想好好睡一觉，安安稳稳吃顿饭。为了表示祝贺，大家商量决定搞一次会餐。所谓会餐，就是在他们的临时居所——局院内天文台的小平房里，用一个几百瓦的小电炉，借来几件炊具，买上一些菜肴，各尽所能地显露一点小手艺，七凑八凑弄了一桌子饭菜。算不上丰盛但也多样，谈不到美味但却可口。这就是他们自己对自己表示出来的最简单、最节约，但却是最真诚、最快乐的一种祝贺。
261他们回来时，大队领导和各队代表都到车站迎接，场面很感人。后来大队开了庆祝总结会，给王贞玺、司京辉、黄玉泉 3 位同志记了三等功。大队得到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集体奖励，其中王贞玺同志获得二等奖个人奖励证书。说实在话，我觉得这些奖励，与大队 10年来 100 多人所做出的贡献有点不相匹配，对此我们虽然也争取过，但这毕竟不是我们能左右的事情。好在这些同志并没太在意这件事，他们毕竟不是为了得到什么表彰才苦干这么多年的。这种不计名利、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很令人敬佩。
1984 年 6 月 18~20 日，由全国业内知名专家、学者组成国家级鉴定委员会，对这项成果进行鉴定。我起草的《全国天文大地网整体平差工作总结》在会上由我做了宣读。同时陶文中同志也宣读了他编写的《全国天文大地网整体平差技术总结》。另有两份是陕西省第四测绘大队提供的。这四份都被纳入鉴定会的主要技术文件。鉴定会给出的评价是：“天文大地网整体平差是科学的、严密的、先进的……对促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有着重要的实用价值和科学意义，在科学技术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这项成果后来被评为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62勇攀人生的制高点
中国测绘宣传中心新闻宣传处 喻贵银
1975 年，国测一大队派出了杨春和、薛璋、郁期青、卢福仁、吴源泉、张志林、邵世坤、梁宝根等 8 位同志参加中国登山队测量分队，和军方测绘队伍合作，共同承担了测量珠穆朗玛峰高程的重任。也就是在这一次，已有 1966 年、1968 年两次攀登珠峰经验的队员郁期青，成功登到了珠峰北坳 7050 米的高度，并精确测定了这一高度的重力值，创造了重力测量的世界纪录！
郁期青在野外干了 40 年的测量工作，徒步里程达 6 万公里，在超过 50℃的火焰山挥汗如雨，在 45℃的阿勒泰山中迎风苦战；他曾 4 次进西藏，5 次到青海，7 次到新疆，在昆仑山、祁连山、天山、唐古拉山上宿过营，在腾格里沙漠、毛乌苏沙漠、艾丁湖畔、戈壁滩上流过汗……40 年的测量人生，培育了他坚毅、执着的性格，也沉淀了他对人生、对事业更深的感悟和理解。回顾向来路，一幕幕往事，依然记忆犹新，但最让他难忘的还是三测珠峰，在珠峰地区度过的那 200 多个日日夜夜。
1956 年 4 月，应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急需，刚满 17 岁的郁期青从南京地质学校提前毕业，奔赴大西北从事野外测绘工作。他心中只有一个目标：为祖国测绘，为祖国找矿。从气候温和湿润的江南水乡一下子来到 3000 公里之外——被称作“早穿皮袄午穿纱，干菜下饭和尘沙”的西部戈壁，从校园生活一下子转变成了“三天两头捆行李，牵着骆驼常搬家”的野外生活。
1965 年，国家测绘总局准备组织力量在中国登山队的协助下，精确测量珠峰高程。在此之前，珠峰高程都是外国人测的，长期沿用外国人的成果，郁期青和队友们心中都不是滋味。1966 年，他被选拔参加测量珠峰高程的工作，他回忆说：“我和同志们决心从我们这一代人开始，打胜这场翻身仗、志气仗、科学仗！”
那年月，人们谈珠峰而色变。据一则资料反映：早年一支英国探险队攀登北坳遭遇雪崩全军覆没。
是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目标和信念，使队员们克服了恐惧和困难，下定了“哪怕撂下这百十斤，也要去拼一拼”的决心，坦然地投入到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中。除搞好技术方案和各项业务准备外，重点放在加强体质训练上。每天清早起床后，长跑 5 公里，接着做健身操，练俯卧撑和引体向上，下午打两个钟头篮球或负重竞走，天天坚持，风雨无阻。出发前，郁期青把仅有的一点财产——一个木箱和一些行李存放在朋友家里，并做出了“万一出事，请转交我爱人”的交代，还请他保密，以免引起家属的忧虑。
大本营设在珠峰北侧 20 公里的绒布寺，海拔高度 5000 米。那里空气中的含氧量很低，只有平地的 60%左右，被医学界称为“生命的禁区”。人在这里即使躺着不动，心脏负荷也相当于在内地干重体力活。队员们普遍出现高山反应，睡不好、吃不下、心慌憋气。由于强烈的太阳紫外线被冰雪反射，大家脸上不断脱皮，嘴唇也起了泡。
当时郁期青在西藏考察队第五专题组任副组长。他们组的任务是：北起定日，南至珠峰山麓，在东绒布、西绒布冰山侧嵴 100 多公里长的测区内建立严密的大地控制基础，为精确测定珠峰高度服务。测量点大都在海拔 6000 米的制高点上，其中有 3 个点海拔超过 6500米。这些独立山头，以往从来没人上过，测绘队员却非上不可，而且还要干得快，那么多测量点要赶在 5 月底前测完，因为进入 6 月，珠峰地区便进入了雪季，想干也干不成了。
263时间紧迫，郁期青带的小组任务更加艰巨了，有时不得不半夜突击上山。3 个人趁着朦胧的月光，鱼贯而上，每人的负重都超过 25 公斤。大家的登山背包里，分装着仪器、脚架、电池、钢材，还有帐篷、被褥、食品、汽油炉、汽油等必需品。仅一台 T3 经纬仪加上附件，就超过 20 公斤。夜间负重登山，难度更大。每走几步，就要伏在冰镐上猛喘几口气，遇上碎石坡则更加累人，进十步溜五步，把人整得筋疲力尽。连续攀爬十几小时后，终于登上山顶，但汗水浇透全身，经冷风一吹，加之卷起的雪珠钻进脖子，冷得钻心。登顶后建起测量钢标，架上仪器立即预测。控制测量是个细活，一个点要获取 200 组精确数据，出一点错就得返工。就这样，测完一个点，马上搬迁，又奔向另一点。那一年，测区内最高的三个 6500米以上的三角点中，郁期青小组测了两个，他还因此获得了登山二级运动员证书。
测绘小组通过珠峰北坡山谷，要提防滚石袭击。每当滚石出现，两侧山坡乱石狂飞，声似排炮。过中绒布冰川时，危险性最大，险象环生。冰川长达十几公里，宽约 2 公里，冰层厚度达几百米。冰川裂缝密布，最深的有 100 多米。遇上明裂缝好办；碰上暗裂缝，缝顶结有薄冰，冰上又有浮雪，像陷马坑一般，极不容易察觉。珠峰地区的高山风赫赫有名，狂风袭来，卷起的雪柱直上云霄，队员用蒲氏风级推算珠峰的风速，全部超过 13 级。最大威胁当属雪崩，他们小组在 6500 米高山营地才停了一天，就看到了北坳的一次大雪崩，崩塌的雪块有一座楼房那么大，飞落百丈，雪雾弥漫，声如炸雷，山谷为之久久战栗。据说，早年那支英国探险队就是在此地全部殉难。
1968 年，为改善珠峰地区控制结构，进一步获取该地区大气折光试验数据，郁期青和一批测绘队员又对珠峰地区进行了补点测量，再次长途跋涉进入了珠峰地区海拔 6000 多米的作业区。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最终完成了预定任务。
1966 年和 1968 年，国测一大队两测珠峰，在这一地区建立起高质量的平面坐标和高程控制网。第一次将水准点引到海拔 6120 米，把三角点布测到海拔 6640 米，把天文点引进到海拔 6350 米，为以后珠峰登顶测量，精确测定珠峰高程建立了可靠的基础。
（6500 米营地）
1975 年，国测一大队派出杨春和、吴泉源、郁期青等 8 位共产党员参加中国登山队测量分队，再次挑战珠峰。此次测量准备在珠峰顶部设立观测觇标，并测量浮雪深度，以便精确测量珠峰岩顶高程。郁期青和吴泉源再三申请，终于被获准向珠峰进军。当晚，郁期青激动地在日记中写道“人生能有几次搏，此次不搏待何时”，下定了参加北坳突击组的决心。出发前，测绘队员们列队大本营，含着热泪，举起右拳，面对五星红旗，向祖国庄严宣誓：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完成任务，为伟大祖国争光！为炎黄子孙争气！
2644 月 4 日，突击北坳小组一行 8 人，从 5400 米营地出发，经过两天行军，来到 6500 米营地。第三天拂晓，大家便开始向北坳冲击。
珠峰北坳，海拔 7028 米，号称“第一道天险”。再险也得上！郁期青他们突击小组一行，从 6500 米高山营地出发，足蹬高山靴，绑上防滑爪，肩背重力仪，系上结组绳，采用 S 形斜切路线，一步三喘艰难地向上攀登。横挡面前的宛如一垛 500 米高的雪墙，特别陡，最大坡度达 70 度，雪崩频繁，裂缝很多。由于坡太陡，只能按“之”字形斜切，迂回攀登。越往上，越缺氧，只觉得背上的仪器装备也越沉。每迈一步，都是对意志力的一次考验。领队的教练在小组前边引路，大家紧跟，遇到险情，教练不时发出威严的命令：“注意，前边通过裂缝，脚步不准偏离！”“小心，前面是雪崩区，快速通过，不许停留！”进入缓坡，他紧绷的脸部松弛了一下，通知短暂休息，顺手取出暖在胸前的水壶，让大家轮流喝上几口热水，润润冒火的嗓子。就这样，或快或慢，或走或停，经过 8 个小时奋力攀登，测量队员们终于登上了北坳，完成了重力测量和航测调绘任务！
