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万多人，使红军总数达到8万多人。邓子恢多次提出，猛烈地扩大红军，超过了中央苏区的财政负担能力。当时中央苏区只是300万人口，敌人封锁，财源有限。按照当时主力红军伙食标准每人每天1角2分计，每月光伙食费就要30万元。这里还没有把地方红军和相应扩大的其他脱产人员所需要的全部开支计算在内。这样大的支出从哪里来？邓子恢正在筹划：税收已经增加，再不能增加了；苏区内土豪地主经多次没收征发，地财差不多挖完了，即使有漏网之鱼，数量终归有限；向白区筹款要靠主力红军，可红军筹款的任务还未恢复；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难以即日见效；救急的办法就是增发货币，但又存在通货膨胀的危险。
人民委员会第36次党委会议决定，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在各级苏维埃政府设立国民经济部，委任邓子恢兼任国民经济部长。
临时中央政府增设国民经济部，又指定他兼任国民经济部部长。此时，临时中央政府连新设的国民经济部总共才十个部，邓子恢一身就兼任了三个部的领导人。不久还分别担任了新成立的土地委员会委员和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风云际会，声誉日隆，他的担子越压越重。
根据中革军委决定，闽西红军独立第八、九、十三个师在上杭旧县组编，成立了红军第十九军。军长叶剑英（兼），政治委员杨尚昆（兼），政治部主任杨英。下辖第五十六师，师长陈树湘，政治委员张平凯。原独立第八师改编为第五十七师，师长韩伟。第五十八师，师长杨海如，政治委员简载文。
中革军委东南战线总指挥部成立，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叶剑英。福建军区红十九军和新成立的独立第九师，被编为东南战线第四纵队，担任对东方敌军的牵制任务。
领导中央财政部统一苏区财政经济，整顿土地税和商业税，建立黄金和银元出口制度，竭力筹措经费，以应付庞大的战争支出。
撤消红十九军建置并入红十二军第三十四师，12月三十四师划归红五军团指挥，红军长征开始时担任红军总部后卫，是惨烈的湘江战役的主力。
国民经济部副部长吴亮平在中共临时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了题为《反对向困难投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文章，公开点名批判邓子恢。据了解内情的当事人回忆，这篇文章实际上反映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批判邓子恢的内容。多亏这篇文章，使人们得以了解了邓子恢的许多观点。从这篇文章透露的内容看，中共苏区中央局一些人把自己造成财政困难的责任完全推到了邓子恢的头上。文章指责邓子恢不知从积极方面设法，向白区豪绅地主和苏区内豪绅地主残余筹款，把财政重担加在剥削阶级身上，从发展经济上，来根本解决财政问题，而专注于消极方面的加税、发纸币，只是在怎样企图加重农民负担，总是眼睛望着石印机。据此，文章给邓子恢扣了“无节气的不坚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向困难投降的右倾机会主义”。显然，这与事实不符，依据虚无而扣的帽子，当然也就是“莫须有”的了。文章还对邓子恢所持的一些不同意见进行了歪曲和指责。邓子恢曾对取消红军筹款的任务提出过异议，也提出过白区筹款工作，应由主力红军负担，地方游击队负担不了。这被指责“是在困难面前投降”，“是机会主义的财政政策”。邓子恢曾多次提出，不要猛烈地扩大红军，红军扩多了，财政有困难。这被歪曲为“对红军猛烈扩大的光荣成绩，感觉到讨厌”，“成为无限的悲哀”，“对反‘围剿’不在心上”，对革命的胜利“茫然了”，是“向困难投降的真相”。并讥讽邓子恢，不要多扩大红军，不要多用钱，这样“可以过他恬静的生活，做他甜蜜的好梦”。邓子恢曾不同意再增税，认为再增税，会增加农民负担，影响农民生活。这被曲解成“苏维埃政府把种种负担加在农民身上，使农民生活‘很差’”，“这样的话，不但是绝对错误的，而且简直是不顾事实的对苏维埃运动的污蔑”。邓子恢曾向中共苏区中央局反映过，苏区内豪绅地主几经没收征发，底财挖得差不多了，向他们筹款不会很多，向富农筹款的计划没有实现。这被说成是抱着“不信任群众不知发动阶级斗争的机会主义观点”，“对于苏维埃运动的胜利发生动摇”。文章结论，邓子恢的错误“不是个别的，而是一贯的机会主义性质的”，“邓子恢同志的财政政策，是机会主义的财政政策，它是与共产国际所指示的工农民主专政下的经济政策，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
　　他们对邓子恢的批判，还表现了浓厚的实用主义的色彩。他们曾经批评中央财政部的财政收入没有建立在可靠的税收上，后又指责邓子恢专注于消极方面的加税；他们曾经批评中央财政部的财政收入是建筑在没收土豪财产上，后又指责邓子恢不知把财政负担加在剥削阶级身上；他们曾经批评邓子恢的财政政策是“向石印机瞄准”，后来邓子恢紧缩货币发行，又指责邓子恢的货币发行方针是“抓着怕死，放了怕飞”。类似这样的批判，还有一些，使得邓子恢莫衷一是，左右为难。
人民委员会召开第47次会议，无端指责邓子恢，把“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苏区财政困难加罪于他。会议决定撤销其财政部长职务，降为副部长。会后不久，《红色中华》、《斗争》相继点名批判邓子恢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
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开会，也对邓子恢进行了批判。不过，从批判所用的语言来看，同中共苏区中央局那次会议上的语言不完全一样，而是肯定了邓子恢的工作是积极的，只是犯了许多原则上的错误，在革命战争猛烈开展的时候，财政部的工作不能应付战争开展的局面，因此决定免去邓子恢财政部长的职务，由国民经济部长林伯渠兼任财政部长，邓子恢降为财政部副部长。《红色中华》报道了这次会议，公布了免去邓子恢财政部长的决定。《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七次会议》，见《红色中华》第105期。不久，另一期《红色中华》又公布了《中央政府关于整顿财政部工作的训令》，这份《训令》对邓子恢和财政部的工作进行了严厉批评，但仍然肯定“过去苏维埃财政机关的工作，在人民委员会的监督下面，对于供给战争需要，建立会计制度等方面，表现了相当的成绩，但在财政政策方面，没有坚持正确的方针”。
　　关于这段历史，吴亮平在事隔47年后是这样看的：总的来说，邓子恢在闽西是有功的，毛主席就提他为财政部长。他们（秦邦宪等）就以打击邓子恢来打击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人，否定毛泽东正确的主张。我只参加过一次批评邓子恢的会议。毛主席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撤销邓子恢同志的职务要他签字。当时毛主席是不愿意的，是很被动的。毛主席也讲，财政部困难比较多，工作没做好，但他是从工作上来看待存在的缺点。秦邦宪就不一样，意图不一样。蒋伯英、黄祖洪、张兆声：《访问吴亮平同志记录》，日。
　　曹菊如那时在国家银行工作，也有一段回忆：当纸币发行到约200万元时，党中央的机关刊物《斗争》上就发表文章，批评财政政策是“向石印机瞄准”。发行稍一扣紧，影响了前方的需要时，他们又批评发行方针是“抓着怕死，放了怕飞”，叫人左右为难，无所适从。曹菊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工作的部分情况》。
10月 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
下半年到1934年春
先后两次受到中共苏区中央局“左”倾错误领导所给的降职和严重警告处分，除了接受会议批判，还受到了中央机关报刊《斗争》、《红色中华》的多次点名批判。这是他参加革命以来，继1930年受到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打击之后的又一次严重打击。
1934年 38岁
2月1日 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中央苏区面临严重粮食危机。根据人民委员会开展粮食突击运动的决定，前往杨殷县、兴国县领导粮食突击工作。同时，动员政府各有关部门大力开发粮源，调剂粮食，打击投机奸商，保障群众生活。
中央人民委员会指责邓子恢在粮食征集工作中所采取的方针，是“对中央决定的机会主义动摇”，是“帮助奸商、富农投机”，并给予严重警告处分（红军到达陕北后，在毛泽东主持下，党中央撤销了此处分）。
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作出决定，批评邓子恢写信给于都县说“如群众不愿依照规定价格交纳谷子，则以10元1担作价交钱”的做法，是“帮助奸商富农的投机”；还批评他在杨殷、兴国两县征集粮食突击工作中所采取的措施，是“对中央决定的机会主义动摇”。《人民委员会关于邓子恢、刘炳奎两同志错误的决定》，见《红色中华》第167期。据此，人民委员会决定给邓子恢以严重警告处分，并把这一决定在《红色中华》上予以公布。
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奉命留在苏区，担任中央分局委员，与项英、陈毅等一起领导敌后游击战争，掩护红军主力突围。　
邓子恢建国后在《自传》中对他在瑞金这段工作作了这样的叙述：1931年11月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我被选为人民委员兼财政部长。1932年红军撤离漳州时我便奉毛主席之命随红军回到苏区。两年半时间都在中央财政部工作，根据毛主席指示统一了苏区财政，建立了各种财政制度，如税收制度、会计制度、金库制度等，培养了一批财政干部，支持了红军在反对第四次“围剿”和第五次“围剿”中的给养供应。这个时期，因为苏区不大（当时只有近300万人口），敌人封锁，战争激烈，军费浩大，当时的财政收入只有土地税、商业税、关税、向土豪罚款等办法，赤字很大，就用发钞票来弥补应付，因此，就受到当时党中央局的批评处分，降为副部长。但我受处分之后，钞票发得还更多。以后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不少根据地在一定情况下也采取通货膨胀政策。这说明当时发行钞票，是支持战费不得已的办法之一。这个政策一直到红军退出中央苏区为止。1938年我到南昌，项英才传达毛主席指示，撤销这个处分。
　　邓子恢在受到这些不公正的责难和打击之后，依然对党忠心耿耿，埋头苦干。不久，财政部设立“没收征发局”，这是一个只有在革命战争年代才会有的机构，顾名思义又是一个工作难度极大的机构。组织上叫邓子恢兼任这个局的局长，他一如既往听从组织安排，接受了这个任命，积极协助林伯渠做好这份工作。
　　但是，经济总是要按照它自身的规律运转的。批判斗争不能改变经济规律，邓子恢他们少数几个人的努力，只能苦苦支撑财政危局，无法从根本上扭转中央苏区愈来愈糟的经济形势。就在邓子恢解除财政部长职务不久，国民党以50万军队于1933年9月下旬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他们吸取前几次失败的教训，在经济上严密封锁，在军事上采取“堡垒主义”的新策略，步步推进。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把“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推向了顶点。他们认定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说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主张“全线出击”，“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用正规的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拼消耗。这样，就使战争的发展对红军日益不利。
　　当强大敌人进攻时，博古他们又决定在12月以前，全苏区突击扩大红军2万5千人。红军已超过了10万人。他们在财政经济上继续推行过左政策。对《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又加以否定，“地主应该编入永久的劳役队，富农则应该编入临时的劳役队”，“地主家属一律驱逐出境或移住别处”。
　　到1934年1月，由于军事上的失利，苏区缩小，财源锐减，红军扩大，开支增加，财政经济日益恶化。为了应付财政困难，中央财政部不得不开动“石印机”印发更多的货币，长征开始前货币发行到800万元。货币急剧贬值。配套措施是临时中央政府开展节省经费运动，号召各级政府、各级军事机关，为每月节省20万至30万元经费而斗争。这些都不能说不起一点作用，但都不能制止财政经济的继续恶化。威胁最大的是粮食恐慌，粮价飞涨。每担谷子的价钱，1933年七八月间是一块钱左右，到年底已涨到六七元，“有些地方如会昌、瑞金、博生、于都等处已涨到七八元一担”。《中央粮食会议纪要》，见《红色中华》第146期。瑞金、于都、长汀、上杭等地发生饥荒，苏区的粮食储备已经难以维持军民的基本需要。
