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志常在——王猛将军传
不爱体育的体委主任（上）
一、周恩来：王猛同志“是猛将”
王猛于1971年3月到北京军区赴任，他是38军抵制揭发陈伯达的有功之臣，但也很知道自己的北京军区的处境，因此上任军区副政委伊始就保持低调，不久就住进医院治病疗养。四个月后，王猛接到中央任命他为国家体委主任的通知，大出所有人的意外。王猛设想一百遍也不会把自己的将来与体育挂上钩，他这一辈子，除了跑跑步以外，对任何体育竞赛都不懂，不感兴趣，竟然干上了体委主任！
说起文革中的国家体委，可称多灾多难。
贺龙元帅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出任军委排位第一的副主席，但仍然以养病为主，贺龙任负责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兼国家体委主任。文革开端，继“揭露”“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之后”，又把贺龙列为新的攻击目标，罪名有“大军阀”、“野心家”、“反对林彪同志”、“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更骇人听闻的罪过是“暗中投敌”、“二月兵变”、“经常带手枪”。最终，贺龙夫妇被监禁于西山，由此贺龙领导下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也就成了文革重灾区，在劫难逃。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日发布命令（中发［68］71号文件），宣布对国家体委实施军事接管。
1971年，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将在日本举行。国际兵联数次对中国发出邀请，乒乓强国已经连续缺席两届世锦赛，这一次去不去？一切要毛泽东定夺。1971年3月，世兵赛即将开幕，毛泽东才做出批示：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可见，毛泽东将国际局势看得多么严重，按兵不动队还未出发，就被赋予为国牺牲的悲壮色彩，天下竟有冒死参赛的运动会？但那是文革期间，一切都要贴上政治标签，周恩来重振国球，重振体育，也不能不打外交牌，政治牌。为了动员“唇齿相依”的朝鲜一道参赛，周恩来承诺，会全力帮助朝鲜选手取得好成绩，以打消他们担心成绩不如南朝鲜而产生的顾虑。
这是文革开始五年后中国乒乓球队首次参加世界大赛，地点是与中国尚无外交关系的日本。代表团署长是赵正洪，符志行、宋中等随行，并派出了当时中国最强的选手阵容。由于中国国内的文革和当时的国际背景影响，这一届比赛充满了政治色彩，包括庄则栋与美国运动员的友好接触以及拒绝与柬埔寨朗诺政权选手比赛等等，轰动一时，但一件有关中朝关系的比赛事件却并不为人所知。
在男子单打比赛中，朴信一是唯一有望进入前四名的朝鲜选手，但却被中国的郗恩庭在四分之一决赛中打掉了，引起朝方的强烈不满，因为中方承诺要帮助朝鲜取得好成绩，此举有出尔反尔之嫌。事先或背后安排的让球不符合公平比赛原则，不过文革中的中国和它的亲密盟友朝鲜搞这种“携手互助”却是当时的题中应有之义。无论让球对不对，中国乒乓球队违背了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对朝鲜做出的外交保证，总是一个很严重的违纪事件。毛泽东、周恩来极为重视此事，对乒乓代表团领导提出严厉批评。毛泽东在事后会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时说：乒乓球队的领导就不行，被我们总理骂了一顿。
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国家体委赵正洪、宋中以及郗恩庭专程前往朝鲜，为世兵赛的事情向朝方道歉。金日成接见了他们，表示很大度，说：在世界锦标赛上，哪有一个国家愿意输给另一个国家，没有这个道理嘛。在比赛的时候，你当运动员，谁让谁呀！我理解毛主席、周总理为中朝两党、两国友谊努力。
金日成不介意，但周恩来却想借此机会更换体委领导，为中国体育开创一个新局面，于是他想到了王猛。王猛在38军率先揭发陈伯达，在保卫白洋淀大堤、恢复京广线通车的重大行动中都有出色表现，给总理留下深刻印象。让王猛到体委来，既符合军管格局，又任用得力，是上全之策。在1971年夏举行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正式提出改换体委负责人的建议，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于日发出《关于王猛同志任职的通知》：中央决定：调北京军区副政委王猛同志任国家体委革命委员会主任，并担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就在这个通知发出前后，体委又捅了两个大漏子。1971年7月，阿尔巴尼亚足球队访华，北京足球队在比赛中接连踢伤了对方三名球员，招致阿方强烈抗议；在筹备庆祝中朝友好互助条约签订十周年大会时，体委漏发了给朝鲜体育代表团的请柬，又一次栽在朝鲜问题上。周恩来震怒了，很少当众发火的他在7月11日深夜召见体委负责人，严厉批评曹诚“麻木不仁，颟顸无任”，直斥他的轻慢失职，并当众宣布：撤你的职，这是主席的命令。不要敷衍他。调38军的王猛同志来，就是要精明强干、执行主席路线的来领导！
曹诚1935年参加革命，1937年入党，当过军分区副司令员，长期做军队教育训练工作，1964年晋升少将，到体委前任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长。离开体委后，曹诚先后担任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和解放军后勤学院教育长等职务。作为一名军人，曹诚执行了给体育系统带来巨大伤害的“五一二命令”，又未能适应复杂环境下的政治、外交任务需要，走了下坡路，王猛会如何呢？
王猛做梦也想不到让他当体委主任，他是百分之百的“体盲”：“一辈子玩枪玩炮，怎么叫我玩起球来了？”但是相比之下，他又宁可去体委工作，王猛后来说：当时我愿意到体委工作，还有一个“小九九”：我在保定几年文革中同北京军区一些领导矛盾不小，又有华北会议那一说，到军区工作也不会好哪去。而到体委工作再难，也有总理在身边指点掌舵啊。
　　周恩来确实对王猛抱有很大期望。日晚，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同时接见七个专业会议、其中包括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的代表，王猛作为新任体委主任坐在主席台上。尽管是各个不同会议代表的集体接见，但领导们谈得最多的却是体育。周恩来讲到卫生工作时，也把体育联系进来，要求体育与爱国卫生运动结合在一起，但又强调体育的特点：体育运动还有它的特殊性，就是比赛，一个是国内比赛，还有一个是国际比赛。
　　周总理特地向大家介绍王猛，让他站起来给大家认识，并说：现在王猛同志到体委了，是猛将嘛！
　　从亮相之时起，王猛就进入了全新的工作领域。随同他调入体委的，还有中央为他选派的助手：60军副军长姚晓程、26军副军长于步血、38军112师政委陈培民。
二、初战告捷
　　1971年8月，王猛只身前往位于北京崇文区的国家体委机关上任，但见大院冷冷清清，干部无精打采。经过了解，体委机关经过“精简”后分为几个“组”，组长都是军人，绝大多数机关干部都被打发到山西劳动。王猛上任近十天，还完全不得要领。这时，军管会负责外事活动的宋中找到王主任，向他汇报定于11月举行的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的事情，王猛一听就火了：如此重大而又紧急的任务，我来了十天竟没有人提起！曹诚在向他介绍情况时根本不说此事，而分管这项工作的体委副主任赵正洪住在医院里，邀请赛的筹备陷于完全停顿状态，无人牵头，无人直辖市，无人负责。
　　王猛意识到，不用他新官上任烧火，由于人为的耽误，乒乓球邀请赛的筹备已经是火烧眉毛了。王猛不懂体育，更没有主办国际体育比赛的经验，而且整个中国都已经有五年时间没有举办过国际运动会式的比赛活动。但王猛知道问题的要害：龙头，组织。他立即指示体委向主管部门总参谋部写报告，要求成立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领导小组和组织委员会两个机构，领导小组由总参、外交部、体委、新华社、对外友协、北京市委、北京卫戍区等单位负责人组成，建议分管领导、副总参谋长李作鹏任组长，另一位副总长王新亭任副组长；组织委员会由体委和有关部委得力工作人员组成，王猛任组长。这两个机构，前者领导协调，后者具体办事。
　　王猛从八月上旬等到八月下旬，总参的答复却是李作鹏不管，王新亭也不管，要体委自己组织。王猛急了，没有权威机构的协调，单单体委一家是不可能组织好这次邀请赛的，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他决定将被总参退回的报告越级上报周总理。上任只一个月，就要采取这样出格的行动，王猛之“猛”，确实非常。
　　凌晨一时许，王猛拨通总理办公室的电话，接电话的是总理秘书纪东。王猛说：我有十分紧迫的事情向总理报告，但不便经收发室转送，我想让秘书直接送给你。
　　纪东同意了。王猛让秘书将报告直送中南海西门，同时送去的还有一封他写给周总理的亲笔信，解释越级上报的原因。王猛在信中特意写道：我对任何人都不认识，也没有成见，完全是从工作出发。
　　周恩来于9月2日指示同意王猛的报告，指定李作鹏当领导小组组长，又点名让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丁国钰、对外友协负责人吴晓达参与领导小组工作。
　　被上级否决的报告，下级再报给上级的上级，然后再由上级执行，这是很出格的程序。王猛为了完成友好邀请赛的任务，顾不了那么多。正如他自我评价的，经常得罪人，既是缺点也是优点。不过，王猛这次给上级带来的尴尬，被另一椿更大得多的事件掩盖了。
　　邀请赛领导小组的首次会议于日召开，组长李作鹏只说了一句：“开会吧”，就再无声息。原来正是那一天凌晨，发生了林彪外逃事件，李作鹏是当时知道此事的极少数人之一。林彪是死是活，未来会发生什么变故，自己命运又如何，李作鹏的心中已是一团乱麻，还顾得上讲什么乒乓球呢。十天以后，李作鹏被拘押，邀请赛领导小组组长改由李德生担任。
　　王猛正式进入了组织委员会负责人的角色。王猛吸取了前任的教训，认真把握邀请赛的宗旨：通过比赛扩大国际影响，争取更多的朋友。他为组委会制定的竞赛编排原则是：坚持宗旨精神，大小国一律平等，根据实力，照顾地区。
　　为了给参赛选手提供更多的机会，单项比赛先分组，再循环，最后才淘汰。组委会将团体赛分为九个小组，获奖队也定为九个，也就是说，只要拿小组第一就可以获奖，让尽可能多的国家而奖可得。
　　无疑，这次邀请赛是政治赛，外交赛，与一般意义上的乒乓球比赛不同，这是的特定历史环境和国际环境下举办的比赛。王猛的任务不是如何评价这次比赛，而是如何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完成比赛任务，达到既定目标。王猛碰到的头号难题，还是来自朝鲜队。