从北坳下来，郁期青又连续爬了 3 座高山，因体力消耗过大，累垮了身子，抵抗力下降，患上了重感冒，引发肺水肿和肺膜炎并发症，高烧昏迷，被送往日喀则野战医院抢救。医院组织多名医生会诊，采取日夜输液、特级护理等措施，但收效甚微。他的体温在 41EUR癈上下徘徊，高烧持续了 10 天，烧得连汗都出不来了。一个壮汉变得枯瘦如柴，体重由 70 公斤一下子降到 35 公斤！经过 35 天的抢救治疗，他的病情才得以稳定。这时，主治医生亮了底：“当时你若晚来半天，恐怕就没救了。”后来，有关部门安排他转往北京接受更好的治疗。医生先后从他胸腔中抽了 8 次血水，他住院 160 天才出院，身体基本康复，却留下了胸膜粘连、动脉硬化、静脉曲张等后遗症。由于强烈的高山反应，郁期青的牙齿基本上掉光了，那年他才 36 岁呀。
在日喀则医院，郁期青经过 20 多天的抢救刚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大夫拿着报纸兴冲冲地告诉他：“这张报纸能给你安慰。”郁期青看报得知中国登山队在珠峰竖起了红色觇标……热泪模糊了双眼，一时说不出话来。这一喜讯，好似一幅良药，郁期青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
在这次珠峰登顶测量中，我国测绘队员用美丽的青春谱写出了壮美的音符 ——8848.13米，珠峰的精确高程由新华社向全世界公布，立即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全世界的承认，这一不平凡的数字代表着那个时代珠峰测量的最高水平，是中国测绘队员集体智慧和力量的结晶。8848.13，这一不平凡的数字从此便镌刻在世人的心中。
“人生能有几次搏，此次不搏待何时。”血气方刚的郁期青和测量队员们发誓要勇闯生命禁区，要为伟大祖国争光，要为炎黄子孙争气！他们做到了，他们用自己的热血乃至生命，实现了自己的誓言，也攀登上了人生的制高点！
265唐山地震测量纪实
陕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局 周建勋
1976 年 7 月 28 日，河北省唐山市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顷刻间，这座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被夷为平地。
唐山地震后，余震不断，威胁着周围广大地区，尤其是首都北京的安全。为此，国家测绘总局（今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于 8 月下旬下达了京津唐张地震水准会战任务。这是一项旨在用精密水准测量手段，监视大地细微变化，从而监视震情的重要任务。
当时我在国家测绘总局第一大地测量队三中队三组任副组长，正在青海玛多至玉树一带执行天文重力测量任务。我们自 4 月中旬离开西安，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到 7 月底任务已近尾声。作为一个年方 20、第一年出野外的年轻人，我和其他同志一样，盼望着早日结束任务返回西安。由于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听到唐山大地震的消息已是 8 月初的事了。小组每个同志都心情沉重，感慨不已。
8 月 19 日，我们接到中队通知：9 月 5 日撤离测区，国家测绘总局下达了新任务。
9 月 5 日，我们乘火车返回西安，一下车，大队、中队领导就告知有关参加地震灾区水准会战的消息，要求大家短时间休整，尽快赴京参战。
9 月中旬，大队迅速将刚从青海、川西、陕北等测区抽调回的人员编成 10 个新的精密水准测量组，约 130 人。我被编在第 8 组，组长是富有水准观测经验的张志林，担任记簿的是张家良。组员有贾钦圣、王军营、黄建国、薛培根、吴英群等。
9 月 24 日下午，我们大队人马乘上了去北京的火车。翌日晚到达北京郊区良乡，先期到达的会战指挥部已经开始工作。时间紧迫，气氛紧张，小组到良乡的第二天便开始测定仪器。小组中除 3 位老同志外，都是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只能边干边学。
9 月 29 日，我们小组进驻河北省涞水县，到达指定测区。10 月 1 日，国庆节，天下着细雨，10 个组按计划在河北保定一线全面展开工作。与此同时，前来参加会战的北京、天津、黑龙江、四川、河北、广东等省市的上千名测绘工作者，也在京津唐张地区展开了测量工作。
一等精密水准测量是件细活，通常四五十米设一观测站，一站一站地前进。每测一公里，一般要精确读出 200 组数据，进行 175 项误差检核，其往返观测误差不得超过两毫米。测区水准路线交织成网，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10 个组的年轻人都刚参加工作不到一年，多半没有干过水准测量工作。可是在会战中，年轻人在老同志手把手地帮助下，短时间就掌握了扶尺、打桩、量距乃至记簿、观测。各组的观测速度不断加快，从刚开始每天测五六十站，逐渐提高到每天测一二百站。
工作紧张而辛苦。我们每日天微明就起身，匆匆吃过早饭便乘车出发了，到达测区天才放亮。大家各就各位，观测员一声令下，便沿着公路测开了。一站接一站，大家几乎都在小跑着干。中午就地吃午饭，然后接着干，直到日暮。回到住地吃过晚饭，其他同志都可以自由活动或休息了，观测员和记簿员还得计算一天的观测结果。那时还没有计算器，全靠打算盘，一人报一人打，每日观测的上千组数据就这样计算。一遍不对，两遍，有时甚至要三四遍。到计算完毕，检查无误时，常常已是深夜了。当时的生活相当清苦，记得在滦南县杨岭工作时，天天吃虾油熬白菜，都吃得倒了胃口。
266当时大震余波未息，余震频频发生。小组在涞水紫荆关山区测量时，预报地震的锣声天天晚上敲。为安全起见，小组只好住在白涧中学的操场上。透过帐篷的方窗，可以看见四面黑黢黢的大山，谁也睡不踏实。有时白天正在测量，路边的电杆就晃开了，不用说又是一次小余震。对此，小组同志早已习惯，只是看看周围，又埋头工作。在涿县测量时，有天夜里10 点左右，我和组长正在打算盘计算，其他同志刚睡下，地就震起来了，防震棚咯吱咯吱乱响，小组那个沉甸甸的资料箱在地上上下起伏。大家赶紧跑到棚外，就听得四周隆隆作响，人站在地面，好像踩在大海中波涛汹涌的小船上，左右摇晃，情形十分吓人，第二天方知道是一场 7.2 级的大地震。
（唐山震后废墟）
11 月 7 日，我们小组乘火车到达唐山市，开始在震中地区测量。火车将进唐山站时，速度极慢，唯恐刚修复的铁轨出毛病。一出唐山站就看到了大地震的破坏力：整个城市房倒屋塌，废墟一片，像是刚刚经历过战争的浩劫。火车源源不断地将各省区救灾人员和物资运来，又载着灾区伤残者和失去亲人的孤儿离去，赶往各地治疗安顿。
我们小组的住地是一所中学，据说，全校 800 余名学生中有 300 多人死于地震。我们住在利用校舍废墟搭起的简易棚中，进出都踩着瓦砾砖块。
在唐山，地震的惨景刺痛着我们每个人的心，而抗震大军充满活力的工作又在鼓舞着我们。观测时，常有唐山人围上来询问我们在做什么，小组有人随口答道：测地震。一句话引来一片骂声，唐山人恨地震，连带也就恨测地震的。我们赶紧纠正说是测地图的，是为建设新唐山打基础，怒气冲冲的唐山人笑了。震后，市区主要道路都被废墟堵塞，车辆、自行车拥挤在仅有的几条道上。在这里测量最紧张，铁桩在坚硬的路面上很难砸下去，量距绳一拉直，哗啦啦弄倒一排自行车。民警见状，主动来帮忙，维持正常的测量工作。
此时已是 11 月中旬了，华北平原的冬季格外冷，气温已接近 10℃。早上作业，扛标尺的同志跑了几公里还未出汗；记簿员的手冻得像个红面包；观测员鼻子通红，鼻涕不断。夜晚睡在用木棍、草席搭就的防震棚里，呼啸的寒风从四面大大小小的孔洞吹进来，吹在脸上又硬又冰。
震后的唐山仍处在紧张的气氛中，地震预报的通知几乎隔天一次；自来水公司为防疫情发生，每天公布一次水质检测情况。由于死者太多，掩埋草率，政府决定尽快将掩埋在市区里的尸体起出，运往郊区重新掩埋。我们正碰上这一工作，观测时腐烂的气味熏得人直想吐，有时去找水准点，竟挖到震后草草掩埋的尸体。
我们小组在唐山市区整整工作了一个星期，其经历使小组每个人终生难忘。
唐山任务结束后，我们组又先后转战滦南、古冶、昌黎等地，直到渤海边。11 月 23 日，会战任务胜利完成。11 月 25 日，大队参加会战的 10 个组齐聚北京丰台。我们每个人领到一份纪念品：一本盖有“京津唐张水准会战纪念”印章的《中国分省地图册》；一枚铸有“人定胜天”4 个字的纪念章，纪念章背面刻着
几个阿拉伯数字。
26711 月 30 日，我们乘火车返回西安。
从 10 月 1 日到 11 月底，两个月的时间里，大队 10 个小组共突击完成了 800 多公里的精密水准测量任务，成果良好，无一返工。这些测绘成果为监测和研究地震变化趋势，为赶测震后大比例尺地形图、重建唐山提供了重要的测绘保障。为表彰大队在抗震救灾中的突出成绩，陕西省授予国测一大队“抗震救灾先进单位”称号。
