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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分类:|系统分类:
& &2月底，邮箱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属下某单位举办某某论坛征文启事。 & &看到要求的第一项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准备放弃。因为尽管我也欣赏精美的芭蕾舞，但我生性懒散，而且也不具有跳芭蕾舞的基本条件。 & 但我心向善，人家发来征文启事，从某种意义上也是邀请自己撰文。虽然征文启事是群发，但毕竟收信人记录显示组委会邀请撰文的对象没有超过50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社科院、高校和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的相关专家，还有拥有最高军衔的将军。于是，尽管不抱什么希望，还是认真写了一篇。 & 写完后自我感觉还不错：有新意，严格秉持学术客观理性的态度。在截稿日期之前，并不抱什么希望寄出。 & 寄出多日，距离开会也只有十多天，还没受到与会通知，可见没被选中。 & 即便选中，我也没有时间与会，因为就在此论坛开坛之前一天，我要去厦门参加一个活动。维护微博意识形态安全必须纠正的几种倾向《红旗文稿》2014/23　　作者：李艳艳近年来，兼具大众媒体与社交网络双重性质的微博飞速发展，已跻身获取信息、发表观点、社会交往的主要渠道。开放式的微博舆论场上，各种意识形态观点竞相博弈，一些抹黑中国、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观点在微博平台上扩张传播，不仅制造了各种话语暴力和谣言，而且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严重冲击，维护微博意识形态安全特别是警惕和纠正以下几种倾向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1、防止微博中被所谓“普世价值”包装的西方意识形态所蒙蔽　　2010年1月，美国参议员鲁格尔曾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微博对抗恐怖》的文章，主张美国国务院利用网络新技术为美国的全球自由推广运动服务。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也曾直接谈到支持开发网络新工具的目的，是“使公民能够避开政治审查而行使其自由表达的权利”。通过以推特（推特与微博的功能相似）为代表的新媒体进行价值观输出、意识形态渗透，已经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着力施行的对外政策。经由推特收集情报并舆论煽动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西亚北非国家政局动荡的“颜色革命”表明，微博的政治意识形态传播功能和效力不容低估。　　《2010年度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在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确定为美国的持久利益，并强调美国的“长期安全和繁荣有赖于对普世价值的坚定支持”，为此，美国政府将采取各种措施支持新媒体技术的扩散和使用，并利用这些技术将其价值观念传播到世界。截取新浪微博的数据进行分析，这一当前我国最大的微博用户平台上，月间，以“意识形态”为关键词的言论超过16万条，平均每天逾2千条。舆情检索和分析的数据表明，一些微博大V显然没有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引起重视和警惕，更有甚者挟洋自重、盲目附和，在其微博中公开污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频频设置挑衅性议题向政府发难，挑动社会对立情绪。某拥有逾200万“粉丝”的知名经济学者，不仅十分艳羡西方的“自由主义”，甚至在微博上公开宣称共产主义“此路不通”。另一拥有260多万“粉丝”的某著名演员，在微博上质疑“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基本共识，公开声称“没谁都有中国”。甚至个别主流媒体的官方微博也在政治立场上态度暧昧，在貌似客观、公允的报道背后，长篇累牍地报道美国政府公正高效，存在着美化西方政治体制、谴责我国行政体制的片面性思想倾向。　　不仅如此，一些受到西方敌对势力资助的网络水军，在微博上还以“自由”为名，对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的微博言论进行谩骂攻击，制造一边倒的所谓主流民意氛围。日，一条题为《警惕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新型话语工具》的微博，对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观输出进行了有力批判，但几乎在同一时间，某知名媒体官方微博却大赞西式“自由、民主、人权是宪法认可的好东西”，将社会主义价值追求与西方推行的所谓“普世价值”混同。该媒体的另一条微博竟公开支持“军队国家化”的观点，宣称“如果解放军算是共产党的，那人民也应该另组军队”。这类错误言论，误导了不明真相的网民，对于建构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思想基础造成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微博上的一些错误言论，企图以西方标准塑造我国民众的价值观，不仅导致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感召力、信服力弱化，而且导致民众的信仰危机。作为微博舆论的引领者，媒体、政府、意见领袖更要自觉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言论准则，以更加平实亲切的态度、平等真诚的姿态，积极组织具有感召性、接力性、广泛参与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活动。　　2、防止在微博传播中的大是大非问题面前充当“老好人”　　在微博意识形态论争较量中，有很多是涉及原则性、根本性的大是大非问题。日，一条某知名经济学家的微博获得了超过400万人次的阅读量，博文中“百年前共产主义风靡全球，多少热血青年为此抛头颅洒热血。可是经过百年的实践，证明此路不通”的内容引发了近1.5万条褒贬不一的转评。