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刘方喜：“知性的僭妄”与打不败的想象力——人工智能的人文之思

人工智能（AI）威力乍现，人就开始忧心忡忡地“想象”自己的未来，但到目前为止，AI本身显然还没有也还无法“想象”自己的未来：数字化大数据驱动的AI可以“预测”或“推导”未来，但似乎还不能“想象”未来——这是否恰恰是人之不能被AI所取代之处呢？

从现状看，人在“某些方面”与AI的博弈中已经败下阵来，并且首先是在非比喻性的“博弈”中大败：近期“阿尔法狗”在围棋对弈中大败人类高手，前几年“深蓝”已大败国际象棋大师。AI的技术基础是计算机，在超级计算能力上其实早就打败人了。AI创作绘画作品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而2017年微软机器人小冰竟然出版了一本像模像样的“诗集”：AI似乎正在蚕食作为“想象力的自由游戏”的艺术领域，人类节节败退，似乎要在“所有方面”被AI全面打败。

人对AI机器的恐惧主要来自其自我学习、自我生成乃至自我提升功能，但是，这种功能是人通过人设计的程序或指令赋予机器的，目前AI还不能全面打败人类，恰恰是因为人还没有为其设计出打败人的程序或指令——人未来是否会获得这种“设计”能力呢？至少可以说，预测AI未来会全面打败人，貌似体现了人的不自信，其实恰恰体现了人尤其技术专家对自己这方面“设计”能力的过度自负。

凡此种种需要从人文哲学上加以辨析和反思：一般认为“人工智能”是一种“机器智能”，相对于作为“生物智能”人的智能，它是一种“非生物性”的“物理智能”，译为“智能”的“intelligence”也可译作“理智”，与“知性”、“理性”相近，而其“非生物性”则意味着“非感性”——这其中涉及的系列概念乃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范畴，康德把人的认识能力分为“感性”与“知性”两种，在讨论两者关系中又引入了“想象力”——这三者各自的特性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成为我们探讨AI的优势和局限的重要框架。

感性、知性、想象力之间的关系，是《纯粹理性批判》的重要主题，而海德格尔指出，该书第2版与第1版相比，康德的认识发生了摇摆乃至“退缩”，从而形成了“形而上学疑难（problem）”。

其一，康德对感性力、知性力、想象力之间关系的认识，是存在摇摆的。《纯粹理性批判》第1版关于想象力与感性、知性的关系有三种不同描述：（1）想象力是感性与知性之间的“形象中点”或“居间能力”，“如果接受性意味着感性，自发性意味着知性，那么，想象力就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落入两者之间”。康德在这方面的摇摆性表现为：当他坚持认识能力二分法时，就“不管想象力的自发性质，将之计入感性性质”。（2）想象力与感性力、知性力是“三种源初的源泉（灵魂的三种性能或能力）”，但另一方面，康德在另一处又把感性与知性视作认知力的“两个枝干”而“别无其他的源头”。（3）想象力是感性、知性这“双枝干”之“根”——海氏认为这是康德相关论述所暗含的第三种观点。

如果说第1版还是矛盾和摇摆不定的话，那么，第2版则进一步“退缩”：“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中，超越论想象力，比照它在第一次筹划中光鲜照人的出场亮相，这次却出于讨好知性的缘故，被排斥在一旁且被改变了意义”，第1版中明确把想象力视作与感性、知性并列的第三种基本能力的两处论述，在第2版中被删除，“灵魂的功能”被化约为“知性的功能”，“超越论的想象力作为特殊的能力就变成可以舍弃掉的”而“被腰斩”。

其二，如果说感性、知性都存在各自有限性而相互依赖的话，那么，想象力则具有超越性、无限性。揭示人的认识能力在本质上的“有限性”及如何超越这种有限性，乃是康德批判哲学的重要旨趣。说与人的肉身性存在紧密相联的感性力、直观力存在有限性，没有问题，这种有限性既表现为其“接受性”，又表现为对知性的依赖性：“需要对之进行规定的有限直观，有赖于知性”；另一方面，知性同样也依赖感性，“知性不仅隶属于直观的有限性，而且其自身，甚至由于缺乏有限直观的直接性，因此就成为更加有限的东西”，“这一隶属于知性本质的迂回性（推理性），就是其有限性最鲜明的指南”，“知性，作为有限直观的关联攸关方，并不比有限直观具有更多的创造力”。

但是，当康德把“知性的本质”标画为“最高的能力”的“规则的能力”时，他似乎遗忘了“知性的有限性”——正是这种遗忘，导致《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把“灵魂的功能”还原、化约为“知性的功能”，想象力被舍弃、腰斩——如此，康德恰恰陷入了他自己所批判的“知性僭妄”之中。两者相互依赖、相互需要，体现了感性（直观）与知性（推理）两者皆存在有限性，而在两者相互结合、相互作用中，两者的有限性会被超越，感性的“直接性”与知性的“自发性”会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需要一个中介即“想像力”：“在知识的本质性构造中，有关综合的结构所展现的一切，显然一般都是通过想象力获得的”，而把知性与感性联通在一起并发挥知识生成所必需的综合，体现了想象力的“生产性”和“超越性”——在康德的这种论述中，“知性放弃了它的优先地位”。

其三，想象力的超越性又体现为其无限延展性、生产性，有限的感性直观会被锁定在特定对象之点上，有限的知性则会被锁定在特定概念之点上，只有在想象力的无限延展中，两者有限性才被同时超越，而这些所体现的只是“人自身”相对的无限性。体现感性有限性的接受性，具体表现为其对存在物、对象的依赖，即总被锁定在特定的对象之“点”上，而想象力似乎也不离“对象”；但这种“对象”又“不在场”，“这样在想象力中，首先就具有一种特有的与存在物的不关联性”，如此也就超越了感性直观对存在物的依赖：“作为一种不依赖于可直观者的在场的能力，它实现自身，即创造或形象出图像。这个‘形象力’就是一种同时在领受中（接受的）和在创造中（自发的）的‘形成图像’”，而“形成图像”可以是“衍生性的”，也可以是“源生性的”、“生产性的”，它不受经验制约，而使经验得以可能，因而具有超越性，可以称之为“超越论的想象力”。

这种具有源初“生产性”的“超越论的（也译作‘先验的’）”想象力，不同于作为“再生模式”的“经验的”想象力：再生性的经验性想象力和感官感觉的有限性，体现在其总要被锁定在特定对象这些“点”上，而生产性的超越性想象力的“对象”不在场，因而也就不被锁定在特定的对象之“点”上，进而也就具有无限延展性；另一方面，知性总是被锁定在特定的“概念”之“点”上，因而也不具有无限延展性。万事万物作为特定“对象”，总是被锁定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之点上，而时间、空间本身是无限延展的，这是“物自身”无限性的重要体现——而与之相匹配的想象力的无限延展性，则是“人自身”无限性的重要体现。

海德格尔认为，“生产性的想象力在康德那里似乎具有核心意义”，“人自身”的无限性是在想象力活动中显示出来的，而“这种在想象力中暴露出来的无限性，恰好就是对有限性的最强有力的证明”，而“上帝不具有有限性”，因此，“通过用上帝存在自身来建构主导性理念，我们无论如何也就正好证明了有限性”，人的知性“既不能遁入到某个永恒的、绝对的东西之中，但也不能遁入到物的世界之中”——这其中暗含着“动物-上帝”的分析框架：“上帝”代表绝对的“无限性”，“动物”则代表绝对的“有限性”：与动物相比，人具有无限性，但只是一种相对的无限性，而不能获得像上帝那样的绝对的无限性；与上帝相比，人具有有限性，但不是像动物那样的绝对的有限性，而是相对的有限性，并因而是可以超越的，而这种超越性主要体现在人的想象力的源生性、生产性上：动物具有感官感觉这种感性因素，但被锁定在特定对象之点上，不具有这种源生性、生产性想象力。

其四，“知性的僭妄”既表现为认为知性可以把握“物自身”或“绝对真理”，也表现为认为想象力是低级认识能力而可化约为高等的知性力，最大问题是：中断了想象力的无限延展。康德在认识论中引入“上帝”并将其仅仅限定为“理念”，是为给知性划定“界限”以克服人“知性的僭妄”——这看上去是在“限制”知性，但动态地看，其实恰恰是为人的知性力的可持续无限发展扫清道路：知性如果可以把握“绝对理念”或“绝对真理”从而达到其“极点”，也就被锁定在特定的概念之点上，人的知性力就停滞下来。