　　朝鲜队提出，不同日本队住一个酒店，不同日本队的一个场地训练，王猛答应。朝鲜队参赛的七个项目，给了六个种子位置，还不满意，一定要七个。王猛拍板，让，中国取消一项，让给朝鲜。曹诚的前车之鉴，不可不慎重。但是问题还未解决，朝鲜代表团团长孙吉川直截了当地提出要的比赛中得第一，“不拿冠军回去不好向领袖交代”。既然物资可以要，金牌也是可以要的。他们的话说得很绝：中国是主办国，有能力保证我们夺冠，如果中国不能保证，朝鲜队就退出比赛。
　　王猛觉得不能再让了。朝鲜队的实力不如日本，它要夺冠，必须先安排朝鲜避开日本，然后再由中国淘汰日本，最后决赛时中国把冠军让给朝鲜。主办国如此让球，怎么向其他参赛队交代？今后谁还来中国参加比赛？
　　那年头兴让球，但让要让得而讲究，让得大面上过得去。王猛急招各路“神仙”寻找对策。中国乒乓球队总老练徐寅生想到了一个让朝鲜男女队都得亚军的办法，徐寅生说，这是能够做到的唯一让步办法。王猛立即打电话向总理汇报，总理对体委没有早报此事感到不悦。王猛解释说：我们一直想做通朝鲜方面的工作，没有成功，但我们想向总理汇报另一个方案。深夜，王猛带着徐寅生来到总理办公室，总理听完他们的汇报后对王猛说：就按你们研究的办。你再去和朝鲜代表团的团长谈。如果他要是再不同意，你就亮出我们的底牌，我看让金首相骂他一顿就好了。
　　第二天，王猛出面邀请孙吉川谈判，翻过来复过去磨破了嘴皮，朝鲜方面咬定金牌不松口，中文翻译黄载光气得两手发抖，只好中途换人。此时，王猛手握一张“底牌”，就是挑明我们的方案是周总理的决定，但王猛知道火候，不到迫不得已，绝不亮底。你能磨，我比你还能磨，顶多再换个翻译。最终，朝鲜方面接受了双亚军的方案。
　　日晚八点，王猛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宣布：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开幕！这是王猛作为国家体委主任第一次在全中国、全世界面前亮相。来自亚洲非洲五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三百七十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国家领导人叶剑英、李先念、郭沫若等出席了开幕式。
　　日，邀请赛闭幕的前一天，王猛率李梦华、庄则栋、徐寅生等向周总理汇报工作。周恩来高兴地对王猛说：我看你们搞得不错嘛！现在对工作熟悉一点了吧？
　　王猛答：我完全是外行，一切从头学起。
　　周恩来获释王猛的与朝方谈判时不亮底牌就能说服对手，更觉得自己点将点对了：不战而屈人之兵，可不是内行不内行的问题。周恩来说：团体赛中国男女队第一，朝鲜男女队都是第二，日本男女队都是第三，结果很好嘛！还特地指出：“发前九名的奖也是打破常规的！”总理鼓励王猛：这总比你学习带兵指挥打仗容易嘛！
　　11月14日，亚非按兵不动友好邀请赛圆满结束，周恩来总理出席闭幕式。11月15日，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接见了参加友好邀请赛的各国代表团成员。周恩来问朝鲜代表团署长孙吉川：“你们这次打得怎么样啊？”孙答：“我们打得不怎么好。”周恩来开玩笑地说：“你说打得不怎么好，你的野心不小啊！”那一张“底牌”，不用亮了。
　　在欢送宴会上，孙吉川与王猛抛开外交礼仪，拼起酒来，不打不成交嘛。
　　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圆满成功，新作国家体委主任王猛初战告捷。
　　王猛的国家体委的工作大大打开了他的眼界，也从周总理身上学到了许多宝贵经验和优良作风。晚年王猛回顾的体委的时光，深情地感叹：我在国家体委那一段，经常参加总理召集的会议和一些活动，亲眼看到，他对我们要求更严格，我就感到，不严格不行。总理严格到什么程度，关键的时候，重要问题的时候，稿子开头的一句话，要反复斟酌。
　　王猛举的例子是，某负责人讲话，开场白是：“周恩来总理、西哈努克亲王……”，总理一下就听出了毛病，这句话应当是：“西哈努克亲王、周恩来总理、朋友们、同志们”。总理敏锐地察觉到其中的失礼，在柬埔寨代表团入场时，特意站起来鼓掌致意，以挽回礼仪错误的影响，西哈努克亲王很高兴。周总理事后批评当事人：今天不该让你讲话，就是一个运动员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王猛说：我们给总理汇报重要情况，比如体委工作怎么样，我们不敢说“最近，经过教练员、运动员的共同努力，有很大提高”这一类的话。他要说，几个具体人，用事实说话。有一个部长汇报，说我们取得了什么数字，总理说，不对，你们应该是多少，弄得别人下不来台。他的记忆力是惊人的，绝无仅有的，无法学的。你要是汇报拿稿子，他就不准你讲。他提问，这里提一个问题，那里提一个问题，你写一摞稿子，找都找不到。部长们参加会议都紧张，没有人不害怕的。总理是十分认真的呀，在他那里想马虎，那是绝对过不去的。我的作风，受总理的影响。
　　王猛的感觉是，自己的水平和能力与总理的要求相比还差得很远，不过王猛有幸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并且得到他的教诲和肯定，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三、屯留我不留
　　1972年初，王猛向周总理汇报工作，总理问起体委的干部们都在哪里，王猛说：大都在山西屯留五七干校，我最近去看过。周总理摇头自语：屯留这个名字就不好，又屯又留。屯在那里，留在那里。
　　王猛听出了总理的心思，他的心与总理是相通的。
　　屯留县位于山西省东南部，上党盆地西侧，东越太行直达冀鲁，南经晋城垂探中原，西连临汾能通陕甘，北跨晋中可依太原，而“古韩要地”、“三晋通衢”之称，盛产黄梨、蚕桑，肉牛养殖也很著名，是晋南的宝地。屯留，屯财留宝，是好名字。周恩来说它名字不好，是因为它把全国体育精英留在了那里，毫无用武之地。
　　1969年11月，国家体委系统，包括体育报社、北京体育学院、体育科研所、国防体育俱乐部、训练局及国家体委机关的干部、教师、科研人员、运动员、老练员及家属共约两千人，作为第一批到“五七干校”的人员离开北京来到屯留航校（滑翔学校），接受“再教育”。航校已经废弃，“干校学员”们把跑道刨掉，攺种庄稼，干起了农活，实践伟大领袖关于“缩小三大差别”，将全国建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号召。从此屯留航校就成为国家体委屯留“五七干校”。
　　通晓法、英、俄三国外语、为中国取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立下汗马功劳的何振梁就是当年的屯留干校“学员”之一。他的夫人是团中央的干部，带着女儿到河南潢川团中央干校劳动“锻炼”，何振梁带着儿子来到屯留，住进八人一间的大屋，成了标准的农民。国家体委副主任李梦华的干校喂猪，另一位副主任黄中被指派养牛。文革前李梦华的秘书张一沛那个时候在干校拉车推粪。中国登山队队长，1960年征服珠穆朗玛峰的功臣之一史占春更是专门被分配干重活，理由是他的身体好，耐力好。连下围棋的陈祖德也得到屯留劳动，因为围棋也算体育。1970年下半年，中国乒乓球队应邀访问北欧，出国前竟然也要先到屯留干校劳动锻炼，“改造思想”。这些，都是“五一二命令”的“丰硕成果”和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王猛知道，振兴中国体育，离不开屯留的这批人马。1972年元旦过后，他赶到屯留了解情况。负责干校工作的原军管会干部见到体委主任驾到很高兴，希望领导能动员大家鼓足干劲，完成今年的生产任务。但王猛召集部分“学员”，也就是原体委干部、专家、教练员开会，只字不提生产，而是要大家保重身体，稳定情绪，“党的事业、国家的体育事业需要你们”。
　　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长大的黄健毕业于莫斯科体育学院，对中国田径运动有很大的贡献，他的弟子郑凤荣、倪志钦先后打破女子和男子跳高世界纪录，弟子的教练却被说成“苏修特务”，也送到屯留劳改。黄健写信给周总理，要求调查自己究竟是不是特务。王猛来到屯留，指名要见黄健，黄健没有好气，故意拖延到最后进入会场。军代表以客气的口吻向王主任介绍：“这位是黄健教练，他培养了郑凤荣、倪志欣……”，黄健不领情，气呼呼地大声说：“不对，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是反革命，我是苏联特务！”弄得军代表下不来台。会议结束时，王猛握着黄健的手说：“你是一位有专长的人。”黄健似乎看到了希望。
　　王猛回京，向总理汇报干校的情况，领会了总理的意图。当时周恩来问在场的体委副主任赵正洪：你去干校看过没有？赵答：没有。总理责备赵正洪：我看你是把他们忘了。扒下你的军装就好了！
　　赵正洪1913年出生，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任东北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空六军政委，1955年授少将军衔，文革前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分管国防体育，穿军装，有军籍，是国家体委唯一没有被打倒的副主任。他和王猛是军人，资格比王猛还老，但是对文革、对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态度却与王猛大相径庭。
　　王猛全力投入解放干部，重新使用技术业务骨干的工作。在王猛到屯留视察之前，就借1971年11月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的“东风”，将李梦华调回北京负责竞赛组织工作，将何振梁调回北京负责外事工作。王猛从屯留回来一个月以后，又把黄健调回北京。王猛见到黄健，低声对他说：好哇你黄健，告诉你吧，是总理给了我一个任务，让我查一查你黄健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求我要人尽其用。当时我向体委专案组了解你的情况，他们的回答把我吓坏了，因为你的罪行已经够得上枪毙了。后来我提出要到五七干校去看看，别人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去五七干校，我其实是完成总理的任务，是去找你的。
　　1972年，屯留五七干校还有七百七十多人，其中司局级以上干部二十五人，很多人身上背着“专案”，长期不能使用。专案组人员既拿不出可靠的证据，又不愿意给他们解脱。王猛决定，对一些人的复杂问题，一边查，一边用，等查清楚了再说。此时是“九一三事件”以后，干部政策有了松动迹象，许多不好处理的敏感人、敏感问题，放到“林彪反党集团迫害”的大筐里，就比较容易解决。王猛借助东风，大刀阔斧解放干部。
　　亚非乒乓球赛结束了，李梦华的任务完成了，很“负责任”的体委专案组执意要召回李梦华继续审查、继续改造。李梦华出自共青团，又当过西南体委副主任，1954年任体委竞赛司司长，1960年任体委副主任，文革中被当作与贺龙、荣高棠“一条线”的人，“解放”难度很大。
