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与日本为何悔罪差异巨大？(图)_网易新闻
德国与日本为何悔罪差异巨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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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陈存昌　　有学者认为德国与日本战后的表现不同，原因在于日本人有亚洲人的“耻文化”，而德国人则有属于基督教的“罪文化”。学者布鲁玛则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政治因素而不是文化因素，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不是其种族或文化的固有本质特征，而是政治结构。德国人从纳粹统治转变到民主政治，之所以发生民智和民德的改变，表现出新的国民风貌，是政治制度发生实质变化的结果，而日本的政治制度则没有发生这样的实质变化
　　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德国与日本战后的表现不同，原因在于日本人有亚洲人的“耻文化”，而德国人则有属于基督教的“罪文化”。伊恩·布鲁玛则认为，“德国人和日本人在民族性格中存在某种劣根性”的文化差异本质论观点是错误的，问题的关键是政治因素，而不是文化因素。
　　布鲁玛的《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是一部政治性的游历思考记录，是他在日本、德国及其周边国家学习、工作、游历的研究结果。这本书关注的是战后德国和日本在应对各自战时罪孽的不同方式：一个是以悔罪的方式承受责任；另一个则是以抵赖和健忘来躲避。
　　决定国家命运的
　　是政治结构
　　布鲁玛注意到，直到今天，日本人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言谈中经常掺杂着大量德国人名：斯宾格勒、赫尔德、费希特，甚至还有瓦格纳。日本的浪漫主义者越是强调日本精髓，他们的口吻就越像德国的形而上学者。特别耐人寻味的是，战前德国吸引日本人的那些元素——普鲁士威权主义、浪漫民族主义和伪科学种族主义——在日本留存了下来，在德国却十分不受欢迎。为什么会这样？
　　布鲁玛在《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一书中告诉读者，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不是其种族或文化的固有本质特征，而是政治结构。对德国和日本战后悔罪起到关键影响的，是两国战后不同的政治制度及其形成过程。
　　布鲁玛认为，德国人从纳粹统治转变到民主政治，之所以发生了民智和民德的改变，表现出新的国民风貌，是政治制度发生实质变化的结果，不是一下子就有了不同的德国文化。相比之下，日本的政治制度没有发生这样的实质变化。他在分析日本不能像德国那样悔罪的根本原因时指出，“没有对政治责任——准确地说，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责任——的承担，日本就不可能产生一种面对过去的成熟态度。必须先有政治变革，接着才
　　会有心态变化。修宪只是一部分努力，更换政府起码同样重要。因为只有一个新政府才能与战时秩序一 刀两断，而这一秩序至今仍然受到战时政权的玷污。”裕仁天皇便是日本秩序的延续和无法一刀两断的具体代表。
　　在布鲁玛看来，问题的关键是政治因素，而不是文化因素。他要告诉那些抱怨民族弱点或以民族文化特色为借口的人，文化决定论和命定论都不应是历史发生的解释。无论一个国家曾经在罪孽和灾难中陷得多深，出路还是有的，就是自由民主价值和制度的建立。即使是德国，在悔罪成为共识的今天，仍然会有新纳粹分子从事政治的而非文化的颠覆。
　　布鲁玛警告：当领袖掌握的权力不受限制，追随者又获准可以欺凌弱者时，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成为危险分子。脱缰的权力会勾起个体和暴力团伙心中的野蛮。尽管程度和形式并不相同，但奥斯维辛和南京大屠杀永远都是其例证。可是，在联邦德国，或者说在日本，今天的形势并不是这样。人性并未改变，政治格局却已今非昔比。这两个国家的人可以用选票把卑鄙无赖赶下台。那些选择无视这点而去寻找民族性的人，并未从过去吸取教训。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比较战后德国与日本在悔罪问题上的巨大差异：政体的改变和国民的政治成熟；民族主义的影响；确认加害者和受害者。这几个方面都与日本人不愿悔罪或觉得根本无罪可悔有关，也都归结为这样的论点：不是文化特殊性的弱点，而是政治上的不成熟，限制了国家对过去罪孽的记忆与悔悟。