转眼间，近 40 年过去了，如今一个现代化的新唐山早已矗立在华北大地上，我们测绘队员 30 多年前在那些严寒的日子里竭力而为的目标终于实现了，大家无不为祖国的强大和人民群众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感到欣慰和骄傲。
268难忘的唐山地震灾区测图
陈昌安陕西省第三测绘工程院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第二地形测量队
退休在家甚是清闲，近日与邵利君闲聊忽然谈起 1977 年唐山地震测图。那是我们刚到陕西省第三测绘大队工作就参与的很重要的测绘任务。尽管已过去 37 年，但回想起来，往事仍然历历在目，令人思绪万千，感慨无限……
1976 年 7 月 28 日凌晨 3 点多唐山市发生大地震，造成了举世震惊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国家倾其全力救助地震灾区人民，全国人民敞开无私的胸怀，用各种方式支援地震灾区的人民。
1976 年底在国家测绘总局的安排下，陕西测绘局给省第三测绘大队下达 1977 年度唐山地震灾区 1∶5000 像片图测图生产任务。大队领导做了宣传动员工作，要求各职能部门精心编制生产实施方案，做好技术设计、资料收集、仪器设备、后勤物资保障等准备工作。全队职工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决心到唐山地震灾区大干一场，为重建新唐山绘好地形图，给测量人争光。
1977 年 3 月底，三大队野外生产人员奔赴唐山地震灾区。4 月 1 日我们一中队四组五个人（姚志仁、程旭、史振山、陈昌安、陈忠玉）驻扎在古冶区范各庄乡岳各庄村。在村西边一块空地上搭起两顶单帐篷，我们就算安家了。
4 月 2 日我们踏勘测区寻找三角点、水准点，了解村庄能否居住，道路通行状况，地形、地貌等情况。灾区受损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房屋几乎全部倒塌，到处都是断壁残垣。环顾四周，田野上成片的新坟映入眼帘，令人顿生寒意。见到的老乡也都是满脸愁云，偶尔与一个老乡谈及地震，不一会老乡泪水就夺眶而出。地震给他们造成的灾难和心灵创伤太大了：几乎家家有亲人罹难或受伤，家庭多年积蓄的财产顷刻荡然无存。由于自己的粗心触及他们内心的伤痛，令我懊悔莫及，以后再也不与老乡谈论地震。
在踏勘的路上小组同志都深情地说：灾区老乡太惨了，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努力工作，争取提前完成生产任务，为重建新唐山做出贡献。
晚上在帐篷里点起蜡烛，摊开控制布点图和航摄像片研究第二天的工作，按技术设计先选平面控制点。组长姚志仁让我和史振山第二天选出 13 个平面控制点。
记得 4 月 3 日清晨，东方刚泛鱼肚白我们就开始吃稀饭、馒头、咸菜(20 世纪 70 年代天不见亮吃早饭是常事)，随后我和史振山背起一捆竹竿，一卷铁丝，两袋木桩，还有馒头、咸菜，以及两个灌满凉开水的军用大水壶就出发了。我们双手拿着航摄像片行走在满目疮痍的大地上，清晨的露水浸湿了我们的鞋袜、衣裤……看着像片，一条路、一块地、一根电杆、一个水井、一间房屋地找寻平面控制点所圈定的刺点目标。每当选出一个影像清晰、符合技术要求的平面控制点我们都会喜笑颜开。
下午一时我们已经选好了 9 个控制点。在沙河东岸我和史振山脱掉已经湿透的鞋袜晾在河堤上，走到河边一片小树林里拿出馒头、咸菜大口地吃起来。肚子饿了吃什么都香，四个大馒头我们一会儿就吃完了。喝水时我们相互提醒一定要给下午留够水，因为灾区疫情严重，找点能喝的水很困难。
269尽管下午只剩下 6 个控制点，但 P9 号点昨晚在帐篷里分析时发现点位于河边，像片影像不清晰，实地可能难选。休息约一个小时，我们又开始选平面控制点。沙河边上 P9 号点因河流冲刷，实地变化较大很难选，我们二人拿着像片分别从不同方向，用影像清楚的明显地物反复判读，发现室内圈定的点位因洪水冲刷实地已不存在，我们只好按技术要求重新圈定点位，用两个多小时才确定了 P9 号点的准确位置。
当选完最后一个 P13 号点时，太阳西下，我们迎着清凉的晚风，轻松愉快地踏上回家的归程。路上我俩商量着 4 月 4 日的选点工作，约定明天再加把劲，选 15 个平面控制点。
4 月 5 日我们检校经纬仪，到野外寻找三角点、水准点，准备平面控制点的野外观测。那时仪器设备比较落后，只有光学经纬仪、水准仪和平板仪。我们身背经纬仪，肩扛脚架，按室内设计的联测图形，在野外设站观测，联测成单三角形，侧方交会，前方交会，后方交会，经纬仪导线等图形。晚上在帐篷里点起蜡烛，检查观测手簿，认真画好联测图形，摘录正确的观测数据，翻着对数表解算平面控制点计算成果。
控制工作就这样按部就班地交叉进行，选几天控制点，再观测几天。
说实话，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外业队职工清晨出工，天黑以后回住地，吃完饭再加班至深夜十一二点是常事。那时我才 21 岁，年轻气盛，热情似火，干劲十足。可我们的师傅都是 40 岁左右的中年人，他们对工作认真负责，在业务技术上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也整天和我们一样起早贪黑，在野外摸爬滚打，把全部精力都用于测绘工作，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理想信念、精神力量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吧。
1977 年 6 月中旬我们顺利完成像片平面控制点的选点、观测、计算和内业整理等工作。
但是我们丝毫不敢懈怠，按工作计划将进行全野外碎部高程点测量。我们知道以后的困难将会很多，最糟糕是天气晴雨相间，时而骄阳似火，酷热难耐；时而阴雨不断。旱地里泥泞难以进去测量，而且地里的玉米也越长越高。
我和史振山、陈忠玉负责碎部高程点测量，最初几天碎部高程点测量的进度很慢，我们很着急。测区是平原，遍地都是玉米，用水准仪和 3 米标尺测碎部高程点难度太大了。记得6 月 19 日小组开会大家觉得从测量技术上确实没有好的办法，只有发扬不怕苦，不怕累，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抢晴天，战雨天，克服一切困难完成碎部高程点测量任务。
7 月初，小组从岳各庄村搬迁到沙河边上安营扎寨，周围很空旷也很寂静，只有我们小组五个人和两顶帐篷。
每天早上我们骑着自行车，带着图纸，水准仪，馒头、咸菜，雨衣、雨鞋，就开始一天的碎部高程测量工作。如果下小雨，我们就在村庄周围，或沿着道路测量碎部高程。天一晴，玉米地干点能进去人，我们就钻进到玉米地里测量碎部高程。
我们尽量找高一点的地方架设水准仪，如果实在没有地方架设就架在地震以后的新坟上，这样高度可以提高 0.7 米左右，但是要顾及灾区老乡的感情，如老乡询问就一定要解释清楚是工作需要。老乡也十分理解测量队员的艰辛，微笑地说道：不要紧，你们也是为了唐山人民测量。
我生来性情温和、胆量不大，孤零零一个人在成片的坟墓上待几个小时难免心慌腿软，于是一害怕就大喊几声给自己壮壮胆。
观测员一般都带着口哨和测旗，双眼紧盯标尺移动，如果玉米叶遮住标尺无法读数，鸣哨一声表示向左移动标尺，鸣哨二声表示向右移动标尺，鸣哨三声表示向上移动标尺，哨声长响表示观测完毕。跑尺的同志在标尺的顶端绑上一面红白相间测旗，这样到玉米地里观测员好找到标尺，提高测量速度。标尺手顶着烈日，在比人还高许多的玉米地里艰难地挪步行走，衣裤被汗水浸透，稍不注意玉米叶还会划破皮肤，火辣辣地疼。
270为了国家建设新唐山的需要，为了唐山地震灾区人民早日住上房屋，减轻他们心灵上的伤痛，我们测量人默默忍受着一切艰辛，用脚步丈量唐山的大地，用汗水和心血绘制出一张张高精度地形图。经过小组同志们的艰苦努力，辛勤劳动。1977 年 10 月底，我们顺利完成了 30 幅 1∶5000 像片图测图平面控制点，全野外碎部高程点及地貌测量，像片图调绘和内业整理等全部工作。
陕西省第三测绘大队唐山测区 1∶5000 测图工作，受到唐山市有关部门的表扬，国庆节期间邀请全队职工到山海关、北戴河、秦皇岛市参观游览一天。
271回忆大庆测图陕西省第三测绘工程院
陈昌安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第二地形测量队
1978 年，全国掀起了经济建设的高潮。为了支援大庆油田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石油产量,陕西省第三测绘大队奉命前往大庆油田测绘 1∶5000 地形图。当时学习大庆精神，建成大庆式单位的口号响彻云霄，此时到大庆油田测图既是生产任务、学习任务，又是政治任务。
大队领导相当重视，在全队开展了学习大庆精神的宣传动员工作，职工也以能到大庆油田工作感到自豪，队各职能部门精心做好一切野外生产工作准备，1978 年 4 月初，三大队离开西安奔赴大庆测区。
