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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汽车网端午节文化：端午节不能说“快乐”,只能祝“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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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端午 “端”字的本义是站得中正，《说文解字》：“端，直也。”《广雅·释诂一》：“端，正也。”后来引申为正直、正派。 端午还有“端五”、“重五”、“重午”等名称。“端”在古汉语中有开头、初始的意思，“端五”也就是“初五”。 午，古人与“五”通用，故端午与“端五”同义。又因端午节是五月初五，其月日数相同，人们又称端午节为“重五节”或“重午节”。 古人纪年通用天干地支，农历正月为寅月，按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顺序推算，第五个月正是“午月”，而午时又为“阳辰”，所以端午也叫“端阳”。 阳在中国文化中可以代表强健、积极、正面、阳光的一种人格，可以代表儒家的“君子”。《易经》中乾卦六爻都是阳爻，爻辞中用龙来代表君子，而端午节有赛龙舟的风俗。端午节起源的一种说法是“纪念屈原”。屈原体现了儒家仁民爱物、忠直坚贞的精神。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我长叹一声，禁不住流出眼泪，我哀怜着人民的生活是这样的多灾多难！） 这句话今天读来也能让人心潮澎湃，对比当今那些面对有毒奶粉，却论证毒奶粉无妨，人体有排毒功能的“专家”，屈原的话历经千古依然闪耀着光芒！ 屈原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追求“美政”，敢于批判邪恶，最后宁愿葬身鱼腹而不肯与世同流合污，其高洁的品格深深影响了后世文人。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些都是我内心所珍爱的，就是让我九死还是不后悔。） 屈原对自己信念的坚贞振聋发聩。深思高举洁白清忠，汨罗江上万古悲风！道教的端午 古人在端午节有悬挂天师像、佩戴天师符的习俗，这天师指的是汉末时五斗米道的创立者张道陵，张道陵在死后被道教徒神话为天师、神仙。 在道符上写上“天师”二字或者画上天师像，这种符被称为天师符，古人把天师符佩戴在身上，认为可以使毒气不侵。 此外还有诗歌中经常提到的“彩绘符”“赤灵符”“钗头符”等也是古人佩戴的道符，后来都演变成了装饰品。 古人还在端午日流行请钟馗，钟馗为鬼中之神，在端午日吃鬼，斩灭五毒，祛除百病，他的画像能镇宅佑安。 艾草、菖蒲、桃、柳、葵等是被道教认为有辟邪功能的植物，古人在端午日将这些植物或者挂在门上，或者戴在头上，或者泡酒，或者做成果子，或者煎水沐浴，或者焚烧于室内，都是为了护卫人的安全和健康。 古人在端午日储药、配药，道教徒也喜欢在端午日炼服丹药。道教有一部经典《朝修图》说：“五月五日，乃续命之辰，其日可请道迎仙，请益寿。”由此产生了古人在端午日在手臂上系百索、续命索、延命索等习俗。 所谓百索，实际上就是用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的丝线合编而成。这五种颜色乃是对应金、木、水、火、土五行。佛教的端午 古代端午节时佛寺也举行驱鬼祈福仪式，古人认为五月初五出生的孩子克害父母，使得一些端午日出生的孩子被送到寺院出家，其中有一些甚至成了名垂青史的高僧。 佛教的一些咒法在五月五日施行。《宝藏天女陀罗尼法》：“此法五月五日夜受持，即果成就。五月五日夜，注想思存，换诵咒一千八遍。” 端午日这一天午时（11时到13时），称为“天中节”。五月、五日、午时，是三“五”重叠之时，故成为“天中节”。 佛教也有“天中节”的咒语：“五月五日天中节，一切恶事尽消灭！急急如律令。”《慧普觉禅师语录》卷十《云门颂》：“五月五日午时书，赤口毒舌尽消除。更饶急急如律令，不须门上画蜘蛛。”侵权必究，转载本文须注明：来源：儒风大家（微信ID：rufengdajia）作者：儒风大家 “ 重酬作者 ” 计划图片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除了每年必定上演的“咸甜大战”，小西今天又看到了另外一场争论——端午节能不能“祝快乐”？　　一早，就有不少认证微博、个人微博发了这样的信息——　　　　　　真的是这样吗？小西找到了一篇疑似此说法的来源：　　　　但！是！这又是真的吗？　　说法总要对比着看——　　——— 我是“打脸”的分割线 ———　　一条关于端午节不能互祝“快乐”的消息在各网络平台疯转，此条内容一经转发，引起网友热议，许多网友纷纷效仿，并开始改口，将原本的祝福语“端午节快乐”改为“端午节安康”。　　随后，有学者、作家等发微博反驳这种说法。其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发微博称，端午和清明不太一样，端午虽然纪念屈原，但也有祛病祝吉祥、让大家快乐的意义，祝“端午节快乐”才是传统。　　　　张颐武表示，很多古人诗文都讲到欢喜快乐过端午。例如北宋诗人晏殊的端午诗：“雕盘分楚粽，重重团扇画秦娥；宫闱百福逢嘉序，万户千门喜气多。”又例如唐玄宗《端午三殿宴群臣》诗的序中说道，在端午节“叹节气之循环，美君臣之相乐”。　　记者致电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民俗学家杨利慧。杨教授表示，端午节并不是祭祀性节日，可以互祝“快乐”。杨教授解释说，端午节的设立和传统农业民族注重时令节气相关，五月初五气温上升，天气开始进入暑热时段，这时各种害虫、五毒等滋生，老百姓为了祛邪避毒、祛病防疫而设立了端午节。端午节喝雄黄酒，挂蒿草、艾叶，熏苍术、白芷等行为就是为了驱虫避邪，因此设立端午节的初衷是欢乐喜庆的，是为了祛毒平安的，并不是像清明节一样的祭祀性节日。　　关于端午节纪念屈原、伍子胥等历史人物，杨教授表示，屈原、伍子胥等都是传说故事。关于是先有节日还是先有传说，学界仍有争论，但大部分民俗学家认为，是先有节日之后，才有传说附着在节日上，赋予节日以其他意义，但这些意义也只是端午节其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因此端午节就成为了一个祭祀性的节日。杨教授说：“没有听说过端午节不能祝快乐的说法，端午节设立初衷就是一个欢乐的节日。”　　——— 我是“走近科学下期见”的分割线 ———　　所以可以看到，无论是快乐还是安康，甚至包括端午节的起源，还是有争议的。总的来看，“只能说安康”的说法并不成立。　　咸甜粽子都爱的小西觉得两者皆可用，用不着否定别人成全自己。祝各位：　　端午快乐！　　端午安康！　　其实，对于广大朋友来说，端午节除了稍微放松，最重要的还是吃！还没决定吃什么的朋友，下面这些粽子，选一个你爱吃的吧！　　　　　　　　　　　　　　　　　　@人民日报 制图　　好像又不自觉开启了一个永恒的话题……（doge脸　　最后还是祝大家快乐！安康！咸甜粽子都好吃！　　来源：南方都市报、北京青年报　　西湖之声新媒体整理　　版权归作者所有端午假期，一则流言在互联网传开：“提醒大家，端午节不能互祝快乐的，最多互祝‘端午安康’，因为端午节是个祭祀节日，这一天伍子胥投钱塘江，曹娥救父投曹娥江，大文豪屈原投汨罗水。五月初五是个悲壮的日子，是祭祀日子。非遗专家杨广宇教授表示，要扫扫盲了，不是所有节日都可以互祝快乐，如清明节、端午节！只能互送‘安康’。临近端午节，该提醒得到不少网友转发。”这种说法在这两天传播甚广，但其实存在着许多错误。事实上，端午节的起源与任何人的投江都没有关系，端午节是可以庆祝、可以快乐的节日，而真正起源于祭祀的节日同样也可以庆祝快乐。端午节是祭祀的节日吗？流言中引用的所谓纪念屈原、伍子胥或曹娥的说法都是古已有之的。然而，这些说法都早已为学术界所抛弃。纪念屈原说关于屈原的生平经历，目前可见最早的文献莫过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和《楚辞》了。今天的学者对屈原生平的了解，几乎全部来源于这两份材料。然而，遗憾的是，这两份文献本身的可信度并不高。传世的《史记》中这一篇存在着多处显而易见的错误，而《楚辞》更是难以判断其标各篇注的创作时间和具体作者是否可信。正是因为这些文献并不是很可靠，从清末开始，甚至有部分学者干脆怀疑屈原此人是否存在。今天虽然绝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屈原应该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但对于这两份文献中存在的各种具体问题的争论却从未停息。《史记》和《楚辞》中对于屈原死因的记录是他被楚顷襄王流放到“江滨”，“三年不得复见”，“于是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然而，无论是传世的《史记》，还是传世的《楚辞》各篇，都没有明确说明他投江的事件具体发生在什么时间。屈原：“你们不知道吧，我知道也没法告诉你们。”图片来源：王圻/wikimedia.org现存最早记录屈原死于五月五日的文献，是南朝梁的吴均所作《续齐谐记》。读过《庄子》上第一篇《逍遥游》的读者应该都记得上面有一句“《齐谐》者，志怪者也”的记载，而这本《续齐谐记》同样是一本志怪小说集，是讲述各种奇闻异事的文学作品。这本书今天早已亡佚，幸亏有一些图书转引过它所记载的故事，使得该书中的部分内容得以保存至今。其中有一篇就讲了一个关于屈原的故事。这里抄录《艺文类聚》卷四《岁时中》对此段故事的引用如下：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回白日忽见一士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日：“君常见祭，甚善。但常所遗，苦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树叶塞其上，以五彩丝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回依其言。后人作粽，并带五彩丝及楝树叶、，皆汨罗之遗风也。这段文字的大意是，屈原在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而死，楚地的人就用竹筒装上米去祭奠他。建武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年号。建武年间，长沙有个人叫区回的，大白天看见个“人”，自称三闾大夫屈原的，跟他讲，区回经常祭祀他，他对此很开心，但是他们祭祀的米很多都被蛟龙抢走了。