　　本来，红军的粮食供给主要来源于公债、土地税和红军公谷等项收入。农民手里缺钱，一般都是以谷折钱，交谷代钱，以认购公债和缴土地税。土地税缴纳情况不好，财政部发行的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也一直未能完成推销任务。据1934年1月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统计，许多地方集中的公债谷子不到30%，于都、广昌、赤水、宁化等县甚至还不到1/10，仅“江西一省和瑞金直属县就有37万担谷子没有收清”，红军公谷也大部分没有入库。中共临时中央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不得不郑重宣布：“去年粮食恐慌的现象，现在又威胁着我们。”《关于完成推销公债征收土地税收集粮食保障红军给养的突击运动的决定》，见《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4期。号召苏区人民紧急动员起来，为保证在前线同敌人血战的10万红军部队与后方机关的粮食供应，调节市场米价，改善工人农民的物质生活，从2月1日起，开展一个收集粮食的突击运动，要求在2月底以前全部完成推销公债和征收土地税的任务。
　　解决粮食问题理应是粮食部的工作，但这次征集粮食用的是发行公债和征收土地税两个名目，因此大量征集粮食的工作须由财政部承担。邓子恢带领财政部的同志积极投入了粮食突击运动。
　　邓子恢熟谙赣南、闽西农村和粮食市场的行情，粮食紧张情况刚刚出现的时候，他就开始考虑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一是尽快征集足够的粮食，供应急需的军粮；二是不能因为征粮而使农民吃亏，挫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在粮价飞涨的情况下，他认为如果按以往规定的平价折收公债和土地税，农民势必吃亏，不肯交谷；部分贫苦农民家里存粮无几，也不愿以谷代钱。根据这种情况，邓子恢认为政府应当以适当高于市价的价格议定粮价，可以以谷代钱交纳谷子，也可以以谷折价交纳现款，然后用这笔资金购进粮食。这样，既征到了粮食，农民也乐意接受，又不至于让投机商人从中渔利。因此，他早在粮食突击运动开始之前，就写信给粮价涨得较高的于都县苏维埃政府，提出如果群众不愿意依照原定的平价交谷，不应强迫其交纳，可以以10元一担作价，按照他上面主张的办法办理。
　　收集粮食突击运动开始以后，粮价继续飞涨，粮食进一步紧张。临时中央政府决定不得再以钱代谷，一律用谷子交纳公债和土地税。为了推动各地的突击运动，中共临时中央派出大批干部组成突击队，到各地督促。邓子恢先后到了杨殷县和兴国县，他在那里与当地苏维埃政府研究之后，以政府的名义发出布告，限制粮食价格；同时，他动员当地粮食调剂局、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等有关部门通力合作，将储备的一部分粮食在市场上以限定的价格出售，以图调节和控制粮食市场，限制投机商的破坏捣乱，稳定群众情绪。在征集谷子的问题上，邓子恢通过在兴国的深入调查，认为不能搞平均摊派，也不能强令征收，而应当根据分配土地的比例定出适当的标准，并对农民进行充分的动员和宣传之后才能进行征粮。邓子恢为征集粮食研究提出的这些措施，完全是出于高度的革命责任感，虽然有些措施在实践过程中并不是那么完好无缺，但毕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这时，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越打越激烈，苏区的财政经济也越来越困难。博古他们不去研究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只是一味强令征粮，强调粮食入库的数字。他们对于邓子恢在粮食突击运动中所采取的一些比较切合实际的做法认为是严重的错误。不久，《红色中华》发表了中央粮食部的《收集粮食突击运动总结》，再次公开点名批判邓子恢，声言“一切认为群众无谷子不能交谷，认为市面谷子涨价，群众不愿交谷子”的意见，统统是“机会主义观点”，“必须给以无情的打击”，指责邓子恢在杨殷、兴国两县的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
7月初 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摆脱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困境，减轻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压力，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以红 7
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皖行动。7 日，北上抗日先遣队 6000 余人
在中央代表曾洪易（后叛变）、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的率领下， 从瑞金出发东进。
7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
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指出：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艰苦，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锋队，北上抗日。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26
日，中共中央 发出《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行动给各级党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广泛
宣传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行动的政治意义：组织抗日统一战线；加强白军士 兵的工作；组织抗日武装等。
7月底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分局，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组成，项英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
陈毅任主任，梁柏台任副主任，谢然之（后叛变）任秘书长。
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改组各级军事部。命令指出：留在被敌人占领地方的县区军事部，立即改为县区游击队的司令部和政治部，即以县区军事部长为县区游击队司令员，县区委书记兼任县区游击队政治委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给各省县苏维埃的指示信中提出：一切苏维埃的工作人员，要把发动和领导群众进行武装斗争作为中心任务，迅速改变组织，把苏维埃机关里的人员派到游击队去。
9月29日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发表社论《一切为了保
卫苏维埃》，指出：马克思主义决不拒绝任何一种斗争方式，随着环
境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的斗争方式，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一切这些斗争方式的运用，都是为了实现党的总的进攻路线。此社论的发表，预示红军的战略思想和斗争方式将有新的变化。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发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告全苏区民众书》，指出：现在敌人已经侵入我们基本苏区，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战斗，已经到了最紧急与最紧张的关头。在这个紧急关头，群众的游击战争有着极端重要的意义。游击战争是每个苏区工农群众
保护自己的生命、儿女、土地、财产的自卫的最好方式。同时也是牵制扰乱、
疲惫和分散敌人，帮助主力红军取得决定胜利的主要工具之一。中央号召苏
区人民群众为保卫土地、自由和苏维埃，都武装起来，发展游击战争。
10月初 中革军委发布《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对中央苏区游击战争
的有关问题做了布置。中革军委指示中央分局：必须待野战军突围到了湖南以后，才能公开宣布野战军突围转移的消息。同时划定瑞金、会昌、雩都（今
于都）、宁都四县之间的“三角地区”为中央分局最后的坚守阵地。
10月8日 中共中央发出给中央分局的训令：为正确的反对敌人的战斗与彻底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
后方去进攻敌人，创立新的苏区。这种战斗方式，就成为党目前的行动方针。中央苏区党的一切组织在中央这一总方针之下，自己各种工作所环绕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来反对敌人与保卫苏区，而游击战争应该并且
必须成为目前战斗的主要方式。训令还指示，中央分局在主力红军突围后，应适时在党内干部中进行广泛的解释工作。中央相信中央苏区的党与全党同
志一定可以在中央领导之下，领导闽、粤、赣的革命到最后的胜利。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发出指令，要求做好巩固部队的政治工作，加强军事、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补充物资，准备突破敌人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
10月10日 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看望养伤住院的陈毅，并告知他中央决定留下他和项英等一起领导坚持中央苏区的斗争。
同日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党政机关、军委总部及直属部队编成的 军委第 1、2
野战纵队，从江西瑞金地区出发，向战略转移前的集结地区开进。红 24 师和一些独立团分别在原地抗击国民党军。
10月22日 中革军委电示项英，中央军区应从 22
日起宣布成立，项英兼司令员（龚楚任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 南、闽浙赣 5
个军区（闽北分区在内）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与红 24 师和10 军。继续坚持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的斗争。
10月26日 国民党军占领江西宁都。
10月下旬 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从瑞金梅坑迁至雩都县宽田的龙泉村和石含村。
11月3日 中革军委致电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项英，就国民党军占领长汀、宁都后中央军区部队的作战方针和部署做了规定。即一般的应放弃从正
面的防御，而应利用敌人前进的迅速和筑堡的短促，在敌人侧翼及后方发展 游击战争。电令指出：红 24
师应是在较大范围内以游击战争方式统一行动；江西、闽赣和福建军区应在敌人复杂的封锁线外行动。即江西军区在石城、宁都、兴国以北；闽赣军区在汀州东北地域；福建军区在汀州东南及西南地域。电令还指示，中央分局及中央军区应由梅坑转移到宽田地域。
11月17日 国民党军占领雩都。
11月下旬 根据中革军委指示，中共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机关由瑞金梅坑地区转移至雩都宽田地区。
国民党军相继占领长汀、清流、宁化后，闽西苏区大部被国民党军占领。中共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福建军区机关及所辖第19、20团，在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吴必先、军区司令员龙腾云率领下，由长汀撤往四都山区。
12月底 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离开雩都县宽田，迁至零都县黄龙的井塘村。
1935年 39岁
1月8日 项英致电秦邦宪、周恩来、张闻天。电称：自野战军进入湘贵黔边以来，几与我们断了关系，不仅消息很少电告，甚至屡次提出的问题也
未答复。长此下去，将要影响中央军区于各地的指导与全国斗争的配合，要求中央不时的给予我们及各苏区的指示。