　　王猛想重新启用李梦华，并且很快找到一个好机会。应美国乒乓球协会邀请，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将对美国进行回访，在31届世兵赛上主动与美国运动员友好接触从而拉开中美乒乓外交序幕的庄则栋被周恩来指定为团长，这是中央有意培养年轻人的举措，也有淡化官方色彩的考虑。王猛趁势建议任命李梦华为副团长，协助缺乏外事活动经验的庄则栋。总理派人询问，为什么体委没有写报告？王猛说：如果写报告就搞不成了，由国务院直接指定才行。原来，重用李梦华的体委内部有很大阻力，赵正洪就反对让李梦华出国，理由是李是旧体委副主任，走资派。王猛反问：你也是旧体委的副主任，你是不是走资派？1971年12月，李梦华被指定为代表团副团长，另一位副团长是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钱大镛。
　　总理理解王猛的意图。1972年4月，经过长期准备，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个应邀访美的代表团即将启程。出访那天，周恩来的人民大会堂为中国乒乓球代表团送行，落座后第一句话就问：李梦华来了没有？并让李梦华坐到前面，然后对他说：乒乓球队这次访美，庄则栋是世界冠军，团长由他来担任，你当副团长，支部书记，做实际具体工作，出了问题一切由你负责！
　　这是鞭策，是鼓励，是周恩来用一种特殊方式给李梦华撑腰。李梦华得到了解脱。
　　代表团访美归来不久，王猛宣布经中央批准的新的体委领导班子名单，当他念到“副主任李梦华”时，不仅在场者意外，连李梦华都大吃一惊。原来体委上报建议名单时，本没有李梦华，王猛认为体委新班子应当有熟悉业务的老干部，必须加上李梦华。周恩来看到体委报的名单，很高兴。
　　李梦华率乒乓球队访美其间，在回答记者中国是否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奥运会时，讲的意思与中央精神不太吻合。有人想借此发难时，王猛出面承担责任：　　这个问题不是李梦华的错，是我在乒乓球队出访之前与李梦华那么说的，有错也是我一个人的事，与李梦华无关！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国家体委有人们耳熟的三“中”，宋中、黄中、魏纪中。宋中1941年参加革命，1971年从部队［总参二部］调入国家体委，负责国际事务，后任国际司副司长和中国乒协代主席，参与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乒乓外交的全过程，1948年荣获亚乒联盟终身名誉主席的称号，1989年去世，享年六十六岁。他同王猛的体委有良好的合作。
　　黄中1937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1938年到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的冀中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建国后从团中央调任国家体委副秘书长，1956年升任副主任，被誉为体育界的“老黄牛”。他的叔父是东北军著名爱国将领黄显声，1949年被国民党杀害于白公馆监狱。由于黄中的家庭背景和亲属关系比较复杂，又被扣上“荣高棠亲信”的帽子，文革中长期不能工作。王猛采取了“先放人后结论”的办法，并给下属打招呼：要像以前对待体委副主任一样照顾黄中的生活，支持他的工作。
　　此后黄中先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常委、十二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国家体委顾问，1996年去世，八十一岁。
　　魏纪中当时还是小字辈，生于1936年，1958年从南京大学法语专业毕业，分配到体委国际司工作，从此一生服务于体育。1971年魏纪中参加亚非乒乓球赛接待工作，一天，王猛把几封告状信拿给魏纪中看，都是指责他的。魏纪中很害怕，王猛安慰他说：我了解过，告你的人都是不干事的人。我们决不能让不干事的人折腾干事的人！
　　魏纪中说，那时他第一次有了“士为知己者死”的感觉。现在，七十多岁的魏纪中担任着北京奥组委高级顾问、奥运经济研究会会长，国际排联第一副主席，并将于北京奥运会后代行主席职务。
　　这几个典型一树，屯留干校就再也留不住人了，“学员”们一个个奉调回京，1972年7月，整个干校只剩下二十多人，名存实亡。体委政治部主任，过去王猛在38军的老部下陈培民进言：剩下那么几个人，还办什么干校，干脆搬回北京。
　　“五七干校”出毛泽东日对总后勤部一个报告的批复日期为名字，的那个批复中，毛泽东号召：“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全国人民也都应该亦工亦农，批判资产阶级。文革高潮中，从这个指示引申出去，就将城市里的所有异己力量，不管是干部、知识分子还是学生，一批一批地迁到农村或农场去劳动。也就是说，“五七”干校作为文革新生事务之一，是不能否定的。王猛动了心思：“五七道路”是最高指示，但最高指示并没有说“五七道路”必须的哪里“走”，把五七干校搬到北京西山射击场去怎么样？没想到，国务院很快就在日批准了搬迁报告。
　　“九一三”事件以后，国家机关解放干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最坚决、最主动、行动最快的就是国家体委。等其他单位醒悟过来，也要求“搬迁”干校时，这扇门又被暂时关上了。王猛冲在前面，体育系统的人沾了光，得了益。曾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何振梁2004年回忆“干校”生涯：坦率地说，在屯留日子，我对人生失去了兴趣。我原本以为这辈子再也回不到体委了，再也回不到北京了，以为会在屯留种一辈子地了。没想到上天有眼，总理给我们派遣来一个在政治斗争中具有大将风度、指挥若定、用兵如神的体委主任，把我们这些“哀莫大于心死”的士兵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可想而知，我们这些获得新生的人回到体委会怎么干事了！
　　从何振梁充满溢美之词的言语中，可以想象当年被王猛解救回北京的干部们是何种心态。李梦华说当年的王猛主任：他相信我，放手让我抓业务，我就憋足了劲地干事情。其他被解放出来的人也都有一股拼命的劲头，比在“文革”前干得还欢！
　　王猛也没有忘记全国各地体育系统的干部。1973年8月，王猛到贵阳，一下车就问，原来的体委主任田白玉在哪里？答复是还在受审查，具体理由却说不明白。王猛前往体育场看台下面的小屋里看望被扫地出门的田白玉。田白玉想不到国家体委主任专门来看他，激动地说：“我要工作，哪怕给体育场看门也行！”
　　田白玉战争年代是16军司令部的管理处长，现在却连个家都没有，王猛很不是滋味。他找到贵州省革委会负责人、省军区习仲勋何光宇和政委石新安，要求他们为田白玉落实下策。不久，田白玉恢复了工作。
　　王猛又到了成都，在观看体育比赛时，特意将原省体委的老同志们请上主席台，和他们言谈说笑。以后，“有关部门”对这些老干部的态度有了明显好转。
　　并不是哪里都买王猛的账，上海就不买。王猛建议上海合理使用原体委主任沈家麟，结果和上海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辩了好长时间，也无济于事。沈家麟后来听说了，很感谢王猛主任在那样的环境下还关心他。
　　中国女排夺得五连冠时期的领队张一沛，如此评价当年解决五七干校问题的王猛：1971年7月换了王猛。王猛很有魄力，解放了一批司局级干部。所以换上王猛以后，体委是中央机关、国家机关中最早解放干部的。
　　屯留的地名，将永远留在老一辈体育工作者的心中，并触发他们复杂的情感。屯留，因为王猛的果决，终于没有留下过多的遗憾。
四、体坛暖冬（略）
五、江青：“王猛对我有戒备”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林彪集团全军覆灭，江青集团一家独大，更为咄咄逼人。特别是江青，在那个年月里，她的工作就是随心所欲耍威风，耍威风就是工作。她和周恩来的关系，她是考官，专门出难题给周恩来；周恩来是考生，绞尽脑汁小心翼翼答题。因此，对江青来说，工作真的是一种宣泄，一种享受，她“忙”得很带劲。
　　就在这个时候，江青盯上了体委，因为体委不同于国防外交、计划财政，这是一个既能让她放松发挥又能显示威风的领域，体委军管结束，更给了江青乘虚而入的机会。
　　王猛第一次见江青，是在华北会议上，李作鹏谦恭地将王猛介绍给江青：“首长，这是38军的王猛同志。”江青与王猛握手，算是一个见面招呼。王猛当了体委主任，开始越来越多地面对江青，面对这个将胡乱发指示、动辄训人作为乐趣的人。江青第一次在国家体委见到王猛时说：陈伯达过去压你们38军，为什么不来找我？
　　某次看完体育表演，江青又对王猛等人说：以后体委有事，可以直接找我。
　　“找我”是主题，找还是不找，意味着听还是不听江青的，但是江青又没有主管体育的分工。当时已是体委核心小组成员的庄则栋很听话，提醒王猛今后体委的文件和报告应送江青同志。王猛已经感觉到，他又面临了与当年面对陈伯达时相似的局势，而且比那时更为凶险。
　　江青不管分工不分工，她把体委当作了她休闲的后院，隔三差五来视察，来做指示，来打乒乓球。不管运动队在训练还是在休息，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都要随时出动，要向她做汇报，要听她讲话，要向她表决心，要表演给她看，还要陪她打球。江青声称自己“已经进入体育的角色”，“我是一向关心、支持体育的”。她过问的事情越来越多，要么说运动服设计不好看，要么说女队员的头发不能代表中国妇女的形象，以至于体委私下流传的顺口溜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江青来电话。”
　　王猛作为体委主任，江青莅临，不能不陪，但他也不免产生厌恶之感。可以说，很多人对江青的反感和抵制，是从直觉开始的，并不需要多高的觉悟和政治敏感。在一次会议上，江青对国务院某部门不满，认为他们不尊重她，于是高声谩骂，粗俗而又霸道，王猛当时在场，不免对江青心生鄙视。鄙视也得奉陪，王猛无可奈何。
　　日，王猛回家刚吃几口饭，庄则栋打来电话，说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要见他。王猛放下碗筷赶到人大会堂，原来是江青和庄则栋、张燮林、林慧卿、郑敏之等乒乓球队员在吃饭，“特邀”王猛参加，应该是很给他“面子”的。王猛只好陪坐在侧，但推说已经吃过了，只同众人聊聊天，实际上他的肚子还饿着呢。
　　饭毕，江青兴致未减，对大家说：“走，我带你们去参观一个地方！”王猛无奈，只好跟着上车，让司机跟着江青的车走，三绕两绕，最后到了林彪的住宅毛家湾。江青说：“这是林彪的黑窝子，我让你们看看他们是怎么搞资产阶级享乐的。”先看客室，再看游泳池，在叶群的卧室，江青打开鞋櫃，表情夸张地说：叶群一个人的鞋就而几十双，比资本家阔太太阔气多了！然后，江青又在一间摆着很多电话的房间向王猛一行介绍：叶群经常在电话里和黄永胜调情，一打就是一两个小时，用的就是这种录音电话。你说他们该而多黄吧！
　　王猛参观林家官邸，倒是很开眼界，但跟着这位喜怒无常的第一夫人，他心里还是深得早走为妙。江青可不想走，她坐在沙发上继续大发议论。她招呼林慧卿坐在她左边，又招呼王猛坐在她右边，王猛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推托着不去，场面十分尴尬。江青无奈，却又转过头来和林慧卿掰手腕，当然江青获胜。谁都想不到，江青哈哈大笑着对王猛说：“大主任，咱们两个来比一比！”王猛感到万分屈辱，她怎么能想起跟我掰手腕？！但是，江青的手已经等在那里，他不能当着运动员们的面让江青下不来台。王猛硬着头皮上前应付，两手相握，江青高声道：“哎呀，你的手这么大呀！”王猛身上一片鸡皮疙瘩，赶紧比划了一下“败”给江青，江青还真的得意洋洋：“你虽是猛将，也不是我的对手啊！”