　　德国与日本战后国民政治成熟度差异大
　　国家政治制度的改变可以成为转变国民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条件和推动力量。然而，改变主要是通过内部自主发生，还是由外部力量逼迫着强制发生，有着极大的不同。
　　德国战后的政体重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德国人自己主导的。1949年，德国法学家起草了《德国基本法》。1954年，西德正式成为主权国家，尽管国内仍然留有西方大国的驻军。德国通过了一部紧急状态法，授权自己掌管本国防务。除柏林以外，占领已正式宣告结束。但在日本，从某些方面看，军事占领至今仍未完结。
　　战后日本的宪法是由美国人出于自身利益主导的，布鲁玛评述道，这部读起来就像是直接从英语翻译过来的宪法，剥夺了日本的自卫权。多数日本人已对战争无比厌倦，且高度不信任军事领袖，于是欣然接受。这里主要涉及日本宪法第九条：“日本人民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此外，“不保留陆、海、空三军和其他战争力量。”但是，冷战的爆发又促使美国人做出一个自相矛盾的政治决定，逼迫日本人推翻自己的宪法，建起一支本不应该存在的军队——自卫队。
　　这就造成了德国与日本战后政治发展和国民政治成熟的差异。德国战后有明显的文化断层，德国人通过广泛而积极的宪法讨论，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相比之下，日本人则一直处于政治幼童阶段，迟迟没有成熟起来。布鲁玛介绍了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哈贝马斯，文学家君特·格拉斯等人的思想贡献，以及发生在德国的相关争论，包括对纽伦堡审判的不同立场与观点。是民主制度保障了战后德国的思想活力，德国人是在不同意见的存在、交锋中成熟起来的。布鲁玛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生动地展现了德国人政治讨论的热情：“在德国电视里，唇枪舌剑的讨论节目比比皆是，人们围坐在圆桌旁，就时下热点问题展开辩论。听众坐在小桌边，边小口呷饮料，边听嘉宾们滔滔不绝的发言。气氛一般很严肃，有时争论会趋于白热化。人们很容易嘲笑这类节目的一本正经，但是其中自有值得称道之处。部分得益于这类谈话节目，大批德国人才对政治辩论熟悉起来。”
　　相比之下，日本没有德国的那种思想断层和活力激荡。德国人能从宪制和自由民主的立场反思过去，日本人就做不到。大多数上了年纪的日本人承认，确实发生了罪恶的事情，然而，就算是那些非常厌恶战争的人士，也缺乏合适的道德参照和政治哲学语言对过去进行深入反思和讨论。
　　美国人对日本人政治上的不成熟负有责任，布鲁玛指出，日本被置于一份慷慨的《凡尔赛条约》之下：虽丧失主权，财政却未遭压榨。美国鼓励日本人致富，让他们危险的双手不得再染指战争。但此时的国家管理者，和当初管理日本帝国的几乎是同一批官僚。选举体制被人操纵，使得一个腐朽的保守派政党在几乎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大权在握。这一安排既合乎美国的心意，也很对日本官僚、自民党政客、大财团的胃口，因为它确保日本一直会是一个富强、稳定的反共盟友。但除此之外，这种安排还扼杀了政治辩论，阻碍了日本人走向政治成熟”。
　　正是由于政治上的幼稚，日本社会在对待国家罪行的思考上严重滞后于德国。与善于独立思考的德国公众相比，日本社会里充斥着沉默的大多数和糊涂的大多数。在日本始终难以形成对战争罪责、人道灾难、记忆伦理、新型国家认同等重大问题的深入反思和公共讨论，使得日本难以摆脱在国际政治中的被动局面。
　　作为一个强大的、非西方的现代国家，日本需要有更大的国际尊敬和影响，但是由于与曾经被它侵略的亚洲国家之间的宿怨无法肃清，日本难以真正赢得他们的信任和尊敬。由于不能彻底地清算过去，所以日本总是困扰于一些被忽略或不能认真对待的问题，处在道义和政治双重被动的窘境之中。
　　日本没有摆脱浪漫民族主义
　　战后日本和德国不同的第二个方面，是日本没有办法像德国那样摆脱战前和战时起过关键作用的浪漫民族主义，从文化的自我认同转变为对自由宪制共同体的认同。日本人的浪漫民族主义原本受德国影响，在“民族性格”上与德国人相似，但战后德国人摒弃了这种浪漫民族主义。相比之下，日本人不仅做不到，甚至都不能清醒地意识到浪漫民族主义的虚妄和危害。这是政治上不成熟的必然后果。
　　在与德国人和日本人的接触过程中，布鲁玛发觉，“我经常从德国人那里听到‘典型德国做派’这句话，而且口气几乎清一色都是贬义。相反，日本人说‘典型日本做派’时，通常都带着一丝自我辩护和自豪。”日本在19至20世纪师从德国，获益良多，但学到的东西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自由气氛已经格格不入了。战前的日本同德国一样，以知识分子和政客为首的精英人士往往感到有必要借助浪漫民族主义来抵消某种民族自卑感。他们引进费希特的浪漫民族主义理论便是为了振奋日本人的自尊心。