1月15日～17日
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第5次反“围剿”和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1月　张鼎丞从瑞金经长汀回到永定西溪赤寨村，领导游击战争。
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清剿”，扬言要彻底肃清红军游击队。这时期，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参谋长朱森叛变投敌，各县也都出现了一些叛徒。这些叛徒带领敌人四处搜捕革命同志，给革命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威胁。面临急转直下的恶劣形势，工农群众普遍产生了恐惧情绪。红军游击队中也有一些同志对艰苦的环境难于适应，缺乏革命胜利的信心。
　　邓子恢教育指战员们要经受得起目前的严峻考验，树立起长期作战并取得胜利的勇气和信心。他常说：“古今中外不论要做什么事业，都要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斗。我们共产党人要推翻旧世界，建设没有人剥削人的新社会，任务就更加艰巨。……只要我们善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坚持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就一定能克服面前的困难，度过艰难的阶段，取得革命的成功。”陈茂辉：《跟随邓子恢同志转战南北》，见《回忆邓子恢》，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
　　在这样艰难的岁月里，邓子恢和战士们一起，风餐露宿，同甘共苦，忍受了难以想象的艰苦。为了防止敌人搜剿部队的袭击，邓子恢常常只带领几十人的一支小队伍，在永定东部古木参天的金丰大山里和敌人兜圈子，穿行羊肠小道，攀越悬崖绝壁。闽西山区的梅雨季节，连日阴雨霏霏，雾满山嶂。他们常常把雨伞搭在树干上，或者在几棵大树之间扯起一片布，几个人背靠背地坐在下面打盹，度过漫长的黑夜。由于敌人严密的封锁，找不到粮食，往往要饿上一天两天肚子。饿急了，就找一些野菜野果充饥。
　　邓子恢身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长，却往往身无分文，生活上与战士们同甘共苦，战斗中与战士们一起冲锋陷阵。头发长了，请战士帮助剪一剪；衣服破了，自己缝缝补补。有时战士们或警卫人员出公差，他还要担当起烧饭洗衣的杂务，上下一致，同心同德。
　　由于每天都处在紧张战斗的戒备状态，邓子恢的指挥所并不固定。他们在永定和龙岩交界的一些山林里分别建造了好几处营地。这些营地，都是十分简陋的竹寮。他们在漫山遍野的竹林里砍下毛竹，把竹子劈成两半，然后一正一反地像瓦片那样相互衔接着拼成一个寮顶。这种竹寮可以挡雨，却四面透风。床也是用竹片拼起来的，在上面铺上一层稻草就成了。邓子恢和少数几个随行人员的用具极其简单。脸盆用处最大，既用来烧饭，也可以洗脸，还用它烧热水，掺进一些山泉水洗澡。时间久了，脸盆上的搪瓷早已剥落，几乎就是一个黑糊糊的铁皮钵子。吃饭没有筷子，就折两根树枝凑合。有时找不到吃的，就让警卫员设法弄些地瓜，用水洗干净后啃着吃。
　　由于长期生活在深山老林，弄不到鞋子穿，当然更谈不上穿袜子。邓子恢不管晴雨风霜，几乎都光脚穿一双破烂雨鞋。时间一久，脚也烂了。没有药品治脚，他就用竹子里蛀虫啃咬下来的竹粉涂抹伤口。过些天伤口好些了，还是穿那双雨鞋。
　　频繁的战斗和动荡不安的生活，迫使邓子恢不可能固定在一个营地工作，他经常奔波于各营地，指挥战斗，布置任务，检查工作。有时肚子饿急了，只得随手采一把山杨梅充饥解渴。
　　红军长征以后，闽西党组织由于远离党中央，得不到中央指示，给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在这样的环境下，邓子恢为了正确指导工作，更加勤奋学习。深夜，同志们经过一天的战斗，躺在山寮里或倚在树丛中、山洞里疲倦地酣睡了，他却还在用黑布蒙起来的油灯下细细阅读材料和思考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为了及时了解国内外形势，他千方百计托人搜集汕头、香港出版的各种报纸，从各类新闻报道中研究形势的变化。有一次，他看到一张国民党的报纸上登载着红军在桂、黔一带活动的消息，判定主力红军已经突破了国民党的湘江防线，转战于西南各省。他兴奋异常，马上写了一篇关于革命形势的宣传提纲，印发到各游击队去。这对增强广大指战员的胜利信心，提高部队战斗力，起了很大作用。
　　邓子恢到达永定东部游击区后，由于他正确地贯彻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斗争方针和策略，紧紧依靠县、乡各级党组织和干部群众，得到了老苏区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支持和拥护。经过3个月艰苦的斗争，逐渐争得了战争的主动权，打破了敌人第一次“清剿”计划。
1月　中共永东游击队司令部在湖雷高地成立，司令刘永生，政委李赤标。
留守中央苏区的机关及仅存的数千名红军部队，被几万敌军重重包围在会昌、长汀边界狭小的山谷地区。在此紧急关头，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先后两次致电中央分局。电报体现了遵义会议精神，指示中央军区应即摒弃大兵团出动的方针，实行分散的游击战争。根据这一精神，陈毅主张把干部和队伍立刻疏散突围，分赴各地开展游击战争。项英接受了陈毅的这个意见。
　　按照中央分局的疏散突围计划，邓子恢和其他一些同志将返回闽西游击区，与先期返回那里的张鼎丞会合，领导闽西游击战争。邓子恢和瞿秋白、何叔衡以及项英的妻子张亮一行，在一部分武装人员护送下从瑞金九堡附近起程。他们到达瑞金县武阳区政府以后，又会合了正在那里等候他们一起行动的原中央妇女部长周月林，然后继续前进，前往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长汀县四都琉璃乡小金村。
2月上旬 国民党军加紧对中央苏区之瑞金、瑞西、雩都、登贤等地“清剿”，企图将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机关压迫在西江、
宽田、黄龙之间狭小地区并消灭之。为此，中央分局在雩都以南之井塘村召开会议，讨论突围问题。
项英、陈毅、贺昌等率中共中央分局、中央军区、中央政府办事处机关离开雩都县黄龙的井塘村，向雩都南部禾丰地区转移。从此，中共瑞西特委同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联系中断。
中共中央分局决定：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工农检查部部长何叔衡，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分局委员瞿秋白以及中央政府财政部副部长邓子恢等向闽西方向突围转移。本月中旬，何叔衡、瞿秋白、邓子恢到达长汀四都。
2月11日 同瞿秋白、何叔衡等离江西境东移。
2月18日 到达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坑之汤屋。
2月20日 中共中央分局决定，中央分局委员陈潭秋以及原福建军区政委谭震林率领红24师第71团第2营由赣南向闽西转移。
2月21日 他们离开了小金村，开始向闽西永定、上杭一带游击区突围。
　　从长汀到永定有四五百里，一路山高路险，沟壑纵横。国民党在这一地区派出了大批正规部队和保安团，日夜搜山“清剿”，筑起千百个密布的碉堡，构成一道道严密的封锁线。邓子恢、瞿秋白、何叔衡一行为了安全，化装成香菇客商和随行眷属。
　　为了避开敌人的追袭，他们在福建军区一个排的保卫部队护卫下，昼伏夜行，小心翼翼地在敌人的封锁线上穿行。
中央书记处电示中央分局，所有出发游击的部队必须绝对轻装，分局干部除项英、陈潭秋、贺昌3人外，其他同志可在其他部队内负责工作。陈毅可独立领导一个独立团。在游击活动中必须特别反对关门主义，反对机械地使用老苏区的一切办法的倾向，广泛的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
2月24日 何叔衡、瞿秋白、邓子恢与福建军区派出的护送队伍从长汀四都前往永定，在长汀水口遭到福建省保安第 14
团的包围袭击，何叔衡牺牲，瞿秋白被俘。邓子恢脱险，后返回四都。
这一带是福建地方反动武装保安十四团钟绍葵部的“清剿”区，归属驻长汀的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统辖。该团第二大队就驻扎在小迳村附近的水口镇。而且正巧，钟绍葵亲自率领5个中队在两天以前到这一带“剿匪”，也正宿营于此。钟绍葵获悉这一情报，立刻下令对这支红军小分队进行包围袭击。关于这次行动，钟绍葵在后来给国民党军驻龙岩绥靖区司令官李默庵的报告中叙述：“2月24日职率五个中队搜剿汀江两岸散匪，25日宿营水口，26日午据当地民众报告水口以下五里许之露潭有匪百余渡河，职即令第二大队长李玉率五六特务（按：原文如此）三中队前往围剿。迨我军追到，该匪已渡过露潭以东约五里之高山，据险顽抗。我军分三面攻击，约半小时，匪不支即满山逃窜。”《钟绍葵致李默庵呈文》，复印件存福建省档案馆。
同日 瞿秋白在福建省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迳村牛庄岭附近被俘。
凌晨，他们到达长汀濯田区露潭附近，前面一片宽阔的江水挡住了去路。这就是闽西第一大河汀江。这时，东方已经泛白，他们必须立刻渡过江去。好在这季节是枯水期，江水并不太深。邓子恢指挥保卫队员们搀扶着年老体弱的同志安全地涉水渡过了汀江，迅速向山区转移，黎明时分到达坐落在崇山深处的小迳村。
　　经过一夜的艰苦行军，大家早已疲惫不堪，饥肠辘辘，决定在此稍作停顿，等到下午再继续前进。不幸的是，他们的行迹被当地地主武装“义勇队”发现。
经中央分局决定，返回闽西领导游击战争，与矍秋白、何叔衡等突围到长汀四都，在先进时遭敌袭击，何叔衡牺牲，矍秋白被捕，被迫返回四都。
中共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福建军区机关和红军独立第19、20团等4000余人，被国民党军蒋鼎文部第36师及闽、赣两省保安团重重包围
在长汀四都山区。
张鼎丞派中共永定县委书记郭义为到龙岩白土向闽西红军独立第8团传达张鼎丞回到永定和红军主力转移的情况。后又派郭义为到闽西茫荡洋山区联系闽西红军独立第9团。并指示两团到永定会合。
同月　方方、吴胜等率领红九团从岩、连、宁边境转移到永定，在金砂与张鼎丞部会师。
闽西红军独立第8团和第9团在永定下洋与张鼎丞率领的部队会合。为了统一全体指战员的思想，树立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信念，组织统一的领
导机关，张鼎丞以中共福建省委代表的名义，在下洋月流主持召开了闽西红
军独立第8、9团领导干部会议。张鼎丞在会上分析了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中
央苏区的形势，指出今后的斗争环境将很困难，要依靠群众，做好长期艰苦
斗争的准备。他强调指出：过去闽西红军独立第8、9团的任务是在敌后打击敌人，破坏敌人的交通，拖住敌人的后腿，配合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现在则应转变战略思想，要尽量避免与强大的敌人硬拚硬打，注意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会议还在方方的建议下，成立了闽西军政委员会，推选张鼎丞任主席，张鼎丞、方方、范乐春、谢育才、吴胜、邱金声、邱织云、郭义为、
罗忠毅、赖荣传、魏金水、朱森、廖海涛等为委员。闽西军政委员会的建立和统一的组织领导的形成，为以后开展闽西地区的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3月　张鼎丞在月流主持召开红八团、红九团的领导干部会议，成立闽西军政委员会，张鼎丞任主席。
　　同月　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等人从瑞金突围来到永定与张鼎丞部会合。
同陈潭秋、谭震林率红二十四师一个加强营重返阉西。几经艰险，4月间到达永定与张鼎丞会师。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任财政部长兼民运部长。
陈潭秋、邓子恢他们来到闽西，带来了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新的指示精神和中央分局的决定。待局势稍稍稳定，他们于4月10日在永定上溪南赤寨村召开了闽西南各地党和部队领导人的联席会议，即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陈潭秋、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方方方方，广东省普宁县人，当时任红九团政委，1971年9月病逝。等出席了这次会议。陈潭秋作为中央分局的代表，传达了中共中央在2月间给中央分局的指示电报和中央分局的决定，他在会上提出，根据目前的斗争形势和党中央最近的电报指示，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游击队，不应再搞大兵团作战，而应就地分散坚持游击战争；要充分认识和相信苏区广大干部群众，他们经过长期土地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是能够克服任何困难的。同时指出，闽西南地区有张鼎丞、邓子恢等一大批与群众血肉相连的干部，又有经过战斗考验的红军游击队，再加上闽西南山高林密的有利地形，我们的党和红军游击队一定能够坚持斗争，保存自己，发展自己，消灭敌人，收复失地，直到最后胜利。温仰春：《谈闽西南地区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日。