记得 1978 年 3 月 30 日，我和崔万业在西安西站登上开往黑龙江省的货运列车，押运全队的技术资料、仪器设备、后勤物资，跨越陕西省、河南省、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行程近 4000 公里到大庆测区。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远行，觉得一切都很新鲜，好奇心很强。在铁皮闷罐车厢中我们二人有说有笑，心情很好，一点也感觉不到旅途的枯燥和疲劳。每当列车停靠车站（有时停车时间很长），我们就下车四周巡查保证押运物资的安全，并及时补充一些水和食物，经过长达 6 天的停停走走，列车到达大庆火车站。
4 月 5 日全队职工住在大庆油田招待所，6 日参观大庆油田从国外引进的 30 万吨乙烯生产线，规模庞大的生产线，先进的机器设备，严格的管理制度，大庆人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激励着我们向大庆人学习，干好测绘本职工作，为大庆油田绘制出高精度的 1∶5000 地形图。
（草原晨曦中的行者）
4 月 6 日我们小组（组长林顺，组员程旭、袁胜坤、陈昌安、陈忠平）搬到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绿色草原农场一连，住在连部礼堂的台子上面。农场一连位于小组测图的中心，连部附近有一些旱地，四周全是平坦的草原，以及部分盐碱地，测区其他地方再也没有居民地。
4 月的古城西安，早已春意盎然，绿满大地，到处都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而此时的大庆油田仍然寒风凛冽，房前屋后的冰雪尚未消退，人们都头戴皮帽，身穿棉衣、棉裤，脚蹬厚皮鞋，从背后看难以区分男女。广袤无垠的草原是一片灰蒙蒙的景象，偶尔看到树上有几个绿色的小嫩芽，透露着春天的气息。
2724 月 8 日，我们踏勘测区，实地查找三角点、水准点，了解道路通行状况，测区最北边只有一条土路能勉强通行汽车，草原上一些地势低洼的地方有少量积水通行较为困难，测区东南盐碱地很多，离农场百米以外的小组工作范围内没有任何建筑物，农场职工告诉我们6~7 月连阴雨较多。
晚上小组开会，组长林顺带领大家学习规范、图式和技术设计书，分析资料，整理航摄像片，布设控制点。最后组长林顺说：测区情况大家都已了解，有利有弊，草原上选取控制点比较困难，盐碱地就更难选点，但以后控制联测较方便。交通状况很差，地物极少，荒无人烟。大家要学习和发扬大庆人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的精神，做好长期吃苦的准备，努力学习业务技术，脚踏实地认真工作。每天晚上提前准备好第二天野外工作所需要的技术资料、测量仪器和其他材料，以及中午喝的水、吃的饭等，天亮就离开住地开始工作。争取提前保质、保量完成大庆测区 1∶5000 地形图测量工作。
4 月 9 日，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一抹朝霞将天际映得通红。林顺和我吃完早饭，背起昨天晚上准备好的馒头、咸菜和中午喝的水，还有竹竿、铁丝、木桩，手拿刺点像片，迎着凛冽的寒风在空旷的草原上疾步行走，双眼紧紧盯着刺点像片，仔细地在草原上无数个影像极为相同的小灌木丛和小盐碱地中寻找着控制点所圈定的刺点目标。小灌木丛和小盐碱地是很好的刺点目标，但稍不注意又最容易刺错点位。组长对控制点选刺要求很严格，为了保证刺点目标准确无误，每一个点我们二人都要拿着像片反复判读多次。清晨 6 点出门到上午 12 点，我们才选了 P201、P202、P203 三个控制点。
中午，我们脱掉已经湿透的鞋袜扔在草地上晾晒，同时也让双脚透透气，走到十几米外，席地而坐，拿出馒头、咸菜大口地吃起来。组长告诉我一定要给下午留够水，草原上可找不到能喝的水。
他说完“我休息一会儿”，随即躺在草地上，瞬间鼾声如雷，进入了甜甜的梦乡。30 分钟后，他猛然起身，穿好鞋袜，非常干脆地说“开始工作”，这种速睡又速醒的本领让我艳羡不已。
我们二人又匆忙行进在草原上，紧张而有序地重复着既那么熟悉，时而却又令人感到陌生的控制点选刺工作。下午又选了 5 个控制点。
夕阳西下，大地已渐渐被暮色笼罩，我们踏上了回队的归程。
路上我说：“林师傅，今天选 7 个点进度不快。”
他说：“不怕慢，只怕站，只要保证天天出工，时间一长经验就多了，速度也会加快。放心吧，肯定能完成测图任务。”
几天后，我们开始平面和高程控制点及等外水准联测，林师傅以前在大地测量队工作过，对控制联测十分熟悉，他在室内精心设计的联测图形与观测路线，犹如“工作指南”。我们身背仪器，肩扛脚架，按设计好的联测图形，在茫茫草原上逐点设站观测。林师傅观测很熟练，报数也很快。测区地形平坦，植被较少，我们一天至少也要摆 15 次测站。
晚上回到住地在灯下检查手簿，画联测图形，填写观测数据，翻着对数表，打着算盘，计算控制点成果。
经过小组同志共同努力，1978 年 5 月中旬我们顺利完成了平面控制点、高程控制点的选刺及测量工作。
6 月初，草原到处都洋溢着春天的气息，枯黄的小草变为绿色，一天一个样地茁壮成长，成片的黄花菜和无数鲜艳的花朵竞相开放，争奇斗艳。花草的馨香令人心情愉悦，胸怀开阔。牧马少年神采飞扬穿梭在成群的骏马间像疾风一样在草原上奔驰，牧羊姑娘伴随着成群温顺的牛、羊在草原上悠闲地游荡。
可是我们测量人无法驻足领略和享受大自然的美好风光，也不可能陶醉在花草的馨香之中，像牧马少年那样神采飞扬，像牧羊姑娘那样悠闲淡定。
273更为重要的 1∶5000 平板仪测图工作开始了。
朝霞天天伴随着旭日从东方升起，我们也日复一日吃完早饭，身背沉重的苏联制造的大平板仪、水准仪，肩扛脚架离开农场一连。
在草原上架好平板仪和水准仪，先用一个已知点定好方向，再用 2 个已知点进行检查。组长林顺观测平板仪，我观测水准仪，测图相互配合很重要。
林师傅问：“点号，高程？”
我回答：“82 号，16.58 米。”
林师傅：“82 号，16.58 米。”（按技术规定要回复一遍）
就这样我们一遍遍核实测量数据，认真仔细绘制植被、地物、地貌。跑标尺的同志整天在草地和盐碱地中不停地行走，四周张望是否有隐蔽的地物；同时，还要把表示地貌特征的点用标尺打出来，遇到有积水的低洼地，通行困难时，脱掉鞋袜光着脚在水里行走，劳累程度可想而知。
每个测站测绘完毕，我们都要抱着图板对测过的地物、地貌巡视一遍，发现问题，实地进行改正。
中午，仍然坐在草地上吃个馒头，喝点水，休息一会儿，就又开始了既熟悉又枯燥的平板仪测图工作，直到日落西山，夜色降临。
外业工作靠天吃饭，天气晴好出工时间多，工作速度快，效率高，大家都高兴。雨天则是我们测量人极为厌烦而又无法避开的一件事。每当草原上突然间雷鸣电闪，乌云滚滚铺天盖地而来之时，我们急忙收好仪器，用塑料袋把图纸裹好再装进图板套里，背着仪器，扛着脚架迎着狂风，顶着暴雨，在电闪雷鸣的恐吓之中匆匆忙忙撤回农场一连。或二三十分钟或几个小时的路程，一路浑身颤抖，一个个都变成落汤鸡，连内裤都湿透了。回到住地只能端一盆热水用毛巾擦干全身，再喝一碗热腾腾的姜汤水，躺在被窝里好好地睡一觉，驱寒保暖，恢复体力以防感冒。这样在草原上被大雨浇透的经历有许多次。
偶尔一两次被暴雨浇成落汤鸡，或许会觉得很刺激，能说明野外生活很浪漫，并且丰富多彩。但是如果多次在野外遭遇雷鸣电闪，被大雨浇透，全身湿漉漉地颤抖，任谁也难免被一种阴影笼罩，继而产生极为深刻的印象，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回放，伴随终身，永远难以忘怀！
或曰：你们为什么不找个地方躲雨？
对曰：在茫茫无际的草原上又有谁能找到躲雨的地方！
或曰：你们应该根据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工作。
对曰：抢晴天战雨天，早出工晚回家，绝对不是几句口号随便喊喊而已，绝对是一种精神，是一种行动。在时代的潮流之中任何人也不可能置身度外，只有脚踏实地接受这近似残酷的磨砺，才能使心灵得到升华。
20 世纪 70 年代测量队员经历的艰辛，常人难以想象，也正是这些磨砺使我们意志无比坚强，特别能打硬仗，敢于战胜一切困难，完成任何测绘生产任务。
在三大队全体职工的奋力拼搏，努力工作下， 1978 年 9 月初在冬季来临之前，提前完成了大庆油田 1∶5000 地形图测绘任务。正当我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又接到国家测绘总局命令，火速前往唐山地震灾区测绘市区 1∶2000 地形图，上级要求当年 12 月底完成任务。
此时的大庆油田已秋风瑟瑟，寒气袭人。记得 1978 年 9 月 7 日我们乘坐火车离开大庆油田时都身着冬装，9 月 8 日下午 2 点到达唐山火车站，一下车就感到骄阳似火，热浪扑人，仿佛唐山人民在热情地欢迎陕西测量队员再次到来……
274首幅 1∶100 万卫星影像图的成功研制陕西省第五测绘工程院
曹月琴 陈淑梅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第一航测遥感院