以后祭祀时可以改用楝树叶把米包好，再拿五彩丝把它捆上，蛟龙怕这些东西，这样屈原就能避免手慢无，一不小心错过好几亿的悲剧了。于是区回就照他说的做了。后人的这些风俗，也都来自这里。从这段记录里，我们可以知道，在南朝梁时期，确实已经有了端午节用楝树叶包粽子、捆五彩绳一类的风俗，但是他给的这个白日见鬼的故事显然只能视为民间传说，不能当端午节起源的准确记录来采信。此外，这个版本也与后代传播最广的所谓怕蛟龙吃屈原尸体，所以用粽子投喂它们的说法完全相反。在吴均的故事里，蛟龙不吃粽子，粽子是给屈原吃的。赛龙舟是为了纪念屈原的说法产生也比较早。比如隋杜公瞻（有争议）注南朝梁宗懍《荆楚岁时记》曾引用民间的“俗”说云：“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檝以拯之。”然而，这位注者并不相信这个说法，这一点我们一会儿再细说。也有地区将赛龙舟的事件放在五月十五。《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五《山南东道四》引《襄阳风俗记》云：“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其妻每投食于水以祭之。原通梦告妻，所祭食皆為蛟龙所夺，龙畏五色丝及竹，故妻以竹为粽，以五色丝缠之。今俗其日皆带五色丝，食粽，言免蛟龙之患。又原五日先沉，十日而出。楚人于水次迅楫争驰，棹歌乱响，有悽断之声，意存拯溺，喧震川陆，遗风迁流，遂有竞渡之戏。”这段引文的前半段也讲了屈原与粽子的传说，但其中蛟龙怕的又变成了竹子，而且没有明言后人吃粽子是为了纪念屈原。从此文的表述上看，吃粽子倒像是保护自己免受蛟龙伤害的意思。引文后半段讲屈原在五月五日投江而死，十天以后浮了出来，于是人们争相去救他，于是有了竞渡的风俗。五月五日之后十天，正好是五月十五日。当然，这种在炎热的水里泡了十天的尸体，一般人都能看出这不是活人了的。此外又有《随书·地理志下》记载：“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到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尔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望日就是满月的日子，一般是指十五或十六日。这里为了迎合节俗，干脆又让屈原多活了十天，把他投江自杀的日期改到了五月望日上。然而，端午节最晚于汉代就已出现，而认为这个习俗与屈原有关的材料最早的也不过是南朝梁的，中间有足足三百多年的空当。而南朝梁距离屈原的时代，更是足足有八百年的间隔。屈原去世的时间，比屈原晚二百年的司马迁已经不得其详，但比屈原晚八百年的志怪小说反而知道得一清二楚；端午节的意义，之前三百多年间所有存世文献全都理解错了，时代很晚的小说反而理解对了，这种概率本来就微乎其微。而端午节除了粽子、龙舟以外的众多民俗活动，如焚艾蒿、饮雄黄酒、浴兰等等同样明显与此事无关。基于这些考虑，学术界早已完全抛弃了端午起源于纪念屈原的说法。纪念伍子胥说伍子胥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名臣，本是楚人，因楚平王信谗枉杀其父兄，投奔吴国，带领吴兵讨伐楚国，几乎将楚国吞并。后因在对待勾践的问题上对吴王夫差心怀不满，被吴王赐死。《左传·哀公十一年传》记载伍子胥之死时，仅有“反役，王闻之，使赐之属镂以死，将死，曰：‘树吾墓槚，槚可材也。吴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毁，天之道也！’”这寥寥数语。而在《国语·吴语》中，伍子胥死前还有一段戏剧化的情节：“将死，曰：‘以悬吾目于东门，以见越之入，吴国之亡也。’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见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鸱鴺，而投之于江。”这里伍子胥提出的要求是在他死后把他的眼珠抠出来，挂到吴（今苏州）的东门上，以便亲眼看到吴国的毁灭。这个重口味的要求惹得吴王勃然大怒。“鸱［chī］夷”指皮袋子，多用来装酒。这里是说把他的尸体装在袋子里顺流漂走。这段故事未必真实。而伍子胥（被）投江的传说就来源于这里。伍子胥：“我投江了吗？”图像来源：wuculture.net现存最早的认为伍子胥与端午有关的文献，就是我们刚才引用的《荆楚岁时记》的注了。该书在讲了屈原的故事后，又说：“《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这里的“伍君”就是伍子胥，为“迎伍君”而“逆涛而上”却不幸“为水所淹”的则是曹娥的父亲曹盱。然而，这条文献本身的问题很大。因为《曹娥碑》是一份著名的书法杰作，其摹本至今尚存，其中并没有“五日”这两个字。这种一笔一划都会讲究保持原状的书法摹本，其文献学意义上的可信度是很高的。此外，我们从理论上思考一下的话，碑文上说曹盱“逆涛而上”，这应该是在弄潮，而弄潮一般都选择在有壮观的大潮的农历每月月初、月中或月底，很少有人选择初五这样没有大潮的时间来进行弄潮表演的。《荆楚岁时记》的注之所以说这件事发生在五月五日，应该是承袭了《后汉书》上的说法，而《后汉书》这里的“五日”二字很可能只是作者或某位传抄者的笔误。如果我们追溯其文献来源以细细考究，这条材料基本上反而可以作为古人的伍子胥纪念日不在端午节的一条证据。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早期文献中介绍的纪念伍子胥的风俗主要是弄潮，与吃粽子、焚艾草、和雄黄酒等等我们熟悉的大部分端午风俗根本不搭界。端午是纪念伍子胥的说法，相比纪念屈原说还要缺乏解释力。此外流言中还有一个小问题，那就是吴都在今天的苏州，苏州旁边的江是长江，不是钱塘江。如果伍子胥的尸体真的被抛弃到了江中，那条江也应该是长江。钱塘江确实有过纪念伍子胥的风俗，但那只是因为钱塘江也属于吴地而已。而流言中所谓的到伍子胥被投钱塘江，则反映了流言编造者历史、地理常识的匮乏。纪念曹娥说刚才我们谈到了书法名作《孝女曹娥碑》。这段碑文最早记录了汉代“孝女”曹娥的故事。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以汉安二年五月，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时娥年十四，号慕思盱，哀吟泽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经五日，抱父尸出。曹娥的这个投江行为，不管是解释为殉父，还是解释为贸然打捞尸体，都显然是不值得提倡的。这里我们姑且不看这种愚孝思想，单看故事本身。前面分析过，弄潮的时间一般都是月初或月底。既然曹盱是五月出的事，即使我们按照五月初一来计算，“旬有七日”是指十七天，那么曹娥投江的时间最早也是五月十七日，尸体浮出水面的时间则更是不早于五月二十二日，很明显没办法与端午节所在的五月五日产生关系。这样简单地做一推敲，这一说法便不攻自破了。以上三种起源说均存在明显的漏洞，古代学者就已经普遍认识到其不可信了，而现代学术界对于它们的认识则更为统一，除了这位我个人没有查到其任职单位和主要学术经历的“非遗专家杨广宇教授”以外，我个人好像从没有听说过有哪位现当代的文史哲领域的专家仍在支持这些观点的。关于端午节的起源，除了这些显而易见有错误的观点以外，历史上还出现过一些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非主流观点，比如闻一多提出的端午起源于吴越图腾文化的观点。然而，到了今天，即使是这些观点，也都已经被废弃掉了。到了今天，伴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人们已经逐渐不再相信什么恶日、辟邪什么的古老迷信了，更不会选择像雄黄酒这样有毒的东西来给自己辟邪。而在传媒文化发达的今天，人们想看到激烈的竞技体育赛事并不困难，龙舟比赛的新鲜感也有所下降。对于大部分人而言，端午节的节俗就只剩下吃粽子这一项了，纪念某一古人的说法也恰好因此获得了更广泛的市场。但是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些观点存在的巨大漏洞，不要受某些“专家”的欺骗。类似地，清明、寒食的起源与介子推，而七夕烧烤节与织女、牛郎之间的关系也来自后人的牵强附会。这些古老的节日都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被附会上这些有关名人的传说的。那一时期的人，脑洞真的很大。端午节原本是一个以辟邪为主的节日现存最早的关于端午节的记录产生于东汉时期。这些时代较早的文献无一不指出，端午节是一个以辟邪为主要内容的节日。如《玉烛宝典》引东汉应邵的《风俗通义》说：“夏至、五月五日，五采辟兵，题‘野鬼游光’。俗说五采以厌五兵。游光厉鬼，知其名，令人不病疫瘟。”又如《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汉代以后，辟邪始终是端午节的主要内容。端午节在历史上存在的主要节俗，如吃粽子（用被认为有辟邪功效的植物包裹，并用同样被认为有辟邪功效的五彩绳缠绕的黍或米）、佩五彩绳、用被认为有辟邪功效的植物包裹食物、悬挂桃符、悬挂或焚烧艾蒿、张贴或穿戴带有老虎形状的饰物、饮雄黄酒、饮菖蒲酒、浴兰（用煮过兰草的水洗澡。请注意这里的兰草和兰科的各种兰花没有关系，而是指的菊科泽兰属的佩兰等一些植物；唐代以前文献里出现的“兰”绝大部分都是指的一些泽兰属植物）等等，在古人眼中，均与辟邪直接相关。至于龙舟，中国自古以来也有以船送瘟神的习俗，类似的文献和民俗学证据也都很多，比如宋人范致明所撰《岳阳风土记》就记载：“濒江诸庙皆有船，四月中择日下水，击画鼓，集歌以棹之，至端午罢。其实竞渡也，而认为禳灾。民之有疾病者，多就水际设神盘以祀神，为酒肉以犒棹鼓者，或为草船泛之，谓之‘送瘟’。”除了龙舟送瘟，民间还有旱龙舟送瘟和纸船送瘟的风俗。毛泽东诗《送瘟诗·其二》末句“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正是这一风俗的体现。选择端午节进行辟邪，主要是因为古人认为“五月五日”是个不吉利的时间。这方面的证据也非常充分。如《史记·孟尝君列传第十五》记载孟尝君田文就是生在五月五日的，他刚出生时，他的父亲田婴曾要求田文的母亲不要养活这个孩子，理由是“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就是说五月五日生的孩子长到与门楣一样高的时候就会克死亲代。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二》也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王凤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举，曰：‘俗谚，举五日子，长及户，则自害，不则害其父母。’”