因此，达不到“极点”从而不能被锁定在特定概念之点上的人的知性力的发展，就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人的知性正是在这种无限过程中不断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而一旦人僭妄地认为知性可以达到“极点”从而“遁入到某个永恒的、绝对的东西之中”，这种无限过程就会停滞下来，人恰恰会丧失本然具有的无限性和超越性。而在知性发展的无限进程中，根植于人的肉身性存在的无限延展的感性想象力，恰恰会成为推动这一无限进程的源动力。

前已指出，把想象力视作知性与感性之间的“居间能力”或两者之外的“第三种基本能力”，都无法克服这方面认识的摇摆，并且这两种认识都有可能把“人性”视作是“动物性”与“上帝性”的合成物；只有把想象力视作感性、知性这“双枝干”之“根”之“源”，“人性”才会成为自身源初的本己的存在，而不是“动物性”与“上帝性”的机械合成物——在海德格尔看来，康德哲学中潜含着这一认识，但并未一以贯之。“知性以感性和想象力作为其‘基础性’的前提，这是很清楚的”，或者说，感性和想象力作为知性的“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康德始终强调想象力“在任何时候都是感性的”，如果它是一种低级和下等的能力，“如何能够成为高级的和‘上等的’能力的知性的源泉？”如果感性想象力是知性的“源泉”，那么，知性在自身的发展中就不能彻底脱离它，而是要不断“返回”到它以汲取不断发展的源动力，但在马堡学派那里，感性想象力仅仅被视作低级的“出发点”，“直观仅仅是那令人讨厌的残渣，应当是在无限性的进程中被清除的废料”，最终，就“将超越论感性论化解到逻辑论中去”了——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是非常可疑的。因此，确认想象力的“不可化约性”，乃是克服知性僭妄的关键点。

如果说“想象力”已是《纯粹理性批判》中的重要范畴的话，那么，以作为“想象力的自由游戏”的艺术审美活动为主要讨论对象的《判断力批判》则有更清晰、深入的相关分析。

其一，想象力的无限延展性又体现为想象力自由游戏的无限可持续性，这种自由游戏需要不断被“激活”而“自行维持”。审美鉴赏判断的独特性在于可以“激活这两种能力（想象力和知性）”，“两种通过相互协调一致而被激活的心灵力量（想象力和知性）”变成轻松的游戏，“必须有一个比例，在其中这种内在的关系对于激活（一种能力被另一种能力激活）来说就是一般知识（被给予的对象）方面最有利于两种心灵能力的相称”。在“想象力的自由游戏”中，知性“不受任何阻碍”，其“强制的合规则性”被避免；当想象力受限制、强制时，知性力的发展也会受到“阻碍”——这是感性与理性、想象力与知性之间的“负”关联。但两者间也存在相互激活、提升的“正”关联：“想象力在其自由中唤醒知性”，“知性无须概念就把想象力置于一种合规则的游戏之中”，而这“与先行的感觉或概念无关”——“感觉”先行，就会被锁定在特定对象之点上；“知性”先行，就会被锁定在特定概念之点上——这两种情况都会使想象力自由游戏被打断而停滞，而“想象力是独自把心灵维持在自由的活动之中的”并“自行维持”，在这种“自行维持”的自由游戏中，知性和感性的有限性同时被超越。

其二，为“知性”创造“新规则”与艺术“天才”之“原创性”，乃是想象力源生性、生产性的具体体现。《判断力批判》进一步强调想象力是“生产性的认识能力”，“它首先就不是被设想为再生的，如同它服从联想法则那样，而是被设想为生产的和主动的”，“想象力在这里就是创造性的，并且使理智理念的能力活动起来”，想象力只有在“自由”状态中才具有“生产性”、“创造性”，问题在于，这种“生产性”、“创造性”究竟来自于哪种认识能力？在关于认识能力的三分法中，康德比较明确地将“生产性”归功于“想象力”；但在二分法中，他的观点就有些摇摆：如果想象力归属于“感性”，那么，生产性就来自“感性”；但当他把人的“灵魂的能力”化约为“知性的能力”时，生产性就归功于“知性”。

在无限延展的想象力自由游戏中形成的“生产性”，具体表现为可以不断地为“知性”创造“新规则”。《判断力批判》在讨论“天才”时把这种“生产性”表述为“原创性”：“天才是一种产生出不能为之提供任何确定规则的东西的才能，而不是对于按照某种规则可以学习的东西的技巧禀赋；所以，原创性就必须是它的第一属性”，因此，“天才是与模仿的精神完全对立的”，不是通过学习可以获得的。想象力源初的“生产性”，就转为对艺术“规则”的“原创性”，而《纯粹理性批判》则把“规则的功能”明确归属于“知性”。

根植于想象力的天才是“创造”规则，而知性（科学）则主要是“应用”规则。“在科学中必须有清晰了解的规则先行，并规定科学中的程序”。“规则先行”表明科学“遵循”既定的“规则”，而在想象力自由游戏中，与知性之间的“比例和相称”则“不是遵循规则就能导致的，不论是科学的规则还是机械模仿的规则，而只能是主体的本性产生的”。这表明：天才不是遵循或应用既定的规则或程序，而是“创造”出新的规则和程序。“每一种艺术都以一些规则为前提条件”，但是，“美的艺术的概念不允许关于其产品的美的判断从某个以概念为规定根据，因而以关于这产品如何可能的概念的规则中推导出来”。

其三，天才原创性表现为对艺术“新规则”之“创造”，而“机械的艺术”则是对这些规则的学习、模仿和“应用”。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并未否认艺术创作中规则之“应用”的价值。“尽管机械的艺术和美的艺术，前者纯然作为勤奋的和学习的艺术，后者作为天才的艺术，相互之间颇有区别，但却毕竟没有任何美的艺术，其中不是有某种能够按照规则来领会和遵从的机械性的东西，因而有某种符合学院规则的东西来构成艺术的本质条件的”，“才能的原创性构成天才品质的一个（但不是惟一的）本质成分”，实际的艺术创作也需要通过训练而可以获得的“机械性”的东西：

“一个天才的产品（按照其中应归于天才，而不应归于可能的学习或者训练的东西来看）就不是一个模仿的榜样（因为那样的话，它上面是天才并构成作品的精神的东西就会丧失），而是对另一个天才来说的追随的榜样，这另一个天才由此而来而被唤起对他自由的原创性的情感，即它在艺术中如此实施了摆脱规则强制的自由，以至于这种艺术由此本身获得了一个新的规则，那才能通过这个新的规则表现为典范的。但是，由于天才是自然的宠儿，这类东西人们只能视为罕见的现象，所以，他的榜样就为别的优秀头脑产生了一种训练，亦即按照规则的方法上的传授，只要人们能够从那些精神产品及其独特性中得出这些规则；而对这些优秀头脑来说，美的艺术就是自然通过一个天才为之提供规则的模仿。”

其四，尽管天才创造出的“新规则”可以转化为“机械模仿的规则”，但天才的“原创性”、“源生性”是机械模仿艺术的“推理性”、“推导性”所无法取代的。艺术“要求有一种把握想象力的转瞬即逝的游戏并将之结合进一个无须规则的强制就能够被传达的概念（这概念正因为如此而是原创的，同时又展现出一条不能从任何先行的原则或者例子推导出来的规则）之中的能力”。这描述的是知性对规则的“应用”功能，“这一隶属于知性本质的迂回性（推理性），就是其有限性最鲜明的指南”，知性的这种与“原创性”相对的“推导性”、“推理性”，体现的就是前面所说的与“源生性”、“生产性”相对的“衍生性”、“再生性”——而这也是“经验性想象力”所具有的特性。

因此，经验性的想象力与推理性、推导性的知性力，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皆只具有衍生性、再生性，与天才相关的创造“新规则”的超越性想象力才具有原创性、源生性。“天才只能为美的艺术的产品提供丰富的素材”，并且“自然而然地为知性提供丰富多彩的、未加阐明的、知性在其概念中未曾顾及的材料”。而知性只是“间接地为知识而运用材料”：“原创性”、“源生性”的天才，不断提供新的“素材”、“材料”，接下来又会让“知性”在其“概念”中被“运用”，也即被从“例子”中概括、推导出“规则”，如此，天才原创的新规则也就转化为“机械模仿的规则”，让后来者能够通过“科学”被“教会”、通过“勤奋”训练可以“学会”并“运用”，而他们进行的创作就是“衍生性”、“再生性”的。这一转化过程表明：知性可以把感性想象力的成果及其疆域不断纳入自身的运作框架，而具有原创性、源生性的想象力通过为知性不断提供新素材、创造新规则而不断拓展认识的疆域——这是个持续不断的无限过程。