　　依照王猛的性格，这种场面能够隐忍不发，也只能是面对江青，换了任何一个人，他早就拍案而起，怒发冲冠了。在林彪住处，与江青掰手腕，也算是一个人的奇遇。
　　江青看似无意中安排的这个场面，实际上是在表示自己能够控制一切，也是在试探王猛的“忠诚度”，看他是不是“自己人”，是不是愿意归到她的旗下。考究在继续，今天应当见分晓。江青与众乒乓球队员说起她以前给他们拍的照片，又是一番吹捧和自我吹嘘。江青还忘不了挖苦王猛，问他是不是因为她为女队员们拍照而“吃醋”。王猛陪在一旁，心中窝火，如坐针毡。哪知江青余兴未了，又要一起看空军揭发批判林彪余党周宇驰的录像资料片。
　　放映过程中，坐在后排的王猛低声说了一句：“这个批判会开得没有一点气氛。”江青听到了，回头对王猛说：“我看你怎么一点也不气愤！”气氛和气愤明明是两回事，王猛耐不住了，顶了一句：“我不气愤？我比谁都气愤！”江青生气了：“你说什么？你比谁都气愤？”王猛收不住火：“是的，我比谁都气愤！”
　　江青猛地站起来，边往外走边说：“我先回去，你们继续看。”见有人要站起来送她，又说：“都坐着，谁也不要动！”但庄则栋等人还是站起来送江青上车离去，唯独王猛坐在原地没动。庄则栋出于好意，问王猛为什么不送送江青，王猛说：江青同志指示我们谁也不要动嘛。
　　这一晚上的“考察”，王猛显然没有通过。第二天，江青对庄则栋说：你看到昨晚的情况了吧？王猛对我有戒备。王猛小里小气，不大方。
　　撇开政治歧见，光是从性格和做人的修养上说，王猛与江青也肯定会格格不入的。王猛这样的人，必定为江青所不容。
　　那时庄则栋涉世未深，不知底里，他把江青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了王猛。王猛不能对庄则栋说什么，这样的事情，对于一个乱世中从乒乓球运动员提拔起来的青年干部来说，是有些过于复杂了。庄则栋希望王猛能与江青同志一致，这样他可以两个人的话都听，事情就好办了。可哪里有这么好办的事情呢。
　　江青仍然不放过王猛。她三天两头往体委打电话、发指示，要么参观，要么看表演，还指令王猛把每周的体育比赛安排报告给她。王猛的工作时间几乎要按江青的需要安排了。一次，江青指名要王猛陪她看《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这是一部老掉牙的片子，王猛早已看过，但江青点名，又不能不去。王猛很无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我体委王猛有什么关系？电影放完，王猛急急脱身，回体委准备接见日本客人。刚刚换好衣服，江青那边又来了电话，要他陪同参观。王猛无法忍耐，要秘书孙景立回话：你告诉她，我没有那么多闲工夫陪她！
　　孙景立当然不敢这样说，他在电话中告诉江青的杨秘书，王主任有外事活动，实在没有时间陪首长，请向首长解释一下。王猛余怒未消，对孙景立说：你怎么那么胆小怕事？她再来电话，你就按我的原话说，我没有闲工夫陪她！
　　说实话，这是关起门来的气话，王猛自己也不能这样对江青讲的。有一次，江青参观北京体育学院，王猛不能不陪。看完表演，江青说：可以回家了。王猛到家，还没坐到饭桌前，江青的电话又到了，说她已经到北京体育馆看表演比赛，要王猛过去陪同。原来江青从北京体院直接去了北京体育馆，一北一南，纵贯北京城，江青就这样像猫玩老鼠一样地耍弄王猛。第二天，江青又对庄则栋说：昨天，王猛够狼狈的吧！
　　王猛受够了，他在体委核心组内提出，中央首长经常来体委，今后排班，轮流陪同，按日常工作安排。王猛还否决了向江青做日常工作汇报的提议，坚持按分工管理权限向分管领导报告工作。日，江青观看美国游泳队来华比赛，随口说了一句：“中国游泳也要从儿童抓起”。体委有人建议将这句话当作“中央首长”指示发文件告知全国体育系统。王猛认为，把江青的话作为中央指示发往全国，必须通过国务院，体委无权擅自决定。他反复斟量，把建议将江青的指示转发全国的意思写进了《国家体委简报》，发不发，由上级决定。周恩来看了，也不表态，批示：“江青同志处理”，把球踢回江青的脚下。
　　江青记下了这笔账。一次她在会议上见到王猛，含着怒气说：我再也不到你们体委去讲话了！
　　在编发美国游泳队来华比赛的情况简报时，又有人提议单独给江青同志一份，以感谢她对体育工作的关心。王猛明确否定这个建议——光给江青一个人送，被人上纲上线说分裂中央领导，怎么办？这个“帽子”很大，一下子就把提议“扣”回去了。
　　在这期简报的初稿上，借美国运动员之口，写了很多赞扬江青的言词，什么“和蔼可亲”、“落落大方”，什么“很会讲话”、“富有幽默感”等等。王猛全部删除了这些文字，并且批示：借外国人之口赞美江青同志，江青同志不会喜欢这样做的，看了会不高兴的。
　　王猛还指示有关人员，以后写简报文字要朴实，实事求是，不要说空话。王猛删除这段内容的事情后来被翻出来，成为批判王猛的“炮弹”之一。王猛的辩驳则是：“那是为了维护江青同志的威信。”
　　如果认为王猛与江青的矛盾仅仅限于王猛看不惯江青的做派，那就片面了。国家体委作为国务院的一个部门，是“四人帮”争夺权力的目标之一，也是向周恩来发难的突破口之一。在江青的眼里，现在的王猛已经不是只对她有“戒备”，而是完全跟她对立的了。江青要整王猛，但最终目标却不是王猛，而是周恩来。江青的眼睛时刻盯着体委，盯着王猛。
　　1972年9月，正值王猛四处招贤之际，原人民日报记者，1970年得到“解放”的“文艺黑线人物”郭小川自报奋勇，提出想写一篇介绍庄则栋的报告文学，那时庄则栋很有名气，体委也觉得是个好事，于是郭被从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借调入体委。郭小川曾在文革前写过一篇《小将们在挑战》的报道，就是描写中国乒乓球队的。现在，他要以庄则栋的青少年时代为题，写一篇《笨鸟先飞——记少年庄则栋的训练生活》。写少年时期，可以避开文革和很多敏感问题。郭小川知道这是自己文革开始以来的第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写得很精心，很慎重。王猛也很关心此事，曾主持党组会议讨论郭小川的稿子。王猛特别嘱咐郭小川：独立成篇，不要搞成传记。庄则栋在童年时代怎样训练的？考虑题目。总之，不要给人印象“从小好”。好像是天才，反会引起不好的感觉。
　　“不要搞成传记”很有深意，因为传记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有的，那要经过中央批准，否则就是政治错误。根据当时宣传报道为政治服务的套路，王猛还专门要求在文章后面加上“反天才论”的内容，以与批判林彪的政治形势相衔接。按说，这是很认真地在“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笨鸟先飞》在复刊不久的《新体育》杂志1973年第四期发表后，引起轰动，一是庄则栋的名气，二是复出的郭小川的名气，以至于香港报刊都纷纷转载。
　　这不是好事吗？否！在体委王猛看是好事的，在江青那里就肯定是坏事。江青的理由是：说庄则栋这样的人是“笨鸟”，那中国人还有聪明的吗？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
　　江青指责，是谁让郭小川满天飞？以后，“王猛不请示中央，擅自让郭小川写文章在体育报上发表，还指示报社好好接待郭小川，把他待为上宾”成为王猛的一条“罪状”。王猛为郭小川承担责任，说：郭小川是我请的，而什么问题找我！
　　结果，他们两人谁也脱不了干系。1974年12月，郭小川被押送到团泊洼农场监督劳动，日，沉浸在粉碎四人帮巨大喜悦中的他不幸因意外去世，令人万分惋惜。《团泊洼的秋天》成为郭小川表达自己面对专制不屈不挠坚强意志的绝响之作。
　　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成为第二把手。他于1972年提出批判林彪极左路线的口号，试图在一系列问题上纠正文革的错误，引起毛泽东不满。他先是否定了周恩来批“极左”的部署，把从林彪处搜出的“卡片”作为靶子，将林彪与孔孟连在一起，说林彪是孔孟之道，是复辟倒退，是“极右”。接着，毛泽东又在1973年底发动政治局批判周恩来的“投降主义”，江青等人欲置周恩来于死地而后快，已身患绝症的周恩来勉强支撑，力不从心。
　　1974年，江青擅自作主，于1月24日和25日连续两天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鼓动“批林批孔”，将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周恩来还不得不在大会上承认对发动批林批孔领导不利。在场的王猛十分气愤，也十分担忧。
　　王猛从一开始就对“批林批孔”采取抵制的态度，他早看出这个运动表面上是批三年前就死去的林彪，实际上是批还活着的周恩来。从1973年8月起，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写了一系列批儒评法的大块文章，说孔子“要复兴被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恢复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权力，让那些已经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重新出来当政”。毛泽东推荐了杨的文章，让杨荣国一时大红大紫，在全国各地巡游讲演。体委“跟风”的人建议请杨荣国来作报告，又建议在《体育报》上刊登响应文章，王猛以“中央还没有部署，当前还是以批林为主”的理由否决了这些计划。
　　1973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分工管体委的李德生调往沈阳，改由邓小平管体育。日，邓小平指示要想办法尽快返回奥运会。原国际司副司长郭雷却说，邓小平的指示是搞“两个中国”，邀请奥委会主席访华是“右倾投降”。王猛严肃警告郭雷：“你要考虑自己的身份，讲话是要负责任的！”
　　震动全社会的一二四、一二五批林批孔大会，也给体育系统带来冲击。1月30日，王猛在体委党支部书记会议上针对所谓“批林批孔联系实际”的说法，指出：你要联，就重点解决你们单位自己的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把要解决问题的重点放在各支部自己身上。
　　这是要将批林批孔运动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王猛还说，体委恢复正常工作才两年，各支部组建也才两年，能欠多少账？用不着害怕！1月31日，王猛又对田径队说：我们体委的状况应该说是好的，你们尽管按计划搞你们的训练。
　　“运动”来了，就要贴大字报，体委贴不贴？王猛说：贴不贴大字报，这是个技术问题。大家认为要贴就贴，文化大革命我一张大字报也没贴。不过1957年反右时搞过，动员大家一人写十张大字报，可是与别的学校相比，人家一人写一百二十张。我又动员写，结果没的写了，有人一张大字报画一个大问号或一个惊叹号。这是对硬逼人家写大字报的一种讽刺或反抗。我说这些意思，是讲运动深浅不以大字报为主，不能以这个为尺子。