　　会议经过反复讨论，一致赞同陈潭秋的意见，研究确定了党在闽西南斗争的基本方针和任务：“我们的战略方针只能是开展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的、胜利的游击战争。在军事上粉碎敌人的‘清剿’，保存有生力量锻炼现有部队；在政治上保持党的旗帜，保持各地领导骨干安全与团结。”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闽西三年游击战争》，见1959年10月《八一》杂志。制定这一方针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了保存和积蓄力量，等待有利时机，由局部地恢复小片根据地逐步发展为大面积地恢复根据地，开展新的局面。最后，会议选举成立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作为闽西南地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机关，以张鼎丞为军政委员会主席，邓子恢为财政部长兼民运部长，谭震林为军事部长，郭义为郭义为，又名郭周全，福建省上杭县人，当时任中共永定县委书记，1935年12月牺牲。为党务部长，并把闽西南地区划分为3个作战分区。从此，闽西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以后，为了深入战斗第一线，贯彻第一次军政委员会会议精神，并避免领导人过分集中而发生意外损失，决定军政委员会领导同志分别到各作战分区工作。1935年夏，邓子恢到达了永定县东部之湖雷、金丰一带，直接领导了这一地区的游击战争。
陈潭秋以中央分局代表名义，在永定溪南赤寨召开闽西南地区党政军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潭秋、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方方、郭义为、朱森、简载文、魏金水、邱金声、邱织云、范乐春、罗忠毅、谢育才、刘永生、廖海涛、温仰春等。陈潭秋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致中央军区关于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就地分散坚持游击战争的电报指示。张鼎丞根据中央指示作了重要讲话，指出：面对中央苏区已经失守，红军主
力已去贵州、云南，项英、陈毅及万永诚等情况不明的现实，当前的主要任务已不是钳制敌人，而是摆脱敌人的跟踪追击，保存有生力量，坚持游击战争，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恢复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会议结合闽西实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制订了“开展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
的、胜利的游击战争”和“在军事上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存有生力量，锻 炼现有的部队；在政治上保持党的旗帜，保持党与群众的密切关系；在组织
上保持党的纯洁性、战斗性”的战略方针和任务。为了将游击战争扩大到闽西南广大地域，会议决定将闽西军政委员会改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张鼎丞，财政部长兼民运部长邓子恢，军事部长
谭震林，党务部长郭义为，政治部主任方方，参谋长朱森。党组织也做了相
应调整。下辖永定、永东、（上）杭代（英）、龙岩、新（泉）（长）汀（上）杭 5
个县委，分别由范钦洪、马发贤、廖海涛、魏金水、钟辉元任书记。 为贯彻新的战略方针和任务，会议将闽西南红军游击队划分为 4
个作战分区。第 1 作战分区由闽西红军独立第 9 团第 2 营、明光独立营、岩连宁游
击队组成，司令员罗忠毅、政委方方，活动范围是龙岩、连宁、宁洋 3 县地 区；第 2 作战分区由闽西红军独立第 9 团第 1、3
营和永东游击队组成，司令 员吴胜，政委谢育才，活动范围是永定、平和及广东大浦、饶平各县地区， 打通与闽粤边游击区红 3 团的联系；第
3 作战分区由闽西红军独立第 8 团、 龙岩游击队、岩南漳游击队组成，司令员邱金声，政委邱织云，活动范围是 龙岩、南靖、漳平 3
县地区；第 4 作战分区由上杭、永定、杭代县游击队和突围到闽西的红 24 师 100
余人组成，在永定、上杭地区活动，由张鼎丞、谭震林直接指挥。4 个作战分区的部队共约 1500
人左右。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和新的战略方针、任务的确定，标志着闽西党组织统一领导的形成和正规战到游击战战略转变的完成。对于红军游击队在闽西南地区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坚持到最后胜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4月中旬　陈潭秋代表中央分局在西溪赤寨村召开闽西南地区党政军领导干部会议，确定闽西南各县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任务与战略战术，同时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推选张鼎丞为主席。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参谋长朱森在龙岩叛变投敌，旋任国民党军第52师参谋长，率国民党军“追剿”红军游击队，破坏（龙）岩永（定）、（龙）岩宁（化）沿线的交通站和接头处，摧残革命基点村。并写信对闽西红军领导人进行策反。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组织“打狗队”，开展反叛徒斗争。
5月27日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下的永东、永定游击队在上杭、永定边的凉伞与国民党军黄启三部1个营及当地民团 300
余人遭遇，经激战，歼敌 130 余人，缴枪百余支。
5月　国民党军队对苏区采取军事、政治、经济的“清剿”。强行“保甲联坐”、“移民并村”、颁布“十杀令”，修筑炮楼224座。
　　同月　成立中共永定、永东、永太3个县委，分别由范钦洪、马发贤、马永昌担任书记。全县经整编后的游击队有：金丰、永东、永太、永定、南路、东方、龙潭等10多支数百人的队伍，配合红八团、红九团开展反“清剿”斗争。
5月至年底 在龙岩、永定边界领导游击战争，紧密依靠人民群众，粉碎了敌人两次“清剿”，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期。
6月18日 瞿秋白在福建汀州罗汉岭从容就义。
以闽西红军独立第8团为主体的第3作战分区部队按照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部署，以政治部主任伍洪祥率第1、4连担任掩护，将国民党军“清剿”
大部队引至紫金山，团部及第2、3、5连则由政委邱织云、参谋长王胜率领
向漳龙公路两侧地区活动，袭击机场，破坏交通，拔除据点。致使敌人胆颤心惊，草木皆兵。
7月至年底 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清剿”，企图集中兵力，消灭闽西南红军游击队。这一时期，是三年游击战争最为艰苦的阶段。
　　在这一期“清剿”中，国民党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军事、政治、经济三管齐下。在军事上，蒋介石把8个师的兵力部署在龙岩、永定、上杭、漳平、长汀、连城等县，到处筑起了碉堡群，实行所谓“驻剿”、“搜剿”、“追剿”战术，对红军游击队加紧军事进攻。在政治上，强化反动统治。敌人在各主要村镇修建望楼，颁布“十杀令”，实施“保甲连坐法”，强迫移民并村，并出动大批兵力日夜搜山，情况极为严重。
　　国民党军的第二次“清剿”来势凶猛，手段毒辣，给红军游击队造成了严重威胁，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有一段时间，一些基点村的群众在敌人的武力威迫下，曾经给敌人带路搜山。有时候，游击队经过这些村庄时，被迫在土楼里守望的群众也不得不放几枪，以应付差使。一些游击队的领导同志出于一时的愤怒，放火烧了几座土楼，还杀了几个带路搜山的农民。邓子恢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严肃地批评了游击队负责人，对他们说：基点村群众给敌人带路搜山，壮丁队在我们过境时朝天放几声枪，那是由于敌人的逼迫，不得已而这样做。如果他们公开拒绝国民党的法令，敌人不但要杀一个两个人，还将依照‘连坐法’杀十家人。他们给敌人带路、放枪，不是真心反对我们，不过是遮遮敌人耳目。你们不作调查研究，不从实际出发，随便杀群众，放火烧人家的房子，今后谁还愿意支援共产党游击队？陈茂辉：《跟随邓子恢同志转战南北》，见《回忆邓子恢》，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邓子恢责成他们作检讨，去向群众赔罪道歉。并告诉群众，今后再遇到敌人强迫带路搜山，可以带，但要带到没有游击队的山上去；游击队经过村庄时，也可以放枪，但要等部队走远了再放。后来的实践证明，邓子恢的这些意见是正确的。
　　由于敌人实施了“十杀令”和移民并村、计口售粮等毒辣手段，强化反动统治，迫使游击队长期隐蔽在深山密林，忍受着饥饿和疾病的折磨。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邓子恢和他的战友们不得不住进了山洞，靠竹笋、野菜和山泉充饥解渴。
　　在这样极为艰苦的环境里，邓子恢和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其他领导人以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和坚强的毅力，领导闽西军民坚决打击敌人，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为了打破严重的白色恐怖，军政委员会提出了“分散行动，坚决依靠群众，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保卫群众利益”的行动口号。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负责同志也再次分别到永定、上杭、龙岩等地直接指导斗争。
　　为了便于指导各地游击战争，军政委员会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分散到各游击根据地工作。邓子恢前往龙岩、永定、南靖边界，亲自指挥由邱金声、邱织云、魏金水、伍洪祥等领导的红八团开展游击战争。当时红八团兵力不多，武器也不好，但由于他们开展了灵活机智的游击战争，取得了许多胜利，发展壮大了自己。邓子恢到达以后，肯定了他们根据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总结的“集中以打击敌人，分兵以发动群众”的游击战术，在斗争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并及时地把他们的经验总结传达到各游击区，使红军游击队成为既能打仗消灭敌人，又会做群众工作的部队。
　　邓子恢领导开展群众工作，历来非常注意解决群众的具体利益。在反“清剿”斗争中，游击队把没收反动地主的粮食公开分一部分给群众，群众怕报复，不敢要。后来他们想出一个办法，没收反动地主粮食时，先把他们一家人关在屋子里，再叫贫苦群众不声不响去搬粮食，待群众走光后再把地主一家人放出来。这个办法在红八团活动的岩、南、漳一带，特别是在新区，深受群众欢迎。群众经过几次秘密参加分粮斗争，便慢慢组成了游击小组，最后又逐渐公开参加红军游击队。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闽西三年游击战争》。
闽西游击区红9团团长吴胜、政委谢育才率部进至闽南，在大青山与闽粤边游击区饶和埔游击队会合，两部共同活动一段时间后，红9团回师闽西游击区。
8月 国民党军对闽西红军游击队的第 1 期“清剿”失败后，总结教训，改变了第 1
期“清剿”中“集中兵力，分进合击”的战术，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采取军事、政治、经济“三管齐下”的办法，在政治上