日，一位拥有2000多万“粉丝”的知名地产商人发布微博，直接抨击马克思“洗脑”大众。一个微博名为“红玫瑰lawyu”的匿名用户，公然以“社会民主主义”为口号，诋毁马克思恩格斯为“反人类分子”，预言“只要有共产主义这个制度前提，就别想有‘自由人的广泛联合’”。日，《辽宁日报》在对多地高校文科课堂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发表了《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一文，列举了高校教师中存在的抹黑中国、丑化党史的现象。此文引爆了社会舆论热潮，截至日，新浪微博上的相关评论达到15万余条。一些自诩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微博大V对此文断章取义，以“言论自由”为托辞炮轰《辽宁日报》，试图把高校讲台变成无需监督的“自由高地”。种种此类直接诋毁攻击党的领导地位，甚至触犯我国宪法的言论公然出现、到处散布，早已越过了言论自由的法律边界，其在我国网民中造成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　　思想政治工作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然而，微博上一些攻击、诋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至今仍在泛滥，一些网站也没有有效监管。例如，新浪微博的举报制度包括“垃圾营销、淫秽色情、不实信息、敏感信息、抄袭内容、骚扰我、虚假中奖”七个条目，但没有一条是涉及政治性的条目。即使勉强以相关的“敏感信息”、“不实信息”条目举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也常常是石沉大海，得不到处理，结果只能是任由这类言论不断发酵散播。如今，虽然已经有不少党政机关、媒体和党员领导干部开设了微博，但在面对错误言论泛滥之时，批驳的声音仍然势单力薄。　　微博上的“老好人”思想，说白了就是没原则、无纪律、和稀泥，是明哲保身，结果就是在一团和气中助长了错误思想的气焰。对于微博舆论的网站监管方来说，“老好人”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对社会主义事业极不负责的渎职行为。在微博上，一些为国家、民族和人民说话的正义声音经常会受到网络水军有组织的围攻，遭受语言暴力，孤立无援。如上文所述，那条题为《警惕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新型话语工具》的微博，在发布当日的阅读量便突破40万人次大关，其中除了大量的网络“水军”攻击谩骂以外，一些媒体微博只充当了围观看客。这种“老好人”的看客心态，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伤害的不仅是爱国民众的淳朴情感，更助长了错误言论的嚣张气焰。　　加强微博等新媒体上的意识形态建设和管理工作，是党的宣传思想环境发展变化之后的新要求，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要与时俱进、积极介入。　　3、防止敌对势力在微博中利用突发性事件操纵民意　　在微博上，拆迁、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生态等社会热点问题都是曝光率和关注度很高的领域。作为对社会收入差距问题的情绪化反映，“逢官必闹”、“逢富必究”在微博舆论中很有市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些敌对势力经常利用这些突发事件制造谣言、谩骂政府，裹挟民意、煽动民怨，把民众对于突发事件的不满，扩大化为对党和政府一边倒地指责，从而制造官民对立情绪。　　突发事件引起的意识形态斗争问题如果不加以足够重视，它产生的社会危害将会十分严重。2011年，突尼斯政权颠覆、领导人逃亡就被称为一场“推特革命”，事件的直接诱因就是，聚合大学生就业、城市管理等社会热点问题于一身的“小摊贩之死”事件，在西方国家主导的网络推特平台上持续发酵扩大，最后变成了现实中的反政府行动。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突发性公共事件高发期，这类涉及民生、生态、社会道德的紧急事件牵动着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敏感神经。能否引导社会成员正确看待此类事件，事关社会稳定和发展事业全局。2014年4月，温州苍南城管在正常执法过程中与路人黄某发生冲突，经医院治疗后黄某身体无大碍。然而，当日午后微博上一则“城管打人致死”的谣言就被广为转发散布，致使5名城管被谣言误导的群众殴打。其后，虽经政府出面辟谣，但是某些媒体官方微博仍以一副谁也不得罪的“老好人”模样，对于政府的辟谣不予理睬甚至继续质疑，在客观上对于谣言的进一步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目前，微博上的政治思想舆论在总体上可分为拥护社会主义的“红色地带”、态度暧昧不明的“灰色地带”和诋毁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黑色地带”。宣传思想工作部门要和“红色地带”的意见领袖、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给予支持，不要让他们变成微博上孤军奋战的“义勇军”。要严厉打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色地带”，不能让他们的微博言论不受约束。当我们对于红黑地带的态度鲜明之后，“灰色地带”的中间派意见领袖和群众也就容易争取和团结了。同时，要用矛盾分析方法来观察微博言论，分清哪些是敌我矛盾，哪些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对于诋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噪音”，必须严格监管、坚决清除。而对于忧国忧民、直言相谏的“杂音”，则宜疏不宜堵，要坦诚相待、耐心解释、积极整改。宣传思想工作部门还要特别加强与微博大V的联系，做好他们的教育引导工作，最大限度地把他们团结凝聚在党和政府的周围。　　4、防止微博中意识形态建设工作脱离网民　　做好微博上的意识形态工作，光靠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工作能力问题十分重要。微博上纷繁芜杂的政治类言论表明，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对我国民众思想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西方国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斩获了意识形态渗透的果实。