“举”是抚养的意思。汉代有两个很有名的王凤，我不知道这段文本指的是哪一个，但是这些文献向我们表明，这种风俗是自古就存在的。至于五月五日为何不祥的问题，古人也是众说纷纭。因为端午节与夏至在时间上比较接近，在文献中也经常并提，一般都猜测端午节的不祥也与夏至有关。文献中记录的最早的五月初五不祥的传闻是战国末期的，而这恰恰也是阴阳、五行学说逐渐发展、成型的时期。所以很多学者认为，五月初五不祥的观念，很可能与这些学说的理论难脱干系。《吕氏春秋·仲夏纪第五》称五月：“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这种描述看起来就不太吉利。《淮南子》卷三《天文训》称：“阴生于午，故五月为小刑，荠麦亭历枯，冬生草木必死。”《后汉书·礼仪志中》也称；“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楙。”都是认为夏至以后，白昼变短，这是“阴气”的开始。而阴气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常与病、邪相关。但也有一些早期文献对于五月的不祥给出了恰好相反的依据。如《论衡·四讳篇第六十八》记载民间传说：“夫正月岁始，五月盛阳，子以生，精炽热烈，厌胜父母，父母不堪，将受其患。”这里又认为五月太过于“阳”，所以不祥。既然是主观、迷信的说法，也难求一个孰是孰非的准确论断。但文献上持前一种说法的早期学者似乎更多。它更有可能是五月初五不祥的说法最初产生的原因。端午节不该“庆祝”吗？端午虽然原本是个以辟邪为主的节日，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庆贺它。毕竟辟邪的另一面就是祈福，加以庆贺也属理所应当。古代端午节时热闹的龙舟表演，欢乐的美食宴会，都是庆贺的直接体现。古人庆祝端午节的文献记载非常多，我们这里仅举几例以说明问题。例如苏轼《端午游真如迟适远从子由在酒局》诗中称“今年匹马来，佳节日夜数。”诗中称“端午”为佳节。又如《水浒传》第十三回《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梁中书与蔡夫人在后堂家宴，庆贺端阳。但见：‘盆栽绿艾，瓶插红榴。水晶帘卷虾须，锦绣屏开孔雀。菖蒲切玉，佳人笑捧紫霞杯；角黍堆银，美女高擎青玉案。食烹异品，果献时新。葵扇风中，奏一派声清韵美；荷衣香里，出百般舞态娇姿。’”这不显然是欢度佳节的景象吗？事实上，中外有许多传统节日都源于类似于辟邪、祈福一类的迷信风俗，但都并不妨碍人们庆贺这些节日。例如重阳节就来自古人认为阳九为灾数，期盼可以辟邪求福的心理，但这个节日在中国人眼中也同样是“佳节又重阳”。而春节、中秋节才是真正地来自于祭祀（祖先或神灵）的节日，然而它们却也是今天的中国人庆祝得最开心的传统节日。甚至于后世以祭扫为主题之一的寒食、清明节，它们的另一大主题反而是欢乐的郊游。端午节当然能够很快乐。图片来源：友情提供今天我们翻看唐宋的诗词，能看到大量的讲述清明节、寒食节游玩之乐的诗词，甚至还能找到很多类似于“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这样的艳遇故事。所谓端午只能安康不许快乐的说法，这不过是某些对中国文化缺乏基本了解的中国文化“专家”炒作出的噱头罢了。解读端午的由来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今人一提起端午节，总会把它和屈原、龙舟和粽子画上等号。那么，传统的端午节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节日？又产生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呢？值此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澎湃新闻特对近代以来端午节令的相关研究择要爬梳，以飨读者。
无论就端午节的性质、内容还是主题来说，传统的端午节都与今人观念中的端午节大相径庭，而且它的纪念、娱乐及社会交往的意义也并非“与生俱来”，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不断衍生、附丽上去的。
民间有关端午节起源和习俗的说法，主要有消灾防疫说、趋吉避凶说、悼念屈原说、清扫卫生说、调理阴阳说及龙的节日说等，而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端午节起源于屈原的传说。近代以来，学术界仅把传说看作是节日风俗的一部分，而且众多学者试图从端午节的发生时间和风俗习惯出发，科学地探讨端午节的真实起源。
江绍原：公共卫生说
《端午竞渡本意考》（原载于日、11日、20日《晨报副刊》）一文，是著名宗教学家、民俗学家江绍原先生的一篇力作。全文主要分五个部分——“竞渡是吊屈原吗”、“竞渡本是一种用法术处理的公共卫生事业”、“竞渡起于送灾”、“命舟遣灾何故变成竞渡”、“古人为什么选定五月初五为命舟遣灾之日”。在此基础上，江先生提出了“公共卫生说”。
全文在分析历代竞渡文献（尤以《武陵竞渡略》为主）的基础上，主要探索的是传统的龙舟竞渡究竟要传达什么意象。江先生认为，龙舟竞渡的原始意义并不是为了悼念屈原、伍子胥或勾践等人，而应该是送灾逐疫，只是随着岁月流逝，它发生了一系列嬗变，变得有些面目全非。追悼屈原乃是读书人的误解，龙舟竞渡比楚人纪念屈原、吴人纪念伍子胥、越人纪念勾践都要早，它起源于送灾、镶灾，其本意乃是用法术处理的公共卫生事业。
闻一多：祭龙说
闻一多所著《端午考》（原载1947年8月《文学杂志》第2卷第3期）和《端午的历史教育》（原载日昆明《生活导报》第32期）两文，主要提出了“祭龙说”，而且在近代端午节令的研究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闻一多先生主要从五行、五方、五色的观念以及“五”与“龙”的特殊关系出发，来解说古人为什么会选择五日这天过节并形成了一系列的端午节俗。据闻一多考证，端午节民俗出现的时间比屈原早得多，他认为，五月初五应该是“龙的节日”，主要起源于南方吴越民族部落举行图腾祭的日子，赛龙舟则是祭仪中半宗教半社会性的娱乐节目。至于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闻一多看来，一方面是因为吃粽子和竞渡是端午节最重要的两个活动，并且他们都与龙相关。粽子投入水里常被蛟龙所窃，竞渡用的也正是龙舟；另一方面还因为竞渡和古代吴越地区有密切的关系，而且根据西汉刘向《说苑·奉使》中的记载，吴越之地有“断发文身”、“以像龙子”的习俗，表明吴越先民很早就把龙作为图腾；再者还因为古代五月初五日有用“五彩丝系臂”的民间风俗，这也与“像龙子”的文身习俗遗迹相符。
从图腾主义的研究视角出发，闻一多还认为，龙舟是文身从身体扩张到身体以外的用具，而龙舟竞渡应该是史前图腾社会的遗俗。他更进一步推测到，端午节可能最初只是长江下游吴越民族的风俗，东汉以来，随着吴越地域逐渐被开辟，在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互相交融中，端午作为节日才渐渐传播到了长江上游以及北方各地。对古人会选择五日当天过节而形成端午节俗的这一说法，后来学者通过诸般考证，多认为闻一多先生的立论稍显穿凿附会。
黄石：夏至说
现代民俗学重要领军人物之一黄石先生，首倡端午源于“夏至说”，著有《端午礼俗史》一书，是学界公认的研究端午习俗的优秀著作。全书除了梳理端午节的源流外，特别注重个人的观察实践和对文本史料的深入剖析，而且重点分析了端午习俗的各种物象。
古往今来，“为屈原招魂”是对端午节意义最有力量的解说，而这一解说理论的两大支柱就是角黍和竞渡——角黍为祭屈原，竞渡为招忠魂。因此，作者详细考证、分析了这两大事象背后到底有何意义。通过与秦汉以来采百草、合众药等端午古礼相比较，黄先生找到了很多推倒角黍和竞渡的反证，并最终得出结论，端午节的实际意义就是“逐疫”，集中表现了送瘟镶灾的愿望，也表现了生存的欲望，一切端午礼俗也都围绕这一中心展开。角黍和逐疫原本是分属于两个体系的物事，角黍本来是荐新之祭，逐疫是禳灾之举，待荐新之礼废除后，因为时间巧合，时食也可以通用，角黍也就与端午发生了直接联系，自然而然地流传下来了。龙舟实际上是法船，端午划龙船的第一要义是送瘟禳灾，而且竞渡真正的动机，还是为了达到维护生命的最高目的。瘟疫是五月里对生命最大的威胁，非驱逐不可。正是因为五月是一年中“万物满长，初实有成，阴气萌作，疫病流行”的特殊节气，端午的诸多礼俗从文化脉演变上来说，也都是“顺时气”的具体表现。
李亦园：季节适应说
台湾中研院院士李亦园先生，在20世纪末提出了“季节适应说”。在《端午与屈原神话与仪式的结构关系再探》一文中，李先生从文化人类学结构主义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端午节和屈原传说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主要着眼于端午节发生的时间点来研究。
自古以来，老百姓特别重视冬至和夏至，因为它们代表了季节交替的重要节气，而自然界万物生长也是在这两个日子之后才出现的转折性变化。为了适应这一至关重要的季节转化，人民创造性地把所能运用的一切知识和技术都调动起来，通过对龙、水神的信仰活动来应对洪水频繁的问题，通过中医药的方法来防治蚊虫、疾病侵害人体，也就形成了风俗多样的端午节。
随着对端午节令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深度的推进，民俗学、人类学以及历史学各个领域的学者渐渐达成了共识，大多认为，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进程中，伴随着时代背景和生态环境的改变，端午风俗在不断地被修饰和附丽改造，文化意蕴也在不断被转注，这也是传统端午节令的主题不断更换的原因所在。王利华：防疫保健说
& 生态环境史研究专家王利华教授，从文化风俗与生态环境的历史关系上着眼，重新探索了端午风俗的内在意蕴，提出了“防疫保健说”。在《端午风俗中的人与环境—基于社会生态史的新考察》一文中，他认为，古人之所以在农历五月制造出一个“卫生防疫节”，主要是基于传统社会中把五月等同于“恶月”的说法。不能拿今人的观念把它当作是“迷信”，主要是因为古人感知到了仲夏季节来自于生态环境中的种种威胁，而这些威胁确实是真实存在着的。