推行“连坐法”、“移民并村”，加强反动统治；经济上实行“计口售粮”、
“计口售盐”等。在谋求断绝红军生路的措施的同时，军事上实行“驻剿”、
“搜剿”、“堵剿”相结合，以“驻剿”为主。并以岩永杭地区为重点，以第 1、3 作战分区为主攻方向，对闽西红军游击队发动更为残酷的第 2
期“清剿”。
9月初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 3
作战分区部队在朗车进行整训。结束后，为扩大政治影响，解决部队给养，向漳平、华安方向移动。行至漳平官田梅营与国民党军第10师56团遭遇，政委邱织云牺牲。伍洪祥接任政委。随后，第3作战分区司令部根据敌已发动新的“清剿”和朗车整训时确定的部署，
将闽西红军独立第8团5个连分散在岩南漳边、岩永靖边、漳龙公路两侧和
永定东部的广大地区活动，采取更加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粉碎敌人新的“清剿”。
9月初　县长何震前往抚市调解黄、赖两姓宗派械斗时被击毙，国民党驻军第十师派一个团的兵力包围抚市。25日出动两架飞机轰炸抚市平息这场械斗。随后，福建省政府委派卢祥麟为永定县长。
9月上旬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 3 作战分区司令员邱金声，在国民党军于龙岩召开“剿匪”祝捷大会前，亲率一短枪队，夜袭龙岩国民党陆军第
13 医院，击毙院长，缴获大量药品。邱金声向该院伤病员宣传了红军的政策，并利用敌人的电话警告驻龙岩的第 80
师师长李默庵小心点，不要乱吹牛。当李默庵派援兵匆忙赶到时，红军游击队已离去。此役，扩大了红军游击队的
影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振奋了人民的斗争精神。
同旬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3作战分区部队在国民党军采取
“驻剿”、“堵剿”、“搜剿”并用的战术下，化整为零，以连或排为单位进行活动。司令员邱金声率第3作战分区一部在永定游击队配合下，夜袭永定县孔夫镇张万铭民团，歼灭团丁30余人。
9月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2作战分区一部在国民党军第
10师和粤军第155、157师追击下，撤出平和，向永定东部老游击区转移。在永定湖雷之水
竹里、载洋寨一带，遭到第10师的包围袭击，政治部主任赖荣传牺牲。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3作战分区部队，在（龙）岩西北游击队配合下，歼灭龙岩县考塘村陈江栋民团数十人，缴枪18支，子弹千余发。
闽西游击区红9团团长吴胜、政治部主任赖荣传率领一个营再次进入闽粤边游击区，在闽粤边饶和埔游击队的引导下，于福建平和三坪地区与闽粤边特委及红3团会合。吴胜等向闽粤边特委领导人转达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成立统一的领导机构，领导闽西、闽粤边游击区的建议，闽粤边特委
认为在没有上级指示的情况下，建立统一领导机构的时机尚未成熟，但希望
加强两个游击区的相互联系与策应。为此，闽粤边特委派出一个排随红9团回师闽西。此后，由于敌人的分割“清剿”，闽粤边特委派往闽西的一个排没有返回闽粤边游击区。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2作战分区之红9团一部由闽南向闽西转移，遭国民党军8个团围追堵截。部队在永定湖雷小坪水被叛徒朱森带领的国民党军第80、83师各一部包围，伤亡很大，司令员吴胜负伤被俘，翌年1月22日在龙岩就义。余部转入金丰大山中。
11月13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又发出《抗日救国宣言》，呼吁“在亡国灭种的前面，中国人民决不能束手待毙”，提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宣言还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11月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由永定迁往上杭双譬山。
12月9日 北平爆发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在全国掀起了抗日反蒋的巨大浪潮。
12月17日～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方针，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分析形势时指出，南方各省的游击战争，虽然受到了某些挫折，但是并没有被消灭，许多地区正在恢复、生长和发展。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通过派往上海的交通员，与上海中共中央交通站取得联系，得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日）等文件，获悉中央关于开展抗日讨蒋统一战线的指示。
接到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讨蒋统一战线的指示，赴上杭双髻山与张鼎丞、谭震林会合，研究粉碎敌人再一次“清剿”及今后工作任务。
同月　永定县第八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西溪华国下召开，确定发动和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策略。会上选举范钦洪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永昌、刘永生为副主席。
国民党军对闽西红军游击队的第2期“清剿”被粉碎。李默庵第10师及第36、83师等先后调离闽西，仅从闽中地区调来1个由保安团改编的第10师。这样“，清剿”闽西红军游击队的武装力量大大减弱。年底闽东独立师增编第4纵队，纵队长王建安。至此，闽东独立师已发展到4个纵队，共800余人。
闽西南红军游击队在反对敌人第二次“清剿”的斗争中，开展了积极灵活的活动，取得了不少胜利，群众斗争也开始活跃起来。他们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和平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发动群众把反迫害斗争与保田、反捐税斗争相结合，创造了许多出色的成就。
　　由于闽西党组织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和灵活的政策，密切联系和坚决依靠群众，不仅保存了原有的武装力量，而且在各县都发展了有100多人组成的地方游击队、游击组，在一个时期内牵制了敌人8个师的兵力，有效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度过了1935年最为艰苦的岁月，进入了闽西游击战争比较发展的1936年。
1936年 40岁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上杭双髻山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外，还有范乐春范乐春，女，福建省永定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任永定县委书记，1941年病逝。、廖海涛廖海涛，福建省上杭县人，1938年入党，当时任上杭县委书记，1941年11月在江苏溧阳唐马战斗中牺牲。等委员。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反“清剿”斗争的经验教训，讨论粉碎敌人新的“清剿”计划。同时，着重讨论了中央的指示。会议一致决定接受并执行中央关于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指示；同时，确定把闽西红军独立第八团、第九团等部队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闽西南抗日讨蒋军，编为一、三、五、七等4个支队。会议重新选举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机构，仍以张鼎丞为主席，增选邓子恢、谭震林为副主席。
　　军政委员会为贯彻中央指示精神，拟订了一系列文件和布告。这些文件和布告，大多出于邓子恢之手。他文思敏捷，语言通俗简练，富于强烈的感染力。他写文章不受周围环境影响，一边不停手地写，一边嘴里“嘘嘘”有声。一篇洋洋数千言的政策性很强的文件，他往往一气呵成，出手很快。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刚结束。
1月1日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上杭县双髻山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认真总结了闽西红军游击队粉碎国民党军第1、2 期“清剿”的经验教训。根
据全国形势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讨蒋统一战线的有关精神，确定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和红军游击队最迫切的任务，是在闽西南地区建立抗日讨蒋统一战线。会议决定接受中央政府抗日讨蒋命令，制定闽西南抗日讨蒋纲领，充实调整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将闽西南红军游击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
闽西南抗日讨蒋军”，重新部署队伍，将原4个作战分区合并为3个分区：第1分区，司令员罗忠毅、政委方方；第2分区，司令员简载文，政委黄火
星；第3分区，司令员邱金声、政委伍洪祥。还决定将各分区先后改为 6 个支队：第1支队，队长邱立生，政委陈得清；
第2支队（同年三、四月间成立），队长李角旺，政委吴作球；第3支队，队长阙树槐（后陈良政），政
委邱成贤（后邱尚聪）；第4支队（同年三、四月间成立），队长阮文松，政委李赤标；第5支队，队长刘永生，政委熊梦辉；第 6
支队，队长刘宪，政委黄火星。各县游击队改称为抗日讨蒋游击队或人民抗日义勇军。这次会议，为促进闽西南地区抗日讨蒋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出第一号布告，宣布为执行中央政府抗日讨蒋命令，决定充实加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宣布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由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简载文、方方、谢育才、邱金声、伍洪祥、廖海涛、张思垣、黄火星等11人组成。主席张鼎丞，副主席邓子恢、谭震林。
由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领衔发布了新编第1号布告。在这份布告中，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向广大人民群众和各阶层、各党派团体庄严宣告：“我中央政府为了挽救福建危亡，并命令福建红军联合福建白色军队及全体民众团结起来，武装保卫福建，武装保卫漳州厦门，配合全国红军抗日讨蒋，以挽救中国的危亡。
　　因此，本军政委员会特于1月1日召集第二次全体会议，接受中央政府抗日讨蒋命令，决定闽西南民众抗日讨蒋纲领，将闽西南红色部队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闽西南抗日讨蒋军，重新部署队伍，规划作战地区，决定与白军民团及各党派、各团体联合抗日讨蒋的策略。”
　　1月5日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作出《关于目前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的决议》，指出：闽西南各地党组织和红军要深刻了解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巩固发展红色武装，深入发动群众，开辟更广阔的游击区域，创造新的游击据点；要“更细心的、灵活的来研究运用巧妙的游击战术”；“联合一切力量抗日
讨蒋”；提出“武装保卫福建”、“武装保卫漳州、厦门”的战斗口号。本日还发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号布告《宣布闽西南民众抗日讨蒋纲要》。