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与西方意识形态的竞争力相比还处于劣势，群众喜闻乐见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内容呆板，以致在以草根为主的开放式微博舆论平台上，一些主流媒体的官方微博难以找到并发出适应新时代的意识形态话语，从而不敢谈、不愿谈意识形态问题，无形中使意识形态问题被边缘化和被掩盖了。　　目前，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弱势，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已成为一些人嘲讽、谩骂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借口。在微博上，网络语言和段子十分流行，一些网络语言和段子可能存在解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威胁。习近平同志指出：“要解决好‘本领恐慌’问题，真正成为运用现代传媒新手段新方法的行家里手。要深入开展网上舆论斗争，严密防范和抑制网上攻击渗透行为，组织力量对错误思想观点进行批驳。”为此，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部门应该积极创新网络语言，积极引领网络舆论流行潮流，而不能落后或盲目跟风于网络自发的舆论潮流，从而牢牢掌握微博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　　5、防止微博等新媒体的私有化、市场化倾向　　以2011年“美国之音”停止对华汉语广播为标志，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将对华传播的重点放在了博客、微博、播客等互联网和手机的新媒体领域。“美国之音”专门制定了指标，2012年要在新媒体和手机方面在中国每月增加50万用户，2013年每月增加100万，2014年则达到每月增加200万。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全球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对象。　　微博运营平台的私有化，可能存在着威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巨大风险。据2014年4月的统计数据，在拥有1.29亿月活跃注册用户数量的新浪微博股权结构中，民企和外资背景的新浪公司持股占比59.8%，外资控股的阿里巴巴公司占比32%，而且已经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微博平台的这种发展趋势警示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国有控股的微博运营企业，从而使党的思想宣传工作能够借力我们的微博平台来开展。　　（本文为北京市社科联青年社科人才资助项目《微博意识形态斗争的规律与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14SKL004]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全面深化改革时代的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研究》[项目编号]的阶段性成果） &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人文社科部）任志强炮轰魏坤琳称其有病 任志强言论导致微博账号被关惊人内幕曝光上期在综艺节目《最强大脑》中，因对评分标准产生质疑，郭敬明对北大教授Dr.魏(魏坤琳)极为不满，一气之下愤然离场。没想到，这次跟Dr.魏掐架的不止郭敬明，还加上了地产大亨任志强。跟“郭敬明愤然离席”的爆料步骤差不多，一段任志强炮轰Dr.魏的采访视频，在播出前就被节目组配好字幕放了出来…… 任志强表示：应该把他（魏博士）送到精神病医院去。任志强言论导致微博被关据新浪娱乐1月28日消息，在《最强大脑》即将播出的新一期节目中，Dr.魏打分标准再次遭众嘉宾质疑，最强大佬任志强更是炮轰节目规则的科学性，挑战者项目遭争议，嘉宾激烈讨论，直至现场僵持不下节目现场录制被迫暂停。在本期节目中，亚洲二阶魔方速拧记录保持者王鹰豪挑战中国队长贾立平，令贾立平直呼“压力山大”。比赛中，两人都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各自高超的魔方技艺，难分伯仲，然而竞争残酷，一直受观众喜爱的“魔方狂人”贾立平面临去留问题。以“任大炮”著称的他，近年来，在不同场合发表了不少的惊人言论，时常引得媒体和民众大跌眼镜。但沉下来思考一下总觉得不无道理，而一次又一次的市场验证让大家不得不对他的炮轰言论洗耳恭听。下面由安家新媒体ihouse为大家整理出了近10年来任志强的各种惊人雷语。1.买卖有理、炒房无罪，禁止炒房就是违宪！2.没有巨大的利润支持，无法建设品牌，因此房产品牌就应该是具有暴利。3.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4.历史证明房价永远都是上涨。5.房价降了，房地产开发商有权不盖房。6.房地产业并不是暴利行业，“房奴”也没有大家想像的那么多。7.宏观调控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房价下跌，而是让房价稳定增长。8.年轻人就该买不起房。9.买不起房为什么不回农村。10.中国人太有钱了，房子太便宜了！11.地产商需要囤地，地里有粮心中才不慌。12.工资在涨GDP在涨房价不涨就不对。13.楼市新政必然短命。14.我从来不认为80后买房难。15.和工资收入相比，30年来房价等于没涨。16.房地产非暴利，农民工也买得起房子。17.严格说来，开发商被强奸了！18.鱼翅卖得再贵也成不了泡沫。19.房价暴跌对民众没好处。20.我们只是当丫鬟的。21.公布开发商成本等于让男人公布老婆的三围数据。22.我的房价不会降，让外地甚至境外富人来买房。23.中国可供开发的土地还有很多。24.国五条违反十八大精神。25.胸罩比房地产暴利得多。26.房地产根本没有泡沫。27.未来十年房价估计还会再涨。28.如果重新来，会选择做互联网。3.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2006年2月，在上海举办的一个房地产论坛上，任志强大胆发言：“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我是一个商人，我不应该考虑穷人；如果考虑穷人，我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就是错误的。