清理出以上分析框架，我们就可以展开对AI冲击的分析和反思了。在后世研究中，康德艺术论较之美论、美感论相对不够被重视，但是如果针对当下AI也开始侵入“想象力的自由游戏”而进行艺术创作这种状况，其价值就凸显出来了：与康德所谓“规则”相对应的就是智能机器的“程序”或指令，这种程序是人赋予机器的，尽管AI机器会对这种程序进行自我调整、改进、提升，但真正原创性、源生性的程序还需要人创造并提供。

据悉，已出版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的微软人工智能小冰的创作过程是这样的：通过技术专家设计出的程序，小冰学习了1920年以来519位诗人的现代诗，通过深度神经网络等技术手段模拟人的创作过程，花费100小时，训练10000次以后，拥有了自行创作能力——这正是康德所说的“从例子推导出来的规则”的创作路子，是一种“衍生性”、“再生性”创作。康德指出：“一首诗可能是相当可爱的和漂亮的，但它没有精神”，我们可以用这句话来评价说小冰的诗缺乏“精神”或“灵魂”，也可以说“她”缺乏天才或原创性：借助计算机超级计算能力和数字化大数据处理能力，“她”可以比人更富成效地概括、“推导”出“规则”并在这种规则下自行创作，但不能为诗歌艺术“创造”出“新规则”——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AI与人的关系。

其一，作为人的创造物的AI若能完全取代“人自身”，就意味着人可以像“上帝”那样创造“人”乃至“超人”——这是“知性的僭妄”的极致。康德强调，审美理念“使人对一个概念联想到许多不可言说的东西”，“在一个审美理念这里，知性通过其概念也永远达不到想象力与一个被给予的表象结合起来的整个内在直观，既然用概念来标示想象力的一个表象，就等于阐明这表象，所以，审美理念就可以被称为想象力（在其自由游戏中）的一个不可阐明的表象”——那么，这种不可言说、无法用概念阐明的“审美理念”指向哪里？“自然概念虽然在其直观中表现其对象，但却不是将之表现为物自身，而是表现为纯然的显象；与此相反，自由概念在它的客体中虽然表现物自身，但却不是在直观中表现的，因而双方没有一方能够获得关于自己的客体（甚至关于能思维的主体）作为物自身的一种理论知识”——相对于“物自身”，“思维的主体”就是“人自身”。

康德哲学批判的一个重要旨趣，是通过强调“理念”只是一种“非建构性”的“范导性的原则”来“抑制知性的令人忧虑的僭妄”——认为知性可以把握“物自身”、“人自身”，就是“知性的僭妄”。与“人自身”相关的，一个是作为“思维的主体”的人的“自由的想象力”，另一个是作为“实践的主体”的人的“自由的意志（力）”。在实践主体方面，认为人可以赋予作为人的创造物的智能机器以“自由意志”，实际上就使“人”获得了“上帝”的地位，即人可以像上帝创造人那样赋予其创造物以自由意志——这显然是一种“僭妄”。在思维主体方面，人所不能赋予作为人的创造物的智能机器的是“自由的想象力”。

其二，分而论之，离开人的肉身性存在的AI既有自身优势，也存在局限。AI不能完全把握“人自身”，并不意味着不能把握人的所有方面，它恰恰可以通过超级计算、数字化模拟、大数据处理等把握人的“知性”能力，小冰能写诗表明，AI可以模仿人的感性想象力的“结果”，但不能模仿人无限延展的感性想象力“本身”——而这未必就只是AI的“劣势”，而恰恰也可以是其“优势”：因为诚如康德所指出的，与人的肉身性存在相关的“感性（感官感觉）”会限制、阻碍知性力的发挥，而作为一种非肉身性存在，AI机器就会摆脱这种“感性”束缚而使知性力获得更大发挥——但是：（1）“相互限制”只是感性想象力与知性力之间的一种“负”关联，另一方面，两者也存在“相互激活”进而“相互提升”的“正”关联——从这种“正”关联看，植根于人的肉身性存在的感性尤其想象力恰恰成为人的“优势”，成为人的知性力不断发展、提升的“源动力”，而非肉身性的智能机器本身则不具有这种感性源动力；（2）摆脱人的感性想象力的AI对知性力的发展，只是一种“衍生性”、“再生性”的发展，而以感性想象力为源动力的人的知性力的发展则是一种“源生性”、“原创性”的发展。

尽管在对知性、感性、想象力关系的认识上，康德有所摇摆，但在把“想象力”归结为“感性”因素从而不离人的肉身性存在上，他却是一以贯之的。如果作更具广度和深度的反思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知性的僭妄”在西方思想史中可谓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对“理念（心灵、灵魂、理性、知性）”的过度抬高和对“感性（肉身、感官）”的过度贬低，这种感性与理性、肉身与心灵相分离的思想，在西方就形成了悠久的“形而上学”传统——近代以来包括康德在内的西方哲学家已开始对这种形而上学传统进行反思，但是诚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康德本人也未能彻底摆脱“知性的僭妄”这种“形而上学疑难”。

至少从柏拉图开始，有限性、感性的肉身存在就被视作人的理性、灵魂向上提升的累赘，摆脱这种累赘，似乎成为西方思想家孜孜以求的理想——而现在的AI似乎已经帮他们实现了这种理想，但“形而上学疑难”依然未能得到解决，而且对人类的存在和进一步发展来说，问题恰恰变得愈发复杂和严峻了：这可以从当下弥漫全球的对AI冲击的种种忧虑中略见端倪。当代颇为流行的“技术崇拜”与西方传统的“知性的僭妄”密切相关，对此加以深入反思，强调身心不离、灵肉相即的中国传统哲学或许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兹不多论。

其三，合而论之，以知性取胜的AI可以与不离肉身的人的感性想象力相互提升。比较人与AI的优劣，还是把两者割裂开来的说的，而两者也可以互动而联系在一起（即通常所谓的“人机互动”）：在知性力发展上，摆脱感官感性束缚的AI比人确乎具有优势，即便如此，AI在不断发展、提升知性力的进程中，也需要不离肉身的人的感性想象力源源不断地提供源动力。

这具体表现为：AI的程序不可能一下子达到“极点”，它对自身的程序可以自我调整、改进、提升，但其“原创性”、“源生性”的程序则需要人在不断更充分发挥想象力中提供。康德把原创性的天才只归功于“艺术”争议颇大，在他看来，科学（知性）只能“应用”规则——这确实是科学活动中的常态，但问题在于：科学所“应用”的规则也是人“创造”出来的。

在这方面，库恩所谓的“范式”指的其实就是科学原创性、源生性的“规则”。牛顿创造出经典力学规则后，其后相关科学研究可以说就主要是在这种既定“规则”下进行的，所取得的成果就主要是“衍生性”、“再生性”的——这是科学的常态。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这种常态的重大突破就体现在：创造出了不同于牛顿经典力学的“新规则（范式）”——这种源生性、原创性“新规则”的产生，显然离不开爱因斯坦“天才”的想象力。其实，任何科学的重大发明都离不开科学家的天才、想象力或灵感等等。同样，AI进一步发展尤其重大突破，显然要仰赖于其运作规则即程序的重大突破——而人的源生性、原创性的想象力将在这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之，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完全取代、战胜人类，貌似是在强调人类的不自信，其实恰恰是在张扬人的极度狂妄——作为一种有限性的存在物，人能创造出一种彻底超越有限性的技术吗？AI作为赚钱乃至杀人机器在人与人之间竞争性的过度应用——这种威胁对于人类来说或许更加现实而迫切。