　　这些言行作为，以后都成为批判王猛的材料，“左派”们指责王猛：和江青同志唱对台戏，江青同志提倡什么，你王猛就反对什么，你不仅反对批林批孔，还反对江青同志！
　　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迟群当年鼓动批孔，说：哪些地方不重视批孔，哪些地方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地方！
　　按迟群的标准，王猛的国家体委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六、庄则栋倒戈
　　王猛当国家体委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的时候，庄则栋是副主任、核心小组成员。江青要给体委“扎针”、“泼水”，整王猛，是通过庄则栋下手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庄则栋是中国青少年的偶像，他是第26、27、28三届世兵赛的男子单打冠军，新颖的直拍两面快攻威震乒坛。由于李富荣连续在那三届比赛中获得单打亚军，因此有人怀疑庄则栋的三连冠是有意安排“让球”的结果。庄则栋否认，理由是：他在获得世兵赛三连冠的同时，还蝉联了三届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男子单打冠军，而且是连续三年中国乒乓球队内部比赛的冠军，证明自己是凭实力打出来的。
　　但是这些成绩并没有使庄则免受文革的冲击，文革初期，他因为反对打倒荣高棠而被划为“保皇派”遭受批斗。大乱的年过后，需要体育配合外交工作，改善中国在世界上的孤立地位，庄则栋等人才得以重返赛场。
　　1971年到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庄则栋主动与美国球员交往，并赠送礼品，被媒体抓拍到。第二天，日本三大报刊——《读买新闻》、《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全部是头版头条、通栏标题、图文并茂地报道，成为哄动一时的新闻。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为和美国人首次在公开场合友好往来。这件事促成了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拉开了中国外交战略转变的序幕。毛泽东事后赞扬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
　　周恩来评价是：庄则栋在乒乓外交上所起的作用，要说多大就有多大。
　　灵机一动的举动，改变了庄则栋的命运。1972年4月，他率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美国，成为第一个应邀访美的新中国代表团的团长。尼克松总统在白宫会见代表团，庄则栋与尼克松握手的大幅照片登上世界各大报刊。从那以后，庄则栋不再参加正式乒乓球比赛，从运动员步入政界，担任了国家体委副主任。
　　多年以后，庄则栋坦诚地谈起自己当时的心态变化：说实在的，政治这东西，确实它对人也是很有吸引力的。你像我们到美国去，受那种接待，可能不亚于副总理的接待……所以这种政治，这种东西的话，谁没有虚荣心呢，谁都有虚荣心。
　　政治给人虚荣心，庄则栋开始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庄则栋给王猛当副手，开始时是很谦虚很实在的，王猛对“小庄”印象也不错。庄则栋已经察觉到江青对王猛的不满，他多次提醒王主任要注意与江青的关系，也向王猛转达江青说的一些不利于王猛的话。他的动机是希望王猛与江青保持一致，他再与王猛保持一致，政治上就安全了。他的想法太单纯了。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高潮时期，体育报社的人把内蒙古乒乓球队的一封信件转交给江青，使江青找到了攻击国家体委的借口。这封信反映，内蒙乒乓球队丁立春、丁桂荣兄妹揭露本单位领导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的问题，反而遭到打击报复甚至毒打。江青于2月21日批示：
　　应该责成王猛同志妥善处理，赔礼道歉，医治欧（殴）伤，揭开体育系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
　　江青最热衷也是最拿手的就是“揭盖子”。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也接着批示：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请转王猛同志即办。
　　处理打击报复事件是一回事，“揭盖子”是另一回事，王猛知道“批示”来者不善。他在体委核心小组内部传达了王洪文、江青的批示，决定派体委办公厅负责人前往内蒙古调查了解情况，再做处理。王猛交待处理原则：尽快查清真相；保护“二丁”兄妹；争取当地党委支持。调查组出发了，王洪文派遣的秘书廖祖康也到了体委。他私下问体委干部：听到传达王副主席和江青同志的批示没有？大家如实回答：没有。
　　于是，就有了“王猛扣押中央首长批示四天不予传达”的罪名，闹起事来。王猛解释：首长的批示在核心小组传达过了，正在调查处理，有了结果上报中央，需要传达再传达，这是正常程序。没有规定说凡是中央批示都向群众传达，何况是正在调查情况的阶段。
　　但是别有用心的人抓住此事天天纠缠，体委正常工作都已受到干扰。3月5日，王猛召集核心小组开会，商量办法。体委副主任庄则栋表态：这个事，我来办，我可以出面向群众解释清楚。
　　庄则栋知道事情的全过程，由他这样身份的人向群众做工作，说明情况，是最好不过了。于是会议决定，第二天召开体委系统骨干会议，由庄则栋负责把所谓“四天”问题讲清楚。谁知3月5日晚，庄则栋做了一件出人意外的事情。31届世乒赛上，庄则栋的一个意外行动改变了他的命运，这一天晚上，他又一次采取了改变自己命运的行动。
　　国家体委运动员大楼411房间是庄则栋的住室，这一天晚上，国家体委无线电运动学校两个造反起家的人找上门来，对庄则栋游说、指点。他们听到明天庄则栋将为王猛解释问题的消息，觉得有机可乘，赶紧前去诱使庄则栋“转舵”。他们说：小庄啊，斗争形势很复杂，江青和洪文同志批评王猛，要揭体委的盖子，这背后的用意是什么？你想过没有？这对你很有利，你不站在首长的立场上，怎么还能替王猛讲话呢？
　　庄则栋闻言，大吃一惊，他从未这样想过问题。他问：“那我该怎么办呢？”对方说：既然是首长的批示，当然要去找首长。千万别错过机会！乒乓选手庄则栋在东京的班车上没有听同伴的劝阻，勇敢上前与美国选手科恩交谈，还送给他一幅黄山织锦做礼物。体委副主任庄则栋却听信了两个上不了台面的小政客的一番谗言，做出了使自己痛悔终生的选择。他感谢两位“朋友”的提醒。两位“朋友”得意而去——如果庄则栋凭此步入青云，少不了他们的好处。
　　3月6日凌晨，庄则栋紧急晋见江青。江青连忙叫来王洪文，一同为庄则栋出谋划策。那时的“中央首长”，就是这样不分白天黑夜地“紧抓”阶级斗争的。
　　江青对庄则栋说：王猛想把你推向第一线，是个大滑头。今天上午的会你照样参加，你就跟王猛说：“这是一位中央副主席、一位政治局委员批给你的，你自己向群众交待，我不管！”把皮球给他踢回去！
　　江青还说：王猛在十次路线斗争中是有问题的，他和林彪的关系不清，屁股不干净，有些言行他没有交待。这个人太可恶了，你要发动群众大批大揭！
　　江青终于找到了攻击王猛的武器——庄则栋。
　　王洪文鼓励庄则栋：“我们支持你，以后有什么事就找我们！”
　　庄则栋也终于找到了政治上的靠山——江青和王洪文。他的进献礼是王猛。
　　天亮了，庄则栋来到体委，准备开会。他为自己在关键时刻做出的决断感到庆幸：王猛是在十次路线斗争中有问题的人，也就是和林彪有关系的人，如果糊里糊涂跟着他走，那可就坏了大事！这时他又看到昨天（3月5日）总理为王猛即将访问西德的报告做出的批示：热情、虚心诚意地听取群众意见，方能把运动发动起来。
　　庄则栋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
　　3月6日上午八点半，体委科研所四楼报告厅，体委机关在京单位的负责人坐满了一屋子。王猛胸有成竹，宣布开会：昨天，我们核心小组开会研究了关于处理“二丁”事件有无扣押上面指示的问题，大家认为我们的处理是稳妥的，不存在“四天”的错误。下面就由庄则栋同志给大家介绍有关情况。
　　王猛万没有想到他睡了一觉起来，“天”已经变了，他还蒙在鼓里。
　　庄则栋一反常态，言辞激烈地吼起来：王猛！这四天的问题是你一个人的事，应该由你来讲！江青和洪文同志的批示是给你的，你必须向群众做出交待，用不着我来说。你想把我推到前面来做挡箭牌，你太滑头了！
　　此话一出，全场震惊，核心小组成员震惊，王猛震惊！他征战大半辈子，竟被一个小伙子耍了！王猛毕竟是见过大阵仗的人，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强压怒火，脑子里飞快地做出判断，这是有人指使，有人挑拨，不能失态，不能慌乱。于是，他耐住性子，又把他如何向核心小组传达上级批示，如何派人到内蒙调查的过程讲了一遍。面对庄则栋和一伙人的无理纠缠，王猛说：关于“四天”的问题，我已经讲清楚了，你们知道的还需要你们作证。我追忆错了说是讲假话，捂盖子；追忆对了群众又通不过，叫我怎么办？
　　这是在问庄则栋：你说怎么办？庄则栋拿出他的杀手锏：总理批示。总理的批示和王洪文、江青的批示根本不是一回事，时间不同、批示文件不同、主旨和意思也不同，但庄则栋只念批示，不讲批示背景，使与会者以为周总理和江青、王洪文在一起指证王猛向群众隐瞒领导批示，会场混乱起来，“王猛要如实交待！”的口号此起彼伏，形势急转直下。这一天，是体委文革历史的转折点之一。
　　3月7日凌晨，江青和王洪文把庄则栋召去汇报“战果”，他们一直惦记着体委的事情。听说王猛拒不认错，江青口中迸出一连串字眼：王猛是林彪线上的人，王猛是法西斯！是军阀！是大恶霸！是死官僚！
　　她向庄则栋面授机宜：王猛给林彪送过甲鱼，就是王八。你回去不要自己问他，让别人出面，问他给林彪送过什么礼，你说说，我们听听。
　　庄则栋还是有些顾虑，因为王猛是周总理从38军调来的，总理前几天还给他有过批示。江青看到庄则栋出示的周总理批示内容，蛮横地对王洪文发令：总理的批示和我们的意见不一样，打电话给他攺写！
　　庄则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没有想到江青竟然可以对周总理发号施令！此时的庄则栋，对江青已经是“畏”大于“敬”了。江青对着王洪文说：你问他，准备怎么改写，写好了我们还要看一看。
　　庄则栋做梦也想不到这种场面。过了一会儿，秘书来报总理找庄则栋，江青赶忙吩咐，别说庄则栋在这里，又让庄赶快回去接总理电话，并记下内容，向她报告。后来庄则栋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那些事不在我能掌控的范围。”他已经成了别为的工具，怎么还能掌控自己？
　　1973年底刚刚接受了政治局“批评帮助”、重病缠身的周恩来真的改写了批示，并且将给王猛的批示先通过电话告诉庄则栋，又在凌晨四时写了一封短信给国家体委：如果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大揭大批，批深批透，批得王猛同志来不及出国，那也不要紧，可换别人去。我方才将这几句话的内容告诉了庄则栋同志，现在以书面补告。