投资者是让我拿这个钱去赚钱，而不是去救济穷人。”此言一出，任志强立马被推到了社会舆论的对立面。先是媒体的口诛笔伐，后是网友的跟帖声讨，尤其是潘石屹对他的抨击，更是把这场大讨论推向了高潮。4.历史证明房价永远都是上涨2006年4月26日，在南京召开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商策略联盟董事长联席会议上，媒体让其预测一下房价走势，任志强说：“不用预测，历史证明所有的房价永远都是上涨的。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房价是下跌的。因为收入是越来越涨，而且材料也在涨，房子就不可能跌价。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一个国家房价是跌价的。”5.房价降了，房地产开发商有权不盖房日在新浪房产举行的业内研讨上，任志强扬言：“房价降了，房地产开发商有权不盖房。”房价上涨会吸引更多开发商来盖房子；反过来，如果大家都不盖，房价也就上去了——总之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任志强微博被关原因2月28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责令新浪、腾讯等网站依法依规关闭任志强微博账号。国家网信办发言人姜军发表谈话称，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人不得利用网络传播违法信息。姜军表示，据网民举报，任志强微博账号持续公开发布违法信息，影响恶劣。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国务院关于授权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国家网信办责令新浪、腾讯等有关网站依法关闭任志强微博账号。姜军指出，无论是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还是网民，都应增强自律意识和底线意识，依法办网、依法上网，坚守法律法规底线、坚守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坚守国家利益底线、坚守公民合法权益底线、坚守社会公共秩序底线、坚守道德风尚底线、坚守信息真实性底线。网络名人、“网络大V”更要正确运用自身影响力，模范遵守法律法规，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积极传播正能量。国家网信办将加大网上信息内容监督管理执法力度。各类网络传播平台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不为违法违规言论提供传播渠道;坚决落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严格执行真实身份信息注册制度，决不允许已被关闭账号的用户以“换马甲”等方式改头换面再次注册。底线不容突破。早在2013年举行的“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上，参会者一致认为，网络名人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传播正能量，并且达成共识，共守“七条底线”，包括坚守法律法规底线、坚守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坚守国家利益底线、坚守公民合法权益底线、坚守社会公共秩序底线、坚守道德风尚底线、坚守信息真实性底线。任志强持续公开发布违法信息，违反了底线。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其要义是发挥法治对引领和规范网络行为的主导性作用，重点是按照科学立法要求加强互联网领域的立法，关键是严格执法，基础是按照全民守法要求，引导网民尊法守法，做‘中国好网民’”。“依法上网”的要求，应该在网络大V、社会名人身上得到更严格的体现。相信驶入法治化轨道，中国互联网的治理和发展将迈上更高台阶！中文名任志强国籍中国民族汉族出生地北京出生日期1951年(辛卯年)3月8日毕业院校中国人民大学（在职）籍贯山东学位硕士任志强（日－），籍贯山东莱州，地产商。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同时兼任北京市商业银行监事、新华人寿保险公司董事。自1993年起改组成立北京市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创建”华远”品牌，在房地产界具有极高的知名度。2011年4月，被免去华远集团董事长一职。日，任志强通过微博发表声明，宣布正式退休。日，任志强微博被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责令关闭。杜建国：国富民穷还是资富劳穷？——兼论谣言盛行的时代背景摘要：先富起来的资本集团是改开以来中国最大的受益者，私有企业的雇员早已超过就业人口的半数。中国的现实首先是资富劳穷，受穷的只是给资本打工的白领蓝领工薪阶级。作为资本集团中亲美亲西且贪掠成性的一翼，“自由派”企图通过制造和宣扬国富民穷（官富资穷）论来误导舆论：承认贫富分化的事实，但是却避开或否认劳资根源，而将之全部归罪到政府和国企头上，并进而坐收渔利。为此，“自由派”靠主动制造和传播谣言来支持自己的谬论。　　一、从“讲真话的既得利益者”传播谣言谈起　　贫富分化和权力腐败，是当前中国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解决问题的出路或办法在哪里？这是关键所在。批评贫富分化和权力腐败，笔者坚决支持。不过，进行批评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能不顾事实不讲道理，更不能依靠谣言。遗憾的是，当下却是歪理盛行、谣言泛滥的时代。比如，媒体红人、以批评政府闻名的“公民”韩寒就屡屡参与谣言的传播。不久前，黄纪苏在《说话权利要争取，说话水平也要提高》[1]一文中对韩寒们的刻画就入木三分。　　最近，在其博文《》中韩寒就再次把批评政府变成了传播谣言。该文写道，“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2]　　韩寒此处所引用的内容，不过是一则被重新炒作的老谣言。早在五年前，《中国青年报》（）所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就曾引用了这一说法：　　“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该文刊发后，反响强烈。