　　战后的日本继续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恋旧。“时至今日，在经过日本人因地制宜的改造后，这些（民族主义）理论中的大多数依然广泛出现在电视、大学院校和流行期刊中。犹太人主宰世界这一凭空想象出来的阴谋论在日本民间神话外围沉淀了下来，而战前德国大力提倡的单一种族意识形态在日本则远未绝迹。”
　　有意思的是，日本人愿意觉得自己像德国人，但德国人却不愿意拿自己与日本人对比，这是因为两个国家有了不同性质的国族自我认同，“这两个民族在彼此身上都看到了自己吹嘘的品质：尚武精神、种族纯洁、自我牺牲、严于律己等等。战后，西德人竭力想要摆脱这种形象，日本人则不同。这意味着，在日本，任何对昔日德日联盟的眷恋之情，在德国则很可能让人感到难堪。”布鲁玛提供了一个例子：1987年，位于柏林的日德中心正式对外开放。为了庆贺其诞生，“日本人提议举办研讨会，探讨神道教天皇崇拜和日耳曼民族神话之间的相似性。这么做并无批评或嘲讽之意：出主意的是东京一座神道教寺庙的僧侣。德国人礼貌地回绝了。”
　　战后，德国人以认同德国宪法来构建自己的国族认同，而日本人更多的是用抵抗“他者”——主要是“反美”——来找回自我。在这一点上，日本的左翼和右翼人士找到了共同点。“日本左右两派都对被美国人夺去集体记忆一事心怀怨恨。浪漫民族主义者认为，战后的美国占领者有意瓦解了神圣传统，比如说天皇崇拜，失去它日本人就会丧失身份认同。”许多左翼和平主义者实际上是浪漫型的反战主义者，他们相信，“美国为了掩盖自身罪行，并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以利冷战，便试图抹去有关广岛的记忆。”在这里，“广岛记忆”成为日本人受害者心态的悲情国族认同的一个主要元素。
　　德国人战后之所以能够摆脱浪漫民族主义，一个重要原因是出现了新的宪法爱国主义观念。哈贝马斯说：“宪法爱国主义是唯一能让我们不与西方疏离的爱国主义。令人悲哀的是，基于信仰而生的对宪制原则的忠诚，只有在奥斯维辛之后才在德意志这个文化民族中树立起来。”这是一种自由的爱国主义，它“意味着要斩断和过去、和‘文化民族’的联系”。
　　只有运用新观念，才能更有效地终结旧观念，因此政治启蒙和教育下一代成为关键。布鲁玛对比了德国和日本教科书对下一代国族认同的不同影响。德国教育法明确规定，教学材料“不应阻碍学生形成自己的主见”。以巴伐利亚州高中历史教材为例，这个规定得到了严肃对待，“课本每一章节的提问用意不在考验政治正确性，而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教材摘录了一段纳粹桂冠法学家卡尔·施密特1933年为纳粹党合法性辩护的话。施密特说，纳粹既非私人组织，也不是国家，它自成一体，法庭无权过问。紧随这段引言之后的是党卫队军校某校长于1937年所作的一篇演讲词，告诉军校学员说，他们将要成为新型希腊城邦国家里的贵族，只对希特勒唯命是从。教材要求高中生们在读完语录后，围绕“在一个建立于错误规范之上的国家，个体应如何行事”这一问题展开讨论。这便是学生们学习在政治上成熟起来的基本教育。
　　相比之下，日本教科书在文部省的监管下，被要求淡化和隐瞒日军的野蛮罪行。布鲁玛详细介绍了日本历史教授家永三郎的遭遇。他在1952年编写了一本高中历史教材，文部省认为他对日本亚洲战争的描写太过“一边倒”——换言之，太负面了。常有人令他重写。家永三郎终于忍无可忍，于1965年起诉政府违宪。他在1967年和1984年分别和政府又打了两场官司。1980年代，他被要求删除有关南京大屠杀、日军奸淫妇女和日本在伪满的医学实验等段落。家永三郎称，审查教科书有违战后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障。直到1992年，已经79岁的家永三郎仍然在东京高等法院打官司，其间经历了不断的上诉和被驳回。家永三郎感慨万分地说，“纳粹德国及其轴心国伙伴日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不少德国人抵抗过，并为之献身。而在日本，几乎没人抵抗过。我们是个唯命是从的民族。因此，如今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打赢这场官司，而是应该毫不动摇地斗争下去。”像家永三郎这样的人在日本是绝对的少数。
　　秉持“战争受害者”心态
　　在政治不成熟和浪漫主义民族主义之外，日本不悔罪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害者”心态——不仅是受害者，而且还是英勇抵抗的受害者。从战前到战后，日本一直存在着“日本人领导亚洲对抗西方”的神话。“反西方”是日本人国家认同的一个元素。