刘方喜：物联网分享还是人工智能垄断：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数字资本主义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重构马克思工艺学批判理论，把对当今数字资本主义和各类极致技术的分析纳入马克思主义框架。劳动资料形式的工艺革命引发生产力革命，资本主义之前的生产工具以分散的“单体”形式存在，第一次机器革命使之积聚化、体系化，形成由蒸汽机驱动的“大机器体系”，这种“机械性”劳动资料使物质生产之“动力系统”得以自动化运转；在当今大机器体系之“二次革命”中，由计算机数字化大数据、人工智能驱动并与实体制造融合而成的“物联网”正在生成，这种新型“智能性”劳动资料将使大机器体系之“智力系统”也得以自动化运转——动力系统与智力系统双重的自动化运转，将使作为“社会人的生产器官”之大机器体系完全发育成熟，人类生产力发展将达到极致。而工艺革命又引发生产关系革命，大机器体系使劳动由“形式上”而“实际上”从属资本，机械性劳动资料在“资本主义应用”中快速积聚到非劳动者手中，劳动者体力被排斥；当今商业化“局域物联网+人工智能+公司”模式力图将智能性劳动资料也封闭、垄断起来并导致更快速积聚，劳动者智力也开始被排斥，劳动更彻底从属资本；而以3D打印机为工具的“万维物联网+人工智能+创客（个人）”则有望开辟出“非商业化”模式，呈现出开放、分享、碎片化、使劳动资料重新回到劳动者个人手中的新态势，“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劳动者之间超越交换价值的点对点的直接社会联系进而劳动摆脱资本的进程已在工艺上被开启，资本主义更彻底走向瓦解，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将由此获得更加坚实的工艺基础。

关键词：数字资本主义；机器革命；物联网分享；人工智能垄断；工艺学批判

（一）马克思归来：“数字资本主义”与“大机器体系”之“二次革命”

2016年西方出版的一本书叫《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其引言标题是“马克思归来”。计算机二进制算法之“数字化”技术，是当今各种极致技术最基础性的技术，用“数字（技术）”来命名当今新资本主义是比较恰当的。当今数字化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极致技术，正在按摩尔定律指数级增长，国际学界对此的分析有不同框架，常见的当属“工业革命”框架：马克思所处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二战”前后出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信息互联网（IOI，Internet Intelligence）、智能机器人制造等则正在引发第四次工业革命。新近美国学者又提出一种不同于“工业革命”的“机器革命”框架：“第一次机器革命”最重要的标识物是“蒸汽机”，而“现在，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到来了。就像蒸汽机及其他后来的技术发展克服并延展了肌肉力量一样，计算机和其他数字技术——那种用我们的大脑理解和塑造环境的能力，正在对金属力量做着同样的事情。”[1]“肌肉”是一种类人的身体隐喻，而对第一次机器革命最经典的分析并且大量运用身体隐喻的，非马克思莫属：纳入这种“两次机器革命”框架，我们会清晰勾勒出在当今数字资本时代马克思“归来”之道。

对于资本主义，马克思既有被人所熟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实还有相对被忽视的“工艺学批判（Critical Technology）”：作为其最成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经典著作，《资本论》第一卷之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之“第十一章、协作”、“第十二章、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尤其“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等，实际上也是最为成熟的“工艺学批判”经典文献：

“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甚至所有抽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2]429

马克思还从工艺学角度把“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分为“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种，其中：

“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在劳动资料中，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比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如管、桶、篮、罐等，其总和一般可称为生产的脉管系统）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2]p207-210

把劳动客体条件分为“劳动对象（劳动材料）”与“劳动资料”，又把“劳动资料”再细分为“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和“容器性的劳动资料”等形式，并在长时段历史中考察这些形式的变化，尤其在资本主义时代的重大历史性变革，乃是马克思工艺学批判理论的重要内容：“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2]559大工业生产过程被分解成不同的要素并在此基础上构成相互联系的“大工业体系（生产体系）”——与此对应的就是“大机器体系（工艺体系）”——这是严格的现代意义上的“工艺学”研究的对象，它研究的不是生产工具之“单体”，而是其“体系”，而在资本主义之前，生产工具主要以分散的“单体”形式存在，到了资本主义大工业才形成越来越严整的生产工具之“体系”即“大机器体系”，这种“体系化”乃是人类物质生产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从“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看，第一次机器革命所形成的作为“使原料变为产品的动因而存在”[3]207的“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就是由蒸汽机驱动的“大机器体系”，其“动力系统”的“自动化”运转，是其“体力”器官发育成熟的标志：大机器体系“是由自动机，由一种自行运转的动力推动的。这种自动机是由许多机械的和有智力的器官组成的”，“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3]208——大机器体系已经通过科学而获得“智力器官”，但这种“智力”还主要由“人”生产而从外加诸机器，而当今“人工智能”则开始由“机器”本身“自动化生产”或者说由机器“内生”而不再是“外加”，由这种人工智能驱动的物联网，标志着大机器体系之“智力系统”也开始自动化运转，其“智力”器官也开始发育：如果说“机械性劳动资料”是大机器体系之“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的话，那么，人工智能这种“智能性劳动资料”就是其“脑髓系统”——作为人类物质生产方式现代化重要标志的“大机器体系”正在开始“二次革命”，或者说，“社会人的生产器官”正在开始“二次发育”，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将达到极致。

从历史发展和联系角度，把当今各种极致技术汇聚而成的“物联网+人工智能”模式，定位为“大机器体系”之“二次革命”，马克思以“大机器体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工艺学批判”对此就依然具有相应阐释力——这正是马克思归来之道。作为现代化大生产独特的劳动资料形式，“大机器体系”的特点在与资本主义之前小生产工具之分散的“单体”形式的比较中就凸显出来了——马克思以“生产工具单体-大机器体系”为基本分析框架，揭示第一次机器革命的意义，不仅在于“动能（蒸汽机）”革命，而且更在于“大机器体系”的形成，正是这种“大机器体系”使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如果说“动能”与人的社会关系没有直接的关联的话，那么，“大机器体系”本身所体现的就是人与人、人与世界的一种联系方式，而且是形塑人的社会关系最基础性方式——这一框架同样适用于分析大机器体系在当今的“二次革命”，这场新革命迄今大致已经历三阶段：

（1）“计算机革命”：计算机最初的智能产品是“程序（操作系统等）”，其后又出现数字化“大数据”，而“人工智能”则可谓其终极产品。如果说“蒸汽机”是第一次机器革命的标识物的话，那么，“计算机”就是“二次革命”的标识物：如果说第一次革命侧重于“动能”革命的话，那么，“二次革命”就侧重于“智能”革命。

（2）“互联网革命”：从对社会关系的形塑看，智能生产工具之“单位”非常重要：在当今极致技术体系中，最基本的工具是“计算机”之“单体”，而由一台台计算机单体连接而成的“互联网”则构成工具之“体系”——如果像一般技术专家那样撇开“人”而单纯从工艺学角度看，在工具“单位”上区分开“互联网”与“计算机”似乎并不重要（互联网也被称作“超级计算机”），但如果从“人”尤其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一社会学角度看，互联网革命的意义并不小于计算机革命：计算机之“单体”跟人的社会关系无直接关联，而计算机之“体系”即“互联网”本身就是人与人之间社会联系一种直接的建构方式。进一步细分，最大单位是万维网（WWW：World-Wide-Web），最小单位是作为万维网一个个“终端”的个人电脑（PC：personal computer）或单体电脑（智能手机等），中间是大小不等的局域网（LAN：local area network）——与此相对应，掌握、运用技术工具的“主体”之“单位”更加重要：与WWW对应的是“全球”或“国际”，与PC（以及智能手机等）对应的是“个人”，与LAN对应的是“公司”“国家”等：资本主义以“交换价值（货币）”为中介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建构起“金融性”的“间接”联系，而万维网则有望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建构起“技术性”的“点对点”的“直接”联系——这为打破资本主义交换价值体系、超越个人与个人之间金融性的间接联系等提供了工艺基础——这正是互联网的革命性所在，作为市场单位的“公司”则通过分割、圈占互联网来力图把个人与个人继续封闭在金融性或商业性的间接联系之中——这是当今数字资本主义内在对抗性的集中体现。

（3）“物联网革命”：“互联网”最初只生产和传播非物质性的“信息”，这种“信息互联网（IOI）”与实体制造融合而成的“物联网（IOT）”，把制造物品的一台台机器通过互联网连通起来，就形成了一种新型“大机器体系”——这昭示着当今物质生产方式的新变革，而这种变革又将引发生产关系进而社会有机体的全面变革，“IOT革命”的意义也不小于“IOI革命”：如果说第一次机器革命所形成的大机器体系是“机械性”劳动资料的话，那么，由“人工智能”驱动的“物联网”则是“智能性”劳动资料，它标志着大机器体系之“二次革命”的真正开始。马克思说：“机械性的劳动资料”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而“人工智能+物联网”这种“智能性”劳动资料，更能显示当今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