同年10月，人事部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指出此消息纯属捏造：　　“人事部没有此项职能，也从未发布此类消息。……有关媒体的报道是不属实的，也是不负责任的”[3]。　　令人吃惊的是，谣言的生命力格外强大。尽管相关部门已经出来辟谣了,但是好多权威学者却视而不见照传不误。比如，2007年2月，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周其仁，就曾将这则谣言当作自己的文章《令人尴尬的“公立医院”》[4]的主要论据来使用。位高权重的周教授,难道竟然看不出“监察部、人事部披露”之类说法根本就不符合现体制的行为规则？　　现在，距最初面世已过去了五年，此谣言竟然又被原封不动地翻了出来。韩寒自美为“说真话的既得利益者”[5]，既得利益者一点不假，讲真话就未必了。　　不过此谣言重新泛滥，绝非韩寒一个人的功劳，立首功者大概是6月26日的“财经网官方微博”：“财经网官方微博【全国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引用中科院调查报告：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中青报)”（）。　　《财经》周刊一向自我标榜为“揭露黑幕”的英雄，不过从此事看来，《财经》倒更像是传播谣言的高手。正人先正己，《财经》可否尝试着揭一揭自己传播谣言的“黑幕”？　　当前，这类刻意依靠谣言来凸显官方弊端的事件绝非孤立，而是大为盛行。为何盛行？不外乎有些集团或势力同时具有了制造与传播谣言的需求和能力。下面详细分析之。　　二、既得利益者冒充民间反体制——“自由派”资本的进攻　　改开三十余年的过程，就是中国经济从以国有为主的计划经济向以非国有为主的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目前，这一转型已经基本完成。这一转型是由政府自上而下主动推行的，转型完成后，政治体制依旧，尽管此时经济领域已经脱胎换骨。　　从社会政治角度来看，简单地说，官方的转型期指导方针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实现共同富裕。可以说，官方在长期实践中坚决贯彻了该方针的前半部分：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了。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过程，更是先富集团——资本集团高速发展的过程。其间，资本集团所享受到的政府的呵护和扶持，不管是从税负、劳工政策等社会政治因素来说，还是从基础设施提供、市场开拓、原料供应等方面来说，堪称举世无匹。从国内比较角度来看，私营企业现已占据国民经济的大半壁江山，其吸纳的劳动力早就超过了劳动力总数的一半。原来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国有企业，逐渐萎缩，其吸纳的劳动力可能仅占劳动力总数的一至二成。从国际比较角度来看，中国制造业产值已占据世界第一，整个经济规模则居世界第二，超过美国也是指日可待。中华资本在国际竞争中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毫无疑问资本集团是改开以来中国最大的受益者。作为既得利益者，资本集团对于自己的哺育者和扶持者——官方——现在持何种态度呢？简单地说，态度有两种。第一种是乐于接受政府的保驾护航，对与政府的合作分工少有或没有怨言，一心发大财，没有或缺少其他的政治企图。近期甚至有部分老板公开对“自由派”观点进行否定的，如李世默、陈光标、马云等，兹不赘述。　　第二种，则是得陇望蜀，欲壑难填，不满足与官方的合作分工，企图独家通吃，这就是所谓的“自由派”。“自由派”貌似在野，但是其代言人在学界和媒体界势力强大，早已成为这一领域的主流（详见后面论述）。“自由派”进攻的主要理论武器或政治武器就是“官民矛盾”论，即中国所有问题都是政府造成的，与资本无关,甚至在明明知道资本乃是问题根源所在的情况下,也刻意装糊涂[6]。“自由派”明明是通过现存体制捞取了最大的好处，但是需要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了，就装出一幅“民间”反体制的姿态。比如“自由派”的红人经济学家张维迎，在过去官方重视并采纳其理论的时候，就宣扬官员是改开以来最大的利益受损群体，现在呢，因为政府不把“央企帝国”分给他们，在张口中就成了万恶之源，成了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再如自由派新宠蒋方舟，这位高考作文交白卷的所谓作家凭借加分特权混进了清华，竟然反诬其他学生是“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冒充民间反体制，这就是“自由派”的特征。后面我们会看到，除了冒充民间，还需要依靠装穷和造谣。　　“自由派”一面是得陇望蜀，得了便宜还卖乖，另一面则是挟洋自重，“仗着洋人看不起官”[7]（黄纪苏语）。即使近年来此消彼长，实力方面美国急剧下降，中国蒸蒸日上，“自由派”也一如既往不改初衷，坚信“即使在美国做洗脚妹，也比在中国做大明星好”（网络红人罗玉凤语），换成胡舒立的话就是面对陷入危机的美国，中国不仅不能批判，反而更要加倍“学习”并避免“妄自尊大”[8]//.html。尤其进入2011年后，西方社会动荡经济衰败社会动荡丑闻连连，对此，“自由派”一方面自觉地为西方遮丑[9]，另一方面则是则是加紧渲染“中国崩溃论”（留待他文详述）。像张五常，本来是“自由派”的元老，近年来因为不肯追随“中国崩溃论”，而是对中国模式大加肯定，就遭到了“自由派”的排斥与攻击。对官方不屑的清高面具后面掩藏着的是亲资（详见后面论述）、媚西，这就是“自由派”的真实面目。　　三、既得利益者面对利益受损者——“自由派”资本的防御　　“自由派”所要应对的不只是官方。除了进攻，他们还面临着防御。　　在资本集团先富起来后，共同富裕杳无踪影，广大白领蓝领工薪阶级——社会中大多数人——沦为未富集团甚至恒穷集团，这也正是先富集团得以先富起来的原因。中华资本在全球竞争中攻城拔寨所向披靡，所仰仗的正是这些物美价廉的白领蓝领劳动力。干得多，挣得少，是中国各类工薪阶级共同的生存方式。中国经济已经由加工衬衫玩具的低级阶段开始跨入与美日欧在高科技领域一决雌雄的高级阶段了，可是中国工人的收入却仍旧止步不前，老板的利润与工人的工资相比较，那简直就是龟兔赛跑。现在，被冠以“血汗”之名的，已不仅是民工，而且包括了技术与服务领域的各式白领。　　2010年，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指出，“1996年至2007年，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69.3%下降到57.5%，累计下降11.8个百分点。1996年至2007年，在劳动者报酬比重大幅下滑同期,企业利润所占比重却从21.2%升至31.3%。