& 在王教授看来，防疫保健才是端午风俗的主题，透过端午风俗可以清楚地看到，环境既给古人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解除威胁的自然条件，季节变化导致环境因素的改变，迫使人们不得不采取种种方式予以应对。更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以来，随着医疗技术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与提高，改变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更增强了人们应对各种环境威胁的能力和信心。也正是因为这种改变，传统中充满恐怖与畏惧气氛的端午节，越来越增添了诸多喜庆的色彩，乃至于现今完全演变成了一个娱乐休闲的节日。虽然仍旧保留了竞渡、吃粽等古老的习俗，但古人所赋予端午的止恶、驱邪和防疫的意蕴，却逐渐消退到了历史记忆的深处。
总的来看，端午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民俗文化聚合体，而且它随着时代和地域的变化也在不断地分异着。因此，对于端午节的起源乃至端午风俗事象源流问题的考辨与审察，仍旧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参考资料：1、黄石《端午礼俗史》，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从书，台北东方文化书局，1973年。2、《闻一多全集》(五)，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3、李亦园《宗教与神话论集》，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4、江绍原《江绍原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5、王立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6、王利华《端午风俗中的人与环境—基于社会生态史的新考察》，《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7、高丙中《端午节的源流和意义》，《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5期。8、宋颖《端午节研究：传统、国家与文化表述》，中央民族大学2007年（民俗学）博士论文。
摘要：端午节是中华民族和多数东方国度的重要传统岁时节日，自古代到近现代其起源诸说数家争鸣，未有定论，而“源于夏至说”独辟蹊径，从上古历法出发论证端午发端于与古代农业生产、季节变迁关系密切的夏至节气。本文欲巧借这一理论，详细论述端午与夏至的关系总和。笔者文分两路，一面辨析与考订“端”、尤其是“午”之含义，一面分析古代夏至节气中涉及端午节日的显著特征和重要意义。在此史料积淀和据理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解释十月太阳历的应用及历法更迭和大、小端午传统的描述，推导端午与夏至在日期上的重合关系，又以李亦园先生对列维•斯特劳斯结构学说的运用和补充，运用人类学中传说与仪式的结构关系学说和阴阳五行为代表的传统中国的民族思维结构，思考端午与夏至在文化理念的思维结构中的整合关系。最后分别从阴阳历取代太阳历和中古时期的丙午日尤其是芒种节为中国古代社会重视，阐述了端午从夏至日到五月五日过渡中、从笼统蒙昧的雏形理念和简约仪式到独立完整的节日体系的漫长蜕变中与夏至的分离关系。笔者以辨本源、考流变的诚恳实践、个人风格的文字走笔与独特见解，实现了本文对端午节日与夏至节气所有关系集合进行多维度、多指向的完全、翔实解读，以期唤起笔者个体对本民族这两座伟大文化富矿基本应有的挖掘和继承的美好初衷。
正文：端午，大致滥觞于三代且与夏至并行，定型于封建中国文化与思想爬升到第一次高峰的两汉时期，确立于大规模人口迁徙、文化交融从而推进中原与南方观念风俗广泛整合（尤指端午与夏至习俗变迁与合流）的魏晋南北朝，在隋唐至宋元政治思想大一统、文化气象大繁荣和民族大融合的数百年（尤其盛唐及两宋）中空前繁荣并被注入崭新元素（如辽金特有的射柳祈雨进入节日活动序列），而在政治重心北移、商业发达、城市兴盛和古籍文献、地方志整理辑录蔚为成风的明清两朝得到自上而下、由内到外的普及，从宫廷深入到市井乡土、从黄河长江流域的核心文明区辐射到整个大中华文化圈，成为全球华人世界和亚太诸多民族的共同盛典。
从两千多年前开始，阴阳五行观念诞生、继而进入古代中国人的信仰领域并逐渐扩张衍变为最基本的思维模式，被广泛地用来诠释遍布中华范围的各种自然、社会现象，夏至祭祀就有意识地摆脱了与冬至雷同的古老遗俗，另辟蹊径地以更趋近更忠实民族文化机制和人文关怀定位的表现形态演绎和传承，当然这无疑也是民族自身在核心理念建构的双重选择中对华夏大河文明的又一度价值认同和情感回馈。
在端午与夏至的多重关系的探讨上，如果浅尝辄止、浮光掠影，就将停留在杂取现象、计算时间周期的初级、孤立和浅薄层面。因为除此之外，二者在传统思维结构上还存在内涵的整合关系。这方是二者在精神领域和象征意义上高度契合的最终因素，摆脱了讨论层次上的时间条款这些低级形态，进入了社会性、民族性、历史性的普遍法则与恒定议题，展现出文化秩序在逻辑上的合理性。从这一角度讲，二者在价值体系和追求均衡和谐的目标体系两方面的核心元素上不谋而合，从而具备共同的普遍意义上的为社会广泛认同、为历史深度吸纳的长时段性质。
这条不对等的传说与仪式的结构关系链的每一环节都可以咬合，它弥补了斯特劳斯等人共时状态下的静态结构观在动态历史空间中的的天然缺陷，提出了文化结构转型实践的可操作性，具有一种内在的历时性，它存在于‘种种基本形式的文化生活’中的变动不居的关系里，是一种生成性的展示过程。
在这一组复杂关系网络层面中，传承的与新生的、传统的与伪造的，从未间断地牵扯于端午与夏至的整个发展史和接受史中，并且仍未停滞。每个时代和社会状态、不同地域与群体都在或深或浅的不同程度上参与到这个文化机制的创造和传承中，搭建了一套多维度、多视角、多指向的符号系统，并辐射成不同表述方式和多重传统的叙事内容，让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民族及其邻邦以全民信仰的契约和践行，缓解个体的焦虑，唤醒主体的欲望，共享普世的关怀。辨其本源、考其流变几乎是唯一可行的实践模式，走马观花、舍本逐末将使我们的研究所得一无所有。　　随着后代历法统一带来的夏季禁忌的稳定性，在自然系统、人类社会与个体三重文化体系的感召和古代中国人对这三重系统的和谐范式几千年孜孜不倦的追逐中，“午日”的登堂入室和发扬光大、五月初五端午节时间的约定俗成和端午礼俗的延续也就变得命中注定。端午从夏至日向五月初五迁移（两汉时期选在午日，而魏晋将时间固定在五月五日），标志着它从笼统蒙昧的雏形理念和仪式到独立完整的节日体系的漫长蜕变。（来源：）
摘要：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端午节源于纪念屈原，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源于纪念盘古或盘瓠。本文从天文学、民俗学、语言学、农学等多学科论证认为端午节源于上古农耕稻作民族的夏至苗年。
一、关于端午节起源的若干说法
2008年，我国把端午节确定为法定假日放假一天，籍以纪念屈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希冀深入人心。“读过书的人普通都以为竞渡起于悼屈原。”对此，江绍原先生在《端午竞渡本意考》中根据《荆楚岁时记》的相关记载：“五月五日竞渡，俗只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辑以拯之”；而且此书又说：“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乎。”《越地传》云“竞渡之事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认为“龙舟竞渡的真原始，必须离开屈原、伍子胥、勾践等等去求，是毫无疑问的。”“竞渡的前身是禳灾或云送灾，送灾者用法术处理公共卫生也。”①端午节的起源比屈原早，并且与纪念屈原无关。
杨琳先生在《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一书中，对端午节起源诸说进行评判，认为纪念屈原说、效仿勾践操演水师说、纪念伍子胥或曹娥说、吴越民族祭祀龙图腾说、古代越人新年说都不可靠；并认为屈原与端午节的关系是后人的附会，效仿勾践操演水师说、纪念伍子胥或曹娥说也是后人的想象附会，都是无稽且显而易见的。他认为端午节与龙的关系不密切，古代越人新年说查无实据；最后认为端午节源于辟邪说，端午节的起源与竞渡无关②。此外，杨琳先生还特别引用辽宁《绥中县志》（民国十八年铅印本）：“五日为端午节，今为夏节。民间只知食角黍，饮雄黄酒，插蒲艾于门，并与儿女系五色线于颈臂，实不知当日灵均故事也。”③笔者从小生长在纯苗区，直到十二岁上初中时都不会说汉语，平时说苗语，家乡年年过小端午，靠近大河边的地方过大端午，划龙船比赛；我们那里不知道端午与屈原的事情，直到学习楚辞时才知道屈原的故事。
《湖广通志》载：“龙舟竞渡，最早始于武陵”。沅湘（五溪地区）有人认为端午龙舟源于祭盘古或盘瓠，世世代代流传于湖南沅陵的《漫水神歌》云：“人家赛舟祭屈原，我划龙船祭盘古。”（沅陵说）“人家赛舟祭屈原，我划龙船祭盘瓠。”（麻阳说）屈原当年来到沅湘时看到龙舟文化的博大精深，写下了“美要渺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湘君》）“驾龙舟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东君》）苗俗中，雷叫大索dab sob（汉语以为是大怒之意，那是引申义，如雷霆万钧），也叫索戎sob rongx，蛇叫大能dab nenb，龙rongx、蛇nenb（小龙）相通。汉学者一般认为盘古即盘瓠，苗族人则认为盘古是盘古，是百濮之首，而盘瓠是百濮之一，是尾濮④（见《》）。
二、端午节源于上古夏至苗年
端午节，顾名思义，与时令节气是密切关联的。陈久经、卢莲蓉所著《中国节庆及其起源》一书认为，端午节是由远古越人的新年演变而来。他们精辟地指出：“端阳节不仅起源于夏至，而且是由远古新年演变而来的。”⑤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正确的思路，但陈、卢二人对上古历法以及“三正之争”没有厘清，故显得证据无力，难以服众。
2007年8月，本人拙著《苗族古历》的出版，将苗族十二生肖太阳历公诸于众，从而揭开了“冬至过大年”（阳旦）、“夏至过小年”（阴旦）之秘。苗年是子正人统，子月（冬至[昼短夜长]过大年，古时冬与终通，至止相连，与到达同义），表示冬天结束，阳气上升。夏至（昼长夜短）表示日长至，阳气下降。苗人有新岁玩年的习俗，一般正月初一不出远门，初三以后才开始拜年建认亲、青年男女游玩（也叫游方），正月十五是过尾巴年，割掉年尾巴（送年建），然后进行春耕生产。过元霄节是汉人习俗。夏至年时，过端午，到水中赛龙船，故有初五为小端午，十五为大端午之说。