　　在战后的日本，“反美”成为一个从“反西方”翻新而来的国族认同元素，焦点是美国加于日本的《和平宪法》：“鹰派愤怒于美国人把日本变得一蹶不振……鸽派则恨美国人阉割了《和平宪法》（指冷战时美国让日本拥有军队）。双方都很反感被人操纵，且都感到自己是受害者，这也从一个角度解释了要日本人承认他们的战时问题为什么比德国人更难。”
　　记忆是有选择性的，日本人选择了“受害者”记忆，回避了自己作为对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加害者”的记忆。这是日本人历史短视和拒绝承认战争罪行的一个主要原因。
　　日本的“历史失忆”与德国对悔罪的念念不忘形成了鲜明对比，其中特别典型的便是“广岛记忆”。日本人每年有两个纪念日：一个是8月6日的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日，另一个是8月15日的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广岛成为美国“战争罪行”的证明，也成为“和平”反对一切战争的“民众抵抗”旗帜。“广岛记忆”成为日本人作为二战受害者和牺牲者的象征。布鲁玛指出：“日本人就算要讨论战争，通常也是指和美国的战争。许多对侵华战争持强烈保留态度的日本人在1941年听到日本进攻美国后，心中都洋溢着爱国主义自豪感。对南京大屠杀心怀愧疚，绝不意味着对偷袭珍珠港也抱有同样的罪恶感。德国人一遍遍地被提醒要牢记纳粹和屠杀犹太人的历史，反观日本青年，他们想到的只有广岛和长崎——兴许还有南京，不过仅仅是在得到了自由派学校老师和新闻记者的开导之后。”
　　在许多日本人看来，现在的广岛，特别是广岛的和平博物馆，是“世界和平的麦加”，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纪念中心，络绎不绝的来访者来此见证战争的罪恶和对日本平民犯下的巨大罪行。广岛的一位教授称，美国投掷原子弹是“20世纪最大的犯罪”。在广岛，日本是受害者的看法被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人们坚称广岛死者是无辜的，这种“无辜受害者”的记忆排斥了日本是侵略者的记忆。布鲁玛指出，“和平广岛”其实是一个神话。他写道，“广岛根本谈不上无辜。1894年，日本同中国打响甲午战争时，部队正是从广岛出发、开赴前线的，明治天皇也把指挥部搬到了广岛。这座城市因此变得富有，十一年后的日俄战争则让它更加富庶。广岛一度还成为军事行动的中枢……在遭到核打击时，广岛是帝国军队第二大本营（第一在东京）。简言之，这里遍地都是军人。”布鲁玛进一步指出，“广岛市民的确是受害者，但凶手基本上是他们自己的军事领导人。”讽刺的是，1987年，当广岛当地一伙和平活动人士向市政府请愿，要求把日本侵略历史纳入和平纪念馆的展览内容，却被拒绝了。
　　“日本是战争受害者”这个心态，被日本不同意识形态的阵营所接受并各自做出解释，他们之间虽然有分歧和对立，却能在这个神话周围结成某种同盟。日本的保守派把由美国主导的日本宪法视为对日本主权和尊严的侵犯，日本的左派虽然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但一样对美国抱有敌意，他们反美，认为冷战期间华盛顿干预了日本宪法第九款，迫使日本成为冷战冲突的帮凶。即使政治自由派也经常声称，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掷的两颗原子弹清洗了日本的战争罪孽，使日本人获得道德权利，可以“审判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布鲁玛指出，这种态度成为日本一些“和平教育”的基调（当然在日本国内也是有争议的），在相当程度上，美国介入日本政治的方式应该为此负责。但是，日本的“和平主义”将国家罪孽变成了美德，在与他国相比较时，几乎成了优越感的记号。这种和平主义也会造成历史短视。
　　当日本人把目光从广岛转向南京时，这种历史短视尤为明显。许多日本人否认有南京大屠杀，这与德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德国，只有极少数人不承认大屠杀，但在日本，相当庞大的保守势力坚持认为，对日军大规模屠杀中国平民的报道是夸大其词，平民伤亡是战争必然造成的结果。日本年青一代对日军罪行的认识之所以模糊而不完整，教科书回避历史事实是一个主要原因。保守的教育部（文部省）和左派教师的争论对峙陷入僵局。德国教科书把对纳粹的抵抗提升到政治德性的高度，相比之下，在日本，当年支持战争的信仰价值观（神道教）和天皇制度至今仍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批判和否定。
　　（摘自凤凰网 作者徐贲）
本文来源：舜网-济南日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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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为什么不像德国一样成为“正常国家”