邓子恢根据会议精神，又执笔起草发布了军政委员会抗日讨蒋纲领。这是一份极为朴实而通俗的六言体布告：“嗟我中华民族，危机一发千钧。东北四省沦亡，千万同胞遭殃。……嗟我华北山河，做了满洲第二。日本野心不止，正在侵略福建。……蒋贼养兵百万，不去保卫国土。对日一枪不打，却来残杀民众。华北几十万兵，全数撤回‘剿共’。……只要抗日讨蒋，愿与联合战线。即使区乡保甲，以至地主富农，只要有心救国，不再压迫工农。本会不咎既往，凡事尤可商量。总之大敌当前，当此国家危亡。凡我爱国人民，必须集中力量。共同抗日讨蒋，大家各尽所长。争取国家民族，独立自由解放。”
　　由邓子恢执笔起草的这些政策文告，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讨蒋统一战线的精神，是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新的形势下根据中共中央统一部署作出的重大政策转变，也是闽西南党组织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跨出的第一步。
　　在此之后，邓子恢与张鼎丞、谭震林等又根据闽西具体情况，先后起草发出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目前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决议》、《告闽西南民团壮丁队书》、《关于反移民斗争的指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号召联合抗日讨蒋告三十七旅官兵书》等大量重要文件。这些文件作出了一系列新的规定：决定停止打土豪，把筹款改为募捐；同各阶层、各党派（包括地主、富农、国民党、三青团）在抗日反蒋的原则下实行联合；提出了“争取保甲长，改变保甲制度为赤色联盟”，“争取壮丁队为农民自卫队”，“争取白色碉堡为隐蔽的赤色碉堡”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闽西三年游击战争》。等口号。
　　邓子恢是早在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当此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强调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转折关头，他的头脑是清醒而冷静的，始终保持着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原则立场。他固然反对墨守成规的保守观念和“左”倾关门主义，也反对丧失无产阶级的原则精神，向国民党乞求联合的投降主义倾向。他凭着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及时地觉察到存在于闽西南党和红军队伍中的各种错误倾向，并对此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他批评了狭隘的关门主义，主张在“抗日反蒋反法西斯蒂反捐税等口号之下去与一切阶级一切党派一切团体和个人建立联合战线，这样来推动群众斗争与游击战争的更大开展”③邓子恢：《在统一战线中闽西南党内的几个错误倾向》，见《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指出在抗日反蒋的革命洪流中，不仅有工农群众，而且有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学生、商人、知识分子，甚至有一部分地主资产阶级来参加。但当时有些同志对这些新的力量还存在着害怕的心理状态和关门的倾向。邓子恢指出：“这些错误都是基本的错误，如不立刻纠正过来，结果不仅障碍了统一战线的进行，而且会使党的统一战线走入严重的失败。”③
　　另一方面，邓子恢也强调了在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中必须坚决反对投降政策。他指出：“投降政策不是站在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去与一切友军联合战线，反是牺牲了工农阶级的利益去与其他阶级妥协。”邓子恢：《在统一战线中闽西南党内的几个错误倾向》，见《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因此，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领导地位，保持高度的阶级警惕性。
　　由于邓子恢和他的战友们正确理解并执行了党的方针、策略，工作深入细致，争取了许多保甲长和“白色碉堡”与红军合作。有的表面上挂着国民党的招牌，实际上却为红军游击队服务，成为“白皮红心”；有的则严守中立，与红军订立了“君子协定”，互不进犯。
　　在抗日反蒋新局面迅速发展的形势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机关的同志们愉快地度过了1936年的新春佳节。这时，在张鼎丞和其他一些同志的关心下，邓子恢与在石门炉机关工作的陈兰结了婚。
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江利发叛变投敌，带领国民党军第10师56团1个连和金砂的民团200余人，分3路包围袭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和永
定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驻地古木督。张鼎丞、范乐春等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人脱险，军政委员会警卫班全体战士牺牲。党务部长郭义为被俘，23日在龙岩北山就义。
闽西南抗日讨蒋军第1支队在上杭贴长歼灭国民党军第10师一部40余人，击毙副团长1人。接着，又在龙岩小池山狗凹伏击国民党军第3师一个连及乡警队，歼其30余人。
出席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根据中央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指示．研究了新形势下的新任务，选举张鼎丞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邓子恢、谭震林为副主席。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作出“关于春荒斗争的决定”，指出“领导闽西南广大工农群众伟大的春荒斗争，逐渐引导他们走上武装的游击战争，配合胜利的红军游击队，彻底粉碎敌人的‘清剿’，摧毁卖国贼法西斯蒂在闽西南的统治，恢复苏维埃，这在完成闽西南民众抗日讨蒋的中心任务上有着决定的意义”。提出在春荒斗争中的中心工作是发展群众的武装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配合和帮助群众的斗争，争取壮丁队为现成游击队，把春荒斗争的发动与抗日救国运动联系起来，注意发展党的组织等。
闽西南抗日讨蒋军第3支队、龙岩独立营协同作战，在龙岩白土前后夹击，歼灭国民党军独立37旅1团3营9连及白土民团近百人，俘70余人，缴枪100余支，当场击毙叛徒朱文昭和国民党福建省土地督察员。12日，第3支队再次与龙岩独立营协同作战，在龙岩的东坑、岩山头设伏，打退国民党前来增援的第80师1个团的进攻，毙伤国民党官兵近百人。
2月下旬 闽西南抗日讨蒋军第1支队向宁洋、连城、清流边界出击，于宁洋小
陶伏击国民党军第2绥靖区东撤部队的后方辎重队，缴获战马数十匹和弹药一批。接着袭占龙岩溪口镇，歼灭溪口民团100余人，缴步枪 60
余支，轻机枪2挺。随后，在连城马池塘歼灭国民党军第52师的1个营，缴轻机枪1挺，步枪百余支。
同旬 根据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决定，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 2分区原红9团 1、3 营 50 余人，在永定金丰雨顶坪整编为特务大队，下辖 3
个班。大队长赵群，政委张清辉，在平和县官山一带坚持斗争。
同旬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特务大队在平和县老吴子山，遭到国民党军第 80师 1
个团的袭击，政委张清辉在战斗中牺牲。部队在大队长赵群指挥下突出重围，与原第 2
分区政委谢育才会合。随后，特务大队在谢育才、赵群指挥下，巧袭永（定）、平（和）、大（埔）3 县交界之三莱洲，歼灭 3 县国民 党联防局
70 余人，局长赖光辉被俘（后处决）。缴获长短枪 50 余支，子弹5000 余发。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作出“关于争取白匪工作的决定”，指出“土匪是帝国主义与军阀势力统治下的必然结果”，确定了在“不侵犯工农利益的条件下，与土匪建立联合战线”，使之“成为现成的抗日讨蒋游击队”的总方针，以加强抗日讨蒋阵线。
3月下旬 根据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决定，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特务大队与饶和 埔、永东游击队在永定湖坑黄泥坪合编为红 4 支队，计 300
余人，支队长阮文松，政委李亦标。红 4 支队成立后，有计划地攻克南靖、云和、永定 3 县交界的下坂寮 3
座土楼，击毙民团团长及其团丁近 60 人，俘虏 20 余人，拔 掉了敌人互为依托的这 3 个据点，并在永和埔地区站稳脚跟。
3月　中共在金丰大山成立永东县军政委员会，阮文松任主席。同年6月，在南溪茅坪改永东县军政委员会为永和靖军政委员会，李天辉任主席。
同月 在龙岩、靖平县边界指导帮助红八团开展反“清剿”斗争。
同月 国民党顽固派加紧进攻闽西南游击队，开始了所谓第三次“清剿”。
　　敌人广泛实行了土围子政策，强迫移民，烧屋搜山，管制粮食，严密保甲制度，企图荡平闽西南红军游击队。军政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各作战分区“紧急动员起来，贯彻第二次军政委员会会议精神，结成抗日讨蒋统一战线局面，要求部队运用游击战争，依靠群众，保存有生力量。同时，要加强政治工作和统战工作，争取土匪、壮丁队、白军、民团”《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一年来工作的检阅和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1936年。。邓子恢从上杭双髻山赶回龙岩，直接参与并指导由红八团改编的第三支队的游击战争。
　　在此之前，从闽东调来的陈齐煊的新十师刚到龙岩、漳平，就受到红八团的迎头痛击而败退。敌人为了挽救新十师受挫后龙岩的动荡局面，又增派八十师、三师向红军进攻。
邓子恢在随同红八团一起行动时在白土东坑与八十师一部遭遇，发生战斗。激烈的枪炮声震天动地，一直传到了10多里以外的龙岩城。这一仗，红八团以少量牺牲的代价，打死打伤敌人近百人，迫使他们缩回了龙岩。
　　战斗结束后，邓子恢代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来到了（龙）岩南（靖）漳（平）县军政委员会指导工作，在三县交界的龙车、小村、宝山一带活动。邓子恢历来注重调查研究，把进行调查研究当作解决问题、制定策略的基础。他到达岩南漳县三四天后，了解到此时正是插秧农忙季节，农村正闹春荒。因此，解决粮食困难成为群众的迫切要求。
　　为了发动群众起来配合红军游击队开展斗争，邓子恢认为首先必须解决群众的困难。他在小村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提出并决定开展分粮斗争。这样，群众很快都发动起来了。由于分粮斗争蓬勃开展，解决了广大贫苦农民的困难，青壮年都踊跃支援红军，有的报名参加了红军游击队，部队力量得到了发展壮大。
　　这时，邓子恢根据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部署，领导岩南漳游击区一方面大力宣传我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积极推动与闽西各阶层人民以及国民党军队、地主、富农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对于国民党的进攻，则指挥红八团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给以坚决有力的回击。通过这些活动，闽西各地普遍发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许多乡村群众连同保甲长一起要求国民党当局减租免捐。有些地方发展到拖抗捐税、瞒报壮丁、逃避征兵。山区一些小村庄被迫移民并村迁走的群众也陆续逃了回来。游击队的活动范围也更大了，甚至还可以住到一些被争取过来的碉堡中去。其他一些游击区在张鼎丞、谭震林、方方等领导下，也不断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显然，敌人的第三次“清剿”已成强弩之末，无力对付日益强大的闽西南红军游击队。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作出《关于争取白军工作的决定》，指出：“争取白军的工作，是闽西南党和红色部队当前第一等的紧急任务”，确定了在白军中的斗争纲领和口号为“一切白军部队自动开往福州、厦门，抵抗日本的进攻”，“武装保卫福建，武装保卫华南”，“立即停止进攻红军，与红军联合携手，共同抗日”等。号召各级党组织派党员打进敌人军队中去活动，作艰苦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开展统一战线，以增强抗日讨蒋的新的力