在苗历中，一岁分夏天，即上半年（昂日、昂乃ngangx neb，热天）、冬天是下半年（昂冷ngangx nongt，冷天），合起来叫全年。过年时，家家户户杀年猪、打糍粑，至今仍然保留“冬至后炕腊肉”的习俗，新年玩龙灯，正月十五烧龙灯送龙。夏至过端午，划龙船比赛祭龙，崇祖祈福。上古时，以十二生肖记岁记月记日记时，午月刚好是第七月，为下半年之始；午日是第七日，七月七日为蚩尤大迁徒之日，屈原择午月午日跳江而亡是警示后人不忘收复中原（涿鹿中原）⑥。楚王说：“吾蛮夷也。”“楚虽三户，灭秦必楚”。出身蛮夷的刘邦终于统一中国，建立大汉王朝，迎来中华民族又一次新的大融合，开始形成以国为名的大族——大汉民族（即汉族）。
三、屈原选择端午“怀沙砾自沉”——成为千古绝唱
有人说端午节与屈原是后人的附会，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与祭龙无关。事实果真是这样吗？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乃作怀沙之赋，遂自投汨罗以死。”公元前277年，顷襄王二十二（年），秦拔我巫、黔中。这是屈原投江的根本原因。据《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第三》记载：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拔我郢，烧夷陵，王亡走陈。公元前277年（甲申年），顷襄王二十二（年），秦拔我巫、黔中。黔中即楚之黔中郡。我们从屈原的作品《怀沙》和《惜诵》中可以得到佐证，据苗族学者麻荣远先生介绍，《怀沙》是悲愤绝望的抒怀之歌：
“伤怀永哀兮，汩俎南土。”（《怀沙》，下同）。哀，nghed，怨恨。汩，khub，可怜。俎，jul，完，丧失。歌词大意：怨恨永无休止呀，可怜南部领土又丧失。
“眴兮杳杳，孔静幽默，鬱结纡轸，离慜长鞠。”孔静，khudjib，何处，随处；幽默，niansmlangs，偷着哭。纡轸，jidzheid，横七竖八，没有秩序；离慜，hliodmongb，多病；鞠，gieas，咳。大意：前景渺茫，我只有找没人处偷偷哭泣，一任涕泪纵横，唯有多病、咳喘陪伴余生①。
“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惜诵》）愍，mlenl，一般意义为辣，这儿指灰心、心寒。
我们据此认为，屈原是在“秦拔我巫、黔中”，南土尽失，复国无望、贫病交加而绝望投江自杀的。再结合笔者《》②，则屈原的生卒年时间修正为：生于公元前355年（丙寅年），楚宣王十五年；卒于公元前277年（甲申年），顷襄王二十二（年），享年七十八岁。
&苗族文化学者刘自齐先生在阐释屈原为什么要到沅湘时说，屈大夫早年先到夏口之下的扬水之滨，后来觉得不是他想要去的地方；于是，他就涉江湘而上，探寻尧师善卷（三苗首领）之仙隐余风，省亲故里。“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在读到“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疑滞。朝发枉陼兮，夕宿辰阳。”（《涉江》）时，刘先生饶有风趣地说：屈大夫在沅湘大地生活了九年，看过了无数次龙船赛，这几句写得有声有色，太生动形象了。
Jongx ngangx beix wei njout yuanl ub,
ub plad nbet
整齐地举起
yal xiox ul,
龙（容） 停
出发门前的
ńenb hmangt ńenb xi
ub mangl yangl。
这几句诗意译为：乘坐彩色的龙船，我在沅水里向上行走。
那些船工们整齐地举起木棒似的船桨，不断地拍打着水面，不时击起浪花。
由于水流太急，那龙船不时停下休息，像喘气一样在回水里慢了下来。
因此，我早上从家门前的那一弯河水出发，一直到了晚上才到达那个叫辰阳的地方。
苗族学者麻荣远先生指出：有人会问，糍粑出自苗族吗？殷商时代有此东西吗？可以肯定出自苗族。证据是屈原的《九歌》有这么一句：“瑶席兮玉瑱，盍将把兮琼芳。”“盍将把”就是东部苗语ghob jangd nbed，即糍粑。舍此两千多年来都无法解释。《九歌》是祭祀伏羲女娲的歌剧，现在东部苗族仍然在做，“盍将把”也仍然是主要的祭品。用于捣烂糯米的杵棍，是两头粗中间细的木棍，甲骨文就有这个字形，即今“午”字，苗语称ghuix nbed。可见，殷商时代已存在这种东西了。屈原自然也知道“盍将把”的来历和功能。文献记载：“蚩尤铜头铁额，食沙石。”此“沙石”即糍粑。
端午吃粽子（粽粑）的历史远比糍粑要早得更多，可以溯及采集野生稻时用竹叶煮食糯米饭（粒浓），至今西南山区还保留烧竹筒煮熟糯米饭的习俗。粽子与种子zhong(上声) zi、种子zhong（去声）的zi谐音，即播种种植，有肉粽、米粽、绿豆粽和仿男根的长肉粽。在苗族中，认亲要打结，办事要交结，有纠纷叫过结，办完事叫了结。端午节划龙船赛，有的地方还要抢鸭子。但不往水里丢粽子，由此看来，撒粽粑救屈原以全尸，确实是后人的想象和附会，且与端午的起源是无关的。端午源于夏至苗年是原生态的，赛龙舟纪念屈原是次生态的；自屈原沉江以后起，端午节就与屈原挂上钩了，也就是后人要弘扬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花山节是苗族的传统节日，不同方言区花山节的时间不同，称谓也有所区别。云南省昭通市境内苗族主要有两个支系，一是西部方言川黔滇次方言支系，花山节的时间为春节期间；二是西部方言滇东北次方言支系，花山节的时间为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2012年2月，经市苗学会研究，拟确定大端午节（农历五月十五）为昭通市苗族统一的花山节。今后全市性的苗族大型花山节活动都以此时间为准，区域性小范围的苗族花山节，以当地苗族的传统时间为准。花山节实际上是西部方言苗族庆祝大迁徙成功后的新年庆祝活动，英勇而悲壮，像胜利大逃亡一样；再次相聚联欢，纪念先祖蚩尤的大迁徒战略；青年男女跳歌庆祝劫后余生并恋爱。拟确定大端午节（农历五月十五）为昭通市苗族统一的花山节，实际也是上古夏至苗年跳花跳月玩年习俗的沿习。
在端午节里，除要煮食粽粑外，家家户户在大门口悬挂菖蒲和艾草驱邪；在屋前屋后用桃树枝滴洒雄黄、大蒜酒，有部分人也吃少量雄黄大蒜酒，以驱邪瘴；自然就有过端午中的打扫卫生、辟邪之功能。苗族文学家沈从文先生在其名篇《边城》一文中写道：
“边城所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是端午，中秋，与过年。”“端午又快来了，初五划船，河街上初一开会，就决定了属于河街的哪只船当天入水。”“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任何人家到了这天必皆可以吃鱼吃肉（笔者注：这实际是“年年有鱼” 的过年习俗）。大约上午十一点钟左右，全茶峒人就皆吃了午饭，把饭吃过后，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倒锁了门，全家出城看船。”“划船的事各人在数天以前就早有了准备，分组分帮各自选出了若干身体结实手脚伶俐的小伙子，在潭中练习进退，船只的形式，与平常木船皆不相同，形体一律又长又狭，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颜色长线（笔者注：此为屈原所描述的舲船），平常时节多搁在河边干燥洞穴里，要用它时，拖下水去。每只船可坐十二个到十八个桨手，一个带头的，一个鼓手，一个锣手。桨手每人持一支短桨，随了鼓声缓促为节拍，手上拿两只令旗，左右挥动，指挥船只的进退。擂鼓打锣的，多坐在船只的中部，船一划动便即刻蓬蓬镗镗把锣鼓很单纯地敲打起来，为划桨水手调理下桨节拍。一船快慢既不得不靠鼓声，故每当两船竞赛到剧烈时，鼓声如雷鸣，加上两岸人呐喊助威，便使人想起梁红玉老鹳河时水战擂鼓，牛皋水擒杨么时也是水战擂鼓。”此外，沈老先生还记述了赛船过后，人与人竞赛的“抢鸭子”习俗。
沈从文先生在其另外一篇佳作《箱子岩》中这样写道：“十五年以前，我有机会独坐一只小篷船，沿辰阳上行，停船在箱子岩脚下。（笔者注：此即枉渚，在今天泸溪县白沙镇屈望村）”“那一天正是五月十五，河中人过大端阳节。箱子岩洞窟中最美丽的三只龙船，早被乡下人拖出浮在水面上。船只狭而长，船舷描绘有朱红线条，全船坐满了青年桨手，头腰各缠红布。鼓声起处，船便如一支没羽箭，从平静无波的长潭中来去如飞。”“船便如一支没羽箭，从平静无波的长潭中来去如飞。”此句就是对“容与”的最佳诠释，“容与”与“溶与”、“绒羽”通，容是龙，溶是水龙，苗语叫融吾rongx ub；与和羽通，是飞的意思，“容与”是龙飞的之义。“船容与而不进”，原本如飞的龙船却不前行了，是因为“淹回水而凝滞”。
“当时我心想：多古怪的一切！两千年前那个楚国逐臣屈原，若本身不被放逐，疯疯癫癫来到这种充满了奇异光彩的地方，目击身经这些惊心动魄的景物，两千年来的读书人，或许就没有福分读《九章》那类的文章，中国文学史也就不会如现在的样子了。”“在这苗蛮杂处的一个边镇上……”“这时节我所眼见的光景，或许就和两千年屈原所见的完全一样。”
由此可见，楚俗即苗俗。西汉的东方朔在《七谏·沉江》里形容：“怀沙砾以自沉兮，不忍见君王之蔽壅。”司马迁也认定怀沙是指即将怀石以自沉。很明显，此处“沙砾”是指沙石，“怀沙砾以自沉兮”是怀沙石而沉江，“沉”是苗语“着”zos的另外一种写法，即着：ZOS，下沉、停住；有“沉着”一词；“怀沙石”是让其沉重下沉。
四、我划龙船祭盘古
《史记》云：“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戎rongx即龙，此处是宾语，是祭祀的对象；“与”是指示代词，而不是连词；整句话的意思是国家大事，唯一的是祭祀祖先。盘古是中华民族的祖先，苗语读濮戎濮仡Poub Rongx Poub Ghot，“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所以说，“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汉文化理解为兵事，那是后话。因为蚩尤是盘古的后裔，据《山海经》记载，蚩尤是苗龙、融吾Rongx Wu（东部苗族的一支雄弥务的祖先）；又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和刘邦都祭祀蚩尤、建蚩尤祠，兵主、战神，兵事自然与他有关了，这样理解也是对的。祭盘古或盘瓠之说也是很有道理的。
《世说新语》引晋《伏滔集》载《习凿齿论青楚人物》，略曰：“神龙生于黔中”。神农氏是有（足乔）氏和有龙氏的结合，跳香就是祭祀先帝神农的。《国语》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糍粑）。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牛、封羊、击豕（猪），夫人必自舂其盛。”至今湖南湘西东部苗语地区仍然保留这些楚俗。湖南沅陵是中国传统龙舟的发源地，苗人刳木为舟----独木舟，至今贵州清水江流域仍然保留这种独特的独木舟大赛。所以，端午与祭龙是有关的。