目前,作为中国居民收入主要渠道的工资收入，在生产要素中的分配比例偏低,仅占企业运营成本的不到10%，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0%。从绝对数来看，近些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增长还是很明显的，但从相对数来看,社会财富这块“蛋糕”的切分中，企业收入增长更明显,政府收入则是从改革开放初期30%以上水平，一路下滑到%最低点后的恢复性增长，而且一部分是作为转移支付用来支持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10]　　该论中虽然有些说法还不够清晰（比如“劳动者报酬”与“工资收入”的概念有何异同？），但还是基本反映了中国当前的现状。其实，得出这种结论，根本用不着依靠什么学术报告，普通人仅仅依据自己的日常经验就完全可以判断出来。　　可见，在中国受穷的只是给资本（包括国有企业）打工的白领蓝领，不是国富民穷，而是资富劳穷。先富与恒穷，资方与劳方，正是中国社会的一体两极。面对日益扩大的贫富鸿沟，作为老板雇主利润之源的恒穷群体自然是怨声载道，怒气冲天。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这种情绪更为浓烈，渐显待喷之兆。　　对于收入差距扩大或贫富分化加剧的问题，官方企图靠关注“民生”的“和谐”新政来解决。“自由派”则另有打算。　　另外，改制大潮后残存下来的国有企业，这几年经过官方的精心打理，已成长为“央企帝国”。掠夺本性不改的“自由派”对此也是垂涎欲滴。　　四、“自由派”资本利用“国富民穷”论兼顾攻防　　对于“自由派”来说，面对此情此景，一如既往肯定不行，采用鸵鸟政策也不行，单纯防御也不行，能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的上上策是什么呢？其思路就是要让火山喷发时不朝向自己，而是朝向别人，由别人充当替罪羊；或者说，承认问题的存在，但是却歪曲解释造成问题的根源或原因，进而让大众接受认可有利于自己的解决办法或出路。具体说来，那就是承认贫富分化的事实，但是却避开劳资根源，将之全部归罪于政府，这就是“自由派”的对策。　　“自由派”的官民矛盾论在这一背景下，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细化，其最具代表性的口号就是“国富民穷”，即资本不仅要继续冒充民间，还要装穷。该论的核心内容大致如下：血汗蓝领白领们，你们与公务员、国企员工干得都一样，凭什么他们挣得那么多？你们的日子过得太惨了，不过这不能怪老板对你们榨取得太狠了，老板与你们其实都一样，都是民，都受官的欺压；你们穷，老板们也不富，他们都要被国企垄断利润和重税给挤垮压垮了，哪里还有本钱给你们涨工资？富的只有官老爷，只有公务员和国企职工。　　血汗白领蓝领与你们的老板联合起来，杨白劳与黄世仁联合起来，去争取民主宪政！　　比如秦晖教授，一方面抱怨工人“缺福利少自由”[11]，但是却不承认资方因此而受益，反而要求工人与资方一起去追求宪政，去“做民主化的动力”[12]。最近孙立平主持的清华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一面哀叹贫富分化以至于“断裂失衡”，一面又抱怨“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处境艰难”，这与秦晖玩弄的是同一花招。　　天塌下来，让个大的替咱们顶着，咱们趁机当家，这就是“自由派”的如意算盘。“国富民穷”论一面让“自由派”避开了白领蓝领的怒火，一面又把这把火引向官方和国企，“自由派”借此坐收渔利：实现“宪政”、瓜分国企。矛与盾集于一体，效果可谓是攻防兼备，一举两得。　　过去“自由派”以先做大蛋糕再谈分配来为资本榨取劳动服务，如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三十余年，蛋糕已经做得巨大无比，便改口说蛋糕全让政府和国企通过重税和垄断利润切走了，老板与你们打工的只能吃残渣了。　　如前所述，中国的现状是资富劳穷，哪有什么国富民穷。国企吸纳的劳动力仅占劳动力总数的一至二成左右，绝大多数劳动力都受雇于私企和其他成分的企业，贫富分化自然应该由这些企业的老板们来负责。怪到国企员工头上，大谈“行业差距”，这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嘛！另外，你们抱怨干同样的活，国企员工挣得比私企员工多，那么你们干吗不主张向国企看齐，让私企老板将员工工资涨到国企的水平呢？（国企问题笔者即将有专文论述）　　笔者并不否认国企存在着问题。现在国企其实跟私企一样，都是靠提高劳动效率降低劳动成本来赚钱。国企内部的高收入者只是少数人，众多的基层员工收入一般，更不用提那数量庞大的临时工、派遣工了，这跟私企没有两样（相对而言，还是好过私企）。中国企业，不论是国企还是私企，他们现在在全球竞争中具备的优势，首先受益于那些价廉物美的白领蓝领工人。这些白领蓝领做出了长期巨大的贡献，理应让他们共享增长的成果。改善员工待遇，国企私企都是责无旁贷。　　再看时下流行的另一概念“国进民退”。如前所述，中国目前的现实明明是国进资进，哪里有什么国进资退、国进民退？本来是你捞你的，我赚我的，一起发财，何必闹得有你无我、水火不容？这些年来，“自由派”赚大便宜上了瘾，稍不如其意，便大呼小叫吃亏受苦了。　　普通人都明白，缩小贫富分化、改善广大工薪阶级生活水平的最直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涨工资。但是只要一提到涨工资，“自由派”们就立即反对，撕下救民于水火的面具，暴露出资本代言人的真相。比如，当前“自由派”热捧的已故的法学家蔡定剑，要求中国学习罗斯福新政，让工会自主，但是对新政的另一项重要举措最低工资标准，却坚决反对[13]。至于韩寒，更有高论：工人待遇不好，不能怪老板，只能怪政府，因为老板想给工人涨工资政府却“禁止”[14]。再如，热衷于宣扬国富民穷论的门户网站“网易”，最近甚至专门制作专辑，宣称“过劳死没有科学依据”[15]/special/karoshi/。貌似为民请命，实为替资本辩护。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国富民穷”论的一些具体案例。　　五、“国富民穷”论的典型案例　　2011年7月，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女士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指责国企作为“共和国‘长子’，家里的穷人你们管过吗？那么多农民工，你们看在眼里了吗？”[16]张女士心怀庶民令人钦佩，不过怪罪到国企头上就令人不解了。请问张女士，“穷人”与“农民工”之所以害穷，那还不是因为他们的付出与回报不相称嘛！还不是因为老板给他们的工资低嘛！黄口小儿都能一清二楚的事情，堂堂的副主席怎么就犯起糊涂来了呢？您这位副主席心里要是真的装着那些穷人，怎么不去要求老板给他们涨工资呢？