4月 同游击队员陈兰相爱结婚。
5月 根据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在永定县下洋月流成立了闽西南抗日讨蒋军第5支队，200余人。支队长刘永生，政委熊梦辉。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为了便于领导正在发展变化的抗日反蒋新局面，迁移到了龙岩石门炉办公。这时，张鼎丞、谭震林、方方等也来到了石门炉，与邓子恢会合，集中领导游击战争。
　　6月1日
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利用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以抗日救国的名义联合反对蒋介石，发动了“两广事变”（也称“西南事变”）。
邓子恢他们在国民党报纸上看到了这样一则消息：以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为首的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于6月2日通电全国，宣称“国家之土地，先民所遗留，亦民族所托命，举以资敌，宁异自杀。属部属会，以为黄河以北，寸土不容予人。切冀中枢毅然决然，从事抗战，用以至诚。吁请钧府钧部，领导全国，矢抵抗之决心，争最后之一着。”通电要求蒋介石中央政府出兵抗日。
6月4日 数十名国民党西南将领联名通电响应，请缨抗战。
西南军阀部队进兵湖南，以图制造迫蒋抗日的声势。蒋介石立刻调动大军南下，讨伐西南军阀。闽西南一部分国民党中央军也暂时停止了对红军游击队的“清剿”，开赴广东征讨陈济棠。这一系列事件的不断演变，历史上被称为西南事变（或称两广事变）。
　　西南事变发生后，邓子恢和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其他领导同志马上进行研究，讨论对付的策略。他们一致认为：“两广事变是敌人内部的分裂。反蒋抗日的口号，和我们不谋而合，我们应该予以支持。蒋介石大军南下，战争可能像过去的军阀战争延续下去，一年甚至一年以上。”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闽西三年游击战争》。基于对形势的这一估量，他们决定在军事上集中闽西南红军4个支队，袭扰蒋军后方，声援西南事变。
6月　中共在岐岭成立永埔县军政委员会，郑树昌任主席。在南靖科岭成立岩永靖军政委员会，李明康任主席。
军政委员会在党内及机关报上先后发布了《关于西南事变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定》、《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为西南事变宣言》、《为西南出师北上告白军官兵同胞书》，肯定了西南事变的进步意义，认为这是“西南反蒋军已经响应工农红军，举起抗日救国旗帜，而出师北上”，“这是打倒卖国贼蒋介石的战争，是中国民族自救救国的战争，它的胜利就是中国民族的胜利，它的失败就是中国民族的失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为西南事变宣言》，见《捷报》1936年第6期。
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机关报《红旗》发表《在统一战线中的几个错误倾向》，指出应当注意克服统一战线中“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政策。此文收入《邓子恢文集》。
6月20日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作出《西南事变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决议》，
并于22日发表《西南事变宣言》，对这一事变的性质和意义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和过高的估计，指出事变“是革命的，是救国的”，“这是打倒卖国贼蒋介石的斗争，是中国民族自救救国的战争，它的胜利就是中国民族的胜利，它的失败就是中国民族的失败”。因此，号召闽西南一切武装及全体民众，
起来援助这一战争。
6月 两广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从各地抽调军队入粤平息两广事变。第 3、80、83
师等部在李延年的指挥下，由闽西向广东开进。国民党军对闽西南地区的第3期“清剿”就此中止。
7月9日 在《红旗》发表《西南事变与中国革命》，指出过高估计西南事变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贻误了继续扩展根据地的良机。
方方指挥闽西南抗日讨蒋军第1、2支队，以坑道作业和突袭相结合的战术，先后攻击了国民党龙岩县涂潭大土楼的溪口区公所和连城县的梅村乡公所，炸毁涂潭大土楼，缴枪60
9月1日 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
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目前 的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9月22日 周恩来致信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负责人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对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坚持的斗争表示敬意和慰问；告知红一方面军长征一年
到达陕北，红二、四方面军长征现已到达甘肃，不久三大主力即将会师；指出中共中央正向全国提议召开抗日救国代表会议，主张为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与抗日的国防政府而斗争。
　　同日 为抗击国民党军第 3 师对（龙）岩连（城）边地区新的“清剿”，闽西南抗日讨蒋军第 1、第 2
支队各一部相配合，采取“诱敌、伏击”战术，在龙岩小池地区周密部署，经 20 分钟激战，全歼国民党军第 3 师第 16 团的1 个连和
1 个营部，缴大批步枪和新式机枪 1 挺。
国民党的《福建民报》宣称：“驻闽绥靖主任蒋鼎文，自粤垣返漳后，决心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剿抚并施，闽西南剿匪军事，已积极布置。”同年冬天，蒋介石命令粤军余汉谋之黄涛部第一五七师、曾友仁部第一五八师相继开入闽西南，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帜下，以比国民党中央军更为残暴的手段，向闽西南游击队大举进攻。
　　由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开始的时候依然过高估计了粤军的抗日反蒋情绪，低估了他们的反共本性，决定对粤军采取先打后拉的方针，集中了3个支队在永定与粤军作战。红军游击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粤军锐气，自身却遭到了较大伤亡，致使闽西南游击战争又一次陷入了困难的境地。
9月 蒋介石平息了“西南事变”之后，驻闽绥靖主任蒋鼎文由广东回到漳州，召集驻龙岩第 3 师师长李玉堂、独立第 37
旅旅长陈德法、驻上杭第 52 师师长卢兴荣研讨“清剿”计划，重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剿抚并施” 的策略，发动对闽西红军游击队的第 4
期“清剿”。
　　同月 闽西南抗日讨蒋军红 7 支队夜袭上杭县草鞋岭，歼灭了经常残害群众 的国民党军第 3 师 1 个排，缴获轻机枪 1 挺，步枪
10月初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派红8团领导人王胜到红军抗日3支队任参谋长。
10月24日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由龙岩迁往永定金丰大山，并在此召开会议，作出《关于在西南事变中我们工作检查与目前紧急任务的决议》。决议
对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过高估计两广部队的抗日情绪，忽视了这次事变是国民党军阀内部争斗的实质，因而在军事上、政治上都采取了不适当的政策和行
动的错误进行了检讨。确定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中心任务是：采取游击战
争方式，开展局部反攻，粉碎蒋介石走狗余汉谋、李杨敬、曾有仁等的进攻，彻底摧毁蒋介石在闽西南的卖国统治，准备直接对日作战，以完成武装保卫福建、武装保卫漳厦的历史任务。会议还决定将全闽西南部队编为2个纵队：第1纵队司令员罗忠毅、政委温含珍，辖1、2、3支队，在龙岩、漳平、宁
洋、连城、南靖、华封一带活动，邓子恢为军政委员会全权代表，驻龙岩指挥；第2纵队司令员刘汉，政委黄火星，辖4、5、7支队，在永定、上杭、南靖、平和、云霄、诏安、大埔一带活动，由军政委员会直接指挥。
10月28日 闽西南抗日讨蒋军第3支队在龙岩象山与龙岩适中民团200余人激战，适中民团大部被歼。但因国民党军第3 师1
个团的援兵赶到，第3支队被迫撤出战斗，政委邱成贤在战斗中牺牲。
奉蒋介石命令，蒋鼎文及其驻闽绥靖主任公署由漳州北迁建瓯。随后，驻防闽西南地区的中央军各部相继北调。闽西南地区的防务改由粤军的第157
师、158 师接替。由于国民党军忙于换防工作，停止了对闽西红军游击队的第 4 期“清剿”。
10月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历时两年多的长征胜利结束。
11月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作出《关于争取粤军工作的指示》，指出争取粤军工作对完成抗日讨蒋任务的重要意义，分析了粤军的特点，提出党组织应进
行争取粤军工作的政治动员，加强对粤军的宣传工作和在粤军中的组织工作，与粤军官兵建立统一战线；在粤军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发动整团、整营的反蒋哗变与暴动。
邓子恢他们得到了一张汕头出版的《星华日报》，一行特大字号的标题赫然入目：《蒋介石西安被扣，张学良抗日主张》。从报纸登出的新闻，他们获悉了西安事变的消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不久，他们又从香港和华侨的报纸上读到了日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文。电文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军的代表会议；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电文指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实行如下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从这些新闻报道和中央公开发布的通电中，他们了解到中央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响亮口号。
12月　“西南事变”以后，粤军叶维浩部进驻坎市，孔昭卿团驻永定县城，对苏区进行“清剿”。
冬 在龙岩、靖平边界打破了敌人又一次“清剿”。
1937年 41岁
闽西南抗日讨蒋军第3支队支队长阙树槐、政委邱尚聪在永定县坎市寨背炉竹子坑与粤军第157师938团一部及孔夫民团的作战中牺牲。
2月10日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
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等5项要求。同时提出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
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民主
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持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等4项保证。
2月28日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作出《关于闽西南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决定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改名为中华苏维埃人民