关于越人与苗人的关系，陈久经先生在其《中国节庆及其起源》中写道：“上古越人和五溪蛮，均为盘古遗裔，以崇拜龙为其特征。实际上古人心目中的盘古，就是龙的化身。”徐整《五运历年纪》说：“盘古之君，龙头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山海经·西次三经》说，其状“人而龙身。”盘古是龙头或龙身，仅是崇龙民族的不同想象而已，这种差异是无关紧要的，重要之处在于他们都把自己的族祖想象成龙⑦。笔者与吉首大学石维海副教授在《》⑧一文中早就论证盘古是苗族的始祖，龙根就是男根，是祖先崇拜，而不是现在所说的生殖崇拜。宋朝朱辅《溪蛮丛笑》载盘古遗裔瑶民的习俗，在此不再赘引复述，因为苗瑶同源。《史记越世家》说：“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此处中，夏后“帝”，是苗语乃ned，意为母亲，引申为大官、首领ned gueb。因为三代之前，有三皇五帝之称；三代称王，而不称帝。闽为越之一支，亦以蛇为图腾。《说文解字》析闽：“闽，东南越，蛇种。”《世本》则云：“越为上芈姓，与楚同祖。”丁山先生说：蛇为夏后氏的图腾。“越为蛇种”，蛇即小龙；苗语把男根说是蛇，说人无用是死蛇一根，俗语死卵无用。据《包山二号竹简》载：“楚先老童、祝融、媸酓，”媸酓即蚩尤。“祝融为重黎之后，实是苗族。”⑨由此可见，蛮、苗、楚、越同根同源，故有八元八恺之称，后为八蛮、八番、八桂、八闽等。《中国古代史》云：“盘瓠为南蛮之祖……”中华民族都是盘古后人，伏羲之裔，龙的传人。
陈久经先生说：“说端阳节原本在夏至而非初五，还有两条直接的证据。《荆楚岁时记》说：‘夏至节日食粽。’吃粽子是端阳节的主要标志。此书说明夏至节吃粽子，这正是端阳节的证据。又《武陵竞渡考》说：‘五月一日新船下水，五月五日至十五日划船赌赛’”。读者注意，此处特指的是新船下水，而不是一般的赛事。关于端午的初义，在苗语中，“端”dand是到，“午”ub是水，合起来意即“到水里、到水里玩、到水里（玩船）”，即“到水里爬船”，与端午节俗意合。苗俗端午节期，亦是从初五到十五。苗语“端午”的原生意义是到“水上玩船”；次生意义，为纪念屈原投江被水淹死；因苗语称“被水淹死的人”为“达午”dal ub（“达”dal，译音，意为死），直译是“死水”（水不流动称为死水，流动者为活水），意译是“死于水”。“端午”在先，“达午”在后，“达午”重合在“端午”节俗，与楚俗屈原投江完全意合。端有开端、初始之意，也有末端、终止之义，终止就是停止、死亡。汉语解读“端午”为月之初五，远离了这一楚文化特质的人文环境，因为月之初五，并非月月皆“端午”。“午”与“五”并不同义，亦非近义。荆蛮荆楚之后的苗语，译释“端午”的含义，与楚俗正合⑩。
在苗语中，夏至就是昂乃（ngangx neb）、乃端，即热天到了；夏至这天昼长夜短，随后日子慢慢变短了。28宿中有昴nbot宿，也表示昴nbot日；昴nbotyil星苗语表示天上星星密密麻麻，看到天上的银河，午月午日，即七月七日，少男少女到瓜架下偷听牛郎织女私语。宿与穴，在苗语中与“八”yil同音，可见得，28宿至少在穴居时代就有了。冬至是冬止，昼短夜长，表示冬天（冷天）结束了，白天逐渐变长。
端午是夏至，午月午日，七月七日，太阳历。初五与十五是寅正，午月偶合，但初五不一定是午日，因为是六十甲子循环使用。是历法体系不同，“百姓日用而不知”。夏为寅正，商为丑正，周为子正。楚前期是子正，秦灭楚后采用亥正（其实是丑正的变用，因为秦之祖为大业dat niex，苗语意为水牛dat niex，汉记修狃）。汉以后采用寅正太初历，以降之人，以寅正之阴阳合历，推算楚之太阳历，故有《史记》之所谓失闰记载。同时，按子正十二生肖太阳历推算，五日正是辰日。苗俗中，龙有好龙恶龙之分，好龙敬之，恶龙禁之鞭之。恶五实际是苗俗中，十二生肖演变为六十甲子的深刻印记，“忌初五、十四、二十三，太上老君不练丹。”说明苗族历法被更改（“九黎乱德”），族人经历重创，累遭雨打风霜，愈发坚强。笔者在《孙子兵法中的盘古历法辨析》一文中证明，盘古历法是以女性生理为周期的阴历，是中国最早的历法。
综上所述，端午源于上古夏至苗年。苗人最早发明巫教，崇祖祀魂和信仰万物有灵（灵魂和能量），最早种植水稻（距今至少万年以上），端午划龙舟有祭龙习俗、辟邪功用、后来再加上纪念屈原的浓墨重彩。正如闻一多先生指出的那样，端阳节实是龙的节日，它的起源实际远在屈原之前，“和中国人民同样的古老”，这是指端午节的实质内容是祖先崇拜。唐朝诗人文秀《端午》诗曰：“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这是古代文人歌咏屈原高风亮节的代表佳作。
端午造就了一个永恒的世界跳水冠军——屈原。端午凝结了中国人的民族魂——远古东方龙的传人。魂兮归来，屈原。（）注释：①《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社会民俗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11页。②杨琳著《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第252页。③《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东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④吴心源《》，摘自《白沙新城》（泸溪文只第十辑）一书，白山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185页。⑤⑦陈久经、卢莲蓉编著《中国节庆及其起源》，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108、110页。⑥吴心源《屈原生卒年新考》，《中国楚辞学》第十三辑，中国屈原学会编，学苑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54页。⑧刘冰清、周光烈主编《盘古文化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85页。⑨周谷城著《中国通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57页。⑩石宗仁著《荆楚与***》，民族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355页。
摘要：本文从民间习俗、语言、稻作文化的角度，阐述端午节的起源和习俗，屈原生平纪事和巫文化遗存进行探讨，证明明武陵山区苗文化是楚巫文化的延续。
“端午”一词，源于楚俗苗语词汇,是荆楚蛮夷（苗族）汉语谐音词汇，楚国的泽国水乡的长江中下游古人称为“云梦泽大湖”（洞庭湖的前身），“熋楚”（苗族）先民，“端午”即苗语“Dandub”，（当务），“当”，意为“满、漫、水坑”的意思；还有苗语“Dongb”即深的意思。“务”即“水”，连贯起来即：“到处是水”或者“水漫一片”的意思。苗语的“挂当务”就是苗族可以进行端午祭祀活动的意思（苗族的各种祭祀活动都有族群性的大型娱乐，与神灵共乐，亦即娱神娱人），到江河湖水里去娱乐，即是端午节赛龙舟的起源。《溪蛮丛笑》里记载：“爬船，蛮乡最重端午，不论生熟界出观竞渡，三日而归。既望复出，谓之大十五，船分五色……吊屈原，正楚俗，名爬船”。“生熟界”即苗族中的“生苗”（未归顺历代皇权者）和“熟苗”（被皇权驯服的归顺者）的称谓。现在的五溪区域的蛮夷诸族过端午节令，均自农历的五月初五到五月十五，初五谓之为“小端午”，十五谓之为“大端午”。“端午”是苗族这个历史久远的稻耕民族重要节令，还意含着可以播种水稻的季节到了的意思。
现今的湘西苗族区域，还有很多与“端午”有关的习俗：1.端午节过后，才可以食用水田里的田螺、青蛙等水生动物（苗族流传有没有到端午节食用田螺青蛙等，会引发聋耳疾病）；2.端午节以后，到河水里游泳洗澡，才不会“着凉”、湿气伤身；还包含着端午节祭祀屈原以后，才不会被水伤害的含义。湘西苗族的苗祭司（苗语俗称‘芭黛熋’）在进行“劝酒”祭祀仪式时，有一章很长的关于水稻种植的稻耕文化的唱词：
“坛前锣鼓响噹噹，行了一场又一场。锣鼓不断接声唱，且听弟子说源章……无有何物呈敬献，长生美酒供神尝。说此酒来道此讲，清明谷雨早下秧；一日二日谷下水，三日四日谷芽长；五日六日去看水，半个月头五寸长；四月立夏季节到，家家户户插秧忙；男人下田高扎裤，女人下田扎衣裳；扯一把秧来插两行，插在田中成排行；五荒六月去看水，七八九月满天黄；男人下田连蔸割，女人碓内去分糠；粘米粑做下马饭，糯米将来造酒酿；二十四粑君成药，做成曲子造酒酿；正月造个新年酒，二月造酒桃花香；三月造个清明酒，四月造酒播田粧；五月造个端午酒，六月造酒早禾香；七月造个目连酒，八月造酒桂花香；九月造个重阳酒，十月造酒保东厢；冬月造酒酬恩愿，腊月造酒敬双皇。东君造酒有奇方，甜又甜来香又香；隔壁三家有人醉，一里开坛九里香……”。
作为稻耕民族的苗族，在进行族群大祭或者家族小祭的时候，都把稻耕文明蕴含在祭司的经词唱调里。过端午节，还有一样食品是家家户户不可或缺的必备之物，那就是用大箭竹叶包裹糯米，水煮成熟食，称为“粽子”或“粽粑”。糯米粘性，遇水不易散开，投掷于水，以祭祀屈原，湘西苗族有“了了粑粑，了了鬼”的俗语，意思是粑粑送完了，祭祀鬼神的仪式，或者鬼神需要的物品都搞完，给鬼神的敬献也就圆满。另外，端午节，还承载着稻耕民族进行水稻耕种农事节令的含义。湘西农村孩童的“捡子”（一种抛接五个小石子的游艺），也是按水稻种植过程来进行的。古时，苗族小孩年满十二岁要举行“滚泥田”仪式，希望以后成为耕耙犁田的好手，女孩子举行“落裙礼”，穿裙意味着可以恋爱成亲。所以，笔者认为，“端午”一词，是来源于楚国蛮夷先民（苗族）语言的词汇，是荆楚稻耕民族的农事节令，后来荆楚蛮夷为了纪念他们视为神灵的屈原，在五月投汨罗江而亡，演变成一种祭祀习俗。
屈平，字原，后世常称为屈原，战国末期楚国丹阳（湖北秭归县）人，为楚武王熊统之子熊暇的后裔，据吴心源先生《屈原生卒年新考》及其补证，屈原的生卒年时间为：生于公元前355年（丙寅年），楚宣王十五年；卒于公元前277年（甲申年），顷襄王二十二（年），享年七十八岁。据此，按古法“丙辛之岁庚寅上”推断，屈原的出生日期应为苗历的正月庚寅日，生性刚烈不阿。为楚怀王熊槐（公元前328年至公元前296年在位）的左徒（左徒：楚国官职名，职权仅次于令尹之下）。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载：“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是司马迁对屈原的记载与评价。前贤后哲，多有评说，笔者不敢赘言。