“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生产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指示器”——这还是静态的描述，从动态、联系角度看：“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4]473——这是马克思工艺学批判最基本命题：一方面，后世马克思主义研究往往撇开“工艺（机器）革命”去谈生产力如何引发生产关系革命，使“生产力-生产关系”框架被抽象化乃至教条化；另一方面，撇开“生产关系”而只谈机器体系工艺结构或者至多只谈机器对生产力的影响，则是一种“非批判的工艺学”研究：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应的是“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而这既是相对于马克思之前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的“非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而言的，更是相对于马克思之后西方主流的“非批判的经济学”而言的，区别在于：是否认为“资本主义”是“经济”运转与发展的“终极”方式。同样，与“工艺学批判”对应的是“批判的工艺学”，当然也就存在与之相对的“非批判的工艺学”，区别在于：是否认为“资本主义”或“商业化模式”是“技术”应用与发展的“终极”方式——当下在国际学界和全球大众传播媒介中流行的关于极致技术的种种论调，无论悲观还是乐观，其实都暗含着一个基本理论预设：“资本主义”或“商业化模式”是“技术”之“终极”的社会应用和发展方式——当今马克思主义“工艺学批判”首先就要不断对这一预设作深入的批判性反思。

国际上许多学者都用“革命”来描述当今极致技术的影响，但往往只谈“商业（经济）模式”革命，并且实际上把“商业化模式”预设为人工智能等极致技术应用和发展的唯一方式；少数言及“社会”革命的人也往往只谈资本主义的式微，而不正面谈取而代之的社会主义的复兴——这表明：讨论这些问题大的实践背景依然是全球数字资本主义，而在理论上，一段时间以来形成的思维惯性或意识形态包袱，对西方学者相关感知与认知尤其对未来大势的想象有很大限制，突破这种限制，需要“回到马克思”以迎接其“归来”。

（二）生产工具单体-大机器体系、生产力-生产关系：马克思工艺学批判框架

以上初步勾勒了马克思工艺学批判的基本框架，下面再展开进一步具体分析。

其一，“生产工具单体-大机器体系”是马克思工艺学批判的基本框架。资本主义劳动资料形式的历史性变革，首先引发的是“工艺革命”——马克思在对“机器”与“工具”之区别的讨论中，对此有具体深入的分析。当时，“在机器和工具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争论”，其中“英国的力学家（数学家），以他们那种粗率的方式称工具为简单的机器，而称机器为复杂的工具”，而“英国的工艺学家比较注意问题的经济方面（英国经济学家中有许多人，甚至是大多数人都跟着他们走），他们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一个的动力是人，而另一个的动力是自然力”，马克思自己的观点是：

“工业革命并不开始于动力，而是开始于英国人称为workingmachine的那部分机器……另一方面，同样没有疑问的是，一当问题不再涉及到机器的历史发展，而是涉及到在当前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机器，工作机（例如在缝纫机上）就是唯一有决定意义的，因为一旦这一过程实现了机械化，现在谁都知道，可以根据机械的大小，用手、水或蒸汽来使机械转动。对纯粹的数学家来说，这些问题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在问题涉及到要证明人们的社会关系和这些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之间的联系时，它们却是非常重要的。”[5]317-318

在手工作坊中，一个纺织工人往往只能操作一台纺织机并用手脚驱动，即使不再用手脚而由比如蒸汽机驱动，工人使用的也还是“工具”；而在现代纺织工厂中，一个纺织工人看管的是一排乃至多排纺织机，即由一台台纺织机单体构成的“工具体系”——这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机器”，而生产过程“机械化”、机器“体系化”的一个关键是“自动化”：“加入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后，劳动资料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它的最后的形态是机器，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自动的机器体系（即机器体系；自动的机器体系不过是最完善、最适当的机器体系形式，只有它才使机器成为体系），它是由自动机，由一种自行运转的动力推动的。”[3]207-208正是“动力系统”的“自行运转”使机器成为“体系”，并使其与传统分散的生产工具之“单体”真正区分开来。把机器的发展与“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联系起来，或者是充分结合“社会学”来讨论“工艺学”问题，乃是工艺学批判的基本特点，而“纯粹的数学家”不关心生产工具对“社会关系”的影响，是一种割裂于“社会学”的孤立的“非批判的工艺学”研究；从对社会关系的形塑角度看，不同于传统生产工具之分散“单体”的现代“大机器体系”的划时代意义就在于：将引发一场“生产关系的革命”。

其二，“生产力-生产关系”是马克思工艺学批判又一基本框架。分散的生产工具“单体”是前现代的“小生产”方式的重要表征，而“大机器体系”则是现代化“大生产”的重要表征，它具有高得多的生产率，说其引发“生产力革命”是易于理解的，那么，如何理解“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直观地看，工作在大机器体系（其成熟形式是“流水线”）中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显然与以使用单体生产工具的传统劳动者之间的关系非常不同——但是“生产关系”最重要的方面，是劳动与包括生产工具在内的劳动资料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现代资本主义就表现为“劳动从属于资本”，作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的大机器体系所实现的“生产关系的革命”就表现为：使劳动由“形式上”而“实际上”从属资本——这是《资本论》第一卷“机器和大工业”部分的重要内容：“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前提；这种生产方式连同它的方法、手段和条件本身，最初是在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和发展的。劳动对资本的这种‘形式上’的从属，又让位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 [2]p583劳动“实际上”从属资本表现为：“在这里，过去劳动——在自动机和由自动机推动的机器上——似乎是独立的、不依赖于［活］劳动的；它不受活劳动支配，而是使［活］劳动受它支配；铁人起来反对有血有肉的人。工人的劳动受资本支配，资本吸吮工人的劳动，这种包括在资本主义生产概念中的东西，在这里表现为工艺上的事实。”[4]567劳动“形式上”从属资本就还只是“包括在资本主义生产概念中的东西”，而只有大机器体系才使其成为“工艺上的事实”——后世研究往往撇开这种具体的工艺学分析，大大削弱了马克思理论的深刻性和丰富性。

马克思工艺学批判再一经典文献，是“伦敦手稿”之“固定资本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标志”之“机器体系是适合资本主义的劳动资料形式”部分：“劳动资料发展为机器体系，对资本来说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使传统的继承下来的劳动资料适合于资本要求的历史性变革。”[3]210——正是机器体系使劳动“实际上”从属资本，这在工艺上就具体表现为劳动者从属机器体系，从而实现了人类生产关系之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变革。

其三，从社会学角度，把“机器本身”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分开来，是马克思工艺学批判又一基本内容。与使劳动“实际上”从属资本相联系的，是自动机器体系对劳动者“体力”的排斥，后果是造成大量失业——工人对此的自发反抗就是破坏机器，如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卢德运动——马克思有针对性地强调：“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2]p493，“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2]p508。“伦敦手稿”指出：“物化在机器体系中的价值表现为这样一个前提，同它相比，单个劳动能力创造价值的力量作为无限小的量而趋于消失”[3]209，也即趋于彻底排斥劳动力——“伦敦手稿”紧接着“机器体系是适合资本主义的劳动资料形式”之后的一个主题是“资本作为生产的统治形式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而解体”，马克思辩证指出：“资本在这里——完全是无意地——使人的劳动，使力量的支出缩减到最低限度。这将有利于解放了的劳动，也是使劳动获得解放的条件。”[3]p214当然，前提是：“机器”变成“联合的工人的财产””[3]p362——这就意味着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方式的彻底扬弃，而这是生产关系社会主义革命必要的工艺基础。

针对把“资本主义应用”当作机器体系之应用和发展的终极方式的相关认识，马克思指出：“决不能从机器体系是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的最适当形式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从属于资本的社会关系这样一种情况，是采用机器体系的最适当和最完善的社会生产关系。”[3]212而“共产主义者应当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关系下，工艺学上已经达到的真理方能在实践中实现”[6]：大机器体系作为工艺革命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真正成熟，而其进一步释放出的更大生产力则越来越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其不再相适应，进而导致资本主义趋于解体，取而代之的“共产主义关系”才是大机器体系所蕴含的生产力充分释放出来的“最适当和最完善的社会生产关系”。

（三）物联网分享VS人工智能垄断：数字资本主义的工艺学批判

从“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看，第一次机器革命形成的“大机器体系+动能”模式还只标志着其“体力”器官即自动化运转的“动力系统”的形成，尚需经历“二次革命”，才能使其“智力”器官即自动化运转的“智能系统”也得以形成，如此，“社会人的生产器官”才能完全发育成熟——把当今极致技术引发的物质生产方式革命，视作第一次机器革命所形成的“大机器体系”之“二次革命”，我们就可以从历史连续性角度，把当今数字资本主义和各类极致技术纳入马克思“工艺学批判”分析框架——下面就在对两次机器革命的比较中，展开这方面的初步探讨。