　　安倍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引发国内外的强烈批评和抗议。特别是中国和韩国等东亚邻国，因为对日本的战争罪行记忆犹新，担心右翼民族主义分子安倍重新将日本引向战争，破坏亚太地区的和平，因此抗议尤为强烈。与日本同为二战法西斯轴心国成员和战败国，德国如今却可以正常参与国际军事行动，不但没有引发邻国的抗议和担忧，反而还是全球最受欢迎的国家。德国为什么能够成功地消除邻国的忧虑，重新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和认可呢？日本为什么不能像德国一样成为“正常国家”？
　　首先，德国在战后实现了政府和政治制度的新旧更替，推翻了纳粹独裁政权，建立了崭新的民主国家，对纳粹德国的罪行做了彻底的清理和了断，因此可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战后，德国被美苏英法分区占领。四国组成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在占领区推行了去军事化、去纳粹化、去垄断化和民主化的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通过纽伦堡审判惩治了纳粹主要战犯，取缔了纳粹组织，根除了其存在的社会根源，同时也对德国民众起到了教育作用。1949年，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相继成立。两个国家的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当年都曾是纳粹党的死对头，都曾被纳粹强行取缔、驱逐和迫害。所以，他们上台执政后，继续着力清除纳粹思想，追查和审判纳粹罪犯，将重要的纳粹分子逐步清理出政府、司法、军队等领域。据统计，到日，德国法庭共审讯完近96万宗案件，大约61万人被判刑，其中有2.3万名重犯被判处“终身不能担任公职”。当然，因为战后专业人才的极度匮乏，也有一些前纳粹党员重新得到任用，但因为已被“去纳粹化”，这些人不再构成危险。
　　值得强调的是，德国对纳粹罪犯的追查直到今天还在进行。因为联邦议院在1979年取消了对纳粹罪犯的追诉时效限制(原为20年)。因此，对纳粹罪犯的追究会无限期进行下去，即便是他们逃到天涯海角、行将就木，一旦被发现，照样会被绳之以法。
　　相比而言，日本的情况正好相反。战后，美国出于在亚洲反苏反共的战略考虑，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没有追究头号战犯天皇的战争责任，也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还让一批当年的军国主义分子(岸信介、重光葵、贺屋兴宣等)掌管了日本政府。这导致日本不能对二战罪行进行彻底清算，也未能对下一代进行正确的历史教育。
　　其次，联邦德国历届政府领导人都曾明确、公开并且不止一次地对二战罪行进行过认罪和道歉。其中，最受世人瞩目的无疑是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在访问华沙时的“惊世一跪”。他在向死难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之后，突然自发下跪，并且为二战死难者默哀。这一举动感动了无数波兰人，也引起德国国内乃至世界各国的震动。“华沙之跪”成为德国请求世界宽恕德国二战罪行的标志，也让勃兰特在1971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德国的知识精英也有深刻的历史负罪感和自我批评精神。战后德国出现过有关“集体罪责说”的争论，即是否每个德国人都要为纳粹罪行负责。对此，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表示，所有德国人都要“为我们的政权，为这个政权的行为，为发动战争，为我们让其高踞于我们头上的领导人的行为”负政治责任。每个德国人都需要进行个人的良心反省，在深刻认识罪行的基础上经历一个净化过程，进而找到真理。
　　正是在德国政治领袖和知识精英的影响和带动下，认罪和反省成为德国社会的主流、共识和传统。即便是在战争过去了这么久之后，也丝毫没有松懈。日，默克尔总理在犹太人大屠杀75周年纪念日表示：“我们对纳粹犯下的罪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对种族大屠杀受害人，承担一份永久责任。”正是这种勇于正视历史、勇于认罪、勇于承担责任的态度，让德国得到了邻国的谅解，为它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与德国相反的是，日本政府首脑和右翼政治力量不但不真诚地对日本的侵略罪行认罪和道歉，而且还不断地否认、歪曲和粉饰其战争罪行，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抛出“侵略无定论”、“‘慰安妇’自愿论”，将侵略战争说成是解放亚洲国家的战争等，严重伤害了受害国人民的感情，因此，自然也就无法得到这些国家的谅解。