　　王猛出访西德的计划告吹。庄则栋接到总理电话传达的内容之后，立即报告了江青。庄则栋意识到，跟江青是唯一保险的道路。
　　3月7日上午，庄则栋“通知”王猛召开核心小组扩大会议，在会上宣布了总理关于王猛出国访问的最新批示，还煞有介事地说：周总理对王猛的问题是关心到家了，在他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两天连续做了两次批示，今晨到了四点还没有休息，还打电话、写信传来批示。你王猛再不转变态度，能对得起周总理吗？我们大家再不认清王猛问题的严重性，大批特批王猛，能对得起周总理吗？
　　其实，最对不起总理的，是庄则栋。他不敢在会上说明如何到江青那里告状，江青又如何迫使周总理改写批语。后来，庄则栋接受凤凰卫视陈鲁豫的采访，坦诚剖析了自己当年投靠江青的动机：我总希望上边有个人，哪个年轻人都希望后边有个长胡子的，给把把关，这是我心里（想）的……我那个时候怎么想呢，哎呀，跟着刘少奇，刘少奇一完下边一下完了；跟着林彪，林彪一倒下面“哗”就完了。这看跟谁，跟的就得特别重要。文化大革命，干什么都是主席讲，那主席的夫人那是最稳的。因为当时我一上来的时候，首先学的就是毛主席致江青的信，毛主席说我有些什么事情，我都不能跟别人说，只能跟你说。所以把江青他们，都作为毛主席最紧密的为来对待。
　　在庄则栋的眼里，不光是王猛不行了，周恩来也不行了，只有“江青他们”跟毛主席最紧密。为了自己不“哗”地倒了，就把别人“哗”地整倒，这就是打着“阶级斗争”、“继续革命”旗号的文化大革命的本质。
　　王猛懵了，他想不明白为什么总理对同一份报告而连续两个不同口气的批示，但他清楚批林批孔以来周总理的艰难处境。他沉静地表态：我衷心感谢总理对我的关怀和批评。但我的所作所为是对得起总理的，对待群众的善意批评我也一直是愿意接受的，就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栽赃，我也洗耳恭听，因为我心里没事不怕鬼叫门！我不会像有的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王猛的“检讨”直冲庄则栋而去，直冲庄则栋的后台而去，这是王猛在重压下被迫做检讨的一贯风格：在检讨中反击。庄则栋一时语塞，他身旁的帮手接上茬，大声训斥王猛：江青同志说你王猛猛不了啦！天马行空，独往不能独来！
　　一语露天机，证实了庄则栋的背后是江青的操纵。“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是挂在林彪住室的一个条幅，被用来证明林彪的野心。江青把“天马行空”放在王猛名下，是想让王猛与林彪挂上钩。王猛心中有数，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也大声回敬：现在想当独往独来天马的人不是我。你们感到我有什么错误和问题，就大揭大批嘛！我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
　　王猛之“猛”，真是非同一般。在批林批孔大环境下敢于如此对抗江青的，确实是凤毛麟角。从这一天起，王猛基本失去了对体委的领导权，“大揭大批王猛”成了体委最流行的口号。连王猛的老战友们也听说王猛犯了错误，被中央批评了。
　　为了彻底搞垮王猛，江青、王洪文于3月10日再次召见庄则栋，给他打气出主意，要庄则栋组织自己的“队伍”。在江青的教唆下，庄则栋首先从分化体委核心组开始，先拉年轻的，他们没有政治经验，也没有历史包袱，看到“中央首长”号召批王猛，转向容易。核心小组成员中的原女篮运动员田文惠、原跳高运动员倪志钦、原体操运动员尹锡南首先表态支持庄则栋。接着，庄则栋亲自出马上门与老红军赵正洪“谈判”。赵正洪是核心组最老资格的成员，文革前的体委副主任，他的加盟最有分量，而他的加盟，又最自觉自愿。赵正洪与庄则栋一老一小一拍即合。赵正洪点拨庄则栋：这几天，我想了不少问题。王猛，李梦华是排挤我的，体委的组织路线有很大的问题。王猛一来就把“五七干校”解散了，对改造和审查干部一风吹，这是修正主义回潮，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听说他还要为荣高棠翻案呢！
　　赵正洪为庄则栋指点要害，提醒他别老是抓着给林彪送王八那些事情不放，要抓王猛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庄则栋、赵正洪为首组织了“批林批孔领导小组”，实际上把握了国家体委的大权。体委的批林批孔运动，就这样通过“联系实际”的方式转化为批王猛。
　　从此，庄则栋完全跳上了江青的战车，成了四人帮集团的“自己人”。一个曾在体委专案组负责荣高棠案件的人给江青写信，“揭发”王猛“扛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更加明目张胆地包庇重用坏人，欺骗、对抗党中央”。日，江青对此批示：
　　洪文同志：
　建议将此件转庄则栋同志处理。先把物证抓在手上，然后考虑下一步工作。千万不要打草惊蛇，要沉着、慎重对待。以上意见如同意，请把此信当面交给他。原件存你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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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 19∕3& 1974
　　如果你太忙，可批回来，我接见小庄也可。由你决定，又及。
　　王洪文当天批示：同意江青同志意见。我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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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文& 19∕3
　　这意味着，从3月6日凌晨到3月19日半个月时间，江青和王洪文至少召见庄则栋四次，或面授机宜，或提供“炮弹”，因此可以说，庄则栋在体委批判王猛的每一步都是江青、王洪文策划的。发出去的球，只能被打回来，不能被收回来。庄则栋已无退路，却自以为前程远大。
　　庄则栋在忏悔当时对王猛主任的政治迫害时说：当时来讲的话，就是按照江青他们说的，王猛是个大军阀，这样的。她一说这样的话，你还不去整人家去。
　　庄则栋还告诉陈鲁豫，虽然他整了王猛，但没有打人、关人，“我也反对搞这个东西”，所谓“整”就是把他赶走。王猛挨批一直是坐着的。庄则栋说的不错，但不全。
　　文革中对干部的冲击有三次高潮：一次是文革夺权时期，对多数领导干部采取人身迫害、拳打脚踢、关“牛棚”、戴高帽、挂牌子的方式，那是为了造成声势，一举打垮“刘少奇司令部”及其在各地各单位的“代理人”。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在专列上学着挨批斗时“坐飞机”的姿势，说明他是默认那些行动的。第二次就是批林批孔，来势凶猛的运动吓坏了惊魂未定的各级干部，一些地方和厂矿企业甚至出现了领导干部和基层干部弃岗避难的现象。中央为此专门发文，规定运动不能采取文革初期那种“踢开常委闹革命”的方式，不准组织战斗队，不准串联，有意将运动限制在可以掌控的层面，这就是庄则栋所说的“不打人？不关人”的大背景，也就是说，并不是庄则栋有什么特别的“宽大”，那是大环境使然。第三次冲击是批邓，方式与批林批孔相同。
　　但这并不说明批林批孔和批邓运动就很“文明”。批邓时期的教育部长周荣鑫就在“不打人不关人”的“车轮大战”中心脏病发而亡。王猛在批林批孔中虽然没有挨打，没有被人身禁锢，但也被折磨得不轻。把王猛的感受和庄则栋的说法对比一下，很说明问题：那一段时间，老让我交待问题，也不让我睡觉……这是（19）74年的事，那时五十五岁。你想，一上班就开始批斗，到十一点半，坐车回去吃饭，下午两点半继续批斗，晚上还是回去吃饭，吃饭回来后就派上四五个人“帮助”你。什么帮助啊，就是四五个人轮流着说，他一个人问，叫你回答。他四个人问，他说得少，你说得多，一直折腾到十一点半，回到家洗洗脚就睡觉，睡不着啊。这样搞了多半年，身体受不了，比坐监狱还难受。
　　可以想象当时王猛受精神折磨的情景。他经常需要认真回答一些听赶来十分严重但实际上又十分无聊的问题。庄则栋亲自出马，揭发王猛在1973年“十大”开会选举中央委员会的那天“迟到”。王猛所在小组负责人、卫生部长刘湘屏问他为什么迟到，王猛说：“我是公事，不是私事”，“有什么了不起，值得大惊小怪吗？”庄则栋煽动说：刘部长对此很气愤。你对选举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说没什么了不起，这是什么意思？
　　于是会场群情激愤，要求报告党中央，要求报告公安部，要求将王猛逮捕法办。这也算问题吗？算，而且是必须回答的问题。那一天是周总理召集开会研究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的事情，总理开会时还专门问“王猛来了没有”。既然周总理主持会议后又回去参加十大会议不算迟到，我王猛算什么迟到？我什么时候说过中央委员会“有什么了不起”？要是那样的话，还轮到你庄则栋今天才来揭发？
　　问题问得越无聊，王猛的反击就越厉害；王猛的反击越厉害，问题就问得越无聊，恶性循环，无休无止。体委还派人到38军、北京军区和有关省市“外调”，搜集进一步“揭批”王猛的材料。
　　批王猛毕竟不是闹剧，对方要动真格的。从三月下旬开始，“批林批孔办公室”就要强迫王猛交出工作笔记和全部讲话稿，遭到王猛的严词拒绝：只要国务院没撤我的职，我就还是国家体委主任，你们无权收缴我的东西！但是对方紧咬不放，甚至到王猛家中逼索文件，并且发出了限期交出否则就抄家的威胁。王猛被逼急了，他两天两夜没合眼，军人的尊严，军人的血性，使他再也无法忍耐。
　　那一天，王猛大声命令警卫员：“把我那支勃宁拿来！”那是王猛战争年代缴获的心爱手枪，他要用上它，明天谁敢来抄家，就跟他们拼了！最了解丈夫的是妻子，贺靖早已看出王猛身处困境，为了避免意外，她和秘书孙景立先一步将枪换了地方。警卫员没有找到手枪，王猛大怒，斥责警卫员是“叛徒”，但旋即猜到个中缘由。他像一头被关进笼子的猛兽在房间里来回转圈，谁也不知道他下一步会采取什么行动，谁也不知道如果明天真的有人闯上门来，会出现什么情况。
　　贺靖眼含热泪，又无法上前劝说，急中生智，她想起老战友徐树森。碰巧另一位老战友的儿子小宇正在王猛家“避难”，贺靖写了一张条子给小宇，让他马上到保定把徐叔叔接来，只有他才能帮助王猛平复心态。徐树森是王猛的老战友，两人性格相近，气味相投。徐树森在总参谋部工作，文革中被批斗靠边站，王猛把他们一家接到保定安排下来。徐树森见小宇专程从北京坐火车跑到保定来找他，知道事情非同寻常，二人急忙往回赶，到达永定门火车站已是凌晨时分。他们步行二三十里路赶到东四十条王猛家中时，天都快亮了。贺靖一夜没睡，等着徐树森的到来。贺靖告诉老徐，王猛被逼急了，要拿枪和庄则栋他们拼命，请你一定要劝阻他！
　　徐树森完全理解王猛的心情，换了他，也有这心，但现在必须劝止老战友，好汉不吃眼前亏呀。看上去瘦了一、二十斤的王猛意外见到徐树森，十分惊讶，徐树森故意说：“我要是不来就见不到你了！”王猛感愤而言：“不就是一条命嘛！”徐树森用激将法对付王猛，他说：“我以为你水平很高，现在看是走了眼。你是个懦夫，太愚蠢，太自私，太无能！周总理把你调来是为了让你开枪，让你跟那些走狗拼命！？”