其一，从工艺革命看，与驱动成分相联系，第一次机器革命所形成的物质生产模式可以概括为“大机器体系+动能”：动能革命开始于以煤炭为燃料的蒸汽机革命，其后又出现了石油、核能、风能以及其它新能源等，而动能革命的最终成果是“电能”，其它各类能源一般都要通过转化为电能来发挥作用。在二次革命中，智能革命开始于信息革命尤其计算机革命，传统所谓的“信息”与现在所谓的“大数据”等，大抵相当于第一次革命时代的煤炭、石油等，“软件”是初级智能产品，而当下极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则可谓终极智能产品，堪比第一次革命中的“电能”：如果说第一次革命所形成的是“大机器体系+电能”模式的话，当下二次革命正在形成的就是“物联网+人工智能”模式。

大机器体系成型的关键是自动化，首先是“动力系统”的自动化运转，而“用机器生产机器”又是自动化的关键：“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随着19世纪最初几十年机器生产的发展，机器实际上逐渐掌握了工具机的制造。但只是到了最近几十年，由于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和远洋航运事业的发展，用来制造原动机的庞大机器才产生出来”，“用机器制造机器的最重要的生产条件，是要有能充分供给各种强度的力量同时又完全受人控制的发动机。蒸汽机已经是这样的机器。”[2]p441-442当今二次革命的关键依然是“自动化”：“某种形式的自动化最终必将有效地解决商业智能方面的各种难题”[7]p62，而“从长远来看，大数据技术必将发展成为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驻留于数码世界和物理世界的顶层”[7]p6，相比于“用机器生产机器”，由大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最大的特点就是“用智能生产智能”即由“机器”对“智能”进行自动化生产（而此前则主要由“人”生产而从外加诸机器）。“用机器生产机器”在使物质生产之“动力系统”自动化运转中发挥重要作用，而“用智能生产智能”则在使“智力系统”的自动化运转中发挥重要作用；前者发挥作用的关键是发动机能持续地提供动能，而后者发挥作用的关键是计算机的超强运算能力，与互联网结合起来就是“云计算”等的超强能力，它们为当今大机器体系持续地提供智能。

在第一次机器革命中，竞争的焦点集中在煤炭、石油等“能源”以及由此转化的电能和动能发动机上；而当今二次革命则将使竞争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到信息、大数据以及由此转化的人工智能或“智能”发动机上。现在，电能总消耗量依然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重要参数，而未来，人工智能的生产和运用程度将越来越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重要参数。由以上所引马克思的话可以推论说：大机器体系“二次革命”所形成的“物联网”这种新兴物质生产方式，要掌握自己“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智能本身”，就必须“用智能生产智能”，如此，才能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而得以“自立”。

虽然，第一次机器革命又被称作“蒸汽机革命”，动能（动力）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马克思强调“工业革命并不开始于动力”，“大机器体系”或其自动化运转的“动力系统”的成型，才是其彻底胜利的重要标志——由此推论：当今“二次革命”也并不开始于“智能（智力）”或者生产这些智能的计算机单体，而是开始于由一台台计算机单体连接而成的“互联网”，由人工智能驱动的物联网体系或其自动化运转的“智力系统”的成型，将是其胜利的标志——从发展现状看，推动数字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与实体制造的深度融合，依然是当今新型物质生产方式得以成熟和发展的关键所在。

联系起来看，在第一次机器革命中，“只有当劳动资料不仅在形式上被规定为固定资本，而且抛弃了自己的直接形式，从而，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内部作为机器来同劳动相对立的时候，而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只有到这个时候，资本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或者说，资本才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可见，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3]211当今二次革命所体现的依然是“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和“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这在第一次机器革命还主要体现在“动力系统”或机械性劳动资料上，今天看来，这种应用并未使资本获得充分发展，只有当“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也体现在“智力系统”或智能性劳动资料上时，资本才有望获得真正“充分的发展”——只有经历这两次机器革命，大机器体系之“动力（动能）系统”与“智力（智能）系统”都开始自动化运转，“社会人的生产器官”才能完全发育成熟，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才能达到极致，而“极致生产力”乃是葬送资本主义的最终力量。

其二，说大机器体系在当今二次革命中所形成的“物联网+人工智能”模式正在引发一场新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不难理解；那么，如何理解其“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呢？马克思指出，大机器体系在使劳动“实际上”上从属资本、排斥劳动者体力的同时，也开启了劳动摆脱资本的进程——总体来说，当今“物联网+人工智能”之“资本主义应用”使劳动更彻底从属资本并开始排斥劳动者智力，但同样更进一步开启了劳动更彻底摆脱资本的进程——在相关讨论中，西方学者所揭示的以“公司”为单位的封闭的商业化“局域物联网（Local- Area-IOT）”的“垄断”与以“全球”为单位的开放的“万维物联网(World-Wide-IOT）”的“分享”之间的拉锯战，已初步触及这一问题。

万维网最基本特性是“开放”——这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封闭、垄断、排他特性形成冲突：“封闭”首先是个空间概念，这种封闭首先是从资本积累过程中圈占“土地”这种“物理空间”开始的——与之相比，当今二次革命时代的资本积聚是从圈占所谓“赛博空间”这种“虚拟空间”开始的——这种圈占发生在万维网上，而万维网呈现出的是“开放”特性：开放打破封闭进而冲击垄断，并更易于导致“分享”。把虚拟空间圈占、封闭起来，首先是为了独占、垄断智能产品，传统的“动能（能源）”垄断正在演变为以“智能”垄断：以公司为单位的封闭的局域物联网的垄断与以全球为单位的开放的万维网的分享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拉锯战，并在智能产品不同发展阶段都有体现：

（1）“软件”的垄断与分享之间的拉锯战：在互联网充分发挥作用之前，计算机软件是相对易于垄断的，而当软件公司（如微软等）通过互联网下载销售软件时，这种垄断就开始受到越来越大冲击，盗版泛滥，于是，收费的正版软件与倡导免费使用的“自由软件运动”之间形成拉锯战，斗争的结局是形成所谓“开源软件”：你在免费使用的源代码基础上开发的软件可以“垄断”起来以营利，但被你改进后的源代码必须继续保持开放、免费而可分享——这可以说是开放与封闭、分享与垄断妥协的产物。

（2）“大数据”的垄断与分享之间的拉锯战：

“现在，大型机构已经控制并建立了这种新型的生产和社交工具”，“强大的技术公司已经不再重视过去的那种开放、分布式、平等和带来机会的网络，而是将重心转移到了线上的封闭式系统或专有的、只读的应用程序”，“企业的力量已将这些美好的点对点、民主化和开放的技术作为无节制地获取利益的手段”，“强大的‘数字巨无霸’，如亚马逊、苹果和脸书，曾几何时它们也是互联网的初创企业，现在正在私有的数据池里收集民众和机构产生的数据，并没有将它共享到网络上。”[8]13

封闭的“数据池”是垄断的重要表征，“谷歌、脸谱网与推特等影响力不断扩大的互联网公司通过广告来赚钱”[8]121——正是商业化的赚钱动机，使巨型互联网公司把本来在万维网上开放、共享的大数据“圈占”起来而成为封闭、反共享的“数据池”，“所有系统都是专用的封闭系统，而数据秘而不宣，不与别人共享；也可能像网络那样，也就是说，趋于公开”[8]144——开放与封闭、共享与垄断的拉锯战将持续进行下去。

（3）最终是在实体制造（工业互联网）中“人工智能”的垄断与分享之间的拉锯战，对此，《大数据主义》一书有所涉及，该书初步勾勒了在工业经济中“大数据”与“物联网”融合而形成的新生产范式：“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既是为谷歌、脸谱网提供动力的基础性技术，也是工业互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9]191，“IBM在信息技术领域颇有建树，通用电气则在工业经济领域另辟蹊径。”[9]198“多年来，通用电气一直希望利用传感器实现机器数字化，使机器可以交流，并利用得出的海量数据进行新的探索，发掘赚取利润的新机遇。这个想法是全局性构想的‘物联网’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物联网，就是在全球各种物体上安装传感器（小型传感器被称作‘智能微尘’），收集各种信息，并利用强大的计算机网络进行信息交流”，目标是“把整个地球建成一个可以识别传感器数据的巨型计算机”，通用电气力图用“大数据与智能化机器”进行改革，创建“工业互联网”[9]189——这其实应称作以“公司”为单位的封闭的商业化“局域物联网”，而不同于以“全球”为单位的真正“全局性”的开放的“万维物联网”，“至今还停留在不同于互联网的世界中”的通用电气等在分割、圈占“万维物联网”中，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进行垄断。