在此单就“离骚”一词的含义，聊作他说。《离骚》是屈原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于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诗人鲜明的个性光辉，是楚文化发展的一个标志性杰出代表，也是湖相文化里精髓所在。屈原所处的时代是“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从大时代背景来说，做大夫的上官，想把屈原的政见凑章“消灭在萌芽状态”，可见上官的跋扈专横程度非同一般。遭流放的屈原，一首充满激情的政治抒情诗，是一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杰作。诗中的一些片断情节反映着当时的历史事实(如“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伤灵脩之数化”即指怀王在政治外交上和对屈原态度上的几次反覆)。但表现上完全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方法：不仅运用了神话、传说材料，也大量运用了比兴手法，以花草、禽鸟寄托情意，“以情为里，以物为表，抑郁沉怨”。而诗人采用的比喻象征中对喻体的调遣，又基于传统文化的底蕴，因而总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只得用很隐晦的苗语“离骚”来做诗章的标题，以规避当权馋官对自己进行加害。东部苗语把汉语中的“理想、见解、感悟”等都通称为“Lis songb”，在具体的语境里有具体的指代。现在苗语还把“打官司、诉讼”称为“Bud lis songb”（濮理松）；把不懂得礼仪教数称为“Jib mes lis songb”( 几麦理松)。“离骚”一词，与忧伤离别的意思没有太多的联系，用“忧伤离别”来注解《离骚》的标题含义，似是而非。
三、巫文化
巫文化，抑或是巫傩文化，伴随着我们祖先由蒙昧逐步向所谓“现代文明”进化漫长历史进程。据著名民俗学家，文化人类学家林河（本名李鸣高）先生说：“中国的‘野性文化’大约可以分为无神论文化和有神论量大时期。”作为人类有神论文化始祖的巫傩文化，“可以分为初级阶段（万物有灵论阶段）、中级阶段（图腾崇拜阶段）、高级阶段（傩崇拜阶段）三个发展时期”，①。我们的老祖先在后来造字的时候，“巫”字便是一个人或者人群手足舞蹈的象形。巫：《说文》：“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诸神也。象人，两襄舞形”。《世本》：“巫始作巫”。《楚语》：“古者，民之精爽不携二者。能齐中正，其知上下比义，其圣，能广远，宣朗。其明，能光照其聪”。
据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证明，楚国属于巫文化核心地域，《史记·屈原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后因馋官进言而降为三闾（三闾大夫：楚国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的赋闲之官职，闾，门，引申为姓氏家族，三闾，即三姓家族）。作为掌管楚国三家豪门望族事务的官职，祭祀，或者掌管祭祀事务，是屈原的“本职工作”，作为一个文化学识渊博之士，精通祭祀文化，无可厚非，而且是处在巫傩文化盛行，并且深植于当时政治生态、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春秋末期，以巫傩祭祀里鬼鬼神神来借喻自己文章的所指，是顺理成章之事。
《九歌》是包含巫傩祭祀痕迹很重的篇章，据考，“东皇太一”即伏羲，是苗族口传历史中的人类始祖，是巫教创始者，苗族祭司(芭黛熋)每当开始进行祭祀还未诵经时，都大吼三声“嗷嚎嚎!”,其意为，告知伏羲老祖，弟子开始作法祭祀了，请您降临神坛，保佑弟子作法祭祀顺利。传说，伏羲之父为盘瓠（神犬），后被伏羲缢死（荆楚五溪地域乡俗，对于狗，是不可以用刀砍茅刺的，而是在狗不注意的时候，用绳之套在狗的颈部，吊在高处而死）。后来，为了赎罪，伏羲创立了巫教。巫教是故事源自天地洪荒年远古时代的“齐天洪水”传说，湘西苗族的历史传说《古老话》中，远古的时候，管理上天的是“仡索”（即雷公ghed songb），与管地的“仡本”ghed benb矛盾激化，仡索想加害仡本，反而被仡本擒到，被关在铁笼子里，仡索在仡本外出时骗得水种与火种，打开铁笼子逃回天庭，滔天洪水湮灭了大地上的万物，唯有傩公傩母两兄妹幸免于难，为了人类的繁衍，自相婚配，成为人类始祖。“芭黛熋”的口述如下：“说起当日楚民事，水有源头树有根。男女相传于世上，太古天下本无人。禽兽横行无统系，四面八方没有人。天上仡松（ghed songb）管世界，地上仡本（ghed benb）管乾坤…哥哥见妹身回转，赶忙追跑往前行。抱着小妹无话语，青天白日结成婚。从此兄妹为婚配，天成二美一双人。成婚一年生一子，二年三载连连生。世代繁衍年久远，黄河流域尽是人。百家根姓自此起，分成部落创乾坤。后世子孙多发达，二皇就是原始人。二皇真是原始祖，从此尊信这堂神。凡间之人来供养，你啊念秋后敬为尊。”
湘西苗族的“芭袋熋”进行祭祀时的口诵经文：“说起”。“……皇王来时路途远，有劳圣驾降傩坛……芭傩帕傩周遭领，傩排启君领杯巡……”。屈原在《大司命》把男巫在进行祭祀舞蹈时场景，历历在目的展现：“灵衣兮被被，玉佩兮陆离。壹阴兮壹阳，众莫知兮余所为。”此节大意即，男巫的神衣（如当今所见袈裟、道袍一类的“法衣”）啊，随着男巫的舞蹈而随风飘扬；神衣上的玉质配饰，在灯火的照耀下，光怪陆离的闪耀。掷出的筶子呀是顺筶（巫师卜筮时，手中掷出的筶子，在地面是壹阴壹阳者，为顺筶，意为圣灵已经应承了祈祷者的愿望），周围那么多的人啊，不知道我的所作所为是代表什么？湘西的乡下坊间还很盛行的“芭黛熋”祭祀还愿巫傩仪式，大体还保存着2000多年前的荆楚巫傩遗风。注释：①林河著《中国巫傩史》，花城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23页。
小学的时候，老师就讲过:端午是纪念屈原的，但是“端午”一词的初始含义，又有几人知之？很明显，端午和春节一样，都是历法纪念日；不同的是：一个是中间段，一个是末尾段而已。
圣诞节、元旦节、万圣节、鬼节、社火...都是春节（或者春节前的除夕）[1]。当时一年只有十个月，用10个天干表示，五月五日正好是“重阳”，是上古年夏至节。端午就是正午，现在的正午表示一天的中间段，而当时的正午表示一年的中间段。
我知道纪念孙中山的道路和建筑有：中山路、中山门、中山公园.......既然端午节是纪念屈原的，为什么不叫“屈原节”，非要叫“端午节”呢？既然江南赛龙舟是纪念屈原的，为什么不叫“屈原舟”呢？还有，大家都知道屈原怎么死的把？他是自杀的，对把，根据心理学，他自杀时为什么和正好是五月五日呢？为什么正好是端午节呢？
很显然是屈原特意挑选一个“佳节”、一个另人郁闷的日子而投江的。所以，一个战国时期的屈原，客观上是没有中国的历法早了，中国社会建立之初黄帝和唐尧时期就有历法了。《尚书》中记载的很清晰。因此，常识不一定是真理，真理是需要推敲的。水落下的时候，石头是可以露出来的。因此，端午节的设立，不可能是为了纪念屈原的，而是上古历法重一个不可忽视的纪念日，是上古年夏至节；相反，屈原投江，是选择了一个别人开心，自己郁闷的端午节了段自己的。那天一个猪不小心在端午节那天掉进水里淹死了，主人因为心疼，也可以在端午节这天纪念他的猪，难道你会认为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一个失足的小猪而建立的吗？哈哈，然后发表信息说：“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一个失足的小猪。”可笑不？屈原午月午日投江警示后人，他就是选择一个特殊的日子，也就是说日期选择于选择屈，但是愚蠢人误以为是日子选择了屈原。
午月午日，根据古文字应该是5月5日。后来一年10分废除了变成了一年12月了，就是“黄道十二宫”。原先的５月就推迟了。5除以10；约等于7除以12。所以，后来民间又传午月午日，不是古文字意义上的5月5日，而是7月7日了。最早地球没有黄赤夹角，“黄道十二宫”是对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划分。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1年，除以-12，=月，这种起源较晚的划分就是地支。在地支发明以前，地球上还有一种更古老的划分，就是“黄道十宫”，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1年，除以-10，=月；每月分别用天干表示：1甲、2乙、3丙、4丁、5戊...戊与午音同，排名第五，音也同五。所以，综合的讲，戊=午=五。午月就是五月，端午是重五，当时九崇拜尚未建立，以五崇拜为主，五为阳数，也为极数。重五，就是重阳（可参考逸空2001年3月拙文《数字的历程》）。
最早一年也没有10个月那么多，而是一年四个分期，叫四季：夏至、秋分、春分、冬至四个点，就是上古的四方。古书上最早的关于月份的传说是大洪水之后的“四季分”，而不是说“十月分”、或“十二月分”，说明当时（大洪水刚过）还没有月的概念。四季的四个点相连，就形成分割线，分割线对地球黄道的划分就是比我刚才说的“黄道十干（宫）”还早的“四像分野”。因此，《老子》等书上说“太极生两翼（仪），两翼（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实都是历法观念。古代最神圣的理功学术，莫过于天文和历法。
所谓“太极”是指整个地球；“太极”生的“两翼”是指地球分昼夜两个阴阳； “两翼”生的“四象”是对地球的黄道的再分割，就是夏至、秋分、春分、冬至四个点相连形成分的“四像分野”；当时的时间就是《尚书-尧典》中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个人测定的。当时《尚书-尧典》中没有十二地支的认识，用其中的两支乘以二，来表示“四象”。 “四象”就是一昼夜分四个时间段。也就是说当时的一个“小时”是现在的一个“小时”的24除以4倍，等于8倍[2]。后来，由于人们工作效率提高的要求，对时间的划分要求更高了。大约大禹治水以后，对“四象分野”进行二次分割，于是产生了一昼夜（即赤道一周）的“八分”，就是所谓的“八卦” ，而对黄道一周的“八分”也叫“八卦”。一个是“地支八卦”，一个是“天干八卦”；卦：音同瓜，瓜分一词时常并称，卦：分也。所以说“四象分八卦”。夏历不知道是大禹的哪个子孙制定的，夏历完善的时候，将“四象”除以三，等于“十二”。此时，完善的“十二地支”产生了。于是有，一昼夜（赤道一周，地球自转一周）十二个时辰。
为什么会有十二大支呢？因为十二大支是对黄道的划分，即地球公转一周，分12个阶段，也就是一年十二个月。后来有根据月份的先后，农业的需要和动物的活动，以及动物与气候、与人类的关系，将对黄道划分的十二大支，分别与十二个动物相联系，于是产生了生肖[3]。