　　王猛泄气了，徐树森走一步开导老伙计：不要说你开枪，就是拿出枪比划一下，性质也变了。你要为家人着想，更要为周总理着想，不能干这种自投罗网的蠢事！
　　不肯降，又不能战，王猛从未如此无奈，他说了一句：“看来我真是错了，我太愚蠢了！”就一头栽倒在沙发上，被送进医院急救。正好那一天，找上门来的造反派扑了个空。如果不是贺靖急召徐树森，不知共和国的历史上又要增添一个什么样的大新闻、大事件。
　　多年少过去了，王猛仍然十分感谢徐树森：不是老徐，我哪有今天！我得一辈子对不起我的老小孩子，对不起我的亲朋好友，更对不起周总理。
&&& 七、撤退
　　王猛住进北京军区总医院。幸亏王猛还剩得一身军装，前往纠缠他的造反派被警卫挡在门外。庄则栋出面告状，说王猛是体委领导，不应住部队医院，我们有事不好找他。王猛其实还算北京军区的干部，但1973年底与李德生对换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也不敢保这位老部下，劝王猛转到协和医院治疗。
　　王猛转院后，还好有李先念给庄则栋打招呼：有事等王猛病好后再说。你们体委的人到医院找王猛，你要负责任，都是你批准的。
　　但是体委的一部分人就是不肯放过王猛，还纠缠他的秘书孙景立，甚至司机，问他王猛到没到过林彪家里。司机故意装糊涂，拐弯抹角半天承认“去过”，最后才说是“跟着江青同志的车去的”，令打探消息的人哭笑不得。
　　看来，要彻底打倒王猛，还要另辟蹊径。
　　早在1974年3月，庄则栋就在赵正洪的策动下带着一伙自称“群众代表”的人，不顾国务院工作人员的劝阻，强行冲进医院向总理“汇报”体委运动情况，纠缠三个小时，想迫使总理亲口说出“王猛是林彪线上的人”。总理耐心但又坚决地拒绝了他们，并警告他们“不能那样批王猛”。
　　1974年5月，受到毛泽东批评和警告的“四人帮”有了些许收敛，但仍没有忘掉王猛。6月，跑到小靳庄“视察”的江青告诉庄则栋，现在邓小平说话管用，你要争取他的支持。庄则栋借口向邓小平汇报工作，出“江青同志的建议”为名请他给体委讲讲话，支持群众运动。邓小平听了庄则栋的一番诉苦，谈谈地说：我这个人向来不喜欢讲话，也不相信我的讲话有那么大作用。实在要我讲，只能说批王猛的错误，批的对，批的好。
　　这算不算支持呢？庄则栋也搞不清楚。
　　1974年8月，王猛出院，邓小平特意将庄则栋找去，正式告知：王猛同志在十次路线斗争中没有问题。在体委两年半，你们揭发他的问题，也没有什么价值……不要搞王猛。
　　庄则栋把邓小平的话告诉了江青和王洪文，却偏偏不向体委的干部群众传达。因此，出了院的王猛还是脱不了连轴转的批判、检讨、回答问题、解释情况。1974年8月，中央集体接见即将参加伊朗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刚刚出院的王猛作为国家体委主任站在大门口迎接中央领导。邓小平、华国锋来了，没有理会王猛，径直走入大厅。江青反而上前与王猛握手，笑眯眯地说：“你要好好检查，我是一直保你的。你若是不检查，我可就保不了你了！”
　　接见结束，体委“批林批孔办公室”的头头在庄则栋的授意下想杀杀王猛的威风，在中央领导人刚刚退席后就高声宣布：“现在接着开会，批判王猛！”结果引来一片哄笑，有人嚷嚷：“要批也要回体委，在人大会堂批王猛，规格太高了吧？”人群纷纷散去，批判会流产。
　　中国在1973年恢复了亚运会的席位，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王猛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1973年12月，王猛率中国体育代表团访问伊朗，落实参加亚运会的有关事项，与伊朗方面进行友好会谈。伊朗方面明确表示支持中国参加亚运会，首相胡韦达对王猛说：如果没有中国参加，我们就不举办亚运会。
　　但中国代表团就要出征了，竟然还发生这样的闹剧，真是令人悲哀。亚运会于日在德黑兰开幕，王猛曾被指定为参加德黑兰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但他不仅不能带队前往，还要继续在国内忍受各种攻击和诬陷（德黑兰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团长攺为赵正洪）。王猛心生退意，既然无法工作，不如早回部队。
　　日，王猛致信邓小平、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等，正式要求回部队工作：去年（1973年）9月中旬，中央在筹备研究四届人大的时候，我曾向总理提出过回部队工作的请求。鉴于我对体育工作确实不懂，原体委同志对体育工作都比我熟悉，青年干部迅速成长，他们会把工作做得比我更好。现四届人大即将召开，我再一次提出这一请求，恳请考虑。
　　但是，没有下文。那一段时间，正是江青张春桥为一方，周恩来邓小平为一方，围绕四届人大权力分配暗中较量的紧要关头，王猛的这个“个案”要放在大局中平衡，自然不能单独处理。王猛却非常焦急，心情不好，周身疼痛，常到医院烤电理疗。一天，王猛趴在理疗床上，旁边一张床上的人主动给他打招呼：“你是王猛同志吧？”王猛转过头答：“我是王猛，你是？”“我是胡耀邦。”王猛忙道：“我早已久闻大名，有眼不识泰山，请您原谅！”
　　是的，那个时候，王猛比胡耀邦更有名气，因此胡耀邦认识王猛而王猛不认识胡耀邦。从此，王猛结识了胡耀邦。当时正“靠边站”的胡耀邦通过曾在团中央工作的黄中和李梦华了解了王猛在体委的表现，对他十分赞赏。两人在医院里，一来二去，熟悉了很多。胡耀邦后来夸奖王猛：王猛同志是比较开明的，在国务院系统的军代表中是很优秀的。
　　当胡耀邦知道王猛想要离开国家体委是非之地时，非常支持，主动帮忙，找到王震将军，请他向邓小平进言，调离王猛。
　　王猛的“撤退”计划提到了议事日程。
　　1974年12月，周恩来抱病前往长沙，与毛泽东当面议定四届人大的国家机构人事安排。周恩来邓小平事先商定，让出文化和体育，抓住教育和科技，从江青那伙人手里争取一个比较有利的平衡。就这样，邓小平决定，让王猛到武汉军区任副政委，那里有王猛在冀鲁豫军区时的老领导杨得志当司令，可以遮遮风雨。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下达命令，12月4日，总政治部通知了王猛。这可是王猛朝思暮想的好消息。
　　马上要接替王猛当国家体委主任的庄则栋却依旧不依不饶，说王猛没有检查过关，不能走。12月4日晚，邓小平亲自打电话给庄则栋，要他立即放人。但庄则栋还是要王猛先检讨，再离开。邓小平需要抓紧时间，此时江青恰好不在北京，一切要快。于是他答应王猛做检讨，并且指令庄则栋：不管王猛检讨的好还是不好，你都要带头鼓掌表示欢迎，并且立即放人！
　　12月6日上午，王猛在体委机关大会上做“检讨”。人们知道王猛已经调离体委回到部队，也都知道这个检讨实际上是个形式。一个半小时的检讨，以“很对不起体委的广大群众，我王猛让大家失望了”为结束语，会议以全场掌声结束。
　　12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吴庆彤打来电话，转达李先念副总理的意思，催王猛快走，夜长梦多。他要王猛直接到总政报到，不一定要体委的介绍信。接着，叶剑英又传来口信：通知王猛，趁江青不在京，赶快到武汉军区报到！
　　这么多领导关心他的命运，使王猛十分感动。此时他想起了病重的周总理，王猛不能当面告辞，就写了一封辞行信：
　　总理：
　　我在离开国家体委的时候，怀着无产阶级的深厚感情，衷心地向您致以亲切的问候。祝愿您早日恢复健康。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多么需要您老人家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
　　我没有完成党赋予的任务，有负于您和党中央的希望，万分惭愧。
　　今后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努力奋斗，以弥补我以往的过错。
　　&&&&&&&&&&
祝您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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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猛该走了。但他又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庄则栋曾在体委宣布，王猛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有问题，中央专案组在审查他。他不能背着这样一口黑锅调离体委，否则后患无穷。12月8日上午，王猛打电话求见国务院领导。12月1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领导接见王猛，他说：你打来电话后，小平同志、先念同志等人商量了一下，要我跟你谈一谈，有什么要讲的，你就尽管谈吧。
　　王猛把自己在体委听到的说法和自己的担心告诉华国锋，又讲了在保定的情况，他要求中央将他在十次路线斗争中的表现结论告诉他，如果还有需要说明的问题他也可以继续说明。华国锋以自己为例，讲了一番经受群众冲击，批一批也是有好处的话，然后告诉王猛：中央没有你的专案。你也不要要求体委他们做什么结论了，各部委也都是这么办的。大会做了检查，受到热烈鼓掌就完事了。
　　华国锋还说：
　　你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问题，基本搞清楚了吧。不然怎么会这样高度重视你的工作分配呢？以后有什么意见需要问你的时候就会通知你，没有问题的话就完了。
　　这是王猛唯一一次得到中央负责人对于自己在文革中表现结论问题的正式答复，当然，这个答复是口头的。但后来，他确实不断地接到“需要问”他的问题，也就是说，其实这件事情一直没有“完”。华国锋给他的这个答复逐渐失效了。这是后话。
　　华国锋提醒王猛：你的命令下得很快呀，整个事件处理也是很迅速的，就是让你尽快离开国家体委。
　　王猛感谢国务院领导对他的关怀和爱护。华国锋又提到：你和杨得志同志熟悉吧？原来是杨苏纵队的嘛，那肯定就是熟悉啦！
　　这话的意思是，这么好的安排，还不快去！王猛请华国锋转告小平等同志，他已经到总政报到，回到部队序列了。华国锋祝王猛一切顺利、平安，两人握别。
　　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圈阅的通知：
　　中央决定：
　　庄则栋同志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免去王猛同志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职务，由中央军委另行分配工作。
　　王猛松了一口气，三年时间，给了他太多的历炼，不少的磨难。好在他要回部队了。
&&& 八、蛰伏