　　再次，德国对二战罪行的认罪和反思并没有停留在口头上，而且还落实到行动中。通过教育、立法、宣传在整个社会营造起一种毋忘历史和对纳粹零容忍的文化氛围。
　　德国重视通过教育让下一代正确认识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所犯的罪行，因此，各州都在教学大纲中规定必须要在历史课(有时也包括德语课和宗教/伦理课)上向学生讲授“纳粹和种族大屠杀”的内容，并且注重与参观集中营、纪念馆，与那个时代的见证人对话等课外活动相结合。在巴登-符腾堡州的文理中学，10年级历史课上用于这个专题的课时大约为24学时。因此，没有任何一名学生可以在毕业离校时不了解这段德国历史。此外，德国还十分重视在中小学开展国际理解教育，让学生学会与其他国家的人和平共处。为此，德国还与法国、波兰等邻国合编历史教科书。
　　在德国，公开发表支持或否认纳粹罪行的言论是极其严重的违法行为。德国《刑法》第130条第三款规定：以扰乱公共安宁的方式，公开地或在集会中，对纳粹分子执政期间实施的《违反国际法之罪名法典》第6条第1款所述的犯罪行为予以赞同、否认或粉饰的，处5年以下监禁或罚金。第四款规定：以扰乱公共安宁的方式，公开地或者在集会中，对纳粹党执政期间的暴行与专政予以赞同、否认或为其辩护，并因此侵犯受害者尊严的，处以3年以下监禁或罚金。1994年，德国联邦议院通过的《反纳粹与反刑事罪法》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宣传纳粹思想，禁止使用纳粹标志。
　　德国政府和非政府机构还利用多种机会提醒国人勿忘纳粹罪行。在柏林市中心勃兰登堡门附近，人们可以看到规模庞大的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林；在德国750多个城市和乡镇，人们走在街上时会看到一种被称作“绊脚石”的铜砖，上面雕刻着纳粹政权受害者的名字；德国电视台经常播放二战纪录片；博物馆也经常推出各种反思二战的主题展览。此外，德国国家领导人每年都会出席重要的战争纪念日活动，出国访问时也总会选择重要的纪念地点对受害者进行悼念、对历史进行反思。
　　正如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所说：“对纳粹主义及其发动的战争、种族屠杀和其它暴行的记忆，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自身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德国近年来新纳粹势力有所抬头，但每次新纳粹游行，人们都会同时看到有更大规模的反纳粹游行队伍，让这些新纳粹分子显得如跳梁小丑，不足为虑。
　　反观日本，内阁首相带头参拜靖国神社，在职高官公开发表否认或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论，为军国主义招魂，篡改历史教科书，不让下一代正确了解历史真相，怎能不引起邻国的反感和担忧呢！
　　最后，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德国认识到要想发展和复兴，必须要与欧洲各国睦邻友好。因此，德国将“做一个好的欧洲人”、重返国际社会作为战后外交政策的重点。政府领导人在战后积极修补与邻国的关系，第一步就是积极进行战争赔款。德国先后向英国、美国、苏联、法国、以色利以及波兰、原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和受害者进行了巨额赔偿和补偿。直到今天，联邦政府仍然每年支付着各类赔偿和补偿(2009年为6.19亿欧元，2010年为6亿欧元)。纳粹政权的受害者或受害者子女每月可以从德国政府那里拿到大约839欧元的生活损害抚恤金/584欧元的补偿金，直到其去世为止。此外，那些当年曾使用过强制劳工的德国公司(如大众、奔驰等)也在向受害者进行赔偿。
　　法国是德国最重要的邻国，也是德国百年来的仇敌。战后，法国曾力主肢解德国，让德国永世不得翻身。但如今，昔日不共戴天的仇敌已经转化为坚定的盟友。2013年，德法4家媒体联合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有2.5万名德法民众参加。结果显示，8成左右的受访者表示喜欢对方国家。阿登纳总理为这一转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从1958年秋到1962年，阿登纳总理与法国总统戴高乐之间的通信达40余次，会晤15次，总计进行了100多个小时的会谈，两人就这样建立起很好的私人关系，促成两国在1963年签订了《德法友好合作条约》。之后两国共同推进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创造了今日欧洲的稳定和繁荣。