1979 年,国家测绘总局（今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测绘科学研究所李伯衡同志提出了一项直接服务于国民经济基础建设的研究课题——利用美国地球资源卫星获取的遥感影像，研究制作 1∶100 万比例尺人造卫星影像地图（以下简称 1∶100 万人卫图），利用影像地图丰富的资源信息，服务于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土地利用现状普查工作等国民经济的建设。该科研项目经国家测绘总局协调，由陕西省测绘局航测队（今陕西省第五测绘工程院）选派有关工序的技术人员，共同参与项目的研制工作。
按照国家测绘总局的安排，1979 年 10 月我们受命去北京参加卫星影像图的研究试验（简称研试）工作，同行的都是掌握单工序作业的“一专”技术骨干、技术能手，但大家在学校学习的“航空摄影测量学”没有提到过利用人造卫星影像制作影像地图的理论知识，也从未接触过离开地面 900 多公里轨道高度获取的卫星遥感影像。这次研制工作采用的是美国地球资源技术卫星 ERTS-1 号（Earth Resources Technology Satellite）和 ERTS-2 号（该资源卫星随后更名为大家熟知的 Landsat）搭载的多光谱扫描仪（MSS）获取的第 7 波段（近红外波段）扫描影像（该波段影像清晰明亮），制作成 1∶100 万比例尺人造卫星影像地图。卫星遥感影像比例尺为 1∶336.9 万，每片边长 55 毫米，可覆盖地面 3.4 万平方公里，分辨率80 米。需要制作的 1∶100 万遥感影像图采用正轴等角圆锥投影，按国际分幅，每幅影像图的地面面积为 40 万平方公里，能宏观地反映出地面的各种地理、资源信息。
这对我国当时的测绘水平是个巨大的挑战。首先，我们从未利用卫星影像制作出影像图；第二，没有外业控制点；第三，从未直接制成过 1∶100 万地图。按照传统作业方式，控制点是由外业一个点、一个点地布设观测获得，而本次研制的是 1∶100 万人卫图，每幅图涵盖地面面积 40 万平方公里，如果靠外业获取控制点，研制工作要拖到何年何月才能展开？又如 336.9 万摄影比例尺影像制作 1∶100 万地图，影像在放大晒印制作过程中怎样确保精度要求？如何将坐标值改算归化为正轴等角圆锥投影（因地形图属于高斯克吕格投影）等等，诸如此类的难题需要在研制过程中一一攻克。团结奋战，攻坚克难，成功研制 1∶100 万人卫图
研制工作的前期设计工作比较周密，设计思路突破传统作业方法，并充分利用了已有资料，同时对各工序技术的衔接也提出很好的思路。参与项目研制的技术人员听从组织安排，努力学习新技术，迎难而上，充分发挥各自的技术特长，在原有设计的基础上大胆创新，精益求精，团结奋战，攻坚克难。
本次试验过程包括加密计划、设计选点工序，纠正晒印、切割镶嵌工序。
1.加密工序
（1）计划、设计、选点
该工序将决定地图的数学精度，它像建造房屋的“地基”一样重要。按苏联测绘体制，加密计划设计选点工作要有“测绘工程师”职称的技术人员才能承担。而 1979 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全国技术职称评、聘工作尚未进行，鉴于当时航测队各工序的技术骨干尚无中、高级技术职称，队上只能指派熟练该工序的技术骨干共同参与该工序的研究试验工作。
275参加研试工作的人员在按照原设计的坐标值改算归化为正轴等角圆锥投影的作业过程中，发现其理论不严密、条理性不强，又相当烦琐。陈淑梅同志自学理论知识，认真钻研业务，大胆设想，采用了根据每幅图南北图廓的纬度，对每一纬度进行改算归化的方法。该方法经验证，理论严密，工艺比原设计简单，省时省力，经测算误差达到图上EUR?.1 毫米，提高了影像图成图的数学精度。
本次试验的区域没有外业控制点资料，而控制点是影像纠正的基础，设计人员采用的另一个大胆的设想就是从地形图上选取内业控制点。设计思路有了，但是试验使用的资料不理想。首先是卫片摄影时间（20 世纪 70 年代的）与地形图出版时间相差甚远，有部分地形图甚至是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出版的，两者相差 20 多年，且地形图有航测法成图、平板仪测图成图、草绘图等，成图方法不一，造成卫星影像和地形图的相同地物、地貌、植被等变化较大。其次 1∶100 万比例尺地图按经差 30′、纬差 20′分为 144 幅 1∶10 万比例尺地图，按经差 15′、纬差 10′分为 576 幅 1∶5 万地图。一幅 1∶100 万人卫图需要由十几张卫片遥感影像放大、纠正、晒印成像片后人工切割、镶嵌制作而成。按照设计要求，每片卫片放大像片的标准位置上需要判、选、刺 9 个纠正点，研试一幅图要判、选、刺至少 50 个内业纠正点点位。这些点分别要在对应的近 300 幅 1∶5 万（1∶10 万）地形图上找出相同一致、明显不变的同一点位，使试验工作相当困难，工作量相当大，有时要花上数个小时才能找到一个两者在同一位置且高质量的内选纠正点。没有别的办法，我俩迎难而上，争分夺秒，耐心细致地选判每一个点，互相探讨寻找最佳的作业方法，随后作业效率逐渐提高。
点位判定后，为保证影像图的数学精度，分别在像片上、地形图的相同点位上用刺点针刺好点位，刺孔小于 0.1 毫米，编上同名点号，在像片背面标注点位说明注记，绘制好点位略图，供纠正时综合判读点位用。
本次试验采用的卫片的重叠度不及航片的重叠度要求规范，有的卫片重叠度过小，很难选判到与地形图上同一明显特征的目标点，为保证成图的数学精度，采用了分别增选判刺内选纠正控制点的方法，自由图边处一般选在图廓线以外。
接下来的工作是在地形图上精确量取已判刺内选纠正点的平面坐标值 X、Y，估读出高程值 Z，将量取坐标值按南北图廓的每一纬度改算归化为正轴等角圆锥投影。至此，内业纠正点的判、选、刺、读的工作完成。
对展点仪的要求是 X、Y 导轨要水平，相互垂直，刺点针无偏心差，各机械活动无隙动差，这些检测工作必须做到认真仔细，否则将影响到影像图的精度。
具体是按 1∶100 万比例尺将图廓点、公里网点、内业选判纠正控制点、中心点展绘到聚酯薄膜图版上，图板上注记图幅号、成图比例尺、图廓理论尺寸、卫片片号，内业控制点点号、公里网坐标值等，经检查后提供给下工序生产作业和检查验收等使用。
2.纠正晒印、切割镶嵌工序
承担该工序试验工作的是航测队纠正晒印、切割镶嵌的技术骨干蔡延琴、梁建民，他们均具备丰富的作业经验、较强的技术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供纠正晒印的纠正仪承影平面要光照均匀、成像清晰。
（1）纠正晒印
领取拷贝纠正使用的 336.9 万比例尺涤纶负片、内业判刺纠正点控制像片以及 1∶100万比例尺聚酯薄膜图版，按技术设计书要求，在对现有资料进行分析后，为保证精度采用了片片纠正的方法。
276纠正晒印前做了细致的准备工作，在透明桌上铺上与像纸纵横方向一致、厚薄相当、伸缩系数基本一致的 200 克高级道林纸，在其上紧贴蒙上加密聚酯薄膜展点图版，用刺点针精确透转刺卫片中心点、纠正控制点，确保了透刺点的误差在EUR?.06 毫米以内。将道林纸图上已转刺的点位用 1.0 毫米直径的圆圈进行整饰，并写上原图版上点号、卫片片号，供纠正晒印时使用。
在暗室里将 336.9 万比例尺涤纶负片固定在 E4 光学机械纠正仪上方承片盘上，综合判断像片上点位与上方负片经放大影像上同名一致的纠正点点位，对准下方固定在承影面道林纸图上已整饰好相对应的纠正控制点点位，进行纠正，符合纠正点对点精度EUR?.5 毫米后，进行曝光，晒印出像片。
对晒印好的像片进行显影—定影—水洗，并进行摄影处理，保证像片影像清晰、反差适中、色调均匀。至此，纠正晒印工作完成，这些工作除了要求作业人员认真细致外，还需要相当丰富的作业经验。
（2）切割镶嵌
首先要做好镶嵌前的准备工作，将加密聚酯薄膜图版上所有点（见 1.2 展点内容），用刺点针透转刺到裱糊好铝板图版上，两块图版应严格重合。其次用打孔器针尖针头精确对准晒印纠正后像片上控制点点位，在点位上打下 1 毫米直径孔位。
1∶100 万人卫图，需用十多片放大纠正像片才能覆盖一幅图，故采用手工切割镶嵌法。镶嵌、切割线重叠、裂缝不得大于 0.2 毫米，片与片接边差EUR?.0 毫米。为保证成图精度，切割线必须选在接边误差小、色调大致相同、纠正连线附近的地方，尽量避免通过重要地物，切割线与线状地物交角要尽量大，一般不允许沿河流、道路等线状地物处切割，同时要确保切割线的光滑。像片粘贴要牢固、干整、清洁、正确，镶嵌控制点精度决定地图精度，所以这些工作需要试验人员足够的精心、耐心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经图幅整饰后首幅切割镶嵌后的 1∶100 万人卫图，经过相关部门的检查验收，各项精度指标完全符合要求，宣告本次研制工作圆满完成。
这次研制工作的成功，为我国测绘行业利用卫星影像制作各种比例尺影像图提供了作业方法、工艺流程以及宝贵的作业经验。1986 年 3 月，由陕西省第五测绘大队利用美国陆地资源卫星 MSS 多光谱扫描仪获取的 4、5、6、7 光谱负片，采用了上述的作业方法，顺利制作了 24 幅陕西省 1∶25 万黑白和假彩色影像地图，为陕西省提供了一种地学宏观用图的新图种。
后续 1∶100 万人卫图的承制