　　1975年1月，王猛参加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会上向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报到。杨得志是王猛当年所在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纵的首任司令员，他对王猛到武汉军区工作表示欢迎。王猛说，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到武汉军区来，是给首长添麻烦。杨得志告诉王猛，庄则栋已经到他那里告状了，说王猛是“林彪线上的人”，在体委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不过杨司令已经对庄则栋表了态：我在一纵时就认识王猛，我比你更了解他！
　　原志愿军政委，文革初期被“打倒”，1975年刚刚“解放”不久后担任武汉军区政委的王平则告诉王猛，邓副主席已当面交代：江青要整王猛，我们把他调到武汉军区任副政委，你们要保护他。
　　有两们上级的坦诚交底，王猛心中很感动，很欣慰。王猛到武汉的任务不是去勇猛冲锋，而是就地隐蔽。王平对王猛说：能不沾边的事，就得把它推掉。
　　但是王猛作为副政委，当时的确要面对许多不能不“沾边”的事。比如江青一手推广的天津小靳庄典型“经验”，要农民“批林批孔”，“反复辟”，实际上是把矛头对准周恩来、邓小平。还有“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经验主义”、评《水浒》，无一不是“四人帮”搞政治阴谋、政治陷害的手段，都是他们通过当了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压给部队的所谓“政治任务”，而这些任务都与副政委王猛“沾边”。王猛在军区首长的帮助下，采取了“少说话、少出头、少露面”的“三少策略”，尽量蛰伏，能不沾尽量不沾，不要被“四人帮”再抓把柄。
　　当时的武汉军区领导班子也很复杂，正副职二十多人，政治立场形形色色，既有杨司令、王政委、张震副司令这样对“四人帮”十分不满的老干部；也而盲从轻信驶顺风船的老领导；还有在文革背景下提拔起来的跟着“继续革命路线”冲锋陷阵的新“左派”。王猛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需要十分警惕，十分小心。他只管机关，不管部队，只处理内部事务，不公开露面曝光，低调、低调、再低调。
　　1975年4月，全军学习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王猛作为副政委被推选当学习组长，他马上推脱，说自己刚从医院出来，脑袋空空，不了解情况，还是应当换合适的人来干，推掉了这个差使。
　　1975年7月，为了“学习小靳庄经验”，要在54军召开现场会，军区宣传部长葛文治问王副政委是否能主持会议，王猛又以不知此事来龙去脉，还是让一直抓这项工作的政治部副主任去比较好为由再次婉拒。葛文治战争年代就与王猛认识，知道他的心思，也就顺水推舟，不再提起。
　　1976年批邓，这怎么办呢？王猛尽量往后靠，因为那时他不是军区常委，所以沾了“便宜”，没人让他先发言，晚来一点，早走一点，拖一天是一天，实在不行了，就这样说：尽管邓小平也搞干部年轻化，可是用的都是符合自己标准的人，而不是你毛主席选拔王洪文副主席这样优秀的接班人那样搞年轻化，这怎么行呢？
　　后来，干脆向王政委请假，住医院治疗“神经官能症”。王平曾把王猛在批邓时的表现说给邓榕听，邓榕又转告父亲邓小平，她告诉王猛：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爸爸，我爸爸听后笑了，他说：“这倒也是一个办法啊。”
幸亏此时王猛已回部队，不疼不痒发个言表个态就过去了。他要是还在国家体委，那可要命了。
王猛的低调和推脱是他自己的醋意，但如果没有杨司令、王政委的首肯，想这么干也干不成的。1975年召开第三届全国运动会，这本是王猛在当体委主任时筹备的一件工作，现在武汉军区作为军队代表团的分团参赛，有人主张由王猛带队最合适。但王猛知道体委的庄则栋等人肯定在打他的主意，全运会也少不了“大批判”，于是与王平政委交换意见，商量办法。王平出面说：武汉军区只是一个分团，团长只是解放军代表团的领导之一，王猛同志过去是国家体委主任，他带武汉军区代表团是给他难看，也是给武汉军区难看。如果有人在全运会上找王猛同志的麻烦，让他怎么处理？最后武汉军区派张震副司令员带队参赛。
果然，庄则栋没忘了王猛这个靶子，即使他不来也要批判。全运会其间，国家体委组织各代表团团长开会，批判王猛在体委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锦标主义，尖子挂帅，还有什么“投降主义”、反对“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等等。这个运动遭受了各方的抵制，北京军区司令员、王猛过去在沈阳军区的老上级陈锡联说：我们其他军区怎么能批武汉军区的副政委呢？王猛都回部队了，军队不能随便批判外军区的人。
于是，这场批判不了了之。
在王猛任职武汉军区的两年时间里，他没有到北京参加过再一次会议；在武汉军区上报的所有报告和材料上，从没有王猛的签字。他的任务是：蛰伏。
王猛在蛰伏中迎来了中国剧变。
日，周恩来总理逝世。无论是在38军还是在国家体委，周总理都给王猛以充分的信任和巨大的支持，在周总理手下工作，是王猛的荣耀。总理是他的领导，也是他的人生之师。王猛亲眼见到总理工作的认真负责，亲身体验到总理作风的严谨细致，在文革那样复杂的政治局面下，总理一直对王猛赋予充分的信任，王猛永远不会忘记总理对自己的关怀。
正在住院的王猛跑到大街上的邮政局去，用个人名义向前总理治丧委员会发了一个普通电报，对总理的逝世表示哀悼。用这样的办法悼念总理的在职高级干部，王猛是唯一一个。军区先是接到通知，各大军区设灵堂，现场收听追悼会转播，副军级以上参加。但是灵堂布置好了，中央办公厅又通知，各地取消灵堂，不组织追悼仪式。武汉军区已经布置好了灵堂，谁也不说拆，但谁也不能组织悼念活动。王猛不管这些，他自己步入周总理灵堂，对着总理遗像三鞠躬，表达一个战士对领袖的敬意。用王猛的话说：都布置好了，司令、政委也不敢带头去，也没有为愿意拆掉灵堂。我反正去了，别人我不管。
1976年4月，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爆发声讨“四人帮”、悼念周总理的群众抗议运动，遭到了强力镇压，接着毛泽东又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日，毛泽东逝世。振荡的中国前途渺茫，危机四伏。武汉军区向中央发唁电，有人提出别的军区给江青单独发了唁电，主张武汉军区也另发一个给江青。王平政委不同意，认为江青是政治局委员，给中央的唁电已经包括了江青。王猛补充说：我们不能以家属的身份看待江青同志，这样做她会不高兴的。
这个理由很难驳倒，电报没有发成。
一天，王猛偶遇崔岳南。崔岳南是王猛的老乡，1930年入党，从兰州支队（三十一支队）开始崔就是王猛的上级，接下来他离开冀鲁边到延安参加“七大”，建国后在吉林省工作。毛泽东、周恩来逝世，邓小平再次被黜，王猛、崔岳南和全国人民一样，担心着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二人议论毛泽东身后的时局，崔岳南问王猛：“以后而什么打算？”王猛说：请老首长放心，我王猛永远不会做坏事，永远不会做对不起党和为民的事。
但崔岳南问的并不是这个意思，他沉默了五六分钟，然后说：我的意思不是说让你做坏事，要保存力量啊，不能让人家一网打尽！
与王猛领会了老上级的敏锐和警觉，也想起了他刚到武汉任职的一件往事。1975年召开全国民兵工作会议，王洪文到会讲话，要求全国学习上海，成立民兵指挥部。与王猛意识到，这是打着加强民兵工作的幌子另搞一套。民兵从来是在军分区和人民武装部的领导下开展活动，所谓“上海经验”是想脱离原有体制，将民兵从军队系统中拉出去，形成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即“第二武装”。这支武装可以抓人，可以办案，从中央到地方自成体系。王猛请求总参谋部，得知军委没有改变民兵领导体制的安排，心里有底了。他建议，成立民兵指挥部是一件大事，不能说干就干，要等军委和党中央统一部署，有了正式文件再办不迟。杨司令和王政委同意王猛的意见。在关键时刻，要保持足够的警惕。
日晚，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周世忠匆匆将王猛拉进房间，锁上房门，激动地对王猛说：“‘四人帮’被抓起来了！”王猛半信半疑，周世忠告诉他，是从总参谋部老同事那里舒心来的确切消息。王猛大喜，拿出两瓶茅台酒，弄来花生米，与周世忠以瓶代杯，开怀对饮，直到凌晨三点，酒干人醉，但仍难以入睡。蛰伏的王猛，终于迎来了春雷。
粉碎“四人帮”后，王猛受命带领工作组进驻20军，清查由于江青、王洪文插手该军造成的严重问题。20军源于华东野战军一纵，其首任司令员是叶飞、政委赖传珠。20军原驻浙江，文革中军长熊应堂因牵涉林彪案在1972年被解职，由邬兰亭继任。1975年，属南京军区的20军与属武汉军区的1军对调，来到河南开封地区。
20军是在偶然的情况下“沾”上了“四人帮”的。20军军长邬兰亭是1930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抗美援朝时任27军94师师长，他下属部队中的一个号兵名叫王洪文，当时邬兰亭肯定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是二十多年后的文革时就不一样了，大名鼎鼎的造反司令王洪文在上海见到邬兰亭，自报家门，还送了老师长一根钓鱼杆。接下来王洪文升任党中央副主席，“四人帮”一伙盯住了20军这块“肥肉”。王洪文、张春桥把20军捧为“江南支左的红旗”，从此，20军从干部任免到一篇文章的发表，“四人帮”都要插手过问。江青曾四次给20军写信，三次送材料，以表示她对军队的“关心”。
形式上确立了“不以左对左”的工作方针，要求工作组吸取以前历次运动中株连、轻信、宁左勿右造成伤人过多、后遗症很大的教训，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王猛做出约法三章：一是要确保部队稳定，不能出现互相猜疑，乱告状渠私愤的情况；二要坚持实事求是，重教育、重证据，不能搞逼供信，不能感情用事；三要依靠部队党委，相信20军指战员，扎扎实实做工作，不留后遗症。
从1976年11月到1977年1月，王猛三次赴开封，通过一系列有成效的工作，搞清了20军存在的主要问题，处理了有错误的人员，并带领指战员端正思想，加深认识，弄清楚江青、王洪文对军队建设的危害，同时又不计个人恩怨，不纠缠派性，振作精神搞好各项工作。日，王猛向军区党委常委做了工作汇报。王猛还建议，对20军领导班子既不要“大换血”，也不要“掺沙子”，那些犯错误的人空出的位置，应从20军内部选拔任用，以表示对20军的信任和鼓励。这一建议被军区采纳，在20军获得良好反响。1979年，20军赴中越边境参加自卫反击战，立下战功。邬兰亭接下来升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
工作组结束在20军工作的时候，邬军长握着王猛的手说：王副政委，我们不一定拼命工作，20军一定能为武汉军区争光，为解放军争光！两年后你再带工作组来考核，我们一定要走在全军的前列！
王猛相信邬军长的话，但他没有机会再次重返20军，陈锡联副总理已经三番五次向武汉军区要人，要王猛再回国家体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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