　　1989年两德面临统一，为了消除苏联、波兰等邻国的担忧，联邦德国政府在统一条约中承诺，永远不以武力改变现有的领土边界。这也就意味着德国不会再收回因战败被割让的奥得河—尼斯河线以东的德国固有领土(东普鲁士)。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故乡哥尼斯堡也永远成为俄罗斯的领土。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德国用领土换取了和平统一。德国虽然放弃了一部分领土，但是却赢得了欧洲，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成为欧盟的领头羊，为欧盟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因为自己的贡献得到了邻国和世界的认可和尊敬。
　　而日本呢，在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在承认侵略事实、在宪法中承诺放弃交战权的前提下，日本取得了各国的谅解，许多受害国放弃了战争赔偿，使日本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日本近年来的举动，如将钓鱼岛国有化、企图修改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拉拢周边国家构筑对华包围圈甚至军事同盟，不但不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反而越来越成为东亚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总之，在反省历史和修复与邻国关系方面，德国有许多值得日本学习的地方。但问题是，日本不愿意向德国这个榜样学习。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在4月28日的报道中说，虽然中国和韩国不断要求日本在认识历史的问题上向德国学习，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却拒绝了这个要求。他表示日本不会以德国为榜样，因为他认为二战后亚洲和欧洲完全不同。
　　安倍政府放着德国这一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不借鉴，明知只有向德国那样诚心认罪和道歉并落实到行动上，才有可能像德国那样得到邻国的谅解，赢得所需要的国际空间，成为正常的国家。但日本却背道而驰，不断否认侵略历史，伤害受害国家人民的感情，激化与邻国的矛盾。如今，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行动得到了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领导人的明确支持，这注定会让日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日本对二战的态度，很像德国二战前对一战的态度，即胜者为王败者寇，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是因为战败了。这种历史观所引导的方向，可能就是通过战争来改变一切。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做法和理由，也很像希特勒在1935年以法国修改兵役法为借口，撕毁《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国防军人数的限制，从而迈出了修改一战之后国际秩序的重要一步。这让日本具有了重新挑起战争的现实危险，让其对和平的任何承诺都显得苍白。中国和韩国等邻国对日本的抗议和担忧绝对不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自我恐吓，而是对现实威胁的一种直觉的判断。国际社会应该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放弃支持、纵容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与中国一道劝日本悬崖勒马，不要让历史悲剧重演。(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留德博士 孙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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