曾经一定历史时期内，天干的名称专门用来“分天”的，“分天”就是分黄道，分地球公转；
地支的名称专门用来“分地”的，“分地”就是分赤道，分地球自转。但是要注意的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天干地支” 的概念是不同的。（来源：）注释：[1]可参考逸空拙著《面面具道》，8万字，至16日初作，9月19日至10月20日扩充。[2]可参考逸空拙著《地月神话》，13万字，2004年11月作。[2]可参考逸空拙文《》、《》，日。
摘要：本文首先通过对于端午节多个名称的释义，通过对端午节俗的主要民俗活动的历史演变的回顾，说明端午是一个深深地扎根于中国固有的文化和历史的重要节日，是一个全民参与、内涵丰富的节日。然后，借助“认同文化”的概念阐发了复兴端午节俗对于我们的时代意义，并分析了我们利用现代物质条件、城市空间恢复龙舟运动的可能性和国家给端午节设立假期的必要性。
正文：端午节在性质上是一个保证人们顺利适应自然节律变化的卫生保健节日，同时也是一个被用以彰显伟大诗人屈原的品格的纪念性节日。端午节是一个深深地扎根于中国固有的文化和历史的重要节日。它起源于中国，从汉、魏以来就盛行于大江南北，后来又传播到亚洲的多个国家，如越南、朝鲜、韩国、日本。端午节俗活动不仅应该看做中华文明的若干要素的荟萃，而且应该看做亚洲传统的一个标志。
端午节对于现在的很多城里人来说只是一个吃粽子的日子，而它本来却是一个全民参与、活动项目众多、内含极其丰富的重要节期。最近，韩国对端午节日文化的保护和利用激发了我们对于自己的民族节日习俗的自觉意识。我们在梳理我国历史悠久的端午民俗活动的过程之中认识到，传统的端午民俗对于我们今天的民族文化建设仍然具有宝贵的价值。
一、端午节的各种名称及其含义
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重午节、五月节、天中节、浴兰节、蒲节、女儿节等。“端午”之名源于中国先秦就已经成熟的关于天文历法的科学体系。端午节本是午月午日节，有时还突出它的正时是在午时，所以也叫重午节：午月为斗柄指午之月，即农历五月；午日即农历五月十二支纪日的第一个午日。据黄石考证，自先秦至两汉，端午的日子每年变动，随干支纪日而定在五月的第一个午日，端午之名由此而生，即五月的第一个午日之谓；大约魏晋以后，由于用干支表示的节日不便记忆，形成代之以数字日期的趋势。于是，上巳定在三月三日，端午定在五月五日，而端“五”大约也在此时起来代替较古的端“午”①，后来端午一般就固定在五月初五日。
端午节在许多地方又称为端阳节。可是，从起源来说，端阳节应该是源于夏至②。端阳者，阳气之端点也。这就是说，端阳是阳气盛极，阴气即将回升之义，这个转折点就是夏至。夏至是一年阳气最盛、白天最长的一天。夏至日是中气（一般在中旬），但是，阴历日期并不固定，我们推测民间把它转换为端阳节来过，节庆固定在五月十五。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端午节和夏至节并行于世，同时，两者的习俗逐渐合流。《太平御览》卷三十一引晋代周处《风土记》：“仲夏端午。端，初也。俗重五日与夏至同。先节一日又以菰叶裹黏米，以栗枣灰汁煮，令熟，节日啖。”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说：“夏至节日食粽。”从这两条文献可知，粽子本是夏至节的食物，却被初五的端午节借用。当端午节和夏至节的节俗没有根本差别的时候，民间出现了两种结果：其一，人们只在初五过节，月中、月末没有活动；其二，人们把本来意义上的端午节和夏至意义上的端阳节合成一个系列，把五月初五定为小端午（或小端阳），把五月十五（或五月二十五）定为大端午（或大端阳），各地、各户根据情况（如避开农忙、联村赛龙舟所需要的天数）选定一个端阳安排节俗活动。近世长江南北的许多地区把五月初五定为小端午（或小端阳），把五月十五定为大端午（或大端阳）；少数地区把五月二十五定为大端午①。在湖北长阳，初五称为头端阳，十五称为大端阳，二十五称为末端阳。这种大小端阳节的系统化是古端午和夏至的节俗混合之后用系列的方式重新整合的结果。如此一来，这个节被称为“五月节”就名副其实了。
端午节又称为天中节，其原因是此节的正时是午时，日在中天。黄石的研究认为，午在八卦上为离为火，太阳的威力走到午的方位才登峰造极，所以此节的每一时间层次都是午，定在午月午日午时，日在中天，阳气达到极点②。　
此外，端午节有时还称为浴兰节、蒲节、女儿节。浴兰节：吴自牧《梦粱录》说，“五日重五节，又曰浴兰令节。”因为古代有在这一日用兰草水沐浴的风习，所以这么称呼。五月又称蒲月，端五则称蒲节。这是因为五月菖蒲成熟，而端五又有悬蒲于门首、或以菖蒲浸制药酒饮用之俗。女儿节：明代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七记曰：“五月女儿节，系端午索，戴艾叶、五毒灵符。宛俗自五月初一至初五日，饰小闺女，尽态极妍。出嫁女亦各归宁，因呼为女儿节。”
二、端午节的起源和习俗
节日习俗通常都伴随着传说对它们的解释。关于端午节的起源，中国各地自古以来就流传着一些解释性的传说，其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端午节起源于屈原的说法。这个说法早在东汉末年就被记录下来了，《太平御览》卷三十一引东汉末应劭《风俗通》曰：“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瘟），亦因屈原。”这是说端午缠挂各种端午索的习俗起源于屈原。时代稍后的文字记录提到竞渡起源于屈原，如《北堂书钞》卷一三七引晋代葛洪《抱朴子》外篇佚文说：“屈原投汨罗之日，人并命舟楫以迎之，至今以为竞渡。或以水车为之，谓之飞凫；亦曰水马。州将士庶悉观临之。”再略微往后一点，南朝吴均《续齐谐记》提到粽子起源于屈原的传说：“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善。常年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当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遗风也。”古人也提到端午习俗的起源与其他历史人物的关系，如隋朝杜公瞻在为宗懔《荆楚岁时记》所作的注文中提到，曾经有竞渡起源于伍子胥、越王勾践等人的说法，但是在杜公瞻的时代，他对这些说法已经不知其详了。在民间的解释中，历史和民众选择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现代学术不再把传说当作对于节日风俗的解释，而是把传说当作节日风俗本身的一部分。现代专业学术训练的学者，力图从端午节的发生时间和风俗习惯的分析中科学地探讨端午节的真实起源。
“公共卫生说”是由江绍原先生在1926年提出来的③。江先生根据历代涉及竞渡的文献分析④，“五月划船”的风俗隐约保存着一种原始的形式：聘请巫师举行仪式，然后举火启船，船人顶佩厌胜之物，临赛掷桃符兵罐，忌讳船人与别人接触，最后“送标”、烧纸船。他进而推论，在魏晋南北朝的人把端午竞渡的起源归于屈原之前，人们集体把芜秽祸害集中起来，用船送往远处。“一岁不送，必有疾殃”。后来人口密度增加，因竞争而演变成竞渡。所以“竞渡本是一种用法术处理的公共卫生事业”⑤。
“祭龙说”由闻一多先生在1947年的“端午考”一文中作了申说。闻先生认为，一方面，端午节日的活动项目与龙有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端午习俗最初广泛流行的区域是吴越，这里恰是古代信奉龙图腾的地方。因此，这个节日发祥于古代吴越民族，是祭祀龙图腾的日子。简言之，端午节是一个龙的节日①：“古代吴越民族是以龙为图腾的，为表示他们‘龙子’的身份，藉以巩固本身的被保护权，所以有那断发文身的风俗。一年一度，就在今天，他们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图腾祭，将各种食物，装在竹筒，或裹在树叶里，一面往水里扔，献给图腾神吃，一面也自己吃。完了，还在急鼓声中（那时或许没有锣）划着那刻画成龙形的独木舟，在水上作竞渡的游戏，给图腾神，也给自己取乐……这便是最古端午节的意义。”②
“季节适应说”与上述主要从节日活动的古老因素进行追溯的思路有所不同，而是着眼于这个节日发生的时间点来研究。对这种观点进行论证的学者主要有陈久金、李亦园等先生③。中国古代非常重视“二至”（冬至、夏至）。每年的两个“至日”代表季节交替的重要节气。冬至是日长夜短的转变的开始，夏至是日短夜长的转变的开始，自然界（气候、植物生长等）的变化在这两个日子之后开始转折性的变化。冬至在中国一直都被视为重要节日，许多地方都有“冬至大于年”的说法。夏至也曾经被作为节来过，后来只是端午节的盛行，夏至作为节日的活动内容才被挪到端午节了。在这个季节，洪水频繁，于是有对龙、水神的信仰活动；蚊虫、疾病容易侵害人体，于是有法术的和中医药的方法被运用。为了适应这一至关重要的季节转化，人民创造性地把所能运用的一切知识和技术（既包括上古巫教和后世道教符箓厌胜之术，也包括科学的天文历法和中医药的知识）都调动起来，形成了端午节丰富多彩的民俗生活。端午节的习俗可以分作下列七项来介绍：
其一，广泛采用菖蒲、艾蒿。菖蒲、艾蒿长期被相信具有巫术和药用的双重价值，因此而生成一系列的习俗。艾蒿历来被制成艾人、天师艾、艾虎等厌胜之物。艾人早见于宗懔《荆楚岁时记》，该书记云：“五月五日，四民并蹋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天师指道教法师张（道）陵，是五斗米道的创始人，俗传他善于捉鬼降妖。吴自牧《梦粱录》记南宋行都杭州端午的天师艾说到，“以艾与百草缚成天师，悬于门额上，或悬虎头白泽。”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画天师》引《岁时杂记》说：宋代的端午节，京都的人们除画天师像贩卖外，又作泥塑的张天师像，以艾为须，以蒜作拳，置于门上，称“天师艾”。苏辙《学士院端五贴子·皇太妃阁》诗之三云：“太医争献天师艾，瑞雾常萦尧母门。”此外，更著名的是艾虎。艾虎有的是用艾枝艾叶编成的，有的则是布帛剪成的老虎上粘艾叶。陈元靓《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说：“端午以艾为虎形，至有如黑豆大者，或剪彩为小虎，粘艾叶以戴之。”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彩丝系虎》也谈到艾虎：“每至端阳，闺阁中之巧者，用绫罗制成小虎及粽子、葫芦、樱桃、桑葚之类，以彩线穿之，悬于钗头，或系于小儿之背。古诗云‘玉燕钗头艾虎轻’，即此意也。”
作为厌胜之物，艾制品通常是与蒲制品并用的，而尤以艾虎配蒲剑最为常见。《梦粱录·五月》记菖蒲厌胜物