为满足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经济建设用图的需要，国家测绘总局又将全国剩余的 1∶100万比例尺 64 幅影像图的制作任务下达给陕西测绘局航测队，虽然有了前期试验工作的经验，但是在真正规模化生产过程中还是遇到了难题，首先就是测区设计图（相当于现在的测区结合表）的制作。
测区设计图是作业人员所必备的，没有设计图将无法开工作业。全国 1∶100 万人卫图项目的设计图与航测法常规的作业设计图完全不同，设计者创新设计，首先在全国地图和设计草图上均绘上标准方格网，利用方格网坐标原理，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地图上的“国界”转勾绘在设计草图上，其次将 750 片左右卫片的经纬度与全国地图上所标注的经纬度一一对应后得到每片卫片在设计草图上的位置所需的片号，并将“卫片片号”依次转标注在设计图上（此项工作量相当大），最后将 1∶100 万正轴等角圆锥投影按经差 6°，纬差 4°分幅，在全国地图上得到所有需要作业的“地图编号”?并标注在设计草图上。最终这张设计草图上除标注有国界线外，还有 750 片左右卫片片号以及 65 幅 1∶100 万人卫图的地图编号。当时没有计算机，所有的工作都是依靠手工一点点标识而成，其中的艰辛和困难不言而喻。
277本次任务在局、队领导的关怀指导下，我们发挥团队协作精神，最终按照首幅研试的作业方法与模式，顺利地、又快又好地完成了任务。累计使用卫星扫描影像 700 多片，1∶5万或 1∶10 万地形图 9000 幅左右。这些地形图由局调度，由于图幅数量巨大，局资料馆的张师傅用大面包车从北京运载回西安，该批影像图作为工作底图，服务于全国土地利用普查、农林规划等国民经济基础建设。
1∶100 万人卫图的研制创造了多个“第一”
1∶100 万人卫图的成功制作，是 1956 年航测队建队以来，乃至全国测绘历史上，创造出了多个“第一”。
首先是开了先例，采用人卫遥感扫描影像，成功制作出首幅遥感影像图，并直接应用于国民经济建设。
第二是首次在无外业野外控制成果的条件下，制作成影像地图，打破了传统的成图方法。
第三是首次直接制作成 1∶100 万比例尺影像地图，而之前的成图方法采用的是缩编，填补了测绘史上没有 1∶100 万小比例尺影像图的空白。
遥感影像图目前仍被广泛应用于资源、环境、灾害、区域、城市等的调查、监测、分析和预测、预报等方面，为国民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测绘高新技术、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互相渗透，有越来越多的图形软件与图像处理软件提供着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全数字摄影测量系统、像素工厂等硬件设施的应用，使遥感影像图的制作易如反掌，但所有这一切，反倒衬托出了首幅卫星影像图诞生的光辉。
（黑白卫星影像图）
278驼队搬家陕西省第二测绘工程院
汪东峰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第一地形测量队
1980 年春，我们随着车队浩浩荡荡地挺进新疆皮山县，执行测绘任务。队部设在县城，6 个作业小组分赴各自的测区。测区大部分是广袤的荒漠戈壁，干旱多风，人烟稀少，飞禽罕至。
6 月 10 日，何险峰小组在桑株公社西哈拉村完成测绘任务后要搬到普世开去。普世开离这里有 21 公里，那里是无人区，要搭帐篷，住址按工作需要选在一条山谷旁较高的平台上。我当时是大队政工组的干事，因这个小组缺员，我就临时去他们小组顶员。
我们在西哈拉十队雇了 13 峰骆驼搬家，带上仪器、资料、水箱和各种物资。除了人骑的骆驼少带些东西，其余每峰骆驼负重约 200 公斤。驼工阿布列特和特木尔汗按照骆驼的个性，把重要的物资捆绑在久经考验的运输驼身上，并让它再驮一个人。把其他物资捆绑在剩余的骆驼身上，排好队，用绳子系起来，一个跟着一个，编成两个驼队，一个驼工带一个队，头驼脖子上都系着一个铜铃。
骆驼遇到陌生人也有自我保护意识和攻击行为。当我从一峰骆驼面前走过时，它突然把头伸过来，扑哧一声，把正在嘴嚼的食物喷到我身上和脸上，一股恶臭 ，令人窒息。第一次骑骆驼必须先请教驼工，不然要倒霉的。骆驼个头大，你要骑它，先让它卧下，然后骑上去。这时注意骆驼起身时是后腿突然先站起来，你必须抓住驼峰，身体同时向后倾斜，保持平衡，当它前腿站起的同时，你要顺势坐端，否则，你会翻滚下来。
（大漠铃响骆驼来）
天气晴朗，天边浮游着雪白的云团。低头近观，沙地上镶嵌着无数多彩的鹅卵石，稀疏的梭梭草和骆驼刺泛着生命之绿。极目远眺，重峦叠嶂，逶迤磅礴。高山顶上白雪皑皑，冰雪消融后形成的小溪，宛若一条条银色的丝带，蔚为壮观。对于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测绘人来说，踏入异乡，领略奇特的风光，乘坐别致的交通工具，伴随着叮咚的驼铃声，就像旅游一样轻松愉悦。有唱歌的、有吆喝的、有调侃的、有聊天的，个个谈笑风生，心旷神怡。
279不知走了多长时间，驼工告诉我们，一会儿就有大风沙。说时迟、那时快，没过多久，西边天空一片昏暗，霎时间风沙铺天盖地而来。我们急忙用衣服包住头，呼吸都困难了，话也不敢说了，嘴巴和鼻腔还是免不了充塞一些沙尘。露出的眼睛也只能眯成一条缝，还时不时地流着眼泪，欢快的心情随之一落千丈。再看看驼队，总体还是不紧不慢的一步一个脚印地昂首前进。偶尔也能听到那个脆弱的骆驼咳嗽几声，或者从鼻腔向外使劲喷气；那些健壮的骆驼默默地忍受着大自然的折磨，走一程也要停下休息片刻。只见驼工忙前忙后，一边吆喝着一边捶打着那些不守纪律的调皮骆驼，竭力地维持着驼队的队形，防止它们暴乱。即使这样，还是有的骆驼相互碰撞，把身上捆绑物资的绳索拉松或拉断。狂风中，驼工用他那娴熟的技巧，迅速地把绳索拉紧或绑好，确保驼队整齐，不致丢失任何物品。
风越刮越大，能见度很低，每个人只能看见前后两峰骆驼，仿佛与世隔绝了，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不知经过了多久，驼队开始进入丘陵地带，我们渴望能寻找到一处避风的港湾。然而，等待我们的却是失望加上绝望。山里的风沙更是一股一股的像冲击波，不小心就会从驼背上被风吹翻摔在地上。下来走吧，软地上走是很费劲的，路还很长。骆驼走山路高一脚低一脚，走得不稳，人在驼背上摇晃，紧抓驼绳的双手磨出了红茧，甚至磨破流血。我们长时间在驼背上摇晃、颠簸，大家都很累，只好骑一段走一段。风还在怒吼，沙尘还在飞扬，驼队在这天昏地暗的沙尘暴中默默地赶路。
到下午 4 点左右，肆虐的风暴才渐渐收敛。我们翻过丘陵地带，站在山冈上向下看，终于看见了要安家的平台。搬家的路程只有 21 公里，我们走了将近一天才看到希望。这里离平台直线距离也就 2 公里左右，山的比高约有 200 米，坡度较大。山坡上没有陡峭的沟壑，也没有坚硬的坡地，满眼皆是跌宕起伏的沙地地貌，到处都可攀爬和徒步，但在这里行走下山是很吃力的。开始下坡了，大家都从驼背上下来。有一位同志高兴地叫了一声：“啊哦——！我们终于看到家了！”这高亢而鼓舞人心的叫声，回荡在静谧的荒滩野岭上，传播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这是一位测绘队员看到“家”的冲动，也是一天来战天斗地即将取得胜利的呐喊。这喊声无疑令每个人振奋。
骆驼们一颠一簸地下坡，走了不到 1/4 的路，突然，有一峰骆驼尖叫起来，发疯似的奔跑。与此同时，全体骆驼挣脱缰绳，满山遍野地四处狂奔。身上的物品撒落一地，有的物品还被绳子系在骆驼身上，随着骆驼的奔跑，在坡地上翻滚。骆驼的嘶叫声、物品的碰撞声、大家的吆喝声顿时组成一曲无奈的悲歌，唱响了这千年沉寂的荒野。这时的我们都傻眼了，眼冒金星，垂头丧气，有的呆立在沙坡上，有的一屁股坐在沙坡上，不知所措。只有２位驼工奋力追赶骆驼，企图控制骆驼，结果１峰也没抓住。这时我们才反应过来，急忙冲上去协助驼工，在大家的围追堵截下终于抓了５峰骆驼。
感谢驼工的经验，下坡时他让我们全都下来徒步走，不然后果难测。骆驼本是温顺的沙漠之舟，雄健骆驼一次能驮约 250 公斤物资，在沙漠里走一天一夜不吃不喝也行。今天，不知何故，温顺的骆驼变成了暴怒的野兽，个个好像遇到了恐怖袭击，听到爆炸声，逃命一样的狂奔。驼工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局面。
至今，都是不解之谜。看着这些木箱、水桶、行李包、仪器、帐篷、炊具和其他物资，东倒西歪地散落在地上，使人浮想联翩。这面山坡有史以来就像是一张土黄色的洁净的画卷，今天才由骆驼给画满了各式花朵。又像是仙女们下凡来，有意把这些鲜花撒落在这面山坡上，装点着蛮荒。驼队从早上 8 点开始，跋涉到下午 7 点多了，我们中途没休息，急着赶天黑前到达目的地并搭好帐篷。然而，眼前的一切却使希望变成了失望。
组长何险峰气喘吁吁地把大家召集到一起，说道先把帐篷、灶具、食品、个人行李包和一桶水捡回来，重新捆绑到骆驼身上，有吃有住就行，其他物资到明天再来捡。应急方案确定了，大家齐心协力分头去干。许子忠、曹治国、晁杰忠三位同志不约而同地爬到山上捡重东西，我和何险峰捡一些必需的小部件并帮驼工捆绑。