富士康十三跳，人家郭台铭并没有去怪宝钢与中石化呀！刚入职普华永道的年轻的女硕士过劳死了，难道要赖铁道部和发改委？杨白劳上吊了，您鼓动大春喜儿去跟孔乙己祥林嫂拼命，黄世仁穆仁智得多感激您呐！　　再看张女士对提高工薪阶级的收入的具体建议：“初次分配调整的核心是政府减税、企业让利、劳动所得提高，促使三者之间利益分配结构趋向合理。”[17]这哪里是增加工人收入，这分明是扩大企业的利润嘛！政府给企业减税后，企业得利是板上钉钉的事，可谁能保证企业会把这部分利拿去给工人涨工资呢？名为为穷人造福，实为为老板谋利。美国自里根时代以来就一直倡行对企业和富翁的减税政策，理由是这可以促进企业改善员工收入并刺激消费。可是三十多年下来，老板们并没有这样做，反而是将政策优惠全装进了自己的腰包，以至于造成了1%对99%的贫富分化极度悬殊的社会局面，并引发了现在的社会动荡。减税论在美国现已沦为过街老鼠，“自由派”当前却如此热捧，理由何在？　　2009年以来，网上广泛流传着一篇文章《白领陨落，黑领崛起》，是“自由派”理论的典型表述，影响很大。此文首先指出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九十年代以来白领梦已经破灭了。那么怪谁呢？“黑领阶层”，即“就职于政府和官有垄断企业的那个庞大群体。”这纯属诡辩。黑领阶层的收入到底如何我们暂且不论，有受损的，就有受益的，白领是陨落了，挣得少了，那么此消彼长，长的是谁呢？当然首先是白领的老板了，哪能直接怪到黑领头上呢？与白领整天打交道的，并非黑领，而是他们的老板。该文还刻意压低老板们的地位，称中国的第三等级“是由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国企管理人员、垄断国企人员和私营企业主等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以及顶级白领阶层等这些群体中的人员组成。”托“自由派”的福，中国广大的中小学教师们已经跟黄光裕们平起平坐了。　　吴敬琏虚构了这样一个两难选择：你只要一去批评富人，那就是纵容腐败分子。我实在搞不明白，这种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从何而来呢？难道为了反对腐败，就只能任由资本对我们压榨吗？既不让腐败分子为所欲为，又不让资本集团为所欲为，这有何不妥呢？这哪里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呢？　　其实，对这种只批权力不批资本的“国富民穷”论的荒谬之处，“自由派”是心知肚明。比如，这两年茅于轼在一贯“为富人说话”，也开始借“国富民穷”论为穷人“说话”了。最近有记者采访茅于轼时问道，“您有没有对政治特别迷茫的时候？”茅于轼坦承，“最近迷茫的就是这个社会的矛盾的原因，到底是贫富分化原因，还是特权的原因，还是机会不平等的原因。这个问题我还是在琢磨，没有太大的把握。”这段话无异于说，对于“权力”与“资本”，到底谁是主要矛盾是吃不准的。可是话音刚落，茅于轼的“迷茫”就不见了，又一口咬定责任在于权力了：“现在市场中不好的事，是有权势的人用自己的权势去侵犯别人的私，这是最大的祸害。”[18]政治需要压过了真实判断。揣着明白装糊涂！　　六、破绽百出的“国富民穷”论只能靠谣言来支撑　　多年来，企业利润增长速度像法拉利，工人工资增长速度像拖拉机，老板们的趣味都已经由玩跑车玩越野升级为玩游艇玩飞机了，还要让人相信他们与自己的白领蓝领雇员一样穷，哪里可能？[19]国富民穷论，无法说圆。摆事实，讲道理，不管靠哪一样，“自由派”都不能把资本家变“穷”。于是乎，在摆事实和讲道理无效的地方，就只好依靠谣言了。只有捏造出来的“事实”,才能完全符合他们的理论。谣言盛行的大背景，就在于此。　　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自己黑不要紧，不要去为自己辩解，而要去把别人抹得更黑，抹黑别人就是洗白自己，贬低别人就是抬高自己，这是政治宣传艺术的核心秘诀，“自由派”深谙此道。谣言的核心或重点，就是制造政府把钱都捞走了因此我们大家都受穷的舆论共识，如此一来，也就减轻了资本对贫富分化应负的责任。　　本文开头所提到的“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就是这类谣言的一个典型。相似的例子还多的是，其基本共同特征就是：打着学术调查或报告的幌子，冒用国内或国际权威机构的名义，来杜撰符合国富民穷论的事实。　　日《时代周报》刊登记者韩洪刚的文章《贫富分化急遽加大的危险》。文中称“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　　其实这是一则早在2006年就已经开始在网上传播的谣言，现在经此报采用后，舆论大哗。直到此时相关部门才出来辟谣，指出这一所谓的“联合调查报告”根本就不存在。　　另外，该文中还有如下内容：“2007年5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这一说法肯定也有问题。　　2010年6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夏业良教授在《财经国家周刊》发文《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美国》，称“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此论一出，反响强烈。但是该数字的统计者却迅即指出夏教授有误，原报告中“不是1%的人口占有41.4%的财富,而是10%的人口占有了41.4%的财富”。[20]夏教授下笔有灵，别人统计的中国财富集中程度一下子就扩大了十倍。如此看来，夏教授倒不是在传播谣言了，而是有制造谣言的嫌疑了。至于财富集中的原因，夏教授也不过是在重复“行业差别”的老调，资本因素丝毫不见。　　就在撰写此文期间，笔者发现一篇新的谣言文章正在被大肆传播。该文章的标题各异，但内容相同，首句话为“2010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其实这也不过是一条老消息，造谣者现在只是将原来的“2006年”改为“2010年”，并与时俱进加了些新料罢了。　　该文的内容跟前面列举的谣言大同小异，一上来就是“131万中国县团级以上官员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80%。”然后拉大旗作虎皮：“2010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70%的财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与笔者前面列举的《时代周报》文章的内容相比，这段话只是把“2007年”与“波士顿咨询公司”换成了“2010年”与“世界银行”，其他数字结论基本一样。　　该谣言还称“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那么原因何在呢？