其三，封闭与开放、垄断与分享之间的拉锯战，又表现为“所有权”与“使用权”之间的冲突，并且聚焦在作为新“商业化模式”的“分享经济”上。

里夫金《使用权时代》一书揭示：“产权正在被激烈地改变，其社会意义是巨大而深远的。对于整个现代来说，产权和市场是同义的。诚然，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建立在市场上的产权交换这一理念之上的”，而“在新的时代，市场正在让位于网络，‘所有权（ownership）’正在有条不紊地被‘使用权（access）’取代”[10]，“所有权”让位于“使用权”是“市场”让位于“网络”的结果。凯利《必然》一书用12个词勾画物联网生产方式所导致的人类社会未来的“必然”趋势，其中第六个词是“共享（Sharing）”，第五个词则是“使用（Accessing）”：“对事物的占有不再像曾经那样重要，而对事物的使用则比以往更重要”，“就某些方面而言，使用权优于所有权，以至于使用权正在开拓经济的新领域”[11]122。物联网经济是一种“平台”经济，而“正是平台这种深度生态的互相依赖性，会打压所有权，而扶持使用权”[11]137；物联网经济又是“云（端）”经济，“为了完全利用人工智能和其他基于云端的技术力量，我们的工作与娱乐将愈来愈远离个体所有权的孤岛，而转向云端中的共享世界”[11]142，在“云”平台上，“作为服务的计算机取代了作为产品的计算机，使用权取代所有权”[11]144——凯利从多方面描述了“使用权”如何比“所有权”更重要。

总体来说，里夫金和凯利偏于乐观，中国和西方所谓“分享经济”才发展几年，种种乱象就开始不断涌现，比如“共享单车”等。更重要的是，发生在网络上的“分享”不断受到商业化的“反分享”的冲击，拉锯战依然持续进行中——斯利对此有所分析：“在短短几年里，共享经济已经从‘我的就是你的’的慷慨变成了‘你的就是我的’自私，而‘共享经济’这个词语所传递出的非商业的价值观已被抛在脑后”[12]193，数字开放的理念“一次又一次被人偷换概念”而“用于谋取私利”[12]127，总之，谋取私利的商业化模式与开放、共享在价值原则上是相冲突的。许多分享经济公司的发展轨迹是：“运动开始时诉诸平等的理想，所依靠的说辞是开放可以扭转与大机构如‘老牌’公司或国家的力量对比”，但是，“随着开放运动的发展，聪明的资本学会了如何与它合作”，于是老牌企业也“依靠这些开放的公共资源成长”[12]，“起初共享经济呼唤的是社区、人与人的交往、可持续性和共享，现在它却成为亿万富翁、华尔街大鳄和风险投资家的游戏场”[12]193——短短几年的发展史表明：互联网公司所标榜的“分享经济”，一旦发展起来后就背叛分享原则而走向分享的反面（垄断）——这是当今数字资本主义内在对抗性的重要体现。

（四）“万维物联网+人工智能+创客（个人）”：社会主义的复兴

以上讨论了以“公司”为单位的“局域物联网”与以“全球”为单位的“万维物联网”之间的价值冲突，从主体角度看，控制局域物联网的公司是一种“法人”，与之相对，万维物联网上还出现另一种“主体”即“创客”这种“个体自然人”，因而也就存在另一种模式即“万维物联网+人工智能+创客（个人）”，并与“局域物联网+人工智能+公司”模式相对。物联网+人工智能模式所引发的生产关系革命，最终将体现在或落实到生产资料尤其生产工具上：所谓“分享经济”还主要涉及“产品”，而“创客（Makers）运动”的重大意义在于：将“分享”价值原则推进到生产之“工具”及其掌握主体“个人”上——这种生产工具就是3D打印机，其掌握主体是相对于公司法人的个体自然人。大机器体系使劳动“实际上”上从属资本，在所有制上就表现为劳动资料尤其生产工具由“劳动者个人”手中越来越积聚到“非劳动者”手中而被其垄断，而马克思辩证指出，这同时也恰恰开启了劳动摆脱资本的进程——总体来说，当今“局域物联网+人工智能+公司”使劳动更彻底从属资本，而“万维物联网+人工智能+创客（个人）”则有望开启“非商业化”模式从而使劳动摆脱资本：相对于资本积累规律所造成的生产工具的积聚化、垄断化，这一模式昭示着生产工具在非商业化、大众化、民主化、碎片化、分布化、分享化中重新回到“劳动者个人”手中的态势，马克思所构想的“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的建构获得工艺上的现实起点，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正在获得坚实工艺基础。

其一，对于以个人为主体、以3D打印机为工具的创客运动使生产工具碎片化、分享化、非商业化，并冲击资本对生产工具的积聚化、垄断化、商业化，进而开启劳动摆脱资本进程的革命意义，西方许多相关专家已有所揭示。

萨马蒂诺用“碎片化”来描述这种新趋向：“制造业的将来必定是呈现碎片化形态的”[13]143——而这与3D打印相关：“3D打印的物理属性使其被划入‘比互联网更为宏大’的范畴。到目前为止，互联网所做的仅是改变信息的分布，即人类获取数据方式的转变。一旦人类造物的方式发生了改变，那科技革命的影响力将会波及人类生活的一切，其影响如工业革命对农业时代的冲击一样巨大。它改变了我们的生产内容，也影响了每个人所能够拥有的物品。”[13]134——3D打印是继互联网后又一场新革命：互联网与实体制造、信息与“造物”的融合就形成了新型的物联网生产方式。

安德森以生产工具的“大众化”、“民主化”来描述这种“碎片化”趋势，并以“创客”作为“新工业革命”的重要标志：“网络的美妙之处在于将发明工具和生产工具大众化”[14]p10，互联网革命的真正意义在于“人人可以制造产品”，“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制造产品的步伐，人们才是生产资料的控制者”[14]p75-77。“有人认为信息时代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但安德森辨析指出：“自信息时代在1950年左右露出了一丝曙光，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个人电脑发展期，又走到了90年代的网络时代，这毫无疑问可以称之为一次革命。但直到目前它在制造业开始显示威力之前，都不能被看作真正的工业革命。因此，不妨将新工业革命看作数字制造和个人制造的合体：‘创客运动’的工业化”[14]48——由数字化大数据尤其人工智能与实体制造深度融合而形成网络化的“数字制造”或“智能制造”，才使“新工业革命”真正开始。安德森指出，“基本的生产方式每隔几代就会发生改变”，“改变有时来自管理技术，但真正有力的变化源自新工具”，“先进技术的崛起及其大众化才是真正的革命”[14]158，他还指出：“正如马克思所说，权力掌握在控制着生产资料的人手中……生产资料拥有者决定生产何种产品”[14]p7——马克思生产资料理论依然具有阐释力。

更具理论价值的是，安德森实际上区分了数字智能制造两种不同模式，一是他所谓的“商业互联网模型”——这是商业化“局域物联网+人工智能+公司”模式，二是：“或者，制造业可以更趋近于真正的互联网，大部分内容均由业余爱好者创造，没有任何创立企业或赢利的想法”，“未来的‘创客运动’更贴近于自给自足的精神——为自己制造产品，而不是创立企业。这更接近自制计算机俱乐部和《全球概览》的初始想法，不是建立大公司，恰恰是要把我们自己从大公司中解放出来”[14]251-252——这就是以全球为单位的“万维物联网+人工智能+创客”模式，其重大革命意义也就在于有望开辟出“非商业化”模式而把劳动者个人“从大公司中解放出来”，从而使劳动摆脱资本：“随着未来有更多的东西可以按需制造，而不是统一生产、装运、储存和出售，你就能看到了工业经济被商业利益驱动的成分越来越少了，而更加注重社会效益，开源软件目前已经做到了这一点”[14]252——不再被商业利益驱动、摆脱商业化模式，劳动将彻底摆脱资本。