280夜幕降临了，天空一片漆黑。两位驼工圪蹴在一块，一边嘀咕着什么，一边吃着自己带的馕，喝了些水，就算酒足饭饱了。拿出事先裁好的报纸条，上边撒一些莫盒烟粒，卷起来点着，大口大口地抽了起来。一天的工作结束了，跑出去的骆驼反正丢不了，明天再去找。今天的程序执行完了，该睡觉了。只见他们套上皮大衣，伸长两条腿趴在沙地上，头枕在前交叉的双臂上，打起呼噜来了。
我们点了几支蜡烛，靠着微弱的灯光，开始正式建家。正在搭帐篷，有位同志面对寂静的山野一边撒尿一边呐喊：“老天爷，这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回来啦！”曹治国首先声明自己擀面做饭；他擀的面条的确是筋道好吃。其他人七手八脚地搭建帐篷。天空繁星闪烁，地面伸手不见五指，茫茫的荒山野岭，唯独在这儿，此时充满了生机。每人端起一大碗捞面，虽然没有菜，只有盐巴、醋和辣椒，但我们却尝出了面条中特有的人间美味，这是别人很难体会到的。
吃完饭大约深夜两点，顾不上刷锅洗碗，往沙地上一扔，收拾睡觉。我钻进被窝几分钟后就进入了梦乡，想必同事们也不例外。
281塔克拉玛干的情思陕西省第二测绘工程院汪东峰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第一地形测量队
1980 年 6 月 17 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东部，新疆科学院的科学家彭加木同志在罗布泊考察失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滚动式播报有关消息，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7 月 17 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部，我们陕西省第二测绘大队的翻译李小敏同志在西哈拉戈壁失踪了。桑株公社和幸福公社的广播在滚动式播放寻人启事，牵动了全体测绘队员和当地公社社员的心。
太阳像火球一样炙烤着戈壁，暑气逼人。地面温度高达 62℃，帐篷内的温度也是 44℃。
我们的测区在皮山县和叶城县境内，指挥部先设在叶城县招待所。作业方式是分组分片包干。蒋位龙担任作业四组组长，共有 5 人。
7 月份，是刮大风的季节。经常每天上午 10 点多开始刮风，到下午三四点风才停，连续刮好多天。这段时间风力一般在 7 级左右，风沙弥漫，遮天蔽日，无法辨认东西南北，能见度在 500 米左右。风更大的时候，10 米以外的汽车也看不见。遇到大风，作业员无处躲藏，只好用旗布或衣物包住头，任凭风沙袭击，坐等四五个小时，风停后继续工作，晚上收测经常在 11 点左右（太阳落山的时间）。那年，局党委书记萧何同志一行人从西安赶到测区，看望一线作业人员，正好遇到暴风。他的座驾是北京吉普车，密封不严，车内也是沙尘飞扬，根本无法前行，只好停车久久等待。
作业员背着仪器、脚架和工作包，步行上测站，走几公里至 20 多公里，身上只能背着装 1 公斤水的行军壶，在这种天气下，多了背不动。正常情况下，每人每天喝 5 公斤水也不多。说实话，这不是喝水，只是润润嘴唇，润润嗓子。从早晨出发到晚上收测，必须保证壶里有水。在这里，水就是生命。
7 月 17 日，蒋位龙带上翻译李小敏步行 10 多公里，在桑株公社西哈拉戈壁做控制。上午 11 点，在大风中等待时，他发现李小敏把水喝完了。他是老测量员，清楚地意识到没水喝的严重后果，于是严厉地批评了几句，又苦口婆心地给李小敏讲道理。断水就玩完了，人必须撤回去。时间紧，任务重，若两人都回去，要耽误一天时间，实在耽误不起。另外，从这里到帐篷路途比较平坦，风停后视野也开阔，一直向西走，就看到帐篷了。于是，他决定让李小敏一个人回去，今天不用再来了。
傍晚收测时，蒋位龙一个人扛着脚架、背着仪器和工作包，迈着沉重的双腿回到帐篷。炊事员急忙让大家吃饭。他一眼未见李小敏，慌了，问：“翻译人呢？”
大家比他还愕然。翻译走失了。蒋位龙饭吃不下去了，当即决定：留两人快速捡干灌木生火，给翻译引路；他和另一个人立即向远处的村庄跑去，设法和指挥部联系，请求支援。那时，只有公社里才有有线电话。他们赶到村子里，这里没有电话。幸运的是遇到了皮山县革委会主任韩向龙，当他说明来意后，韩向龙二话没说，马上让秘书裘德群开车带蒋位龙到幸福公社邮电所去打电话。话务员告诉他们，现在是公社广播时间，广播与电话是一条线，电话无法接通。要停播，还必须通知八一公社，是他们统一播放的。经过一番周折，花了不少时间，好容易接通了电话，发出了请求支援。这一夜，指挥部的全体人员和车辆奔赴出事地域，寻找李小敏。
282寂静的夜晚，繁星闪烁，就是看不到心中的那一颗星。几台车在戈壁滩上往返穿梭，车灯通明，汽笛声声，搜救人员瞪大眼睛跟踪着灯光，唯恐漏掉一个可疑的目标。已经是凌晨三四点了，搜救无果，大家也疲惫不堪。只好撤回去，稍微休息一会，吃顿饭，天亮再来。
李小敏是当地的汉族人，能说一口流利的维语，给小组担任翻译工作，认真负责，热情周到。他成长在繁华闹市，没有野外工作经验。特别是当时正刮着大风，满天沙尘飞扬，能见度很低。他离开组长顶风走了一段路程，方向还没错，后来由于逆风行进，费时费力，饥渴难忍，头晕眼花，迷失了方向。他一直走到天黑，偶然看到不远处有微弱的灯光，就像那里走去。这里是村民修建的藏桂引水渠，离村子还有几公里。水渠上有一处跌水，老乡利用这个天然条件，搭起了水车磨坊。屋里有只能容纳两个人的空间，点了一支蜡烛照明，一位维吾尔族村民正在磨面。翻译告诉他自己走失的情况，磨面人伸出了援助的手，把自己带的唯一一个馕掰了一块，给他充饥，又从小渠舀水给他解渴。之后，翻译靠着墙睡着了。
（牵毛驴者为买买提·义明；缰绳后者为阿不力米提·哈地尔）
清晨，太阳露出了笑脸，人们开始了一天的新生活。应该说翻译已经摆脱了厄运，他可以去村庄，或者上公路，与指挥部联系送他回帐篷。然而，翻译想的是已经犯错误了，耽误一天工作，必须马上回去。磨面人知道测量队的帐篷位置，给他指了个方向，翻译高兴而自信地走了。
在浩瀚的戈壁上，一顶帐篷好比沙地里撒了一粒芝麻，要找到它谈何容易。翻译走呀走，自认为方向没错，一直追求着他心中的帐篷。这一天清晨，蒙汽上升，面前白茫茫一片，好似博大的湖面。以后雾气消失，天空一片灰蒙蒙，看不清太阳的位置，此时的他已经迷乱了方向。
283时间就是生命。第二天，大家仍然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拉网式的搜寻。上午 11 点左右，我乘坐的北京吉普车到一个村子调查，村民买提哇凯洪和牙森那洪比画着把我带到水磨坊。磨面人还在。语言不通，我只好用半通不通的维语、比画和当面绘制的示意图，费了好大的劲，才弄明白昨晚在这里发生的一切。然而，我们还是晚来了一步。带着遗憾，大家继续争先恐后地参与寻找。现场指挥是我们的老队长王考国，他是一位浓眉大眼、慈目善心的彪形东北汉子， 1938 年底参加革命，打过游击，目睹过日寇血腥杀友的场面，亲手击毙过 3 个鬼子；曾在东海舰队服役，带领新中国水兵保卫祖国的辽阔海疆。他在陕西省第二测绘大队队长任上从来都是把职工当亲人一样对待，对下属关怀备至，深受大家的爱戴。这一天，他尽管年事已高，仍亲临现场指挥，一直持续到深夜。
两天过去了，桑株公社和幸福公社的有线广播，还在播报寻人启事。公社利用开会的机会向干部宣传，学校向师生宣传，宣传工作已经做到了家喻户晓。
7 月 19 日，是翻译失踪的第三天。桑株公社十大队小学教师阿不力米提o哈地尔被评为皮山县先进教师，要去和田参加地区先代会。由于没有公交车，需要穿越西哈拉戈壁，步行到藏桂公路道班搭车去和田。骄阳似火，酷热难耐。路上，他要带足够的水和馕，他让刚考上初中的 14 岁儿子——买买提o义明送他去。早晨六点钟，父子二人牵着一头毛驴出发了，有说有笑地走进戈壁的深处。
走到上午九点半，儿子在毛驴身上打瞌睡，差点掉下来。父亲告诉他：“向四处看看就不瞌睡了。”儿子倒也听话，近看看远看看，东张张西望望，瞌睡那股劲过去了。没过多久，儿子突然喊起来：“爸爸，爸爸，远处好像有个人影在走动。走几步就倒下了，一会儿向东走，一会儿向西走。”父亲没有儿子视线高，看不清。心想，可能有人迷路了。想到这里，他突然想起广播里的寻人启事。急问儿子：“是不是个汉族人？”儿子说：“可能是。”父亲和儿子一起大声喊他，叫他过来。他听到后，跌跌撞撞地向父子俩走来，走着走着摔倒了，又匍匐爬行。父子俩也迎上去，近前一看，是个年轻小伙子，满脸灰土，看不清模样，说着就倒在地上，双眼紧闭，口吐白沫，呼吸微弱，说话语言不清。儿子急忙拿水给他喝，被父亲挡住了，这样喝会得肺气肿的。父亲接过水壶，给年轻小伙子一点一点地喂水，又擦去落难人脸上的尘埃，停一会儿又给他喂些水，然后把馕沾上水喂给他吃。慢慢地，小伙子睁开了双眼，伸手一把抓住水壶，想大口大口地喝。被哈地尔老师挡住了，并告诉他喝多了会撑破胃的。歇一会，喝一点，吃一点。这时，小伙子有气无力地说：“送我到西哈拉，给你 5元钱。”哈地尔老师说：“钱我不要，这里离西哈拉很远，你也急需要去医院，还是送你到公路上再想办法。”
哈地尔老师抱起年轻小伙子放在毛驴背上，他坐不稳，还不时恶心想吐，毛驴也不听话，儿子就牵着毛驴走，哈地尔老师双手扶着他，艰难地向前走。中午 12 点半，终于到达公路道班，哈地尔老师把他放在阴凉处。立即围拢上来不少维吾尔族群众，问长问短，大家都为这位汉族青年担心。