共和国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抗日讨蒋工农红军改名为人民抗日红军，游击队改为人民抗日义勇军，并提出派代表与国民党当局驻闽部队进行正式谈判建立抗日人民政府和人民抗日革命军问题。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印发和推广《散兵群战术研究》一文。该文总结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提出的散兵群战术在半年来所取得的成效。为使所有领导游击战争的负责人能普遍运用这种战术，该文从“散兵群”的组成、战斗任务、地形选择、使用时机、动作要领、战前准备等若干方面总结了运用“散兵群”的战术经验，号召红军干部、战士研究、运用和补充。
春 出席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紧急会议。会议根据中央“联蒋抗日”的新方针，决定在闽西南发展抗日统一战线，推动国民党积极抗战。
3月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召开为期4天的全体委员及附近地区县委人员会议，学习讨论中共中央1935
年12月25日文件《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议通过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作出的《关于闽西南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和《关于春荒斗争的决定》。根据以上两个决议，会议决定进一步建立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促成闽西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形成。并提出巩固与强大红军的“分散调动敌人，隐蔽窥伺敌人，集结打击敌人，突击战胜敌人”的游击战术，以开展胜利的、广泛的、群众的、灵活的游击战争。并以此部署工作，传达到各县执行。
4月15日 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党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
为了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邓子恢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分别写信给旅居漳州、厦门、汕头、潮州、香港、广州、南雄、赣州等地的同乡会、社会名流和同学亲友，说明中共为了顾全大局，愿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希望他们敦促国民党与红军合作，实现停战，枪口一致对外。同时，邓子恢通过龙岩林产公司经理谢仰麟，向国民党闽西军政当局转达了中共和红军的立场：“我们所需要的是各党派、各实力的‘平等联合’，而不是投降于亡国底下以自取灭亡的改编自首办法。中国已经危险到这步天地，红军已成为中国极强大的军事集团，已经从十年内战史中证实它是政府军所不能战胜的军事力量。如果政府真的肯放弃其投降误国政策，真的决心抗日，那么，即便丢开一切理论不谈，也应该顾到这个事实，与红军平等联合，彼此携手来共同对日抗战。”邓子恢：《答复谢仰麟的信》，日。
　　鉴于粤军对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多次提出“国共合作抗日”的呼吁置若罔闻，甚至继续他们的屠杀政策，顽固坚持内战方针，邓子恢向他们提出了严正警告：“中国红军是不怕任何军队向它进攻的，如果粤军不愿接受我们停止内战的提议，它仍然要继续其误国残民的清剿政策，那么，我们为了保存中国人民抗日的力量，是不能再退让的。我们过去曾经击破了第十师、八十三师、三十七旅、第三师的清剿，我们现在将同样也给粤军清剿以必要的打击。”邓子恢：《答复谢仰麟的信》，日。邓子恢所坚持的原则立场和义正词严的主张，得到了各地旅外同乡和友人的赞赏。
4月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接到中共闽粤边特委转来的当年3月5日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给闽粤边特委的指示信和中共中央
日《关于抗
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重要文件后，于25日，在南靖县上科岭村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贯彻中共中央和南委的指示。会议根据闽西南地区的实际情况，研究了如何执行中央关于开展和平运动、创造和平
谈判气氛的指示和推动国民党抗战，执行“联蒋抗日”的方针。随即发出了《为停止内战，对内和平，一致抗日的指示信》。
4月　中共永定县委发出致各界人士公开信，提出“停止内战　团结抗日”的主张。
蒋介石电令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和驻福建省国民党部队“务将残匪限期肃清”，限5月底前“肃清”福建境内的红军游击队。
5月15日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颁发《关于闽西南人民抗日救国纲领》、《三致粤军公函》和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签署的《致闽西南各界人士书》，
集中表达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对于和平谈判、促进国共合作的诚意。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这些文告中向粤军提出了停止进攻闽西南红军游击队，驱逐日寇、汉奸及浪人出境，开放闽西南人民救国运动；保证人民言论行动等民主
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等5项要求。表示，如国民党军政当局同意上述5项要求，则闽西南红军游击队愿意执行停止对国民党军队及地方武装的一切敌对行动；在抗日行动中，军事上受粤军指挥，但红军内部事物不受干涉；双方商定驻防地区，互不侵犯；在保证红军给养的前提下，不干涉当地行政制度，并遵守友军一切关于社会的法令等条件。同时强调“不能同意贵军根据南京亲日派‘根绝赤祸’宣言所提出的投诚收编办法”，“尤其不能让闽西南红军被人解散或混编”，更不能向任何党派“投诚自新”。
5月25日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出《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给各部队各级党 的信》，信中根据党中央关于抗日救亡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和南委给闽
粤边特委的指示信，对闽西南党的全部工作进行了检查和布置。指出在闽西南开展统一战线，是历史赋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任务。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粤军联合起来”，更是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中心策略。为
完成这一中心策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向下属各部队、各级党提出了立即执行“向粤军及广大民众开展抗日宣传”等8点工作指示。
同张鼎丞、谭震林听取了魏金水的汇报，认为这次接触的成功，是闽西走向国共合作抗日的重要开端，虽然要全面实现停战，还要经过艰苦曲折的努力和斗争，但一定要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于是，确定由邓子恢和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红九团政委谢育才进一步与粤军谈判。他们研究之后，确定如下六项作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最初谈判的原则条件，要求国民党方面有三条：1.国民党军队立即停止向红军进攻；2.实现民主自由，动员人民投入抗日战争；3.释放一切政治犯。红军方面保证三点：1.取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停止向国民党军队进攻；2.停止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和打土豪筹款；3.红军可以取消番号，改变名称，愿在国民党政府统一领导下开展抗日斗争。谢育才：《有关闽西南一九三七年和平谈判问题》，日。
5月 与闽西中共组织早有密切联系的原国民党军第 19
路军营长谢再发积极主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在谢再发的斡旋下，促成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谈判代表，岩南漳军政委员会主席魏金永和粤军第157师营长吴琪在龙岩适中的会谈，初步达成局部停火协议。
同月 国民党军委会电促福建省各地国民党驻军加紧“清剿”红军游击队，限令本月底“肃清”。福建省保安 2
旅旅长黄苏亲自率队在闽东各地巡视、 指挥“搜剿”闽东独立师，并派该旅 1
团深入寿宁地区“组织地方自治，编查户口，复查保甲”等，协助“进剿”。
谢育才在谢再发、吴琪陪同下，由龙岩适中到达漳州，面见粤军一五七师师长黄涛。黄涛对于红军代表的到来，虽然表示欢迎，但并未作出实质性的承诺。他要谢育才回到闽西去，同驻龙岩的他的部属四六九旅旅长练惕生作具体谈判。
　　黄涛的意图是想以谈判为手段，在和平合作的幌子下阴谋分割吞并红军游击队，把闽西红军部队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因此，谢育才一到漳州，黄涛就放出空气，要闽西红军“自新”。他还在《福建民报》以《邓子恢代表抵漳谒黄师长请示准予自新》的大字标题，报道了谢育才到达漳州的消息，企图混淆福建人民视听，给邓子恢和红军施加压力。
　　谢育才返回龙岩后，坚持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提出的六条原则，与练惕生继续谈判。经过多次交涉，练惕生大体同意了上述六条原则。但在红军集中地点上，练惕生坚持要求红军按他们指定的地点集中。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对于国民党当局的阴谋早有警惕，指示谢育才决不能让步。练惕生无奈，要求与邓子恢直接谈判。
　　6月中旬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派代表谢育才到漳州会见粤军第 157 师师长黄涛，后返龙岩与第 469 旅旅长练惕生和第 6
行政专员公署专员张策安洽谈。同时，派温仰春去永定同第 158
师曾友仁部谈判。但因此时国民党方面尚无和谈诚意，提出取消闽西共产党组织、苏维埃组织，改变红军游击队番号，编入保安团，发表“投降自新”宣言等无理要求，被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谈判代表严正拒绝。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代表方方在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了闽西二年来开展游击战争的经过，提出闽西游击区很需要有白区工作经验的县区干部和师一级军事指挥干部加强工作。
7月7日 日本侵略军向北平郊区宛平县卢沟桥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中国全面抗战爆发。翌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
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 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者。
晚上，即邓子恢前往龙岩正式谈判前夕，张策安派白土民团突然包围邓子恢的老家，以恐吓邓子恢。在粤军方面，则同样企图利用和谈，达到吃掉红军发展其在闽西的实力。
邓子恢、谢育才代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亲赴龙岩与国民党军第157师469旅旅长练惕生和参谋主任王晓侯进行谈判。经多次洽谈，国民党方面基本接受邓子恢等按照《三致粤军公函》提出的和平条件。但在点验红军的地点上发生分歧。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代表不同意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