因为“财富被以非工资方式集中在少数先富者手中了。因为中国公众除工薪之外极难有其他收入，只有权商精英和贪官污吏才有非法收入。”　　拥有“非工资方式”的收入难道只有“贪官污吏”的“非法收入”吗？给工薪阶级开工资的人难道就不是了吗？依靠占有资本来获取利润的人就不是了吗？他们到哪里去了？　　给官方设套，给资方解套，这就是众多谣言所遵循的共同原则。　　七、谣言为什么能够盛行？——“自由派”已掌控中国媒体　　谣言为什么会产生？这是支撑“国富民穷”论的需要。谣言为什么能够盛行？当然是因为媒体人与学界乐于此道，否则怎能盛行？这从本文所列举的几则谣言被揭穿后媒体的反应即可见一斑。　　“200万干部长期请病假”的谣言被揭露后，日《广州日报》刊发卢荻秋的文章《谁给“200万名干部长期请病假”一个权威说法？》。该文竟然如此为谣言进行辩护：“人事部的表态只能说明‘这个消息的来源不是人事部’，并不能否认‘200万干部长期请病假、一年开支数百亿’的真实性。”我不明白，您既然知道“真实性”了，干吗还要利用假材料呢？即使真实性如您所言，难道造谣就有理了吗？医疗资源分配不公,是人尽皆知的事实,问题在于只有依据事实而不是谣言,才能发现问题的根源以及找准解决思路。　　“高干子女占据亿元户的91%”的谣言被拆穿后，该文的责任编辑彭晓芸特在网上发文《关于时代周报〈贫富分化急遽加大的危险〉一文的非官方说明》来为自己辩白，丝毫没有对传播谣言——且不管其是有意还是无意，是一贯缺乏责任心还是一时疏忽——感到愧疚。正是这位彭晓芸，2011年7月还在《环球时报》上发表了名为《法制被阻隔，就会有暴力泄愤》的文章。中国当前“暴戾之气”弥漫，除了法制被阻隔，难道与您彭女士肆意传播谣言就没有关系了吗？　　夏业良涉嫌制造“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的谣言后，《南方周末》（）刊发了评论文章《中国式贫富分化的数据之困》，该文非但没有对夏涉嫌造假的行为进行批评，反而抱怨研究“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最大困难是“数据缺乏”。就算是数据缺乏，你们就可以随便捏造吗？研究“中国贫富差距问题”所最欠缺的，到底是数据还是严肃客观的态度？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中国是“集权国家”，政府对媒体严加控制。事实上，中国早已不存在“舆论一律”了，媒体的独立性早已大大加强，媒体对社会对政府的反作用力也越来越大。从传统的报刊到新兴的门户网站、微博，都是如此。媒体内部，也已经是自成体系并互相渗透。其中，诸多报系和门户网站被“自由派”所操控，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正如“自由派”人士许纪霖最近指出，近十几年来，“自由派”虽然在纯理论战场上“大败”，“至今没有建构出一套完整的全球化时代中国问题的说法”，但是，他们“降一个层面，换一个战场，转移到公共媒体去争取‘微观维权’……使得公共媒体的自由派声音占压倒性优势”。[21]这一“压倒性优势”，正是谣言得以泛滥的客观条件。　　另一方面，官方的态度也促进了谣言的流行。王小东最近指出，“政府的问题是什么呢？你说他是强呢还是弱呢？说他弱了吧，在很多地方搞专制腐败，还什么都管。但要说强吧，他见谁都怕，总被别人绑架着，别人怎么踹他都没事。”[22]官方忽而“不容”，忽而“包容”，态度模糊不定。　　面对公众对媒体放纵谣言传播的质疑，日，《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的创办人之一和前总编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5年度世界新闻自由奖获得者程益中在其微博中高呼：“在言论自由得不到保障、新闻媒体备受压制的国度，谣言其实就是存在于人心深处的真相，是群体表达意愿的一种方式，是大众对抗官方宣传和谎言的有力武器。它不是事实，但远比事实更真；它经不起推敲，但总比真理令人信服；它漏洞百出，但挡不住大众深信不疑。目前谣言已无法止于智者，只能止于言论自由”。[23]　　自由无罪，造谣有理！明明是主流，非得装作非主流。都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造谣了，何来“备受压制”？事实上揭露造谣的文章，才是备受压制。　　戈培尔认为，谎言需要重复一千遍才能成为真理，程益中先生干脆认为谎言就是真理，谣言就是真相。与程益中先生相比，戈培尔可差远了。有恃才能无恐。“自由派”在谣言被揭穿后竟然毫无畏惧，仰仗的正是他们对媒体的控制。　　2011年7月初稿　　2011年11月改毕　　附言：　　本文为2011中国青年政治经济学学者年会论文，主要内容将刊发于《管理学刊》2012年第二期。　　杜建国　　--------------------------------------------------------------------------------　　[1]黄纪苏的博客，发布时间：日。　　[2]韩寒的博客，发布时间：日。　　[3]新京报：《“200万干部长期请病假”属捏造》（）；中国组织人事报：《全国200万干部长期请病假消息纯属捏造》（）。　　[4]凤凰网：《周其仁：令人尴尬的“公立医院”》（）。　　[5]杨梅菊：《韩寒：我是说真话的既得利益者》，国际先驱导报2010年第20期。　　[6]参阅拙文《侵害公众权益的只有政府吗?》，中国网（）。　　[7]黄纪苏：《革命及相关词语》，《读书》2005年第4期。　　[8]//.html　　[9]参阅拙文《美英人民被代表》，《环球财经》2011年第11期。　　[10]贾康：《“国富民穷”说法失之偏颇》，中国证券报（）。　　[11]秦晖：《“中国奇迹”之谜：“左右共赞”背后的共同困惑》，《经济管理文摘》2009年第5期。　　[12]秦晖：《作为“民主条件”的中产阶级：一个彻头彻尾的假问题》，《绿叶》2009年第12期。　　[13]参阅拙文《宪政斗士的鳄鱼眼泪》，《环球财经》2011年第11期。　　[14]韩寒：《青春》，发布时间：日。　　[15]/special/karoshi/。　　[16]《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28期。　　[17]《民盟中央建议信获国家领导人重要批示》，《人民政协报》（）。　　[18]网易网对茅于轼专访谈：《我只是挑头讨论中国未来》，日。　　[19]巡夜人：《企业利润大增》，发布时间：日。。　　[20]《中国式贫富分化的数据之困》，《南方周末》（）。　　[21]许纪霖、陈宜中：《崛起中国的十字路口：许纪霖先生访谈录》，《思想》杂志（台湾）第16期。　　[22]王小东：《重庆是强政府模式，没有什么红海洋》，发布时间：日。。　　[23]程益中的微博，发布时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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