下午 1 点多，我们的卡车行驶到公路道班附近，看到一群维吾尔族同胞不约而同地向我们一边招手一边喊着什么，示意停车。我们下车后才看到人群中间躺着的，正是我们的翻译李小敏，大家喜出望外。蒋位龙首先冲到翻译面前，扶起他，给他洗脸。其他人给喂水的，洗头洗身的，还有给按摩手臂的，七手八脚地忙活了一阵子，急忙抱上车，匆匆送往医院。望着远去的汽车，人群并没有散去，而是围着父子俩高兴地议论着，问长问短，有人赞叹，有人投去敬佩的目光。这时，我突然想起来，用照相机记录下这美好的一幕，还专门为父子俩和毛驴以及围观的群众照一张合影留念。至今，我还保留着这张珍贵的照片和哈地尔老师的签名。指挥部当时就安排车辆把哈地尔老师送到和田去，把儿子和毛驴及几位村民送回家。
284过了几天，为了感谢哈地尔老师和他儿子，指挥部买了一些礼品。由我、沈荣生和翻译李敏（皮山县维吾尔族中学女教师）前往和田当面致谢，我们在和田师范学校宿舍拜见了哈地尔老师。当我们拿出礼品和一封感谢信，代表组织向他们父子表示谢意时，他说：“我做了一件小事，遇见谁都会这样做。信我收了，礼品带回去给测量员补补身子，我看到他们很辛苦。”这朴实无华的语言，向人们展示着一位维吾尔族教师的崇高精神境界。
走出师范学校，我们又去了新疆日报驻和田记者站，把这个动人的故事讲给他们听，接待我们的记者是吉利力和吾布加哈斯本同志。几天后新闻见报，一曲民族团结的凯歌唱响了整个和田地区。
遗憾的是在罗布泊失踪的科学家彭加木同志永远离开了我们! 这将成为人们永恒的不了情和挥之不去的思念。
285我与航测仪器陕西省第五测绘工程院
陈昭琳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第一航测遥感院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第一航测遥感院（陕西省第五测绘工程院）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苏联专家帮助下，我国测绘工作者奋发向上，克服各种困难建起来的。所用的仪器是从多国进口的，当时进口最多的是苏联的。
航测仪器精度要求特别高，成图要求十分严格，等级都在微米和丝米级，直到 20 世纪80 年代，中国测绘仪器厂或协作单位都满足不了航测仪器的精度要求。为了国防建设、国民经济建设，国家花费大量的外汇从国外进口仪器。外商知道中国人还生产不出这些高精密仪器，所以要价都很高。1984 年 3 月，瑞士 WILD 厂、西德 OPTON 厂等外国厂商在陕西测绘局举办测绘内、外业仪器展销会，展销结束后以所谓的优惠价把仪器卖给我们，即便如此，一台精密立体测图仪 E3 仍要 30 多万元，解析测图仪 C130 与一套正射投影仪 Z2 打折后仍高达 200 多万元，1984 年的价啊！这些昂贵的仪器有的一台，有的几台，有的多到十几二十多台，花费了国家大量外汇，着实令人心疼。
1982 年 5~6 月，陕西省测绘局引进了两台瑞士 WILD 厂的立体测图仪 AG-1，在检校时发现缩放仪的正反测隙动差大，不符合平面精度要求，不能用于测图生产。我们把索赔报告传递到了瑞士。厂方派了两名仪器专家到陕西测绘局来，但专家没有检测方案。当我们提出检测方案后，专家同意了，他们亲自上仪器操作，检测结果与我们提出的索赔报告相符，两位专家只好签字，更换了两台缩放仪。经我们检测，符合平面精度要求。
1983 年 6 月，湖北局引进一台精密立体测图仪 D3，宁夏测绘局、山西测绘局、云南测绘局各一台 E3，在这之前，全国测绘局中只有陕西测绘局在国家测绘局重建后调来一台精密立体测图仪 D2。我从 1975 年开始一直安装 D2，且每年检校 D2，8 年来积累了一些维修、检校经验；同时，在云南测绘局负责主装 E3，并培训宁夏测绘局、山西测绘局和云南测绘局的维修人员。经过培训，宁夏测绘局、山西测绘局的同志都能独立把 E3 装起来了（新仪器安装如果请外国专家来安装每小时费用 100~200 美元），为国家省了不少外汇。宁夏局在装好 E3 后，进行检校，在检校主距时被卡住了，进行不下去了。再三检查，安装一点瑕疵都没有，问题出在产品质量上。宁夏测绘局遂向陕西测绘局求援，陕西测绘局派我前去处理。我到了现场，认真检查，发现 E3 主距架部件质量有问题，的确属厂家责任。宁夏测绘局委托我全权代表他们到国家测绘局申述向厂方索赔的事宜。1984 年西德 POTON 厂在陕西测绘局仪器展销仪器时，厂方承认是他们的产品有问题，妥善赔付了宁夏测绘局的损失。
这次以过硬的技术、一丝不苟的作风为底蕴的索赔，同上一次一样，减少了国家的经济损失，提高了测图精度。
记得 1986 年初，仪器展销会的两年后，西德 OPTON 厂又来我局，这一次是举办中国区的仪器维修培训班，全国只特聘了陕西测绘局研究所的人员和几名香港人员，培训组的专家，局设备科的维修部门只能派一人，身为工程师的我被选中。规定细则为：只准看，不准动手，不准提问题等。当培训到精密立体测图仪 E3 时，他们要做投影杆垂直检校，在投影杆上要悬挂垂直水准气泡，凡内行的测绘人员都知道水准气泡要校正零位置的，可几位香港同胞并未顾及零位置，还与我方技术人员争辩，而专家对此也不纠正。这是不符合测量仪器检校要求的。若气泡有零位置，那在升降（最低至最高）投影杆时必然保证不了投影杆的铅垂位置。
在测定主距时，由于 E3 在我局生产上已用了几年了，E3 方向有一根 1.2 米长的光栅，由于长时间使用，光栅有一半程已坏，无法读数。当西德专家讲解到如何测主距时，压根未预料到光栅会坏，在他发现光栅一半程已坏无法读数的时候，也注意到中间 X 轴以上光栅未坏，就勉强用半程光栅来测主距，不料多次测、反复测，数据都未能闭合，达不到精度要求。更使人想不到的是，慌了神的他竟然示意副手改动主距，情况紧急，我哪里顾得上那些鸟规定，立即制止他们，不让他们改，因为他们未达到检校精度要求。未达到检校精度要求而改主距，后果很严重，它将直接导致日后生产人员在测图时达不到相应精度要求。
这时西德专家在 Y 手轮上开始装附件，装读数鼓等，但怎么做附件和读数都不能相对很好地固定在 Y 手轮上，读数鼓固定不好，就容易产生隙动差，再加上 Y 手轮在快速正反转动，读数鼓与 Y 手轮本来就不是配套生产的，所以两者装配起来总会有问题，因此隙动差难以消除。专家无奈只得反复检测，满桌子都是检测的草稿纸。所测数据存在这区间相互符合，另外部分数据在另一区间相互符合，但这组数据与另一组数据又相差过大，取中数又不符合规定要求，专家左右为难，搞得满头大汗。
当时 E3 的光栅已坏了好长时间，换一根光栅价格惊人，逼得我们早就采用主机和绘图桌联机来解决 Y 读数的问题，从而迈过了测主距这道坎，使我们几年的生产一直正常运转。照常情常理讲，眼下本不应该使外国专家难堪。可是，谁让他们一开始就那么趾高气扬、瞧不起人呢？我当时想，如果告诉他我们的解决方法，他会说句廉价的“中国人聪明”，但自此他们就学会了我们的方法。哼，白白学会了我们的方法，便宜死了你！你们几年前，宰我们好狠啊；这一回，又“只准看，不准动手，不准提问题”；更使人气恼的是，当现场因操作程序起了争执，身为专家的你，本应依据科学，支持对的一方，可你倒好，不吭不哈充老好人。我偏不告诉你！
做培训的专家洋相出得够呛，只能干讲讲理论作罢。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我们航测遥感院的设备科管理着 A10、B8S 等各种类型的进口高端仪器。维修人员不仅能独立自主安装——检校——鉴定安装新仪器，使之顺利用于生产，还指导培训山东测绘局、安徽测绘局、青海测绘局、甘肃测绘局、宁夏测绘局、山西测绘局、云南测绘局、湖南测绘局等兄弟省局的人员如何操作，如何维修，使他们都能独立工作。
打铁先须自身硬。我所在的设备科更注重练内功，冬去春又来，一年又一年，全力配合航测遥感院的技术革新。例如，在将小像幅（18cm?18cm）测图改成大像幅（23 cm?23 cm）测图的过程中，就是我们配合将精密立体量测仪（18 cm?18 cm）改造成 23 cm?23 cm）的；为了提高照像室的工作效率，设备科的黄兹智等同志就自己设计制造了半自动晒印机（获陕西测绘局三等奖）；为了配合编图的刻图改进，我们自己设计生产了电热笔；西德厂生产的手推式坐标展点仪齿轮坏了，我们就想方设法找外协，最终在西安某军工厂的协助下及时修复。
科学技术形成生产力、战斗力。长久以来，陕西测绘局航测遥感院担负着国家相关的重大任务，有时下达的任务特别紧急，需要突击。例如中蒙边界测图，外交部正和蒙方谈判，但现场的图还未到位，外交部就派人住在测绘局等图，出来一部分图带走一部分。生产人员日夜加班，我们仪器维修人员也跟班全天候服务，只要仪器生产人员不下班离开仪器，我们维修人员不但跟到底，甚至比他们下班还晚。此时我们虽然都苦又累，但我们更感到自豪。
我，陈昭琳，出身岭南城市贫民家庭。我上中学和大学的学费除了初一第一学期外，都是国家付的，甚至考上大学，从家乡广东高州市到武汉市的武汉测绘学院报到的路费也是国家给的。贫寒子弟报效祖国唯有刻苦学习。大学五年，我没有休过一个寒暑假，勤工俭学伴着苦学，三更灯火五更鸡，一年学优，意犹未尽，五年学优，亦不满足。
我不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