里夫金《零边际成本社会》第六章“3D打印：从大众化生产到大众的生产”对此有同样揭示：由3D打印带来的“制造业的民主化意味着任何人（甚至最终每个人）都可以获得生产资料，这是生产资料拥有者和控制者以及与之对应的资本主义制度变得不再重要”[15]92，“3D打印技术真正革命的一面是即将到来的‘创客运动’，这将把3D打印从爱好者亚文化群体带向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并“促使我们走出资本主义时期”[15]100。里夫金大谈资本主义的衰微：“智能技术对有偿人力劳动和有偿专业工作的大量取代开始打破资本主义制度的运作模式。经济学家无法面对的是，当智能技术提高生产率，从而减少对人力劳动的需求时，市场资本主义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对此，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将生产力从雇佣劳动力中释放出来”[15]134——这不正是马克思所讲的“劳动的解放”吗？

其二，“使用权”冲击“所有权”、生产工具民主化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变革，已使“社会主义”临近“破题”，开放与封闭、分享与垄断的冲突，在社会有机体及其价值原则上，最终就体现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

凯利提出“数字社会主义”理念：“区块链的一个重要方面还在于它是一种民众公有。没有一个人真正拥有它，因为每个人都拥有它。作为一个变得数字化的发明，它也在倾向于变得共享；在它变得共享的同时，它也变得无主化。当每一个人都‘拥有’它时，也就没有人拥有它。实际上，这就是我们通常所指的公有财产或民众公有”[11]136但他又指出：“‘社会主义’这个词会使很多读者感到不适。它背负着巨大的文化包袱，与之类似的词语也有着同样的处境，譬如‘公有的’、‘公有制的’、‘集体的’”[11]156——这与其说是一种“文化的包袱”，毋宁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包袱”，由于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局限，使凯利及里夫金等尽量避免把相对于私人所有权（占有权）的“使用权”及“共享”等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联系在一起。凯利对“万维物联网+人工智能+创客”模式描述道：“当众多拥有生产工具的人都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共享他们的产品，不计较劳务报酬，乐于让他人免费享用其成果时，新社会主义的叫法也就不足为奇了”[11]156，“当我们在跨越大洲的小组与素未谋面的人在一起工作时，当我们并不在意合作者的社会地位时——政治上的社会主义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下一步”[11]164——这已非常接近马克思关于“国际共产主义”的描述了。

其三，“万维物联网+人工智能+创客”有望开辟出“非商业化”模式，生产资料尤其生产工具将由被资本垄断而重新回到“劳动者个人”手中——马克思“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理论对此有超强阐释力。

与劳动“实际上”从属资本相关，大机器体系所引发的生产关系革命还表现为：生产资料的积聚和垄断，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和“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的历史框架中，对此展开分析：小生产者的私有权“被消灭的过程，即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16]P244-245，剥夺完小生产者之后，又开始“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导致“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而“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的作用进行的，这些规律会导致资本的积聚”——从工艺学角度看，这种积聚恰恰是在“大机器体系”不断形成、发展中进行的：与“小财产”对应的是小生产者的生产工具之单体，与“大财产”对应的是“大机器体系”，后者消灭前者后，掌握更先进“大机器体系”的资本家又不断消灭落后的资本家，导致资本更高程度积聚——这种内在规律在当今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又突出表现为：以“局域物联网+人工智能+公司”模式存在的如美国的Google、Facebook等和中国的BAT等，对传统实体制造业的冲击乃至消灭。马克思还进一步分析指出，这种在不断积聚进程中不断剥夺的最终结果是：

“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丧钟敲响了。剥夺者自身就要被剥夺了。

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资本主义占有，是这种仅仅作为独立的个体劳动的必然结果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劳动者的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协作和共同占有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16]P246-247

以上实际上概括出了包括生产工具在内的生产资料“分散-积聚-积聚基础上的分散”这样的“正-反-合”的历史辩证框架：“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既是“积聚”即“共同占有（共有、公有）”，同时又是“分散（为每一个个人所有）”，是建立在“积聚”基础上的“分散”——以此来看，资本对生产工具的垄断是在其积累、积聚中进行的，“大机器体系+动能+公司”的积聚使劳动由“形式上”而“实际上”从属资本，当今“局域物联网+人工智能+公司”则进一步推进这种积聚并使劳动更彻底从属资本——而“万维物联网+人工智能+创客”模式则开启了与资本积聚化、商业化相反的即生产工具碎片化、非商业化的趋势，而其发展趋向必将是“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劳动摆脱资本的进程由此开启——这将是个渐进但绝非漫长的过程。

“万维物联网+人工智能+创客”模式的革命意义，在与两次机器革命形成的两种模式的比较中，就会凸显出来：（1）第一次机器革命所形成的“大机器体系+动能+公司”模式最成熟的形态是“流水线”，工作于其中的工人被强制绑缚在一起，而“创客”则首先接近于传统的小生产者，没有被纳入强制性机器体系，但是，通过万维物联网，创客之间又可以建立起非强制的广泛联系——这已非常不同于小生产者之间的狭隘联系。（2）二次革命所形成的商业化“局域物联网+人工智能+公司”发展趋势之一是“智能机器人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将被智能机器人取代，具有体力和智力的劳动者将被彻底排除；“万维物联网+人工智能+创客”模式，则使劳动者在封闭的“工厂”进而也是封闭的“商业化模式”之外、在开放的万维物联网上，自由发挥个人体力和智力——附带指出的是：智能机器人极速发展已引起全球一定程度恐慌，而当代马克思主义工艺学批判强调：是智能机器人之“资本主义应用”而非其本身对人类形成威胁，而“万维物联网+人工智能+创客”的非商业化昭示的恰恰是人工智能开放、分布式及“人机互动”的模式，它将扬弃“资本主义应用”方式，为每个人参与并民主化控制人工智能的应用和发展，提供现实工艺基础，将对智能机器人有可能取代、控制人类的趋势有所限制。

从对社会关系的形塑看，创客之间“点对点”的联系昭示着生产关系的“直接性”，而资本主义以“货币（交换价值）”为中介所建构起的生产关系则是“间接性”的——马克思“伦敦手稿”对此有直接分析：“在第一种情况下，生产的社会性，只是由于产品变成交换价值和这些交换价值的交换，才事后确立下来。在第二种情况下，生产的社会性是前提，并且个人分享产品界，参与消费，并不是以互相独立的劳动或劳动产品之间的交换为媒介”，“因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劳动的前提恰好是：不论是单个人的劳动还是他的产品，都不具有直接的一般性；他的产品只有通过物的媒介作用，通过与它不同的货币，才能获得这种形式。”[3]119-120生产“直接的”一般性或劳动者生产关系的“直接性”，决定产品的“可分享性”，反之亦然——这在“点对点”的创客运动中已初露端倪。舍基《人人时代》一书用“无组织的组织力量”来描述互联网所形塑的人人社会关系的新特性，以此来看，以“交换价值”为中介，在市场体系中就表现为以“公司”这种“组织”为中介，而万维网则有望超越这种组织中介，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建构起“无组织”的“点对点”的直接联系——这正是其最具革命性的地方。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历史演变来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当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真正建构起来，在共产主义尤其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种所有制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公有制（国有制），而随着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到来，“国家”将消亡，“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才能真正实现，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7]——“万维物联网+创客”非商业化模式的重大意义也就在于：为“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及建立其上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生成，开辟出现实工艺基础，“包括在社会主义生产概念中的东西”正在开始成为“工艺上的事实”。

当然，没有必要对“万维物联网+人工智能+创客”模式过早过分乐观，其基本工具即3D打印机目前还是非常昂贵的“商品”而不可能做到人人拥有，游离于公司之外的业余创客一旦取得成功，或自己创立公司，或被大公司收编，由开放的非商业化的万维物联网，重新回到封闭的商业化的局域物联网，巨型互联网公司的商业力量依然强大。此外，整体看，人工智能与实体制造的融合也才刚刚开始。但是，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极致技术之人人参与的“非商业化”应用和发展方式毕竟已被开辟出来，并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开启出“工艺上的事实”，这种“工艺革命”在社会范式上必将引发物质生产“资本主义范式”向“社会主义范式”转换，世界的天平已开始向社会主义倾斜，全球步入新时代。忽视对当今极致技术的研究，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很难获得创新性大发展。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只跟着西方学者而大谈“数字社会主义”，而应“回到马克思”，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立足点来批判性吸收这些理论：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要使机器变成“联合的工人的财产”——在当今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还要使智能机器也变成“联合的工人的财产”——这是应对包括智能机器人有可能控制人类等当今极致技术发展大势之正道。

[1][美]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安德鲁·麦卡非.第二次机器革命[M].蒋永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0-11.

[2][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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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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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7][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